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动态、流动、辩证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4]。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一成不变，其形塑受不同历史语境与主体需求的制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教师教育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在革命期萌芽、改革期确立、开放期转型和复兴期渐兴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正值五四运动浪潮在国内愈演愈烈之时，在以陶行知、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和推动下，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迅速在中国登陆，并“左右着二三十年代的教育理论”^[5]，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萌芽与肇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首先，围绕师范教育的独立性斗争展开教师教育话语构建。1922年11月，“壬戌学制”正式颁行。该学制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实行“高等师范学校与普通大学合并，中等师范学校合并于普通高中”^[6]，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师教育的独立性地位，淡化了教师教育的特质。教育界有识之士就重构独立型教师教育体制发出强烈呼声。在曲折的探索中，1932年、1933年，《确定教育目标与改革教育制度案》《师范学校法》《师范学校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等相继颁布，使中等师范学校在制度性话语的保障下获得了独立地位。

其次，注入鲜明的价值内核，优化教师教育话语逻辑。教师教育话语的能动性在于通过话语逻辑的改进影响教师教育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方略。《规程》指出，“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一般国民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之师资”^[7]142，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由此得到明确阐述，使教师教育工作的盲目性得以克服，同时也增强了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逻辑严密性。此外，为了适应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大力兴办各种师范学校和教师训练班，建立了由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员训练班组成的教师教育体制。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师教育话语反映出教师发展与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蕴含了未来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基因成分。

最后，探索乡村教师教育发展模式，丰富教师教育话语内涵。该时期我国教师教育发展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但也不乏类似陶行知、赵叔愚等试图从中国教育发展实际出发，探寻教师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家。特别是晓庄师范学校的创立，践行了陶行知培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8]的乡村教师教育理念，完善了近代教师教育体系，在话语空间上开创了我国乡村师范教育的先河，丰富了我国教师教育的话语内涵，提升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中国化程度。

总体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含有教师教育概念的表述开始在国家制度话语中呈现出来，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内化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促进了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转型与正式确立。但这一时期，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教师教育话语的影响，其带来的师资减少、教师教育质量下滑等弊端，阻碍了中国教师教育的快速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摸索教育振兴的真理与路径，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教师教育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确立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首先，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通过制度形式正式确立。从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改进方案的探讨，到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为师范教育发展规划较为完整的框架，再到1952年《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的筹备酝酿，现代化意义上的师范教育制度体系得以正式确立，并增添了“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9]25的阶段性话语成果。自此，我国教师教育有了正式统一的方针、任务和课程设置，确立了必要的办学标准，走上了独立化的高速发展轨道，初步形成了正式的教师教育制度话语体系。

其次，教师教育话语内容出现中国化与苏化的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守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学校进行教育改革，应坚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稳步前进。”^[10]1952年，我国在借鉴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调整了高等师范院校，强调“每个大行政区至少建立一所健全的师范学院，……师范学院教育系的任务是培养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心理学与逻辑学等科目的教师”^[11]，从而丰富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话语。然而，由于受教师极度匮乏的现实条件制约，我国逐渐试图摆脱苏化教育模式，积累教师教育模式的中国化经验，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上确立了该时期以增大教师教育数量为中心的话语内核。会议规划了在今后五到十年的时间内，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短期训练和拓展教育形式为重要手段，加速达成我国培养百万合乎标准的人民教师的重要目标。这一时期出现的如“全日制师范学校”“半工半读”“业余中等师范学校”等具有中国现实特色的话语，充实和拓展了教师教育的内涵与外延，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吸收、融合与博弈中实现了地位提升。

最后，教师教育话语空间由职前逐渐向职后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教师教育的关注点从职前培养的狭隘视角逐步延展至在职培训，通过1952年《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师进修问题的通报》和195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中等学校在职教师业余进修的指示》等系列文件，正式确立了中小学教师培训制度。1961年10月，第二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召开，提出“努力改进教师进修院校和函授夜大学等其他教师进修组织工作，进一步健全教师进修制度”^[7]320。自此，我国教师教育话语实现了从职前培养到职后培训的重心转移，教师教育话语的时空延续性和广延性得以增强。

