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讨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时，就曾直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问题，他谈及：“由于珍妮纺纱机不断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加以改进或者干脆弃置不用……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从那时起，英国工业的全部历史所讲述的，只是手工业者如何被机器驱逐出一个个阵地。”^[11]工业革命的加速猛进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也带来了新型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于是，资本家的剥削和无产阶级的赤贫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矛头的指向。一方面，资本家不断榨取剩余价值，造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对立; 而另一方面，资本家通过技术改进和使用机器提升生产效率，压缩工时排挤劳动率低下者，又创造了新的对立面——机器与工人。这样一来，阶级对立就以直观的机器“铁人”和劳动“活人”的对立呈现出来，进而在理论构建层面直接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开辟了加速主义范式下的社会批判思潮，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便是其中之一。

按照常规的计时方式，时间本身的运行速率并没有得到提升，时间的单位长度和计量方式没有发生变化，一天仍是二十四小时，一小时仍然是六十分钟，即社会加速并非是基于时间自身物理结构的变化，而是“时间的外在表现形式与衡量模式”在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进程中有了新的表征形式——社会内部发展秩序中的“过程加速”与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自身的“结构加速”。

作为“过程加速”的集中体现，罗萨将其理论构建聚焦于科技发展加速这一维度，并将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的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能够被人们所直观感受，甚至能够直接测量的加速形式统统归结为这一范畴。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科技加速并非是陌生的词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工具理性这一导致人类在机器的加速运转中走向僵化的罪魁祸首。而在更为激进的马尔库塞那里，他直接控诉科技的高速运转成为极权社会的帮凶：“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12]罗萨既没有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工具理性的老路，也排斥了马尔库塞“大拒绝”式的态度，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罗萨的理论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和大卫·哈维的空间哲学有颇多相似之处。在哈维那看来，资本的增殖逻辑迫使其自身不断通过“空间压缩”的法则来加速周转和积累，而罗萨则进一步从科技发展加速出发，认为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的速度提升使得现代社会的空间距离感不断缩小，时间逐步成为衡量距离的单位。人们日常出行的考虑不仅仅是实际距离的远近，而更多会考虑时间消耗的长短，时间已经伴随着科技加速发展正在逐步挤压和消弭空间，成为空间远近的参照。“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的社会关系的人，不必然在物理距离方面也离我们很近，反之亦然。同样的，社会相关性也与空间邻近性脱节开来。”^[13]118空间距离与空间场域在现代加速社会中逐步失去其重要性，而且伴随着互联网与即时通讯技术的发展，现实社会中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也不再拘泥于固定的空间坐标，而越来越具有“非地点”的特性。空间的优先性被时间的有限性翻转，“截止时间(deadline)”成为衡量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标，而时间与空间的重要性出现更替的内在逻辑恰恰是过程加速——科技发展加速不断向前迈进并重塑人类社会面貌的结果，这样一来，科技自身的加速发展成为表征社会发展速度不断提升的代名词。

作为“结构加速”的体现，罗萨聚焦于社会变迁与生活节奏二者速率的提升。生活在现代加速社会之中的人们，其“态度和价值，时尚和生活风格，社会关系与义务，团体、阶级、环境、社会语汇、实践与惯习(habitus)的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13]16。按照科技主义的许诺，科技的加速发展本应是鲜明地展示人类社会从无到有、从匮乏到丰富、从一维到多维的发展脉络和过程，并给予世人更加轻松惬意的现实生活，但为什么却走向了反面？这正是罗萨没有停留在“过程加速”层面的论述，而进一步探索“结构加速”的重要动因。在这一维度，罗萨借用哲学家吕柏(Hermann Lübbe)的“当下时态萎缩”(Gegenwartsschrumpfung)的概念，把目光聚焦到人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13]17。一方面，人们在过往生活中所累积的学识、经验、阅历等标识自我主体性的认知在社会加速向前的进程中被逐步淡化乃至抛弃、淘汰，人们不得不加速学习和接受各种新生社会事务; 另一方面，属于“当下”这一段区间的时间总量正在逐步缩减，人们尚未完全适应和习惯新生事物所带来的变化，在将其内化为自己所熟知和掌握的确定性的经验之前，新的事物和变化接踵而来(想想那些刚刚艰难学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体在面对各种“二维码”时的茫然无措)。换言之，在现代加速社会，人们“当下”的认知经验范围和对未来的期待范围正在发生重叠，属于“当下”的时间区间正在逐步缩减和加快，而能够体现这种“当下时态萎缩”现状的最鲜明实例就是与“当下”紧密相连，并能够表征结构加速内涵的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为了更进一步揭示结构加速的理论内核，罗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发现在早期人类社会，人们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模式都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长达数个世代才会发生剧变，而现如今这些可以在数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工作模式乃至行为习惯、人生观、价值观都在以持续加速的速率发生变化。“现代的社会行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常流逝殆尽，他们极度缺乏时间。时间仿佛像石油一般被消耗的原材料，越来越珍贵，所以其短缺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慌。”^[13]21于是在现代加速社会中，过程加速和结构加速相互媾和，密不可分，共同组成压缩人们幸福感的导火索。

