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再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是将促改革、调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正在有效地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但农民工市民化滞后于城镇化却严重制约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据统计，2016年农民工数量超过了2.8亿人^①，大多数处于“移而不转”的状态；另据“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课题组^[1]预测：到2020年，仍将有超过2.2亿农民工没有实现市民化。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工作，屡次强调要将推动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明确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面临最大的结构性调整^②，提出新型城镇化必须实现以“人”为核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着较多的阻碍与困难，其中农村教育水平与城市相比总体偏低，导致农村劳动力相对于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偏低是其中主因之一。近些年来，国家通过支持乡村教师计划、农村校舍标准化建设等软硬件建设，大力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同时以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为农民工提供的各类职业培训，为提升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增强其创业就业能力，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 国家统计局2017年4月28日发布《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目前全国农民工数量达2.8亿。见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② 2014年9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还很不平衡，差距大、潜力也大。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结构调整。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长期受到学界的瞩目。国外对流动人口转移与市民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包括“推—拉”理论^[2]、发展经济学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3]以及人力资本学说^[4]和社会资本学说^[5]等，这些成果或被国内直接用于解释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或成为国内相关研究的视角^[6]。

国内大量研究主要从经济、制度因素等层面探讨影响劳动力流动及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7-8]，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认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影响因素^[9]，而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社会资本水平是关键因素^[10-11]。也有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动因是第一因素，但不可忽视人力资本的间接作用^[12]。还有学者研究认为，个体特征及职业特征才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13]。

此外，一些研究则聚焦于人力资本自身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学者们认为人力资本与地缘特征等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共同作用^[14]，人力资本是显著影响市民化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15]，其中，受教育程度处于最主要的位置^[16]，因此，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在于农村教育的滞后导致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另外，有学者认为参与培训及培训次数、拥有技能项数及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显著，而学历水平影响微弱^[1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进一步厘清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与状态的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边际贡献，开阔了视野，无疑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但研究仍存在不少值得提升或细化的空间，就人力资本这一因素而言，以往研究鲜有深入人力资本内部，比较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差异化影响。基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现有研究：第一，从行为、心理、资源、民生等内在和外生、主观情感和客观条件双面建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分层测度指数和综合衡量指数，多层次、多角度定量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状态的影响关系；第二，深入人力资本内部，刻画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差序化作用效应的基本格局；第三，通过研究交叉项的影响考量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两种不同人力资本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上可能存在的替代或互补效应。这些验证和考察将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作用的认识，对强化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和学术意义。

如上所述，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理论颇多，经典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劳动力存在着从落后的农业经济部门向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拉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动力源泉。其后相关理论作了一些细节补充，如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是动力之根^[18]，而消费结构变化是动力基础^[19]等等。这些理论无不将外部因素视为动力之本，曾为各国劳动力流动与转移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对中国而言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毫无疑问，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具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共同特征与驱动策源。在这一前提下，分析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又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元素及特殊国情。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这些年来城镇化虽然得到长足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与处于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不仅体现在城镇化水平的面子上，更体现在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等城镇化的里子上。要厘清这些，首先需深入了解中国农民工转移演变特征与动力机制。近四十年来，农民工转移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业与经济双驱动的空间转移期。1978年，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存在数以亿计的长期隐性失业群体被暴露出来，构成了农村最初的剩余劳动力，这些急于寻找就业出口的劳动力，给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供需的完美结合造就了农民工第一次大规模流动与转移。但随着城市经济特别是沿海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急剧扩大，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在城市经济竞争挤压下效益下滑、劳动力吸纳能力下降，大批农民工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工业部门寻找就业机会，演绎了农民工就业空间远距离大规模转移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完成了农民工大规模的空间转移，但在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下，城市仅成为农民工的栖息地，农民工身份与空间严重扭曲。

第二阶段，积累与隔离政策突破僵持期。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完成了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空间转移，农民工总规模人数进入相对稳定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迟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和资源，如住房医疗、教育服务和资源等，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情形下，一些农民工流量大、问题尖锐的地方开始尝试寻找解决途径，如通过积分方式解决城市落户等，局部政策制度有所松动，但是依旧没有根本性突破，问题积累与政策制度进入僵持期。

第三阶段，消化与突破隐形墙时期。第一代农民工所积累下来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子女们已逐步加入这一群体，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更追求自由、开放，对融入城市愿望更加强烈。新旧问题叠加，矛盾剧烈，从根本上给予有效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已无法回避，迫在眉睫。中央已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正加强顶层设计、积极化解。

