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为了消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提高农民自主收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通过“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现阶段，农户创业已成为新时代下理应把握的机遇：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为农户返乡自主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另一方面，由于农户收入的提高，购买力增强，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此外，农户创业不仅为我国农村输入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带动城乡互联互通，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闲置劳动力，提高农村整体就业水平^[1-4]。因此，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农民逐渐从传统的农耕和进城务工等生存模式向返乡自主创业进行转变，如何促进农民通过创业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农户在创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的限制，关系网络成为农户进行创业决策的关键^[5-6]。关系网络分为市场性关系网络和社会性关系网络，市场性关系网络是通过长期的市场买卖形成的，如与客户、生意伙伴等关系; 社会性关系网络是通过长期交往或者天生而形成的，如与亲戚、朋友和熟人等关系^[7]。对于农户创业前期而言，由于天然受到农村环境的制约，大部分只能依靠社会性关系网络来获取创业的信息和渠道，并且这样的关系网络能够对创业产生正向的影响^[8]。在众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村干部同时作为农户发声者和村庄的治理者，对于推动农户创新创业、农村持续发展、农业提质增效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其中村干部的综合素质对于农村发展方向尤为重要^[9-11]。村干部的综合素质表现为教育背景、管理经验、政治背景等等，在以往的文献中，有关村干部综合素质中从商经历的研究很少，探讨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的影响方面就更为罕见。但是由于村干部在从商经历中所获取的经济资源、创业途径以及其所具备的敏锐商业头脑，能够通过与农户在创业经验的交流、资源的引进以及信息的传递等方面进行引导，使得农户更加具有创业的意愿与创业的条件，因此在推动农户创业方面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基于此，本文将村干部从商经历收敛于综合素质框架之内，探究村干部的从商经历是否能够影响农户创业的概率和提升农户的幸福感。如果有，那么其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是什么？这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农户创业行为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农户面临创业失败而导致亏损的风险。因此，农户的创业决策是一个受到多方因素影响的决定。从现阶段的文献来看，主要是从农户个体特征^[12-14]、家庭结构^[15-18]、基础资源^[19-22]、宏观经济政策^[23-25]等方面展开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分析。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个体、家庭、资源和政策等因素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展开，较少学者从农户关系网络中的村干部与农户之间的社会关系^{[7, 26]}，尤其是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影响的视角展开讨论。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增收都离不开内外部投资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农户创业更是如此。公共投资于农村电力供给、农业灌溉、道路修缮等基础设施建设，才能降低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创造产品新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形成的联动效应一方面能够减少城乡之间的“硬件”差距^[27]，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农户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等“软实力”^[2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不断成长的村干部队伍，其中村干部的企业管理经验、政府工作背景、受教育程度等综合素质的提高都成为推动农村持续发展的纽带^{[9, 29]}。其中，村干部的从商经历能够通过带动内外部投资从而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第一，由于村干部受到以往开办企业或经商的影响，因此他们跟没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相比更具备较强收集信息和规划投资项目的能力; 第二，村干部的从商经历能够接触到拥有更多投资实力的人，可以为当地带来更多外部投资的机会和渠道，并且他们深知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吸引外资以及带动村民致富的重要性，进而更加注重基础设施的完善; 第三，由于村干部是区别于国家公务员的特殊群体，他们可以带头投资和经商，进而带动当地的其他村民一起创业形成内部投资。根据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提高农户创业的概率。

村干部从商经历可能会通过商业信息的获取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两条路径影响农户的创业行为。首先，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给农户带来更多的商业信息帮助其创业。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如果交易双方之中的一方掌握的信息比另一方更多，那么信息掌握少的一方则处于劣势。农户在进行是否创业的可行性分析时，为了寻找合适的创业项目和机会，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创业失败和亏损，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社会性关系网络来尽可能多地获取创业的信息和渠道。村干部作为领导农村基层的主体，若具备创业经历或从商经验，农户可以通过村干部公开宣传、私下交流和学习模仿来了解商业方面的相关信息，从而促进其创业。此外，村干部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主体，其综合素质中的从商经历能够吸引外部投资，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地农户的创业决策。其次，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会通过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户创业。“要致富、先修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首当其冲就是不断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知晓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发展村庄以及带动村民致富的重要性，从而可能会加强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进而促进农户创业。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1：农户获取他人信息的意愿越强，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越大。

