关于中国古代时期的划分，已是仁智互见。我们拟基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1]中关于中国古代时期的划分标准，从远古、上古和中古三个阶段梳理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史，借此探索中国古代时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情况。

在旧石器时期，人们以农业、狩猎等为主要生活方式，尚无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概念；只有到了新石器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出现分离，那些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氏族定居下来，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如最早出现的浙江的河姆渡以及陕西的半坡等^[2]。

在远古时期的乡村社会里，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个体人等的发展都十分落后、低下，以至有人认为那是一种非常野蛮的、非文明时期^[3]10。远古时期的乡村社会主要表现为：(1) 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2) 物质资源(野生)虽然很丰富，但难以直接转化为生活资源；(3) 人们非常野蛮，缺乏文明的人文气息；(4) 人们“享受”着自由平等的生活。

中国上古时期(前2070-前221)，一个基于私有制的全新的统治阶级主导型社会已经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拥有权势的统治阶级所处的经济中心地区逐步独立出来，主要以剥削他人劳动而获得剩余价值，或在不平等的商业贸易中获利，而与之不同的是非经济核心区域，或称为“乡村”的地方，人们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即从事着笨重的体力生产劳动，甚至还吃不饱，穿不暖。

首先，从政治变化来看，原始社会末期，尧、舜为帝时期，虽然是一种氏族公社制，但是，由于王权殊荣的诱惑，在氏族内部或氏族之间的斗争也越演越烈，这在夏族禹氏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据说，禹也曾试图禅让给外族贤人伯益，但终因禹氏家族势力反对，禹之子启最终杀死伯益而继承王位。于此，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专权的统治阶级制度开始兴起。

其次，从乡村经济上看，上古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首次实现了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据说在神农氏时，“以石为兵”；黄帝时，“以玉为兵”；禹的时代，“以铜为兵”^[4]22。商代由于青铜农具的广泛使用，加速了井田制农业经济发展，以致六畜兴旺，除了食用外，牛马还被广泛使用于驾车、作战。西周沿用了商代的井田制，并辅之以亩制^[4]48。春秋时期，铁器牛耕的生产方式，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战国时期，虽然铁器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战乱四起，以致战国时期的整个经济状况也不尽如人意。

其三，在乡村治理形式上，上古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乡村治理制度。其中，乡里制度萌芽于夏商时期，其设有“六乡六遂”^[5]。西周时期初步确立了什伍之法，但此时，乡的层级高于州县的行政建制，遂的层级亦高于州县^[6]。春秋时期，继续沿用乡里制度，同时还出现了“邑，乡、党、邻、里”。战国时期，“郡县制”基本形成，将乡沉至县下，成为最基础的组织^[7]。可见，上古时期的乡村社会，已经确立了较为明细的管理层级。

其四，就乡村文化而言，上古时期，是中国文字广泛运用的时期。据考证，在远古末期就出现了图形文字，如大汶口文化。由于文字的出现，大大加速了西周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以至《诗经》记载的诗歌大多数都是创作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了各类私学，呈现百家争鸣之势。由于养士之风盛行，文学之士不断增加，其著书立说，上说下教，文化学术获得空前的发展。^[4]99

可见，上古早期阶段，是一种纯粹的奴隶制形式，其学在官府的制度，无形剥夺了处在乡村的平民百姓或长期为奴隶主干活的奴隶的受教育权利；自春秋起，逐渐向封建的小农经济转化，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大量生活在乡村的有志平民同样有了“自由”接受教育的机会。

中古时期(前221-1840) 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长期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百姓远离城市，构成了乡村社会的主要群体。

中古时期的乡村社会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征^[8]33-47：一是分散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秦王统一六国后，继续沿袭着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家庭拥有式的小农经济形式逐渐替代了土地国有式或大庄园式的生产形式。于是，国家通过各个地主代替管理土地，以征税的方式收缴国库。当然，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的经济模式，其分散到各个小农家庭。二是宗族式的乡村组织机制。正如韦伯所言，传统中国是“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同一地域生息劳作的家族依靠地缘关系组成村落共同体，构成以共同风俗习惯和规范为纽带的自治群体，这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9]。三是国家渗入乡村有一定限度。正是由于拥有国家权力的县官高踞于地方社会之上^[8]33-47，以致乡村社会几乎处于“自我控制”状态。乡村社会的这种自治形式，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经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中存在一定的限度。四是士绅在乡村扮演特殊角色。中央政府历来注重吸收地方上的有权有势的社会人物，作为管理乡村社会的同盟者，以致那些拥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士绅主动担起了管理地方民众的责任。因此，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依靠士绅主导的宗族自治。

