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故事自汉朝诞生以来，即引起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极大兴趣，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传说加工色彩日渐浓厚而本事史实色彩渐趋淡化的趋势，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均以各自的能动性、创造性对原型故事进行了大幅度的演绎改造。

昭君故事最早载于正史的是《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1]《汉书·匈奴传》：“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2]《汉书》主要记载了匈奴呼韩邪单于请和罢兵的背景及愿景，对元帝赐昭君之事仅简单交代。后世传说及文学作品改写、渲染的昭君和亲之事，并不处于《汉书》历史叙事的焦点位置。

《汉书》“昭君赐单于”的简单故事，在《后汉书》中出现了较大变化，有头有尾，曲折动人。《后汉书·南匈奴传》：“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凶奴。”^[3]王昭君已是一个对其无缘进幸的处境颇为不满因而主动争取机会改变处境的有主见、有心气的女子，显然，这一满怀宫怨、自请出塞的形象比起《汉书》的记载要丰润、立体得多。

到了晋代，葛洪根据史实和民间传说著成《西京杂记》，在《后汉书》基础上，对昭君故事再度敷衍伸延，使之更加离奇曲折，令人唏嘘感慨。《西京杂记》卷二：“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4]这里增添了画工图形、元帝案图召幸和案图赐行、画师弃市等情节，昭君故事至此血肉丰满，一波三折，荡气回肠，达到巅峰状态。

诗人们从各自时代精神出发，带着独异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尚，对昭君故事进行开掘。自汉至隋，共有20位诗人22首作品吟咏昭君故事，计有：汉无名氏《怨诗》，晋石崇《王昭君辞并序》，宋鲍照《王昭君》，梁简文帝《明君词》、武陵王《明君词》、沈约《明君辞》、何逊《昭君怨》、施恭泰《王昭君》、王淑英妻刘氏《昭君怨》、沈满愿《昭君叹》二首，陈陈叔宝《明君辞》、阴铿《昭君怨》、陈昭《昭君词》、张正见《明君词》，北周庾信《昭君辞应诏》《王昭君》、王褒《明君词》、何妥《昭君词》，隋薛道衡《昭君辞》、侯夫人《遣意》、无名氏《王昭君》。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对昭君远嫁匈奴命运的同情与感叹。其中尤以石崇《王昭君辞并序》最具示范性和影响力。序云：“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故改之。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诗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5]642-643该诗以第一人称视角表达昭君远嫁匈奴的痛苦、愤懑、屈辱，后世诗歌承接这一主题，反复弹奏着悲怨伤感、压抑耻辱的曲调。侯夫人《遣意》虽然篇幅短小，却在悲怨主题之外开启了对画师毛延寿的抨击，诗曰：“秘洞扃仙卉，雕房锁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5]2739在怨恨和痛斥毛延寿的背后，仍是对昭君的深切同情。

昭君故事在唐代引起了诗人们浓厚的兴致，52位诗人创作了73首昭君诗，著名的诗人有上官仪、沈佺期、骆宾王、东方虬、储光羲、李白、杜甫、刘长卿、王建、戎昱、张仲素、白居易、苏郁、王叡、张祜、许浑、李商隐、杜牧、胡曾、徐夤等。唐代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象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学繁荣，在昭君题材咏史诗中，突破了单一思维，出现了多种视角、多种声音。东方虬《王昭君三首》率先对和亲政策予以批判，其一曰：“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6]1075戎昱《咏史》对辅佐社稷的“朝臣”进行讽刺，诗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6]3011张仲素《王昭君》从息兵解甲、牛羊蕃生的角度肯定王昭君和亲的积极意义，诗曰：“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6]4137苏郁《咏和亲》以夸大的语调对昭君和亲繁衍子嗣以助匈损汉表示责怨，诗曰：“关月夜悬青冢镜，寒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6]5361王叡《解昭君怨》首次从个人命运角度对昭君远嫁塞漠给予肯定，诗曰：“莫嫌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6]5743徐夤《明妃》揭露“帝家”无能，同时歌颂昭君不改初心、护佑汉家的深情，诗曰：“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香魂若得升明月，夜夜还应照汉宫。”^[6]8188这些诗歌均能从不同角度深挖昭君故事中的诗情文意，一时蔚为壮观。在众多昭君诗中，白居易诗作可谓独占鳌头，下文将重点论述。

