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是指个体锐意进取、发愤图强的精神气概，是个体求上进的勇气与决心的综合表现。奋斗价值观则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主体对奋斗的价值评估以及由此产生的奋斗态度、信念、主张等系统观点^[1]。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勤劳致富”是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内核，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最悠久与最浑厚的精神力量源泉^[2]。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传统社会形态逐步解体，部分乡村呈现出“秩序失衡、精英俘获、行为失范”等问题^[3]。这一现象深刻影响了农民的奋斗价值观。一方面，在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境遇下，部分农民陷入悲观、懈怠之中，丧失努力拼搏、勤劳致富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在脱贫攻坚时期，部分农民习惯于依赖国家帮扶，出现“等、靠、要”思想苗头，不利于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实现。因此，在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如何高效激发农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勤劳致富的决心，是当前基层治理工作中农民思想建设的重要议题。

古谚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表明不同的地理气候会极大地影响作物生长。同样，人的价值观也会因人生境遇不同而有所改变^[4]。这些境遇既包括童年时期经历^[5]、家庭变化^[6]、婚姻变故等主观遭遇，也包括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制度法规等客观因素^[7]，更包括经济大萧条^[8]、战争与暴力、互联网兴起^[9]等重大社会事件。好的人生境遇会强化人们对“努力、敬业、公平、正义”等信念的坚守，而不幸的人生遭遇会增强人们的无力感与宿命感。宋弘等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证实了高房价会扭曲公众的价值观念，导致大多数人认为努力工作无法获得回报^[10]。

同理，基层政府是与广大农民距离最近、沟通最频繁、关系最密切的基本单元，不同的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是否会影响农民的奋斗价值观？如果存在影响，作用机制是什么？这种影响在不同群体中，会呈现什么特征？解答上述问题，既有利于基层政府调整工作思路，提升治理水平，也有利于激发农民的奋斗价值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此，本文采用2018年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1)率先关注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拓宽了基层治理的研究边界；(2)利用实证模型检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丰富了农民奋斗价值观的研究形式；(3)详细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建档立卡农民和非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异质性影响，细化了研究对象，为基层政府的精细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尤其对纠正部分建档立卡农民的“等、靠、要”思想可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个体价值观的形成是社会实践的结果^[4]。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个体对社会经验进行加工处理，逐步形成自我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个体价值观的产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就是自我意识的进化过程，是以这种意识为指导来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11]。价值澄清理论主张，个人价值源于瞬息万变的生活，并随经验的积累发生改变。对于农民而言，其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在生产条件、生活环境、干群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断自我改良和自我建构的过程。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重要成员，其价值观自然受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基层政府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主阵地，作为基层治理一线组织，其治理水平的提升会改善农民的工作与生活，进而影响到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图 1)。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中，基层政府作为乡村社会的管理者和国家意志的执行者^[12]，始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13]，通过多样化治理方式，从外部作用于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一是从德治角度出发，产生认同效应和示范效应。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14]。受“上行下效”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并效仿基层干部行为，学习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展现出的拼搏、奋斗精神，产生奋斗认同。二是从法治角度出发，形成预期效应。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15]。农民面对公正的政策法规、公开的政府行为、公平的社会环境，会接收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形成稳定向好的社会预期。在这种预期作用下，农民会增强自身勤劳致富的决心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信心，树立艰苦奋斗信念。三是从自治角度出发，发挥引领效应。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能够有序、高效地引导农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16]。在基层政府的有效引导下，农民学会独立思考问题、独自面对挑战，逐渐形成自立自强的奋斗品格，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奋斗意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产生正向影响。

“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个体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会受到自身认知水平的影响^[17]。而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是个体对自我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总体性认知^[18]。当农民满意度较低时，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怨天尤人，难以形成奋斗价值观。奋斗价值观的缺失，不仅使个体失去明确的目标与动力，限制其人生价值的实现，还会导致个体难以融入社会。随着外来文化的不断涌入，本土农耕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纯朴的乡土社会元素逐渐遗失，“走捷径、功利化、金钱至上”等不良思想开始在乡村蔓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为确保农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始终保持“勤劳、奋斗、乐观”的精神面貌，奋斗价值观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受到基层政府的高度重视。基层政府治理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善生活和保障就业两种途径来实现。

