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国家相比，古希腊人对古代埃及的关注广泛而持久^①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著作家如普鲁塔克及其作品亦属于古代希腊建构埃及国家形象的范畴。但是，在各希腊化王国先后被并入罗马版图之后，希腊与埃及的联系和交往不仅受到罗马帝国的影响，还因基督教的兴起与广泛传播而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本文研究的时间下限为希腊化时期结束。，“几乎所有的古典著作家都会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埃及”，所及内容主要包括对其国家、文化的记述与分析，以及对埃及古史的构建^[1]591，填补了埃及本土史料的空缺。关于这些记载，弗拉德夫迪认为，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知识分子其实是在“建构”而非“描述”埃及文明，他们所记录的并非真实的埃及，而是一个幻影^[2]。萨义德在其《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提出了“东方是西方建构的作为自我对立面的一个‘他者’”的观点，这促使包括埃及在内的东方与希腊的关系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3]。其实，无论是“建构”还是把埃及视为西方眼中的“他者”，所面对的无疑是如何处理纷杂、真伪难辨的史料。就此而言，“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史传资料的真伪纠葛，不再一味强调文献描述与现实国度的核实对应”，而是“肯定文献记载的真伪混杂，虚实兼具，承认古代先贤对外认知的想象与虚构，或许可以摆脱史事考实的沉重负担，获得古人如是记载、如此认知的更多收获”^[4]，庞乃明所言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困局。

①   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著作家如普鲁塔克及其作品亦属于古代希腊建构埃及国家形象的范畴。但是, 在各希腊化王国先后被并入罗马版图之后, 希腊与埃及的联系和交往不仅受到罗马帝国的影响, 还因基督教的兴起与广泛传播而变得更为复杂。因此, 本文研究的时间下限为希腊化时期结束。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现存西方古典史料为依据，探究古希腊著作家所建构的埃及国家形象、具体表象以及生成的原因。

在古希腊的著述中，有关埃及与埃及人的记载最早见于荷马史诗。据《伊利亚特》，埃及底比斯的富庶堪与希腊城市奥尔科梅诺斯(Orchomenus)相提并论，且该城拥有“一百座城门”以及许多“乘车策马”的战士们^[5]408-411。《奥德赛》则包含了更为详细的信息：除了再次强调埃及的财富外，还述及底比斯人波吕博斯(Polybus)及其妻阿尔坎德拉(Alcandra)、埃及人的卓越工艺和超群医术等。除此之外，《奥德赛》还提及“强风和浪涛”会把人带向埃及，并且认为埃及是希腊人探险与劫掠之地^{[6]Vol.1，90-91，114-117;Vol.2，52-53}。时至今日，这些信息的源头已难以考证，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希腊人与埃及人已经有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这在同时期的希腊艺术品中亦有反映^[7]。

至公元前7-前6世纪，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法老普萨美提克一世(Psamtek Ⅰ)的友好政策以及瑙克拉提斯城(Naukratis)的建立与发展，使得希腊人对埃及人及其国家的了解进一步加深。随后，因希腊文学的发展，述及埃及国家的古希腊著作家不仅数量增多且类别有所变化。首先在雅典，悲剧作为新的文学形式迅速发展。在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中，与埃及有关的包括两部，分别为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和欧里庇得斯的《海伦》。前者主要涉及埃及王埃古普托斯(Aegyptus)及其兄弟达纳奥斯(Danaus)；后者则讲述了海伦在特洛伊战争期间受到埃及王普罗特乌斯(Proteus)的庇护。这些故事早在荷马史诗中便已见端倪，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部悲剧作品中埃及人的外貌、语言、服饰均属异邦，但是他们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更接近希腊人^[8]1071-1072。这些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掺杂着时人对埃及人及其文化的印象，悲剧作家是通过相关的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除悲剧外，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在其散文体史著《历史》卷二中详细记述了古埃及的自然地理、人文风俗以及诸王历史，首次为古希腊人展示了一幅埃及的全景。对于建构埃及国家形象来说，希罗多德的贡献还在于其史源与写作方式上：第一，与荷马史诗以及悲剧作家们来源不明的琐碎信息不同，希罗多德所据史料主要源自埃及本地人尤其是埃及祭司。第二，《历史》在“有闻必录”的同时初具辨伪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希罗多德藉此“发现了”作为地理与文化实体的埃及^[1]596，这也使得古希腊人对埃及的认知进入新的阶段。总之，作为游历过埃及本土的史家，希罗多德笔下的“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成为古希腊著作家建构埃及国家形象最为鲜活的记录。