前述可见，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历程复杂多变，其决定了中国古代时期乡村教育基本性质、形式和发展历程。

中国远古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为了生存不得不以采集、捕猎等最为原始的方式获取食物，渐渐地学会了群居，并采取群体捕猎行动。在这种群体活动中，人们学会了交流和传递经验，以至能更好地获取食物。可以说，此时，专门性的教育活动还未形成，只是一种简单的口耳相传式的生活化教育。直到远古末期，随着新的生产工具产生，出现了一些专门性的技术学习活动，如制作陶器和铜器等复杂性的技术活动。同时，新生产工具的使用，有了大量剩余劳动产品，于是一些年长者以及小孩就不用参加生产劳动。通常，年长者会将一群孩子集中起来，在照顾孩子安危的同时，传给孩子一些生活技能。这便是最初的乡村学校。这在夏商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汉代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时云：“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说明，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学校的萌芽^[3]34。

可以说，就现代意义的乡村概念而言，中国远古早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因为那时的原始人群还经常随采集和狩猎场地的变化而迁移不定，以至还没有与之对应的城市和中心的说法。到了远古晚期，出现了部分人群脱离农业活动，而长期处于社会的中心或城市区域，于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而此时的乡村教育主要是有关生产工具和生活技能方面的学习。当然，也涉及一些生活中饮食、穿戴以及居住等习惯方面的习得^[3]21-24。上古时期的夏商西周是完全的奴隶制时期，奴隶主阶级享有绝对的受教育权利，而奴隶是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当然，奴隶可在生产需要时接受一些简单的技术性知识，以及接受一些非正式的奴化思想的灌输。进入封建社会后，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一般农民百姓除了可以在租来的土地上自由种地外，也有了可以自由从事学习活动的权利。尤其是科举制度兴起以后，想借助于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平民比比皆是，出现了一大批寒窗苦读的有志青年。

“学在官府”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试图推行的贵族垄断式的教育行政行为。如奴隶社会里，只有奴隶主享有受教育的专利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的权力渐渐弱化，各方诸侯纷纷参与争霸行动，此时的王权已是名存实亡，加上常年战乱四起，国家根本无力顾及教育活动，但是各方诸侯为了在争权称霸中占据优势，又纷纷招揽贤士。这样一方面官学难办，另一方面养士之风盛行，以致学术下移，私学兴起。这时的私学自然成了乡村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然，私学的经费投入，大部分靠民间自己筹集，或由宗族承担，或由办学者自己承担，同时受教育者也缴纳一部分学费，共同支撑着私学的存在与发展^[10]。

从行政管理体制来看，古代时期，主要是一种小农经济形式，最低一级的行政管理大多设为县级，县以下的管理虽采用乡里或保甲形式，但几乎都是一种乡村自我控制的自治形式。然而，国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乡村社会的管理，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支持各乡里的士绅作为沟通国家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治管理的桥梁。因为各地方士绅有其特殊身份，大多是曾经有过官爵、功名，或当下比较富有，他们既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象征，具有一定的威望，又是国家的功臣，享有特殊的权利。自然，由他们来担任乡村社会的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则再适合不过了。以至于，历代乡村教育中士绅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既为乡村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也为国家输送了不少能人贤士。

