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服务出口是俄罗斯发展国家“软实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其实现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事实上，目前俄罗斯在周边国家间影响力正不断降低，加之西方在俄近邻地区活动日趋频繁，令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国家间的既有联系变得松散，这使得俄罗斯在处理区域事务问题上长期面临压力。因此，俄罗斯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服务出口辅助政治、经济活动，从而改变现状，并依靠文化的渗透力恢复自身的区域影响力。近年来，尽管在对冲和竞争中历经多次磨难，但俄罗斯从未弱化对本国文化输出的重视程度。

为有效解决俄语使用率下降、文化联系减弱等问题，俄罗斯联邦政府对于定期举行语言实用技巧竞赛、俄罗斯文学竞赛、俄罗斯文化知识测试等活动给予大力支持。与此同时，为落实高等教育服务出口政策，彼尔姆国立人文师范大学创立“普希金中心”，旨在向全球推广俄罗斯语言、教育等文化发展成果，期望通过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的影响力加强与“后苏联空间”国家间的情感认同，且尤为注重在与合作伙伴间相互普及语言的前提下推广俄语^[1]。

从政策制定层面分析，俄罗斯联邦政府在教育国际化的长远发展上显然具有极强的计划性，其早在2002年便已制定并颁布《支持俄罗斯联邦教育机构出口教育服务的行动计划》，该文件对于优化俄联邦教育机构服务出口模式、巩固与苏联加盟共和国间的合作关系、提高俄语在海外的应用地位、确保俄罗斯联邦学历和职称得到广泛认可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2]。十年之内曾多次确定并修改该战略的推进方向：在2009年便推出《俄罗斯联邦教育服务出口构想》^[3]政策; 于2011年颁布名为《2011至2020年俄罗斯联邦教育服务出口构想》的“十年规划”; 于2014年启动《以俄罗斯合作署境外代表处为平台推广俄罗斯教育构想》^[4]计划，开始通过以境外代表处为媒介发展对外教育合作，以此提升推广效率; 于2017年设立名为《开发俄罗斯教育系统的出口潜力》^[5]的优先项目。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政策制定具有起步早、体系完整、科学性、阶段性等优势特征，与其教育国际化的整体发展规划相一致。

在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战略中，最具代表性的规划项目应当属语言文化输出，俄语推广在俄罗斯人文交流活动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本国或本民族语言推广相较于其他出口项目而言，在影响效果上更为深远，与此同时，发展“软实力”的长期收益将有效服务于国家“硬实力”的各项领域。

苏联解体后，能否稳定与各加盟共和国间关系，维护俄罗斯的区域影响力将大概率由俄语的使用率决定。因此，俄罗斯极其重视对外俄语教学的发展。从政策层面上看，早在21世纪初，联邦政府已制定名为《“俄语”联邦专项计划》^[6]的五年规划，并延续至今; 其后由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和俄罗斯合作署特别推行《2014年俄语推广工作的主要方向和机制》计划，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支持境外俄语发展国家构想》^[7]《“境外俄语学校”构想》^[8]等具体实施方案。

为探究政策实践情况，本研究选取2011、2017、2019年三版《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年度汇编》^[9-11]，分别涵盖2009/2010、2015/2016、2017/2018学年度对外俄语教学发展概况，包含俄罗斯境外教育合作机构数量和在读俄语学习者数量，其中前者指“俄罗斯大学海外分校”“提供俄罗斯教育服务的本地合作院校”“伙伴机构和联营性机构”的数量总和。选择原因在于三份报告出版时间分别对应2008年俄格战争、2013年乌克兰危机、俄美政府换届等关键转折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国际格局变动影响下的俄罗斯人文交流状况，统计数据如表 1所示：

根据上述数据统计结果，可看出俄罗斯在推广俄语和发展对外俄语教学方面收效并不理想，在周边多国遭遇阻力。以上信息总体上反映出俄罗斯境外合作机构数量减少，部分机构或经历业务调整、合并，甚至彻底关闭，与此同时，俄语学习者数量也显著减少。当前实际形势对于在“后苏联空间”苦心经营区域影响力的俄罗斯而言并不乐观，即使是在关系紧密的白俄罗斯，教育合作机构和学生数量均仍在大幅下降。