继希罗多德之后，莱斯沃斯的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 of Lesbos)和米利都的阿里斯托格拉斯(Aristagoras of Miletus)分别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和前4世纪中期撰写了关于埃及历史和文化的作品，对希罗多德《历史》卷二进行了一些纠正与补充。其后，克尼杜斯的埃乌多克苏斯(Eudoxus of Cnidus)首次对希罗多德笔下的埃及历史年代提出了质疑。总体上讲，这些著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古希腊人对埃及的整体印象^[9]263-265。在雅典城邦内部，埃及文明则再次成为不同著作家表达诉求与思想的工具，其中代表人物为哲学家柏拉图和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据现代学者统计，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提及的埃及与埃及人多达20处，涉及古代埃及的地理、气候、风俗、艺术、法律以及祭司国王等各个方面^[10]。尤其是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对古事博闻广知”的埃及祭司是亚特兰蒂斯相关传说的唯一资料来源，但另一方面，柏拉图目的显然是借此描述其心目中雅典“历史上最伟大的业绩”^[11]30-41。而伊索克拉底则主要在《布西里斯》(Busiris)中为传说中献祭外邦人的埃及王布西里斯进行辩护，尽管其中涉及埃及的河流地貌、祭祀习俗、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但几乎不含任何精确的细节描述。如伊索克拉底所述，《布西里斯》旨在阐述如何撰写演说辞，因而并非主题严肃、辞藻华丽之作^[12]108-109。由此可见，虽然著述题材与写作目的不同，但柏拉图与伊索克拉底的作品均反映出当时的希腊知识分子对埃及和埃及文化的特定印象。

在之后的希腊化时期，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整体变化，希腊人与埃及人的交流愈发密切。托勒密王朝的建立导致大批希腊移民涌入埃及，希腊著作家也因此获得重新审视埃及与埃及文化的机会。阿布德拉的赫卡特乌斯(Hecataeus of Abdera)于希腊化时代初期抵达埃及，受到托勒密一世的庇护并在底比斯书写了《埃及史》(Aegyptiaca)。赫卡特乌斯宣称，与之前的希腊史家尤其是希罗多德不同，他自己依据的是更为可靠的埃及祭司的书面记录。但是，整体来说，此《埃及史》更倾向于神学和哲学探究而非史学记录，并且希罗多德对其影响依然随处可见^[13]。活跃于公元前1世纪的史家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Diodorus of Sicily)在其《历史集成》(Library of history)卷一中则详细描述了埃及的神话传说与诸王系史。迪奥多罗斯的主要资料来源于阿布德拉的赫卡特乌斯，并参考了诸多希腊史家，而鲜有直接源自埃及的史料。如布朗所述，这也标志着由希罗多德开创的、古希腊人书写埃及历史的终结^[9]269。

毋庸置疑，上述所列只是在自己作品中提及埃及的古希腊著作家中极少的一部分。但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早期辗转所闻的各种传说，还是自希罗多德时代开始的“亲见亲闻”，抑或是希腊化时期“更为可靠”的记录，它们都是古希腊人建构埃及国家形象的重要依据。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史源孰真孰假，都具有特别的研究意义和研究角度。

依据前述不同时期的文献，古希腊著作家笔下的埃及国家形象主要可分为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富民丰。埃及人的富裕在荷马史诗中已有充分表达，《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不仅多次强调那里“家家存有最多的财产”，还提及底比斯人送给海伦和墨涅劳奥斯许多金银精制的礼物，而且其他因各种原因到达埃及的人都可在那里“集聚大量财富”^{[6]Vol.1，90-91；Vol.2，53-54}。这种财富众多的形象延续了整个古代时期，如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亦记载底比斯“为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且拥有“闻名于世的财富”^[14]160-161。另外，据古希腊著作家的记述，这种富庶与埃及土地的肥沃以及尼罗河的馈赠有关：在荷马史诗中，尼罗河被称为“神明灌溉的埃及河流”^{[6]Vol.1，149-151}；希罗多德不仅据尼罗河界定了埃及国土的范围，还称埃及人对河水灌溉所带来的富足而自豪，并不像希腊人那样惧怕饥馑^{[15]296-297，288-289}；此外，为了赞颂布西里斯王，伊索克拉底记述到，其王国所在地即埃及拥有“最优越的国土”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果实多样”；尼罗河不仅“滋润土地”，还是埃及的天然壁垒；埃及人“自给自足”、生活优渥^[12]108-111。由此，埃及文明国富民丰的形象再次得到确认。