H2-2：村干部越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越大。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全国调查问卷，具体包括了村居、家庭和个人问卷中的微观数据。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自2010年正式开始组织实施、每两年一次的跟踪调查，主要是通过面访、电访、代答等多种形式收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微观信息，旨在反映我国的社会、经济、教育等变迁情况。本文通过将(CFPS)2014中的村级和家庭层面的数据库合并、对变量的缺失值进行处理，并保留村委会样本及25个省份的样本后，最终得到了包括农户创业、村干部从商经历等变量在内的12 795个有效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农户创业为二值虚拟变量，主要是根据农户的职业分类进行筛选。主要解释变量村干部从商经历同样为二值虚拟变量，是通过调查村干部是否有经商的经历进行判断的。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是参考已有的研究文献^{[7, 10, 18, 30, 31]}，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 1所示。

通过表 2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具有创业经历的农户均值为9.89%，表明在本文的样本中农户开办私营企业、从事个体经营或其他自雇活动的比例较低。农户所在村镇的村干部具备从商经历的均值为28.96%，说明了相较于农户创业比例而言，具有从商经营的村干部的占比较高。从性别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男女比例几乎处于相等的状态。流动人口比例的均值在11.99%左右，表明了村镇的常住人口较为稳定。通过观察地区经济发展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2013年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最大值为11.514，最小值为10.049 8，这说明了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异较为明显，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不再予以逐一说明。

本文将村干部是否具有从商经历作为分组标准，没有开办企业或者从商经历的村干部作为非商业型村干部组，具有开办企业或者从商经历的村干部作为商业型村干部组。就均值差异检验来看，非商业型村干部和商业型村干部的均值分别为0.085和0.133，均值的差异为-0.048，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说明了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提高了农户创业的概率，这也初步支持了假说H1的预期。

基于农户的创业与否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本文主要运用Probit模型来研究村干部的从商经历对于农户创业的影响。模型的设定如下：

其中，Entrep_{i, j, t}表示在i地区的j农户在t年是否创业的二值虚拟变量，Business_{i, j, t}表示村干部是否具有从商经历的虚拟变量; Individual_{i, j, t}表示农户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 House_{i, j, t}表示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Village_{i, j, t}表示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 Province_{i, j, t}表示了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了克服随机扰动项的潜在相关性，本文借鉴周广肃等^[31]的做法，使用村庄层面的Cluster聚类标准误进行显著性检验。

表 3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4)列均为Probit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及其相应的聚类标准误。其中，第(1)列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村干部的从商经历能够使农户创业的概率提高4.49%;第(2)列中加入了农户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虽然主要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有所下降，但是村干部的从商经历能够使农户创业的概率提高3.97%;第(3)、(4)列进一步加入了家庭和村庄层面、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村干部的从商经历仍然能够使农户创业的概率显著提高3.79%、3.63%，即假说H1得到了验证。

考虑到构建的模型(1)可能会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保证前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具备从商经历的村干部上任前后，农户创业行为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差异，参考Li等^[32]的做法，运用安慰剂测试就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积极影响给予进一步验证。具体而言，主要是将2014年各省市的农户打乱，然后再进行随机选取，最后得到了反事实的农户创业变量回归边际效应α₁。我们进行了500次的随机模拟后得到了α₁的分布，回归结果的统计分布如图 1所示。在图 1的统计分布中，虚线为农户创业回归边际效应的真实值，实线为500次随机模拟的边际效应的分布。可以看到，真实效应明显大于反事实模拟的边际效应，进一步证实了村干部从商经历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提高农户创业的概率。

