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论的出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语境，有机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本世纪初的世界金融危机则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有机马克思主义从过程哲学等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观察和反思这些世界危机，批判和揭示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的弊端。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矛盾。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其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新自由主义催生的金融化和虚拟化造成了资本主义暂时的和表面的繁荣，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埋下了隐患。“世界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我们这里仅谈其中的两个。第一个是资本主义自身各种过分行为所带来的危机。包括企业的自私贪婪，富人通过贿选在民主国家炮制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中产阶级变得愈加脆弱——这就是今天全球局势的现实。20年前，北美主流社会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欧洲、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当时已经意识到并提出了这些问题)。然而，今天，这些却成为公认的现实。第二个危机更是紧迫。一个广泛的科学共识已经达成：人类的发展正在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气候灾难。”^{[1]前言和致谢，14-15}其中尤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泡沫化最为典型。与此同时，金融监管的日益弱化导致了虚拟经济的迅速膨胀，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导致民众的借贷消费日益盛行，从而导致金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金融危机爆发将近十年，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持续严重的经济动荡和混乱无序。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全球经济遭遇重创，绝大多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蹶不振，同处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的大量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尚未完全复苏。第二，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动荡不安。以“占领华尔街”为典型的反抗活动在多个国家频繁上演，政权非正常更迭频率加快。以宗教、民族、领土问题为诱因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恐怖主义活动呈高发态势。第三，整个世界财富依然加速向富国和富人阶层流动，贫富差距的扩大让人触目惊心，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剥削性进一步暴露无遗。资本主义遭遇的新危机和新挑战呼唤着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这种呼唤和要求构成了有机马克思主义出场最深刻的实践语境。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导致了严重的地球环境破坏。由于机械代替人力用于对自然的大规模开发和掠夺以及化石能源的普遍应用，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急剧恶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洛杉矶烟雾事件、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污染事件等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屡屡发生，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冲突和极度紧张。迄今，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状况，正在警示我们，地球生态系统已经濒临破碎的极限，人类文明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正如菲利普·克莱顿所指出：“地球已达其能承受人类过度消费和浪费的极限。现在，所有自然之物都因其受到虐待而在痛苦中呻吟。”^[1]6虽然人类也曾为改善地球生态环境、化解生态危机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国际经济秩序等重大问题尚未获得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依然严峻。这些遍布全球的生态危机，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关注、批判和揭示问题实质的主要坐标之一。

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肯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21世纪以来，中国直面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要求，以及为自然和人类负责任的态度，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先进、举措得当、进步明显。首先，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政策思路日渐成熟，“美丽中国”等崭新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和觉醒；其次，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体系日趋完善。在党的十八大上，“生态文明”是报告的一个中心议题。中国共产党把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写入了党章。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构建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该报告还提出了地绿、水净和天蓝的目标。“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强调要优先发展生态文明。他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1]13再次，生态文明建设举措取得明显进步。通过关停污染严重的工矿企业，以及防护林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程的实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进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并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十三五”期间的重要地位。

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赞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稳健表现令人瞩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的世界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平台，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也为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有机马克思主义赞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举措、成就和经验。克莱顿引用杰伊·麦克丹尼尔的观点论述道，“中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能够考虑并且不单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去关注和关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1]186；柯布则认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到，“通过政府银行控制财政的巨大优势，并看到控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关键”^[2]。在他们试图建构的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健康的共同体等设想中，明显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借鉴。

“中国传统哲学、过程哲学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世界中开始一起成长和共同发展。”^[1]187-188有机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理论语境非常丰富，他们试图将以儒释道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以怀特海过程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以及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尽管这并不成功。