其次是埃及社会阶层分明。关于其阶层划分，古典著作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希罗多德载，埃及人分为七个阶层，分别为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人、通译以及舵手，其中祭司和武士享有特权^[15]478-481；柏拉图的记载则包括与其他人隔离的祭司、从事各种技艺的工匠、各司其职的牧人、猎人和农夫、以及献身于军事的武士等六个阶级^[11]38-39；另有伊索克拉底记述埃及国王将国民划分为从事祭祀、工艺以及军事的三个等级，并且命令其民众不得变更自己的行业^[12]110-111；据迪奥多罗斯载，除了常伴国王左右、处理重大事务的祭司以及负责军事事宜的武士之外，还有其他三个自由民阶层即牧人、农夫和工匠^{[14]90-91，250-259}。总之，除了公认埃及社会阶层分明并且包括祭司和武士这两个等级之外，他们所记述的其他信息并不一致。据现代学者研究，埃及历史上并无任何时期出现过如此严格、明晰的阶层划分，但是祭司和武士确实拥有特权并且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16]。因此，希腊人对埃及阶层分明的描述可能主要源于他们对埃及社会的粗浅观察，同时又出自他们基于希腊城邦社会结构的想象。

再次，埃及历史悠久、堪称“希腊之师表”。与希腊文明相比，埃及文明确实拥有更为长久的历史，古希腊人亦心知肚明，而最早明确表达此观念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不仅估算出埃及历史总计长达一万余年，而且还称，米利都的赫卡特乌斯(Hecataeus of Miletus)曾拜访底比斯神庙并回溯自己的家世，当地祭司则回溯了他们历时更久且不包括任何神祇的家世^[15]448-451。尽管该故事蕴含诸多意义，但对古希腊人而言，其中的祭司无疑与柏拉图《蒂迈欧篇》中感慨“你们希腊人都是儿童”的埃及祭司^[11]32-33如出一辙。而且，不管是希罗多德还是柏拉图均记载了某些源自埃及文明的事例，如最早为神命名、献祭、宗教禁忌，以及最早使用武器、观测星空、书写字母等^[17]。虽然克尼杜斯的埃乌多克苏斯对之有所质疑，但埃及国家历史悠久的形象显然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在希腊化时期进一步发展为文明之源的形象。据迪奥多罗斯载，埃及不仅是传说中的诸神起源之地，而且因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而成为人类最早居住之地；此外，通过战争、拓殖等其它方式，最初的人类文明是从埃及扩展至希腊以及亚非其他地区的^{[14]32-35，50-65}。

与之相关的，古代希腊著作家普遍认为，由于埃及国家历史悠久，发明多见，希腊人从中受益颇多。据希罗多德所述，希腊人的神名、占卜方式、集会和游行以及最早的圣所均源自埃及；他们还从埃及学会了丈量土地的方法，并接受了灵魂不朽的哲学思想；此外，梭伦也曾拜访埃及王阿玛西斯(Amasis)并且习得管理国民的律法^{[15]278-279，396-399，424-425}。尽管希罗多德尝试在某些论述中给出证据，但他的观点显然多数通过“后发者因之而发”推断得出，并不为现代学者所接受。然而这种埃及为希腊之师表的观念并非希罗多德所独有，在古希腊其他文献记载中，“为了熟知其习俗与智慧”，“那些在学识方面享有盛名的希腊人都热衷于前往埃及”，其中包括俄耳普斯(Orpheus)、荷马、来库古、梭伦、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等^{[14]238-239，326-327}。

