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党中央与红岩精神的关系本来不是问题，但近年来常常被人提起，认为过往的研究只关注了周恩来和南方局对红岩精神的培育，而忽视了毛主席对培育红岩精神的伟大作用，因此需要把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之行纳入红岩精神研究的范畴，似乎不如此，毛主席与红岩精神便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涉及抗战时期党的工作的全局、战略、立场、策略、党建和对南方局工作的评价等重大问题，故今天有专门再探讨之必要。

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作用、指导之功，贯穿于红岩精神培育形成的全过程，这本是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南方局是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批准成立的，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这是不言自明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研究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过程中，邓颖超、宋平、陈舜瑶、童小鹏等中共中央原南方局老同志就反复强调过，这有档案和文献可稽。因此，这也成为学界研究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一条准绳，早有系统的研究成果，比如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史》^[16]、周勇主编的《红岩精神研究》^[17]两种著作都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胡大牛^[18]和潘洵等^[19]也有专门论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红岩精神就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培育的伟大精神。毛主席、党中央是培育红岩精神的领导者、指挥者和参与者，周恩来、南方局是红岩精神的培育者、创造者、践行者，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历史源头。

抗战全面爆发后，毛主席、党中央推动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原则，奠定了国共合作之基，决定成立南方局，担负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1939年5月，南方局成立伊始，就将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论述编成《毛泽东救国言论集》，由重庆新华日报馆公开出版。南方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而毛主席则始终为战斗在大后方的中国共产党人导向领航。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把对国民党及其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升到全党工作的高度，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实践有了全党中心工作的意义，肩负起高举旗帜、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南方局，其任务是“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20]。随后，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周恩来领导和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敌后城市的工作。1940年8月，毛主席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其后才是“敌后城市”和“我们战区”，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放在“第一”的战略地位，毛主席还明确授权“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21]524。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南方局成立了由周恩来兼职主持的敌后工作委员会^[22]。因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是代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整个国统区和南方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领导机构。这种格局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前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国统区的大规模群众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使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于全面的孤立，毛主席称之为“第二条战线”^[23]1224。

抗战全面爆发后，毛主席及时指出中国抗战的前景与发展方向，显示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坚定立场，这是南方局从容应对艰苦卓绝复杂政治环境、形成“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政治品格的底气。

毛主席和南方局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受邀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此他专电国民参政会，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参政会及抗战大局的主张：“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24]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提出著名的三大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25]440南方局在重庆始终以此为遵循，在《新华日报》上和工作实践中，对三大政治口号进行了集中的多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和深入阐释，简洁明确、言简意赅地宣示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个口号后来经过文字上的修饰，简化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沿用下来，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实践中，周恩来、南方局一方面既坚决反对汪精卫妥协投降的汉奸行径，另一方面又在1939年1月25日的《周恩来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给蒋介石的复信》中，坚决拒绝蒋介石把共产党纳入“一个大党”^[25]34-37的图谋，始终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的指示在南方局共产党人身上显示出红岩精神所具有的“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中，毛主席制定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统一为主，磨而不裂”的斗争策略，这是南方局在实践中充分展现“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之源。

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始终在和而不同中建立，在斗而不破中发展。1939年，毛主席预见到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摩擦不可避免，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和缓内部矛盾与摩擦。他指出，统一战线要讲团结，但又要讲斗争，“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26]。周恩来在重庆把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即使如皖南事变后形势之凶险，南方局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既敢于斗争，又镇定冷静、灵活应变，挽救了濒于破裂的国共合作，推动了中间党派的中立并开始向左转。这场国共之间的大斗争，开始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和中国政治的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全国性大党，开始进入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接对等谈判的新时期，这些都是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的充分展现。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题词，毛主席得到消息，特致信周恩来：“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27]

毛主席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南方局在其领导的广大地区落地生根，成为红岩精神本质“崇高精神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根基所在。

