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告诫世人敬畏自然规律，敬畏圣人言语，然而，现代人的敬畏却正在消退，正是由于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人类才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正是由于丧失了对生命的敬畏，当今社会频繁出现伤人与自杀事件。因此，研究自然敬畏如何影响现代人的自我评价与感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敬畏是人们对于知觉到的比其自身更广阔、更有力量的事物的一种反应，它混合着惊奇、钦佩、困惑和恐惧^[2-3]。从本质上来看，敬畏是一种自我超越性情绪，它会促使人们将自己看作是更大事物的一部分，让人们更多地关注情境，更少地关注自我^[4]。此外，敬畏还被发现能引发个体的自我缩小，即个体感知到自我尺寸的降低，在敬畏情境中，被试往往会报告“感觉到自己渺小”，产生“自己是无足轻重的”认知体验^[5]，或是更容易感到在当下有比自己大的事物。研究者普遍将自我缩小看作是敬畏提升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自我缩小使得个体对于自我的关注程度减小，由自我导向关切转变为他人导向关切，从而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6]。总而言之，自我缩小与敬畏紧密相连，也是敬畏的主要心理后效之一，然而，目前学界对于敬畏导致自我缩小的内在心理机制却知之甚少。

前人研究多采用自然情境启动范式选取西方被试探究敬畏与自我缩小之间的关系^[7]。然而，有研究者指出，由于东方文化更强调层级结构以及人际敬畏，所以东方人可能较少受到由自然情境诱发的敬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探究自然情境中的敬畏是否也会导致中国人的自我缩小。此外，考虑到自我评价是自我感知的基础，本研究尝试立足自尊的“身份调和器理论”^[8]，通过探明敬畏导致自我缩小的中介机制及其边界条件，揭示敬畏引发个体超越小我的内在机制，最终助力寻找到通过敬畏提升个体社会参与、为大我服务的途径。

浩大的、超越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会令人们产生敬畏，它们会挑战人们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或自我观，进而令个体产生不确定感和无力感^[9]。如果个体在知觉到敬畏的同时能够顺应外界的挑战，进行有意义的心理图式调整，便会产生自我缩小的体验^[10]。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个体会在自然与历史的宏大面前感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感受到自我的渺小^[11]。因此，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自然敬畏能够导致自我缩小(假设1)。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指出，心存敬畏的人往往更懂得“顺其自然”，这提示我们，顺应需要在敬畏导致自我缩小之间或扮演重要角色。顺应需要是指当个体遇到新事物时，希望通过改变已有认知结构去适应外界事物^[4]。虽然并没有研究直接验证过敬畏会提升顺应需要，却有研究探讨过敬畏和一些与顺应需要相接近概念(如对经验的开放性，认知闭合需求，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处理)间的关联。例如，有研究发现敬畏与低认知闭合需要之间存在相关。低认知闭合需要和高顺应需要在概念上非常相近，具体来说，低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乐于接受没有标准答案的、模糊的和变化性的事情，能够接受周围环境不符合自己的期望，因而在遇到新事物时，不会固守于原有的认知结构，表现为较高的顺应需要^[4]；另有研究发现敬畏体验与大五人格中对经验的开放性这一人格特质有正相关^[7]，只有个体对新事物、新经验持有足够开放和接纳的态度，才更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认知结构，顺应情境的需要。此外，研究发现实验操纵敬畏可以降低个体对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的包容程度，即激发敬畏会使个体更加难以忍受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失去确定感和控制感，为了缓解这种消极的感受并对不确定性进行调和，个体会尝试改变自己的认识^[12]，表现出较高的顺应需要。综合以上研究，可以推测敬畏能够提高顺应需要。

而顺应需要与自我缩小很可能也存在关联。许多研究发现顺应与自我观念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具体来说，当遇到与现有参考框架不符的生活事件时，人们会采取顺应加工方式，以新的方式认识自己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进而使得自我观念得到发展，心智更加成熟^[13]，那么敬畏导致的顺应需要，也很可能导致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发生变化。另外，基于认知的角度，顺应是一种新经验与现有的心理结构不相适应时的心理调整过程^[14]，让人敬畏的事物往往是浩大且超越个体理解范围的，不符合个体原有的自我认知结构的，为了适应新事物对自身认知的冲击，个体会调整、改变原有的自我认知结构^[10]，在该过程中，人们不仅会发现自己的长处，更会意识到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从而产生自我缩小的体验。因此，本研究认为由敬畏引发的顺应需要会导致个体产生自我缩小的体验(假设2)。