事实上，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泾渭分明、毫不相干，而是叠加交叉、相互影响。当前，中国农民工正处于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期，即农民工基本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移，正处于突破城市隐形墙的关键时期。虽然中央政府正下大力气啃硬骨头解决这一难题，但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制度性隔离形成的坚冰难破，农民工市民化仍然困难重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资源强约束下推进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实现城镇化和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关系，这种关系的共同指向就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政策。正因如此，在过去几十年中，出于种种原因政府与城镇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阻挡农民工进城(市民化)的合约，主要体现在政府制定政策形成制度和资源墙，城镇居民则以舆论氛围为手段构建行为和心理墙。两者整合是通过经济约束、政策约束、心理约束等具体化，客观上形成了政府与居民在城乡间共同构建众多隐形墙。概括而言，主要有行为隐形墙、心理隐形墙、资源隐形墙和政策隐形墙等，如图 1所示。

应该承认，在过去不涉及公共资源共享的城镇化阶段(与之对应是市民化)，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将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竞争关系人为潜藏、淡化了。但当农民工城镇化完成之后转入市民化阶段时，其间的竞争关系将被激活而且日趋炽热化，同时也进一步拉升农民工自身之间所存在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四大隐形墙将无可避免地强化。可喜的是，政府所织起以政策、规章等为支点的那道墙正在一点点被撕破，然而积重难返，要完全撕开仍需时日。对此，农民工必须依赖于自身的努力，积极培育、积累人力资本利器，对这些隐形墙各个击破，才能从根本上完全实现市民化。

众所周知，人力资本是增进农民工素质和能力的基本载体。不少研究证实，人力资本对推动农民工转移和市民化具重要影响。在国家强化顶层设计推动、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农民工更为自信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仍需进一步细化，特别是深入人力资本内部，探讨何种人力资本更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这对进一步完善市民化的政策、强化新型城镇化的改革策略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利于指导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正确搜寻最适合自己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

随着国家确定新型城镇化大战略，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国家意志。必须深刻认识到，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迁移过程，更是一个资源重组配置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心理情感与制度供给相融合的过程。本文研究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置身于中国实际，基于以上分析从四维度隐形墙理论视角切入，从若干个指标将其具体化为四个指数，包括个体行为指数(简为“行为指数”)、个体心理指数(简为“心理指数”)、资源可及性指数(简为“资源指数”)和民生保障指数(简为“民生指数”)，才能正确全面地反映和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科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关系奠定逻辑与理论前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2015年项目调查数据，考虑到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性较强，我们主要选择一个县级市、一个地级市、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大型城市作为调查地点，学历为大专以下在城市中工作的农民工群体。调查发放1 500份问卷，收回1 461份，经筛选有效样本为1 427个，调查样本户籍来源分布于重庆、四川、广东、河南、广西等地，既有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地区，有山区地区，也有平原地区，具有较为典型的代表性。

表 1展现了调查样本农民工参与技能培训和受教育程度情况。可以看出，农民工以初中学历为主，约占到总样本量的5成，其次是小学学历，占到近2成，高中及以上次之，文盲的比重最小，为14.6%。说明我国农民工总体受教育水平较过去已有所改善，学历层次有所提高。培训方面，有近3成的农民工参加过培训，虽然仍较少，但比前些年有了一些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近几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的农民工创业就业培训。而参加长期短训的农民工仅占总样本为7.1%，比例偏低。

1.市民化程度。找到衡量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合理变量是关键。在中国，由于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多维度立体性变化的综合过程，受到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很难直接观测到，不能用单一变量来表征，必须通过其他指标和变量进行间接测度。基此，本研究认为，衡量市民化程度时，应综合考虑主观融入多少与客观接纳程度，在选取相关指标时必须兼顾主、客观两层面，才能代表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状况和基本面。因此，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认为用内生性指标与外生性指标来划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为科学合理，其中，内生性指标主要从内在行为及心理情感等来考量，包括行为指数和心理指数，而外生指标侧重于考察农民工所面临的客观因素，包括资源指数和民生指数具体如表 2所示。