在中国古代社会，自从国家开始向社会各界招揽能人贤士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学术下移，各方私学纷纷兴起，通过读书学习才能获取功名的教育观念植根于全民心中，正如孔子所言：“学而优则仕”。尤其是隋唐时期，确立了科举制度之后，通过自学，参加科举，以至改变命运，已成为乡村社会里人们的基本梦想。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里，对于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平民百姓来说，自学则是人们追求功名的主要途径。因此，可以说追求功名，激起了古代时期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致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直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夕，革命者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试图在中国建立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时期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外来势力侵入，致使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 乡村宗族问题变迁。宗族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乡村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由于宗族参与社会治理，其与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中国自夏朝确立以来长期沿用的宗法制度。近代时期，宗法制度同样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帝国列强纷纷入侵，自此中国乡村社会的安宁之日渐行渐远。这时各种反对声音愈演愈烈，大大加强了宗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由于宗族在乡村社会控制方面所具有的直接性、亲和性和封闭性特征，决定了其必然对封建儒家思想和封建纲常的积极维护，同时也对异端文化的摒弃与排斥^[11]。

(2) 乡村士绅问题变迁。近代社会，士绅继续发挥着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士绅作为一个地方权势力量，其角色、功能并未发生质的变化”^[12]。可见，士绅在近代乡村社会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清代的捐纳制度到了咸同时期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异途”士绅，他们不仅控制着乡村事务，还逐渐扩散到城市。当然，近代士绅不仅仅是简单的“绅-官”或“绅-商”式的流动，而是逐渐渗透到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有些士绅甚至流向了基层士兵。这种结构性流动最终导致整个士绅阶层走向消亡^[13]。

(3) 乡村权力机构变迁。清政府为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除了支持和鼓励士绅的合理存在外，还设立了“公局”。所谓“公局”，指清代团练的办事机构，也有说法是“团练公局”的简称。根据龙启瑞的《大冈埠团练公局记》记载，“至广西盗贼蜂起，各府州县官吏、荐绅先生，率其乡之所属，日从事于团练。而各村镇关市，始有公局之设”^[14]。有研究指出，“公局适应了清皇朝把统治延伸到县以下基层社会的需要，局绅和大多数乡村居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局的作用日益衰微。”^[12]可见，公局的存在，其代表政府在治理乡村社会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 乡村经济结构变迁。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变化源于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从外来入侵角度看，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为：一是由于外来商品的流入，导致中国传统小农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二是由于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促成了中国商品生产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三是出现了大批专门从事推销国外商品和收购中国土货的买卖商人；四是外国商人办起了现代企业，雇佣中国工人，造就了第一批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这些变化决定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复杂型社会经济。其次，就国内因素来看，尽管外来入侵致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被破坏，但经过长期实践所积淀起来的自然经济体系，本身就对外国商品的输入具有强大的抵抗力，以致近代自给自足式自然经济的瓦解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或许正是这种开放型社会经济的兴起，乡村社会中“地商”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高利贷经营模式在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5) 乡村文化制度变迁。近代时期，西方文化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形成中西文化对峙的局面，以至刺激了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封建经济和儒学教化的三角构架之势，最终导致民众实现极端排外和传统教会机构的几何增长^[11]。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是，新式学堂的兴起，令那些保守的封建士子和忠臣顺民甚为恐慌。尤其是宗族体系的民众认为，洋学堂必将诱惑孩子们崇洋媚外，因此不许孩子入洋学堂。在宗族体系里，明确主张反对新式学堂，而支持私塾学校，以致当时无经费、无教员^[15]的情况下，宗族用于发展教育的族田仍在不断壮大。如：“广东番禺沙湾留耕堂的族田康熙时达16 409亩，乾隆年间续增达31 676亩，民国九年竟达56 575亩”^[16]。

1919年5月4日，中国青年学生发起了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持续冲击，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乡村治理、乡村文化等都被卷入了这场革命当中。

(1) 乡村经济生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相当复杂，是多种经济形态的综合体。此时的乡村经济既有公有制成分，如国营经济；也有私有制成分，如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还有半社会主义成分，如合作社经济，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17]54-55。事实上，说它复杂，还远不止这些。从其经济区域来看，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区的复杂经济体系，也有国民党掌权区域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抗战时期，还有日战区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显然，如此复杂的乡村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一时期复杂的乡村生活。