在此，我们已经能够鲜明地看出，虽然罗萨已经偏离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整体批判的宏大叙事路径，但其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却未发生根本变化：他始终把理论构建的重心放置于为社会大众解决现实问题上来，直面人们当下所面对的科技、社会变迁和日常生活的不断加速，并试图回答社会加速的悖论——加速逻辑本该能够增加人们的自由时间，可为什么现如今人们依然感到时间匮乏，陷入了越加速越紧张的矛盾状态之中。这样一来，速度与加速自然而然地成为罗萨把握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表面上看，在现代加速社会的语境下，单位时间内所要完成的事件量在不断增加，而科技发展所提供的效率增幅落后于事务增加的速率，双方速率的不匹配就必然导致人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由二者速率差值所带来的剩余事务量，个人所能够支配的自主时间就必然让位给完成工作事务的需要，于是整个社会就呈现出人们疲于奔命的现实状态。

马克思曾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论断指明了这一悖论更为深层的逻辑。马克思认为，资本在流通过程中，致力于缩短空间障碍，并积极构建生产与消费等环节的稳定和持续性，即从实质上来讲，社会加速逻辑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的强大动能，是资本增殖的力量将人们卷入社会加速而无法自拔。而在罗萨那里，资本逻辑被隐没，社会加速本身成为批判的标的，人们正在逐步丧失慢速生活的可能。简而言之，“当下”被社会加速“萎缩”了，人们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人的主体性被逐渐消弭，人们不得不被动地通过自我加速的途径从而与社会加速的尺度相匹配。这也为罗萨后来在理论上无法真正实现人与社会加速的和谐共生，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社会加速发展正在给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深刻变革，我们想要逐步完成提高生活质量、推进社会公正、解决现代社会病症等多维度难题，就需要关注到这些议题背后的社会加速现实，并从这一现实出发掌握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才能深入理解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内因，以及对现代社会的负面问题给予有效的指正。罗萨指出现代社会加速体制隐藏在时间机制的背后不断改变着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的互动关系，并随之引发种种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那么现代社会到底是怎样走入加速发展的模式，罗萨从竞争逻辑、世俗文化观念、封闭循环三个方面进行了考究。

首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的竞争逻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社会加速的肇因之一。总体来看，人类社会的竞争逻辑渗透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配还是个人生活等领域，竞争的张力都促使人们去提升效率、节约时间，从而获得更高的竞争优势，即“效率”成为竞争逻辑主导下能够衡量社会发展和个人成败的标的。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生产领域，经济发展是以获得增长为基本导向，这就要求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竞争者要想方设法地节省生产时间，从而节省成本提高自身竞争力。而在资本流通领域，为了获得更高的竞争优势就势必要提升资本循环的速率，这样一来，经济领域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都在不断地加速行进。为了保障自身的优势与利润，在竞争驱动下的创新就成为科技发展加速的原因，所以科技加速是内化于社会加速的本质体现，是现代市场竞争体系的后果。除了经济领域，社会分配领域的各个方面也都是社会竞争的结果：政治权力的获取、科研职称的评定、影视演员的名气等都是基于竞争体系展开的^[13]32。总而言之，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宏观较量，小到每一位社会成员自身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微观指标，都是在竞争逻辑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于是“竞争力”的高低就成为现代社会裁决社会发展水平与个人成就大小的标尺，也唯有通过加速，才能提升“竞争力”。

在社会学者克劳斯·多利(Klaus Dörre)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永葆活力的动因正在于“时间就是金钱”的经济引擎^[14]，罗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催动这架经济引擎的根本更在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以“竞争”为主要手段的获利原则与方法。利益竞争过程中的“加速”促使“效率”成为衡量社会发展和个人成败的核心标的，成就被定义为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罗萨为此甚至自创了一个社会学公式“成就=工作除以时间”来表明竞争逻辑对社会和人的规训。于是，加速就从外部环境的强迫逐步内化为社会个体的主动选择，就为罗萨将加速的机制探究引向文化论的解释路径提供了契机。