宋代昭君诗较唐代有所减少，计37人50首，主要作家有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文同、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郭祥正、吕本中、韩驹、李纲、陆游、范成大、王十朋、周密、岳珂等。宋代诗人在前代诗人已取得不俗成绩的客观压力下，以自觉的超越精神避熟就生，推陈出新，体现了深究内心隐秘、突破传统束缚、敢于惊世骇俗的冲动和勇气。一些诗词虽有蹈袭前人诗意诗境之处，亦不乏戛戛独造、震撼灵魂的创新出奇之作。首当其冲的是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云：“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氈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7]328其二云：“明妃初嫁与胡儿，氈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身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7]329这既是诗人之诗，又是政治家之诗和思想家之诗，开启了对儒家正统思想的质疑、对君臣大义的蔑视和对夷贱夏尊传统观念的颠覆。欧阳修主动追和王氏之诗，有《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后者亦有灵光闪现的惊世之论，诗云：“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8]诗中明确表达了对统治者能力的怀疑、否定，其胆识和勇气与王安石差可比肩。苏辙《昭君村》亦可谓精构独出，然有失拘谨狭促，难称善论妙思，诗云：“峡女王嫱继屈须，入宫曾不愧秦姝。一朝远逐呼韩去，遥忆江头捕鲤鱼。江上大鱼安敢钓？转柁横江筋力小。深边积雪厚埋牛，两处辛勤何处好？去家离俗慕荣华，富贵终身独可嗟。不及故乡山上女，夜从东舍嫁西家。”^[9]诗歌从世俗乡关角度感叹昭君远嫁匈奴乃是出于追逐荣华富贵，抽掉了昭君和亲的悲壮基调和崇高精神。郭祥正《王昭君上马图》对昭君甘愿为国献身、老死胡地而高歌盛赞，诗云：“飘飘秀色夺仙春，只恐丹青画不真。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10]8989李纲《明妃曲》既对昭君远嫁塞漠表示同情，又对朝廷无力维护国家尊严进行嘲弄，更从诗人吟咏不辍而流芳后世的角度为昭君富有意义的生命样态庆幸称快，诗云：“昭君自恃颜如花，肯赂画史丹青加？十年望幸不得见，一日远嫁来天涯。辞宫脉脉洒红泪，出塞漠漠惊黄沙。宁辞玉质配夷虏，但恨拙谋羞汉家。穹庐腥羶厌酥酪，曲调幽怨传琵琶。汉宫美女不知数，骨委黄土纷如麻。当时失意虽可恨，犹得千古诗人夸。”^[10]17609随着宋词体式的发展，昭君题材亦成为词人咏写的对象，如黄庭坚《水调歌头·游览》、秦观《调笑令·王昭君》、周密《杏花天·赋昭君》等，但在思想性、艺术性上的成就实逊宋诗远甚。宋代昭君故事的新体认及新体式不断涌现，体现出宋代文人非凡的创造力和敢于担当的文化品格。

《白居易集》中与昭君相关的诗共6首，即《王昭君二首》《昭君怨》《题峡中石上》《过昭君村》《青冢》，这些诗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超越前人及时人、启迪影响后人的成就，堪称咏史诗的精品和典范。白居易6首昭君诗分别创作于年少时期、贬谪江州、迁转忠州等三个不同时期，前后跨越33年，与白氏人生阅历、仕宦历程有密切关联，表现了恋君、怨君、恕君的三段心态和起伏辗转的仕宦心路历程。

白居易最早的昭君诗是创作于贞元三年(787) 的《王昭君二首》。其一云：“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11]1147其二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11]1148诗见《白居易集》卷十四“律诗”，题下注“时年十七”，是白居易年少时期的作品。

白居易年少聪慧，很早就显现出文学天赋，《与元九书》：“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12]323-324张固《幽闲鼓吹》亦云：“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13]

