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代中国校园民调涉及民调的名目和组织者、民调的调查对象、民调主旨与调查方法等诸多内容，分别述论如次。

近代中国从1922年8月《顺天时报》举办被视为近代中国的首次民调开始，到1949年10月，由报刊、学校及社会团体举办的各类民调计有百余次。根据其中较为重要的62次民调的统计结果，由学校师生举办的民调共计15次，占比为24.19%，数量比例均不少。下表或可借窥近代中国校园民调之概况^[6]。

北高师的民意测验是近代中国高校举办的首次民调，开近代中国校园民调之先河。1922年11月14日，为北京高等师范第十四周年成立纪念日，各部各学系照例陈列成绩，任人浏览。新近创办的心理室，亦于是日大开门户，除将年来研究所得的心理测验方法百余种陈列并实演外，又制就一种“民意测验”，意在利用此种观众与此种时机，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办法为一油印问卷，内含问题8条：关于最近国家大事者3条，关于地方内政者1条，关于社会心理者2条，关于风俗改良者1条，其他1条^[7]。北高师举办民调之后，国内各校纷纷效仿，大量校园民调接踵而至。

东南大学民调于1923年1月举办，虽在时间上晚于北高师，却是近代中国首次专门为预测大选举办的“草选举”，具有开创意义。《东南大学选举总统详记》称：东南大学校文科中之政法经济系同学，一方面研究世界各国崭新之政治学理，一方面注意本国政治之转移，与民意之倾向。该系同人均抱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职志，日前该系同学曾发起组织大总统选举委员会，由各科各系推举代表组织而成。投票结果，孙中山以最高票“当选”总统^[8]。东南大学总统“草选举”结束数月，标榜“法统重光”之后的大选正式举行，结果曹锟当选总统，与“草选举”结果迥异(详后)。

几乎与东南大学民调同时，武昌高师于1923年1月13日在该校大礼堂开全体大会，举行民调。此时正当直系战胜皖奉两派军阀，宣布法统重光，准备举行大选，而吴佩孚权力推进“武力统一”的时期。在此背景下，武高师的民调带有双重议题，即调查民众对“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会”和“联省自治”的看法。结果多数主张孙中山任总统并赞成“联省自治”^[9]。

稍后举办的北大民调系综合性质调查，问题涉及政治、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学生生活等众多方面，也涉及总统选举。所不同者，此时大选已经结束，因而北大民调就选举问题而言，带有探寻对大选结果满意度的性质。北大民调的举办时间是在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期间，方法与北高师类似，但问卷设置与高师略异，问卷大抵由答者自取。由谢汝镇、刘锡五、沈本安、杨世清及朱务善主持，前后两日，参与者众，甚为热烈^[10]。

近代中国早期的校园民调举办者基本是大专院校师生。1923年6月长沙妙高中学于校庆15周年纪念之际举办的民意测验，和1946年桂林中等学校民调，是目前所能检索到的两次由中学举办的民调^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国民党实施训政，加强意识形态宣传，一些地方小学也参与到民调中来。上海《民国日报》就曾针对小学生举办反日民调。1928年12月15日上海市一区党部“上午到南市各中心小学演讲，下午由党义教师携带测验表等分赴各学校测验，计受测验者学生达四千余人”。除学生之外，党部还要求各校老师参与填写民意测验表，三区十九分部“分往各学校举行反日常识测验，同时并请各该校教职员填写民意测验表”^[11]。

①   此次民调“以测验长沙市民对于国家社会之意见，应验者甚形踊跃，该校为昭慎重起见，致函各报馆派员于昨日11时在该校启匦揭晓。”《妙高中学民意测验揭晓》，《大公报》1923年6月13日，总第2480号，第10版。

若作历时性考察，近代中国校园民调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是1922年到1924年直系操持北京政权宣布“法统重光”时期；一是1946年之后，国民政府宣布将召开“国大”，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民意”再度受到关注时期。相比之下，前一个时期民调数量较多，影响也较大。后一阶段的校园民调，最引人注目的是沪江大学举办的两次：一次是在1946年11月，一次是在1948年12月，比较而言，后一次影响较大，是余日宣教授主持指导进行，测验内容广，包括总统选举、戡乱与和平、上海国际共管以及美援等问题^[12]。此外，这一时期的校园民调已出现多校合办的情况。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政治学会于5月29日联合举办“美国扶植日本问题民意测验”^[13]，这是前期民调未曾有过的现象。

校园民调主持者通常是在校师生，调查对象以在校学生为主，也包括造访或应邀莅临学校的各界人士。北高师民调主持人曾表示，该校民调被试者具有两种资格：1.皆为知识阶级。彼等若非对于教育有研究，有兴趣，必不肯结队来此参观，必不能领着本校散出之入场券，亦必不愿事前来此讨索此种凭卷。2.皆属超然派，政客党人到会者，绝无仅有^[14]。北大民调的情况与此类似。参与者共1007人，其中学界752人，记者11人，军界9人，工界7人，政界11人，警界2人，商界8人(以上除学界外盖无妇女)，未注职业性别者207人。调查对象年龄平均在26岁左右，大抵自16岁至40岁不等^[10]。中国大学校庆10周年民调，被试者之资格，大抵皆是“智识阶级，盖非智识阶级，无从得参观卷”^[15]。

最能反映近代中国校园民调参与者构成的是1946年沪江大学的民调。

由表可见，参与此次民调的全部是在校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校4个年级的学生中，从大一到大四，参与民调的人数与比例呈递减趋势，越是低年级，参与者人数越多，占比越大，反之则越小，提示参与者数量与知识积累及课程难度的负相关性。

通常，校园民调主持者和参与者多为在校师生，但也有例外。一些近代民调，表面上是由社会团体举办，实际上是学校学生操持。如1924年1月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民意测验就是由中国大学、北京高师及交通大学三校部分学生共同举办^②。另有一些民调，虽系报刊或社会团体举办，实际参与者却多是学生。如1926年《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调查，主持者曾派人往清华学校送问卷，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学校的民调^[17]。还有一些学校举办的民调，主持者和调查员均是在校师生，但调查对象则超出学校范围。如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民调。该校校长顾执中在1936年底至1937年初组织全校师生50多人进行的“上海报纸和上海读者调查”^[18]5-6。