其次，现代社会物质化的文化观念也是社会加速的推动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陷入忙碌和焦虑的情绪中不能自拔，人们的生活呈现出不幸福状态，而这种不幸福的实质是人们受困于世俗生活中的“加速观念”。罗萨指出：“现代社会行动者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加速动力时，并不只是无助的受害者而已。他们并不单纯仅是被迫去适应他们毫无筹码的加速赌局。相反的，我想指出，加速的推动机制也会由文化应许赋予力量。”^[13]35具体而言，人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既要建立在一定物质水平基础之上，又要建立在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满足感上，于是人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就异化为“丰富的生活”，即衡量幸福与否的标准被降低为对物质财富和生活体验占有的多寡上，“幸福”这一本身内涵丰富的词语就变成了单一的并且可以被量化的指标。也就是说，能够表征幸福高低的概念被物质生活水平的基底和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心理满足所共同框定，因此，“丰富的生活”就自然成为“幸福的生活”的代名词。然而受制于人的生理寿命有限性的这一现实，人们所能体验到的新事物总是会少于社会所提供给人们的选择，每一个体所能够完成的事务也会因社会加速而慢于新事物的增长速度，这样一来，主动的加速生活步调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选择。遗憾的是，人们即使通过个体加速手段来节省个体时间从而想要达到更多的、更幸福的生活体验，也远远无法追平社会的总体加速进程，这样一来人们能够享受到新事物与无法体验的新事物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幸福的悖论以及人类的现代性悲剧也就因此而生。

在这里，罗萨对于社会加速的文化动因探讨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为了应对越加速越不幸的悖论，罗萨在一定程度上沿袭马尔库塞的理论脉络，在马尔库塞那里，人的单向度选择首先被归咎于人们陷入虚假意识中而无法自拔，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被科技和消费所奴役。罗萨进而指出，对社会加速批判的核心论域必须直面人们的虚假意识和社会加速所造成的痛苦现实，批判地分析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本质认知和追求幸福生活实践选择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在文化观念中实现霍耐特“超越内在世界”的准则，揭露社会加速的弊病，形成具有实践方略的文化指导和重塑性力量。

最后，现代社会的封闭循环正在逐步成为社会加速发展的自驱力。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竞争逻辑以及世俗文化观念是推动社会加速的外部驱动机制，那么现代社会的封闭循环就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加速的内部驱动力。基于此，过程加速和结构加速正在固化成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系统。尽管作为物理定律的自然时间没有发生变化，但人们不断地通过实践的力量来提升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生产劳作的速率，甚至能够通过现代生物和基因技术缩短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从而不断满足人们正在加速的需求。于是，在竞争逻辑和文化观念的媾和下，加速的社会发展呈现了一维的排他性特质，社会恒速和减速被系统性地剔除，人的自我与主体被放置于“滑坡”的境地，“人们的体验、知识、设备、穿着，甚至是生活方式和日常用语，只要稍微喘口气，就马上会变得落后过时”^[13]40，即一旦人们处于维持现状的地位，实质上就等于不断落后于他人。质言之，加速社会封闭式循环的实质就体现为，社会发展与人的自我发展这二者的加速状态是以相反的方式呈现出对立性的链接，人的能动性无法在这一循环中得以拓展与发挥，人在面对快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工作中的实践形式、人与人之间沟通模式等现实情境时不得不以被动的状态去表达和反馈，人成了滚筒洗衣机中的被洗之物，而不是掌握开关的主导者。

“竞速学”(dromologie)大师维希留(Paul Virilio)在探讨速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时还曾寄希望于借社会加速发展的“极点”来恢复人与他者、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企图在加速社会中找到制衡速度的良策^[15]。而在罗萨那里，现代加速社会的封闭循环却向世人昭示，所谓社会发展速度中的“极点”仅仅只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环节之一：科技加速发展不断以更高规模的速率体现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之迅捷，并重塑社会的外在面貌，而人又在不断借用科技便利和体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以自我加速的方式意图弥合自我与现实的鸿沟，即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又进一步不自知地沉沦在加速文化的观念中。于是过程加速与结构加速不断媾和，从而把人牢牢地嵌入在被动的“中介”位置，导致主体性、能动性、自由意志等属人的概念无从谈起。在这里，社会发展的封闭循环从科技发展加速伊始到社会变迁加速和日常生活加速再到科技发展加速形成了完美的闭合，人原本所具有的主动创造的实践能力在社会加速面前成为不得不去加速狂奔跟进的被动态势，“加速循环”就此成为一个系统性剔除恒速和减速的封闭式自我驱动系统。