这包括毛主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目标，这就是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的“伟大的工程”^[28]602；也包括毛主席制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28]756的白区工作方针。南方局把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具体化为“三勤”“三化”，即“勤学、勤业、勤交友”^[21]568和“职业化”“社会化”^[21]560、“合法化”^[21]610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们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用共产党员实实在在的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优良作风，在灯红酒绿的考验中不断锤炼坚强党性，犹如六月风荷“同流而不合污”^[29]。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大后方中心城市的共产党人，无论是论辩在会议讲坛还是战斗在龙潭虎穴，无论是政治博弈还是商海经营，无论是身在红岩村中还是隐蔽于社会基层，他们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守住了共产党人的品格。抗战胜利以后，南方局东迁南京，中国共产党成为国统区的公开组织，周恩来仍按照“三勤”“三化”的要求，专门部署了隐蔽力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毛主席提出的党建目标和方针政策，在南方局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落实和创新创造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在国统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8]602的新路，也是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精神所共有的本质属性的组织基础。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是对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工作和党的建设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工作成效和红岩精神的充分肯定。

毛主席是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为了实现“七大”路线——建立“联合政府”的路线而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七大”路线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但联合政府又不是由共产党一党领导的政府，而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的联合政府。为此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我们要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30]毛主席所讲的“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其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应当说，这是党为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个从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把握着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最终签署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通过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广泛交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随后三年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凝聚了力量。通过与外国政府和民间的交流，展现了中共独立开展外交工作的崭新风貌。毛主席重庆之行对南方局工作成效和红岩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23]1158毛主席以“一身系天下安危”的气概参加重庆谈判，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使命，更集中展现出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和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是红岩精神在历史转折时期最为华彩的篇章。

因此，深化南方局与红岩精神研究，需要对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如何领导南方局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业绩，以及指导培育红岩精神方面，进行更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南方局的时代使命有两个：一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为建立新中国奠基。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南方局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但其到底是如何具体领导南方局为新中国奠基的，则研究成果极少，还没有破题。毛主席提出了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南方局具体化为“三勤”“三化”，目前的研究仍然比较笼统，还停留在一般政策解读的层面，大有深化研究之必要。我们既要做南方局领导的整个大后方区域的党的建设的研究，也要做某一地域(如重庆)的研究，还要发掘个体案例，从而构成国统区党的建设的立体图景，目前这一研究也才刚刚破题，而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可以为深化研究提供支撑。

多年来，关于红岩精神内涵的表述已经不计其数，但离取得共识还有距离。其表现是：对南方局历史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满足于炒冷饭、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程式化，往往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共性简单地作为红岩精神的个性；研究视野不够宽广，对红岩精神个性的研究和概括着力不多，对红岩精神的表述大同小异，似曾相识，甚至循环往复。究其原因，既有对历史研究不够尤其是对南方局历史研究不够有关，更有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当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6]，这是我们研究红岩精神的指导思想。离开历史研究的革命精神研究，很容易陷入概念的堆砌、文字的演绎和低水平重复。只有把对包括红岩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建立在扎实深入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收获经得起时间、历史和人民检验，经得起学理性、系统性商榷的学术精品。

一种精神，特别是革命精神，包括两个基本范畴，一是本质，二是特色。有了共同的本质，若干精神便可归类，形成谱系；有了各自的特色，若干精神才会是星辰大海，星汉灿烂。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是一个非常庞大、相当科学的谱系，具有严谨的历史逻辑。具体到每一种精神，其科学内涵(本源)亦包括本质和特色两个范畴。精神谱系研究，本质和特色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一百年前党的先驱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31]的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首、之源，是精神谱系的初心。体现在红岩精神的本质上，就是“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四本质”属性。纵观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苏区精神、红军精神、沂蒙山精神、太行山精神等，都具有这种“四本质”的共同属性。因此，凡具有这样本质属性的精神现象，都可以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本质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其间，一脉相承。正是有了这些共同的本质属性，红岩精神才能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才使“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32]。

对于规模恢宏、内涵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若干革命精神而言，仅仅概括其本质属性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一般性的研究，容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不能深入到个体。因此还必须研究其特色，即对其独特的表现、独特的价值进行历史学的概括，彰显其精神的个性。只有个性，才是认识精神的真正钥匙。为此，我们在研究提出红岩精神“四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对红岩精神做了“五特色”的表述，即：(1)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2)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3)“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4)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5)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10]。

我们的这一研究思路得益于宋平同志的指导。抗日战争时期，宋平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南方局的学习秘书，在红岩村学习、成长，是红岩精神的创造者、实践者、传承者之一。2004年4月23日，宋平同志接见中央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委领导同志和南方局、红岩精神研究团队，笔者作为团队一员，亲耳聆听了他的讲话，他从亲身感受中告诉我们：“红岩精神与党的其他精神一样，都是党的优良传统中的一种。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虽有不同，但红岩精神就是延安精神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体现，他们内在的根本的实质是一样的。要不断地学习，在工作中得到弘扬。”这种“本质+特色”的研究方法，对于当前深入研究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从整体上把握其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地位，更可彰显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独特价值。