总体来说，该时期以扩大教师教育数量为主的教师教育制度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使得我国教师教育制度日趋完善，并促使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从潜在化表达向概念化初步构架嬗变。但该时期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仍以中央主导为主，地方和师范院校等话语主体责任自觉较为不足，主动参与话语构建的积极性与反馈性不强。“文革”时期，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则陷入了混乱与衰败之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工作在教育领域迅速展开，开启了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重建之路。该时期，党中央辩证总结历史经验，以实事求是原则指导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探求教师教育话语内核与现实语境的契合点，促进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钳制中实现突围，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教师教育话语的战略地位得到实质性提升。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党中央在思想认识上将教师教育上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战线的实际来看，解决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搞好教师教育。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师范教育提到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上”^[9]206的指导意见。2002年，《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加快教师教育的发展，提高教师教育的水平，对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12]。第二，通过师范教育立法和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充实了教师教育的法制话语。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审议通过，对维护教师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规范化开展教师培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教师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落实提供了法律保障。为贯彻实施《教师法》，国家教委又于1995年和1997年先后颁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系列配套法规，从而进一步充实与细化了中国教师教育话语的法制话语。

其次，教师教育话语的标识性概念更具中国特色。具体表现为两点。第一，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师教育体系。1996年9月，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在优化结构与提高质量的核心理念指导下，提出要逐步推进由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过渡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教师教育体系。自此，中等师范逐渐退出我国教师教育话语的观照视阈。与此同时，我国教师教育的规模体系日益开放化，鼓励综合性大学创办教师教育，倡导教师队伍的多学科融合发展与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第二，坚持中国特色方案，提升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中国品格。该时期，我国教师教育领域创新发展的亮点主要表现在构建职前与职后一体化培养体系，促使高等院校承担起教师培训职责，并促进高等教师教育的学术性知识话语与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性知识话语平等对话、融通超越。自2010年起，“国培计划”在我国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教师教育培养与培训二元分离的结构得到改善，同时也凸显出党中央集中中国力量解决中国教师职后培训问题的中国智慧。

最后，彻底实现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的语境转型。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教师教育”这一明确的话语概念首次在国家政策文件中正式取代原有的“师范教育”，极大地丰富了“教师教育”的话语内涵，实现了教师教育体系的语境转型。自此，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多元化阶段，在话语空间上实现了由职前培养向职后培训的重心位移，在话语内涵上实现了从工具本位向价值本位的逻辑转换。

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进时期，我国教师教育呈现出结构日渐高层次化、规模日益开放化、培训体系日渐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但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师范院校在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型过程中，办学特色弱化、教师质量与数量地区差异增大等新问题，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面临新的时代追问。

“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的全新政治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新时代中国教师教育发展背景语境变迁的精辟总结。这一时期，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促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守正创新，并逐渐趋向成熟与完善。

首先，规划了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新路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教育事业，用“四有好老师”等具体话语为我国教师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一，以理想信念作为教师培育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正确理想理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13]。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终身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意识，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师教育的重要抓手。第二，以道德情操作为教师发展的成长阶梯。教师作为学生的榜样，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青年一代的生命灌溉和精神濡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14]，将师德师风视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第三，以扎实学识作为成就教师的关键要义。培养具备扎实学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需要从招生源头上吸引更多优质人才，从空间跨度上构建职前与职后、城市与乡村教师教育一体化培养体系，从培养范式上促进“高校-地方政府-教研机构-中小学”四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积极融通教师教育学术话语、实践话语和政策话语。第四，以仁爱之心铸造教师的成就之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等话语表达揭示了教师职业的神圣性。同时，党中央也通过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以外部力量引导和激励教师热心从教。

其次，赋予了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15]26，缔造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的教师队伍已成为新时代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新的价值内核。党和国家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师学历结构、保障教育队伍质量均衡发展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公费师范生”等脱胎于中国实际的特色话语，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丰富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并蕴藏“人民至上”“教育为本”等话语逻辑，为构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增添了无限活力与持久动力。