白居易17岁作《王昭君二首》，第一首既是昭君置身风沙弥漫、冰天苦寒塞外对镜自览时内心淡淡的怨叹和告白，又是作者从全知全能视角出发对昭君形象及处境的叹惋，有对往昔昭君美貌之认同，有对画师故意败容之怨愤，有对昭君委屈命运之叹息。第二首的艺术手段更为高明：当汉元帝使者即将返回时，昭君再也无法埋藏掩抑内心的苦闷，禁不住叮嘱使者，拜托他回朝后询问汉元帝，何时才肯重金将其赎回？倘若元帝探问我的容貌气色，切不可说我现今憔悴色衰远不如在汉宫时，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和声口出发，婉转表达了昭君对汉元帝的思慕、眷顾与渴盼。《诗话总龟》前集卷八云：“古今人作昭君词多矣。余独爱乐天一绝云：‘汉使却回传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其意优游而不迫切。乐天赋此时年甚少。”^[14]瞿佑《归田诗话》卷上云：“诗人咏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离愁别恨而已。惟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不言怨恨，而惓惓旧主，高过人远甚。其与‘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者异矣。”^[15]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两首诗把诗人的童心慧意、妙想精思、高超手法贯穿其中，第一首塑造哀婉忧伤形象，第二首表达希冀眷恋之情，两首诗均超越了前代同类作品。笔者以为更需看重的是，涉世未深的少年白居易对社会、对君王的认识远未具体化、深入化、世故化，尚处于轻倩、幻想、眷望的青涩阶段，加之此时刚刚开始进入科试的备考阶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12]324，几乎是带着纯净、轻灵、浪漫、憧憬的心性气度来畅想和预判未来。白居易的《王昭君二首》是其年龄、阅历、心态、精神的反映，或者说，两首诗中昭君流露的恋君希圣情怀，正是白居易稚气未脱的真实映现。

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于江州司马任上写下《昭君怨》一诗，该诗见《白居易集》卷十六“律诗”。诗云：“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帷屏？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11]1332白居易一反少年时温柔敦厚、希圣恋君的心态，在昭君身上赋予了前所未见的胆气和怨气，直接对元帝的寡恩薄义进行指斥、抨击。

那么，何以同一作者对待同一历史故事会出现如此大的逆转反差呢？要揭开这一谜底并真正读懂这首诗，还得从白居易江州之贬说起。唐宪宗嗣位之初，表现出追慕先祖、虚心纳谏、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二年十二月)“丙辰，上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16]元和初是白居易一生中最令其自豪难忘的辉煌岁月，元和二年十一月五日以盩厔尉职事官召拜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除左拾遗并差遣翰林院，他自认为遇合中兴之主，遂不肯惜身苟容而怀揣“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11]219和“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11]78的勇气与忠耿，针对宦官、节镇及宪宗的恣意妄为与错断误决，在朝堂上面折庭争，直奏极谏，并创作了大量讽谕诗揭露社会弊病，忧念民生疾苦。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宪宗的怨怒和疏远，《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17]4344《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18]宪宗对白居易的谏阻颇不耐烦，务欲去之。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十月，白居易在渭南下邽丁母忧长达三年半，依据规定，丁忧为官之人须自请解职守孝三年，但在实际运行中通常按25或27个月折算执行。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载：“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19]1869而白居易丁忧竟达42个月，不难看出宪宗有意对他冷落疏远，由此不难明了对白居易的排挤打击。

当然，这种打击报复最苛酷且卑劣者，莫过于武元衡事件及江州之贬。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17]4344-4345}。白居易因公受辱、因忠遭贬，使他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接受、难以平心顺气，写于元和十一年的《与杨虞卿书》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和委屈：“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于通衢中，迸血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仆以为书籍以来，未有此事，国辱臣死，此其时耶？苟有所见，虽畎亩皂隶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耶？故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污以伪言，或构以非语。且浩浩者不酌时事大小与仆言当否，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12]291-292白居易满怀悲愤地道出惨遭排挤打击的前因后果：“仆始得罪于人也，窃自知矣。当其在近职时，自惟贱陋，非次宠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称之。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不我同者得以为计，媒蘖之辞一发，又安可君臣之道间自明其心乎？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12]292杨虞卿乃白居易妻杨氏之从父兄，《与杨虞卿书》是白居易于贬谪江州第二年所写私人书信。不难看出，白居易因洁身自好、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敢于对不合理的人和事进行揭露抨击，因而得罪朝中权贵，权贵们利用武元衡事件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以诬妄不实之词强加之以罪，致使白居易因公获罪、因忠遭贬。江州之贬极大地刺伤了白居易的忠心、雄心和进取心，江州期间，白居易访禅问道、炼丹服食、放性山水、醉饮苦歌，在看似自由自在、优哉游哉的闲散生活中潜藏着他压抑、苦痛、失意的灵魂。