首先，以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理论语境之一。怀特海有机哲学主张，世界万物具有彼此联系的内在关联性、时刻变动不息的过程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性等本质特征。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此为理论基础，总结了有机哲学非确定性、美学价值、公私平衡等核心思想，反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分析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价值观。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另一重要理论语境。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克莱顿、柯布等人认同并经常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理论，“有证据表明，马克思认真地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193。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他们也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和阶级分析理论。“或许可以把马克思最初提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和阶级斗争的辩证分析作为一种永恒真理，而且他的许多见解对我们的时代仍然具有巨大影响。”^[1]153需要指出的是，认同不等于理解，也不等于支持。有机马克思主义只是有选择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并没有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再次，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还延续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对生态危机的关切，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法兰克福学派、怀特海过程哲学到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有机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有很大的相似性。艾伦·伍德曾经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也许会适当地保护环境，“但资本积累驱动力的不合理性不可避免地对生态平衡抱有敌意”^[4]。威廉·莱斯也认为，现代经济学起源于人的需求是无法满足的观念，受此观念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要求征服自然的人类本身就是被它自己的自然的心理素质所奴役的”^[5]。

此外，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还试图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柯布等人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源，都可以在儒家、道家和佛家等中国传统中找到，“怀特海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孔子的思想有所交叉和包容”^[6]。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借鉴并融合的理论。柯布主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过程思维拥有深刻的洞见，再加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三者的联合将是一支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力量。”^[7]克莱顿等人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为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只是把地球本身作为人类产业的一个背景，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所有生命在此展现的生命之网。”^[1]186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哲学，一直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1]中译本序，6}资本主义毫无限制的持续积累、扩张，对生态文明构成巨大威胁，已经触及地球增长的极限，资本主义是造成生态灾难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灾难的罪魁祸首。柯布在为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中译本作序时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无法通过改革得以挽救”^[1]1。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为，现代性哲学“只关注人类自身……这种‘人类例外论’哲学主张，必须按照人类与其他生物相分离的原则来分析人类自身”^[1]68。以现代性哲学为指导构建起来的当代世界体系，才是生态危机等全球危机的深层原因。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实质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批判。

生态灾难在全球蔓延，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何种发展程度，统统不能幸免。资本主义是造成全球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1]193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甚至是意识形态，都是破坏生态环境的、反生态的。

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以资本积累——创造和增加财富”为核心驱动力^[1]38，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假设、经济持续增长假设、片面的人性假设等理论假设在西方经济领域非常盛行，基于这些理论假设而构建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观，对资本、财富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过度的生产和消费，进而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产生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剧人类和自然的矛盾，导致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生态危机。

第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的消极政府观主张让政府放手，由经济来主导一切。“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8]在此理论主导下，政府被富人控制，为资本利益最大化提供服务，自然也沦为任由宰割的对象。“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当今世界，大多数民主国家主要为该国最富有的人增加财富提供服务。”^[1]225

第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用一个狭隘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去定义人类的普遍价值目标——自由、正义、民主和人权”^[1]148。同时，资本主义教育对这些虚伪价值进行宣传和灌输，论证和维护其反生态性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许多西方大学培育了竞争、民族主义的价值理念和自由市场的观念”^[1]257，资本主义理论不仅“允许”，还“劝告、鼓励”每个公民自私利己^[1]33-34。

王治河基于怀特海过程哲学“肯定他者”的本体论以及“尊重他者”的价值观，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生态的、“不厚道”、不正义的社会制度，这种“不厚道”和非正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自然不厚道、不正义，其二是对他者不厚道、不正义。正是对“自然”的不厚道和不正义，导致了全球生态灾难，对“他者”的不厚道和不正义，则导致了社会危机。

首先，对自然的不厚道、不正义。王治河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破坏。“人类已经走在生态危机的悬崖上，因此，科学家们又将我们现在所生存的时代称之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代，我们正在经历自6 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最大的物种灭绝。”^[9]资本主义的兴起增强了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而资本对利润无休止的追逐则导致大规模的野生动物灭绝。以此类推，资本主义自私利己的文化和资本无限逐利的本性造成了广泛的生态危机。