于是，在竞争逻辑、世俗文化观念以及将二者镶嵌于社会内部的封闭循环的合力推动下，人类的生存方式在现代加速社会中陷入一种病态的分裂：一方面，人们生活在一个加速社会的现实情境中，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摇摆，逐渐陷入越来越快速、越来越紧张的生活状态而无法自拔; 另一方面，人们体验越多，经验却越来越贫乏，一切属于主体经验的时间和空间全部消失了，人们不得不盲目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压力，随着社会节奏不断加速各人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而人们的生活步调难以与社会加速步调长期保持一致，就必然带来人与社会的对立与疏离，并且在这个社会加速的体制下，人们没有可以长期依循的经验去处理不断加速的事务，人与他人、人与社会陷入了“无关系的关系”网络之中，人的异化状态就随之而来。

纵观哲学加速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罗萨绝非是第一个系统研究“速度”的学者：从维希留的《速度与政治》开始，包括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尼克·兰德(Nick Land)等一系列左翼学者，再到新近火热的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代表人物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都构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这其中，维希留的理论直接启发了罗萨，他通过将目光聚焦于速度，从而展开其现代性社会理解的本体论视域，并为资本主义技术批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16]。在维希留那里，速度本身成为制度与法则，在社会加速的狂潮中，由于运输革命的伟大创举，目的地的到达被转化为“限制的到达”。于是过程的意义被速度消弭了，人之存在的空间标的消失了，所有的环境都要在速度面前被突显为“当下”，属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域成为从卢卡奇开始的历史反思，再到法兰克福学派那些理论大家共同需要超越和更新的理论前提。而维希留则更进一步以环境的相对性和人之存在的相对性开辟了一条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批判裂隙：他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域，又为解决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贡献了理论方案，同时在认识论层面摒弃对纯粹“理论主义”的关照，进一步探索加速情境下的人的实存^[17]。当我们回到罗萨的理论语境，就不难看出他将人的幸福感的高低与社会发展速度的高低相嫁接是受到了维希留的启发，但他没有止步于维希留速度批判的框架。如果说维希留寄希望于加速后的人类能够通过界面化生存而实现人与外界的和谐共存，那么罗萨则通过将速度批判引向意识形态批判，并期望在霍耐特“超越内在世界”的准则下克服由加速所带来的异化病灶，换句话说，将加速与异化的辩证关系进行系统探索，从而为批判理论在加速主义情境下注入活力，这是罗萨突出的理论贡献。

社会加速究竟带来了何种异化？在解决此项问题之前先要把握罗萨对“异化(Entfremdung)”概念的特殊理解：一方面他借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指认资本主义情境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对立”，进而表征其批判理论的合法性维度; 另一方面他的“异化”概念超脱了传统词汇意义上对词的语义特征的要求，他并不认为需要为“异化”确立一个清晰的非异化参照点。与此同时，罗萨借鉴和拓展了另一位霍耐特的高徒拉埃尔·耶基(Rahel Jaeggi)的“缺乏关系的关系”(Beziehung der Beziehunglosigkeit，又译作无关系的关系)的理论框架^[18]。具体而言：其一，异化本身是一种有缺陷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并非天生和谐，人们不得不在异化的常态中去调整自我; 其二，加速是造成异化的根源，因为加速打破了人们习惯性的节奏，自然产生不适应性，为了跟上社会的节拍，人只能让自我沉沦于加速节奏的浪潮中。于是，异化的概念在罗萨这里就成为探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Selbst-Welt-Verhältnis)的桥梁，如果人的主观行动缺乏与整个世界和他人的相互呼应，人就会陷入孤立的生存状态，也就缺乏了走向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概言之，异化就是幸福的对立面，是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的全面崩塌。

在这个意义上讲，罗萨对异化的认知已经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们大相径庭了。科技的极权、消费的引力、理性的丧失、文化的萎靡等本体论内核尚能在其前辈们那里支撑起异化理论的大厦，然而到了罗萨速度本体论中，唯有“批判的方法论”成为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光辉传统。为了进一步阐明社会加速的异化后果，他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了具体论述：