最先宣布脱离苏联政权统治的“波罗的海”三国在文化输入的问题上始终与俄罗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数字显示对外俄语教学在三国中均只占有边缘市场。而经历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俄美总统换届等政治事件后，位于“后苏联空间”中的部分国家面对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态度也接连出现明显变化。格鲁吉亚选择立刻中止俄罗斯对其的教育服务出口业务，俄格本就并不紧密的合作关系在战争结束后几近消失; 乌克兰境内曾经所拥有的良好市场环境在经历克里米亚事件后几近瓦解，俄语学习者数量较2009/2010学年度减少近90%，至2017/2018学年度时学生数量仅为150;部分中亚国家因西方国家调整中亚政策而与之建立起相对活跃的政治联系，从而使得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减弱。

目前，俄罗斯正尝试通过教育出口服务重新构建稳固的区域影响力，而首要目标则放在最具地缘政治优势的中亚地区和白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中，多数原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发展正呈现“去俄化”形态，主要表现为鼓励推广使用本国或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早在1989年便已颁布语言法，明确本国语言的官方地位，以此弱化俄语地位; 白俄罗斯随后于1990年确定白俄罗斯语为官方语言^[12]。俄语一时间在各加盟共和国间沦为族际语。

近年来，西方国家和土耳其频繁调整各自的中亚政策，尝试深入中亚地缘政治的活动从未停止。在此影响下，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得较为松动，而美国在看到来自中亚国家的反馈后也相应选择延续其处理该地区事务的机制方案; 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人文交流成效显著，与该地区各国高等院校建立起广泛的教育合作关系，不可否认，土耳其在中亚国家中的海外分校数量明显增多，不可避免地成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有力竞争者。而在以政治促进与该地区文化融合的进程上，土耳其同样显得不遗余力，曾与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间共同成立的原“突厥语国家组织”在土耳其的推动下演变升级为具有明显政治化色彩的“突厥国家组织”。

面对如此被动局面，俄罗斯意识到恢复区域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在于实现俄语地位的回归，而这一问题自始至终基于并围绕地缘政治框架展开。因此，俄罗斯在恢复俄语地位的策略考量上应首先从周边国家或近邻地区着手，发挥天然联系的纽带优势，即首先面向中亚地区及白俄罗斯。

尽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失去原有的语言和文化影响力，但其中亚政策的调整令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的身份与意识形态隔阂得以减弱。从反馈结果上看，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在中亚国家间的实践最为成功：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俄语学习者数量下降的趋势自2013年后基本停止;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学习者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后者增幅远超预期; 仅有土库曼斯坦在保持“永久中立国家”身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相较于中亚国家，白俄罗斯在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中对于俄罗斯的依存度更高。近年来，国际社会给予白俄罗斯的压力日渐增强，致使其国内政局出现波动，而“客机迫降事件”的发生导致西方国家集体针对白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将明斯克再次推向莫斯科一方。未来一段时间内，白俄罗斯将稳定在俄罗斯所构建并参与的各类合作框架内，两者高度紧密的依存关系甚至体现出“俄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依托于当前双边关系的态势，俄罗斯面向白俄罗斯发展教育服务出口将转变为有利。尽管在白俄罗斯境内俄语学习者数量相比此前有所下降，但下降趋势自2013年后有所减缓，数值相对稳定; 而教育合作机构数量反而有所增加。

根据战略实践措施的内容和阶段性成效，可以看出，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计划在当前阶段主要体现出三项基本特征：重视文化联系、改善区域关系、恢复区域影响力。这些基本特征涵盖俄罗斯从“软实力”初步发展，到与“硬实力”相辅相成的全面过程。