为了便于将相关指标操作化，问卷设计时，我们将上述的二级指标具体化为3~4个三级指标，每个三级指标设计一道问题，这样通过建立一道指标体系将市民化转换为若干个替代性变量。在具体分析时，需对这些指标进行逆算为对应的指数或市民化值，使之转化为某单一变量，以便于统计分析。在调研设计及推进过程中，我们对不同指标运用不同处理方式。涉及农民工切身感受的指标，我们直接采取农民工主观评价值(0~10)使变量操作化，主要包括心理指数的几个主要指标；其他指标主要依据农民工自身的客观条件或数据经一定折算后转化为0~10的具体操作值，如对于“收入水平”的市民化值，研究将农民工实际收入与上一年度当地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再乘以10得到；“消费习惯”用农民工饮食花费所占比除以城镇居民相应占比，再乘以10得到；“社会交往”用农民工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人数的比例乘以10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认可”指标上，由于无法获取社会对于每位农民工的独立评价，本研究用农民工自我感受的社会认可程度与所在城市居民对农民工认可的普遍值之比乘以10得到。

对于各指标的权重比例，我们认为在新常态下，国家正积极破除各种陈规，立新章，内生性与外生性指标应同等重视，因此本研究赋予内生性和外生性指标等权。具体到二级和三级指标时，结合既有研究文献，本研究在计算各层面的指数与综合指数时，也考虑对二级和三级指标均赋予相同的权重。

2.人力资本差异。本研究核心变量为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两个变量。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教育水平本文使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具体为：小学毕业=6年，初中毕业=9年，高中毕业(职高、中专、技校等)=12年，大专(电大、自考、函授等)=15年，由于大专及以上的人数少，将其归并于高中及以上(平均为13年)。另外，为了考察各学历段的影响状况，我们将教育程度按一般划分为四个等级组，文盲组、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及以上组，以高中及以上组为参照组纳入模型中。

技能培训变量值通过“是否参加过培训”“参加几次培训”及“每次培训时间多长”三个主要问题获取。调研中发现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次数最多的达到6次。本研究根据问卷及变量设计需要，农民工参训时间按其实际参加培训次数及时间累加，考虑到可比性及科学性，少数农民工参加多于3次培训，选取其认为最重要的3次作为计算依据。在时间划分上，本研究将培训累计时间为30天及以下的划为短期培训，累积时间达30天以上的划为长期培训。据此总样本划分为未受培训、短期培训和长期培训三个类别。

3.个体特征差异。除上述核心变量外，为使模型评估更符合实际、更科学合理，必须考虑一些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几种类型：一是农民工个体与家庭的基本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创业与否、职业特征、家庭耕地禀赋等；二是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变量。参照国家行业划分标准，主要分为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七大行业，纳入模型时以建筑业为参照。此外，为了考察农民工所处的城市级别的影响，以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大型城市为分组依据，分别赋予1~4值将城市级别变量引入。同时，农民工的健康状况通常也会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信心及主观感受，模型也引入这一变量。

用市民化指标加权平均指数衡量(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此数据依据问卷设定取值在0~10之间，各指标的取值范围受限，计算得到的各指数及总指数也必然受限，对于这种受限因变量(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的处理，James J Heckman^[20-21]等人最早发现此问题，并提出基于受限截尾模型、样本选择模型等进行估计的解决办法。结合本研究实际，我们选用受限双截尾模型进行估计。

设X表示用于解释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指数的自变量，Y表示市民化程度相关指数值。显然Y可正可负，负值表示农民工不愿意评分或评负分，正值则取其对应值，但由于受取值约束(0 10)的影响，农民工在对自身相关指标评价时，最低值只能取0，最高值只能取10，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可能存在部分农民工虽然对一些指标给出的评分是正值，但由于受囿于客观现实，其市民化的效用可能是负值，这种情况的存在一般要求对模型加以修正，办法是设定存在一效用函数，假设市民化的效用函数与回农村的效用函数之差为Z^Tα+δ，如果相对效用函数是非负的，则农民工愿意市民化，如果相对效用函数是负的，则不愿意市民化。模型修正为：

但是，本文仅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情况，测量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程度，并不考虑到其效用问题，因此建立如下受限截尾模型：

其中，Y表示市民化程度各类指数，X_i表示技能培训自变量，X_j表示正规教育自变量，X_k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同时，为了综合比较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两类变量的影响效应差异，本文借鉴David R. Heise集束化系数(Sheaf Coefficients)^[22]技术，对总指数和不同层面的指数进行估计，以分析两者在总体和群体中作用效应的差异。

