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观(1543-1603)，讳真可，晚号紫柏，门人称尊者，江苏吴江县人。达观五岁方能说话，但稍长则志向远大，正如其弟子陆符指出的：“师生有异征，雄猛不可羁绁。稍长，志益大”^{[1]卷421传35，p4395}。嘉靖三十八年(1559) 出家，四十一年从讲师受具足戒，四十五年出游天下，苦学佛法。万历元年抵达京师，交结名僧，切磋佛学，修养日进。此后四处交游，传经讲道。万历二十三年，其挚友德清因私创海印寺被诬陷发配广东雷州，达观得知后“力为白其枉”而奔波^{[2]卷40，p335}。二十七年，驻湖口的宦官李道横行霸道，南康太守吴宝秀对其行为极为痛恨，对其指令也多不配合，被李道以“抗旨匿税”弹劾入狱。达观闻此变故极为愤恨，遂再次入京，周旋于达官权宦之间，为营救吴宝秀及取消矿税而奔走呼吁。他在京的行为多为执政者不容，“门弟子皆知都下侧目师，相继奉书劝出”，无奈大师心中的三大愿望未能实现，所以他不愿意离开京师、避居山林。他说：“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3]卷14，p591-592}万历三十一年续妖书案发生，达观被牵连入狱，草草审讯后因受杖刑而圆寂于狱中。

达观是与憨山德清、莲池袾宏、藕益智旭齐名的明末四大名僧之一，与李贽并称为“二大教主”，他一生交游天下，四处弘法，以复兴佛教及救世为己任，不仅在宗教界和世俗中影响很大，而且在时人中声誉很高。其好友德清称其“入室缁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众”^{[4]卷首，p278}；士人朱国祯评价说：“和尚声满天下，诸贵人无不折节推重。”^[5]沈德符评价云：“其人自是异人，用能奔走天下，后来名宿如林，未有能及之者。”^{[6]卷27，p517}时人的评价无不表明，达观的赫赫声望来自于其交游广泛，并且与他交游的多是达官贵人。

续妖书案发生后，神宗下令全城大肆搜索。时“大狱兴，蔓延善类，中外震悚，道人亦以罣误下于理”^{[4]《紫柏老人圆中语录序》，p283}。该处的“道人”即为达观。据《东厂缉访妖书底簿》记载，达观于十二月初一日被锦衣卫西司房办事吴应斗在西山檀枳寺拿获，随即收押于锦衣卫候审^{[7]附录，p79}。而《紫柏老人圆中语录》收有达观所写“十一月二十九日达观被逮别潭柘寺偈”及“出潭柘示僧众偈”，表达了他被逮离开潭柘寺时的心境^[4]285。因后者是当事者的亲笔记录，故达观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被逮更为可信。

达观之被逮，与其高足沈令誉关系密切。沈令誉也是吴江人，以游医身份来往于官宦之间，是万历时期一名典型的山人。续妖书案发生之前，达观交游于京师，随从很多，沈令誉就是其中之一。其时令誉“以医游京师且久”^{[6]卷27，518-519}，因曾给礼部侍郎郭正域妾治病而出入郭正域处，时人多视其为郭正域门客。妖书事发后，首辅沈一贯等欲陷害郭正域、排挤次辅沈鲤，遂借机指使其党羽大肆搜捕与正域有关的人。沈令誉的被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关于沈令誉的被逮及初步审讯，《万历三十一年癸卯楚事妖书始末》有详细的记载，该书已被证明为御史康丕扬所做。^[8]沈令誉于二十四日被康丕扬手下中城兵马司指挥刘文藻所逮，随后刘文藻上《为地方事》，称沈令誉踪迹谲诡，行藏多异，又投拜奸僧达观为师。“达观不时入京，每在皇城左近与后宰门住，不知何为？但见山人、相公到即叩头，亦不知何故？”同时与沈令誉被逮的家人范芳也供称：“石林(十林，即沈令誉)时与士大夫交往，委和达观拜为师徒。”并透露出其踪迹：“达观向在后门桥上庵内，转移观音寺胡同观音寺住十九日，又到资福庵住几日，往檀柘寺去。”^{[9]《妖书志略》，p512}刘文藻一并呈上的还有捉拿沈令誉时在其家中搜出的达观的书札。后康丕扬依据刘文藻疏文，并以达观“书内言词事干不道”为由，上《奸党踪迹可疑，主仆供报未一》疏弹劾达观^{[10]卷5，p44}。