值得肯定的是，俄罗斯对于当前格局变化的判断非常明确，其选择回归地缘政治框架也相对合理。然而，相比起处理与西方国家间关系的模式，俄罗斯在修复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更倾向于“软”处理。在众多媒介中，俄罗斯更为看重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间的文化联系，以及曾经共有的历史背景。

俄罗斯在针对“后苏联空间”政策制定上可谓是思路清晰，且目的明确，向独联体成员国及周边国家展现影响力和控制力是俄罗斯在发展“软实力”外交上所选择的“绝对优先方向”。在其传统策略中，收复势力范围的重要途径之一则在于恢复其语言文化在该区域所拥有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作为改善国家形象行之有效的方式，这一解决措施确实正在推进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中的复兴^[13]。因此，在俄语地位降低，甚至沦为族际语之际，联邦政府并未采取强硬策略，转而选择最大限度保留俄语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的使用基础。当自身的民族危机感逐渐减退或消除后，部分“后苏联空间”国家开始侧面恢复俄语地位，现阶段俄语的普及率和实际使用率已有所回升。事实上，俄罗斯在发展教育服务出口和加强文化联系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已收获回报。以中亚地区为例，俄语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均经历由“族际语”回归“官方地位”的相似过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俄语在主要城市中的“母语”功能得到保留^[12]。即便是在使用率最低的土库曼斯坦，俄语而今也由曾经被“排挤”回归到“恢复”状态^[12]。相比之下，俄语在白俄罗斯始终拥有极高的地位，甚至曾在1996年于白俄罗斯宪法中一度拥有与白俄罗斯语相同的官方语言地位^[12]。不难看出，成功维系语言地位等同于有效维护俄罗斯与周边国家俄语使用者以及俄裔群体间的天然联系，以防止他国对于俄罗斯产生文化生疏感，与此同时，语言使用率与国际社会舆论动向高度相关，俄语普及率的增加可有力维护俄罗斯的海外国家利益，从而为俄罗斯在该区域重构文化或教育的统一空间创造有利条件^[13]。

而除确保俄语使用率稳定外，俄罗斯通过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实践活动频繁向外界展示其在历史上与周边国家间存在密切文化往来的事实，以友好态度表明其能够充分认识到增强文化联系的重要性，而根据其对于周边国家所采取的相处态度可得知，俄罗斯尤为珍视苏联时期曾与各加盟共和国间难以再被复制的共有历史背景。习惯于从历史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俄罗斯深知“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于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意义所在，而以文化、教育等“软实力”方式作为保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主要途径，相较于以“硬实力”方式沟通而言，其维护成本更为经济，且实践方案具有广泛的实用性，而与此同时，其所拥有的历史情怀使得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从始至终首先面向并最惠于“后苏联空间”国家，无论是来自该区域的留学生，或是科研人员，甚至是教育机构，均长期享受各项优惠政策，而来自“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留学人员也相应支撑起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外国人群体的半壁河山。如此之高的相互依存度以及与“后苏联空间”国家间的关系变化深刻影响着俄罗斯在该领域所有政策的制定过程。此外，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乃至全欧洲的文明构建历程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因而可从历史和地缘因素上判断，任何一方都不愿因割舍天然纽带而造成阻碍文化联系的局面。而从当前阶段的实践结果回看，俄罗斯在“软实力”公共外交上所制定的“绝对优先方向”具有长远的目光与明智的判断。

