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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 Suzhi)是在我国素质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凝练而生的本土化心理学概念,因其整合性、前瞻性和务实性,成为国内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应用成果,在维护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开发学生心理潜能、培养学生良好品德,以及提升学生适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影响[1],获得了国际认同[2]。然而,有关学生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机制,仍少有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无疑阻碍和限制了进一步培养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实践的有效推进[3]。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模型[4-5],为我们理解心理素质的发展机制提供了“人在情境”的视角。家庭和学校是直接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主要环境变量。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体学习人际互动和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最直接、最近端的微观环境[5]。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通过活动内化而来的,活动性强的儿童,其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父母更倾向于鼓励他们并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来[6]。低家庭经济水平,通过影响儿童执行功能中的工作记忆和认知控制功能的发展,进而影响其学业表现[7];低家庭经济水平的儿童,其智商平均要低于高收入家庭儿童25个百分点[8];还表现出更多的内隐和外显问题,如社会交往能力差,同伴关系受损和低自尊等[9]。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仅仅是家庭生态系统中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方面。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受系统论影响,家庭各要素作用于个体发展的研究范式逐步转向为研究其整体——家庭功能[10]。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ing)是为满足内部成员身心和社会性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切条件及其实现过程,是个体所在家庭系统运行情况的重要标志,其功能的发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能显著地预测个体的适应状况[10-11]。家庭生态系统可以预测儿童的自尊水平,对其心理发展具有保护性作用和对抗不利因素的缓冲作用[12];功能运作不良的家庭,其未成年子女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得到了追踪研究的证据支持[13]。家庭功能影响儿童认知功能及其学业表现、学校适应、自尊与社会性发展,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学生心理素质包括认知品质、个性品质与适应性,心理健康又是心理素质的状态表现,可以推断家庭功能是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学校是另一个影响小学生心理发展的微系统。良好的学校心理环境,如积极的同伴支持,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行为习惯与情绪适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14-15]。“同伴关系影响儿童心理发展”,或者说童年期友谊质量影响个体的长期适应,已被系列研究所证实[16]。建立友谊关系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友谊质量对儿童中晚期至青春期的孤独感有重要预测作用。进入小学中高年级,同伴关系对小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加,高友谊质量(友谊关系的亲密程度)是儿童心理健康和良好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17]。一项纵向研究结果显示,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和抑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且存在双向预测作用关系,并具有跨性别的稳定性[18]。此外,研究显示,心理素质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同伴关系发展水平[19]。
心理素质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个体通过与有经验的成人(如父母,教师等)和同伴的互动,有选择地将外在获得刺激逐步内化而来的[3]。家庭功能对个体心理发展(如心理素质)的影响,可能是以某些变量为中介而实现的。研究显示,友谊质量在小学生同伴接纳对其人格发展的影响中起多层级中介作用[20],同伴行为模式在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学习自我调节中起中介作用[21]。对小学生而言,在家庭系统内与父母之间是纵向互动的垂直关系[16],形成了今后与权威人士(如,学校教师等)交往的基本图式;与学校同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平行的、平等的关系图式则指向其未来社会适应,并影响其主体性活动的范围与深度,以及内化为心理素质的速率与品质。
综上,学生心理素质培养对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和帮助个体适应变化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离不开家庭功能和友谊质量的功能作用,友谊质量可能在家庭功能影响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实证研究。研究以中高年级小学生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功能、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机制提供新的视角。研究提出如下假设:(1)家庭功能可以显著预测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2)友谊质量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素质;(3)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和心理素质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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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四川达州某校3~5年级共32个班的1 650名小学生。由班主任协助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对被试进行统一施测,测试时间约35~40分钟,问卷当场回收。测试发放问卷1 650份,剔除作答内容缺失值超过10%的被试,获得有效问卷1 61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94%。有效被试中男881人(54.5%),女735人(45.5%),3年级550人(34%),4年级504人(31.2%),5年级562人(34.8%),独生子女807人(49.9%),非独生子女809人(50.1%),学生干部962人(59.5%),非学生干部626人(40.5%);被试平均年龄为9.28岁(SD=1.01),性别在年级分布上无显著差异(x(3)2=1.01,p=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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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一般家庭功能量表[22]是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23]的简化版,由12个项目组成,其中6个反映健康家庭功能(双数项目),如“发生危机时,我们能相互支持”,6个反映不健康的家庭功能(单数项目),如“在我们家对事情做出决定是困难的”。