康丕扬所谓的达观“书内言词事不干道”是指达观指摘神宗毁海印寺之事。海印寺是德清在慈圣太后的资助下所建，后德清因寺庙产权所争惹上官司，最终获罪，被发配雷州，而海印寺也被神宗下令拆毁。^①对此，达观在书札中如是评论说：“海印寺系圣母敕建，今上听左右细臣不明远大之辈，为五六七百两银，一旦拆毁之，显然使大明圣主蒙不孝之名，亦显圣母‘夫不在不能从子’之失。嗟乎！堂堂大明世界中，有等大伤慈孝之根本乎？”^{[10]卷5，p44}康丕扬看后认为达观所言是“大逆不道，罪可胜诛”，要求神宗将他下厂卫拿获对审。^{[9]《妖书志略》，p512-513}对于达观书信中的言辞，利玛窦评论说：“还从几封信函中发现达观曾写过一些毁谤当今天子名誉的话。他在这些信里忘乎所以地指责皇帝，因为皇帝不赞成敬奉偶像，也没有对母亲克尽孝道，而这在中国人是几条最不名誉的罪行。所有这些都呈报给皇上，他下诏依法惩治毁谤者。”^[11]439显然，利玛窦也认为达观言语确实有些过分，有诋毁神宗名誉之嫌，因而疏上后神宗为之动怒，他下旨达观着厂卫缉事衙门严行缉捕。

① 关于这段公案，可参见戴继诚.憨山大师与海印寺.五台山研究，2004(4)：p16-18.

锦衣卫奉旨严布旗校前往橝枳寺将达观拿获后，神宗下令就“达观有无造捏奸书事情，着与沈令誉等一并审问”^{[9]《妖书志略》，p517}。达观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被逮下锦衣卫，遂于十二月初二日第一次受审。沈一贯的同党、在妖书中被提及的锦衣卫都督王之祯主审，在审问中，王之祯并未就妖书事讯问达观，而是问他“如何不在深山修行，缘何来京城中交结士夫、干预公事”？达观回答得很从容，也很简单，他说只是在西山暂住，心中原无别事^{[7]附录，p79}。在首次讯问中，王之祯就触及该狱的实质，即作为僧人的达观应潜心修行，而不是游走京城，参与政事。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王之祯一人的看法，而是当时很多官员的看法，他们对达观这种弘法方式，既困惑又反感。^①正因如此，沈德符在提及德清、达观二人罹祸时发出了僧人宜“匿迹山林”，远离“京师名利之场”的感叹。^{[6]卷27，p520}

① 关于达观的弘法方式，可参见陈永革.经世佛教与出世解脱：论晚明佛学复兴的困境及其反思.佛学研究，2002(10)：p121-139.

初三日达观再次被提审，王之祯就三事进行了讯问：一是讯问达观是否造作妖书，达观对此坚决否认；二是讯问达观与沈令誉的书信的内容是什么，达观承认在信中托牌子官阎鸾救德清之事是实，^②但至于“如何将穆宗皇帝称夫”，他说“止以五伦内所据写之”，并未有冒犯之意；三是讯问达观“来京所干何事”，达观回说“因化藏经，并修《高僧传》，续《传灯录》，因此来京暂住”^{[7]附录，p79}。应该说，达观在此所说基本属实。自万历二十三年德清被逮后，达观遂四处奔走相救，可谓不遗余力。万历二十七年，因救助南康太守吴宝秀入京，后达观就一直滞留京师刻印藏经、修《高僧传》及续《传灯录》。这期间，达观与慈圣太后及神宗的关系颇为密切，神宗对其打算印刻藏经很是支持，曾派使者送数千金予以资助，不过达观并未接受该资助。

② 关于德清遭贬谪，可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释道》，p520.

此次审讯结果表明，并未有证据显示达观与妖书有干系，而拷讯中达观就妖书事也极口称冤，王之祯遂上疏神宗，建议要么将达观与沈令誉一起交给厂卫研审，要么将达观另行处分。神宗阅览王之祯的建议后没有同意继续审问，而是下诏将达观交付法司定罪^{[12]卷391，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丁亥，p7374}。关于神宗之所以如此下诏，揆诸史料，笔者认为：一是与达观救助德清有直接关系。这由神宗回复王之祯的旨意可知：“妖书达观未有招承，辄敢不守清规，乞化于慈寿寺内，乃圣母发慈焚修处所，妄求看寺内官阎鸾商量救赦张本、德清而未敢行，但言辞夸大，便着拿送法司从重拟罪。”^{[9]《妖书志略》，p520-521}二是因为该审讯旨在妖书，此前达观被逮后神宗下令与沈令誉就妖书事合为一狱进行审理，如今达观既然与妖书无关，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与沈令誉合为一狱审理，所以神宗下令将其交法司定罪。

在达观被逮后，“王朝奉又缉获观音寺连发南僧正贤，正贤师戒山系达观弟子，因请并缉戒山”，得到首肯^{[12]卷391，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辛卯，p7378}。后河间府南皮县僧人月清被拿获，查得月清与达观交结，“专谈左道，煽惑人心。达观先曾写帖‘令清进佛牙，不得顾利害直进’等语”。又有在官僧人正诲，以说法为名到处招摇撞骗，“进京日与达观交结惑众”。鉴于此，巡视北城御史金忠士上奏《为奸僧盘据已久，群奸煽惑日甚等情》，乞敕法司对诸奸僧并审正罪。疏上后神宗看到达观与众僧交结惑众，恼怒不已，遂下旨将月清等送法司与达观一体拟罪^{[9]《妖书志略》，p534-535}。

