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耍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丰富的玩耍体验利于儿童的发展. 1943年丹麦景观设计师Sorensen C TH在哥本哈根郊外利用废弃材料搭建了“废弃材料游戏场”——艾姆德鲁普游戏场(Emdrup Skrammellegepladsen)(图 1^[1])，让儿童能够在这里自己设计、建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 1945年，英国造园家和儿童权利倡导者Alle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冒险游戏场”(adventure playground，简称“AD”)的概念，并在伦敦的城市废墟上展开了冒险游戏场的实践. 20世纪50年代至今，欧洲已建有1 000多个冒险游戏场，仅德国就有400多个. 20世纪70年代，冒险游戏场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美国8年内在25个城市中建立了众多冒险游戏场，还包括针对残障儿童开设的冒险游戏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冒险游戏场开始在日本出现.

冒险游戏场以“自己对自己的玩耍负责，自由地玩耍”为宗旨，居民自治、民政合作和游戏领导人(play leader，简称“PL”)的存在是冒险游戏场的三大运营特色.这里完全解放儿童的天性，没有任何限制规定，儿童的动手力、协作力和想象力得到良好锻炼；在告知儿童可能存在的危险基础上，让他们自己去评估风险性，并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冒险游戏场(图 2)与常规儿童游戏场(图 3)和运动竞技类游戏场(图 4)在选址、场地、游具、游戏和服务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区别(表 1).总体而言，构建冒险游戏场，没有固定的设计手法，对于面积、地形、活动内容等也没有具体的要求.场地和设施方面需满足的基本原则包括：开阔的场地，并在原有裸地、草地、林地的地表肌理条件下，结合坡地、平地、水体、乔木进行灵活设计；设置仓库和相关游戏设施.

城市的发展侵占了儿童的玩耍空间，儿童被剥夺了玩耍的权利^[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仙田满发现儿童游戏场地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3].目前存在游戏环境的衰退危机，需从游戏环境的视角出发，重新评估地域空间.同时，儿童游戏也非常贫乏，且在户外玩耍的比例逐渐下降，儿童的游戏时间接近一半在家里度过^①，65%的小学5~6年级儿童每天玩电子游戏机^[4]，儿童暴力性增长、社会适应性降低，儿童的身心活力急速下降.

① 木下勇.世代地图『四世代遊び場図鑑』.子どもの遊びと街研究会編，2008.

为保障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日本积极推进儿童游戏场的革新.日本儿童游戏场经历了6个缓慢的发展阶段，依次为监禁时代、金属时代、混凝土管道时代、游具时代、迷宫时代和儿童自治时代. 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公园规划的繁荣时期，儿童游戏场从最初管理者青睐的“圈养型游戏场”逐渐向玩耍自由、儿童自治的“冒险游戏场”发展.

日本冒险游戏场在过去的40多年间，从萌芽期的不断尝试，到发展期的进一步探索，才逐步走向规范成熟期(表 2).

① 国土交通省都市地域整備局公園緑地課監修，財団法人公園緑地管理財団. “自由で豊かな遊びと多様な体験を”子どものための公園づくりガイドライン.財務省印刷局，2001.

② 佐藤典子，濑渡章子.冒険遊び場(プレーパーク)の活動実態に関する研究——冒険遊び場の運営団体を対象とした調査事例[C].日本建筑学会近畿支部研究报告集，2005：661-664.

③ 梶木典子.自治体事業としての冒険遊び場づくりの取組実態とその経年変化——全国の自治体を対象とした冒険遊び場事業実態調査結果より.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2008：1061.

1970年代初，大村虔一·璋子夫妻将冒险游戏场的概念引入日本，开始尝试冒险游戏场的实践.东京都内相继开设的4个试点冒险游戏场，采取辅助运营的居多，园内设施较单一，以短期开设、不定期活动为主.虽然冒险游戏场的玩耍形式受到儿童的欢迎，其存在意义也得到部分人的认可，但破冰阶段阻力巨大.冒险游戏场的安全性备受争议，受到政府和部分公众的普遍质疑；又因各方面条件不成熟，持续时间均不长.

