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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久居在家的隔离使人们更容易出现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1]. 而疫情的常态化导致人们的出游计划破灭,仅能在日常生活圈范围内活动,造成人们生活的焦虑与压力无从缓解. 相关研究发现,城市中的公园、街头绿地和滨水开放空间等景观环境有助于缓解大众的日常压力与精神损失[2]. 因此,景观设计在应对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虽然有限,但在帮助公众重建疫情后的心理健康方面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3].
口袋公园星罗棋布于城市中各区域,利用城市中的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和绿地等,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广泛建设在商业区、居住区及公共建筑周边等,由点及面,联合贯通,像“针灸”一样打通城市脉络,激发城市活力. 区别于其它城市公园和一般绿地,口袋公园具有面积小、可达性强、使用频率高,能最大限度满足人与自然环境接触的需求等特征[4].
景观是人们感知的场所,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87%的信息来源于人类的视觉感受[5]. 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对受众人群的心理评估[6]和眼动分析等方式获取不同景观空间的视觉吸引力,人们会更频繁地欣赏自己喜欢的景观元素,重复的频率越高,景观空间的视觉环境质量越高,吸引力越大[6-9]. 景观视觉吸引的研究可以更好地量化景观空间的客观环境特征对人们主观感知的影响. 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通过环境偏好理论证实了环境偏好评价可以反映人们对景观空间整体的偏好,也有研究通过建立环境偏好与恢复性评价之间的相关性,得出偏好越高,环境对恢复性评估越高,反之亦然[10-11]. 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侧重于对环境整体体验后受众人群的恢复心理健康的效应[12-14],缺乏对环境内部构成要素的恢复性效应研究及两者之间相结合的恢复性效应研究,同时,口袋公园分布于城市中,不受用地类型的限制,其恢复性效益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因此,作者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景观视觉吸引、环境偏好和恢复性评价体系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通过结构方程式模型探究了三者之间的潜在影响关系. 以福州市仓山区串珠公园为例,探讨人们对不同景观要素在小尺度(视距0~25 m范围内)环境中帮助公众恢复心理健康方面的能力,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景观空间的恢复性效应及其影响机制,以期为后疫情时代口袋公园的提升与更新提供理论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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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空间的视觉吸引是评价景观空间质量的重要标准,它是由观赏者对观赏对象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产生的[15-17]. 不同空间尺度下景观空间的心理感受是不同的[18-20],口袋公园景观的视觉感受是视距小于25 m,便于细致品味被观赏景物的细节,使观赏者和观赏物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友好、平等的“朋友”关系[9]. 国外学者对景观视觉吸引的机制和评价的研究较早,Litton通过景观的描述和分析,将景观视觉元素归纳为线条、形状、颜色和纹理,并总结出一套视觉资源调查和评价指标[6-7];Bell进一步归纳可视化的景观视觉要素为带状开放空间、尺度和植被等9个评价指标[21];与此同时,Cañas考虑了物理、美学和心理学的属性建立模型,涉及16个因素和42个具体变量,如水体、植被、颜色、材质和完整性等[22]. 国内学者最早由冯纪忠先生提出“旷”与“奥”景观空间感知评价指标概念[23];之后,刘滨谊基于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将景观空间视觉感受分为生理、心理和意向3个层次,并通过摄影和计算机辅助测量手段提取了12个景观空间视觉吸引要素的评价指标,指出景观空间中视觉吸引要素越多,美景度越高[24];范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那些能更好激发人们愉悦情感和心理感受的景观要素进行分析,将实体、形体、线条和边界4个要素组合成实体,将动态景观、瞬逝自然景象和阳光合并为动态景象,并将其归纳为7个景观视觉吸引要素,随后大量的研究都是基于此量表展开[25-26]. 在小尺度景观空间视觉吸引的研究中,学者们采用了如眼动跟踪技术[19]、心理物理学方法[27]以及人脑波变化[28]等,研究方法指出自然性因子植物、多变的水流、独特的色彩等会使人产生恢复性效应[29],合理的人工设施也有助于提升景观空间的感受偏好[30-31].