十二月初五日达观从锦衣卫处移交到刑部，刑部于十一日对他进行了复审，并施以杖刑。史载，达观“传送刑部对如初，有郎官嫉师者同鞠，故令杖”^{[1]卷421传35，p4397}。达观写有“腊月十一日司审被杖偈”为证^{[4]《紫柏老人圆中语录》，p286}。十三日，刑部以“沈令誉、达观、贾(戒)山等以流棍游僧而潜住京师，交通煽惑”等由，要求神宗“相应严究，分别正法”^{[9]《妖书志略》，p542}，获准。十四日刑部根据神宗的旨意，对达观拟出罪状，达观闻知后写有“十四日闻拟罪偈”^{[4]《紫柏老人圆中语录》，p286}。十五日法司最终定罪。根据《刑部奏议》，刑部认为达观罪状有：一是所谓的前罪，即达观在京城各寺庙游住，奏造《高僧传》及《传灯录》、《续藏》等经，广开骗局；与徒弟沈令誉、戒山等相聚成群，“假捏说法，鼓动众人俱要叩首参礼，布施赀财无数”；以印造藏经为由骗得银两，“托徒戒山发与别卷王朝卿，在固安县买地二十顷，积有子粒二千余石”。二是续妖书案后的罪状，即达观营救德清一事。《刑部奏议》记载此事云：先年内官张本诈传诏旨，僧人德清私创庵观等不法事被耿一兰告发，最后山东司将张本拟斩，德清发广东充军。为解救张本、德清，达观写有一书，托沈令誉带给内官阎鸾，商量营救之事。根据以上罪状，刑部尚书萧大亨认为“达观假空门为骗局，托说法为奸媒，聚众结党，实繁有徒；鼓舌摇唇，恣行无忌。遂使承风参拜者比肩，希福舍财者接踵；高明为之荧惑，愚蠢听其指挥。酝酿祸端，败乱风教，有识共愤，圣世所必诛也”，遂以“达观所犯，合依左道乱正，集众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律绞”为由，向神宗建议将达观“秋后处决”^{[10]卷5，p43-45}，得到神宗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达观被康丕扬弹劾时的所指即达观救德清一事并未作为最终拟罪的依据，而是以其前罪，即以达观游住京师、聚众说法、布施敛财买地等为依据定罪。对此，达观的弟子陆符评论说：“狱词无可按，特以救清公书谓语连朝廷，欲引子骂父律，不果，竟拟坐左道”^{[1]卷421传35，p4397}。德清则认为这是“执政欲死师”^{[4]《达观大师塔铭》，p276}。二人的言辞都透露出该狱背后另有隐情。达观听闻后，坦然写有“十五日法司定罪说偈”，并说“世法如此，久住何为”，于十七日“端坐安然而逝”^[4]287、276。其弟子、时因在朝鲜战争期间抗旨反对和谈和册封丰臣秀吉而触怒神宗被系狱中的曹学程也指出达观“无疾坐化”^{[4]《紫柏老人圆中语录序》，p283}。不过，《刑部奏议》则记载达观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子时得患急症，吐痰起坐，至本日巳时病故”^{[10]卷5，p43}。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达观之死应该是审讯中受到拷打的结果，明人沈德符即指出，“紫柏自以狴犴法酷，示寂于狱”^{[6]卷27，p519}。

此后，刑部上疏题请“会官相埋”，神宗认为“达观倡左道而聚众，鼓邪法以惑人，妄诞不根，讪毁无忌，诚四民之巨蠹，而两观之首诛者也”，其“未伏宪典，先毙囹圄”，实在是万幸，遂同意刑部题请，将达观照例会官相埋^{[10]卷5，p46}。不过，达观的尸体并未立即被收葬，而是在死后“待命六日，坐风露中”^{[1]卷421传35，p4398}，尽显凄凉。对此，利玛窦如是评论到：“官员有令，他的尸体不得收葬。他们怀疑他只是装死，他可能施展了这样那样的鬼计逃脱”^[11]439。这从侧面反映出朝廷对达观本人的痛恨。在达观于狱中坐化后，萧大亨就月清、正诲“惑众诓财”、“首犯(达观)既正厥辜，余应未减”上疏，要求神宗严究，获准^{[12]卷392，万历三十二年正月甲戌，p7402}。至此，达观一狱因大师之死而得以结束。

达观作为名僧，在入狱审讯中，虽“以衰残历诸刑苦”^{[4]《万历甲辰中秋朔竺灵居士吴中彦彦先甫和南记》，p288}，但始终不旁及一语，显示出了大师的高风亮节。纵观达观一狱，从审讯过程及最后的具体罪状来看，可以说与妖书事毫无干系，但结果却以左道乱正定罪，其背后隐情，值得深究。戴继诚指出，达观被抓是一系列晚明政治、社会、思想即将发生转折的一个信号^[13]20。这提示我们，促成该狱的个中情由需要从晚明复杂的社会现实与政局中加以寻找。方志远指出，晚明政局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是山人群体壮大，他们以“飞语”推动舆论，以舆论左右决策，游戏政治成了晚明政局的重要特征；二是在士大夫的派系矛盾与斗争中，有人开始尝试通过缉捕、株连的方式来解决道义上的争执，尝试通过制造恐怖来对付社会舆论^[14]202。笔者认为，达观之死与这两种新的社会发展局势密切相关。