1.结果估计。表 2给出了深入农民工市民化指数各主要层面，包括个体行为指数、个体心理指数、资源可及性指数与民生保障指数等层面市民化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同时，末列(1)从总体上考察农民工市民化总指标的影响因素情况，其中，将受教育年限作为受教育水平替代性因素纳入模型对总指数进行回归，为避免共线性，在(2)中将受教育年限去掉后，加入受教育程度，并以高中及以上为参照组，估计各阶段正规教育对市民化总指数的影响。

2.结果分析。(1)技能培训。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总体上看，获得长期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边际效用更大，效用提高了20.2%。从各层面上看，长期培训对农民工个体行为指数、个体心理指数、资源可及性指数和民生保障指数等的提升作用较短期更大，无论是短期培训还是长期培训，都对农民工的行为、资源与民生层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对而言，长期培训的作用明显。在个体心理上，技能培训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

(2) 受教育程度。将教育分为高中及以上组、初中组、小学组和文盲组，估计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各个层面均产生了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年，农民工市民化总体状况改善幅度达16.7%，分层面看，对农民工的个体行为市民化指数提高13.3%，个体心理指数提高20.1%，资源可及性指数提高10.3%，民生保障指数提高14.2%^①，这反映了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程度的平均值。表中列出了受教育程度各学习阶段对农民工市民化各层级指数及总体指数的影响情况，不难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市民化指数上，高中及以上组相对于文盲组、小学组和初中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提高了17.8%、13.5%和9.7%。表明，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市民化状况较其他组更明显。如果具体到各个层面，可以发现，在个体行为指数上，高中及以上组相对于文盲和小学组都有不同程度提升，但与初中组并无明显差异；在个体心理指数上，高中组比其他组均有明显提高，表明文化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情感因素有较大影响；在资源可及性指数和民生保障指数方面，高中组较文盲组及小学组有所提高，而与初中组的差异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① 由于篇幅原因，在具体各层面的估计结果中未列出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结果，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3) 健康状况。从市民化总体指数上看，相对于健康良好的农民工，健康为中等和一般无显著差异，但相对身体较差的农民工存在明显差异。这种趋势同样呈现在各层面的市民化指数上，表明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健康因素的影响只体现在身体较差的农民工身上，反映了我国医疗保障的重要性。

(4) 个体特征及行业。从市民化总指数上看，年龄越小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相应地越高；未婚较已婚而言，市民化程度更高；创业者比未创业者更高；从事脑力劳动的农民工市民化更高；但家庭拥有耕地数对市民化程度无显著影响。针对分布于不同行业的农民而言，从事交能运输、仓储、邮政业及居民服务、修理等服务行业的农民工市民化更高，此外，农民工所在的城市级别越高，其市民化程度就越弱。女生相对于男性而言，市民化程度更高，大都通过了10%水平以上检验。

3.异质性分析。

(1) 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为进一步讨论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效果上存在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本研究引入短期培训、长期培训与各正规教育的交互项。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与技能培训的交互项在各模型中对农民工市民化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培训时长而言，参加短期培训分别使文盲、小学、初中学历与高中及以上学历组之间的差距缩小了0.632 0、0.601 1和0.349 5。不难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短期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作用逐步减小；长期培训分别使文盲组、小学组和初中组与高中及以上学历组之间的差距缩小了0.797 9、0.870 6和0.423 0。这表明培训对正规教育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且长期培训较短期培训的替代作用更明显。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培训和正规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均具推动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长期培训的替代效应更明显。值得一提的是，从各层面看，正规教育对个体情感融入城市的影响作用更明显，而培训对各个层面的影响均表现抢眼。无论是短期培训还是长期培训，对农民工城镇的情感融合的影响作用都不明显，而正规教育的影响在1%水平通过检验。

(2) 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效应差异

为回答“何种人力资本更能促进市民化”的问题，本研究借鉴Maarten L.Buis^[23]的做法，通过集束化技术(Sheaf Coefficients)和方法处理比较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的系数。表 5为集束化处理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明显高于正规教育。具体而言，正规教育的集束化系数为0.230 7，而技能培训的集束化系数为0.452 8，后者的作用强度是前者的1.96倍，且在5%上显著。表明，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要素，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但具体到各层面时，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可以看出，在个体行为指数和资源可及性指数层面上，技能培训影响作用具明显优势，分别是正规教育的2.23倍和2.01倍；在民生保障指数上，两者的影响效应差异缩小到1.34倍，且未通过显著检验。而在个体心理的情感层面上，正规教育的影响作用较技能培训明显更大，后者作用强度仅为前者的37.1%。说明当涉及资源、收入等外在因素时，技能型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农民工心理情感融入城市方面，文化型人力资本更具优势。