其次，对他者的不厚道、不正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现代欧洲列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对非洲人以及土著印第安人进行过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导致当地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第二，对穷人的压榨和剥削。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本国范围内造成贫富悬殊，在世界范围内对劳苦大众进行压榨。这种剥削直接导致国内和国际贫富悬殊的鸿沟急剧扩大。第三，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污染转移。美、欧、日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企业和有毒垃圾，将本国的碧水蓝天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环境恶化的基础之上。他们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掠夺资源、转移污染，一方面却在拯救全球生态灾难的国际合作中，企图推卸责任置身事外，还以资本和技术优势继续掠夺发展中国家。

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批判资本主义，他们同时还批判现代性。“所谓‘现代性’，也就是‘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0]柯布认为，现代性比资本主义更早决定了生态危机的必然性，“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在现代性之前就已经有了，但是，现代性出现之后，人和自然环境出现了分离”^[6]。现代性才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和整个世界其他危机的根源。“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11]克莱顿、柯布和王治河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对现代性哲学展开了批判。

首先，克莱顿着重批判现代性哲学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康德宣称：“没有人，这整个创造都将只是一片荒漠，是白费的和没有终极目的的。”^[12]克莱顿比较详细地批判了以笛卡尔、费希特、黑格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现代性哲学家。克莱顿认为，这种以机械主义世界观为核心，“以理性取代蒙昧，以人性取代神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哲学，导致了人对自然的剥削，人与自然的对立，引发了生态系统的破坏与失衡。克莱顿批判道，现代西方哲学过分张扬主体性，主张支配和竞争，推崇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具有机械性和独断性。“在世界史上，现代欧洲文化(1600-1960) 最为机械。”^{[1]中译本序，5}克莱顿说：“笛卡尔认为，物质世界仅是一部机器，没有目的、生命和精神。……这一机械论的自然观，成了后来科学的主导范式……17至19世纪的科学，包括牛顿的伟大综合在内，不过是笛卡尔观念的发展而已。”^[13]

其次，柯布着重批判西方现代性经济理论和现代性发展模式。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成就和矛盾、繁荣和危机，“所有这一切的确是我们时代令人忧虑的现实，然而它们仅仅是‘现代性’这个包罗万象的现象的表面”^[14]。现代性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层结构，现代性危机才是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世界危机的根源。柯布批判道，现代经济理论控制失业率的承诺是不客观的；通过市场发展提升政治民主水平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会控制人口规模的说法是虚假的；坚信经济增长会遏制环境恶化的希望也是会落空的。就整个世界来讲，受现代性哲学技术理性的驱动，“技术发明的后果产生了5万枚可将地球毁灭许多次的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洲的生态灭绝”^[10]。西方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塑造了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资本主义危机只是现代性危机最显著的表现。柯布认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生态危机，如果处理不当，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滑向现代性危机深渊的可能。因此，现代性危机才是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

再次，王治河重点揭露了西方现代性思想文化的五大弊端。同柯布一样，王治河认为，仅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生态危机的唯一原因，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搞的现代化也导致了同样的问题”^[15]3。因此，他也主张把现代性视为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但是，王治河批判现代性的路径与柯布和克莱顿稍有不同：柯布更加注重从现代经济理论和现代经济方式的角度展开批判，而王治河更加注重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具体来看，王治河认为，现代性的弊端主要体现为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把自然视为工具和奴隶，只有被征服和被剥削的命运。第二，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由于抛弃了传统，……很容易把某种世俗的东西当做终极关怀的东西来顶礼膜拜，科学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在今日的广泛流行与极度蔓延，就是一个明证。”^[15]14第三，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迷信科学，急功近利，“排斥、打压认识世界的其他方式”^[15]15。第四，对理性的过分迷信。然而，理性具有“霸道、排他和不宽容”、急功近利等缺陷。第五，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把自由观建立在个人主义世界观之上，“对自由的理解总体上是抽象的，单向度的，片面的”^[15]20。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定，资本主义“以穷人变得更贫穷为代价来帮助富人变得更富有”^[1]191，“资本主义已经无法通过改革得以挽救”^[1]1。因此，“我们更青睐于另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哲学层面都实质性地关注到了共同福祉”^[1]191。克莱顿、柯布和王治河等学者，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有机社会主义、建立健康的共同体、建设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替代生态灾难和资本主义的方案。