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完全不像我家”到“很像我家”进行等级评定,将负面措辞表述的项目反向计分后,全部项目得分相加得到家庭功能总分,得分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好。研究报告12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此研究中则是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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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宗奎等人[24]在Parker和Asher[25]40个项目原量表基础上,取原量表六维度——肯定与关心、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帮助与指导、冲突与背叛,以及冲突解决策略——各自项目中负荷最高的3个,得到18个项目的中文简化版。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进行等级评定,将冲突与背叛项目反向计分,最终得分越高则表示友谊质量越高。原问卷各维度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7~0.88之间,此研究中则是0.72~0.81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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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张大均、苏志强编制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26]用于测量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状况。该量表包括认知、个性与适应性三个分量表,共36个题项。认知分量表包括8个项目,如“我能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学习”;个性分量表包括16个项目,如“我对自己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充满信心”;适应性分量表包括12个项目,如“我能很好地融入自己所处的班级和学校环境”。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像我”到“完全就是我”进行等级评定,得分越高则表示心理素质越好。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是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的小学生心理素质有效测评工具。原问卷三分量表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7~0.86之间,此研究中则在0.69~0.8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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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SS23.0及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使用的主要方法是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以及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7-28]。
一. 研究对象
二. 研究工具
1. 12项一般家庭功能量表(the General Functioning 12-item subscale, GF12)
2. 友谊质量问卷(Friendship Quality Questionnaire,FQQ)
3. 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Psychological Suzhi Measure for Pupils, PSMP)
三. 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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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Harman's One-factor Test)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9]。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1的共有17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有14%,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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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家庭功能、友谊质量和心理素质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学生干部等方面进行差异性检验,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个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小学生家庭功能存在年级差异(F=4.65,p<0.05);独生子女所在家庭的功能作用发挥更好(t=4.12,p<0.001);友谊质量得分女生高于男生、学生干部高于普通学生,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s<0.001);小学生心理素质得分上,女生高于同龄男生(t=-4.87,p<0.001),4年级学生心理素质发展水平高于3年级和5年级(F=8.26,p<0.001),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学生(t=2.79,p<0.01),学生干部高于普通学生(t=7.17,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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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功能、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ps<0.01),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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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偏向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设置样本量为5 000(迭代次数),95%的置信区间,对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功能能够有效预测友谊质量(β=0.672,p<0.001)和心理素质(β=0.821,p<0.001),友谊质量能够有效预测心理素质(β=0.738,p<0.001),且3个回归系数的95%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功能通过友谊质量预测心理素质的间接效应值(ab=0.496)及其效果量(ab/c=0.604,ab/c'=1.525,k2=0.183,Rmed2=0.076)的Boot95%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因此间接效应显著(p<0.001)。以上结果表明,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496,占总效应的60.4%。具体见表 2,表 3与图 1。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二. 小学生家庭功能、友谊质量和心理素质的群组差异
三. 家庭功能与小学生友谊质量、心理素质的相关分析