最后，开启了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新叙事。该时期，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文件、讲话和宣传话语等媒介呈现的具体话语增多，特别是201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的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全面论述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进一步增强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凝聚力与号召力。“鼓励教师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16]等接地气的系列话语，浓缩了政治性意蕴、提炼了哲学性思维，是面向人民的通识性表达。这种新的叙事逻辑与阐释技巧与为人民服务的话语立场不谋而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总之，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百年探索中，经历了从潜在化地表达到概念化地陈述再到系统化、具体化地阐释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坚持了话语发展的持续性与创造性，形成了立场坚定、逻辑严密、表达生动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话语体系，越发显现出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自信。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相较其百年风华正茂时期，显现出明显的时代落差。在百年实践探索过程中，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实现了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自信到自信的历史嬗变。

在纵向的历史审思与横向的外来借鉴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提升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是百年来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变迁的一条关键性逻辑主线。

我国教师教育历经学习美国、效仿苏联的吸收借鉴阶段，但这种对外来教师教育模式全盘接受、盲目借鉴的做法不适应我国具体国情和教育发展实际，甚至最终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党中央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开展具有中国特色、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将其具体落实到我国教师教育改革行动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验证中，形成了契合我国教育实际与教师教育改革发展需求的，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综合性大学共同参与的定向与开放相结合的教师教育培养制度，实现了由不自信到自信的话语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我国教师教育理论创造力的显性体现，更是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的集中表征。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百年探索中完成了从借鉴到独立构建，为下一步向着“推广”与“走出去”的更高目标前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话语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随着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实践性内涵不断丰富，党中央对教师教育的话语自觉得到进一步提升，由遵循外在压力影响下的被动形成逻辑向基于内在发展需求自觉塑造的逻辑嬗变，教师教育话语形态呈现出从零散到系统的演进轨迹。

第一，自觉增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在百年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中，话语主体主要通过在层级上完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一体化机制，将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的职能都交由师范院校。除此之外，部分师范院校还承担了教师继续教育中的学历教育，增设了教育硕士、教育博士和教师教育学位点，在培养规格上，实现了从封闭的教师教育体制向开放的教师教育体制的转型。由此，一方面，使得具有办学条件的综合性院校获得了教师教育的合法性地位，提高了教师职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教师教育注入了鲜活血液；另一方面，使得已有师范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摆脱单一的藩篱，以学科融合为切入点优化教师教育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促进教师教育发展，提高教师培养质量。主体多元、开放自主的教师教育培育规模在百年探索中逐步形成。第二，自发增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共识性。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通过系统的话语表达，将主体思想和价值观传递给受众客体的一项系统工程。话语客体能否自觉接受某一话语体系是其传递是否有效的判断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自觉地把握人民群众的认识发展规律，践行了将复杂抽象的学术概念具体化、生活化与简单化的话语表达改进策略，因此更有助于将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价值理念和对人民群众的终极关怀有效传递至话语客体，增进人民群众对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共识。第三，自主增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引领性。教师教育话语能否作用于现实并对教育实践起到指导与促进作用，是检验其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准。中国教师教育话语在百年探索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蕴含公平理念、高质量发展价值、人民至上情怀的说服力很强的体系，它揭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体制运行的内在价值和基本逻辑，如今，在尊重历史、回应时代的基础上，正向教师教育的现实调适精准发力。

话语主体是话语体系建设的能动性因素，是话语内容的创新者与表达者，也是话语平台的建设者与拓宽者^[17]。从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的话语形式来看，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主要由以党的重要政策和报告文件为主要载体的政策话语和以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主要载体的学术话语以及以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感思与反馈为主要载体的实践话语等构成，分别形成了政策性话语主体、学术性话语主体、实践性话语主体，实现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主体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

