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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指通过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生命支持产品和服务，形成与维持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1-2].基于现有的评估模型和工具，许多学者从物质量和价值量两个方面，通过量化各类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强弱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自联合国2005年公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报告以来[3]，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逐渐超越单纯静态价值评估的阶段，向着更加重视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更加重视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差异方向演进[4].但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关系的研究仍以概念框架和定性描述为主[5-6]，要让决策者明确贫困和弱势人群将如何受到资源和发展的影响，需要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尤其是从微观视角精确刻画人类福祉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否则在追求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中，将无法缓解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恶化两大困局[2, 5]. Yang等[7]首次提出一种量化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程度的指数体系，并实证分析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农户对当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为定量分析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农户作为农村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基本决策单位，其采取的生计策略不仅决定着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效率，更决定着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干预方式与程度[5, 8].生计资本不仅是理解农户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和所处风险环境的基础，也是理解农户对当地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程度的切入点[8-9].然而，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国家自然保护区设立[7]、异地移民搬迁[5, 10]、农地整治[11]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并选取生计资本的某几个方面作为控制变量来分析生计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关系，且结果建立在均值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但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而也难以准确度量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贡献水平.同时，不同区域农户生计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12-13]，那么理论推断不同区域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自然不同，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差异.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和武陵山区部分市(县)483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以期为政府了解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并在农户生计能力建设项目中有效定位目标群体提供有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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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SLF)为研究微观农户的决策与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方法指导和切入视角[14].该框架指出，生计资本作为农户生计核心，其性质和状况决定农户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生计资本，影响其性质和状况[9].
SLF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5项[9].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农户拥有的或可长期使用的土地；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可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人力资本是指农户所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其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农户驾驭其他4项生计资本的能力和范围；物质资本是指农户可利用的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社会资本是指农户为了开展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9, 13-16].依赖生态系统服务的生计策略包括种植、养殖、薪材收集、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和生态旅游及其相关的餐饮住宿等[5, 7, 11].农户基于对自身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组合利用，通过开展不同的生计策略从生态系统中获取收益以满足需求，从而构成农户福祉[3, 17].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源于自然资本，在一定区域内，拥有较多自然资本的农户具备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条件[5, 7]，因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高.而拥有较多其他4项生计资本的农户，往往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以及处理胁迫和冲击、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较强，能够在各类生计策略中灵活转换[5, 7, 11, 13-16]，以确保其持续地从生态系统中获取收益以满足需求，因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低；其他4项生计资本贫乏的农户由于缺乏寻求替代生计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在风险性环境中显得脆弱无助[5, 7, 11, 13-16]，往往会过度开发和利用生态系统，因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高(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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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定义和分类是研究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福祉的基础和前提.不同个人或群体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对生态系统服务有不同的定义，如：MA[3]和Costanza等[18]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收益；Daily[1]和欧阳志云等[19]指出，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研究历来相当重视，目前已有多种分类，如：Costanza等[18]划分为食物生产、气候调节、废物处理和土壤形成等17类，Daily[1]划分为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2类13项，De Groot[20]划分为调节功能、生境功能、生产功能和信息功能4类23项，MA[3]划分为供给服务、文化服务、调节服务和支撑服务4类24项.其中，以MA[3]、Costanza等[18]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及其分类最为典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大都通过研究区域中观和宏观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演变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21-22]，来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的关系，而从微观尺度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结合起来的研究较为缺乏.
Yang等[7]基于MA[3]的定义及其分类，重点关注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二者在微观尺度上的结合，以农户视角为切入点，将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取的各种收益进行量化和整合，以此来审视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从而判定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本文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定义和指数体系的构建沿用了Yang等[7]的研究成果.该指数体系包括：IDES总指数和3项子指数.其中，IDES总指数(即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为农户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净收益与从生态系统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净收益之和的绝对值的比值；由于支撑服务是其他3项服务的基础，因此不纳入IDES指数体系中以避免重复计算[5, 7, 11]，即3项子指数分别为供给服务指数、调节服务指数和文化服务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i为生态系统服务种类；IDESi为农户对第i类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的子指数；ENBi为农户从第i类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的净收益；SNB为农户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净收益；IDES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总指数. IDES总指数和3项子指数的取值范围均在0与1之间，其值越高则表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越高.
