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范式，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明确的理论倾向和实质性内容。可概括如下：

第一，针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严重生态灾难及其不可持续性，有机马克思主义富有创造性地明确提出自己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要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人类未来最理想的文明形态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文明。如果不从根本上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弊端，继续像现在这样沿着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之路前行，人类只能走上一条不归路。

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说乃是以当代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现实社会问题——生态灾难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可持续性——为明确的问题指向，以拓展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基本方法，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为批判武器，针对以美国为首和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提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之路，而是有更好的替代性选择，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只有这条道路，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所以，与福斯特和伯克特等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造成当代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否则，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当今中国也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不好合理地予以解释。克利福·柯布说：在生态灾难问题上仅仅“攻击资本主义相当于是修剪一棵大树上的几根树枝。如果有机马克思主义真正要解决异化和自然破坏的问题，就必须揭开这棵树的根”^[1]。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从现代性本身着手，甚至需要从哲学宇宙论层面上寻找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

第二，针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可能真正地实施生态文明国家战略。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不可能为普罗大众的共同福祉而努力，也不可能真正地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而确定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只有诸如中国这样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率先在世界上提出并自觉地实现生态文明战略。鉴于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若能率先实现生态文明，将有可能引领全世界、全人类实现生态文明。

这些观点表明，美国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高度评价。柯布说：“中国现在不再拘泥于任何旧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往的痛苦经历使中国意识到了拘泥于旧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在。但中国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本身。”^[2]2-3而且，中美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同样关心人类和地球的未来，关心人类的共同福祉，因此，中美马克思主义者所考虑的问题有许多相同之处，只不过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考虑的问题及其所呼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些方向，“正在以某种零散的方式被中国所考虑。如果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能采取的形式，将会直接有助于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当前讨论”^[2]3。他还满怀信心地指出，理解并采纳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建议，“将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当然，社会主义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将会对世界具有历史性意义”^[2]3。

第三，针对欧美国家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和运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以中国为例，认为马克思主义应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基本精神，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

所以，针对前苏联所坚持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要坚持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不能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阐述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固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既定结论，而是要随着时代发展和现实的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譬如今天人类面临的生态灾难问题，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没有着重论述的问题，因为那个时代这些问题还不是人类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第四，针对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和利润”为驱动力的经济模式，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生态文明社会应当坚持以共同福祉为目标的经济模式。柯布和达利合著的《21世纪生态经济学》的主旨即是为了共同福祉，“这意味着贯彻实施隐含在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原则”^[2]219。

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经济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俞吾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经济哲学”^[3]219。作为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理论基础，有机马克思主义也特别注重从经济分析入手剖析当代资本主义。

针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可无限增长的神话，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人类只有坚持生态文明战略，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才有可能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罗马俱乐部早以雄辩的事实和论证指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因而不可能是无限的。

针对欧美资本主义代言人对人类未来社会组织形态提出的某些错误主张，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应当努力地逐渐减少现代化大规模生产，致力于建设各种小型人类共同体，尤其是小型农业共同体。只有这类小型共同体构成的人类共同体，才有可能消灭战争，使人类和平共处，实现类似于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罗马俱乐部成员之一大卫·柯藤博士(David C. Korten)也把当代资本主义以“货币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叫做“自杀式经济”^[4]20。

有机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在建设生态文明和人类共同体时，不仅要着力于保护人类，还要着力于保护所有动植物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因为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母亲^[5]2。

第五，针对欧美资本主义代言人和政治家以及其他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不可替代和不可超越的谬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批判“历史终结论”，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未来社会应当吸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建设兼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点的混合制经济制度，并代之以相应的政治制度。

囿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共产主义的负面宣传，有机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不用“共产主义”一词来描述未来的社会形态。他们更喜欢用“社会主义”来描述未来。他们指出，在美国大约有50%左右的年轻人现在拥护社会主义理想，批评和谴责资本主义私有制。“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方面的明显表现。不过，克莱顿教授主张所谓“生态社会主义”，小约翰·柯布主张“共同福祉的社会主义”，而克里福·柯布则主张“杰佛逊式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主张各异，其理解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他们主张人民当家做主，实行民主管理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明确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明确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等等。他们认为，不管怎样，社会主义乃是一种旨在培养和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2]220。

第六，针对欧美国家宣扬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资本主义正义并不正义，资本主义市场自由并不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是虚假民主，资本主义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财产不平等基础上的不平等。