②   写这篇报道的作者最后说明：此次测验，名义上是中大、师大、交大三校的几个学生办的，然开票的时候，还有其他各校的同乡数十人在旁监察，我们为要求真正的民意起见，无论答的是正或相反，都不稍加损伤。《湖南的民意测验》，《民国日报1924年1月22日，第2版。

近代中国校园民调内容五花八门，若做分类，有些属综合性质，有些属专门性质的，调查主旨涉及时事政治、思想信仰、文化教育、中外关系、校园生活等。

较具代表性的综合民调是北高师民调，其问卷包括8个问题，内容十分广泛：1.你赞成女子参政吗？2.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3.你最喜欢读的中国旧小说是哪一本？4.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5.你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吗？6.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和习惯，你觉得哪一个应当先改良？7.北京地方上急当设立的是什么？8.北京地方上急当取缔的是什么？^[14]

北大的民意测验题目也不单一，虽以政治问题为主，却也包括思想文化及学生兴趣爱好等众多方面。其问卷题目为：“1.你对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2.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样办？3.你对于此次政府颁布宪法，应取什么态度？4.下列各种方法，你以为那种可以救中国：军阀宰制，外国共管，国民革命。5.俄国与美国，你以为谁是中国之友？为什么？6.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那几位？7.现在中国的日刊、周刊，你最爱看那种？8.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9.你对于目前学生运动，有何意见？10.你最爱做如何消遣？”^[10]

近代中国校园民调的第二个高峰期即国民政府标榜将实施宪政时期，综合性民调仍是校园民调主流。如1946年沪江大学民调题目共计20个，其中8个是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内容，2个涉及宗教信仰并交叉涉及学生生活，3个涉及经济与民生，2个涉及内战，2个涉及中外关系，3个涉及政治^[16]。其调查的综合性十分明显。

当然也不乏单一主题的民调，如东南大学的总统“草选举”，仅调查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意向。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民调，虽调查问卷包含8个问题，但均系围绕如何办好新闻纸向读者征询意见^①。另外，武汉高师的民调，问题包含“联省自治”和“总统选举”两方面，但均关乎政治，亦可视为单一主题的民调。

①   这8个问题是：1.读者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籍贯、住址；2.现读何报？何故？3.何家报纸为最优？优点何在？4.喜看何种记载新闻？一张报纸所记载的种类假定分为：国际、国内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艺、特刊、广告、其它？5.文字艰深否？何种文字最适当？6.报价太贵否？7.对看过之报，作何处置？8.读者对于报纸的批评。陈崇山：《民意调查在中国》，《新闻研究资料》第46辑，第5-6页。

就民调主旨而言，尽管近代中国校园民调内容五花八门，但在各类调查问题中，占比最高的仍是政治问题。综合性的民调看似缺乏主旨，但政治问题也占有相当比重。正如北大民调主持者所言：“按此次所发诸问，多偏重于现在中国政治方面，于以见一般人对之之观念如何，固非专为某一方面而发者。”^[10]

就方法而言，近代中国校园民调系在特定人群中发放问卷以调查“民意”，调查对象选择不随机，属方法尚未进步到成熟阶段的初期民调。人所共知，世界范围内民调方法趋向成熟的标志是1935年美国盖洛普公司成立以及随机抽样调查方法的运用。此前各国民调与中国校园民调方法大体相同。盖洛普公司成立后，随机抽样方法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校园民调却始终没有采用随机抽样方法。1948年中国留美学生举办了一次民调，据称调查方法得到随机抽样法创始人盖洛普称许，却因不是在中国本土举办，组织者为北美基督教协会，无法算作中国的校园民调^[19]。沪江大学也曾进行以随机抽样方法作民调的尝试，却不成功^①。此外也就没见到中国校园民调留下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的记录。尽管如此，早期中国校园民调在方法上还是有所讲究，并非一无是处。

①   沪江大学民意测验有仿效盖洛普民调的想法，但做得不地道。沪江大学民意测验：“本校民意测验”：美国的盖利浦博士(Dr.Gallup)主办了一个民意学会(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对于时局及其它重要问题，通过不具名的问答投票方式，来测验民意。他们已经风行了多年，成绩良好。本校想在学生范围圈内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测验本校的学生，借以知道他们对于各项问题的意见。这一次是我们初办，毫无经验，事前没有把握，测验的结果，我们尚认为满意的。这里谨把这次测验的结果报告毕业校友和本校的朋友们。附带的报告是，投票纸上应填年龄、性别、年级、宗教各栏，大多数同学均能做到，但也有同学只答了问题的一部分，此外我们的投票是集合在大礼堂里短时间内填写的。《本校民意测验(附表)》，沪江大学《校讯》特载，1946年1卷6期11月。

以北高师民调为例。1922年11月14日，适逢北高师成立14周年纪念，该校新创办的心理研究室决定开展“民意测验”，此次民调由心理学家张耀翔主持。调查方法为发放油印问卷，要求即时答复，不记姓名，不许旁窥。事前严守秘密，至纪念前一日，始付油印，印刷人为本校讲义室职员，外间概未预闻，无法运动。调查开始后，招待员散发问卷，每人一张，当场填写。投票过程十分严格，无一人多投之弊。答毕，由被调查者亲自或由招待员代为投入票柜。柜内之票，不许取出翻阅。阅卷及统计之人为该校学员。问答统计数据由主持人做出，意在窥探“真正舆论之所在”^[14]。不仅如此，主持人张耀翔还根据调查所得数据，撰写并发表调查报告，对调查数据作细致的分析。^②可见其方法之讲究。

②   学者罗志儒评价说：“此次的民意测验，系一种社会心理的调查，如来宾都照所问的一一答复，实是很有价值的一种材料。”罗志儒：《“民意测验”的研究》，《心理》第2卷第2号，1923年2月，社会心理栏目，第10页。

