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冒险游戏场作为儿童可达性强的日常游戏环境和亲子场所，大部分建立在公园绿地中，也有的设置在废弃小学、儿童馆、公民馆等公共设施及周边用地、个人农地、民间企业用地、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私有地、神社附近用地和自然山林^②.

②  中佐藤典子，濑渡章子.冒険遊び場(プレーパーク)の活動実態に関する研究——冒険遊び場の運営団体を対象とした調査事例.日本建筑学会近畿支部研究报告集，2005：661-664.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冒险游戏场，但总体而言，均强调对自然地形的灵活运用，设计丰富的活动空间便于开展各种游戏，充实儿童的玩耍体验^③.

③  森賀文月，瀬渡章子，梶木典子. A Study and Evaluation of the Actual Use of on Adventure Playground Built by Local Residents.日本造园学会，2002，65(5)：747-752.

冒险游戏场的场地面积大多在2 000~7 000 m²左右^①，根据用地性质、地域特点、地形特征、资金和人员的配备等，开展各种冒险游戏活动，包括在自然材料丰富的野外玩耍、利用自然材料制作手工、自建游戏设施等(表 1).同时，日本的冒险游戏场不设置围栏，任何儿童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进入玩耍(特定活动日除外)(图 1-图 3).

①  佐藤慎也.冒険遊び場の事例研究——地理的条件と今後の課題[R].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关东)，2010：169-170.

日本冒险游戏场的运营特点包括“居民自治、民政合作、PL的存在”3点.这也是冒险游戏场区别于常规儿童游戏场最主要的特征.因此，冒险游戏场不仅仅是儿童的玩耍空间，也是居民自治的媒介，是政府政策实施的地方，更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体现.

居民是冒险游戏场活动团体最主要的发起者和运营者，也是活动的主体力量.居民最熟知自己生活的地域环境，也有义务和热情去活化社区.冒险游戏场活动团体能够将民众力量集中起来开展活动，并解决自身问题.

冒险游戏场活动团体需要加强与居民和政府的合作关系.通过活动实践传播冒险游戏场的理念，普及冒险游戏场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包容儿童的玩耍^①.同时，收集居民的需求、听取居民的意见，针对场地特点进行冒险游戏活动的优化和改革，消除或减轻居民的顾虑，赢得居民的支持，才能长期在社区开展活动.政府在冒险游戏场的发展、场地提供、经费支持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获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是团体活动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①  天野秀昭. Adventure Playground：A New Perspective of Park(〈SPECIAL FEATURE〉Management-Oriented and User-Friendly Park Planning：Toward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Management Program).日本造园学会，1999，特集：101-103.

在冒险游戏场中，PL是一种角色和职业，通过大人来守护儿童的玩耍. PL能保障儿童成为游戏场真正的主角，接受儿童真实的想法和行为，在儿童与成人间建立平等关系，通过儿童的玩耍获取反馈信息，通过儿童的玩耍改变社会意识.他们为儿童准备材料和组织游戏开展，协助儿童搭建有趣的游戏空间，同时肩负预知危险减少伤害的任务. PL被儿童称为“全自动游具”，而不是游戏指导者，并不是指导儿童玩耍，而是同儿童一起玩耍.原则上任何人都能当PL，但均需要经过专业培训.诸多研究表明，冒险游戏场活动的开展内容和开设频度等，都与PL的有无和数量的多少有着直接的关系^①.

①  天野秀昭. Adventure Playground：A New Perspective of Park(〈SPECIAL FEATURE〉Management-Oriented and User-Friendly Park Planning：Toward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Management Program).日本造园学会，1999，特集：101-103.

冒险游戏场及其运营团体，在各国、各地区、各场地均有差异.英国主要通过市民中心来管理，丹麦将冒险游戏场作为儿童放学后的主要设施来建设，而日本因管理体系组建的多样性，出现政府直营、指定运营、委托运营和辅助运营4种主要运营模式(表 2).

①  内山悠. An Analysis of Adventure Playground Movement in Japan：The Case Study of Habikino (Osaka) Play Park. Graduate School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Doshisha University，2015：99-109.

不同运营模式在场地、建设、物资和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图 4).场地方面：政府直营、指定运营、委托运营主要由政府提供，辅助运营则主要由居民提供，用地性质和面积比较灵活.建设方面：以政府主持建设为主，但因政府对不同运营模式的支持力度不同，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政府直营型规划设计更合理、设施更完善、开设频率高且规律性强，合作运营型的建设则不够完善、开设频率也较低且不够稳定.物资方面：政府直营型的物资主要由政府负担，经费、人力等更充足而稳定；指定运营型和委托运营型的经费分别来自企业单位赞助和政府拨款，经费不够充足，团体负责具体的物品和人力补充；辅助运营型的经费主要靠自主创收，政府和企业单位提供物品和人力方面的支持.管理方面：政府直营型直接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管理，合作运营型主要由团体负责管理，团体自主性以指定运营、委托运营、辅助运营依次增强.

