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的成功试验，拉开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在此后的具体实践中，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为农村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农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事业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我国现在正走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康庄大道上，现代化在人民心中的位置显得极其重要，但客观上，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建设和工业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农业农村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也导致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从零开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领域。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治理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分支，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农耕国家，迄今为止，农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改革开放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农业依旧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总纲领，其实质在于促进农业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激活农村主体性。通过政策、体制机制的优化，将“现代化”的特征辐射到农业农村发展的各要素、各环节。这是对“三农”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必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活力。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案，以农业产业发展为基础，引领农村在乡村治理、生态保护、乡土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作为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发展能根本性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优先考虑农业农村发展，在资源配置及政策扶持方面都偏向农业农村。农业现代化治理强调了农业发展一定要具有可持续性，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乡村振兴战略承载着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历史使命，是化解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一方面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农村的全面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农业现代化治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农业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才能更加有效地做到资源整合、技术共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在国外，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约翰·希克斯等的“诱导的创新理论”等。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传统农业不具备稳定增长的能力，实现农业增长就要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国内，改革开放之后曾经进行过关于什么是现代农业的讨论，学者们对现代农业的认识逐渐加深。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现代化及相关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对于农业治理和农业现代化。吴越认为：“既要把农业现代化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小农社会落后面貌的一个全局性、整体性过程来看待，也要将它作为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的全局性、整体性过程来研究。”^[2]王海娟等认为：“分利秩序使得农业治理困境结构化，简单地改善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农业治理问题。”^[3]贺清梅等人认为：“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农民的需求偏好开展地方政府治理，重塑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资源传递通道，围绕农民的公共需求，建构政府、农民与市场的三方互动机制。”^[4]夏柱智提出：“对农业治理的研究须以对农业变迁现状的深刻理解为前提。”^[5]王海娟等人认为：“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农业治理体制机制，为农业自主治理提供制度支持。”^[6]

对于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系。汪锦军等认为：“只有城乡真正实现有机互动，才能真正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的持久振兴。”^[7]杨文歆认为：“生态农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和重要着力点，是高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8]邱海洋等认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分别从乡村生产、生态、生活三个方面体现了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要义。”^[9]邓想等认为：“打造和完善产业生态链既是推进‘三农’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10]丁静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转变发展思路，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等。”^[11]

对于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治理的人才需求。赵秀玲认为：“应确立新时代乡村人才发展战略构想，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动力源之所在。”^[12]石洪斌认为：“需要系统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力资源支撑体系推动人力资源的城乡双向流动和建立灵活的人才制度，服务乡村振兴。”^[13]许伟认为：“农民企业家在乡村挤去水分中可起到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14]王积超等人认为：“强化乡村文化建设，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和资本进入。”^[15]刘超等人认为：“建设农业共享平台，吸引和培育专业农业人才，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才能有效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16]周丹丹认为：“在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中，新乡贤是一个重要的参与和推动力量。”^[17]

总之，现阶段专家学者们就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业现代化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在乡村振兴战略方面，从农村的发展瓶颈、农村与城市的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有关农业治理的研究也比较多，但还少有人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发展进行相应的研究，而这又是当前农村发展的重要方面。

对于农业现代化，其内涵非常丰富，它是我国整体现代化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多年来的农业政策一直追求达到的核心目标^[5]。从客观角度来看，农业现代化是建立在现代化科学的基础上的，要实现由传统农业产业发展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依靠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设备进行农业生产；利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对农业经济进行管理，创造高产、优质、低耗的农业生产体系和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有较高转化效率的农业生态系统；通过现代化科技的发展而生成科学的农业管理系统，对农村经济进行整体调整和规划；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相结合，根据农村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形势不断创新业务模式和产品，运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高效率融合，创新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现代农业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以“互联网+农业”驱动打造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升级版。从制度创新角度来看，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农业发展营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机会，在确保农业劳动力稳定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一方面积极构建激励农业改革与市场经济环境、政策等相匹配的模式，另一方面要提升农村家庭生产单位的创新能力，探索更加符合农业现代化的社区、区域发展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在党的重要文件、党代会报告或其他重要文件中首次出现。这从根本上突破了对“三农”问题的传统认知，构建和形成对“三农”问题的现代化认知，包括对农业多重功能、农民多重属性、农村多重价值的认知。中国的农业不仅仅是从中国的农村考虑，不仅仅是解决农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对广大农民的扶持问题。只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同步实现，才能给生活在农村的几亿农民带来更大的福祉，最终达到乡村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和谐状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把握这一总目标就要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设想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积极构建起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实现了由人力、畜力向机械化作业的历史性转变，相比之下，我国农村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与农业现代化一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将使二者同步推进、使其相得益彰，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跨越，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所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就是要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整体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中，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并且经过十九大进一步确立、十九届四中全会逐步深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在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没有农业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治理关键在于推进农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治理通过各种方式提高集体统一经营能力，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对接，致力于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农业管理新格局。面对小农经济的现代化困境，农业现代化治理就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农民、市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业发展，发挥农民自主组织作用，建立农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结机制，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顺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以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与现代农业发展。