以此看白居易的《昭君怨》，就会将他遭贬被黜的命运与远走漠北的昭君放在同一审美层面：明知昭君受尽委屈却仍将其配送他人，明知白居易不顾安危向恶势力发难却仍以不合规矩越俎代庖将其治罪。对昭君来说，其悲剧命运并不真正由画师掌控，而是君恩浅薄虚幻；对白居易来说，悲剧命运看似众官纠结使坏，真正的罪魁祸首难道不正是曾让其信以为真、恃怙仰赖的皇权皇威吗？由信而疑，由疑而弃，短短数年间经历了从皇帝近臣到天涯逐臣的转化，失落何其大也，苦痛何其多也！由此也可以说，白居易正是通过昭君的遭遇，曲折隐晦地表达了他内心难以消弭的怨忧之情。

元和十四年，白居易在调任忠州刺史途中接连写了三首昭君诗。虽然距《昭君怨》只相差两年时间，创作背景、创作心境却大不相同，咏叹重心亦出现了明显变化。

第一首《题峡中石上》见《白居易集》卷十七“感伤诗”，诗云：“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11]1430并未因首见巫山神女庙和首过秭归昭君村而诗兴大发，面对红艳的山花、翠绿的柳条，面对包蕴丰厚的历史遗存与广为流播的传奇故事，禁不住惊讶自己的鲁钝、麻木、不够浪漫、缺乏激情——居然没有一点诗兴、没有一句诗句。很明显，白居易对自己的寂不作声、冷漠无为甚为不满和深自怪责。

稍后的另一首诗《过昭君村》，见《白居易集》卷十一“感伤诗”。诗云：“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唯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惨淡晚云水，依稀旧乡园。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11]847尽管这是在“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的境况下创作出来的，然可称之处还是很多，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该诗一反《昭君怨》将愤怒的焦点指向汉元帝的做法，将矛头对准众人妒忌及画师使坏，还煞有介事、深明大义地替皇帝遮掩、开罪，似乎是因为众美嫉妒和画师作恶才导致了昭君的运背命乖，即使是元帝想要扭转局势却已为世俗力量所左右而难有作为。显然，白居易极力在为汉元帝辩护。其二，诗的后半部分紧承前文之意，对“至丽”“独美”提出忠告，希望美人不要凭恃丽质妍姿，否则会重蹈昭君覆辙，重演昭君悲剧命运。诗人更在结尾之处引出昭君村女子自毁自残面容以避免再选入宫、再遭不幸的风俗，告诫那些心存幻想、仍欲图宠的女子。

另一首昭君诗是《白居易集》卷二“讽谕二”中的《青冢》。诗云：“上有饥雁号，下有枯蓬走。茫茫边雪里，一掬沙培塿。传是昭君墓，埋闭蛾眉久。凝脂化为泥，铅黛复何有。唯有阴怨气，时生坟左右。郁郁如苦雾，不随骨销朽。妇人无他才，荣枯系妍否。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同侪倾宠幸，异类为配偶。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何言一时事，可戒千年后。特报后来姝，不须倚眉首。无辞插荆钗，嫁作贫家妇。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浇酒。”^[11]260-261关于此诗作年，朱金城说：“约作于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前后，是年白氏有《过昭君村》诗。”^[20]虽然诗中并无任何显现该诗创作背景的线索，但笔者以为，白居易在赴忠州途经昭君村时，既已写了两首相关诗作，很可能是在同一心境的诱发、激荡下，将焦距遥对内蒙古境内的昭君墓，朱氏对该诗作年时间的研判当具可信性。从诗歌呈现的情感内核考察，该诗作年亦大体可定为赴任忠州途中。诗人首先对昭君的不幸给予深切同情，继而对造成惨状的原因进行深究：作为女子，她们的荣辱贵贱只能依靠容貌的美丑。可天生丽质的昭君，为何命运却偏偏不由自己掌握而是拿捏在画师手中呢？画师使坏，黑白混淆，美丑颠倒，本来美如西施的昭君变成了奇丑无比的嫫母。虽然该诗系于讽谕诗，讽刺对象并不是汉元帝而是毛延寿一类画师，甚至可以说，在诗人看来不仅昭君是受害者，元帝也是受害者，在昭君整体悲剧命运的生成过程中，汉元帝完全不知情而被蒙蔽。诗人感情激越处针对的是画师，宽缓处则指向元帝。对元帝同情、释然的态度，与《过昭君村》流露的遮掩、开罪态度十分相似，甚至前后呼应。这种接二连三、顺势而成的情感倾向，极有可能是在同一时空背景下产生的。