北高师民调很快成为接踵而至的校园民调效法的楷模。1923年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日所作“公民常识测验”在方法上就曾借鉴北高师。此次民调向各界发出参观卷35 000张，设计问题10个，经北高师张耀翔教授复核，始付印制。事前严守秘密，问卷印制后，密不示人，直至测验时方公之于众。答问时另辟一室，由来宾自愿前往室内答题，不作强求，以免发生情弊。此次校庆纪念共4日，每遇来答者，必先问是否答过？未答者方付与问卷，请其当场填写，参观卷每日不同，以确保无日日都来参观之人。收回的答卷藏之票匦，除整理之人外，未与他人看见。因程序严格，“谅无重答与给予暗示之情弊”^[15]。

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的民调也十分注重方法与程序。鉴于此次所发诸问多偏重现实政治，旨在探寻一般人的政治观念如何，此次调查强调立场中性，“不敢稍含暗示之意，以存其真”。主持人曾定出各问题答案的整理标准，民调结束后，交由刘锡五、谢汝镇、毛一鸣、金家凤及朱务善整理，最后由朱负责统计发表。与北高师民调一样，北大民调的数据分析报告曾在公开的期刊《新民国杂志》和《北大日刊》上发表^[10]，从中可见其调查方法及其运用。

东南大学民调是为调查1923年大选民意而举办，名为“草选举”，因主旨与众不同，方法也独具一格。为举办这次“草选举”，学校特成立“草选举委员会”，议决事项如下：1.大总统资格采大总统选举法第一条规定；2.无记名投票；3.选举票由委员会分发；4.发表草选举宣告书；5.议决自1月15日至18日为选举日期；6.投票箱设于交通处左侧；7.俟得结果后，再拟通告书，请各省中等以上各校及各埠重要商会农会与教育会次第举行之，以表示真正民意之所在^[8]。委员会议决的7条规则中的第一条，即“大总统资格采大总统选举法第一条(之)规定”，以真选举条件展开“草选举”，使此次“草选举”带有即将举办的大选的模拟选举色彩，方法独特，备受关注。

基本上，在随机抽样方法问世之前，中国校园民调在方法上已达到同期各国民调的技术水平。其在方法上显得落后，是在1930年代中期之后，这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极端复杂性，以及战乱导致随机抽样必须的人口及户籍资料难以完整搜集这一客观条件有关，不宜苛责。

近代中国校园民调由在校师生主持，调查对象以在校学生为主，调查主旨和问卷设计与校园文化及学生生活密切相关。校园民调有综合性的，有专题性的，五花八门。就内容而言，北大、北高师、中国大学、沪江大学等校综合性质民调的调查内容都涉及校园文化与学生生活，加上若干学校众多专题性质民调反映的学生思想及校园生活状况，一幅近乎完整的民国时期校园文化图景展现出来。

就调查内容与校园文化及学生生活的关联性而言，沪江大学1946年所作民调最具典型性。如前所述，此次调查共设计20个问题，其中8个直接反映大学校园生活，两个涉及宗教信仰的问题也与学生生活及思想信仰有关^[16]。与同期其他校园民调主要针对学生同时包括部分社会人士不同，该校民调完全针对在校学生展开，因而对了解学生生活与校园文化更具认识价值。兹将沪江大学此次民调的问题及调查结果与校园文化相关者，择要述录如次：

(1) 学校中升旗早操问题：此问总票数963张，主张全体参加者619票，占比64.28%；主张自由参加者344票，占比35.72%。(2)学生“应修课程”问题：总票数954张，主张完全由学校规定者38票，占比3.98%；主张除必修课之外，大三及大四学生至少得自由选修一门课者260票，占比27.25%；主张除大一外每级学生至少得自由选修一课者656票，占比68.76%。(3)宗教课程问题：总票数963票，主张定为必修者64票，占比6.65%；主张自由选修者849票，占比88.16%；主张不必设立者50票，占比5.19%。(4)学生进大学学习目的问题，总票数941票，主张“求智求能以增强我自立谋生之基础”者444票，占比47.18%；主张“搏取学位以提高我在社会上之地位”者28票，占比2.98%；主张“进德修业以尽我国民之天责”者469票，占比49.84%。(5)学校造就人才问题：总票数893票，主张应注重研究科学者159票，占比17.8%；主张应注重培养人格者734票，占比82.19%。(6)大学生参与政治问题：总票数941票，主张应读书不忘救国，依据个人之政见加入政党组织与活动者131票，占比13.92%；主张应专心求学不必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与活动者557票，占比59.19%；主张可参与政党惟不应有任何政治活动者253票，占比26.88%^[16]。

从调查数据可知，在沪江大学校园内，学生对学校规程和校园生活的意愿表达颇为自由，基本能各抒己见，少有顾虑，因而多数问题的答案均取径各异。这突出表现在有关宗教是否列为必修课以及大学生是否应该参加政党参与政治活动的问卷回答上。就前者而言，主张宗教课程作为“自由选修课”不作为“必修课”的占比达到88.16%。就后者而言，主张应专心求学不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与活动的人共557票，占比59.19%；主张可参与政党惟不应有任何政治活动253票，占比26.88%，两项合计占比86.07%。这些数据说明，多数学生主张将主要精力用于学习，表现出对学校规则的认同。这种情况的出现，或与此次调查发生在1946年这一特定年份有关。此时“抗战”胜利结束，“建国”任务已迫在眉睫，而建国需要建设人才，故尽管心系天下，学生大多仍主张潜心学习。其他时段的校园民调，学生未必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校园文化与学生生活状况在针对学生报刊阅读兴趣的调查中有清晰的反映。以北大25周年校庆民调为例，该调查第七问为“现在中国的日刊、周刊，你最爱看那种？”投票结果，在数十种流行“日刊”中，学生爱看上海《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者最多，前者共78票，后者共56票。“周刊”以爱看《向导周报》《努力周报》者最多，前者共222票，后者共120票，其余有答“无”者共20余票，有答“都有党派关系不爱看”者4票。亦有答爱看月刊季刊者，如北大《社会科学季刊》《创造季刊》《新青年季刊》等及《银行月刊》《小说月报》《妇女月报》《东方杂志》《新民国杂志》等^[20]。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受新文化运动及国共两党宣传影响，至少1920年代的在校学生，思想趋新，故“进步”甚至“激进”的报刊，已成为其课余阅读的“最爱”。