首先，达观之死与晚明以来执政者驱逐山人游客的策令有关。明朝嘉靖、万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时代，这一时代成就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山人”群体，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山人”运动，演绎了一段显现并影响中国近百年社会风貌的“山人”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晚明政局的纷纷扰扰。^[14]199晚明山人的生存方式与传统的山人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多四处“游食”，出入公门，干预政事。到了万历时期，山人群体不仅庞大，而且人员构成也极其多元，几乎包括了社会中的各个阶层：“既然社会各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山人运动，那么，无论士、农、工、商、僧、道、医、卜，或者游棍、小唱，乃至落职官员、潜逃胥吏、失意军官，凡以‘游食’的方式滞留在京师、边镇及各大斗市，周旋于朝野官民之间，以谋求经济利益，就被认为是山人或者是山人行径。”山人成为一个鱼目混珠、藏污纳垢的社会群体，其名声大坏，变得被人厌恶、遭人忌讳。更有甚者，很多山人“云集京师，散布‘飞语’，左右舆论，广泛参与乃至推动官场矛盾和斗争”，掀起了随意议论政事的风气，俨然成为当时政治的一大弊病，不仅让当时的“有识之士”感到困惑和反感，也使得最高统治者神宗十分头疼乃至痛恨。^[14]211

意识到云集京师、游走于官宦之间的山人游客给朝廷带来的困扰后，统治者随即展开了打击驱逐行动。万历十七年巡城御史陈汴上疏“请驱逐山人游客”^{[12]卷209，万历十七年三月辛未，p3925}。二十九年，朝廷专门下诏对“山人游客”加以驱逐：“近来风俗，专以私揭匿名，或虚捏他人姓名，阴谋巧计，无所不至。久不申饬，致令四方无籍棍徒、罢闲官吏、山人游客潜住京师，出入衙门，拨置指使，及左道邪术，异言异服，煽惑挟诈，是非颠倒，纪纲凌夷，甚为政蠹。今后缉事衙门，不时驱逐访拿。”^{[12]卷363，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己卯，p6803-6804}方志远认为该诏令“成为此后一切对山人游客进行口诛笔伐、量罪定刑的法律依据。大凡朝野发生与最高统治者相左的舆论、出现不利于庙堂的‘飞语’、‘妖书’，乃至对某些决策失误追究责任，均归罪于山人；大凡政治之间的相互攻讦，也总是以对方交结山人为说辞”^[14]212。

在二十九年诏令被奉为圭臬后，政府加大了对以“左道邪术”惑众之人的打击。三十年二月给事中张问达以“敢倡乱道，惑事诬民”弹劾李贽，致使李贽被逮下狱，最终自杀。此时以弘法救世为己任的达观正游走京师，其行为日益引起执政者的注意，在李贽被逮之后，康丕扬遂以“狡黠善变，工于笼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弹劾达观^{[12]卷370，万历三十年三月乙丑，p6926}。后因该疏被留中而作罢，但不容忽视的是，此时的达观已经成为执政者急于除去的眼中钉。三十一年续妖书案发生后，执政者自然认为妖书可能出自山人游客之手，康丕扬就上疏指出“他如山人、术士隐藏近地者，安知此书非出其手”，“更望亟行驱逐，以绝祸源”^{[9]《妖书志略》，p505}。神宗认可康丕扬的看法，“下令着法司严加申饬”，并令有关部门写出具体的应对建议上报。随后，萧大亨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覆康御史条陈疏》，针对康丕扬所奏“他如山人、术士、僧道、游食聚众煽惑亡命作奸者隐藏近地，安知今日奸书非出若辈之手，更望天语叮咛，批下臣工，亟行驱逐，则近地清而恶党散”，提出了具体建议。其中对山人游僧的建议为：“山人游客已经奉旨驱屏，但人情积玩，往往视为故常，合行五城兵马司严加搜逐。至于游方僧道踪迹无常，尤多奸宄，甚有聚众登坛谈经说法略无顾忌者，并应一体严逐，不许容留。每月终司坊官取具不违结状，呈部察核，如有仍前疎纵者，事发之日，容臣部及五城御史指名参治。”^[10]39-41后礼部在覆康丕扬疏时也奏请禁僧道，驱逐各寺观游士山人。建议上报后神宗下诏令悉依议行之。^{[12]卷390，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壬申，p7359}

正是在驱逐僧道的浪潮下，康丕扬借机参劾达观，神宗为之心动，同意将其缉拿审讯。达观被逮后，朝廷继续对僧人游客大加缉捕，特别是缉拿了一些跟达观关系密切的僧人如戒山、月清、正诲等，刑部认为这些僧人聚党惑众，而达观是其领袖，因而将达观以“左道”论死，其他僧人也相应受到严究和处治。从《刑部奏议》对达观所拟罪状及最后以左道定罪不难看出，神宗乃至朝廷对宣传异端思想、干预朝廷政事的僧人游客的厌恶与痛恨，正是达观被逮的政治背景与根本原因。