在对白居易赴任忠州途中的三首昭君诗进行解读后，不禁要问，何以短短两年之后在吟咏同一历史人物时，其怨责愤憎、饶恕宽赦的对象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白居易在历史人物身上所潜藏附丽的态度和情感，究竟和他个人命运的变迁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性呢？

所有这一切均与白居易仕宦历程的再次迁转有着直接关系。《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17]4352自元和十年七八月间因武元衡事件贬官江州，历时3年5个月的愤懑、压抑、失落、孤寂后，终于迎来政治生命的转变，白居易在诸多诗文中表达了这一转变带给他的快慰、喜悦和活力。《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炎瘴抛身远，泥途索脚难。网初鳞拨刺，笼久翅摧残。雷电颁时令，阳和变岁寒。遗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11]1409《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曾陪剑履升鸾殿，欲谒旌幢入鹤楼。假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11]1417两首诗中流露出白居易对成为一方大员的愉悦惬意，由此暗示政治气候松动因而再度激起回朝为官的信心和期盼。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忠州刺史谢上表》更是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宪宗的感激之情：“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殊恩特奖，非次升迁。感戴惊惶，陨越无地。臣诚喜诚惧，顿首顿首……岂意天慈，忽加诏命。特从佐郡，宠授专城。喜极魂惊，感深泣下。”^[12]1334政治命运的转折改变了白居易贬谪江州以来委屈、抑郁、失落的心境，也改变了他对君臣关系的体认，使其放下成见，怀揣感激，在《过昭君村》《青冢》中出现心态和认识的调整与逆转，即宽恕曾经责怨的元帝，追讨曾经无视的画师。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白居易之所以在《题峡中石上》中发出“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的感叹，还另有原因和隐情。自江州赴忠州，走的是上水船，须穿越令人谈之色变、毛骨悚然的三峡。白居易《初入峡有感》写道：“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自峡州至忠州，滩险相继，凡一千三百里……自古漂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11]845正因路途艰险难行，走马上任的快意和威风早已淹没在劳顿恐怖中，忠州之任的好感大大缩水，甚至变得淡乎寡味。忠州之于白居易，在利弊称量中已没有那么重要和富有价值了，它被外在的险阻消弭得可有可无。激情不再浓烈，兴致不再绵久，白居易的心境有些前瞻后顾，黯然委顿，提振不起兴趣。

由江州司马这一领俸的闲职量移为专主一州军政的刺史，对白居易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忠州属山南东道，偏僻荒凉，是一个户止六千七百、口不足五万的下州。永泰元年(765) 六月，杜甫赴夔州留驻忠州，曾有《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一诗，云：“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21]白居易《初到忠州赠李六》亦印证了忠州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蹬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11]1432忠州之于白居易有聊可欣慰的一面，亦有无可奈何的一面，大约可视之为“鸡肋”。

贬官江州和近4年的贬谪生活，使白居易心力交瘁，谙尽宦途苦况，屈辱与惨痛令其刻骨铭心。忠州之任的兴奋与荣光并未彻底扫除其内心阴霾，加之迁除忠州刺史时白居易已47岁，快慰之余免不了生出老大迟暮之酸辛。所以，他一面享受迁除的喜悦，一面又自嘲着年老不济；一面重新燃起济世热情，一面又劝慰自己早作归计。《对镜吟》云：“闲看明镜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谁论情性乖时事，自想形骸非贵人。三殿失恩宜放弃，九宫推命合漂沦。如今所得须甘分，腰佩银龟朱两轮。”^[11]1420《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云：“孤舟萍一叶，双鬓雪千茎。老见人情尽，闲思物理精。如汤探冷热，似博斗输赢。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甿。鸟以能言韝，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11]1422