尽管这些观点在理论上不算创新，但对我们认清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本质无疑有重要意义。同时，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2]218。而富人和资本家即使在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也仍然受政府资助和支持，其损失并不太大。因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所保护的其实正是这些有钱人和资本家的利益。这深刻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所谓自由和平等的虚假性。此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让资本家慷慨地同意支持一种社会主义体制是不可能的”^[2]245。因为“那些超级富豪是自私的”，而“如果财富能够更公平地分配，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是更加公正的社会”^[2]245。

第七，针对人类面临的日益紧迫的生态灾难和其他危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以生态文明为价值指向，以唯物史观主张的实践和行动战略来实现生态文明。人类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永远不会为时太晚，现在是我们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主张，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人类既不能坐以待毙，等待“以资本为基础的文明崩溃”，然后再着手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也不能互相观望，坐等他人来实现生态文明，而自己坐享其成。“现在，还为时不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2]220早在1970年，柯布就提出挽救环境危机“是否太晚”的问题，建议美国政府率先着手进行，但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根本不理睬。所以柯布认为，人类实现生产方式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最佳时机业已错过。但现在开始采取行动也不为晚。在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之前，任何时候开始也不晚。因为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时，只要停止前进就是进步。

第八，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人类可能有三种回应方式。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当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谨慎选择。

第一种可能性是，这种危机，作为人类面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危机，将会给人类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当灾难来临时，有权势者将会运用自己的权力来竭力保护自己，不惜伤害和牺牲其他任何人。富裕国家也将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财富来供养和保护本国富有公民。同时，它们也将在边境利用军队和炸弹击退饥饿的数百万民众。从特朗普当选后发表的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看，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呼声很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种可能性是，当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灾难越来越接近时，那些当权者可能会意识到没有奇迹能消除这一灾难，这样，全球危机就有可能使那些当权者展示出更高尚的一面。这样，他们就会为了这个星球以及所有人的利益，去运用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如同仁慈的统治者有时做的那样，即使资本家和公司企业的动机不是纯粹无私的，他们也会出于压力而积极应对危机。”^[2]246问题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从历史的经验看，情况不容乐观。

第三种可能是，民众会看到富人只保护他们自己免遭灾难，而对其他人则不管不顾，抛在一边，这样，民众就会行动起来进行反抗。当民众意识到他们正在成为这场灾难的受害者时，就会有新的动力促使他们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而一起行动起来。对民众来说，“因为我们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所以，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够改变现行的体制”^[2]246。他们在美国这样说，显然是指“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他们说：“随着最强的风暴迅速逼近我们，99%的贫困者真的可能会成为革命性变革的源泉。”^[2]246

第九，马克思主义应当与时俱进，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发展自身，成为开放的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不断结合实际而发展那样。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资本主义思想家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认为自己是科学的。然而，他们塑造自身的科学是‘现代’的科学。实际上，科学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科学发展的成果已经突破了现代的边界，更加呼吁对世界本质的彻底反思。在当代科学范式中，有机论正在替代机械论。马克思主义需要立足于当代的后现代科学，而不是立足于一种过时的现代科学”^[2]2。

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应与怀特海过程哲学相融合，并吸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成为建立在20世纪以来科学新发现基础之上的新哲学，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这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6]234完全一致。

第十，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试图“打破中西马”相互隔离的樊篱，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智慧和西方有机哲学相结合，试图创造一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一直在呼吁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划地为牢、无实质性交流的学科分隔局面。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说尝试“打通中西马”的研究方法本身，一方面与国内坚持“打通中西马”的学者似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另一方面对我们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无疑也有重要启示。有机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同怀特海的过程-关系哲学和有机思想相结合，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这是一种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尝试，尽管它做得还很不到位。

从总体上看，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也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自称“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言过其实，不符合实际。从其哲学基础、基本内容和最终目标上看，它并没有真正地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看，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十分熟悉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是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观点，误认为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的思想，这是有失偏颇的。无论菲利普·克莱顿还是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和杰伊·麦克丹尼尔，原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怀特海主义者。他们只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为解决生态灾难和现代性危机寻求替代性方案的过程中，才逐渐地通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具解释力，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有效^[2]224-225。柯布先生十分真诚地自称是怀特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囿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缺乏全面系统的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因此才会造成上述观点上的偏颇。

第二，他们断言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有独断之嫌。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思想意味，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给予严厉批判，也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二重性给予科学的分析。所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融合的特征。因而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简单地概括为“现代马克思主义”，似有归谬论证之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批判比任何后现代思想家包括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都要深刻得多，对此学界已多有探讨^[3]352。