值得注意的是，在总体趋向“新文化”的同时，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仍然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眷顾。北高师民调第三问为“你最喜欢的中国旧小说是哪一本？”投票结果如下：《红楼梦》419票，《水浒》153票，《三国演义》115票，《儒林外史》46票，《西厢记》26票，《东周列国志》17票，《聊斋》15票，《西游记》8票，《镜花缘》7票，《金瓶梅》3票，《古今奇观》《花月痕》《太平广记》《红梁传》《洪秀全》《七侠五义》《济公传》《白圭志》等各1票。排列前三位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分别占总票数的51%、18.6%和14%，合计得票占总票数的83.6%。^①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当时学生尽管趋新，却也不完全排斥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元素。因而主持人特别强调：被调查者“多数皆喜欢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教育家及研究中国社会心理者，须于此三部小说特别注意。”^[14]

①   此次投票共有废票56张，另有答“新小说”者，例如玉梨魂、九尾龟，老残游记，计16票。有误将经史作为小说的如左传、四书五经、纲鉴、计5票。有只提出小说某种性质者(如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等)，有只提出某种体裁或篇幅(如白话小说、短篇小说等)的小说者共8票。等等。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章。

对学生课余兴趣和消遣，近代校园民调也有所反映。以北大民调为例，该校民调第十问为“你最爱作如何消遣”。调查结果：(1)“学界男”位居前10的“最爱”消遣分别为：1.打球77票，2.读书61票，3.看小说48票，4.运动43票，5.电影38票，6.谈天38票，7.听音乐21票，8.听戏21票，9.游览18票，10.审自然美18票。排名10之后的消遣分别是下棋、打牌各14票，看报11票，逛公园9票，游戏8票，绘画、看美术片、饮酒各7票，看杂志4票，逛八大胡同3票，看美女2票，摄影、看佛经、手淫并性交各1票。(2)“学界女”参与民调的人数较少，其“最爱”的消遣分别为：看小说5票，跳舞3票，看电影、逛公园、体操、打球、唱词、散步、打手套、阅报、欣赏美术各2票，会爱人、吃酒作诗、刺绣、弹琵琶、演戏各1票^[20]。

甚至学生的饮食习惯也被纳入校园民调范围。中国大学民调第一问为“你爱吃中餐还是西餐”。调查结果，在收回的2 388张选票中，爱吃中餐者1 907票，占全数的80%，爱吃西餐者481票，占全数的20%^[21]。沪江大学民调第8问旨在调查学生膳食习惯，投票总数935票，主张维持现状，即在饭堂各人进同样的饭食者384票，占比41.07%；主张采取美国式分别选食制(cafeteria)者551票，占比58.93%^[16]。中国大学和沪江大学这两项调查，说明西方文化已深入校园，对近代中国学校的饮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代中国校园民调异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学生的思想与信仰，这或许与中华民国建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传统道德文化崩坏，新思想层出不穷，信仰缺失，国人亟欲建立新的思想文化与信仰有关。

信仰问题直接牵连宗教，故学生的宗教立场成为民国时期校园民调的重要内容。北高师民调第五问“你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吗”，投票结果显示，在投出的840张票中，认为没有必要者得555票，占总数的66.07%，认为有必要者246票，占29.29%。另外，尚有相信“某种宗教有存在之必要”者12票，认为孔教有存在价值5票，佛教有存在必要4票，主张“看它是什么教然后断定”2票，主张“宗教有存在必要，但是不信基督教和天主教”1票，主张废除其中一部分者2票，主张不必存在其仪式1票，主张宗教对于无教育的人可存在1票，主张宗教现在可以存在，将来可以取消1票，无法断定宗教是否有存在之必要者10票，共计39票，占4.64%^①。由投票结果可知，在新文化运动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语境下，宗教的价值受到怀疑，北高师已有近七成学生对宗教持反对态度。

①   由此主持人得出多少有些偏颇的结论：“知识阶级多数，皆不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宗教家、宣教士、信徒，可以休矣。”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续)，《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张。

沪江大学1946年民调也涉及宗教问题，其问卷第20问旨在了解学生的宗教信仰状况，投票结果，在投出的932张票中，主张宗教可以帮助人类的人格修养869票，占比93.24%；主张宗教是迷信与科学不相容者33票，占比3.54%；主张宗教与人生无甚关系30票，占比3.22%^[16]。

近代中国已进入信仰多元时代，除宗教外，政治思想方面的众多“主义”也受到学生追捧，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新“信仰”。北大校庆25周年民调第八问“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那一种”。投票结果显示，信社会主义者为最多，共291票(学生所谓“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必经阶段的社会主义等)，信孙文之三民主义者次之，共153票。答“无”者17票，答无诚意如共妻主义、土匪主义、钱的主义等数票，答意含混如不执一偏、振兴教育开发实业、复孔等亦有数票^[20]。由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内容交叉，故“社会主义”的得票可能大大超过主持者公布的统计数据。

北大民调对象多数信仰“社会主义”的情况，得到中国大学10周年校庆民调的印证。此次中大民调第9问为“你欢迎资本主义么”？调查结果，欢迎736票，不欢迎1 991票，此问共收回2 727张合格票，其中不欢迎占73%，欢迎27%。此外有“参半”及“欢迎资本，不欢迎资本主义”等答案共11票，未答与字迹模糊的281票，均未列入统计。第10问为“你赞成社会主义么”。投票结果：在2750张合格票中，赞成2096票，不赞成654票，赞成占合格票数的76%，不赞成占24% ^②。

②   此外有答”绝对不赞成“2票。有现在不赞成，假若能解决中国的纠纷则赞成13票，有另外提“赞成无政府主义”“赞成社会政策”6票。书写不清楚和未答299票，作废。王惟英、何雨农：《中大十周年纪念公民常识测验》(续)，《晨报副刊》1923年7月17日，第184号，第1版。