由于赴任途中行程艰险，由于忠州蛮荒僻远，由于江州之贬就在眼前，当白居易接受任职著绯腰银成为专城一方的大员时，当他满怀政治命运开始好转的憧憬时，他的心绪是复杂的，在心存感激中包含着无味的鸡肋心态、宦途险恶的警惕心理、退隐归乡的筹划准备。正是在多维心态的作用下，白居易赴任忠州途中的昭君诗才出现了宽恕元帝而指责画师、激情不足而缺少雅兴、倾听遗老之言并自省自警等多元情怀。

白居易昭君诗不仅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咏史诗创作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白居易昭君诗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其一，白居易昭君诗数量最多，超过了任何一位唐前、唐代、宋代诗人。在数量上位列第二的储光羲和文同不过只有《明妃曲四首》和《王昭君四首》。其二，白居易关注昭君题材时间最长，从贞元三年(787) 到元和十四年(819)，前后长达33年，是任何一位唐前、唐代、宋代诗人都无法与之并论的。其三，白居易昭君诗体式不同，分类相异。从体式上看，《王昭君二首》《题峡中石上》为七言绝句，《昭君怨》为七言律诗，《过昭君村》《青冢》为五古。依照白居易对诗歌的分类，《王昭君二首》《昭君怨》归属律诗，《题峡中石上》《过昭君村》归属感伤诗，《青冢》归属讽谕诗。这种明晰的类型区分不仅为白居易所独有，且诗歌情感基调清晰可辨。其四，主题多元。白居易昭君诗分咏六个主题，无雷同之弊，不同于一首作品仅表达单一主题或多首作品沿单一方向抒发相似情感的情形。储光羲《明妃曲四首》主题均为思慕汉宫而怨叹胡地荒寒，手法全为胡汉对比：“西行陇上泣胡天，南向云中指渭川。毳幕夜来时宛转，何由得似汉王边。”“胡王知妾不胜悲，乐府皆传汉国辞。朝来马上箜篌引，稍似宫中闲夜时。”“日暮惊沙乱雪飞，傍人相劝易罗衣。强来前殿看歌舞，共待单于夜猎归。”“彩骑双双引宝车，羌笛两两奏胡笳。若为别得横桥路，莫隐宫中玉树花。”^[6]1419文同《王昭君四首》基本据《后汉书·南匈奴传》和《西京杂记》进行演绎，主题虽有递进，然亦老生常谈：“不惜将黄金，争头买颜色。妾貌自可恃，谁能苦劳力？”^[22]656“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圆。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22]657其五，白居易昭君诗不只是为咏史而咏史，紧密关联着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宦途起伏。白居易昭君诗与其说是咏史诗，不如说是抒情诗或记录人生历程的命运诗，寄寓着诗人的追求、失落、无奈，熔铸着他的人生辗转、命运变迁、仕宦历程。李白《王昭君二首》为昭君远走胡地的孤寂憔悴鸣不平，但看不出诗人的精神寄托与个性襟怀：“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塜使人嗟。”^[23]235“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23]236又如王十朋《昭君村》云：“十二巫峰下，明妃生处村。至今粗丑女，灼面亦成痕。”^[10]22871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归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炙其面。”^[19]2001王诗如实记载了昭君远嫁命运对民风习俗造成的影响。我们注意到，该诗诗名与白居易《过昭君村》仅一字之差，结句与白诗“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相似，而白诗是有的放矢的有为之作、寄性之作，王氏则为泛泛应景或单纯咏史之作，其高低优劣自有不同。

其次，议论翻新，启迪宋诗。诗歌创作崇尚形象思维，要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情思变成物质性的图画浮现在读者眼前，忌讳以抽象思维议论说理。但在诗歌发展演变过程中，许多作家尝试以议论入诗，追求创作手法的更新和诗境的隽厚精深，如杜甫、韩愈、杜牧等人的诗即具此特色。白居易是唐代一流诗人，他自觉地呈现出融议论入诗的新面目，这种手法在昭君诗中多有运用，如《王昭君二首》其一“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11]1147，《昭君怨》“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11]1332，《过昭君村》“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及“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11]847，《青冢》“妇人无他才，荣枯系妍否。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同侪倾宠幸，异类为配偶。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何言一时事，可戒千年后”^[11]261。当然，唐人昭君诗亦不乏议论出彩之作，如东方虬《昭君怨三首》其一“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女，辛苦事和亲”^[6]1075，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6]3011，但像白居易这样在不同作品中均有精彩议论者却没有，诗中有多重议论和相反议论的更是没有。

