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333名，其中男生有105名，女生有173名，其余性别资料缺失; 年龄为16.06±0.82岁.

总体自信问卷由毕重增和黄希庭^[7]编制，问卷包含12道题，每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依次记1-5分，平均分越高表示越自信.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

自信清晰度问卷由毕重增和黄希庭^[7]编制，问卷包含12道题，每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反向计分，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依次记1-5分，平均得分越高表示自信清晰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

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由邹泓^[14]等编制，共50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记1-5分.计算所有积极适应题项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积极适应水平越高; 计算所有消极适应题项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消极适应水平越高; 将所有消极适应题项反向计分，计算所有题项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适应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体Cronbach α系数为0.92，积极适应分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9，消极适应分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7.

共同方法偏差指的是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15].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总体自信、自信清晰度、社会适应放入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因素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3.2%，小于40%的临界值，并且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8个，未出现只提取出一个因子或出现某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的情况.由此判断，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信.

总体自信、自信清晰度、社会适应诸变量的基本情况及其之间的关系见表 1.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表明可以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类型.

本研究使用温忠麟等^[16]提出的程序，以总体自信为自变量，自信清晰度为中介变量，分别将社会适应、积极适应、消极适应作为因变量进行中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清晰度对社会适应、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同时总体自信对这些因素的直接预测作用仍然是显著的.由此可判定，清晰度在总体自信和积极适应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4%;清晰度在总体自信和消极适应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4.9%;清晰度在总体自信和社会适应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9%.

为了解中介效应的稳定性，使用Bootstrap抽样(n=1 000) 对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16]，结果发现，清晰度对积极适应(0.03~0.10)、消极适应(-0.24~-0.13) 和社会适应(0.08~0.16) 的中介效应在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自信清晰度的中介效应是稳健的.

本研究不仅发现自信对社会适应有显著预测作用，还发现自信对社会适应的2个功能指标——积极适应/消极适应有显著预测作用，验证了自信是青少年完好社会适应性因素的假设. 即自信既有助于提升积极适应功能，又有助于减少消极适应症状，且对积极适应的预测效力高于对消极适应的预测效力.

自信所包含的效能感、乐观、希望和韧性成分^[4-5]，为实现社会适应提供了动力机制和防御机制.效能感、乐观和希望成分是青少年解决未来定向问题、克服成长困扰，从而实现社会适应的动力机制.首先，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一行为的信心，是他们遇到应激状况时选择什么活动、花费多大力气、支持多长时间努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所以高效能感能推动个体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中，以及在应对挑战时有条不紊^[10].其次，自信的表达与时间线索相关，在含有时间的自信表述中，大多时间是指向未来^[17].换言之，在时间维度上，自信是指向美好未来的预期以及对达成这一预期的能力的信任.而这也是乐观和希望2个概念的核心，前者是个体相信好事会发生而非坏事的稳定倾向，后者则强调实现目标的个人动力和方法策略^[18].两者都是对未来的积极预期，可激发个体的成就动机，增加任务投入，实现社会适应.

韧性成分是青少年摆脱成长困境，从而实现社会适应的防御机制.当青少年处在发展困境时，韧性是“处境不利-压力-适应不良”与“愈挫弥坚”2种发展模式分殊的关键，它是个体从逆境中坚持下来和迅速恢复的能力^[10].韧性与面对挫折时个体对能力的评估有关，个体是否对自己应对能力有信心，关系到个体如何认知逆境的严重程度、持久程度以及可应对程度.个体只有对自身应对能力有充足的信心，才能够在应激过程中有效地避免消极聚焦和非理性回避行为^[19].由此可见，自信对社会适应有保护效应, 尤其增加青少年的积极适应品质，促使其表现与其年龄相符合，与幸福、力量和成长相关联的行为^[14].

本研究发现自信清晰度在自信与积极/消极适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到总效应的11.4%和44.9%.表明自信清晰度在自信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对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适应解释力不同，即对消极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大于积极社会适应.

清晰度对社会适应的预测效应受自信水平的制约.个人成败经验是人们构建自信最常使用的信息来源.首先，不管是成功经历还是积极自我意象都能够诱发自信体验状态性的改变^[20]，但状态如何转变为稳定的特征，却取决于自信的基线水平.自信水平影响控制点，高自信者更相信事在人为，把成功归因于个人的努力，低自信者更相信宿命论，把成功归因于情境因素^[5].具体任务的成功会带来自信状态性的提升，但只有内归因于能力，才会在面临类似任务时表现出跨时间的稳定自信; 如果将成功归因于运气，那么个体所表征的状态性自信就不会转化为稳定的个人特性.其次，自信者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对自己价值和能力的肯定，所以在面临负性反馈时，他们不倾向于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与失败相联系，因而即便遭遇了失败和挫折，也不会产生自我怀疑^[21].总之，伴随高水平自信个体所具有的内控风格，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自信结构都保持跨时空的清晰性和稳定性.此外，自信清晰度还受到自信经验建构水平的影响.总体自信是个体对自己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持有信任的态度，所以总体自信水平高的人，构建的自信素材往往具有类化和相对稳定的特征，突破了领域自信的狭窄性，不会随着环境变化大起大落^[17].综上，无论是自信成长中成败经验的积累，还是自信知识结构中素材的建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认知，而认知所形成的主观经验就是自信清晰度.

清晰度的经验一旦形成，就会影响自信功能发挥.自信清晰度是从自信知识组织角度表达自信的清楚和确信程度，及其内部一致程度和稳定程度.清晰度越高，自信特质认识就会越清楚、协调，并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波动而紊乱的自信结构不利于心理健康和人际和谐^{[7-8, 21]}，他们会将自我认知的矛盾外化，更易将外界视为混乱和无法预测的^[13].这无疑导致低清晰度个体体验更多的压力感，在面临问题时，也就无法有效地提取和组织与自我相关信息，进而选择恰当的应对方式实现适应.由此可见，清晰度是以内省知识的组织和认同来实现良好社会适应，而自信水平则通过基线的方式限定清晰度，间接地实现其部分社会适应功能.除了认知经验性的清晰度，自信还包含受自我认知反馈影响较弱的成分，如无意识的情绪和行为等.这些成分也可能影响自我悦纳和社会适应，形成从自信到社会适应的直接或间接路径.

自信的消极社会适应功能更多地由清晰度中介，这意味着个体在抵御消极适应时，需要对自信经验有更多清楚、稳定的认知.消极适应往往面对的是不利于个体生存、发展和成长的情境^[14]，如何应对这些情境，不仅仅需要积极应对方式，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和界定这些情境.个体只有具有了清晰、稳定的自信结构，才能够主动灵活地进行目标取舍，不陷入盲目应对的状态.综上，要想达成社会适应的双功能，既需要效能感、乐观、勇气和毅力，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清晰、稳定的自信结构.

1) 自信是实现社会适应的动力机制和防御机制;

2) 自信清晰度在自信与积极/消极适应之间中介效应显著，但是对消极适应的中介效应大于积极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