四. 小学生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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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小学生家庭功能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年级方面差异显著,这与田峰溶[30]的研究结论一致。性别无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过去沿袭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深刻影响了人们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抚育观念及无显著差别的养育方式;年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中高年级小学生与父母有了增进理解基础上更为亲密的依恋关系。小学女生友谊质量高于男生,学生干部高于普通学生,这与王金霞[31]和徐敏[17]的研究结论一致。女生之间的友谊是全方位的,她们更愿意自我表露和倾吐心声;男生之间的友谊则是圈子属性的,情感投入分散,稳定性不如前者。学生干部通常有表现积极、相对活跃和乐于交往的特质,作为教师的好帮手和代言人,大量与老师、同学交往的经验,使得他们能更好地处理和维护人际和谐,因而友谊质量较高。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无论是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和学生干部上,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这与张大均[32]、田澜[33]、易雯静[34]和梁英豪[35]的研究结论一致。性别方面的差异,可能源自两者神经系统发育速率的不同。从出生至青春期,神经系统发育速率的优势,使得女生对外界刺激感知更敏感,加工处理速度更快,情绪调节更灵活等,因而在认知、个性与适应方面好于同龄男生。神经系统的成熟,思维水平从具体运算到形式运算的过渡,元认知和观点采择能力的持续发展,通过心理素质发展的年级差异得以反映出来。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成长资源的投入相对集中,父母有更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可能是比非独生子女心理素质发展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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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与小学生友谊质量、心理素质两两呈显著正相关,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友谊质量和心理素质,友谊质量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素质。首先,家庭功能与友谊质量的关系。家庭功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子女对外人际交往的主动意识、范围和模式,家庭功能不良的儿童异常行为多,直接影响其正常的社会化与适应[36]。良好的家庭功能,如,父母的认知激励和情感温暖,有助于发展儿童乐观和合群等性格优势,以及合乎社会规范、有助于建立和维护良好友谊关系的行为方式,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对其情绪的消极影响[37]。其次,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的关系。研究显示,家庭功能与小学生心理素质之间显著相关(r=0.297,p<0.01),即使控制了友谊质量的中介作用,家庭功能仍能有效预测心理素质的发展状况(β=0.325,p<0.01),为家庭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早在1966年,基于全美范围的调查数据分析,《科尔曼报告》就指出,家庭对个体学业成就与心理发展的影响远大于学校教育[38]。这种影响可能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首先,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决定着子女是否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以及在多大范围和层次上与世界发生联系,在多大的情境空间中通过活动而获得发展机会;其次,受益于良好教育的父母,工作之外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并乐于在教育子女方面进行自我投资,在养育子女上通常有更长远的规划,采取更为民主的教养方式,有更亲密的亲子关系,注重引导子女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内在品质的塑造。再次,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的关系。同伴关系对儿童发展发挥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友谊质量是直接影响儿童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条件。维果斯基认为,个体心理发展有两个水平,一个是独立解决任务中所表现出来的实际发展水平,一个是在有经验的同伴或成人指导下解决任务中表现出来的潜在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就是最近发展区。拥有高友谊质量的同伴之间,经常产生良性互动,他们在合作探究中认知品质得到发展,在应对共同问题情境时相互支持和观察学习,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在适应挑战中发展积极的性格优势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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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和心理素质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0.4%。杨丽珠[20]以小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友谊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其个性发展,而且在同伴交往对个性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个性品质是心理素质的内在结构要素,研究中发现友谊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而且在家庭功能对心理素质的发展中起中介作用,与杨丽珠的研究结论是接近一致的。作为儿童心理与社会性发展的最近端环境,家庭通过提供经济条件、教育资源和社交机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心理氛围,来影响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发展。进入小学中高年级后,儿童的重要他人不再是唯一的父母,随着在校学习和活动时间的增长,学校同伴和教师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成为儿童社会化发展的重要他人和参照对象。原有家庭成员互动中习得的观念、行为方式,在与同伴的互动交往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其主要人际关系,由与父母之间的垂直人际关系,过渡为以平等交往为基础的平行关系。在同伴关系互动中,他们学会分享,尝试他人视角,增进自我了解,习得社会规范,为日后社会适应提供了最重要的经验[39]。这些活动经验,在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引导下,经过自我反思和修正,不断内化为心理上稳定的品质,成为心理素质整体发展的推动力,这可能是友谊质量发挥中介作用的方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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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态环境和学校心理环境是影响小学生心理品质发展的重要外在环境变量。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对小学生友谊质量和心理素质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友谊质量对心理素质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0.4%。研究为家庭和学校两大环境变量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探索并解释了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引起我们对小学教育中家校合作的重视,以及关注学生友谊质量的引导与培养,推进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与提高。同时,有必要指出,家庭和学校都是复杂的外在环境变量,其内部又可以细分出若干不同维度或层次的变量,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学校和班级心理氛围、师生关系等,统合整体环境变量和细分变量对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是很有必要的。此外,作为横断研究设计,虽然验证了家庭和学校因素对个体心理素质发展的影响,但还缺乏纵向追踪的研究证据印证,今后采用聚合交叉设计的研究或可拓展这一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