本研究中景观视觉吸引评价是基于范榕的评价量表,总结相关文献,结合我国口袋公园环境特征[32]和研究场地的实际情况,提出景观视觉吸引因素为自然性因子(空间类型、地形、植物、水体、动态景象和色彩)和人工性因子(实体、园路、质地)组成(表 1).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将学者常使用的评价指标“空间尺度与距离”因素修改为“空间类型”因素,口袋公园的视觉感受距离为视距小于25 m以下的亲近视距关系,其空间类型可分为开敞、半开放与覆盖型的空间,因此使用“空间类型”更好地说明评价指标的内容. 同时,增加“园路”与“地形”变量因子,这两个因素是影响物理环境特征中整体空间的线条和边界元素. 边界是空间的围合要素,明显的边界增强公园环境的可识别性,模糊的边界导致其可识别性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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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偏好是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来评价使用者对某一环境偏好和人们对环境的喜好程度[32]. Kaplan研究指出,游憩的行为维度和信息维度构建了环境偏好模型,即一致性、可读性、复杂性和神秘性[33-35]. 人们向往大自然,是因为自然景观通常具有这4个特征[36]. 同样,基于该模型的一些研究表明,这4个特征可以有效预测环境偏好,但对于不同的景观空间,结果会有所不同. 例如,刘群阅等在针对城市公园研究中证实了一致性、复杂性和神秘性可以更好地预测环境偏好,神秘性对环境偏好的解释能力最强[36];Herzog对水景变化的环境偏好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一致性和神秘性之间存在正相关[37];因而,景观空间的形式可能具有4个特征,这4个特征可以触发人们的心理反应,产生对景观的环境偏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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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恢复性环境对人的恢复作用,有两种经典理论. 卡普兰和妻子提出的注意恢复理论认为,恢复性环境通常具有4个特征[31, 38],提出的量表框架简洁,便于环境恢复性评价的测量[38]. 乌尔里希提出了应激恢复理论,重视生理指标的证据,促进了与现代神经科学领域的融合[39]. 这两种基本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环境可以缓解人们的心理健康压力. Hartig等在注意恢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感知恢复量表(PRS)[40]. 自此,感知恢复量表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 例如,PRS量表用于研究校园绿地[41]和不同城市公园景观[36]的恢复效果. 然而,量表中需要评估的指标太多,这将导致各种指标的交叉负载. 一些学者还修改了量表,以减少评价指标,优化语境,更好地契合汉语表达[42]. PRS量表以人们的主观感知为出发点,获取对环境的恢复性评价,能更好地反映整体环境的恢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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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这3个理论研究都趋于成熟. 景观视觉吸引与恢复性评价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环境偏好与恢复性评价是相互关联的(图 1). 因此,本研究以景观视觉吸引作为口袋公园环境要素的认知评价提取,以环境偏好作为对整体环境的情感响应评价,以恢复性评价分析口袋公园的恢复效益,并提出以下假设:
H1:景观视觉吸引对环境偏好呈正相相关关系;
H2:环境偏好对恢复性评价呈正相相关关系;
H3:景观视觉吸引对恢复性评价呈正相相关关系.
1.1. 景观视觉吸引
1.2. 环境偏好
1.3. 恢复性评价
1.4. 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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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福建省省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城中有山,山中有城,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 自宋代以来,福州人广泛种植榕树,这座城市也被称之为“榕城”. 2016年下半年,福州市启动了城市水系综合治理,不仅治理了内河黑臭水体,还对沿岸进行整体绿化提升;首次提出了“串珠公园”的理念,以沿岸步道和绿带为“串”,有条件的块状绿地为“珠”,串珠成线“串”出榕城的绿色珍珠[43]. “十三五”期间,福州建设了15个大型公园,1 200多个串珠公园加上原有的综合性公园,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 与此同时,市区内有总长1 300多公里的城市绿道,在都市楼宇之间编制了一道立体的绿网. 迄今为止,沿着纵横交错的内河沿岸,碧波荡漾,草木葱葱,繁花漫道改善了城市的环境面貌. 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实现了开窗见绿、出门进园的美好生活环境. 福州市仓山区会展片区作为福州市“城市名片”展示区,包含了居住、商业以及公共服务区等集成的综合体,能较好地反映不同类型的口袋公园,因此,研究选取会展片区内串珠公园为研究对象,样地选取为会展片区内河沿线的17个不同类型的串珠公园(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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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内容主要分为3个部分:①对受众人群的匿名调查,包括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公园使用特征及是否经历过家庭隔离和次数. ②指标设计上结合前文对景观视觉吸引、环境偏好以及恢复性评价的文献归纳总结,口袋公园景观视觉吸引评价体系分为自然性因子与人工性因子2个维度9个题项. 