尤为令人称赏的是白居易大胆的翻案性议论，即《昭君怨》“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惯性认知——画师是贻害昭君的罪魁祸首、元帝亦是君臣失之交臂的受害者。这种体认是白居易“这一个”独特情怀的显现，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和石破天惊的颠覆性。刘艳萍说：“晚唐史论诗往往喜欢作翻案文章，在原有史料中别生耳目，以惊世骇俗之语发之。这一特点在白居易诗中已初露端倪，如他以独特的识见指出了昭君悲剧命运的原因：‘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24]白居易这种借历史人物表达睿识才性、展示人格力量的做法，对宋代王安石、欧阳修等人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7]328其二：“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7]329欧阳修《再和明妃曲》：“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8]葛立方《韵语阳秋》云：“古今人咏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欧阳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白乐天云：‘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后有诗云：‘自是君恩薄于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李义山云：‘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议论，非若石季伦、骆宾王辈徒序事而已也。”^[25]葛氏所言“皆有议论”自是不错，但笔者以为，我们更应注意到白居易对王安石、欧阳修翻案出新的惊世之论在创作手法和创作勇气方面的启迪作用。

首先，白居易昭君诗是对历史人物王昭君多维能动的反映。昭君故事在《汉书》中甚为简略，《后汉书》逐渐丰润延展，到《西京杂记》才显得曲折饱满。后世文人在对昭君故事进行再创造时，亦未尽按历史或民间传说进行复制，他们总是调动各自才情，按照自己的审美理解，对历史人物进行合情合理的加工改造，充分体现出文学对历史题材的独特关照和审美选择。一些论者恪守咏史诗需对历史负责、不宜出现溢出历史原貌的观念，“如果采用历史上真实人物作原型，以真实历史事件作题材，便不能不考虑所写的是否符合人物和事件的本来面目。情节可以虚构，形象实不应歪曲。厚诬古人固然没有法律上的诬陷罪名，但在道义上却不能认为公允，而且对后世人物评价上带来不正确的影响，也是不好的”^[26]，这就混淆了文学与史学的区别，是不可取的。在历代诗人中，白居易对昭君题材的开掘用力最著、最具文学色彩，他不是将昭君摆在平面上简单描绘，而是从灵动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立体观照，他的不同作品主题不同、形象有别、感情各异、倾向迥然。白居易对待历史题材一向持开放与多点透视的态度，如他在《长恨歌》中“以文学规律、美学规律为利剑，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李杨之事进行删裁、润色，以生生死死的至情为主线，展现凄恻缠绵、痴情坚贞的帝妃之爱”^[27]，但在《上阳白发人》中却对杨玉环专宠善妒进行了讽刺——“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11]298，在《胡旋女》中对杨玉环以舞惑君进行了揭露——“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11]306，在《李夫人》中对杨玉环至死惑君予以抨击——“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11]406。白居易这种处理历史人物题材的文学观和美学观，确保了他的作品具有活脱的表现力和不朽的生命力，其昭君诗堪称这方面成功实践的典范。

其次，白居易昭君诗关涉作者的仕宦心路历程。“文人关注得更多的是人物的心灵和命运，他们往往通过对昭君的感叹和同情来表达深刻的感悟，寄托自己的观念、理想与社会意识。在昭君问题上，体现了传统文人十分复杂的心态。”^[28]白居易咏史诗的审美特性，不是单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诗人艺术才情的展现，是诗人表现自我的载体，是诗人仕宦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熔铸着白居易的爱恨情仇，寄托着他的人生况味，蕴含着他的理想追求，展示着他的心性品格。总之，白居易的咏史诗是真正古为今用、抒情见性之作，而这已经与毫无寄托、泛泛咏史的诸多作品区别开了，这也是他的昭君诗超越前人和后人而为人咀嚼不已、仰观不止的关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