(2) 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乡村社会的运作动脉，无论乡村治理水平的高与低，它都是维系乡村社会赖以持续下去的基本保障系统。然而，土地管理一直是封建地主阶级乃至整个近代时期的乡村社会十分专注的核心问题，以至土地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地价差距较大，自然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问题焦点在于乡村社会的整体衰落。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生活，已衰落至极。其中，教育等方面无一例外^[18]。此外，治理机构也是人们关注乡村社会治理问题的焦点。比如有学者指出，1930年代新桂系在广西大力加强基层建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设立村街民大会^[19]。尽管此时的村街民大会在根本上是为了传达一种官意，而非真正反映民情，但是它还是带有几分“民主化”的彩色，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的乡村经济形势，具有一定的近代化意义。因此，其反映的是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模式。

(3) 乡村文化。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新式教育已经运行多年，此时的乡村文化结构较传统乡村文化结构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里，城市在文化建设上较农村不存在太多优势，如有学者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别极小，甚至连印刷业都是城乡一体化的。^[20]然而，自从新式教育兴起以后，由于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了强烈冲击，以至整个乡村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近代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人才都极速向城市倾斜，从而导致乡村文化的衰减。

近代时期，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城市化发展已成趋势。与此同时，西方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引入，大大刺激了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在一些积极人士的推动下，新式教育在中国开始兴起。基于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时期的乡村教育自然也出现了诸多变化。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外来商品引入和一些中国土货的出口，商业贸易加速发展，以致中国传统社会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由于近代经济的逐渐集中，逐渐形成更多更大的近代化城市，自此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乡村社会里的诸多知识分子纷纷流向城市，导致乡村的文化结构的逐渐崩溃。更重要的是在帝国列强的控制下，各类新式学堂纷纷兴起。当然，这些新式学堂更多的是在城市，乡村社会里排外思想严重，为了抵制洋式教育，各种私塾学校在乡村快速兴起。因此，可以说，与城市相比，近代的乡村社会接受新式教育的途径和能力都要滞后些，近代的乡村教育中私塾学校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从乡村到城市，再到乡村”的传统文化模式，即古代时期的文化大多产生于乡村，流向城市，再回归乡村。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农村士绅为主导的领导精英向城市流动或日趋没落，乡村土豪劣绅势力日益增长，从而形成乡村文化及政治危机。^[21]自然，这种日益衰减的乡村文化对乡村教育造成了极大影响。一方面乡村文化的衰减意味着乡村知识分子的流失，这就直接影响了乡村教育的水平；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的崩溃，进一步加剧乡村人民对洋式学堂的抵制心理，这也是近代私塾学校广泛兴起的主要原因。

中国乡村的治理形式历来都是“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22]。即是说，县下一级的即使是正规学校也缺乏清政府的直接管理。因此，乡村教育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宗族群体肩上。当然，乡村社会少设新式学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乡村社会主要依赖中介力量参与管理，比如近代早期所设有的公局负责处理乡村事务；近代后期，设有“村街民大会”具体负责代理国家管理乡村事务；二是宗族式乡村社会发展，决定了乡村人民对外来洋式教育思想的抵制，从而加大了乡村宗族群体的凝聚力，以及他们对传统儒学思想的坚守，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私塾学校。

随着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城市化集中发展成为近代时期的一大显著特色。然而，这种城市化的集中发展，造成了城乡学堂的布局严重不均衡，即城市较多，而乡村社会很少。比如，1930年，上海、北平、青岛、威海、南京这5座大城市分别每一千平方公里设有小学幼稚园295.5所、124.2所、95.6所、95.0所、86.1所^[20]。而在1931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 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如此不均衡的布局，最终导致了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支配，换句话说，“教育成了城市的新专业”。

近代时期，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助长了新式教育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同时由于近代时期的新式学堂大多集中在县以上的中心城市，从而导致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突显了乡村教育的问题所在，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如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热心关注中国乡村教育的教育家，长期思考着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比较复杂，实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也经历了人民公社制的乡村管理过程，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其具体变化可概括如下：

(1) 乡村权力机构的变化。建国初期，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我国初步建起农业合作社式的乡村管理模式。如，1953年，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两个文件，要求在全国实行农村互助合作式管理^[23]。这在农业公有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24]。至此，实现了除农业合作之外的其他如工业等方面的合作。1982年，人民公社制度被取消^[24]，“乡”被重新确立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