有信仰者往往存在偶像崇拜倾向，这在校园民调中也有鲜明反映。北大民调第六问“你最佩服的世界人物是谁”？此问共投出497票，统计结果：列宁得票最多，共227票，占总票数之45.7%。其次为威尔逊51票，罗素51票，泰戈尔17票，爱因斯坦16票，威廉二世12票，托洛茨基12票，华盛顿11票，哈丁10票，甘地9票，杜威9票，俾斯麦9票，托尔斯泰7票，林肯7票，路易乔治6票，马克思6票，杜里舒6票，拿破仑6票。“国内大人物”共投1 056张票，其中孙中山得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位居前三甲。三人之后，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冯玉祥7票，梁漱溟7票，李烈钧6票，伍朝枢6票，袁世凯5票，王宠惠4票，陶行知、蔡松坡、伍廷芳、康有为各3票。北大民调主持者渲染说：此次民调，“孙文票数，几占中国大人物被选者全体票数之半，然则孙文乃中国之大人物矣，于是可以测知一般人对孙氏之态度。”^[20]北高师民调结果也显示出与北大类似的伟人崇拜倾向^③。

③   该问题为：“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结果孙中山得158票、吴佩孚60票，冯玉祥47票，蔡元培43票，梁启超、黎元洪各40，胡适36票，顾维钧26票，段祺瑞16票，陈独秀13票，章太炎12票，范源濂、张謇各10票，李烈钧、汪兆铭各7票，徐树铮6，康有为5，王宠惠5。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章。

与伟人崇拜相对应，学生普遍希望自己也成为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中国大学民调有“你最愿意做哪一种人”一问。投票结果，总票数为2 798票，其中愿做大革命家的888人，占比31.7%，大教育家的644人，占比23%，大慈善家的526人，占比18.7%，大商人的295人，占10.5%，大政治家的290人，10.3%，大军阀的83人，占3%，大官的65占比2%。此外还有愿做艺术家、思想家、平民、大科学家、和尚、文学士、实业家、学者、好人、大冒险家、学生、农民、文人、闲散人、工人等共23票，占0.8%。在所有投票学生中，愿做“革命家”的最多，占全部投票人数的31.7%，反映出寻求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革命”思想和主张已越来越多地得到学生信仰，而希望做“大教育家”的学生占23%，表明“教育救国”仍是一部分学生的政治选项^[15]。

民调反映的学生思想信仰、校园生活与学校的性质及与此相关的校园文化有内在关联。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大量涌现，传统士绅退居边缘，新式学堂学生成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学生接受近代教育，是各社会群体中较有知识文化的部分。而应需组织的校园沙龙、俱乐部、学会、协会，所出版的小报、刊物成为学生群体聚合的场域、介质及相激互励的思想磁场。学生长时间生活在校园中，受校园文化熏陶，很容易产生社会学家所说的“从众”心理和行为。而大专院校在地理分布上相对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为学生亚文化的形成以及学生联络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①。

①   据学者统计，1922年，北京一个城市便有40所大专院校，在校学生数为15440人，相当于全国同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41%。上海有13所大专院校，学生3643人，占全国同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10%。Y. G.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p.

校园文化有共通性，也有个性，学生亚文化以校园为单位生成，不同的校园因制度及人文环境差异往往滋生出各具特色的学生亚文化(subculture)，成为影响校园民调的重要因素。

在近代开展民调的大学里，中国大学的校园文化特征最独特。该校是孙中山1912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宋教仁、黄兴为第一、二任校长，孙中山任校董。该校初名国民大学，后改为中国大学，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培养革命人才而创办。中国大学有民主革命的思想政治传统，在国共合作从事的“国民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基本政治信仰，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一批“红色教授”亦曾在学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学校培养出以李兆麟、白乙化、董毓华、段君毅、张致祥、任仲夷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贡献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才。由于中国大学类似国民党“党校”的特殊校园文化，其主持的两次民调的政治倾向性比其他学校更加明显。

蔡元培长校期间的北大与中国大学明显不同，其校园文化呈多元性状。在程厚之的记忆中，北大理科基础理论课程分量特别重，教学制度极严，故学生都非常努力。文科则另是一番景象。北大文科的学生似乎更看重“思想”而非学术^②。曾参与学生运动的傅斯年，对北大学风提出过尖锐批评，认为北大文科的风气，严格地说“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22]16傅斯年对北大文科注重议论及偏重贡献舆论的批评，堪称鞭辟入里^③。

②   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97-198页。

③   陶希圣对北大学风作过如下评述：北京大学本科学风不好，以至预科同学也有些蔑视本科。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33—35页。

相比之下，同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因为最初尚属留美学生预备学校，教学目标明确，学校管理规范，学生一心出国，故校园文化相对“保守”。北京高师与清华略同。五四时期，北京高师因学校提倡“教育超越政治”，教师多不问政治，对“革命”持旁观态度，“改良”主义风气弥漫校园。学生虽投入政治运动，却相对稳重^[23]114。

由于校园文化不同，各校民调旨趣呈现出明显有别于其它学校民调的特征。如北大民调有关学生运动的答案就反映了学生亚文化的多元性对民调的影响。其调查第九问“你对于目前学生运动，有何意见”，答案分三派意见：有极端赞成者，有极端反对者，有表示赞成而含有希望条件者。其中赞成者232，表示赞成而含有希望条件者190票，两项合计赞成和有条件赞成学生运动者共422票。不赞成学生运动者共286人，“然察其语义，初亦非根本不赞成，第以学生积日之行为表示，渐失其信仰耳”^[20]。北大在北洋时期成为学潮与学运的领头羊，其多元而略显激进的校园文化乃重要原因，其民调也多少受到影响。而同处一城的北高师，其学生虽然也关心政治，却因校园文化不同，较少激进化倾向，民调也较为讲究程序和规范。

当然，貌似不同的校园文化异中有同，加之同一校园文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表现，因而有些民调可以在不同的校园文化群中联合举办。如1948年5月2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政治学会曾举办“美国扶植日本问题民意测验”^[13]，三校“民意”倾向一致，这是研究近代校园文化与民调应当注意的现象。

近代中国校园文化多元，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形成不同的校园文化亚群，但学生的精英意识及与此相关的从传统继承而来的经世致用情怀，使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活动成为校园民调的主流。本文表 1所列15次校园民调中，涉及政治问题者多达12次，占比高达80%，可以证明这一点。