其次，达观是在当时派系矛盾与斗争中被株连的牺牲品。对于达观被卷入党争而入狱一事，后人多有认同和评述。钱谦益指出：“群小张罗钩党，推刃妖书，师于是弃幻有之躯，息清流之祸。”^{[7]《紫柏尊者别集序》，p55}这里的群小，当指的是以沈一贯为首的浙党，清流则指的是以郭正域为代表的正直人士。钱谦益意在表明，达观之死是沈一贯等人钩党蓄意陷害的结果。同时，钱谦益认为达观以牺牲自己而平息清流派人士之祸，也揭示出他与清流派正直人士的密切关系。

众所周知，续妖书案发生前后，正是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大肆培植党羽、极力排挤倾轧次辅沈鲤及原礼部侍郎郭正域的关键时期。沈一贯为人自私狭隘，见风使舵，对反对他的人多睚眦必报。郭正域则为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他虽为沈一贯的弟子，反而与沈鲤交好，并且政见与沈一贯相左，处处与其相抗争。沈一贯曾因郭正域议夺吕本谥号而更加痛恨郭正域，进而痛恨与正域交好的沈鲤，并伺机报复。值得指出的是，万历三十年三月李贽被逮、达观被弹劾，与沈一贯蓄谋排挤沈鲤有密切关系。至于沈一贯为何加害于李贽，周祖譔认为是为了阻止受诏而即将入京任次辅的沈鲤上任^[15]。此目的显然没有达到，后沈鲤于该年七月入阁，沈一贯等通过株连方式来打击沈鲤的意图未能得逞。而在三十一年发生的楚宗案中，沈一贯虽联合其党羽挤走郭正域，但沈鲤的地位并未受到动摇。不过，续妖书案的发生则为沈一贯等人进一步打击沈鲤和郭正域提供了契机。于是他们故伎重演：康丕扬上疏再次弹劾达观，并逐捕其弟子沈令誉，意图连及郭正域^{[6]卷27，p519}。

问题是，达观与郭正域、沈鲤并不相识，续妖书案发后，沈鲤在给神宗的疏辩中就坦称“达观、贾(戒)山等俱不知为谁”^{[12]卷390，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辛巳，p7366}。那么，沈一贯为何要再次利用达观倾轧郭正域和沈鲤呢？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沈一贯等人意在利用达观曾因在南京弘法被郭正域驱逐之事大做文章，从而达到陷害郭正域的目的。其依据是文秉《先拨始志》卷上之记载：“四明(沈一贯)欲借此以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归德(沈鲤)。御史康丕扬疏参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俱捕逮下狱。达观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崇奉，与金沙于玉立诸公善。令誉等咸归座下，称方内弟子。江夏为南少宗伯，榜示驱逐……丕扬等拟借此以兴大狱，波累诸公，且以江夏榜逐故，意达观必藉此纾恨也。”^{[16]卷上，p593}笔者认为，这一论说有点牵强，这可由达观本人的秉性及他在狱中的表现得到证明；此外王启元认为文秉所说郭正域驱赶达观之事不准确，或脱胎于郭正域曾驱高僧雪浪洪恩的传说，而将达观与之混淆^{[17]p34，注释6}。值得注意的是，文秉此处也揭示出进一步的信息，即达观与沈令誉、于玉立关系密切，而沈、于二人正是该狱的关键所在，因为这二人同时又与郭正域、沈鲤关系密切。

关于达观、郭正域、沈令誉和于玉立四人间的关系，陆符在《达观大师传略》中有明确的揭示：即于玉立与沈令誉皆为达观的弟子，而于玉立与郭正域交好，沈令誉以医游公卿间，尤与郭正域最善。沈一贯正是看中了这层关系，于是趁妖书事发，逮沈令誉，连及于玉立、郭正域，并连及达观^{[1]卷421传35，p4397}。至于沈一贯为何要打击这些人，沈德符则进一步揭示到：“紫柏老人，气盖一世，能于机锋笼罩豪杰，于士大夫中最赏冯开之祭酒、于中甫比部，于即冯礼闱弟子也。紫柏既北游，适有吴江人沈令誉者，亦其高足也，以医游京师且久。值癸卯秋，中甫以故官起家至京师，次揆沈归德为于乡试座师，其时与首揆沈四明正水火，而于于师门最厚。时太仓王吏部冏伯，与于同门，日夕出入次揆之门，四明已侧目矣。会江夏郭宗伯以楚事劾首揆待命，郭与于同年中莫逆，于之召起，王、郭俱有力焉，因相与过从无间，首揆亦不乐。沈令誉因王、于之交，亦得于郭宗伯往还，每众中大言以市重。”^{[6]卷27，p518-519}此处沈德符不仅指出沈鲤是于玉立(中甫)的乡试座师，王士骐(冏伯)是于玉立同门，也是沈鲤的弟子，于玉立起官得力于王士骐和郭正域的帮助，沈令誉充当着郭正域、王士骐、于玉立乃至达观等人之间书信来往的使客；而且还揭示出沈一贯对这群人结成的紧密关系极为不满。