今天深化红岩精神科学内涵及本源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浮在面上，更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呢？这需要深入下去，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在“四本质”的基础上，概括抽象出更加完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对“五特色”的表述也需要一个一个具体深入下去，要让从具体历史资料中抽象、概括、提炼出来的“五特色”(时代使命、政治品格、政治智慧、宽广胸怀、英雄气概)，再回到丰富、生动、鲜活、坚实的历史环境中去，形象生动起来，内容丰满起来。通过这样的努力，让红岩精神的研究既科学又充盈，让红岩精神的传播既好听又好看。

红岩精神和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时创造的两个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升华，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直接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中国和世界展示全新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精神成果，是延安精神在抗战大后方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政党的面貌走出“山沟”、走向国统区政治舞台中心进而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精神风貌。产生在抗战时期的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既有同一性，又有独特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的立党宗旨、理论基础、核心价值、精神血脉、作风传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都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才走出了困境，赢得了长征的胜利，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周恩来等来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争取了大后方进步的政治力量、中间力量和大多数群众。1943年8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总结阶段，他感慨道：“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他说：“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1]613-614这是南方局历史、红岩精神与毛主席、党中央关系最生动的表述，同时也证明了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又是对延安精神的执行和弘扬。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有很大不同，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中，产生在革命军队之中。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重庆。较之延安，重庆的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经济环境诱惑很大，文化环境芜杂，既是染缸又是虎口，要想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绝非易事。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及应对大后方复杂环境中，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抵制各种政治压迫、经济困境、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历史价值在当年独具实践意义，在当代同样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1939年，毛主席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8]606这一时期，延安是全党工作的总司令部，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而重庆则是党在抗战大后方工作的前线指挥部。党在延安的工作集中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党在重庆的工作侧重于统一战线，积累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的重要经验和智慧。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重要论断，特别是将“统一战线”列为三大法宝之首，客观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略布局，这是对南方局功绩和红岩精神风范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杰出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伟大历史功勋，永远写在党和民族的历史上，代代相传。

今天深化红岩精神研究离不开对延安精神的系统、全面的研究，如果没有延安精神，那么红岩精神就是无源之水；而如果没有红岩精神，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精神财富就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系统的。因此，红岩精神和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条关键性脉络，应该并题研究、比较研究，彰显其各自的精神特色和历史价值。

胡乔木同志曾经就如何研究南方局历史发表过重要意见，他指出：“南方局的历史，是党的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共同斗争的历史。”“过去搞党史时对这些方面不重视，只侧重在领导同志的言行，这是不行的。”“我们搞党史视野要放宽一点，要从四面八方来反映。这样南方局的活动历史就具体了。”^[33]因此，今天深化对红岩精神的研究，离不开对红岩精神赖以生存的抗战大后方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乃至于社会、文化环境在分门别类研究基础上的综合研究。

《红岩》小说出版于1961年，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极具标志性。由于书名叫“红岩”，因此有相当部分群众把红岩精神误读为《红岩》小说的精神。这是需要认真辨析的。早在2004年，著名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同志就写下了《此红岩非彼〈红岩〉》一文，认为“把红岩精神当作小说《红岩》中表现的烈士精神”是一种“常识性误解”，需要澄清^[34]。针对当前研究中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相混淆的情况，必须回答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关系，需要科学地厘清红岩精神、《红岩》小说的性质与界限。

第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既不是也绝不可能建立在一部小说的基础上，这是常识。不论是建党精神还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尽管有包括小说在内的诸多文艺作品演绎，但客观真实诉诸历史与主观创作的小说则有相当不同，这些革命精神是用具体革命实践创造的真实历史凝练而成的精神的财富。因此，红岩精神既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红岩》小说主观创造的精神。每一种革命精神都是也只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一以贯之，都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集体和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共同创造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有不同的精神内涵。这是由每个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阶级关系、主要矛盾、革命任务、战略策略、工作重点等所规定的。因此，建党时期有“建党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井冈山精神”，长征时期有“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有“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解放战争时期有“西柏坡精神”。具体性的和特色性的革命精神是不能跨越历史时期的，只有本质性的革命精神才可以跨越历史时期，那就是伟大的、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建党精神”。