第一，政策性话语主体从管理走向治理，并不断凸显出对政策话语客体的观照。随着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历经萌芽期和确立期的探索，为打破封闭型教师教育体系的局限，教师教育话语主体迎来了由中央集权管理向多元共治的历史转型，逐步完善了“中央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共建话语格局。第二，学术性话语主体话语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主要表现为由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研究者组成的教师教育研究队伍异军突起，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教育研究》和高等院校主办的《教师教育研究》《教师教育学报》《当代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论坛》等专业期刊兼顾前瞻性与科学性，搭建起了具有时代气质的教师教育学术型话语平台。第三，实践性话语主体地位从边缘趋向中心。理论与实践的融合问题是新时代我国教师教育发展亟待解决的最大现实问题，要求教授教育学的教师到一线学校去与中小学形成伙伴关系^[18]，搭建一线教师与师范院校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交流反馈的畅通平台，致力于形成实践性话语与学术性话语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平等对话新格局，保持学术话语对实践话语的开放与自觉。

“教师教育”与“师范教育”的话语交替是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发展历程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一个关键性节点。2001年，我国“教师教育”概念话语的引入覆盖相关教师教育政策与实践领域，加强了师范教育与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等终身学习体系的相互联系。“教师教育”实则是对“师范教育”的超越与升华，不仅表现于说法的改变，更体现为话语空间的转换和话语概念的蜕变。

一方面，教师教育概念拓展了教师教育领域，将教师教育的话语空间由职前培养延展至教师职业发展全过程。较之“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在话语形式上更具有系统性、开放性、专业性、持续性和国际性等显著特征。即：教师教育融通了职前培养、入职培训与职后发展的系统领域，践行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理论，形成了“教师教育者”“学习者”等新的教育角色定位，确立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在国际教育领域内的规范性表达。另一方面，教师教育概念话语的更替将终身教育话语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教育话语实现了从旧的“终结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型，使得教师教育在培养形式上既包括专门化的学历教育，也包括非学历培训，从而充实了教师教育话语空间，实现了教师教育话语内容的价值逻辑从知识导向逐步向能力导向迁移，“师风师德”“教师素养”等新型话语的凸显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教师教育话语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教师教育话语在百年探索中形成了延续稳定的话语品格与自主创新的话语内容，构建了一套立足中国大地、指导中国教师教育实践的话语体系。经过百年连续性和开拓性的探索，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学理性和生动性不断增强，其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核心使命、内生动力、主体任务和基本样态等方面。

中国特色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弘扬社会主义教育价值观的生动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旨在以师德师风建设为中心环节，以教师质量为基本依托，以尊师重教的话语环境为外部支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整体合力。

首先，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师德师风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重任的关键。“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等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师德话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凝聚中华民族价值追求的时代表述，为师德师风建设提供了本土方案的价值导向与内容规约。其次，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是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在教育阶段上，我国将教师教育体系从职前教育延展到教师职业成长全过程，建成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的终身学习系统。在教育理念上，基于现行教育条件及社会主义办学的核心要求，我国将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15]5纳入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从理想信念及专业素质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作出质性规定。再次，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为稳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环境保障。党中央及地方政府坚持用行动话语自觉践行尊师重教传统美德，通过确保教师工资水平不断提高，面向全社会总结、肯定与赞扬教师的突出贡献等实际行动，充实了提高教师社会地位、职业尊严和经济地位的话语表达。

造就以人民满意为核心的教师队伍是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是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立场的价值澄清。以人民满意为核心，要求主动发现人民群众对好教师的现实需求，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好教师的时代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好教师的事实诉求。纵观百年教师教育实践探索，我国人民对好教师的认识逻辑实现了“数量-质量-均衡”的层级跨越，为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和现实指导。