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国家间的关系问题既属于政治与国际关系范畴，又是影响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重要前提条件。客观上，俄罗斯与部分“后苏联空间”国家间的关系依然微妙，多种因素交织使得该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因而难以判断该关系在实际中是否处于正常化状态。在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关键领域中，处于阈值的对立状态均会提高他国针对俄罗斯的防范或抵制心理，从而致使文化传播、教育服务贸易等合作行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时常对政治事件施以强硬态度，因此其在“软实力”发展上极易给他国带来“强势文化”输入的错觉。历史上，“去俄化”政策、事件、运动的发生屡见不鲜，受各类政治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难以摆脱被抵制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其中，塔吉克斯坦的“去俄化”政策主要表现为2009年所颁布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语言法》，该法对于俄语的地位只字未提，旨在巩固塔吉克语的官方地位和社会功能，在相当程度上压缩俄语在塔的生存空间^[14]。再有，乌兹别克斯坦在后冷战时代初期曾计划彻底摆脱苏联影响，以构建独立自主的新政府^[15]。乌兹别克斯坦曾开启全面“去俄化”进程，涉及历史、语言、文化等重要领域，主要表现为更换官方语言、淡化苏联时期历史、销毁苏联时期出版物等^[15]。俄罗斯经过多年努力，使得俄语在乌地位有明显回归，乌国内俄语学习者数量和对于俄语的认同态度的转变即为最有力证明。俄联邦政府始终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官方使用俄语持鼓励态度，如今也已相应收获成效^[16]。

而随着语言地位在以上国家中逐步得到恢复，俄罗斯重构全方位一体化空间的计划首先在“后苏联空间”中的独联体框架内取得突破性进展，所获成就覆盖经济增长、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17]。首先，因语言地位恢复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体现在与独联体成员国间签署的一系列文件上，包括《经济联盟条约》《关于建立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等，而1995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间所签署的《关税联盟协议》，也成功吸引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陆续加入^[17]。与此同时，俄白联盟国家及欧亚经济共同体分别于1999年和2015年成立，后者成员国数量在2017年和2020年再次得到扩充，这也标志着独联体国家经济空间一体化的框架已具备实质基础^[17]。这一关键成就的达成表明“后苏联空间”国家多数认可俄罗斯在本区域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而毋庸置疑，该影响力最直观的来源之一，仍是俄罗斯始终所强调的、用以恢复语言地位的具体实践措施。其次，由语言地位恢复所带动的安全合作方面，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于1992年签署《集体安全条约》，并于2002年签署《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章程》，除此之外，“后苏联空间”中的独联体框架内还设立和配备有专门的反恐中心^[17]。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上，俄罗斯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这一事实无论在“后苏联空间”，还是国际社会中均得到明确承认，而俄语在有关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沟通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俄罗斯维护国际安全能力也将俄语的普及率体现在更多应用场景中。最后，在最为重要的人文交流方面，得益于统一立法、合作协议、统一信息空间、实践活动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后苏联”空间中的独联体框架内统一高等教育空间的构想得以变为现实，其中合作成果体现为《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教育空间的构想》《关于跨国教育》等文件的签署，而建立统一信息空间则指向协调信息政策的目标，成功案例包括于1992年成立的“和平”跨国电视广播公司等，而其实践活动的类型相对宽泛，涉及包括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历史文化在内的多领域^[17]。人文交流是实现俄语使用普及化最为有效的渠道之一，也是俄语最能够展现其广泛实用价值的场合所在，由语言所传承的历史厚重感及由语言所承载的先进思想均将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总体而言，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政策制定，即通过先行对外恢复语言地位，而后开展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已被充分证明在独联体框架内行之有效，并具备向其他“后苏联空间”国家进行拓展坚实基础。对于俄罗斯而言，以文化教育合作与交流为途径，改善与部分“后苏联空间”国家间关系的模糊状态的行动极具必要性，与此同时，实现重返欧洲和继续构建欧亚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前提具有同一性，均要求俄罗斯首先面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因而如何突破和消除与部分“后苏联空间”国家间关系紧张的胶着状态成为联邦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而其后无论在两者间如何选择，俄罗斯也将始终肩负着维护和稳定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重要责任。然而，关于如何彻底消除俄罗斯尝试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入“强势文化”的错误刻板印象，以及如何有效减轻来自“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抵制心理，联邦政府仍在不断努力寻求解决方法。

俄罗斯的区域领导力下降的现象不仅体现于文化层面，因此，仅注意到不利因素针对文化领域所起的单方面影响实际上并不客观。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中，俄罗斯饱受内忧外患的双重困扰，逐步失去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力，原本联系紧密的框架和格局显现出松散化的特征，且这一问题在文化和语言地位变化上的反映尤为显著。