在新时代，我们必须注重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有助于实现城乡融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助于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激发乡村内生活力，这是我国促进“三农”发展的必要之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理念，这是党中央在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城乡关系的新定位。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更加强调了城乡之间的地位平等，强调了二者之间要素互动及空间等方面的交流与共融，这是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部署后，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就是在深刻认识新时代的城乡关系、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的过程就是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过程，二者之间的融合承载着推进城乡在要素、空间、资本等多维度深层次融合的历史使命，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差距缩小，推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提高农民的幸福感。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有助于推进新的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发展，改变传统落后的农村产业，实现小投入大回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有助于完善农村信息化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与现代化科技相结合，实现农村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

乡村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基，而农业农村发展滞后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短板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意义非凡，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意义非常重大。而农业治理现代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分支，也是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根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是积极延伸农业全产业链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促进农业农村更快实现现代化。

在比较优势理论中，尽管国家内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竞争力整体薄弱，但是具有相对优势的部门依旧可能会向另一个商品竞争力整体强大的国家出口商品。若另一个国家的对应产品部门的竞争优势在本国相对弱小，那贸易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两个国家的专业分工水平。在近些年来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格局中，可以看到我国农业的尴尬局面已经显现。在制造业出口保持相对稳定、服务业正在迎头追赶的情况下，农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下降。虽然我国农业的绝对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国际竞争力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却显得弱小。一方面，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发展，实现由传统农业治理体系、模式向现代农业治理体系、模式的转变，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构建由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土地资本密集型农业相结合的贸易体系，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施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挖掘自身优势，聚焦特色产业，建立特色小镇，可以提高农村建设水平和发展质量，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迄今为止，“三农”长足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有效解决，仍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18]。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与农民的数量和素质呈正相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在于积极培育新农人，努力培育和造就一大批适应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大力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充分激活乡村现有人才活力，调动他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产业振兴、农业现代化治理的实现都要以农民的现代化为前提。因此，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及乡村特性，凸显村民主体地位，通过制度、机制创新让村民主动参与到乡村建设中，以农业科学技术、职业技能为培训重点，培育一批有文化、有技术、能创新的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企业家在乡村发展壮大。而且，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治理的积极融合，有助于通过产业特色吸引社会资本，创新产业链组织形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进而形成有辨识度的可持续发展地域产业，让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及集体经济在产业链转型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创业商机及就业机会。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有助于不断挖掘和丰富农村文化建设的生动资源与潜力空间，带给村民的不仅是先进的新发展理念，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也有对乡村文化的自信与精神面貌的改变。农业被赋予了生态、休闲等多种功能，形成了以地域文化和特色产业为支撑的文化业态，不断激活农村的内生动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一定离不开农业现代化。两者的融合内容包括动力、主体、引擎、保障基础等方面。在融合动力方面，各利益主体都要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在融合的主体方面，要注重对中坚力量的培养。在融合引擎方面，要注重科技创新。在融合保障方面要注重顶层设计。融合基础就是要实现技术共享。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使产业内原有的乡村资源要素配置以及机制体制内容结构得到了改变，同时也使利益分配的格局实现了改变。将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的治理所带来的发展成果留在农村和留给农民，农村和农民真正得到了益处，当然这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要始终将农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增强农民参与融合的吸引力，创新收益分享模式，让农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在新型经营主体中，有乡村自发分化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以及外来资本所共同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在具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外来的资本所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农业、农村的发展理念方面所具有的前瞻性和市场的开拓性等使农民们能够尽快融入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与农民建立互利共赢的持久关系。当然要注意外来资本盘活了市场优势而排斥了本地的现象，要让本地优势经营主体以及小农户发挥积极作用、享受利益分配，要让外来与本土的经营主体均能够根植于农业农村，共享发展红利。