那么，沈一贯为何痛恨沈鲤、郭正域等人？笔者认为，一是这些人与沈一贯政见相左，是沈一贯的政敌。沈鲤、郭正域与沈一贯处处为敌已如前述。于玉立在任郎中期间曾上万言疏，“语稍侵正辅”，被沈一贯视为“刽子手”^{[9]疏附，p379}。后当于玉立补官到京后，沈一贯本欲收为己用，不得，沈一贯遂对于玉立更为痛恨。^[18]王士骐则因写有《晋录》，以议论诸葛武侯影射沈一贯，遂为沈一贯所恶^{[19]卷4，p86}。达观和沈令誉作为“山人”，以游僧、游医身份干预政事的行为和方式，更是让沈一贯深恶痛绝。二是这些人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而东林则是以沈一贯为首的浙党的天然政敌。戴继诚就专门探讨过紫柏大师与东林党人的关系。他指出，达观与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如邹元标、缪仲淳、于玉立等来往密切，且后两者是大师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大师与东林之间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14]2。而郭正域、沈鲤、王士骐、沈令誉等人也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续妖书案中被牵连的于玉立不仅是东林党的要角和干将，还是加强郭正域、沈鲤、达观等与东林党联系的中间人。他不仅在楚宗案中是替东林声援郭正域、进行活动的主要人物^[20]116；而且在续妖书案中更是直接出面维护郭正域，在面对“康丕扬辈欲以妖书陷郭正域”时，他不仅“独左右之”，还“尝周旋于归德”^[20]116。东林党与清流派之间的交结与援助，更是激起了沈一贯打击这些人的强烈欲望。

如前所述，续妖书案的发生为沈一贯打击郭正域等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如何将其一网打尽，沈一贯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续妖书案发生后，沈一贯等指使校尉将郭正域家仆捉拿审讯外，还对与郭正域来往密切的人加以关注。在侦查中康丕扬发现出入郭正域家的医生沈令誉形迹可疑，遂将其缉获，为进一步罗织打好了基础。后康丕扬发现沈令誉与郭正域来往密切，同时刘文藻又在沈令誉家搜得达观书札以及于玉立起官书札，^①沈一贯认为郭正域等人结党营私证据确凿，康丕扬遂上《奸党踪迹可疑，主仆供报不一》，并将达观书札等上呈给神宗，使得神宗开始怀疑这群人的动机：“适妖书事起，巡城御史康丕扬捕令誉，搜其寓，尽得紫柏、王、于二公手书，入呈御览，上始疑臣下与游客交结，并疑江夏矣”^{[6]卷27，p519}。在康丕扬疏上之后，沈一贯的另一党徒刑科给事中钱梦皋上有《为奸党蓄谋甚毒，奸书飚发有因，冒死披陈，仰候宸断，以绝祸本事》，构造了郭正域等人合谋造作奸书的情由及行动：“臣惟世必有奸党而后有奸书，此理甚明。奸党不除而欲得奸书之人，此必无之理。……彼正域者，方将飞扬跋扈而况加之怨乎，此奸书所遗者。而今复主使胡化为弥天之网耳，且正域虽去国而其兄郭正位尚怡然此中，为奸党渊薮，力可通神，奸能使鬼。其党或捐千金、或二千金、或三千金，使沈令誉、达观、贾山遍行贿于中外”^{[9]《妖书志略》，p514}。该疏上后，神宗“心惕然不已”，鉴于“昨御史康丕扬亦言之”，他遂下令“郭正域着在籍听勘，法司还立限与他”，“其后刑部覆疏，而严勘江夏，闲住郭正位，会鞠沈令誉皆起于此”^{[19]卷7，p182}，沈一贯等人的企图得逞。

① 关于于玉立起官一事，可见杨向艳：《开罗织之端：万历朝续妖书案之周嘉庆狱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当然，沈一贯等人在罗织罪名倾陷打击郭正域、达观等人的同时，也有出于为同党摆脱困境、加强自身力量的意图。续妖书案发生之时，康丕扬有被外传的可能，为避免外传，他听人建言，遂借助弹劾达观为己解围：“又御史康丕扬，时有外传消息，有与丕扬相厚近侍贾忠贞时在文书房捧砚，该班遂密透信于康，著速寻件耸动圣心的事入告，庶几可免。康计无所出，遂藉妖书参僧人达观，将观书札中拈有可罪句字，捏砌入告，疑妖书出其手也”^[21]。而钱梦皋上疏参说郭正域等人钩党，牵连进达观也有帮助康丕扬摆脱困境的意图：“钱给事之扫门无行，人人能唾之。然其坐郭宗伯以危法，亦自有因。府同知吴化者楚人，乃去任，侍郎郭正域之乡同年也，时以听勘在京，适妖书事起，伏阙上疏，谓妖书出自新选教官阮明卿之笔。阮蜀人，又科臣钱梦皋之密戚也。钱不能甘，乃抗疏直谓妖书出于郭正域。郭为次辅衣钵门徒，而流医沈令誉为正域门下食客，相举构造此事。又因沈令誉串入达观，以助康丕扬。”^{[6]卷12，p237}