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敬畏并非必然会提升个体的顺应需要，而是可能会受到个体自尊的影响。自尊在定义上是指个体对于自我的总体评价^[15]，它会依存于个体认为重要的价值上面，并调节人们在特定情境中的认知和情绪反应。然而，个体认为何种价值更为重要会随着个体所处的文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这使得文化差异会对自尊的根源和表达产生影响^[16]。相比较西方人典型的分析式思维特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式的^[17]，从而导致中国人对于理想型自尊拥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理解。

与西方学者在解释敬畏导致亲社会行为增加时所建构的概念“小的自我”相似，中国文化也有大、小我之分，对比而言，“小的自我”更侧重于个体自我大小尺寸的变化^[10]，而“小我”的内涵则更为丰富。身份调和器理论主张，“小我”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将个体与他人相区分的特征，它追求的价值是独立与个性；“大我”指以小我所属的团体(如家庭、组织和国家等)为自身界限的、具包容性的自己^[8]，它追求的价值是服从与统一。中国人的自尊分别依存在小我和大我价值之上。大小我价值表面看似矛盾，却并非不能调和，而能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实现大小我价值则体现为儒家文化中对“做人”境界的理解^[17]。中国人的成长与社会化可被看作是一个道德自己的发展过程：个体不断扩展自我的边界，从一种只包含个体自身的，界限清晰稳定的小我逐渐发展为包含身边其他人和物的，界限清晰却不稳定的大我^[18]。相应的，中国人理想型自尊建立的基础既不是过分追求小我的特立独行，也不是过分地迎合大我的需要而刻意压抑小我的需要，而是适度恰当地同时满足大/小我的需要，我们称之为“适恰自尊”，认为它体现了理性平和的中庸智慧，即以个体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并让内在要求在特定环境与限制下得到适当的表达与实现^[19]。

在定义上，适恰自尊是建立在适度恰当地满足大小我需要基础上的一种自尊。它既区别于特立自尊(通过过分追求小我独特性而获得高自尊)，妥协自尊(通过过分追求大我归属性而获得高自尊)，还区别于兼顾自尊(通过最大限度同时满足大/小我需要获得高自尊)，而是试图让个人的价值依存于大我和小我之间最为适合的状态，使小我的需要在大我的约束之中得到无过无不及的实现，达成大/小我价值的真诚一致，和谐统一与共同实现。作为一种特质性自尊的适恰自尊可以采用量表法加以测量。适恰自尊量表包括兼顾自尊，特立自尊和妥协自尊三个维度^[8]。而根据中庸“一分为三”和“执两用中”的观点，适恰自尊应该既涵盖兼顾自尊同时满足大小我需要的努力，又不会固执于过分满足其中任何一方，所以，研究者采用标准化的兼顾自尊分数回归掉标准化的特立自尊、妥协自尊及其两者间交互项的残差作为衡量个体适恰自尊水平的指标，力求既保留兼顾自尊之中同时呵护大小我需要的努力与精华，又消除其中特立自尊与妥协自尊的偏向的影响。

已有研究揭示，高适恰自尊个体会让其内在要求在特定环境的限制下得到适当的表达与实现^[20-21]。由此来看，高适恰自尊个体的自我满足需要水平是可变的，其自我认知图式较为灵活，个体并不会拘泥于原有的认知图式，而是倾向于顺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从而既让个体获得内在的满足，又能让个体与环境和谐相处。因此，我们预测，在面对让人敬畏的事物时，高适恰自尊的个体能够产生更多的顺应需要，从而体验到更多的自我缩小(假设3)。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整体自尊水平会调节敬畏的作用^[20]。考虑到适恰自尊不同于整体自尊，它关注的是个体自尊依存于何种基础之上。所以，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会同时测量被试的整体自尊水平，从而检验在控制整体自尊水平之后，适恰自尊是否可以依然调节敬畏与顺应需要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身份调和器理论，针对敬畏导致自我缩小的中介过程及其边界条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认为敬畏会通过引发顺应需要导致个体自我的缩小，同时，适恰自尊会调节敬畏与顺应需要之间的关系，促进个体在敬畏情境中体验到更多的自我缩小。

参考已有探讨敬畏导致大学生自我缩小的实验研究所使用的样本量(80-100人)^[5-6]，本研究从北京某高校招募大学生参与实验室研究。其中，女性75人。平均年龄18.27岁，年龄标准差1.46。