第一，空间异化。人类本身作为生物性和物理性的存在，先天占有部分社会空间，然而在社会加速的背景下，社会关系的亲密性与物理空间的距离感产生脱节，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以物理距离的远近为主要凭据，空间位置的重要性退居其次。“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13]117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加速和社会变迁加速，迁居生活已经逐步成为生活常态。但是不断的迁居导致人们对于特定空间认同感的消失，于是人们对于故乡的情感和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乡土文化不断被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由此而来，即社会加速通过造就大量的流动性使得人们和习以为常的物理空间出现认知的断裂。也即这种与感知和感情割裂开来的空间坐标将人异化为仅仅是表征地理方位的符号，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消失了。

第二，物界异化。物界(Dingwelt)一词在社会加速理论的语境下被罗萨用来代指人们所生产的和消费的产品，物界异化也就是人与生产相异化，以及人与消费相异化的统称。一方面，人类本身不该与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相异化，然而随着人们对于产品的不断使用与依赖，人的自我不断地被扩展到物界之中，物界成为人们的栖息地，人们与物界产生关系的主要方式变成了相互融合，甚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够相互关联的方式，那么异化状态就会随之产生。另一方面，人们在社会加速面前不断面对新型事物的冲击，人们不仅更换旧物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人们既有的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新的产品面前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琳琅满目的新的产品(罗萨刻意强调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加速更新换代)面前被逐渐消弭，人们不得不被动地去习得新产品的操作方式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加速变迁。人不再是物界的主动的创造者与掌管者，在加速逻辑面前，人反倒成了物界的被动追随者，人们对于传统物界的熟悉感被剥夺，人与物界的异化状态就随之产生。

第三，行动异化。在竞争逻辑牵引下的加速社会，不断压缩着人们对空间、对物的体验时间：人与物的良性互动、艺术的美感、生活的体验、自我的愿望等一系列原属于幸福生活内容的要素都与人的实际行动相分离，人们的行动也就不再是为了去做真正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人们不得不去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们来不及去真正理解自己所占有的一切，就在“必须如此”的修辞下去做那些并非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人似乎丧失了对身体的支配权。“后现代当中的主体倾向于‘遗忘’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所有人都被‘要事清单’的工作支配着，都在从事可以立即获得满足的消费活动(比如购物或看电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对某些事物的本真的、珍惜的感觉。”^[13]132也就是说，人在行动过程中所能体现的丰富的多维性被异化为单一的目的性。

第四，时间异化。在现代加速社会中，“去感官化”的单一状态愈发成为人们生活模式的主导，罗萨谈到人们在看电视、上网或者玩游戏时主要依赖视觉和听觉器官，缺乏对其他感觉器官的调动，因此留存的记忆也愈发浅薄。与此同时，上述这些活动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也是“去背景化”的，它们不再与人的生命历程发生必然的内在关联，这些行为本身是可以被替代的，它们无法与自我的内在体验进行有效的“共鸣”，于是人们在时间中所经历的各种体验不再是构成自我的方式，而仅仅沦落为有短暂刺激性的孤立片段，人们的总体记忆也就越来越淡薄。这都是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后果之一，因为它需要人们去不断面对各种无法预知的新兴事物，传统的经验需要被不断革新，人们才能在现代社会得以立足。罗萨进一步借用本雅明对“体验”和“经验”的区分来强调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体验”流于表面，无法转化为带有自我记忆的“经验”，因为社会加速的规制使得人们的“体验”尚未内化为“经验”时，人们又不得不投入新一轮“体验”之中。“像本雅明所预言的，我们的体验时刻越来越丰富，但是生命经验却越来越贫乏……我们也没有让我们所体验到的时间变成‘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13]139

第五，自我异化。在社会加速的背景下，人们与时空、物界产生异化对立，人们的行为有了异化的特质，那么人的自我也就丧失了绝对的主体性，开始滑向自我异化的深渊。自我异化的实质是人与自身吸收世界的能力产生了异化，而不是与真实的内在本质发生异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人本来应该通过在空间中的坐标来确定自我，通过与物界的互动来完善自我，通过喜好的事物来充实自我，通过多维的经历来丰富自我。然而社会的不断加速使得人的主体性与时空、物界、行为割裂开来，人们的经历无法整合为自己的经验与行动，开始出现对于“自我”本身的不断消耗，于是人们的身份认同与“我们的立身处世、我们所关心的事有关，而我们却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失去了稳定的、有方向的重要事物的先后顺序，那么我们的自我关系就会遭遇危险、受到干扰”^[13]143。最终人们会因为社会的不断加速而感到孤立无援、无所适从，人们离真正的幸福生活就会越来越远。