外来资本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利用社会资本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采用农业先进技术装备进行大规模经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过程中，其核心力量依旧是农民。其中，部分在乡村从事特色农业的青壮年农民，他们有一定文化，具备经营头脑，并且与本地农民保持良好关系，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业治理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这些称为中坚农民。他们最熟悉农村现状，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会积极参与建设与发展，同时他们也是进行乡村治理的骨干。他们对农村的工作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他们代表广大农民向基层党政部门表达大家对公共服务产品方面的需求，从而实现了基层政府与广大农民间的良性互动。他们重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因其长期生长生活在农村，他们会将其作为安身立命的重要保障。他们重视土地的作用，所以土地可向他们流动，这样土地的使用也比较安全，土地的经营权也能够得到保护，切实保障了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以及我国粮食的安全。同时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进城务工的一些农民也会逐渐返回农村并进行农业生产相关的活动。要给他们留有发展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在农村中大显身手，为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出力。目前农村中存在的一些如农作物收割、灌溉、地块较分散等方面的不足也有所显现，农村基层组织应该对其进行调查，同时统一调整土地，采用合适的办法，克服现有的一些不足，从而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也充分地发挥了农民中坚的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增值，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农业治理现代化则是对农业增产进行有机渗透，更多突出绿色化。二者都通过技术的革新促进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加强乡村新农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能够促使他们高效接受新技术、新商机、新思路，积极将现代科技成果运用到当前的农业和农村建设实践中，从而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科技研发及推广等方面凸显党和政府在政策导向上的优先发展，注重前沿科技资源在农业领域应用，使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发展，切实体现科技创新引领，并且采取一定的办法使得社会的一些资本能够进入农业科技领域。要在农业的各方面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在农业领域要突破资本、人员以及土地方面的约束，使农业生产与现代科学技术能有效融合，使农业新动能得到大力的激发，从而积极地推进农业治理现代化，振兴乡村，实现二者有效融合。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中，要注重融合的顶层设计，实际上这里的顶层设计就是为乡村的实践提供有效的政策导向，农村基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精准领会其战略意图，这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方面。党中央对乡村振兴战略及农业治理现代化发展进行了科学严密的顶层设计，明确了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的内涵、目标、推进思路等，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的有序推行。要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结合本地资源和具体情况，针对性地出台本地的实践指导方案，各农村基层在具体实施时又可结合中央和地方的方案，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操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均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均是对“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只是每年的重点有所不同。但之前各地在具体的实践中确有同质化的倾向，未能就本地资源与中央顶层设计有效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发展，兼顾顶层设计与本土化特色，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开启了农业生产的崭新局面。

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治理都要求打破现有行政地域的约束，要使生产要素在区域或空间内能够自由流动，实现开发和共享。农业现代化必须依赖于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和发展，用科学技术共享来促进产业间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因此一定要完善农业的科技化、规模化以及与乡村旅游业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通过精准扶贫实现农村通信全覆盖，克服农业现代化存在的技术壁垒，让先进技术能够走进田间地头；要让技术创新成果能够与农业的创新发展融合，充分利用GIS、物联网传感器和软件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测；借助企业组织管理创新，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涉农服务载体，在农业上下游、农产品供需双方发挥中介作用。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需要科技引领，注重创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深化改革，提供保障；聚焦重点，狠抓关键；政策优化，人才回流，努力实现二者的高质量融合。

“互联网+”、大数据和平台经济是助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农业科技与机制的创新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理念创新、科技创新与机制创新是综合性系统。理念创新是先导，科技创新是关键，机制创新为理念和科技创新提供有利环境。现代信息技术汇集政府、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与农业生产和治理有机融合，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跨区域农业治理在政策互通、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同性。推动“互联网+”农业产业链各环节通过“数字农业”将市场与资本、土地与资源、小农与私营部门等进行深度融合，实现集成化的资源要素，便捷化的信息服务，破解农业治理的发展瓶颈，形成科技信息化与农业治理现代化的有机融合。“互联网+”与平台技术的广泛运用，组织者由农民合作社领导者转化为平台供应商，集中精力生产绿色、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大数据技术能够提升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预测能力，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技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这种平台扁平化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信息的透明化及内部决策的科学化，重塑农业生产流程，在推动产业创新、变革消费方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大数据不仅为农业治理及产业振兴积累技术，还直接刺激到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互联网、大数据和平台经济将城乡纳入无形的网络中，极大缩短城乡生活差距，使得农业生产具有资本保证、技术保证和人才保证。平台经济通过积极宣传和推广相关产品，打造更多“网红”农产品，成为培育和引领消费的主战场。