辅助运营型作为日本冒险游戏场最主要的运营管理模式，其管理灵活、政企压力小、团体和居民自主性强，便于在日本社会推广.首先，冒险游戏场在日本的公众认知度较高，良好的群众基础促进居民主动提供私有土地开设冒险游戏场活动，享受政府相关税金减免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场地的土地使用问题，也有效避免民政矛盾；其次，政府和企业单位提供物品和人力、协助冒险游戏场的建设，减少了财政支出，并通过运营报告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对其运营管理进行监管，更易获取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最后，运营团体对冒险游戏场进行自主管理，多途径自主创收，利于提高团体积极性和解决实际问题.但与其他几种运营模式相比，辅助运营型的经费不稳定、场地随机性大、开设频率不固定.因此，辅助运营是冒险游戏场在广度上和数量上提升的有效途径，但质量的提高和可持续性的发展还在于政府直营的常设型冒险游戏场.

日本冒险游戏场发起于东京都世田谷区，在首都圈不断壮大，并向全国扩展^①. 2013年的研究报告显示，43.4%的团体位于关东地区，结合2004年、2007年、2010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冒险游戏场活动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和发达城市，全国其他都道府县仅有零星分布(冒险游戏场数量：冒险游戏场的年统计数量不稳定，源自不同的运营模式下的经费不稳定，有的仅开展过一次冒险游戏活动，该冒险游戏场地也记录在内.).团体在数量上和广度上的分布明显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支持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②.

①  梶木典子.自治体による冒険遊び場づくり事業の取組実態とその経年変化(第3回冒険遊び場事業の取り組み実態調査結果より).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关东)，2011，8：983-984.

②  冒険遊び場(プレーパ ーク)の活動実態一冒険遊び場の週営団体を対象とした調査事例2005.

根据2004，2007，2010，2013这4年的研究报告^③显示，团体的数量波动大、开展活动的情况参差不齐，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政府对团体的支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直营的团体能够保障经费的充足和稳定，年运营费500万日元以上(约30万人民币)的常设团体占66.7%(N175，2013年)，非常设场中仅6%团体的年运营费500万日元以上(约30万人民币).

③  梶木典子.自治体による冒険遊び場づくり事業の取組実態とその経年変化(第4回冒険遊び場事業の取り組み実態調査結果より).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关东)，2015，9：111-112.

经费的支出主要包括PL的劳务费、活动保险费、设施建设费和活动相关费用.常设场与非常设场/临时场、首都圈/发达城市与其他地区在经费方面的两极分化严重.因经费短缺，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图 5)，也是历年来常设场增长极其缓慢的重要原因，每月1次的非常设场为最主要的形式(46.7%)，其次为不定期开设的临时活动^①.

①  佐藤典子，濑渡章子，田中智子. プレイリーダーのいる冒険遊び場の利用実態——てんぱくプレーパーク(名古屋市天白区)における調査事例.日本建筑学会近畿支部研究报告集，2011：681-684.

团体的运营主体人员主要为家长(52.2%，N90，2004年)，其次还包括专业PL、非家长的居民、学生等(表 3). PL的人数和稳定性是一个严重的危机，是影响活动开展的关键.存在的世代交替问题致使很多团体规模缩小、活动被迫中止. 2~3人的运营团体占绝大多数，5人及以上的团体仅占4%.此外，一半以上的冒险游戏场均有PL的存在(55.6%，N50，2005)^②.但以PL作为专职的人员非常有限，67.6%的冒险游戏场没有专职PL(2015)^③，大多冒险游戏场有2名PL，并在开展活动时再雇佣1名临时PL.同时，人员的多元化难以协调工作时间，严重阻碍平日活动的开展和工作会议的出席^④.也有部分团体表示，随着少子化的社会问题出现，参加者较少，导致活动开展不频繁，且大多是家长陪同前往的幼儿，因此对PL的需求不大.

②  冒険遊び場(プレーパ ーク)の活動実態一冒険遊び場の週営団体を対象とした調査事例2005.

③  梶木典子.自治体による冒険遊び場づくり事業の取組実態とその経年変化(第4回冒険遊び場事業の取り組み実態調査結果より).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关东)，2015，9：111-112.

④  天野秀昭. Adventure Playground：A New Perspective of Park(〈SPECIAL FEATURE〉Management-Oriented and User-Friendly Park Planning：Toward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Management Program).日本造园学会，1999，特集：101-103.

居住区附近营建的冒险游戏场，因为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项目，受到部分居民的抱怨和反对，包括厨灶设施的火灾隐患、饲养的小动物袭击儿童、流浪者寄宿到小木屋威胁儿童安全、儿童玩耍的噪音，以及游戏对树木的损伤都造成了居民的困扰，因此部分项目和设施被迫取消.运营者与居民交流不足，直接影响活动的可持续开展.

冒险游戏场在日本较普及，受到儿童和家长的高度评价和政府的认可.持续多年的数次调查显示，儿童和家长都希望增加活动开展的频率，期待专职PL常驻冒险游戏场.但发展状况令人堪忧，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冒险游戏场面临的问题也不都一样.综合而言，日本冒险游戏场注重解决“经费、人员、合作”三方面的问题.