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并极力推崇中国因素，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有机马克思主义存在许多致命的缺陷。它既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作为生态灾难和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尽管如此，我们应辩证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吸取其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相互支撑、联系和渗透的基本原理构成的一个整体。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融通“中”“西”“马”哲学，也引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深究下去，有机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三个“硬伤”：

第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立场，具有妥协性。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过程哲学和物理学的新发展，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认为历史发展无章可循。“历史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无限开放的。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或无所不包的体系能够捕捉到文明变化的复杂性。”^[1]71他们还特别强调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甚至主张在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中，“不把任何一个维度视为起决定性作用的”^[1]74。这些观点都严重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具有软弱性。克莱顿等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批判和揭示，回避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关键问题，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也未能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绝对地区分私有和公有会妨碍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融入其公共机构，也会阻止其对公共舆论的丰富和引导。……整个社会也将会从一个健康的私人领域和合理的私人所有制中受益。”^[1]256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形成明显反差，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16]。

第三，有机马克思主义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空想性。有机马克思主义谴责、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不公，并主张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界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共同福祉，但是，他们提出的对富人阶级以及跨国公司进行限制和监管，教育民众树立共同体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等措施根本不切实际，具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当人们从一言一行上真正把自己融入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共同体时，即当人们组成社会共同体，从内心信仰和实际行动上为其共同福祉服务时，反而会获得更大的利益。”^[1]53-54这与马克思主义谋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每个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革命理想相去甚远。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确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这体现在有中国学者的参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赞赏、关注与期待。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不了解中国具体国情，更未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实现理论的提炼和升华，从而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指导。有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至少有如下三个理由：

第一，有机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优秀文化。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论述，中国优秀文化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三个主要内容，以儒、释、道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只是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和源泉，并不能代表优秀文化的全部，事实上，有机马克思主义重视的是鸡犬之声相闻的农耕文明。

第二，有机马克思主义错误解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理论上甚至是个别词句和部分现象上的相通之处，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特别是忽视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等深层次的因素。虽然克莱顿声称“中国传统无论新旧，用后现代术语进行重构，应用到当前的全球化形势下，能够提供最好的指导框架”^{[1]中译本序，8}，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陶醉，而应更为理性客观地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第三，有机马克思主义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既不根源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也不能适应中国所面临的时代特点和要求，他们只是根据需要进行理论“嫁接”，因此，不可能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克莱顿就曾指出：“我们这里要特别声明：本书的作者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是‘中国观察家’，不是熟知中国内部事务的中国公民。……我们的任务是在后现代语境下重建马克思主义。”^[1]11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7]资本主义终将被替代，生态灾难也必将被战胜。但是，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解决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世界危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没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无法作为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替代选择。从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来讲，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才能最终代替资本主义。从各个国家具体的实现路径来讲，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讲，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才能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从中吸收和借鉴有益的东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18]不管有机马克思主义多么肯定中国成就，推崇中国因素，我们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只能把它视为“一种正在生成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学派”^[19]，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具体来讲，我们既要吸收、借鉴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有益因素，又要批判其错误观点。

一方面，要反对、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体现在很多具体方面，最严重的莫过于以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来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以自然唯物主义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从整体上来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立场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进行审慎考察和深入分析批判”^[20]。在具体观点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甚至错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固守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吸收时代精华、解决时代难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动摇，来反对和驳斥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指责，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另一方面，要吸收、借鉴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有益因素。从理论上来讲，有机马克思主义借鉴了西方有机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中西理论的合理因素；从实践上来讲，有机马克思主义关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传播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中国文化。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有利于我们广泛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及时分析、发现、反思和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秉持开放的胸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动摇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剔除其思想的糟粕，吸纳其理论的精华，为我国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益思想资源和某些启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