事实上，俄罗斯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已投入相当的注意力，在文化传播的政策制定上曾作出大幅调整。2000年制定推行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明确指出要实现他国真正接受俄罗斯，并对俄罗斯保持友好态度的目标，与此同时，还提出在俄国内发展信息手段的重要任务，以影响国际社会舆论^[18]。《俄罗斯外交部发展同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基本工作方向》文件由俄罗斯时任外交部长伊万诺夫(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签署并生效，作为在该领域首部且最具参考价值的官方指导文件，该文件指出文化在俄罗斯外交战略的整体架构中占据重要地位，鉴于当前阶段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文化政策应起到与他国建立并巩固互信基础、促进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发展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文化交流应助力塑造理想的国家形象^[19]。除此之外，该文件还提到应对俄罗斯海外公民实施保护策略，实现俄语和俄罗斯历史、文化、语言、教育等在海外普及的重大任务，文件中详细列举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教育，再到大众传媒等全方位文化合作与交流的细节规定，表示俄罗斯应给予双边和多边文化合作与交流以同等的重视程度^[19]。其中，该文件特别强调区域稳定和增强语言地位的意义，语言是国际社会了解俄罗斯的最直接途径，也是决定俄罗斯国家形象塑造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而拓宽俄语使用范围应成为文化合作与交流工作中的核心组成部分^[19]。

然而，到2008年俄格战争爆发时，时任俄罗斯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Констатин Иосифович Косачев)表示，俄罗斯周边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仍在选择向俄罗斯或西方靠拢的问题上出现明显的政治摇摆，而该趋势在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国内发展迅速，或仅有俄罗斯相信“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终将实现，原因在于俄罗斯对于与邻国间拥有共有历史背景和共同语言的想法抱有绝对自信，且认为以上联系并非需要刻意维持，便能够以行政手段强势维持与“后苏联空间”国家间的友好状态，而基于事实观察，“软实力”公共外交在俄罗斯即使没有被忽略，也并未达到其应有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效率^[20]。

诚然，联邦政府清楚认识到，若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后苏联空间”国家间遭遇抵制或排挤，将直接有损俄罗斯在中亚、东欧等地区的海外国家利益，而教育服务贸易既能够解决区域影响力降低的问题，又有利于国家经济增长(至2025年俄罗斯教育出口总收入将较2017年项目起始时增加至少4倍，超过3 730亿卢布)^[21]，因此不失为事半功倍的理想选择。再有，教育服务出口可有效避免因文化输出而对他国产生的压迫感，具有高效特征。需强调的是，教育服务出口项目质量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国家文化传播作行为的性质。

对此，2017年，俄教科部在《俄罗斯教育出口潜力提升项目》中公布的首批39所高等院校全部为俄国内知名顶尖学府，例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以确保教育服务出口的质量^[22]。俄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指示，教育出口服务将通过境外代表处、媒体宣传等方式强化俄罗斯教育品牌形象^[22]。与单纯调整区域关系而获得稳定不同的是，区域影响力的恢复体现在诸多质变现象上。首先，俄语在部分“后苏联空间”国家中已不再局限于仅作为族际语或仅拥有使用自由，而是得到官方地位的承认或已被法律所保留，较原有地位甚至有所提升。以白俄罗斯为例，白政府于2014年发表声明，强调赋予俄语以官方语言地位的决定^[23]。在1996年宪法已承认俄语在白的官方语言地位后，此次重申意味着俄语在白俄罗斯的稳定地位再次得到肯定。其次，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战略被认为获得阶段性成就的重要判断条件不仅在于语言输出的成功，还在于双方针对全面教育合作制定并已付诸实践的详细计划。高等教育方面，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是俄罗斯现阶段实施教育服务出口战略的主要目标国，目前俄罗斯在白拥有多所大学分校和境外办事处，此外还相继建立俄白联合大学; 根据俄教科部官网发文，经会议商讨，俄白间合作论坛框架将教育发展列为优先事项，基于高等教育机构增强学术往来，并投资建设科研基础设施^[24]。除面向白俄罗斯外，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战略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通过官方签署合作备忘录等形式，助力双边开展深度教育合作^[25]。