进一步地，为尽可能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具有同质性，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的方法为处理组选择特征相似的控制组，具体而言，以村主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及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作为特征变量，其中，村主任的性别和政治面貌均为二值虚拟变量：性别中，男性记为1，女性记为0;村主任为中共党员则记为1，否则记为0。地区经济发展情况通过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通过这些变量来估计得分值，并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按照1:1的比例进行样本匹配，最终共得到6 978个观测值，进而对研究模型进行检验。根据表 5中第(1)列的回归结果可知，采用匹配效果良好，并且匹配后的样本回归中，村干部从商经历的估计边际效应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前述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运用线性概率模型(LPM)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 4第(2)列所示，结果显示，村干部的从商经历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得到的结论相同，再次表明前述回归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前文通过理论分析假设村干部从商经历影响农户创业的途径主要来自信息的获取和基础设施改善两个方面，下面我们将对这两种机制构建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村干部作为领导农村基层的主体，若具备创业经历或从商经历，农户可以通过村干部公开宣传、私下交流和学习模仿来了解商业方面的相关信息，从而促进其创业。这个逻辑中包含了一个隐含的条件，即农户愿意并且相信从村干部处获取的信息。因此，本文引入新的解释变量-他人信息(OtherInf)，用以衡量农户意愿获取信息的情况，主要是通过调查问卷中，农户认为“他人转告的信息对自己的重要性”来衡量：重要性的程度从1到5进行打分，分别代表了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当农户的选择项为4和5时，取值为1，表示他人转告信息对自己很重要，其他的赋值为0。构造模型(2)来检验他人信息是否是村干部从商经历显著提高农户创业概率的途径之一。

表 5中第(1)列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通过观察村干部从商经历与他人信息的交乘项可以发现，边际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户获取他人信息的意愿越强，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越大，即假说H2-1得到了验证。

为检验村干部从商经历是否通过基础设施改善来影响农户创业行为，本文引入解释变量-基础设施(Infra)，来探究是否具备从商经历的村干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影响农户创业，主要根据问卷中“2010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期间，您村是否新增以下基础设施：通电、通有线广播、通有线/卫星电视、通邮、通电话、有手机信号、通公路、通铁路、通公交车、通地铁”，有其一则赋值为1，否则为0。构造模型(3)来验证前面的假说H2-2。

表 5中第(2)列为模型(3)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村干部从商经历与基础设施的交乘项边际效应并不显著，未有足够证据支持具有从商经历的村干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影响农户创业，即假设H2-2不成立。这种情况出现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村干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话语权还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上级部门对当地进行综合考察和评估之后才做出同意和拨款的决定，就单凭村干部的一己之力很难达到建设预期; 另一方面，建设基础设施中的有线广播、有线/卫星电视、公路、铁路等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大部分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建成，导致了就算村干部能够因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而大力扩建，也需要较长的时间等待完工，从而出现内在时滞的问题。

村干部作为政府与群众连接的纽带，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0]。若具备从商经历的村干部是被农户通过投票选举出来的，说明了农户对其具有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也更加愿意相信从村干部处获得的商业信息和从商经验，进而会增强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为此，本文引入解释变量—民主参与(Democracy)，用以衡量农户民主参与的情况，主要是根据调查问卷中“您在最近一次本村/居委会的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的二值选择变量衡量，如选择“是”则记为1，选择“否”则记为0。构造模型(4)来检验农户民主参与对村干部从商经历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调节效应。

根据表 6中第(1)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村干部从商经历与民主参与交乘项的边际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了村民若参与村委会的选择，基于对村干部信任的角度出发，村干部的从商经历对于农户创业的意愿影响更大。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等信息与通讯技术对我国的农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1, 33]}。在农户具备创业需求的过程中，一方面以互联网作为媒介的新型融资方式为其创业提供了资金来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对创业的阻碍;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互联网加强与社会的互动，积累社会资本，对于外界创业成功的示范效应，也能够很好地对农户自身创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村民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会削弱村干部从商经历对于农户创业的影响。为了检验这个逻辑是否成立，本文引入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InterNet)，用来表示农户的互联网使用情况。主要是根据调查问卷中农户是否上网的二值虚拟变量来进行衡量，如选择“是”则记为1，选择“否”则记为0。构造模型(5)来检验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其创业行为的异质性。

表 6中第(2)列反映了模型(5)的回归情况，实证结果来看，村干部从商经历与互联网使用交乘项的边际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互联网的使用弱化了商业型村干部在农户创业行为中的作用，这也间接支持了具备从商经历的村干部通过信息传播途径促进农户创业的逻辑。