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宣传，获得更多的支持以建立和运营冒险游戏场.主要包括：参加政府/公民馆及相关部门组织的街道/地区营建项目，组织市民到已建成的冒险游戏场参观和参与活动，在政府/公民馆等举办讲座和学习会，以及组织家长活动学习会、废弃校园的活用计划等，同时加强城郊和农村地区的宣传.

PL的人才培养是保障活动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组织经验丰富的PL开办讲座和培训活动、编写指导开展活动的书籍，利于培训活动的开展和人才的储备.相关会议向志愿者开放，扩大意见的征集和传达，利于潜在人才的挖掘.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儿童的成长和需求在变化，游戏场也应持续不断的变化，工作人员的想法更需要与时俱进.加强对PL的专业素质培训，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促进创新型游戏的开展.

政府和居民都有自己的立场，只有加强协作，才能真正实现“伙伴关系”，让冒险游戏场事业健康发展下去.政府的支持对于解决经费和场地问题至关重要，很多团体已经意识到与政府保持长期联系的重要性，主动了解政府相关法规、政策，积极协商儿童事故的责权赔偿问题等.居民的密切协助也是保障团体事业推进和制度整备的关键.注重居民意见的搜集，提出积极的解决措施，并尝试获得居民的理解和宽容.同时，探索适合各种人群的玩耍策略、营造社区共融的可持续性休闲场地，成为运营者新的挑战.

此外，由于小学生平日午前对冒险游戏场的使用率很低，而婴幼儿有较大的出游需求，以及政府的子育支援与居民亲子意识的提高，首都圈44.4%的冒险游戏场有考虑婴幼儿的使用需求的计划，包括增设婴幼儿的休息场地、游戏活动、讲座和学习会，并提出危险防止对策措施.目前，数量还在增长，政府的支持力度呈增长趋势，开设频度正在向1~2次/周发展.日本冒险游戏场的研究在未来将集中在：移民儿童、解放儿童获得玩耍的权利、儿童观、风险意识、与居民加强合作、取得政府的进一步支持、PL的培训和人数的保障等方面.

自我国城市公园免费开放后，城市公园的社会公益属性得以真正体现.但因管理制度不完善、运营管理主体单一、运营机制效率低下、责权不明，出现公园游人量剧增、公园环境质量下降、公园维护管理压力增大、运营亏损等危机，公园数量和面积的快速增长与运营管理的水平和经费矛盾凸显.我国大多数公园绿地运营管理完全由政府运作，多为市民免费提供，仅有少数主题公园、小区公园等收取一定费用的公园绿地为企业运营管理^[1].在市政建设领域，政府逐步打破了垄断，尝试多元经济主体共同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但总体而言，城市公园的运营管理仍有待积极革新.在我国国情基础上，结合日本冒险游戏场的运营管理模式，探索适宜的革新途径.

借鉴日本冒险游戏场的合作运营管理模式，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政府通过招标或委托的方式引入企业实施运营，利于政府减小财政压力和精简管理机构，也有助于企业利用市场机制，引入多元创新的融资模式，活化公园管理.为平衡社会公益性和运营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政府在审批时应审核运营方的管理目标、责权范围、运营计划、盈利方案等，按阶段严格执行运营管理报告审查和现场检验，同时各阶段工作邀请市民不同程度的参与，征求市民意见，民政合力完善管理机制和加强监管.形成“至上而下”和“至下而上”相结合的管理机制.

规范游人行为和保障游人安全是公园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儿童的安全问题增大了公园管理的难度和成本.首先，须明确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责罚，绿化管理部门和城管执法部门联手执法，赋予城管执法部门相应的行使职权，增大执法力度；其次，近一半以上的成人为了保证儿童的安全，可以舍弃过于冒险的儿童游戏的乐趣^[3]，为保护儿童亲水性和挑战性的游戏权利，同时减少安全隐患和事故纠纷对运营管理方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提倡借鉴日本冒险游戏场的保险外包制度，同时强调儿童安全意识和自我风险评估能力的培养.

公园的运营管理涉及风景园林学、旅游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在政府的引领下，搭建平台促进学术交流，强调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为运营模式构建、管理制度建立提供科学的指导.同时，儿童公园、儿童游戏场的运营管理还与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学科有着紧密联系，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在呼吁儿童游戏权利、矫正育儿观、增强儿童游戏环境趣味性等方面能提出更加专业的意见，促进公园良性发展和健康运营.

公众参与作为公园合理运营管理的有效检测途径，需通过完善公园管理制度和开展宣传活动来推进.首先，以各种媒介扩大宣传，让市民了解公园管理机构的工作内容、工作计划；其次，积极收集市民包括儿童的意见并予以回应，让使用者获取到心理授权感，包括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和工作影响力等多个维度^[4]，对市民主动参与管理工作起到积极作用；再次，提供团体预约场地服务，赋予市民一定的使用权，鼓励市民和学校等利用公共游憩空间开展各种活动，以增强市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