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发展是一项系统复杂工程，必须做好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整合力量、统筹推进。在公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要根据当地农村农业发展现状，按照“因地制宜、特色发展、区域联合、全域联动”的乡村发展思路，打破镇(村)行政区划界限及部门行政职能界限，科学制定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的总体规划，统筹做好乡村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农业治理规划，促进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发展。坚持差异发展，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等确定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农村综合示范区建设及模式推广，在有条件的乡镇先行试点示范，培育打造一批振兴乡村示范村，加快农业治理现代化的示范典型，进而辐射带动乡村发展水平整体提升。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绿色化发展”的导向，进一步优化现代农业的区域布局。集中力量打造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及生态养殖园区，继续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进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农业发展基础，提升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带。

确保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机制，探索建立更有活力的要素市场，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突破口，创新融合发展思路，探索建立更加多元、更有活力的农业治理模式，激活农村要素市场。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放活土地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激发农业发展活力。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保障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利，鼓励各地用多种方式盘活农地，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健全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体系，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集体的产权制度。积极完善农村经营制度和乡村发展用地的保障机制，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合理安排农业农村各业各类用地，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协调、保护公共利益、农户利益。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工作，为各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引路。以完善的制度体系支持农民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加工、标准化生产，全面扶持以农村家庭为单位的农场示范户建设。健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与农业治理。推广农村资金互助社、村级扶贫互助社试点经验，规范发展乡村的资金互助组织。并且在农民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试点，发展农业互助保险，积极探索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优先满足农业农村发展。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的财政投入保障制度，确保财政投入持续增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牢牢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要将粮食安全作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运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提升粮食产量。各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发展现状，制定专项规划方案，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落实，更好满足粮食安全的需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根本导向，走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推动各地产业连片规模发展，形成区域性的农业支柱产业。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延伸、完善配套产业链。并且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一批具有特色优势的农业品牌，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充分利用地域资源禀赋，发展“旅游+精品农业”“旅游+特色产品”，打造一批特色旅游乡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民幸福指数。不同地区应基于农民的主要需求明晰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19]。统筹推进“广厦行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全面开展农村院落整治，认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建设生态宜居家园。

人才是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农民素质提高，培养大批技术好、有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村人才队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农村各项事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快农业农村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建立适应乡村产业发展的专家库，加强与农科院、研究所合作研发、成果转化，鼓励更多优秀的科技人才到一线创新创业。探索创新农业高层次人才聘用机制，充实农业部门专业人才力量。落实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在外工作的人们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建设乡村。也要注重将优秀返乡创业人员纳入乡村建设后备干部培养，向村级组织输入新鲜血液。同时，也要关注农村基层人才的发展，注重发挥基层领导干部的作用，要努力“消除基层领导干部的顾虑和不满，既在精神上关心他们，也在物质上关心他们”^[20]，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使其全身心投入到乡村建设中。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加强群众道德约束和村规民约管理，塑造良好的乡村文化软环境。引导群众参与村务管理，提升村务管理水平。

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发展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积极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根据各地实际，因地制宜地建设好美丽且宜居的乡村，这同时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发展农业现代化的一项较为重要的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进一步发展，也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的大事，更是事关农村社会能够进一步文明和谐发展的需要。根据农村的自然人文等方面资源，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等多种方式，使农民的收入提高，生活更加富裕^[21]。这也是农业现代化治理的发展方向。推进农业现代化治理关键在于推进农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挥小农户的主体性作用，是农业现代化治理的动力源泉，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的根本保障。有广大农户的广泛参与的现代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治理。

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治理现代化融合发展，产业发展是基础。要创新土地产权制度、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发挥规模效应。有效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的基本途径。深入实施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维护土地流转双方的权益，形成科学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在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要着眼于满足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需要，着力发展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农机作业及维修服务等，农业经营主体可通过购买生产性服务实现生产经营的机械化、规模化。对于新型经营主体而言，要掌握多种农业生产技能、拥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有效解决农业在融资、经营等方面的问题。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发展中，有必要强化基层组织体系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优化资源下乡机制。通过各项农业支持政策，有序引导农业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型。集体经济是村集体统筹能力的经济基础，有效发挥集体经济作用，为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解决国家资源下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各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依靠地区资源优势及产业特色，选择适宜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类型的产业，促进各产业有机融合，带动和吸收广大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切实实现党的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高质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