刘群阅等研究中通过环境偏好中的4个维度14个题项证实了环境偏好与恢复性评价具有正向的相关性,其逻辑合理,措辞简明[36];恢复性评价参考黄展章对kaplan译后的恢复性评价量表,其中含有4个维度18个题项,能够较好地验证不同景观空间的恢复性效应[42]. ③评价者对口袋公园提出自己的建议或提升措施. 每个问题设置5类选项(1:非常不同意:2:有点反对、3:中立、4:有点同意、5:非常同意),采用5分制的李克特量表法来获取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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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22年3月,研究团队多次对17个口袋公园进行实地调研及现场拍摄(拍摄方法参考姚玉敏与刘可丹等的拍摄标准[44-45]),共计拍摄468张. 经由学院老师和风景园林专家探讨,将17个口袋公园归纳为3种类型9处具有代表性的口袋公园[43](表 2),并且筛选出25张照片作为评价对象,设计《口袋公园恢复性效应影响机制研究问卷》. 在问卷发放上,为了有效了解疫情期间口袋公园对受众人群的恢复性效果,采用线上与线下实际访谈的方式获取研究数据. 问卷发放时间为2022年3月17日,范围为由仓山区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指挥部公布的封控、管控以及防范区内选取临近口袋公园且感染人数至少1例以上的小区. 线上通过问卷星软件由业主微信及QQ群定向发放300份问卷,线下在4月3日封控区解封后的4月6日-5月10日进行实地的问卷调研、随机交流访谈,发放300份问卷,共合计发放600份. 剔除漏填以及回答内容一致情况高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576份,有效问卷率为96%. 回收的数据采用SPSS 25.0与AMOS 26.0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 基于基础的理论,构建理论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量化分析,可以科学、系统的说明多个观测变量与潜变量间的影响机制.
2.1. 研究区概况
2.2. 问卷设计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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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获得的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显示女性占53%,男性占47%,男女比例相对平均;年龄分布以40岁以上为主,占45%. 86%的受访者是串珠公园附近的居民,均接受过2次以上的居家隔离,其中57%的人隔离3次以上. 同时,46%的受访者每周使用串珠公园的频率为3至4次,涵盖范围广,总体样本数据结构合理,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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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分析是检验测量量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采用SPSS 25.0进行分析,结果表明,3个测量量表的可靠系数Cronbach's α分别在0.765~0.874之间,信度系数接近0.800以上,均高于0.600,表明各维度具有良好的内在信度(表 3). 内容效度检验测量指标是否适当并与主题内容一致[46]. 分析表明,各项与总和相关性均高于0.691,表明各测量指标与主题相符性和适当性高. 收敛效度反映在一个量表中测量同一个变量的多个项目之间应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可通过标准化(>0.5)、p值(达到显著水平,即t>2.58)、平均变异抽取量(AVE>0.5)和组合信度CR(CR>0.6)进行判断. 由表 2中可知,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在0.632~0.882区间,对应的t值均大于7.383,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在0.501~0.644之间,组合信度CR在0.801~0.921之间. 因此,观测变量基本上符合要求,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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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分别为:CMIN/DF=2.504,RMSEA=0.03,GFI=0.918,IFI=0.901,AGFI=0.900,CFI=0.911,TLI=0.886. 采用(ML)方法估计参数[36]可以看出,该模型满足适配度的要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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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图 3):直接影响路径中,景观视觉吸引对恢复性评价最为显著(0.721),且对环境偏好产生正向显著影响(0.420);环境偏好对恢复性评价有正向显著影响(0.552),同时,景观视觉吸引可以通过环境偏好起到中介作用产生恢复性效应(0.231),总效应为0.952. 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原假设关系均得到验证.