由于Yang等[7]构建的农户生态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是基于卧龙自然保护区农户收入实际，其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条目并不适用于本文研究区域.因此，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对上述两项收入的条目进行了调整，对其他收入来源及其条目均保持一致(表 1).其中，C，P，R和NA分别表示文化服务、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生态系统无关的收益；0表示从生态系统直接获得的收益，1表示从生态系统间接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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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已有研究成果[5, 7, 11, 13-16]，结合研究区域特征，选择12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来衡量农户生计资本(表 2).其中，选择土地经营面积作为自然资本的衡量指标；选择家庭收入、家庭存款和家庭借贷难易程度作为金融资本的衡量指标；考虑到女性和男性劳动力同等重要，选择劳动力比例、劳均受教育年限、劳均技能水平和劳均健康状况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选择住房条件、家庭资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作为物资资本的衡量指标；农户是否加入社区组织直接影响到其在遭遇风险和冲击时能否得到社区组织的支持，因此选择是否加入社区组织作为社会资本衡量指标.
1.1. 理论框架
1.2. 变量选取
1.2.1. 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
1.2.2.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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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区域应能较好地反映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最终选择湖北省江汉平原的潜江市和天门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县作为研究区域.潜江市和天门市位于武汉都市圈，主要地貌类型是平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随着江汉平原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对生态系统进行过度利用和干扰，导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尖锐.宣恩县和咸丰县位于国家连片特殊困难的武陵山区，主要地貌类型是山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由于武陵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缺乏以及发展动力不足，农户因缺乏替代性生计策略选择而过度开发和利用生态系统，处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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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分别于2018年1月至3月深入上述区域，采取随机抽样和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户主或其配偶.问卷内容包括：①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②生计策略，包括种植业投入产出、养殖业投入产出和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③生计结果，包括家庭现金收入和生计满意程度.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83份，其中，平原样本396份，山区样本87份.由于武陵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农户居住分散，访谈难度较大，山区样本获取相对较少，但武陵山区农户的生计状况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此本研究能较好反映山区农户的普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1. 研究区域
2.2.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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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列出了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净收益，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判断不同区域农户收入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平原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净收益在5%显著性水平下高出山区农户0.599万元；从分项收益来看，平原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收益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出山区农户0.722万元和0.024万元，平原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文化服务收益低于山区农户0.146万元，但无统计学意义；另外，平原农户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出山区农户1.932万元.宣恩县和咸丰县近年来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民族资源，大力推进旅游与农业、生态等产业的深入融合，旅游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不断上升，部分农户利用自家宅基地及院落开展农家乐、小卖部、小卖摊等非农经营活动[11, 23]，进而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更多的文化服务收益.
表 4列出了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判断不同区域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平原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在5%显著性水平下低于山区农户0.060，从分项指数来看，平原农户的供给服务指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低于山区农户0.052，文化服务指数低于山区农户0.008，但无统计学意义.尽管平原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净收益显著高于山区农户，但平原农户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净收益也显著高于山区农户，因而平原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显著低于山区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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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列出了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生计资本，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判断不同区域农户生计资本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自然资本方面，平原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山区农户；金融资本方面，平原农户的家庭收入、家庭存款和家庭借贷难易程度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山区农户；人力资本方面，平原农户劳均受教育年限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山区农户，劳动力比例和劳均技能水平高于山区农户，但无统计学意义，而劳均健康状况低于山区农户，但无统计学意义；物质资本方面，平原农户的家庭资产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山区农户，住房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高于山区农户，但无统计学意义；社会资本方面，平原农户加入社区组织比例高于山区农户，但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平原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显著高于山区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略微高于山区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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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列出了不同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下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ANOVA)判断不同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下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并采用最小显著差法(LSD)进一步做组间两两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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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面积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DE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平原土地经营面积小于等于0.333 hm2农户的IDES仅为0.048，而这一比例是土地经营面积为(0.333~0.667] hm2农户的29.45%，是土地经营面积大于0.667 hm2农户的14.37%；山区土地经营面积小于0.333 hm2农户的IDES仅为0.164，而这一比例是土地经营面积为(0.333~0.667] hm2农户的49.85%，是土地经营面积大于0.667 hm2农户的22.68%.农户土地经营面积越多，其越具备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更多供给服务收益的条件[5, 7, 11]，因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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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与平原农户的IDE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U型关系，与山区农户的IDE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 LSD结果表明，平原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的IDE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小于低收入组农户，且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的IDES没有显著差异，即家庭收入与平原农户的IDE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虽然学者普遍认为家庭收入与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收入与农户的IDES存在非线性关系，如Narain等[24]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的IDES呈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家庭存款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DE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家庭存款可以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资本，进而有助于农户实施多样化和非农化的生计策略[25]，从而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借贷难易程度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DES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农户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及风险承受能力较差，仅靠自身努力难以融入现代农业或开展非农生计[14]，贷款的便利性能有效缓解农户开展多样化和非农化生计策略的启动资金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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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比例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DE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U型关系.