异化是社会加速的结果，同时也是罗萨将加速作为批判靶向的原因，此五重异化内部包含着紧密的逻辑联系。从表面上看，社会加速由远及近地造成了人与空间的疏离、人对物界的陌生和人无法抗拒的行动，进而在时间中丧失了获得“经验”的可能。人与赖以生存的空间、赖以生活的物界，以及赖以存在的身体行动的疏离导致了人在加速滚动的社会时间中无法定义和定位自己，最终引领自我身、心的“无关系”，走向“主体性的虚无”。社会加速所蕴含的逻辑索引形成了一套严密却又十分隐秘的时间体制，管制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所谓的自主选择不过是在社会时间体制下系统调节的产物。人类的主体性只是现代社会生活表层的假象，被现代社会的时间规范与时间体制所支配的个体并不具备真正的自由，人们被迫在社会加速的现实面前不断前进。对“主体性”“异化”等概念表达关切的理论维度也恰恰体现了罗萨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新锐的理论自觉，这也是罗萨试图构建“关系本体论”的初衷，即通过建立“有关系的关系”来回归人与世界的“共鸣”。

罗萨以速度和加速为切口，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指向社会发展中的过程加速和结构加速，并指出竞争逻辑、文化观念和封闭循环是社会加速的诱导机制，又在此基础上阐释社会加速会导致五个方面的异化病症。在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语境中，我们不难看到法兰克福学派一脉相承的批判理论色彩：他与其同门拉埃尔·耶基一道，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技术理性”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加速来融合马尔库塞的“技术极权”和哈贝马斯的“相互理解”，并在其老师霍耐特“承认关系”的理论范式内，呼吁恢复人文社会科学批判主义的荣光，其理论企图将传统的批判理论转向新一代典范的学术努力可见一斑。

然而，尽管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体系相对完备，却依然难以摆脱法兰克福学派历来重视批判、轻于构建的窠臼。显而易见的是，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指出了人们生活不幸的病灶，却又无法开出有效的药方。他期望通过“有关系的关系”来塑造人与世界的“共鸣”，“对我来说，似乎可以认为‘美好的生活’最终也许就是意指生活中有着丰富而多面向的‘共鸣’经验……就是生活可以沿着一条清晰的‘共鸣轴’而震动。这条轴线会在主体与社会世界、物界、自然、劳动之间的关系当中铺展开来。以此而言，共鸣意味着‘与异化不同’”^[13]149。表面上看，异化和共鸣是相互对立的辩证范畴，然而就其实质而言，共鸣绝非对异化的反叛，反而是适应的过程，是个人放弃反抗，接受加速，让身体与社会发展处于相同的节奏^[19]。严格来说，这绝非是人类解放的途径，罗萨理论的悲剧也正在于他寄希望于在加速的情境下开创批判理论的新范式，却在共鸣的结论中背弃了批判理论的核心承诺，反倒是更接近于马尔库塞笔下那“单向度的人”。

除此之外，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我们亦可看到罗萨理论的构建过程仍然是保守主义式的故步自封。在马克思那里，摆脱异化的关键是全方位变革生产方式，以“人的解放”来克服加速对人的规制。因此，社会加速批判的总逻辑应该是基于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来分析速度的界限。显而易见的是，罗萨的分析理路尚未深入到资本逻辑的批判层面，他虽然探讨了资本逻辑的获利原则对加速的推动力，但又在方法论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将加速从生产领域剔除，认为社会加速主要限于流通、消费和分配的领域，他甚至忽视价值规律的潜在作用，将人们倾向于购买速度更快但价格更贵的电动摩托、雪橇归结于心理动机的驱使。这样一来，罗萨的分析思路就和马克思分道扬镳，从而走向了心理学维度的“共鸣”。另外，罗萨将社会加速视为异化的根源，认为这是亟待解决的病症，却对社会加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显著优势视而不见，如社会经济领域的快速增长给人们提供了广泛的福利保障、科学教育领域的加速发展不断提升人类社会的总体文明水平、医疗服务领域的加速飞跃不断提升着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福祉等。由此可见，以提升人类幸福感为己任的罗萨在构建批判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陷入极端化的倾向，他的“共鸣”结论依然停留在抽象的思辨哲学层面，无法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效转化。也难怪当我们再次面对法兰克福学派新锐理论家之时，脑海中却总会想起马克思的那句至理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