3.1. 样本基本信息描述
3.2. 数据信效度分析
3.3. 结构关系模型验证分析
3.3.1. 结构关系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3.3.2. 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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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研究基于疫情期间对公众产生不同心理健康及亚健康状态的影响出发. 关注后疫情时代口袋公园对大众的心理健康重建和绿地健康的作用,探讨口袋公园环境内部构成要素的视觉特征与整体环境感知所产生审美和情感响应的恢复性效果,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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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揭示了景观视觉吸引对恢复性评价有直接影响,并且可以通过环境偏好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在口袋公园提升与更新中利用植物丰富的文化内涵,如竹子代表气节、松柏代表长青、梅花代表傲骨等甚至结合多样的景观小品及文化雕塑,大众通过观赏不同的小品、植物,产生不同的联想,丰富环境中的视觉体验. 营建有形式感的主入口、趣味性路径以及引人入胜的路径标志物等,加强环境中内部构成要素的审美与整体环境感知的情感交互作用,提升环境的恢复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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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口袋公园景观视觉吸引要素所产生的恢复性效应高于环境偏好的整体感知.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近,可接触、观赏的具体物象对情绪波动强于对环境的整体感知[47],同时评价者选取美景度最高的照片中含有的景观视觉吸引要素也最丰富. 近年来福州市内串珠公园中通过片植黄花风铃木、沿河的杨柳与宫粉洋紫荆等花化彩化的景观效果,广受大众的光顾打卡,证实了大众对于可识别性环境的偏好倾向. 因此,在对口袋公园恢复性环境的营建中应重视构建层次丰富的环境景观,塑造可识别性环境. 引导和优化串珠公园的整体性融入福州文化,营建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千园千色的自然景观,打造愉悦而富有生机的氛围,提升口袋公园恢复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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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景观视觉吸引对环境偏好与恢复性评价结构关系中自然性因子平均因子载荷(0.756)高于人工性因子(0.726). 因此,应设计自然化景观路径、展现自然环境之美,构建自然环境全感官体验,弥补在疫情期间公众对自然渴望的缺失,给人们带来良好的恢复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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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普兰的环境偏好模型,研究评价量表可分为理解行为(连贯性0.78、易读性0.81)与探索行为(复杂性0.76、神秘性0.70)[10-11],本次研究发现理解行为对恢复性效益更加显著. 这与黄章展等提出的探索行为可以更好地预测环境偏好的结论不同[42],也证实了不同景观空间产生的环境偏好感受是不同的. 口袋公园应该更加注重感知的营建,加强形象、文化等感知建设,更好地产生环境偏好,强化恢复性效益,做到“虽小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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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未发生前,城市绿地的健康效益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谭少华团队在袖珍公园缓解公众精神压力的研究中发现自然性因子影响效应最大,空间的私密性次之[30];彭慧蕴在城市公园的恢复性效应机制研究中,证实了公园的自然性、私密性与安静度对恢复性效应有很大的影响[48];刘群阅等证实了自然环境营建的重要性,并且构建城市公园环境感知产生的恢复性路径[36]. Han发现不同开放空间所产生的恢复效应有显著差异[49];Stigsdotter等对城市森林公园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庇护性好的环境是最佳的恢复性环境[50];Ulrich提出公园环境中含有大量的自然要素对于缓解压力是最重要因素[51]. 通过相关文献的归纳总结,拥有自然环境和庇护的空间与安静的氛围是构建恢复性环境的重要要素. 这与本研究得到的结论有一定差异,口袋公园中自然要素依旧是最重要的影响要素,评价者对自然环境的向往保持热切. 但在空间的开放程度上,调研过程中评价者反馈更多倾向于享受阳光与开放的空间并且渴望获得交往空间,这很大程度是由于疫情的隔离与平时生活所产生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影响不同导致.
区别于其他城市绿地,口袋公园在选址上更为灵活且不受用地类型限制,功能上更加聚焦周边的需求因地制宜规划设计,距离上贯彻国家城市更新方针,口袋公园应实现500 m见园,300 m见绿,5 min可达的需求. 因此,塑造易察觉的口袋公园是构建恢复性环境必不可缺的要素,以使口袋公园能够真正实现便民利民.
在创新性上,研究基于视觉观感的相关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口袋公园恢复性效应影响机制,揭示了口袋公园环境内部构成要素的恢复效果,以及与整体环境感知相结合的恢复效果,为后疫情时代下口袋公园提升与更新提供了理论指导依据. 但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 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受众人群的主观感知的方式获取分析数据. 目前已有研究者采用血压、心电图、脑电波等常规身体测试获取数据,也有学者采用医学测试仪器通过面部肌肉以及眼电图测试仪获取数据. 结合主观感知与生理反应的研究方式能够更加精准地获取景观环境恢复效益的差异,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的完善. (2) 已有研究证实声景是复愈性景观重要的设计要素之一,同时园艺的五感疗法也是当前复愈性景观流行的方式. 研究仅从使用者的心理物理评价出发探讨环境的审美与情感功能及恢复性效应之间的影响关系还存在相对局限,环境对人的感观全体验的恢复性效益如何?需要继续探索.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不同行业及学科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基于新一轮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口袋公园如何通过自身优势更好地帮助公众缓解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是研究更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口袋公园虽小,但却蕴含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