对于沈一贯来说，在续妖书案中虽未能将沈鲤排挤出内阁，但还是借机将与自己政见相左之人给予不同程度的重创：达观在狱中死于杖刑，沈令誉则被流放边塞，于玉立和王士骐被革职为民、永不推用。从这个层面来讲，沈一贯可谓是此次斗争的胜利者。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东林党也在“妖书案发生后，以维护郭正域、沈鲤等朝中正人，驱逐沈一贯及依附他的奸邪为发端，再次有计划地介入朝廷的政争”^[20]123。此后，东林与浙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或许是沈一贯始料不及的。

最后，达观还是内廷斗争的牺牲品。史载：达观被逮后，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曾“令内阉传谕法司云：‘达观，高僧也，偶被诬累，毋等他囚’”^{[17]卷上，p593}。不过，法司并未按慈圣皇太后的吩咐办，而是很快依据神宗的指示给达观拟定了左道罪名，秋后处决。慈圣与神宗为何在对待达观一事上态度如此不同，这种不同态度后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深究。

由前文可知，达观公然营救德清和张本是其被定罪的依据之一。那么，达观为何要救德清和张本？又为何因营救德清和张本获罪？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德清和张本因何被逮，这是透视达观之狱的关键所在。

德清和张本被逮的经过，沈德符记载云：“憨山大师名德清……北游至山东莱州即墨县之大牢山，有一废兰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渐成大丛林。大珰辈慕之，争往顶礼。时慈圣太后宫近幸张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内出全藏经赐之，时分赐者不止劳山一处，张本遂填海印寺给予，一时缁素俱艳妒之。适即墨有无赖羽人耿义兰者，诡云其地曾为道院故址，今宜复归黄冠，其意不过需索金帛耳。憨既不酬，且诟辱之。义兰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宫故名，自称道童。上大怒，命缇骑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无算，尽夷其居室。憨系狱良久，后始谪发粤中充戍，而张本者至以诈传懿旨论死”^{[6]卷27，p520}。从该记载可知，张本是慈圣的内侍，也尊信佛教，在德清建成海印寺后，他代慈圣将大藏经一部赐给海印寺，后道士耿义兰与德清争寺址产权而起纠纷，耿义兰告到朝廷，德清遂被逮至京，张本也因诈传懿旨而被逮。关于德清被逮原因，沈德符认为与内廷有关：“盖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宫闱，必震怒不解，加等大创，此乙未年(万历二十三年)事也。”^{[6]卷27，p520}德清在自序年谱中也提及自己罹祸之因：“先是上惜财，素恶内使，以佛事请用太烦。时内庭偶以他故触圣怒，将及圣母，左右大臣危之。适内权贵有忌送经使者，欲死之，因乘之以发难”^{[2]卷40，p334}。由沈德符上述的记载可知，此处德清所谓的送经使者即为张本。德清在此提到两层互为因果的原因：一是因神宗惜财，对太后频繁施财支持佛事很反感；二是因内廷之人偶然触怒了神宗，牵连到太后身边的人，这人又恰恰因为送经与德清往来密切，于是朝中宦官权贵等借机发难，神宗则站在了发难者的一边，惩处了德清。显然，德清的看法与沈德符比较接近，也认为自己罹祸是内廷斗争波及的结果，并且其言语之间还隐含着神宗与太后在崇佛之事上的不和。^[20]50

其弟子福征则将德清罹祸之因归结到更具体的层面，即与慈圣太后和神宗为立储之争有关。在他所做的《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卷上中，福征指出：“乙未之年，皇太子生十四岁矣，而储位未定，廷议纷纷。圣母意在泰昌，议主立长。皇上意在福王，议主立贵。内廷近侍，左袒郑贵妃者十九。外廷权贵，因之附和，动摇国本。于是调停其间者，主三王并封之说。而挺持如张相国洪阳位、王相国家屏、邹给谏南皋元标、高仪部景逸攀龙者，不过数人。时泰昌复多疾恙。东宫储贰，未眷皇心。正在屼嵲觭角之际。议者谓台山祈嗣，慈寿保嗣，以出世人干系国祚大事，甚为憨祖危之。初缘一在武当，一在五台。故圣母终为台山，皇上终为武当。内外奸人，窥伺皇上一时喜怒，遂令东厂役假扮道士，影响借衅，以倾和尚”^[22]。福征认为德清的被逮，源于五台祈储事件。德清被逮的二十三年，正值“三王并封”事件后，“国本之争”正趋白热化。“内外奸人”为阿附神宗和郑贵妃，乘机合谋，以五台祈储往事向神宗拨弄，倾陷德清^[20]52。不仅如此，福征在《德清年谱自叙实录》中还对德清的“春秋”笔法进行了阐释，梁绍杰在博士论文中对其有详实的考察。通过研究，梁先生指出，福征《年谱疏》的写作目的无外乎是在强调：在立储一事上，神宗与慈圣母子意见相左；德清在《年谱》中以曲笔表示赞成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因此而触忌；德清在《年谱》中一再表明孝忠慈圣，对神宗表示不满^[20]54。总之，在福征看来，德清之狱说到底是因为他在立储立场上与慈圣一致所导致。