汪宁和韦进深在其研究中指出，俄罗斯在长期文化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复兴理论导向，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已着手开始在该领域进行制度重建。首先，从国家思想方面观察，在以寻找新的国家思想为需要的迫切推动下，普京提出“俄罗斯新思想”的概念，其中融合其本人对于该问题的独到看法和见解，从而区别于学界的传统理论研究，其价值观的核心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具体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优先、社会团结。其次，从立法角度分析，俄罗斯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化法律框架，而该领域最为典型的法律文件应属1992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文化基本法》，该法至2015年最新修订版本发布之时已历经18次修改和补充，从根本上为俄罗斯文化的对外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增强俄罗斯文化在与其他文化间的博弈中的竞争力，并在极大程度上促进民族文化建设，而2004年制定的《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法》针对民族文化权益和建设工作给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再次，从政策制定层面考虑，联邦政府于2008年制定的《“俄罗斯文化”联邦专项规划》，以及同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构想》均为文化复兴战略作出应有贡献，其中前者直接作用于国家总体发展的框架，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俄罗斯联邦档案局、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与新闻出版署等机构也积极参与到该框架构建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最后，从价值观问题上看，“新思想”的核心在于普京所提出的俄罗斯“统一文化密码”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创造旨在表明俄罗斯文化以不同表现形式所显露出的共同性，强调俄罗斯文化在整体上的兼容并蓄，保护各民族表达自我的基本权利，缓解民族间、宗教间的紧张局面，而这一概念的提出背景仍在于普京意识到俄罗斯文化所面临的内、外威胁和严峻挑战^[26]。与此同时，从俄罗斯推动发展“软实力”公共外交的决定上看，其实施对外文化战略的具体实践措施主要包括增强俄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通过文化合作与交流紧密与独联体成员国间的联系、凝聚俄罗斯海外侨民对于俄罗斯文化的情怀和向心力、拓展东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等^[26]。毋庸置疑，在中亚与东欧地区出现通用语言或公认的教育中心之前，俄罗斯的教育服务贸易在“后苏联空间”中将持续占有领先地位。

截至目前，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计划中的部分项目在“后苏联空间”国家间已得到相对稳妥的落实，该计划所取得的成效意味着俄罗斯教育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在看到俄“软实力”有所增强同时，我国在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时，可参考俄罗斯模式的特征，因情施策，打造符合我国国情及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服务出口战略。

不难发现，俄罗斯在制定和实施教育服务出口战略时，优先面向“后苏联空间”，将部分苏联加盟共和国视为首要受众。得益于文化联系与共有历史背景的根基尚未消失，俄罗斯模式在中亚和东欧地区的收效尚可。对于我国发展教育服务出口战略而言，初期阶段可借助“中华文化圈”的概念轮廓，针对与中华文化形成天然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教育服务出口项目。考虑到同源文化继承和发展的优势，由教育服务出口项目带动中华文化在圈内传播，可避免在身份和意识形态认同感上产生的隔阂和分歧。换言之，做好面向“中华文化圈”国家的教育服务出口项目也是我国向非同源文化国家或地区发展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前提条件。因此，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将成为未来短期内我国实施教育服务出口战略的重要目标。然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我国部分顶尖学府在建立海外分校的位置选择上更倾向于前往欧洲，从而忽略中国周边的教育服务贸易市场。2013年，受马来西亚政府邀请，中马两国签署合作协议，由厦门大学在马开设分校; 2016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正式成立^[27]，成为“985”大学中首座独立创办的海外分校。近年来，部分国内高等院校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南亚，旨在拓宽教育服务出口市场和人文交流途径。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目前我国教育出口服务依托于更为稳定的“一带一路”框架，该框架的优势在于可搭载我国发展特色“软实力”所需的人文交流机制。在政策制定方面，在2016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提出有关我国教育区域化对外开放的方针，提出发展规范; 与此同时，该通知为我国教育区域化对外开放提供政策依据，旨在推动该领域的快速建设^[28]。“十三五”期间，多部委联合印发的《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通知中曾指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涉及教育合作与交流、合作办学制度建设等多项关键议题^[29]321。