首先，积极扩大教师队伍，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师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教育发展需求基数大而中小学师资力量极度匮乏的现实情况，党中央一方面从学历培育层面扩大高等师范院校规模，另一方面从非学历培训层面探索并开设短期培训班等形式，缓解特定时代我国师资匮乏之难题。其次，切实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为提高教师质量，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主要从学历补偿培训入手，整体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在内容上从专业培养结合理论传授层面入手，提高教师的教学素养，并广泛开设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学科，让“教师”真正成为一种专业。再次，深入推进教师质量均衡发展，建设一批面向新时代的、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引发了人民群众对教育质量均衡的新诉求，乡村教师质量不高作为乡村教育发展的短板之一，成为亟待解决的教育难点。对此，国家构建了“政策上倾斜、资源上扶持、手段上创新”三维一体的乡村教师教育话语体系，规划了职称评定向乡村地区学校倾斜，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通过实施“国培”“省培”，搭建免费、共享、信息多元的“互联网+教育”现代化教师教育培训平台等路径，实现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权力是话语运作无处不在的支配力量^[19]。提升我国教师教育学科话语权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任务，提升教师教育学科话语权与学术话语权是提升我国教师教育发展话语权力的两条主要路径。

首先，提升教师教育学科话语权。学科建设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学科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的话语权力。从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培养教师教育方向的博士生，到201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正式向国务院学位办建议新增教师教育学科，教师教育正式成为教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培养课程与规划从无到有，人才培养规模从小到大，见证了我国教师教育学科从发展到独立的历程，为提升教师教育学科话语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有利于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涌现出更多的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其次，提升教师教育学术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20]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萌芽与肇始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逐步生成的，决定了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势必面临外来与本土话语权的双向博弈。如何用中国标识性话语表达好教师教育发展的经验方案与学术成就，探求学术话语权力与国家综合国力相匹配，是伴随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重大课题之一。提升我国教师教育学术话语权，一方面要增强理论自信，理性而辩证地稀释西方主导建构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积极探索富有本土特色的中国概念、中国词汇、中国表达；另一方面要加强话语规范，增强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普适性、规范性和流畅性，进而提升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向外传播的解释力与生命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等话语表达，体现了党中央对教师教育战略话语作出的新阐释。凸显教师教育战略地位的意识基底是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样态，也是促进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核心观点。

从话语来源来看，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从时代背景、教育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充分吸纳话语元素。无论处于什么时期、在何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都把教师队伍建设视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不断从“立教兴邦”“尊师重教”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滋养，从“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等教育实践中吸收现实指导，从“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中解码时代基因。从话语内容来看，我国教师教育话语在继承中坚持教师教育战略地位表达的稳定性与一贯性。从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强调“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中心环节”^[21]，到1980年第四次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师范教育是教育事业工作中的‘工作母机’，是造就培养人才的人才基地”^[7]347，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教师的慰问信中“教师是立教之本、教师是兴教之源”^[22]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以一脉相承的话语，继承并确立了教师教育“群学之基”的独特性作用，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语境。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形成了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思想和实践，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23]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通过百年探索所蕴含的价值内涵越来越深刻、演进逻辑越来越鲜明，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建设上走出了一条不忘历史经验与时代呼唤的升级之路。基于百年来教师教育历史与实践的探索逻辑，总结归纳其现实启示，理性思考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未来路向，持续创新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表达和叙述，是新发展阶段我国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正确的思想认识和价值理念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与前提。教育规律作为教育事业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其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遵循教育规律，强化教育理论，突出教育问题，为教师教育发展提供大环境下的方向指引、价值导向和规律制约，是夯实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思想根基的必然选择。首先，辩证看待师范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不应回避师范性与学术性之间的争论，但也不应过度将二者对立化。纵观百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要充分树立师范性是教师教育的初级和基本要求，学术性是教师教育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规律性产物的思想认识。随着我国教师教育实现由数量扩增向质量提升的内涵转型，学术型教师话语的出场是解决师范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的必由之路。其次，正确处理好独立型与开放型之间的关系。我国教师教育在百年探索中历经了开放与独立摇摆不定的发展历程。历史与实践证明，开放型的教师教育体制有利于扩大教师教育主体、延展教师教育领域，但也要立足我国国情，处理好由以师范院校定向培养为主导兼顾综合性大学非定向培养的综合模式，向更加开放的教师教育体制发展的过渡与转型。再次，坚持终身学习的价值导向。赋予教师“教”与“学”的双重任务，构建面向教师职业终身的能力与素质一体化培养体系，实现教师从“懂教”“善教”到“乐教”的自主转变。