那么，德清之祸与“国本”之争有无关系？笔者认为有一定关系。笔者检阅德清所著的《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发现有多处涉及与慈圣及“国本”有关的记载。如德清记载说，万历九年参与慈圣祈储的法会，十年八月皇太子出生^{[2]卷39，p299、330}。二十六年春正月，“时侍御樊公友轩(樊玉衡)以建储议，谪戍雷州”，二人相会于五羊^{[2]卷40，p336}。虽然德清的自序年谱是后来所做，研究者认为在立储上不免有附会的地方，但笔者认为其记载也恰恰反证了德清在立储上与慈圣太后的确立场一致，属于支持立朱常洛的一方，否则德清也不会在自序年谱中一再提及“国本”之事，福征更不会无缘无故地认为德清因在立储上与慈圣立场一致而获罪。

探讨完德清被逮的原因，我们再来探讨达观为何要营救德清，又为何因营救德清而获罪。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达观与德清交情深厚，二人不仅有着相近的性情和相同的宗教情怀，还与慈圣太后关系密切，慈圣对二人的弘法事业极为支持。其次是因为二人在政治立场上与慈圣一致。众所周知，万历朝闹得沸沸扬扬的“国本”之争，对万历政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朝堂上形成了后党、妃党之争。支持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后党以慈圣太后为领袖，包括了当时的东林党人、清流派官员及与慈圣交好的僧人^[17]30；而与之相对抗的则是以神宗、郑贵妃为首的一派，他们欲立朱常洵为太子。在两派对峙中，既然德清、达观与慈圣关系密切，而且政见也多与东林及清流派人士相同，那么，二人相应就成为慈圣的拥护者、神宗的反对者。

鉴于达观与德清相同的政治立场，笔者有理由认为，达观获罪也与“国本”之争有着某种关联。沈德符曾指出：“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6]卷27，p520}可见，沈德符指出达观之死确与交通内廷有直接关系。而德清在自序年谱中记载到：万历三十二年，“春正月，以达师故，通行至抚院，檄予还戍所。”^{[2]卷40，p339}福征解释到：此云“以达师之故，檄予还戍所”，盖达师、磔礉(皦)生光，事在危储时，两人实一人，两事实一事^[23]。在福征看来，达观罹难在危储之时，同样与“国本”之争有着关联。这也可以从续妖书案的导火索《续忧危竑议》匿名指控朝中大臣与皇贵妃合伙谋易太子、动摇“国本”之事来印证。续妖书案虽发生在“国本”已定之后，但因为“国本”之争所引起的朝争并未消停，既然这种斗争没有停止，那么“国本”的稳定也就无法保证。事实上，朝中觊觎太子之位的势力依旧潜在。此外，达观公然营救德清和张本，则可视为另一旁证。达观公然营救二人，不仅表明他与德清、慈圣的立场一致，而且也可看做他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正如戴继诚所指出，德清与达观均属当时神宗立储角逐中的“正统派”，支持已经册立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德清与达观都曾经得到慈圣皇太后的褒奖，而这位太后在立储问题上又处处袒护朱常洛，反对废长立幼，并对神宗施压。神宗甚为不满，母子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抓捕德清，把他流放岭南，实质上是间接抗议皇太后之举。达观后来救护德清，也是这种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24]。

总之，达观虽未直接参与立储之争，但他救护德清的姿态以及与慈圣、东林党人政治立场的一致性，注定了他与德清相似的命运，都是内廷斗争的牺牲品。

显然，以上因素交织在一起，环环相扣，最终导致了达观之死。实际上，达观不在深山修行而是四处聚众说法、游走京师干预政事的行为早就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续妖书案之前，沈一贯就曾指使康丕扬上疏弹劾达观，希望神宗将达观与李贽并置于法，后由于神宗对该疏未加理睬而作罢。续妖书案的发生使得游走于京师的山人、游客、僧道等成为被集中怀疑的首要对象，也给沈一贯等人罗织陷害达观提供了口实，使得神宗也为之心动，同意将达观缉拿下狱。后沈一贯又将达观罗织为沈鲤、郭正域的同党，加上达观妄议神宗拆毁海印寺、营救德清和张本之事得罪神宗，遂使其狱更加不可解。总体而言，不管达观因何而死，都与当时的政局发展息息相关。可以说，达观之死不仅是万历三十一年复杂政局发展的结果，也是集中展现万历复杂政局的一个独特面向，为我们观察晚明政局走向提供了很好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