在实践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方面仍期待更完善的制度发展，尽管《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已提出较为全面的规范，但目前在部分形式上仍存在法规政策上的不足^[30]。值得一提的是，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而兴起的远程教育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国教育服务的网络数字化、信息化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如今，网络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服务出口项目中的快速发展中心。此外，我国教育服务出口战略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非“孔子学院”莫属。自“孔子学院”项目启动以来，教育部、国家汉办等有关部门负责为该项目制定详细的政策规划，并逐年进行修订和调整^[29]178。经过多年探索和总结，现今该项目从认定标准到管理规范，已形成完整且成熟的实践体系，而“一带一路”框架下所浮现出的发展机遇将使得这一项目的体量和影响力得以继续稳步提升。与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中的“俄语中心”项目相比较，两者在语言文化推广和传播的功能上具有相似性，进展成效方面“孔子学院”项目无疑更为突出，但在发展方向和开发市场等领域，两者依然有相互交流和借鉴的空间。

教育服务出口应准确掌控度量天平，避免人文交流给他国带来不必要的输入性压迫感，甚至给他国造成被“强势文化”灌输的错觉或误判，从而招致抵制。对于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后苏联空间”国家间遭遇抵制的问题，我国则可通过国家形象传播予以避免。中国所倡导并坚持“和平崛起”理念为众多“软实力”项目的发展提供便利。降低“硬实力”增长可能产生的威胁性，以及坚持教育服务的纯粹性，能够有效抑制他国面对文化输出时可能产生的身份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迫感。因此，包括语言文化推广在内的任何教育服务出口项目均应掌握合理的输出量，且不应偏离其公共服务的社会属性，以防止传播效果适得其反。与此同时，文化传播与教育服务出口在不同区域实践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对外交往中保证文化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可向针对中国教育服务出口计划持友好态度的国家实行政策增益，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免于陷入俄罗斯所面临的文化困境。

当下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大国全面化竞争等复杂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去全球化”的事实或已难以避免，多边主义衰落、区域间联系减弱、地域性保护、排外等困局在国际社会中或将长期持续，而加强区域内合作将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战略选择。区域内合作的优势在于客观上各国间所拥有的同源文化或同一历史背景，这一前提将使得在“软实力”领域内达成合作共识或具有更为显著的可能。与此同时，对于大国而言，在区域框架下推动教育合作与交流则是面对动荡格局状态的理想出路，能够令自身避免负担额外的对冲成本。此外，能否通过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构建身份与意识形态认同或将成为大国维系其区域领导力的主要途径。而在全球化进程的处境并不清晰明朗的事实面前，此前广受重视的教育全球化理念更是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

总结而言，俄罗斯对于格局变化所做出的以上判断和反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启发。我国正处于教育国际化和教育本土国际化的快速建设阶段，及时借鉴经验，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将至关重要。对于当前阶段而言，我国教育领域中国际化政策研究面临的重点问题之一仍处在关于教育国际化进程阶段的判断问题，即世界教育的快速发展中心是否已完全由欧美转至东亚。

关于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在微观层面上，需要将俄罗斯正面临的主要困境进行泛化横向联系，即考虑包括我国推广教育服务出口应如何对接合作国家的政策、如何评估受众目标的生源状况、如何消除推广优势学科可能受到的阻力在内的多项问题; 而在宏观层面上，应将国家形象传播作为关键任务，即我国通过发展“软实力”外交是否已在周边国家和区域间拥有足够的影响力。随着我国教育服务出口计划实践的不断深入，毫无疑问将对于更多国家的经典案例产生参考需求，与此同时，我国的实践成效将为该领域发展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