就改善生活而言，一方面，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能够促使乡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环境卫生不断改善，医疗水平大幅提升，通过一系列的民生建设来增强农民对人居环境的满意度^[19]；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能够加快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乡村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配置，促使电影下乡、戏曲下乡、书本下乡等文化活动^[20]有序开展，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来增强农民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21]；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能够提升党建引领水平^[22]，拓宽民主参与渠道^[23]，提高公共事务参与度^[24]，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文明建设来增强农民对政治生活的满意度。另一方面，农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能够激发其奋斗认同、奋斗信念与奋斗意志，助力其奋斗价值观塑造。在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会更加乐观地看待生活^[17]，并产生自我价值实现的良好预期，形成奋斗认同，不断追求进步；大多农民会珍惜现有的生活，忆苦思甜，增强奋斗信念，坚定共同富裕的决心；同时，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更高的精神追求逐渐产生，农民会自觉传承农耕文化中勤劳朴实的价值观，用顽强的奋斗意志克服生活的困难与挑战，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a：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农民生活满意度提高，进而影响其奋斗价值观塑造。

就保障就业而言，一方面，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农民的工作满意度。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能够优化营商环境^[25]，完善就业法规，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氛围，保障农民充分就业；能够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更多资本下乡^[26]，壮大乡村产业和培育优质龙头企业，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27]；更能重视人才的第一资源作用，强化现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高素质农民培育力度，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也会从奋斗认同、奋斗信念、奋斗意志三个维度，影响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工作满意度的提高，能够促使农民将工作与自我价值联系起来，将工作现状与长远发展统整起来，形成长期奋斗认同，进而提高自身工作投入度和敬业度^[28]；能够增强农民的工作喜爱度和工作成就感^[29]，促使其形成接续奋斗信念，产生从小康奔向共同富裕的坚定信心；还能促使农民主动追求进步与自我提升，自觉学习新技能，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用顽强的奋斗意志，鞭策自己成为与时俱进的新农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b：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农民工作满意度提高，进而影响其奋斗价值观塑造。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正向促进作用，会受到农民自身禀赋差异的影响。依据生计资本差异，农民可分为建档立卡与非建档立卡两类^[30]。建档立卡农民在脱贫攻坚时期能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和更强的外围保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能利用更多的外部机会助力自身发展。然而，受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的影响，部分建档立卡农民在资源获取成本较低的情形下容易产生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依赖^[31]。尽管建档立卡农民能够利用外部机会发展，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资金，存在高昂的试错成本。因此，即使在基层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也更容易安于现状，自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和奋斗意愿不强^[32]。相比之下，非建档立卡农民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和抗风险能力，整体素质较高，自我约束能力较强，能够在高水平基层政府治理中有效整合资源，珍惜发展机会，艰苦奋斗以创造美好生活。

具体而言，为实现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相互促进、同步提升的目标，基层政府不断提升治理水平，持续开展“宣传教育感召、文明新风培育、积分管理激励”等活动，以激发建档立卡农民的奋斗意志，引导其树立自立自强、勤劳致富的坚定信念^[33]。尤其在脱贫攻坚阶段，国家以“扶贫、扶智、扶志”为导向，推动公共资源向建档立卡农民倾斜^[34]，改善了该群体的生产生活水平。但部分建档立卡农民产生了福利依赖^[35]，奋斗意愿降低，导致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其奋斗价值观塑造的促进作用减弱。在此期间，受资源环境约束和帮扶政策的对象限制^[36]，非建档立卡农民享受较少的政策扶持。但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各级政策逐步由特惠向普惠转变，非建档立卡农民逐渐享受同等多的资源支持。依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此境遇下，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非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相比于建档立卡农民，非建档立卡农民的奋斗价值观受高水平基层政府治理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起，旨在通过跟踪收集全国31个省份的个体、家庭、社区层面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本文选取的数据涉及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特征，其中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农民个体特征、部分社会特征等信息来自成人信息库，家庭特征与部分社会特征等信息来自家庭经济库。通过一系列数据清理和匹配后，最终获得9 488个有效样本，形成两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样本的某些变量值缺失，回归的样本量存在差异。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农民奋斗价值观”是有序变量，本文借鉴相关研究^[37]，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Value_it表示第i个农民在t时期的奋斗价值观，Governance_it表示第i个基层政府在t时期的治理水平，X_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α、β、γ均表示待估系数，ε_it为随机扰动项。

为进一步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路径，本文参考相关研究^[38]，采用依次检验法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Channel_it为机制变量，表示农民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ω为机制变量的待估系数。(2)式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机制变量的影响，(3)式同时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和机制变量放入模型右侧，分析其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在依次检验法中，一个机制变量的效应是否显著，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式中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显著，即系数β₁显著；(2)式中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机制变量的影响显著，即系数β₂显著；(3)式中机制变量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显著，即系数ω显著。其余参数含义同式(1)。