最后是传说中埃及国王的“野蛮排外”。与上述两个方面不同的是，“野蛮排外”明显不是正面形象，其主要与传说中的埃及王布西里斯有关，但难以追根溯源。据希腊神话，埃及国王布西里斯总是杀死并献祭进入其国土的外邦人，直到他被著名的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击败身亡。该故事多见于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雅典瓶画，且为希罗多德所知。尽管《历史》卷二并未直接提及“布西里斯”，但希罗多德专门驳斥了这一传说，认为其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埃及民族的性格与风俗习惯^[15]330-333。然而，相关传说显然并未因希罗多德的否定而消失。从伊索克拉底的《布西里斯》中可以看出，布西里斯献祭外邦人的传说依然广为人知，而且还被增加了“噬食同类”的恶名^[12]104-105。在希腊化时期，阿布德拉的赫卡特乌斯从埃及神话学角度解释了希腊人误读的布西里斯传说，但事实上他并未否认古埃及存在活人献祭且被献祭者多为外邦人的说法^[14]300-301。该传说之后也流传于罗马时期以及古代晚期。总之，尽管古埃及是否存在活人献祭迄今争议颇多，此行为也总是被归之于布西里斯王而非整个埃及民族^[18]，但其仍然体现了希腊人眼中埃及国家美好表象下的另一面。

需要提及的是，在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中，希腊与埃及两个民族虽被视为同出一源，但埃及人身着亚麻织布、肤色黝黑，其语言、外貌特征以及食物均与希腊人不同^[19]。希罗多德则强调，埃及不仅气候、河流性质与世界各地不同，而且其居民的“风俗习惯与其他所有人完全相反”。从其描述的男女分工与书写习惯等细节来看，“其他所有人”自然也包括希腊人^[15]316-319。尽管除了索福克勒斯的只言片语外，希罗多德这种希腊与埃及“完全相反”的描述并未见于其他著作家，而且其中某些细节显然也并不真实，但这种“文化对立”的倾向应该并非源自于他本人。现代学者韦斯特的研究表明，这可能是当时希腊社会的共识^[20]。希罗多德之后，柏拉图在论述埃及的管理与制度时也暗示过其与希腊各邦不同^[21]。至希腊化时代，地区界限被打破、希腊移民与埃及居民交往频繁，但整体而言，古希腊人视埃及为异域他邦的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8]1078-1084。

迨至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古代希腊对埃及的认知与想象便已粗略成型，之后伴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充实。尽管其中包括“野蛮排外”等负面印象，但总体来说，埃及国富民丰、历史悠久、人民安居乐业的异域形象深入人心。而与历史上真实的埃及稍加对比可以发现，古希腊人根据各种直接或间接信息建构的埃及国家形象有着极大的幻想成分，并非全部是埃及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反映。

在古希腊人塑造的东西方对立的世界体系之下，上述积极正面且相对固化的埃及国家形象显然并非“自我”与“他者”的简单对应，其生成与演变受到了多种因素制约。

首先是古希腊著作家建构埃及国家形象可据的资料。这些资料因来源不同(“观察”与“听说”)可分为两部分，因此古代希腊人据其建构的埃及国家形象亦有所不同。

就“观察”而言，据考古资料，古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贸易可追溯至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时期，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双方已出现正式的外交使团。但直至公元前7世纪或前6世纪，在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普撒美提克一世以及阿玛西斯促成希腊与埃及贸易中心瑙克拉提斯城的建立和繁荣发展之后，两个国家之间才出现第一次密集交往，并使得希腊人对埃及文明“有了更为精确的认知”^[15]466-467。公元前5世纪旅行至埃及的史家希罗多德首次为希腊人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埃及，其著作强化了埃及国富民丰、历史悠久、阶层分明以及异于希腊的国家形象。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时代的开始，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建立使两个民族的交流进入新的阶段。尽管因为种种原因，阿布德拉的赫卡特乌斯的作品更像是基于埃及现实的希腊式乌托邦想象，但其中古希腊人观察埃及社会所得的直观印象如物产丰富、神庙华美等依然鲜明而丰富。总之，古希腊人建构的埃及国家形象真幻交织，他们关于尼罗河、祭司与武士以及宗教仪式等方面的记述显然是对其社会现实的直观反映。