劳动力比例较高的农户，意味着拥有较多的劳动力从事获取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活动，从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高；劳动力比例较高的农户需要更多的生活资料和收入来源，由于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收益还非常有限，其可能更多从事替代性生计活动[26-27]，从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低.劳均受教育年限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DE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农户更多从事高回报率的非农生产[28]，因此其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较低.劳均健康状况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DES分别在5%和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健康状况差的劳动力由于劳动能力全部或部分丧失，同时还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来照顾，从而大大降低劳动力数量，此时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受到极大限制，只能从事较为灵活的农业生产[29]，因此收入也更加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劳均技能水平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DE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技能水平越高的农户，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的路径突破越容易，并期望通过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获取多元化的非农收益[29-30]，因此其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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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条件与平原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但无统计学意义，与山区农户的IDE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住房条件可以部分反映农户的家庭财富，住房条件越好的农户由于相对较高的家庭财富，使其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越低.家庭资产与平原农户的IDE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U型关系，与山区农户的IDE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 LSD结果表明，平原拥有家庭资产小于等于4项农户的IDES分别在1%和10%显著性水平下高于拥有4~8项和大于等于9项农户，而后两组农户间的IDES没有显著差异，即家庭资产与平原农户的IDE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家庭资产同样可以部分反映农户的家庭财富，拥有家庭资产越多的农户由于相对较高的家庭财富，从而其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越低.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与平原农户的IDES呈倒U型关系但无统计学意义，与山区农户的IDES在10%的水平下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LSD结果表明，山区村庄基础设施完善度差和一般的农户间的IDE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这两组农户的IDES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高于村庄基础设施完善度好的农户，即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与山区农户的IDES在5%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农户对生态系统的开发与利用依赖于一定的农村基础设施，但随着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农户与农户、外界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农户非农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加[31]，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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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加入社区组织与平原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但无统计学意义，与山区农户的IDES在10%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社会资本在生态系统利用和保护方面中的作用，如李聪等[5]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在农户遭遇风险和冲击时起到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户对生态系统的掠夺性开发与利用.
3.1. 不同地貌类型区的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
3.2. 不同地貌类型区的农户生计资本
3.3. 不同地貌类型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影响
3.3.1. 自然资本
3.3.2. 金融资本
3.3.3. 人力资本
3.3.4. 物质资本
3.3.5. 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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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和武陵山区部分市(县)483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得到如下结论：①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存在区域差异.平原农户的IDES为0.181，山区农户的IDES为0.241. ②农户生计资本存在区域差异.平原农户的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显著高于山区农户，平原农户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也普遍高于山区农户. ③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自然资本方面，土地经营面积与所有农户的IDES呈正相关关系；金融资本方面，家庭收入、家庭存款、借贷难易程度与所有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人力资本方面，劳均受教育年限、劳均技能水平、劳均健康状况与所有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而劳动力比例与所有农户的IDES呈倒U型关系；物质资本方面，家庭资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与所有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而住房条件与平原农户的IDES无统计学意义，与山区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社会资本方面，是否加入社区组织与平原农户的IDES无统计学意义，而与山区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①政府应准确定位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程度高的目标群体，以提高农户生计能力建设项目的有效性.政府可对目标群体针对性提供替代生计帮助，降低其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 ②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是降低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根本途径.围绕农户生计能力建设，通过加强对农户的技能培训、医疗卫生、营养保健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投资，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帮助农户实现生计策略的非农化和多样化. ③增加农户非农收入是降低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有效途径.非农收入已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鼓励农户根据当地条件发展多样化和非农化的生计方式，尤其是要大力拓展多种渠道来促进农户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以有效提升农户非农收入，同时减轻生态系统的负荷压力，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 ④合理引导和有序调整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的收益结构.一方面，提升农户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供给服务收益，如鼓励农户利用林下土地和林荫空间发展林下种植、养殖等，或引导农业产业向稻虾、稻鱼、稻鳅等生态种养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支持农户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更多的文化服务收益，如通过发展生态观光旅游将地方生态优势转为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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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于在未来的研究中改进.一是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研究利用一期数据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只是阶段性特征，同时无法克服不可观测变量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造成的偏差，为更深入更精确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影响，还需获取更长时间序列的观测数据.二是没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农户调查，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生计资本和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尺度差异性，本文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和武陵山区部分市(县)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在代表性上存在一定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