第二，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把握红岩精神和《红岩》小说的关系。我曾就二者关系进行过专门的论证，提出二者在几个方面的不同，即形态上一史一文、时间上一先一后、主体上一上一下、内容上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关系上前者为源后者为流^[15]。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替代，而应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

第三，川东地下党和歌乐英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绝不等同于《红岩》小说创作的情节。川东地下党的历史和歌乐山牺牲的革命先烈是《红岩》小说创作的原型和素材，但二者之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解放战争后期川东地下党的斗争，是一段非常悲壮乃至于惨烈的历史，有着深刻的“血的教训”^[35]。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就指出“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在牺牲前用血的教训提出了‘狱中八条’”^[36]，这是《红岩》小说故事创作的初衷和历史背景。而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最精彩的故事都是集中概括多个先烈事迹、凝练众多先烈经历，然后以艺术加工的方式典型化呈现出来的，因此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这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中早已成为一条基本原则。郭沫若先生曾在《历史·史剧·现实》中把历史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表述为“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37]。所谓“失事求似”，即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失事)，而追求准确地把握与表现历史的精神(求似)，今天进而被概括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在历史背景、重要史实方面忠于真实的历史，而在具体人物、细节上努力进行文学艺术的虚构和创造，这就是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即使是最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不能够更不应该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对号入座，这是历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历史学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把牺牲在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称为“歌乐英烈”“歌乐忠魂”。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重庆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在论述重庆历史特别是近代革命历史时多次提到红岩精神，也特别指出了歌乐英烈与红岩精神的关系。我们需要认真研读领悟，以此指导研究。

2010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重庆市党政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重庆的光荣革命传统，熔铸了崇高的红岩精神，是激发和凝聚全市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38]，阐明了重庆革命历史与红岩精神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重庆的历史文化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特别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他要求“重庆要运用这些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仰，养成浩然正气，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39]。

这给我们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以巨大鼓舞，也是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红岩精神研究的激励和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在重庆经历了特殊阶段后，在背景更广阔、历史更深远、体系更宏大、针对更现实、要求更具体的语境中，对重庆革命历史传统、红岩精神与歌乐英烈关系做出的深刻而本质的阐发。重庆革命历史传统是红岩精神的源头之一，红岩精神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对包括重庆革命历史传统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同时，红岩精神又是歌乐英烈英雄业绩、精神的源头，歌乐英烈则是红岩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歌乐英烈们把青春和热血凝结在伟大的红岩精神之中，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对他们的最高褒奖。

当下深化红岩精神研究，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红岩精神产生以来的传承和弘扬，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红岩精神与歌乐英烈、与川东地下党斗争历史的关系等问题。这是过往研究中相当薄弱的一部分。学界在研究红岩精神时，重点往往集中于党中央、南方局这个层面，集中于周恩来等南方局主要领导人，而对南方局的其他领导人和中下层共产党员，包括重庆在内的南方局领导的各省区市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包括狱中党组织)研究得还很不够。

因此，在确定周恩来、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红岩精神主要培育者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研究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和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党组织、基层党员对培育形成红岩精神的贡献。尤其是在重庆解放前夕，英烈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而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的不朽业绩。

在重庆革命斗争中，有曲折，也有失败，更有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在牺牲前用血的教训提出了‘狱中八条’”，这对于“一个政党的思想道德建设是多么重要，一个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是多么重要，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问题”^[36]。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南方局东迁南京。周恩来将四川党组织一分为二：一部分交给了在重庆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1947年四川省委撤返延安后转入地下；另一部分则始终处于隐蔽战线，由他直接领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后一支队伍忠实地贯彻毛主席、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28]756的白区工作方针，不急躁、不冒进、不争功，在迎接刘邓大军解放重庆、解放大西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方面的历史长期湮灭了，近年才开始受到关注，比如从2018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就开始自上而下搜集整理《中国共产党隐蔽斗争历史资料汇编》。显然，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及时挖掘出来。