除了客观描述亲眼所见之外，对异国形象的建构也难免涉及某些间接信息。尽管希腊与埃及的直接交流随着历史发展而愈发密切，但即使是对那些亲至埃及的希腊人来说，也不可能对埃及了如指掌，在大多数时候，他们仅能依靠各种听闻。因希罗多德盛赞埃及人尤其是埃及各地祭司“博学广识”“熟知历史掌故”并且“用心保留过去记忆”^{[15]276-277，362-363，386-387}，在他之后，多数古希腊著作家亦尝试据埃及祭司之说来书写埃及历史、描述埃及文化。诚然，作为古代埃及最重要的文化群体，祭司确实为希腊著作家提供了某些相对可靠的史料。但是一方面，古希腊人通过祭司接触的埃及资料仍然有限，另一方面，在古代希腊的文献记述者中，懂得古埃及语言者寥寥无几，即便是声称自己所据史料比希罗多德更为精确的赫卡特乌斯也不例外^[22]151。在这种情况下，因道听途说或不求甚解，古希腊著作家对埃及的记述均难免真假交织、误解不断，希罗多德甚至因此被现代学者批评为“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埃及历史”^[23]。而相比之下，其他并非意在治史的著作家如伊索克拉底的作品则更是无法溯源，基本只是反映了希腊人对埃及文明的普遍认识。故此，古希腊人据见闻和想象所建构的埃及国家的异域形象始终显得片面且固定化。

异国形象的塑造固然受制于双方交流以及可据资料等现实情况，但其实也与“形象建构者的筛选和加工”密切相关，而且这种“筛选和加工”都“是在一定条件制约下进行的”^[4]150。对于埃及国家形象来说，主要体现在古希腊人的对外观念以及不同时期的希腊著作家的书写语境之上。

众所周知，古希腊人不仅把当时的世界划分为西方和东方两部分，并且视双方对立为永恒的主题。这在荷马史诗中已初见端倪，尽管荷马没有直接使用“蛮族人”一词，但他记载的战争双方分别为希腊联军和以特洛伊为首的东方阵营。显然，希腊人关于东西方对立、蛮我之分的思想在当时已经出现。及至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对“西方之东方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117。持久的战争与长期的潜在威胁不仅加剧了东西方的对立与冲突，还使得波斯帝国专制、残忍的形象在古希腊人心中根深蒂固，这在以希波战争为主题著史的希罗多德笔下尤为明显。与之同时，虽同属东方蛮族，但从未与希腊人发生过直接冲突，又拥有悠久历史的埃及，自然而然地成为希腊人心中较为正面的异域形象。从前文中可以看出，埃及的国富民丰、历史悠久均与其他蛮族大为不同。但埃及也未完全摆脱希腊人对东方的固有印象：不同时期的希腊著作家不仅保留了埃及国王野蛮排外、噬食同类的恶名，还始终将其视为与简朴、自由、民主的希腊世界完全不同的异域文明。

就古典著作家而言，希罗多德继承了伊奥尼亚地区“强烈的好奇心和开放的态度”，并且“旨在记叙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因而对外族文化兴趣浓厚且一视同仁^[24]。由此，他详细描述的埃及的地理状况、人文风俗、悠久历史等成为古希腊人建构埃及国家形象的主要依据。但希罗多德的兴趣与态度显然并未被延续下来，由于希波战争的胜利与希腊文化中心的转移，同时期及之后的希腊人明显更热衷于着眼“排他、自信、以希腊为中心的”^[25]希腊文化。在希罗多德之后的雅典，不管是哲学家还是修辞学家，都在借助与埃及文明有关的信息来达到自己的写作目的，并无进一步探究并建构埃及国家形象之意。因此，如布朗恩所述，从柏拉图、伊索克拉底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希腊人心中的埃及国家形象在公元前4世纪既已鲜明且被初步固化^[9]266。直到希腊化时代初期，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赫卡特乌斯在极力描述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堪称文明源头的同时，首次提出埃及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但这种特定时期的浅尝辄止并未在希腊文化圈中延续下来，其作品反而加速了希腊人心中埃及国家形象的固定化^[22]169。

综上所述，古希腊著作家据各种信息建构的真伪交织的埃及国家形象，所反映出的古代埃及社会的风俗习惯与历史文化，与史料来源、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化以及希腊人对外观念的变迁息息相关。在希腊人建构的东西方分野对立的世界体系之下，作为异于希腊文明却非敌对的“他者”，埃及文明事实上不同于“以专制、残暴、野蛮以及未开化为基本特征的”^[24]12波斯帝国。在古典著作家笔下，作为“东方的”埃及，虽残暴、野蛮，但其总体上的正面国家形象或可作为探究古希腊人对外观念与时代变迁的一个特殊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