(2) 乡村经济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由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本身暗藏惰性的管理政策，严重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政权组织权力极度膨胀，而经济组织功能逐渐萎缩，最终导致乡村公共领域缺失^[2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公有制度不仅没有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反而制约了乡村经济的活力^[26]。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更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3) 乡村文化制度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非常注重乡村文化建设。一些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经受过新思想改造过的“旧”知识分子以及通过教育培训机构培养出来的新生知识分子，在乡村社会发挥重要作用。1957年后，为了加强乡村建设，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为乡村社会增添了许多“特殊”的知识分子。一是被打为右派的“右派分子”被派到乡村去支持农村的建设活动，同时接受社会改造；二是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持乡村的建设，同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1962年至1966年有129万城镇知识分子被派到乡村去，而1967年至1976年则有1 64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三是积极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锻炼，同时还探索“赤脚医生”和“五七大学”学生以补充乡村文化人才的不足^[27]。

实践表明，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为中国列入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时乡村社会的具体变化如下：

(1) 乡村治理制度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进入及时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对内变革了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对外兴起了开放政策。此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由村民和自治组织负责管理本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事务^[22]。这样，土地承包给各个村民家庭，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大幅度提升。然而，为了应对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人民公社而导致的乡村社会在自在状态下可能存在的管理失范问题，一些地方农民自发组织成立了“村民委员会”。1982年我国宪法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28]

(2) 乡村文化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后，国家放宽了知青返城的条件，激起大批知青返城，于是乡村文化人才逐步衰减，尤其是90年代里，受市场经济刺激，加上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将大批乡村劳动力吹向了沿海开放地区，而且大批乡村知识分子也纷纷下海，造成乡村文化严重失衡。鉴于此，文化部于1998年11月26日发文指出：“搞好农村文化建设……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29]。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为了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3年，胡锦涛指出：“要注重解决农村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农村社会事业建设明显滞后的问题”^[30]。2005年，国家提出“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计划”^[27]。随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31]。这些政策措施，为我国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32]。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判定指标，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32]。这为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明了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向。目前，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尚存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条件普遍较差，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进度，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二是相关建设机制与体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三是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贫乏的地区，普遍存在着形式单一，建设内容层次较低等现象。^[33]这说明，我们还需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多下点真功夫。

现代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历史既复杂多变，也丰富多彩。然而，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变化，对现代时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

1958年中国乡村社会开始实施人民公社制。由于战争给中国乡村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害，以致建国后，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尽快恢复国民生产，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另一方也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尽快踏上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恨不得立马实现共产主义。于是，属于集体所有形式的人民公社制很快被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劳动人民所接受。实行人民公社制后，大家一起劳动，一起享福。此时，乡村社会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集体劳动上，人民关注的重心则是如何在集体劳动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的教育活动自然也赋予了集体生产劳动的意义，以至不仅乡村教育要为集体生产劳动服务，而且乡村教育也需要紧密融入到集体生产劳动中去。比如1958年，国务院发布指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34]。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乡村教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一度处于动乱之中，教育被迫中断，科学家被从实验室赶到农村去劳动”^[35]。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有涉及到教育振兴方面的论述(如：1968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文称：“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36])，但由于当时社会的一度失控，实际上已经造成中国乡村教育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状态，几乎落到一种断层的地步。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一些开放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在乡村社会里，一方面由于诸多乡村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另一方面很多新生一代知识青年不愿意深入农村，以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较日益发展的城市文化而言，乡村文化相对滞后得多。^[37]这便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系列文件以确保乡村社会的文化与教育快速发展。比如，1998年文化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和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细化了对乡村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在政治上对外多边交流，更是在思想上实现了对外开放。这使得中国无论是党政领导，还是人民大众，在认识上已经对外来科学文化知识有了客观合理的批判性接受；在发展形式上实现了国际化发展。显然，这种国际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者提出了多元多样化的发展要求。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再封闭自守，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而实现中国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的真正创新^[38]。正如，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39]。

为了大力发展乡村教育，自2005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让“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计划”、“特岗教师计划”和“免费师范生计划”等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深入农村从事文化与教育活动，从而为乡村教育增添了大量的新生力量。此外，国家还通过实施国培计划、省培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名师工作室等，为乡村教育造就大批优秀的教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