1979年日本首个常设型冒险游戏场“羽根木冒险游戏场”诞生(图 5).这是日本首例由多个政府部门合作开设的游戏场，也是首例居民自治的游戏场.尤其是首位PL天野秀昭的入驻，成为提高儿童安全性和实现儿童游戏权利的重要保障.该冒险游戏场成功起到了示范作用，儿童和家长的认可度增加，并获取了更多的社会支持，管理、研究和交流等方面均得到了发展.尤其在1990年代后期，冒险游戏场扩张迅速，多种开设频度^①的冒险游戏场增多，以辅助运营为主、多种合作运营模式^②并存；同时促进了儿童科的组建、公园绿地科和社会教育科的发展，推动儿童游戏环境的进一步完善. 1999年，日本掀起了全国冒险游戏场运动，涌现出一批运营至今的优秀冒险游戏场.

①主要分为常设型、非常设型和临时型3种.常设型指每天或3~4 d/周开设冒险游戏活动的冒险游戏场；非常设型指1~2 d/周、2~3 d/月、1 d/月、数天/年不等开设冒险游戏活动的冒险游戏场；临时型：不定期开设冒险游戏活动的冒险游戏场.

②主要分为政府直营和合作运营两种.政府直营指由政府负责建设管理和运营.合作运营又包括指定运营、委托运营和辅助运营，其中指定运营指政府指定民间团体运营；委托运营指政府负责建设，委托民间团体管理；辅助运营指以居民为主体运营，政府或企业给予各方面支持.

截至2013年12月有记录在案的冒险游戏场累计有400多个^③(图 6)，比3年前增长了48%^④. 2017年日本运营中的冒险游戏场有190个，但主要集中在东京都；东北地区因东海岸地震灾区重建，冒险游戏场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数量有明显增加. 80.5%有适宜婴幼儿参与的活动设施；12.6%有室内空间利于儿童和家长休息，并提供雨天的室内游戏空间；配备厕所和便利店的冒险游戏场逐渐增多；运营方面以非常设型居多，政府直营型冒险游戏场增长为4个(图 7).最具代表性的童梦园冒险游戏场(图 8和图 9).作为日本示范儿童友好城市川崎市的重要载体，其设施完备、活动丰富，每年接待200起参观学习活动.同时，相继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出版的专业书籍达47部，在相关研究领域已受到广泛重视.

③包括仅开展过一次冒险游戏活动的场地.

④梶木典子.自治体による冒険遊び場づくり事業の取組実態とその経年変化(第4回冒険遊び場事業の取り組み実態調査結果より).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关东)，2015：111-112.

分析日本冒险游戏场的发展历程，其结果显示冒险游戏场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十分紧密(图 10)，政府的理解和支持，社会的需求和认可能推动冒险游戏场在运营类型、运营模式和相关研究等方面健康发展.

灵活的运营类型适于不同情况的运营机构和团体，利于推广和发展，冒险游戏场数量和频度的增加利于儿童的日常使用.

获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是团体活动可持续发展的保障^[8].灵活多变的辅助运营模式利于加强民政合作，平衡民政利益.不仅可减轻政府压力，也能增强民间力量的自主性和参与性.

通过多途径的宣传提高公众认知度、转变公众观念，获取更多人力和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随着不同社会问题的出现，对冒险游戏场的研究角度也在不断变化，这样的研究才具有时代意义.研究的重点是关注如何建设冒险游戏场、冒险游戏场的使用情况研究、公众儿童观和安全观的转变、运营模式和可持续性策略、满足不同人群使用需求的共享等方面.

政府的支持是冒险游戏场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科学部、国土交通部、儿童科、公园科和社会教育科等多个部门的政策，促进了冒险游戏场各方面工作的推进.尤其是1979年、1999年、2002年分别借助国际儿童年、日本国家儿童年、日本NPO法颁布的机遇，对冒险游戏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日本冒险游戏场出现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部分团体运营经费短缺、人员不足等问题，与政府缺乏统一的规划和详尽的政策有关.

城市在发展、社会在变迁，城市的儿童友好度和儿童权利的实施备受社会关注.市民对儿童游戏场的需求增大、品味提高，在大量商机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的优秀儿童游戏场逐渐被国人认知.效仿其规划设计并引入先进的儿童游戏设施的行为，让我国儿童游戏环境质量得到快速而有效的提升.冒险游戏场作为儿童游戏场中不可或缺的种类，因其场地要素、游戏内容和运营模式等原因，在我国推行具有较大难度.