校园民调中关心政治的倾向从近代中国首次校园民调即北高师的民调中就有所反映。由于校园文化相对严谨，北高师人不轻言政治，但也没有完全置身事外。其民调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是政治性的：首先，知识阶级(指被测试者)之多数皆赞成女子参政，认为如果将来宪法无此规定，则不能视为民宪。其次，知识阶级中多数人都愿举孙文为下任总统。复次，知识阶级之多数皆佩服孙文、吴佩孚、冯玉祥等人。调查主持人据此指出：如有人欲作当今伟人传，“当以本测验提出之名次为标准，方合民意”^①。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刊登读者给邵力子的一封信，盛赞此次民调反映了“北方的民意”^[24]，反映了此次民调的政治色彩。

①   最能反映此次民调对政治关注的是第二问“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此问全部合格票为578票，结果以孙文得票最多，有327票，占全部合格票数的56%，黎元洪次之，有122票，仅及孙的三分之一，兹将个人票数列表如下：孙文327票，黎元洪122，蔡元培29，段祺瑞17，吴佩孚15，顾维钧10，曹锟8，冯玉祥7，陈独秀5，颜惠庆4，阎锡山4，王宠惠4，梁启超3，陈炯明3，张謇3，胡适3，谷钟秀2，唐绍仪2，康有为，严修，徐世昌，王兆铭，范濂源，张作霖，徐树铮，张勋，唐继尧，李石曾各1票。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章。

接踵北高师民调，北洋时期后起的校园民调大多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武汉高师的“群众心理测验”即是如此。不过与北高师的民调系偏重政治的综合性民调不同，此次民调的目的纯粹是政治性质的。1923年1月13日，武高师在该校大礼堂开全体大会，举行“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会”和“联省自治”的投票^[9]。职教和男女学生到会者共291人，结果孙中山得223票，以高达总票数76.6%的得票率“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对“联省自治”问题，赞成者193票，占总票数的66.32%。不少投票者说明了投票理由。如选举孙中山的选票中，有写“前任临时大总统南政府总统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主义固定比较合格”，“孙中山先生其私人道德，其坚韧心性，其做事之精神，其外交上之手段，其政见其主义均足以为今日中国之总统”。“联省自治”的投票，有写“赞成真正的联省自治”，有写“有部落思想”，有写“不赞成，因为现在要承认联省自治，就不啻强调割据了”，有写“若是军阀的极端不赞成”，“联制是陈炯明胡说”，还有些“赞成，但不赞成湖南那样挂招牌的假联省自治”等语^②。显而易见，武汉高师学生明显支持孙中山出任民国大总统，支持孙主张的“统一”政治主张，反对地方军阀的“联省自治”。

②   兹将该会投选人票数录记如左，亦可见民意之一般，而供心理学家之参考也。孙中山223票，蔡元培11票，吴佩孚7票，张謇5票，段祺瑞5，此外黎元洪、阎锡山、吴稚晖各三票，陈独秀、章太炎、梁启超各2票，熊希龄、蒋作宾、李烈钧、王宠惠、陈炯明各1票。《武高之群众心理测验》，《民国日报》1923年2月6日，第6版。

晚于武汉高师民调十日，东南大学于1月22日以“草选举”(straw vote)名义对即将举办的大选作了一次预测性质的民调。为此该校成立了总统选举委员会，发表《举行草选举宣言》，宣言首先介绍“草选举”在美国的实施情况，然后将话题切入国内，指出在现今形势下，国家将举行大选，报刊纷纷宣传，而关心此事者，惟有政客与议员，而民意亦竟默默无闻。有鉴于此，选举委员会认为中国也应效法美国，实行民主选举。鉴于中国政党发育不成熟，难以吸纳全国才智之士加入不同政党，而择其出类拔萃者竞选总统，以致有实力者常胜，无实力者常败。“吾人正不妨各诉之于良心之主张，而一试行(假)选举焉。”希望通过草选举，窥探在大选问题上的真正民意^[25]。

东南大学“草选举”结果：孙中山得523票。梁启超得76票，蔡元培28票，冯玉祥28票，黎元洪16票，段祺瑞13票，吴佩孚12票，王宠惠11票，章炳麟9票，阎锡山9票，王正廷7票，张謇3票，陈独秀3票，至汪精卫、齐燮元、熊希龄、柳诒徵、黄炎培等各得1票。“据该校一班之舆论，谓此次草选举结果，可以代表大多数之国民心理，因孙中山为创造中华民国之开山祖，且抱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之主张，虽百折而不挠，故得该校全体学生崇拜得票最多云。”^[8]

中国大学于建校10周年校庆之际举办的民调，调查主旨和问题与武汉高师民调如出一辙，旨在调查政府首脑人选与联省自治问题上的民意。民调第五问为“你最愿意哪一个人组阁呢？”投票结果，王正廷268票，段祺瑞205票，孙文181票，王宠惠168票，孙洪伊135票，唐绍仪126票，颜惠庆78票，顾维钧78票，蔡元培59票，张绍曾47票，陈独秀37票，吴佩孚31票，梁启超23票，汪精卫20票，熊希龄14票，冯玉祥13票，胡适4票，等共42人。第六问，你赞成联省自治吗？赞成1 905票，不赞成812票。合计2 717票，赞成票占70%，不赞成30%。此外，还有12张不合格票^①。孙中山在此次投票中没能位居榜首，有可能是该校学生普遍认为孙是总统的不二人选，对内阁总理一职不甚措意的缘故。

①   王惟英、何雨农：《中大十周纪念公民常识测验》(续)，《晨报副刊》1923年7月17日，第1版。湖南妙高中学民调结果如下：第一日。大总统选举，孙文330票，排列第一。以下分别为：黎元洪32票，吴佩孚20票，冯玉祥12票，蔡元培10票，谭延闿6票，曹锟、熊希龄、段祺瑞、顾维钧各4票，赵恒惕3票，徐世昌、方克刚、康有为、唐绍仪、梁启超、唐继尧各2票，赵宗宪、王士珍、李烈钧、韩国钧、胡适等各1票。黄巢、马超各一票，寡人1票，不要政府1票。副总统黎元洪得票64张排第一，冯玉祥50票，熊希龄40票，孙文25票，曹锟20票，张作霖16票，段祺瑞11票，顾维钧6票。湖南省长，以谭延闿得票245张为最多，其次为熊希龄67票，林支宇32票，赵恒惕27票，鲁涤平5票，曾继梧5票，范源濂4票。《妙高中学民意测验揭晓》，《大公报》1923年6月13日，总第2480号，第10版。