另一支队伍就是川东党组织，曾经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血的教训”。这种教训既有外在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内在的原因，二者均沉痛之极。对这一历史教训的系统总结，笔者将另文专题研究，此处不赘。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后，川东地下党负责人即开始自发地总结教训，并到香港向中央有关负责人做了汇报，得到了中央的明确指示^[40]。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川东党组织两年来工作的总结提纲并在党内传达贯彻，组织党内同志反思历史，吸取血的教训。这种总结和反思也在狱中进行，集中地体现在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后向市委提交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41]，已经把其中的“血”说得清楚、明白、痛彻、惊心，八条意见就是八条“血的教训”。烈士的牺牲值得千秋万代景仰，烈士的精神要世世代代弘扬。但其中惨痛的失败历史、“血的教训”，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学的研究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不是视而不见，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不了了之。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当年的老同志和后来的党史工作者在很长时间内不愿触碰的课题。既要为尊者讳，又要面对党组织曾经犯过的错误，而承认犯过的错误、剖析自身的肌体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们树立了善于运用党的历史的典范，要求“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42]。我曾亲耳聆听过习近平同志2010年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新的形势对党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党史工作进一步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43]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72周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00周年，历史研究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上，我们应该而且已经有足够强大的自信和能力来面对这一沉重的课题。新时代的历史工作者应该勇敢地、实事求是地直面“血的教训”，研究这段痛史，绝不是要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要珍惜“血的教训”，弄清历史真相，铭记历史教训，把握历史主动，否则，血就白流了。这样的研究，同样应当从对历史的研究出发，从原始的资料入手，从对文本的研究开始，在弄清楚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既研究胜利又研究失败，既总结经验又总结教训，用历史研究的成果、“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为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做出基础性学术贡献。

革命精神是时代的产物。具体到某一种精神，一定是那个时代特定时段、特定环境中诞生的产物，无不打上了历史的、时代的烙印。红岩精神也不例外。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南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抗战大后方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的特殊环境里，在红岩村(含“红色三岩”，即曾家岩、红岩、虎头岩)这个特定的地域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因此，其精神的本源只能是也必须从当时历史环境中去准确把握和概括，而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来变去，也不允许因为时过境迁而以与时俱进的名义任人“捏拿”。

红岩精神又是跨越时空的，它至今仍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肌体之中、血液之中、灵魂之中，代代相传。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包括红岩精神，既是不变的，又是变化的。

说它是不变的，指它的科学内涵，即本质和特色，都是那个时代凝聚的产物，是不变的，也是改变不了的。这段历史已经凝固，其基本面是不会改变的。对其精神的提炼，不论是对其“本质”的概括还是对其“特色”的表述，都应该具有科学性和相对稳定性，不应该轻易地变来变去，让人不知所云。

说它是变化的，主要是指随着时代的进步，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也会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们对红岩精神时代价值的表述也一定要与时俱进。当然变化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变化也是有其规律可循的。变化的依据仍然是其精神的本质和特色内涵。离开了历史内涵，变化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内涵，就不能很好地说明变化之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界对红岩精神时代价值的表述一定会有不同的意涵和表达。这种时代价值表述的变化来源于时代的基本要求。或者是对其中的某些价值有所侧重，或者是针对不同人群可以有更具针对性的表述变化，或者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整体性发展。红岩精神的本源是不会变化的，但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弘扬红岩精神的研究，则不能仅仅停留在80年前，而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的研究一定要回到红岩精神的历史之中去，“让红岩精神活在当下，永放光芒”，这正是我们深化红岩精神研究的根据和出发点、落脚点。比如：

——关于时代使命。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时代使命是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成立奠定政治基础。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时代使命。而8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红岩精神正是鼓舞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征程中砥砺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全局性意义，需要更深入地论述弘扬红岩精神的时代使命。

——关于政治智慧。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又处于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从周恩来、南方局创造的红岩精神中，吸取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宋平同志曾经告诫我们，当年南方局新闻组只有几个人，但却可以调控、引导整个抗战大后方的舆论。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经验，要好好总结出来。当然，并不止于新闻一业，应当列出一系列课题，需要历史、理论和相关的专业工作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比如：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进行伟大斗争的时代，我们就必须准确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坚定对西方势力斗争的必胜信心；我们需要科学地分析判断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保持开展斗争的战略定力；坚定斗争的总体方向，以斗争求团结、求合作，而不是以妥协求团结、求合作；要把握时代环境的变化，既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把握好斗争的节奏；等等。