我国目前的政策规范与冒险游戏场的管理和运营存在矛盾，主要体现在设计规范、管理方针、公众参与等相关政策方面.我国《公园设计规范》中要求“游戏场路面应平整，场地高差应采用缓坡过渡”；政府和管理部门以“安全第一”为根本，在公园、居住区等儿童高频出现的空间中常回避趣味性与挑战性并存的设计，拟将儿童意外事故的责任降到最低，这与冒险游戏场提倡“儿童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宗旨背道而驰.此外，城市水质、土壤污染严重，绿地维护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确存在安全隐患.对“安全性”的过度重视，实则反映出规范制度的封闭性和管理政策的被动性，也限制了儿童提高风险评估能力、独立活动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机会.此外，冒险游戏场由NPO运营的模式在我国还不具备成熟的社会条件，公众参与力度低.

我国对儿童户外游戏场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场地设计^[9-11]、行为心理^[12-13]、安全性^[14-15]等方面，而在亲子互动性、公众参与性、游戏冒险性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也有研究者和设计师认为冒险游戏场是“不整洁、不美观”的环境^[16].冒险游戏场在国内专业领域中的认可和推广仍需漫长的过程.

大部分家长持有保守的儿童观和游戏观，尤其是祖辈的过度保护，儿童被迫固定在某些类型的环境中游戏.儿童有独自探索的自由和权利，儿童自身的独立活动能力远远高于成人允许的范围^[17].而家长的强势介入，阻碍了儿童自我意愿的表达，以及探知自然的兴趣和挑战自我的勇气.这直接影响儿童的游戏行为，也间接影响儿童游戏场的设计和管理.而冒险游戏场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场地和素材，完全颠覆了家庭育儿观，令冒险游戏场难以被城市居民所接受.

真正的冒险游戏场在我国还未出现. 2016年开园的北京大美儿童世界将日本多处儿童游戏场的优秀设施汇集一体，其中包括玩泥的冒险区域.这是冒险游戏场在我国出现的雏形，但仅呈现了部分表象，并未触及核心的玩耍宗旨和运营理念.为了提高儿童的风险意识、扩大儿童的游戏自由度，真正实现儿童的游戏权利，同时丰富我国儿童游戏场的类型，冒险游戏场在我国有出现的必要.

借鉴日本冒险游戏场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冒险游戏场的建设可从政策颁布、公众观念转变入手，促进深入研究和制度完善，最终实现政府引导和研究支持下的居民自治(表 3).

根据我国政策的实施特点，政府部门应首先参考理论研究成果了解冒险游戏场的理念和意义，明确建设冒险游戏场的必要性；其次，在现有部门中增设专员或新设机构推荐相关工作；再次，结合城市总规和城市绿规制定纲领性方针政策，完善相关框架体系内容；修订相关规范，在设计理论、场地选址、设施和活动设置、安全措施、运营管理等方面编制详细导则；最后，引导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政策和规范.

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背景下，城市公园由政府部门统一管理，能够获取到最直接的政策指导、经费支持和人力资源.首先在城市公园中开设冒险游戏场具备更成熟的条件.其次，在现代居住小区绿地、学校、社区公园和小游园、休闲观光农业园等地推进冒险游戏场的建设，采取合作运营为主、多种开设频度并存的模式，作为儿童日常游戏环境的有效补充.

依托相关政府部门成立冒险游戏场协会，召开学术研讨，拓宽冒险游戏场的研究领域，促进多学科的交流，深化理论研究成果；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利于推广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实施；在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帮助下，加强宣传，提高公众认知度，转变观念；倡导公众参与，赋予公众自主权以及儿童真正的玩耍权.

威廉·詹姆斯说：“我们最大的发现就是通过改变头脑和观念来改变生活. ”其实冒险游戏场提供的游戏方式并不新鲜，日本冒险游戏场的发展表明了在现代社会的运营管理下，其存在的可能性.冒险游戏场要获得我国国民的接纳并推广，还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些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