在近代中国早期校园民调中，政治倾向性最强烈的可能非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的民调莫属。北大民调共10个问题，其中第一至第五问涉及政治，其问题及调查结果分别为：第一问“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调查结果，在收回的801张票中，表示赞成者仅19票，不赞成782票，以百分比计算，持反对态度者占97%强，赞成者不到3%。第二问“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样办？”相信者3票；不相信者666票，此问总票数为669张，其中不相信票数占99%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表示不相信之人中，主张解散国会者与另选议员者约各居五分之二，主张将现议员打走、枪毙、活埋及根本推翻议会代以委员制者，居五分之一。第三问“你对于此次政府所颁宪法应取什么态度？”此问总票数为620，表示不愿遵守者约占81%以上。第四问为“下列各种方法，你以为那种可以救中国：军阀宰制，外国共管，国民革命。”结果主张国民革命可以救中国者为最多，共725票，约占此问总票数的94%。第五问“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结果俄国在被试者中对于此问表示意见者为大多数，共497票，占59%；美国为107，占21.53%。表示俄美都不是中国之友者226票，亦有以该二国皆为中国之友者12票，但未述理由。

北大民调的政治倾向性在主持人制作的调查报告中有更加明晰的表现^①。在近代所有校园民调中，政治上旗帜鲜明站在“革命”立场的民调，北大所为虽非绝无仅有，但表现在内政与外交、政治与政制方面同时否定现实存在者，似仅此一家，可见其政治倾向性何等明显。

①   报告从总统、国会、宪法三大问题上展开分析，指出：就民主政体之原则上说，其国之元首，必得大多数人之信仰与赞助，而后始能代表国人而行使其职权。其国之国会议员，亦须国人重视而后始能代表真正民意；其国之宪法，国人尤须表示遵守，视为神圣，而后始能纳政治于轨物。今吾人所测知之结果，对于曹氏，则不信其为总统，对于国会议员，不曰解放逐走，则曰宰杀活埋，对于宪法，则多数表示反对，然则费九牛二虎之力组成今日之北京政府，将不见信国人矣。故赞成或帮助北京政府者，概非吾友。然则何为而可？曰：以“国民革命”之手段，拥护其所深信之中国大人物，建设理想中之社会主义国家，此其内政之主张也；排美连俄，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独立，此其外交之主张也。朱悟禅：《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一段时间内，由于国民党实施一党专制，厉行训政，将民调作为国民党党义宣传手段，纯粹校园性质的民调减少。此时可以检索到的校园民调仅见中国大学16周年(1929年)纪念的社会心理测验调查。此次民调的国民党宣传的色彩十分明显。其设计的问卷题目为：你想什么主义适宜于中国？你赞成以党治国么？你赞成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呢？对于现在的政治状况满意否？你赞成委员制吗？中央这次讨伐桂系对不对？以党治国和民治是冲突的么？你赞成中国实行三民主义么？你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么？^[26]由于中国大学是国民党创办，类似于国民党的党校，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强烈，故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基本上是顺遂国民党的党义宣传，与北洋时期的民调有着明显区别。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宪政运动进入新的高潮时期，民意测验也因之多发，许多学校在该时期都举办民调。与此前的民意测验略有不同，抗战胜利之后的校园民调，测验内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民主宪政问题；2.总统选举问题；3.国共关系问题；4.中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问题。

浙大时事座谈会举办民意测验堪称这一时段承前启后的一次民调。测验于1945年春夏之交举办，有三个问题与民主宪政相关，调查结果是：1.主张目前需要汇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举行国是会议者占86%；2.主张党派应退出学校者占88.7%；3.认为由参政会决定国大代表之产生方法为不合适者占78.8%^[27]。虽然测验具体参与人数不详，但从不同意见的比例中仍能看出此时民众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和对政党政治的观感。

这一时期校园民调中影响较大的是沪江大学的两次民调。沪大首次民调于1946年举办(详见上文)，第二次民调是在1948年12月13日举办，由余日宣教授主持，测验内容包括戡乱还是和平、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上海国际共管及美援等问题。参与投票者共992人，投票结果，赞成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者共664人，占67%；反对任何外国军队保护上海者718人，占72.4%；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现在可以实行者204人，占约20.56%；赞成增加美援者516人，占52.02%，惟美援之用于建设抑用于内战，则未加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民调包括总统“选举”问题。投票结果，希望李宗仁当选总统者获90票，赞成蒋中正者81票，胡适27票，毛泽东11票，多数同学放弃此项测验投票权^[12]。总统选举问题在国统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尽管此项提问的投票者仅353人，投票率只有35.58%，仍能看出国统区政治认同的变化。

对沪江大学民调，姚龙翔曾著文评论说：“很欣幸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有民意测验来毫无顾忌地发表我们的意见。虽然这民意的反应是沉寂的，但它明确的反映了沪江同学对国家、政治，各方面的看法。……我以为多数同学并不赞成现在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但对共产专政也并不欢迎。他们所赞成的只是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不是任何一党专政的政府。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现在可以实行或不可以实行’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统计结果，赞成现在共产主义可以在中国实行的有204票，虽然只占投票人数30%，但在沪江这资产阶级性特别浓厚的学校里，这是很值得当局反省和思索的。”^[28]

姚龙翔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表示了对共产党的疑虑，这很可能是处于国统区的一种自我保护性质的文字平衡。人所共知，在内战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已成为校园民调的敏感问题。1946年10月桂林中等学校学生的民调曾直接触及这个问题。鉴于国、共两党内战日渐激烈，规模扩大，桂林“某团部”组织中等学校学生举办民意测验，题目为“中国共产党问题应如何解决”？预设4个答案选项：1.政治解决，2.军事解决，3.置之不理，4.其他。每个同学发给一张，要求做答^[29]。