被试来到实验室之后被随机分为两组：敬畏组与控制组，两组被试分别单独观看2分钟左右的视频。参考已有研究中使用的视频内容^[22]，44名敬畏组被试观看的视频为宇宙中的行星；而49名控制组被试观看的视频是一段校园新闻的播报，以求更贴近日常生活，更为大学生所熟悉，从而与更广阔、更有力量的自然情境形成对比。在被试观看完视频之后，两组被试需要写下至少5句话来报告自己对景象内容的体验，感受到的情绪，以及当时的想法。

参考Stellar等研究中使用的顺应需要测量^[23]，本研究使用以下两个条目测量被试在观看视频后的顺应需要水平：“看完视频后，我觉得我对世界看法被挑战了”和“看完视频后，我觉得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了。”采用7点评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在当前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79。

适恰自尊量表一共包括特立自尊，妥协自尊和兼顾自尊三个维度^[20-21]，每维度下面包括6个条目。在本研究中，特立自尊，妥协自尊和兼顾自尊三个分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分别为0.90，0.86和0.92。基于执两用中的观点，我们将标准化的兼顾自尊分数回归掉标准化的特立自尊、妥协自尊及其交互项后的残差作为反映被试适恰自尊高低的指标。

参考已有研究中的自我缩小测量方法，本研究采用8个条目测量被试在观看视频后的自我缩小水平^{[4, 6]}，采用7点评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自我缩小程度越大，具体条目如“我觉得自己渺小或微不足道”。在当前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74。

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测量被试的整体自尊水平^[15]。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分数越高代表自尊水平越高。根据在中国被试群体进行研究的结果，由于中西方语言差异，该量表的第8个条目(“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不适合测量中国人的自尊水平，所以，我们参考已有研究^[24]，在正式施测时将其改成更容易为中国人理解的表达方式——“我觉得我将来难以获得更多的尊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4。

参考Shiota等的研究^[4]，要求被试在观看完视频后，立即报告自己感受到的敬畏类情绪(激动、惊异、敬畏、害怕)和非敬畏类情绪(伤心、担忧、高兴)的程度，采用5点评分(1=几乎没有，5=非常多)。

首先，对实验室启动进行操纵检验，检验是否敬畏组被试体验到的敬畏程度会显著高于控制组；随后，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是否适恰自尊可以调节敬畏对自我缩小的改变作用；最后，在控制可能的混淆变量(自尊水平)之后，检验是否适恰自尊在敬畏与自我缩小间的调节作用依然保持显著。

首先，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变量间相关结果如表 1所示。

针对实验组与控制组被试在7种情绪体验水平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敬畏类情绪(如激动、惊异、敬畏与害怕)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非敬畏类情绪(如伤心、担忧和高兴)上，两组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 2)，该结果显示，实验操控成功地启动实验组较控制组产生更多的敬畏类情绪，而非其他类型的情绪。

随后，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整体自尊后，采用PROCESS中的模型4检验是否顺应需要会中介敬畏分组对自我缩小的作用(见表 3)。首先，性别与年龄和自我缩小无关；此外，敬畏对自我缩小的直接作用显著(β=0.52，t=5.16，p＜0.001)，当放入顺应需要后，该直接作用显著下降(β=0.41，t=4.61，p＜0.001)，且敬畏对顺应需要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2，t=2.32，p=0.02)，顺应需要对自我缩小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45，t=5.43，p＜0.001)。顺应需要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0.01，0.24]，表明顺应需要能够在敬畏对自我缩小的预测中起到中介作用(ab=0.11)。

最后，使用Hayes(2013)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7，检验顺应需要在敬畏和自我缩小之间的中介作用前半段是否受到适恰自尊的调节，结果表明：将适恰自尊放入模型后，适恰自尊和敬畏的乘积项对顺应需要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7，t=2.68，p=0.01)，但采用PROCESS中的模型8检验结果显示，适恰自尊和敬畏的乘积项对自我缩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2，t=-0.21，p=0.12)，说明适恰自尊只能在敬畏对顺应需要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并且不影响顺应需要在敬畏与自我缩小间的中介效应大小(β=0.41，t=4.80，p＜0.001)，见表 4。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 2)，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整体自尊后，对于适恰自尊水平较高的被试(M+1SD)，敬畏对顺应需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1，t=3.38，p=0.001)；而对于适恰自尊较低的被试(M-1SD)，敬畏对顺应需要的正向预测作用不再显著(β=-0.03，t=-0.22，p=0.82)。进而随着个体适恰自尊水平的提高，敬畏对顺应需要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增大趋势，且顺应需要在敬畏与自我缩小间的中介效应也呈上升趋势。