——关于政治品格。红岩精神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在周恩来的教育下，南方局创造了一套广交朋友而“同流不合污”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抗战时期宋平同志曾有过系统的总结^[29]。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最为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考验。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市场经济中也有“淤泥”和“污秽”。我们的党群关系、政商关系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领导干部置身市场经济无尽诱惑的“淤泥”之中，如何才能“同流而不合污”？既推动经济繁荣发展，而又保持自身干净清白？这是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道大考题。我们完全应该而且也可以从红岩精神所具有的“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中汲取力量，红岩精神在当今时代仍有极其宝贵的时代价值。

——关于宽广胸怀。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刚刚经历了长征的僻处西北的在野党，这是中国革命最可宝贵的火种。但是，就中国主流社会而言，尤其是经过国民党政权的妖魔化宣传，中国共产党被诬为“流寇”“山大王”。在国际上，尽管有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正面报道，但占主流的中共仍然是被污名化的形象^[44]。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和国民党上层、民国精英们打交道，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南方局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可以支配的行政资源和可以交换的经济资源，真可谓“两手空空”；但有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胸怀，又信心满满。对国民党以斗争求团结，对中间势力广交朋友，求同存异，患难与共，共同进退，得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配合，实现了中间势力的中立进而向左转，争取到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同时也面对着全球性挑战。因此仍然需要学习和传承红岩精神“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以“统一战线”的思维，对内画好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最大的同心圆，对外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于英雄气概。相对于在抗日根据地和革命军队之中，南方局所处的环境则完全不同，可谓天天、时时、处处“逆境”，随时都要面对讨、扣、捕、杀的危险。但南方局的同志们善于应对这些空前严峻的考验。这首先在于他们有强大的心理定力，即有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为坚强的战略后盾，有“三勤”“三化”的工作方针和成功实践，更有周恩来大义凛然的精神感召，因此南方局同志们“向你们(毛主席、朱德——笔者注)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45]，从中涌现出叶挺、张文彬、罗世文、何功伟、车耀先、胡其芬、苏曼、张露萍等优秀的共产党人，熔铸成红岩精神中“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我们今天进行伟大斗争，同样面对风浪艰险，尤其是在国际斗争中，同样需要“善处逆境”的定力和“宁难不苟”的气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3]，其中在时间上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有16个：

建党精神；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

研究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可以有三种视角。

第一是红岩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31]从时间脉络上看，伟大建党精神同样是红岩精神的源和本，红岩精神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从精神内涵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32个字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贯穿在红岩精神的本质和特色之中，是红岩精神的根和魂；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当然，红岩精神还赓续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因此，它既是党的精神的宝贵财富，也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第二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在中宣部梳理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红岩精神列在延安精神、抗战精神之后，西柏坡精神之前。这表明，它的根基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文已有专节研究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是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关系。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即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崇高精神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他们既有从属关系，也有并列关系。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源，贯穿于所有革命精神之中。从那以后，经过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组成了一个宏大的系统，是历史逻辑、思想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展开和伟大实践，显示出红色基因的传承和红色血脉的赓续；而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是并列关系，显示出同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所担负的各具特色的时代使命和崇高责任。

从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具体比较中，彰显出在不同革命历史发展关头所闪耀的光辉：井冈山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勇气；长征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惧艰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西柏坡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3]1438-1439}，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断探索执政规律长期执政的伟大起点。

红岩精神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担当起高举旗帜、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以及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政治品格、宽广胸怀和英雄气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创造的革命精神。

学术研究永远在路上。对红岩精神的研究需要继续深化的领域还有很多，例如：

——在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方面，还需要将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若干革命精神一个一个地进行比较研究，深化对红岩精神历史地位的科学认识，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整体认识。

——对红岩精神科学内涵的研究当然不会一蹴而就，但也不能就事论事。研究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同样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观照，这涉及历史内涵、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地位、时代价值等重大问题。

——对传承红岩精神的研究也是一个目前很少涉及的课题。从抗日战争时期红岩精神诞生起，对红岩精神的传承就开始了。这既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还有处于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仁人志士的奋斗，更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发扬光大，到今天“红岩”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彰显了红岩精神确实是“永放光芒”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是今天的学术界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

总之，只有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去研究红岩精神，才能让我们的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历史、人民的检验，经得起严格的学理性、系统性商榷的考验。这仍然是为了彰显历史上的红岩精神对于当下的巨大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