署名“野筍”者对此次民调在学生中的反应做了记录，从发放问卷到收回答卷，他听到的学生议论，颇能说明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真实立场：马某：“现在才来测验，为什么在没有打内战以前不测验？”彭某：“都是假的，难道他们会照我们的意见去做吗？”邱某：“随便填下去嘛，管他！”王某：“有什么问题给我们解决，写出解决这两个字的人罪已很重了！”易某：“喂！三项都要，不是吗？他们现在正借政治解决的谈判来进行军事解决的打，我们则无法去理呀！”藤某：“他们既然爱打仗耍威风，我们都填第三项好啦！”好多人都写下了他们的意见，有些写“应马上停战，改组政府，实行政协解决”。有的写“‘解决’二字，深意为何？”有些写“问我们做什么？”有些同学不知为何将答卷撕掉了。有些叹道：“我们没有能力去判断，硬要我们填写，这不害了老百姓吗？”答卷递交后，还有人怀疑：“恐怕我们那样写了，学校会不送的咧！”^[29]桂林学生对国民党“剿共”政策的不满，对共产党的同情，对组织联合政府的期待，由此可见一斑。

近代中国的校园民调大多在单一的校园举办，但也偶有几个学校学生联合举办的。1948年5月2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政治学会共同举办了一次名为“美国扶植日本问题民意测验”的调查。其联合发出的公告说：我们牺牲了多少条性命换得中华民族的解放，然而今天美国扶植日本的事愈来愈露骨了。这是非常严重的。它关系我国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危机，所以希望民众热烈的写出你们的意见。这次民调包括8个问题：1.你觉得美国扶植日本是为了：改善日本人民生活；美国资本家的利益；预备进攻苏联；2.你对美国复兴日本：满意；还可以；完全不满意；3.你觉得美国扶植日本对中国是：有利；不利；极有害；4.你觉得日本复兴后第一遭受侵略的是：中国；美国；苏联；其他国家；5.你觉得日本对中国素来是：亲善的；想征服中国；奴役中国人民；6.你觉得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扶植日本应该：赞成；无所谓；反对；7.你觉得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是：应该的；不应该的；8.你觉得中国政府对日本政策是：犹疑的；完全听美国的^[13]。

调查结果显示，一向不太关心政治的清华与燕京，也与北大学生一样，就中国的外交，尤其是中美、美日关系表示出明显不满美国所作所为的“民意”，可见校园民调的政治倾向已经发展到何等地步。

校园民调中的政治倾向与现实政治的混乱导致学生强烈不满有关。无论是北洋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中国的政治都没有走上现代民族政治的轨道，这是学生不满的主要原因^①。当然，当时执政者政治对立面的宣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一些民调则发挥了政治宣传的功能。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的民调就是如此。对北大民调表现出的党派政治倾向，当事人并不忌讳。此次民调的主持人朱务善晚年回忆往事，曾将其主持的民调纳入国、共两党的宣传范畴。他说为发动广泛的宣传运动，他们常利用平民教育会演讲团这个“公开群众组织”，“实际由党团员带头”，作政治性质的宣传，以“反对北京政府”。他特别指出，为“正确反映当时广大群众对北京政府的反对立场，同时显示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之下，对国民革命的迫切要求”，国、共两党曾利用北大25周年校庆之机，举办民意测验，产生了很大影响^[30]254-255。

①   就连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普遍产生对国内显示政治不满，希望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倾向。参见莫如俭：《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统计》，《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第8-9页。

随着社会学问卷调查方法传入以及民主国家需尊重民意的观念传播，近代中国众多学校举办民意调查。与报刊、社会团体以及政府主办的民调不同，近代中国校园民调局限在校园高墙之内，依托校园文化，主持人和调查对象大多是在校师生。

近代中国并无统一的校园文化，不同地区的学校或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校园文化差异甚大。由于校园文化不同，各学校举办的民调，其主旨和问题设计会形成区别。就类型而言，有的属于综合性质，有的系就单一问题征求“民意”。就具体问题设计而言，有的偏重纯粹的校园生活，有的关注选举，有的偏重中外关系，有的致力于探求“一般社会心理”，一些主持者秉持价值中立立场，一些则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倾向性。校园文化的多元性状，对于认知不同的近代校园民调，提供了认识理解的文化背景基础。研究近代民调，不能忽略不同校园文化的区别。

然而异中有同。这种“同”首先表现为在五花八门的调查旨趣中，政治问题始终是校园民调的主要关怀。学生关心政治，既与现实政治黑暗，急需改变有关，也与学生的精英意识强烈，普遍具有家国情怀有关，而校园内尤其是文科学生从传统文化那里传承下来的经世致用学风，也是促使学生政治意识增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对现实不满，近代国人急于改变现实，希望用“最新最好”的政治制度取代现实的政制，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存在明显的激进化倾向，这在校园民调中有着比校外民调更加鲜明的反映。近代中国校园民调呈现出四个明显的政治倾向：1.无论是在北洋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还是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标榜实施宪政时期，校园民调均表现出对当时统治者的强烈不满。2.近代中国的校园民调反映的民意，一定程度上存在向左转的倾向。思想信仰上社会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学生信仰，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却受到相当程度的怀疑。3.在外交领域，“苏俄崇拜”一度成为校园文化与民调中的主流倾向。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逐渐边缘化，即便在抗战胜利之后，其在华存在仍然面临众多的反对因素。4.在国共两党问题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演化成对共产党某种程度的期望，尽管怀疑同时存在，但在“国统区”校园内能出现这种现象，很能说明校园民意的潜在变化。

民意调查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对认识近代中国政治具有重要价值，校园民调也是如此。沪江大学民意测验主持者余日宣教授在指导学生开展民调时指出：“民意测验，在近代的国家中，尤其是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很是流行，因为国家的建设是要为人民求幸福，所以国家的治理，要尊重民意，一种发现民意的方法，就是民意测验。”^[31]《兴华》在1920年曾经发表署名“炎”的文章，讨论“真正的民意如何制造”。认为中国传统，百姓对于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近代以来，西方民权思潮输入，欧风美雨吹灌，民意民气得到提升，一般百姓方知20世纪的国家责任，是在国民肩上，民意开始觉醒^[32]。余、炎二人所言，道明了民意调查对近代中国政治建设的作用和意义，也说明了校园民调的价值。

然而近代中国校园民调的价值尚不止于此。由于近代校园民调依托校园文化展开，不同的校园文化表现形态有别，因而校园民调对探究近代中国校园文化，探究新教育体系下学生的学习与课余生活，探究发生在校园内外的学潮和学生运动，进而对探究近代中国教育史，均可提供有别于传统历史文献的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重要信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