农民奋斗价值观。本文借鉴相关研究^{[10, 39]}，采用“努力工作能有回报”和“对未来的信心程度”作为农民奋斗价值观的代理变量。其中，“努力工作能有回报”指标来源于CFPS 2018和CFPS 2020数据库中受访者对问题“在当今社会，努力工作能得到回报”的回答，回答包括：(1)十分不同意；(2)不同意；(3)既不同意也不反对；(4)同意；(5)十分同意。回答从低到高按1到5分赋值，分值越高，表示个人越认可努力工作会得到回报。“对未来的信心程度”指标来源于CFPS 2018和CFPS 2020数据库中受访者对问题“您给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打几分”的回答，回答从低到高按1到5分赋值，分值越高，表明个人对未来自我价值的实现越有信心。此处代理变量选择的逻辑为：良好的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会改善个人的内控型特征，增强个体对未来的信心，促使他们更相信努力、勤奋等自身因素是获得成功的关键；而较差的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会增加个人的外控型特征，减少个体对未来的信心，促使他们更相信他人帮助、社会关系、时机运气等外在因素是获得成功的关键。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本文借鉴谢婷婷和聂卓^[40]的研究，根据问卷中受访者“对本县市政府评价”来衡量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具体调查选项为“您对去年本县或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是：(1)比之前更糟了；(2)没有成绩；(3)没有多大成绩；(4)有一定成绩；(5)有很大成绩”。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基层政府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农民生产生活所需开展各项工作；另一方面，农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同基层干部打交道，深知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与服务能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对县级政府工作的评价真实反映了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

本文选用“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水平、政治面貌”作为个人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选用“家庭规模、家庭储蓄”作为家庭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选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人际关系、人情支出”作为社会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设置时间虚拟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以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和省级层面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本文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了估计，得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结果(见表 2)。其中，(1)(3)列为只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结果，(2)(4)列为加入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系数分别为0.109和0.075，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表明，随着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农民努力工作的回报预期提高，未来自我价值实现的信心增强。由此可知，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假说1得到证实。

由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与农民奋斗价值观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选取“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一方面，由于法律法规的同一性，地理条件、文化习俗的相似性，以及资源人才的有限性，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平必然会影响各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空间一般小于省域面积，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平作为宏观层面的平均指标难以直接影响农民奋斗价值观，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将“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本文用“省域内其他农户对政府治理效果的评价”来衡量。

工具变量的检验及估计结果如表 3所示。其中，(1)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2)(3)列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从表中可知，省级层面的政府治理水平对当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显著，说明工具变量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较强。进一步分析发现，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1 245.370，远大于10%偏误下的临界值16.38，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Anderson LM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内生性问题是可取的。此外，(2)(3)列结果显示，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的确正向促进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

为进一步减少选择性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按照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并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使用1∶1最近邻匹配法进行PSM匹配。对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结果发现匹配效果良好，匹配后样本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对共同支撑假设进行检验，倾向得分共同取值范围的结果显示，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在较大范围内存在重叠，只有极少数样本在共同支撑区域外，且处理组与控制组农民的倾向得分分布较均匀，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进一步对影响效应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努力工作回报预期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19，且在1%水平下显著；农民未来信心程度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00，同样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相比于较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区域的农民，身处较高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区域的农民，能够显著拥有更加强烈和坚定的奋斗价值观，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将匹配后的结果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知，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仍在1%的统计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

本文将有序Probit模型替换为有序Logit模型，再次检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 5(1)(2)列。根据结果可知，更换模型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前文的研究结论稳健可靠。

本文用“对本地官员的信任度”替换“对本县市政府评价”，作为衡量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代理变量，以检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其中，“对本地官员的信任度”指标来源于CFPS 2018和CFPS 2020的成人信息库，由受访者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程度进行0~10打分，0分代表非常不信任，10分代表非常信任。回归结果见表 5(3)(4)列，可以发现，官员信任度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有利于塑造农民的奋斗价值观，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

考虑到农民对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评价容易受到周边访问环境的影响，本研究对样本进行筛选。根据受访者对“访问时，除家庭成员之外还有谁在场”的回答，选取“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样本，检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从表 5(5)(6)列可以看出，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确实能够促进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