第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的哲学基础仅仅归结为怀特海过程哲学，既在理论上有失偏颇，也失去了唯物史观的强力支撑。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础只是怀特海过程哲学，这种说法极为片面。如果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就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3]209。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所坚持的社会实践本体论、社会有机体论、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等哲学思想，包括“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基本运动矛盾理论等，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哲学基础。克莱顿后来也承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应当包括唯物史观^①。同时，克莱顿等人把怀特海有机哲学主要思想仅仅概括为“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过程”和“整体论”三层含义，也有以偏概全之嫌。怀特海过程哲学包括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社会文明观等丰富的思想内容。这些均表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体系还很不完善。

① 克莱顿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2016年10月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对此问题有明确回答。

第四，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判，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知道，马克思虽然把黑格尔作为老师，但是他只是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有关国家、法、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并从实践和现实的人出发对其加以唯物主义改造，创立了既唯物又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而对机械决定论包括机械论历史观，马克思则一直秉持批判态度，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指导思想。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有共识和定论，不必赘言。

第五，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未来生态文明社会在经济所有制上要实行混合制，并认为要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但问题是，在西方国家如何超越和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他们对此尚无明确的观点和思路，只是强调要从有机教育入手，通过教育来实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这恐怕只能是一种新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尽管这也并非全无意义，至少可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非人类的理想社会状态，它不可能长久地持续存在和发展，但究竟如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乃是不能回避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的基本理论才没有过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回避这些根本问题，只能表明他们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反映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在局限性。

第六，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要关注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法，注重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而对自然界缺乏关注。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人化的自然，社会是自然化的社会。马克思从实践出发，从来没有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相反，他认为它们是内在统一的。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深刻而系统地挖掘了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哲学意蕴，尤其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已成学界共识。虽然今天我们需要“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眼光完善马克思主义”^[7]36，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生态学原理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把社会有机体论扩展到有机体宇宙论的范围和层面。但是，并不能因此说马克思不关注自然界及其同人类社会的关系，只是当时这一问题不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而已。

第七，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断言，马克思本人在理论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因而他后来才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理论。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把马克思先区分为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然后再把他们对立起来，甚至断言他们之间存在“断裂”，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思想的通常做法。同时，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马克思的思想也暴露出一些严重含混不清的地方”^[8]3，这也是某些西方马克思研究者的基本观点。但我们认为，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特征，而不是马克思的早期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或偏差。有研究表明，马克思自创立唯物史观以后，其基本主张一以贯之，终生没有实质性改变。只是他研究的问题，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及老年时期有所不同而已。尽管马克思在思想转折时表现出一定的非连续性，但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和一致性”^[3]217。至于其他马克思后继者和理论阐释者在解读马克思思想中出现的理论偏差，这不能算在马克思头上。当然，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备的品格。这一品格要求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要“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7]35。

有趣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一词及其学说虽然最早出现在美国，菲利普·克莱顿等人撰写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也是首先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的，然而，它在国外所引起的反响却没有这本书的汉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大。据知网统计，自2015年以来，国内发表的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学术论文已百余篇。

从这些论文中的观点看，国内学界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总体上说有两种：一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范式，同时对其理论缺陷给予实事求是的评析^[9]，这是主流。另一种观点则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给予否定性评价，认为它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值得怀疑^[11]。甚至个别文章认为它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表现之一。

本文赞同第一种观点，既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新范式、新学派和新学说，它不同于早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诸如福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又不同于“西方马克思学”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确定无疑的。同时，本文也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正在兴起的、正在形成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其理论体系很不完整，虽然其理论观点“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新观点、新看法和新论断”^[9]5，但也有明显的理论缺陷和不足，需要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之有批判、有分析地借鉴、吸收和再创新，以此来推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我们既不能用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对照和批评经典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以之来代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毕竟，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学者在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思考人类社会现实问题的产物。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但解决中国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必须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创造性地完成。国外马克思主义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说只能作为我们可资借鉴的观点来研究，以吸收其合理的思想，剔除其思想糟粕。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形成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的启发，并直接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帮助(对此克莱顿有明确的论述)，然而，它毕竟不同于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防止和纠正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极“左”观点。对有机马克思主义既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人为地抬高其贡献，刻意回避其缺陷；也不要无限夸大其局限，有意遮蔽其贡献。不管怎样，正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陈学明教授所说：“真正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阐释的中心还是在西方，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状态和研究水平，一定程度上还是代表了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状况。”^[12]2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一样。全面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一直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12]5。“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已经成为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毫无疑问，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还是应当坚定地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话：“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