坚守中国立场，厚植理论自信，构建中国本土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具有时代紧迫性。首先，要认真考察与提炼中国教师教育话语发展的历史经验，客观分析与总结中国教师教育发展从数量入手到关注质量的发展逻辑，从关注效率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发展理念，有序开展中国特色教师教育发展理论与办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其次，重视中国特色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厚植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自信，实际上就是实现教师教育话语从借鉴到本土化的超越，在路径上要善于挖掘内生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的话语脉络，使其一方面成为构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新材料，为诠释我国教师教育话语提供创新表述，另一方面成为与西方话语相区别的独特标识，弥补西方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局限性。总体而言，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实质上就是要促进教师教育话语实现全球视野、本土立场和学术视阈的辩证统一。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和合”理念所内含的人文精神的当代转化，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可达成共识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导向。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新时代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肩负着更重大的时代使命。首先，要理性认识我国教育实际以及中外教师教育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面对西方教师教育话语的强势渗透，要时刻以理性思维掌握我国具体国情及教师教育发展实际水平，挖掘制度话语背后的文化差异，审思话语借鉴与话语移植的可行性路径。其次，要持辩证思维看待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未来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发展创新势必以国际舞台为中心，置身多元话语冲突、融合的交错地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反复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4]，阐明了我国在固有的“对立-妥协”国际话语交流模式下，谋求一种差异共生的新常态下的话语立场，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担当起促进发展中国家教师教育话语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职责，立场鲜明地展示了“以和为贵”“兼容并蓄”的中国传统智慧。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在百年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秉持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的理念，内在地揭示了不断强化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人文关怀的价值逻辑和构建为人民服务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价值使命。首先，强化以人民群众为话语中心的价值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新期待。充分关照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教师教育的新需求，不断以“高质量发展”“教育质量均衡”“教育公平”等面向教育本质的价值性话语扩充教师教育话语内涵，寻求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面向未来的话语转型空间，增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机与活力。其次，尊重人民群众的话语客体地位，不断深化面向人民群众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其中，广大人民群众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最大的受众客体，教师群体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最直接的受众客体。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发展的道路优化路径指向创新话语传播策略与话语表达风格，依托理论，但同时也要面向群众生活，讲老百姓真正乐于听、听得懂、能接受的话，使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与维护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内涵优化路径指向关照一线教师的话语客体地位，充分了解教师的需求与反馈，不断塑造和提升教师群体话语主体与受众客体的双重身份地位。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25]。要想提升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解释力与说服力，就必须紧握时代脉搏，树牢问题意识，满足现实调适的新要求，迎接时代关切的新挑战。兴国必先强师。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作为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规划和实现民生工程的根本任务之一。从师德建设、教师资格体系和准入制度、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教师待遇保障体系等全方位入手，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未来发展勾勒了创新、完善、逻辑严密的行动框架，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时代活力，提供了发展导向。“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等时代表述将丰富我国教师教育的话语体系，充分指明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前进方向以及它与国家发展的内在关联，进而作用于社会现实，指导教育实践，促进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现教师教育在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中的特殊使命。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话语作为思想与语词的融合体，其流变形式反映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等的深度融合^[26]。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中国教师教育话语在从萌芽到确立、从衰败到重塑、从转折到发展的进程中行稳致远，不断创新与完善，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凝聚了人民性、时代性、学理性、生动性等具有中国标识的教师教育话语价值内核，以不断提升的解释力、感召力与影响力逐渐从失语到发出时代强音，从话语边缘向话语中心位移，成为向世界展示与描述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现状的话语思想体系。教师教育实践发展永无终点，教师教育话语创新永无止境。面向未来，中国将在历史回应、现实回响、人民呼应、全球召唤与教育规律“五位一体”的积淀中，共同编织与构建体系更加全面、认知更加深刻、创新性更加突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