本研究基于身份调和器理论，探讨自然敬畏导致中国人自我缩小的中介过程及其边界条件，研究结果显示，敬畏会通过引发顺应需要导致个体自我的缩小，同时，适恰自尊会调节敬畏与顺应需要之间的关系，促进个体在敬畏情境中体验到更多的自我缩小。

首先，本研究揭示敬畏通过顺应需要导致自我缩小。这一结果可以通过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来解释，具体来说，个体在认识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知结构(即图式)，一旦环境中出现新的刺激，个体会采取同化或顺应的加工策略去处理新的刺激与原有图式的关系^[14]。同化是将新刺激纳入原有的图式之中，顺应是改变自己的图式使其更好地适应新信息和新环境，面对新刺激，个体首先会尝试同化策略，但若原有图式很难解释新的变化，那么个体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认知结构不够完善，自己的观念需要改变，即产生顺应需要。在顺应需要的推动下，个体倾向于寻求新的认知策略，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当个体最终找到能够解释新信息的图式时，个体也就完成了顺应。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敬畏中，在恢弘浩大的事物面前，个体难以使用原有的认知图式将其同化，因此只能采取顺应的策略，改变对自我的认知，承认在大自然或其他令人敬畏的事物面前自己是如此的渺小。此外，本研究的结果与Perlin和Li(2020)提出的敬畏-顺应加工-自我认知发展的模型相符合^[10]，该模型认为敬畏带来的顺应需要，能够促使个体重新审视自己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将个体更多地关注四周而不是仅仅关注自己，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最终使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都更加成熟。

其次，虽然敬畏会通过提升顺应需要导致自我缩小，然而，敬畏却非势必导致顺应。原因在于，顺应可能会失败，顺应失败会让个体感到困惑，甚至无力感和不确定感激增^[9]。在敬畏情境中，只有不拘泥于原有的认知图式，愿意随外界环境和自身状态随时调整的个体，才会产生更强烈的顺应敬畏情境的需要，进而感知到自我的缩小，所以，适恰自尊在敬畏与顺应需要间起到调节作用：适恰自尊高的个体在面对无法改变的浩大情境时，为了保持自我认知与外界环境的和谐统一的状态，会产生更强烈的顺应需要，从而缩小自我以重新与让人敬畏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相反，适恰自尊低的个体则会抗拒改变，难以提升顺应需要。

虽然对敬畏的心理学研究最早始于西方，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敬畏的积极价值，如孔子有言“君子有三畏”，道家主张“天与人不相胜”，都是在倡导个体对更大的集体或自然心存敬畏，善于顺应。基于身份调和器理论，本研究揭示敬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导致自我缩小的中介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发现在控制了整体自尊的基础上，适恰自尊在其中仍起到了调节作用。这不仅是对这一身份调和器理论的有力支持，更说明适恰自尊不同于整体自尊，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未来研究可将对适恰自尊与个人特质、社会行为间的关联进行更深一步的挖掘与探索。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本研究只关注了个体对自然的敬畏，而未涉及社会情境或认知情境。事实上，尽管已有研究发现社会情境或非社会情境敬畏均可使个体更倾向于进行亲社会行为，但不同种类敬畏对顺应需要和自我缩小的影响仍可能存在细微差别。因此后续研究需要继续探究敬畏的类型对顺应需要以及自我缩小的影响。本研究使用视频任务法引发被试的敬畏情绪，但视频与真实世界的敬畏情境依然存在差异。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研究，未来对敬畏的研究可以采用增强现实的方式让被试置身于敬畏情境中，从而诱发被试的敬畏情绪，令实验结果更具有生态效度。最后，本研究被试均为大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验结果的可推广性，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更多样化的人群深入探究敬畏影响中国人自我尺寸的中介机制与边界条件。最后，本研究结果为探索如何使中国人更好地“把小我融入大我”、提升社会责任感提供了启发，后续研究可以通过尝试激发个体的敬畏、顺应需要从而提高其大小我融合程度和社会参与程度。

本研究所得结论主要是：(1)自然敬畏会导致中国人的自我缩小。(2)敬畏会通过提高顺应需要导致个体的自我缩小。(3)适恰自尊在敬畏与顺应需要间起调节作用，高适恰自尊的个体在敬畏情境中有更多的顺应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