参考周广肃等^[31]、Xavier-Oliveira等^[34]的做法，将农户的创业类型分为“机会型”和“必需型”，旨在考察不同创业目的的农户是否显著受到村干部从商经历的影响。机会型创业指的是农户为了实现个人成就，在市场中存在创业的机会时进行的创业行为，在问题“您/你在这份工作中是否有直接的下属？”中选择“是”的情况。必需型创业指的是农户需要通过创业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创业行为^[19]，在问题“您/你在这份工作中是否有直接的下属？”中选择“否”的情况。

表 7中的第(1)、(2)列分别反映了必需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中村干部从商经历对于农户创业的影响。根据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在必需型创业下的村干部从商经历边际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了基于满足生活需求目的的创业行为，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对农户创业产生正面影响，可能是由于依靠创业是其唯一经济来源渠道，所以他们更加注重从身边获得经营有关的信息。从表 7第(2)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于机会型创业的农户而言，村干部的从商经历并不能对其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通过创业实现自我价值的农户并不必要靠创业收入维持生计，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他们可以通过等待和观望，在各种商业信息中判断最合适、最优质的创业机会，那么，村干部从商经历的相关信息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农户不局限于提高对物质层面的追求，对于不断提升农户自身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方面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考察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有正面影响的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探讨了村干部从商经历促进农户创业最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将农民幸福感作为解释变量，并根据CFPS(2014)问卷中“你觉得自己有多幸福”进行打分，分数从0到10，分值越大表示幸福感越强。同时，还增加了人际关系、相对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等会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人际关系是农户根据问卷中“您人缘关系有多好？”进行打分，分数从0到10，人缘关系越好分值越大; 相对收入是根据问题“您的个人收入在本地属于？”进行打分，分数从1到5，代表了从很低到很高的收入水平; 社会地位是根据问题“您在本地的社会地位？”进行打分，分数从1到5，代表了从很低到很高的社会地位情况。本文通过构建模型(6)来考察村干部从商经历促进农户创业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OLS进行回归，同样，为了克服随机扰动项的潜在相关性，使用村庄层面的Cluster聚类标准误进行显著性检验，由于存在部分缺失值，所以样本量有所减少。

模型(6)中，Happiness_{i, j, t}表示农民幸福感，Business_{i, j, t}表示村干部是否具有从商经历的虚拟变量; Individual_{i, j, t}表示农户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 House_{i, j, t}表示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Village_{i, j, t}表示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 Province_{i, j, t}表示了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了克服随机扰动项的潜在相关性，本文借鉴周广肃等^[31]的做法，使用村庄层面的Cluster聚类标准误进行显著性检验。

从表 8中的回归结果来看，人际关系、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了村干部从商经历促进农户创业对农户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进一步反映了具备从商经历的村干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村干部队伍。村干部在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担负起实现农户收入增长、安居乐业的社会重任。作为连接政府与基层的纽带，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直接反映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施效果。新时代下，无论是农户还是政府部门都对村干部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下信息传播的视角，考察了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村干部从商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创业的概率，经过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村干部从商经历主要是通过信息传递的途径来影响农户创业的，且农户对他人信息的重视度越强，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越大。村民参与民主选举的情况能够反映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从而对农户创业行为产生积极作用，相反，互联网的使用削弱了从村干部方面获取商业信息的重要性，进而使得村干部从商经历降低了农户创业的概率。通过将创业类型进行分类讨论发现，必需型创业的农户更容易受到村干部从商经历的影响，而对于机会型创业的农户这种影响效应并不明显。另外，村干部从商经历促进农户创业在改善农户人际关系、提高农户的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制于商业信息传播和创业环境的影响，在农户的关系网络中获取社会资本有限，因此村干部从商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完善村干部选拔机制。村干部在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村干部的选拔中，不但要参考学历、年龄、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等一般特征，而且还应该从村干部的商业背景、金融背景或科技背景等特殊角度进行考察。(2)扩宽农户视野和见识。为了实现农户增收的目标，就不应该局限于农耕或外出务工等方式，还应该扩宽和培养农户的经济意识、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从而使得农户的创业行为更具有自主性。(3)有针对性的完善基础设施。通过实证分析，对于村干部完善基础设施途径来提高农户创业行为的检验结果并不显著，本文给予的解释为，村干部单凭一己之力很难达到建设预期。因此，上级部门给予改善农户创业环境的视角，有针对性的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达到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支持农户创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