“基准回归”“内生性讨论”“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选取“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作为机制变量，即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进而助力其奋斗价值观塑造。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

(1)(2)(3)列展示了以“生活满意度”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1)列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活满意度”，(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努力工作能有回报”，(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可以发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样，生活满意度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也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在控制了生活满意度这一机制变量后依然显著为正，但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减小。这说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的确会提高农民生活满意度，进而助力其奋斗价值观的塑造。因此，假说2a得到有效证实。

(4)(5)(6)列展示了以“工作满意度”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4)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工作满意度”，(5)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努力工作能有回报”，(6)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可以发现，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工作满意度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同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在控制了工作满意度这一机制变量后依然显著为正，但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减小。这说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能够提高农民的工作满意度，进而促进其奋斗价值观的塑造。因此，假说2b得到有效证实。

虽然以上证实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在建档立卡农民与非建档立卡农民间是否存在差异？理论上，可能存在的福利依赖问题会削弱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促进作用，同时，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影响下，这种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实证上，本文按照“家庭是否是建档立卡户”将样本分为建档立卡与非建档立卡2类，进行分组回归。由于CFPS 2018数据库中没有相关指标，本文利用CFPS 2020数据库中“是否建档立卡”与“建档立卡年份”两个指标，对数据进行整理，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7。

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建档立卡农民还是非建档立卡农民，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均有利于其奋斗价值观塑造，但对于非建档立卡农民而言，这种影响更显著，假说3得到有效证实。可能的原因是：建档立卡农民在精准帮扶过程中享受众多政策优惠，并在多元协同治理下成功脱贫，但受路径依赖的影响，部分建档立卡农民可能会在获取成本较低的帮扶中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产生“等、靠、要”等不良思想，导致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减弱，进而削弱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其奋斗价值观塑造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在基层政府整体治理水平提升的背景下，非建档立卡农民基于自身较好的发展条件，更能有效发挥资源整合能力，准确把握外部机会，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塑造奋斗价值观。由此可见，在精准扶贫时期，福利依赖现象确实在建档立卡农民中存在。但由于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的数据无法获得，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等、靠、要”等不良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建档立卡农民的返贫风险相对较大，基层政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工作中要更加精准地关注该群体的思想动态，精细化地施策以提振其奋斗价值观。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躺平”思想，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深入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有助于激发农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与勤劳致富的决心，促使农民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接续奋斗。为此，本文基于CFPS 2018和CFPS 2020两年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与农民奋斗价值观之间呈正相关，即基层政府治理水平越高，农民的奋斗认同、奋斗信念、奋斗意志越强。经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更换计量模型、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子样本回归等方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是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影响农民奋斗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从改善生活角度出发，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塑造其奋斗价值观；从保障就业角度出发，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提高农民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塑造其奋斗价值观。第三，无论是建档立卡农民还是非建档立卡农民，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均有助于塑造其奋斗价值观。但在福利依赖的抵消作用下，基层政府治理水平提升对非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塑造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创新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提高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具体而言，利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线上渠道和院坝会、评理堂等线下渠道，搭建广泛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平台，提高农民自治水平；加强法制宣传栏建设，开展“村庄、院落、家庭”三级法治课堂教育，增强乡村法治能力；以积分制为抓手，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通过本土化和科学化指标设计，将道德伦理、村规民约、耕读文化等元素融入乡村治理，提升乡村德治能力；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打造“互联网+”微治理模式，通过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提高基层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水平。第二，强化基层政府治理重点，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满意度。一方面，遵循“定量+定性”原则，优化基层政府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农民“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的比重，提升农民的获得感，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用工信息咨询、劳动权益保障等就业服务工作的同时，建立灾害预警、土壤监测、产品溯源等农业数字化平台，为农民的生产决策、管理运营、产品销售等生产活动全面赋能；在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厕所改造升级、最美院落评比等环境整治工作的同时，创新开展村歌、村晚、村BA、村超等新型文化种类，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激发农民接续奋斗奔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第三，精准聚焦服务对象，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一方面，针对建档立卡农民，在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帮扶链条，通过智能化动态监测、资源精准匹配、个性化帮扶等方式，提升其可持续谋生能力，降低返贫风险，提振他们勤劳致富的信心，塑造其正能正向的奋斗价值观；另一方面，针对非建档立卡农民，在挖掘其发展潜力的基础上，提供适宜的财政金融支持和就业创业帮扶，通过思想教育、技能培训、项目扶持等方式，靶向精准地赋能其奋斗意志，塑造其共创共富的奋斗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