如果将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的作用强度之和约束为1。可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各层指标上，个体行为指数、外生资源可及性指数与民生保障指数各效应中，技能培训影响占接近或超过了60%，最高达66.81%；而农民工的心理情感方面，技能培训影响仅占27.08%(图 1所示)。沿着“心理—民生—行为—资源”这一从内到外的逻辑主线，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相对影响作用依次增强，表明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克服外在障碍有递升推动作用，而对于内在心理情感方面，正规教育的影响效应较强。

(3) 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群体差异

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加入，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了继续探索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群体性的差异，我们进行了分样本分析。估计结果如表 6所示。

从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群体性差异，具体而言：

首先，技能型人力资本。在分样本回归模型中，不同时长的技能培训系数为正值，且在5%以上通过检验，表明无论是长期培训还是短期培训，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均具正向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在不同群体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从系数大小上看，长期培训均大于短期培训。从两代不同表现上看，两种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作用系数更大，敏感度更高。

其次，文化型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在代际上存在着较明显的反差。文盲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均有显著影响，但小学及初中学历教育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均无显著影响，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显著影响。表明，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作用具有代际差异，这种作用对新生代影响更为突出。可能原因是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社会保障等的约束作用更严格，学历教育在他们身上的促进作用被严重地削弱了，但在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改革开改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自由选择权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各阶段学历教育对市民化的影响作用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4) 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效应群体差异

为了更明晰了解两种人力资本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群体差异状况，同样对模型进行分样本采用集束化处理方法进行估计。表 7为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代际差异上，相对于正规教育，技能培训对第一代农民工的作用表现更明显。具体而言，在第一代农民工中，技能培训对市民化发挥的作用是正规教育的3倍，这种差异在1%上通过显著者检验；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前者仅是后者的2.1倍。可能原因是随着正规教育多元化的推进，技能培训的替代作用在代际之间有所减弱。具体到各个层面，情况呈现了微妙变化。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相对于正规教育，技能培训在个体行为指数和民生保障指数，表现出的影响作用强度更大，差异分别为2.1倍和1.9倍；在外生资源可及性方面，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效应已明显减弱，仅为1.2倍。在个体心理指数上，技能培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技能培训在个体行为、外生资源可及性方面均表现抢眼，差异分别为2.4倍和2.12倍，但在民生保障指数上仅为1.03倍，而在心理情感上，正规教育表现作用更大，技能培训仅为其31.23%。

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代表着两种不同特质的人力资本形式，在农民工流动与转移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基于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指数法测度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在受限截尾模型基础上运用集束化的统计方法，分析比较了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及差异。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一)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技能培训的影响作用对正规教育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长期培训的替代作用更明显。总体上看，虽然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均具有重要的正向推动作用，但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占有更突出优势地位。

(二)在市民化各指数(层面)上，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的影响效应存在细微差异，主要体现正规教育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心理情感融入作用强度更大，而技能培训对个体行为、资源可及性与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影响更明显。

(三)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影响作用存在代际差异。相对而言，技能培训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直接有效作用更强，这种趋势在民生保障指数上亦表现得突出；而在行为指数、资源可及性方面，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作用选择更明显。此外，在心理情感方面，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对第一代农民工的作用差异不明显，但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正规教育对其心理情感融入具有更强作用。

本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反映了不同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作用的差序化格局。这些经验发现，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引导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现实的政策启示：

(一)总体上说，农民工文化程度低与技能缺乏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有策略分类型地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是促进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短期内，政府加大公共服务购买力度为农民工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是帮助农民工突破市民化瓶颈的最直接和有效手段；

(二)在农村教育水平长期低于城市的情况下，强化对农民工进行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使更多农民工拥有技能型人力资本，并成为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对行为墙、资源墙及民生墙(归结为隐形墙)各个击破的有力武器。

(三)构建农民文化课堂工程，给农民工发放教育券，让有意愿再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民工返回课堂学习，帮助其化解市民化的心理(情感)之墙。对于多数已离开正规教育轨道且难以返回课堂的农民工而言，各地可以通过成立农民工心理情感辅导中心，举办心理情感教育，有针对性地帮助农民工融化市民化过程中的情感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