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程正谊集》卷10《播州用兵大略》的记载，在总督李化龙抵达成都城莅任之际，时任四川左布政使的程正谊曾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六月初旬之某日入见上级李化龙，两人进行了一场重要的历史性的谈话。李化龙对讨伐播州叛乱时会涉及到的诸多问题比较忧虑，而熟悉四川政情的程正谊对此都给出了比较满意的应对之策，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此次重要对话，被李化龙赞誉为堪称再现了三国时著名谋臣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隆中对”，对他成功地讨平叛乱的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258-262。

首先，李化龙在应该招抚还是征剿杨应龙的总原则上有些举棋不定。李化龙问：“讨播之事何如？”程正谊答：“奉旨进剿，更难别议。”^[3]258-262李化龙有所顾虑，打算效法前任总督邢玠招抚杨应龙的老办法。他说：“剿而胜，不如抚而安。”程正谊却“以为不可”^[3]281-285。由于杨应龙日益走向叛乱，屡次战胜明军，桀骜难驯，杀伤明朝官兵太多，势成骑虎。故而程正谊坚决地主张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宜对杨应龙再行招抚之策，必须奉行军事镇压的办法。他认为新任总督李化龙不该再沿袭过去总督邢玠的招抚之法，否则还是会“以就抚为了局，而养虎遗患，益长其骄”^[3]281-285。

其次，李化龙对征播时的筹兵和筹饷问题比较犯愁。李化龙问：“兵饷安在？”程正谊答：“庙堂更置衙门，且又选择台下，正为处兵饷耳。圣上厪西顾忧，食不下咽。台臺“台臺”二字疑为“台下”二字，本文中的多处“台臺”用法，皆尊重点校者之原文，姑且不妄自更正。具一疏，请发南北诸省兵，无不允者。数十万之众，刻日可齐，何患无兵？兵饷不敷，当于楚、蜀来年赋额之内，每省量加二十万。其余江浙、闽、广、山东、河南、凤阳等处，查照嘉靖三十六年三殿采木事例，每处协济银十数万两。但须台臺一疏，请旨而行。将来百余万金，一年皆可到蜀。又太仆寺马价银两，亦可请发十万。何患无饷？”^[3]258-262程正谊非常具体地给出了征播时总督李化龙如何迅速地增兵和筹饷的处置办法，即通过向中央朝廷申请调集外省精兵、临时加派四川及湖广赋税、请外省协济、请太仆寺马价银等办法，可以有效地解决筹兵和筹饷的问题。李化龙又问：“即今燃眉之急，何以处之？”程正谊答：“台臺但决策行事，接济本司任之。”李化龙再问：“司中余蓄几何？”程正谊答：“尚存六十余万。”李化龙大喜地说：“吾复何忧！”^[3]258-262当时若要立即开展军事征播的准备工作，若是四川地方府库当时没有大量的财政积蓄，就会给李化龙的早日平叛播州计划带来久拖不决的麻烦。而程正谊之前数年在四川左布政使任上的财政整顿工作颇见成效，已经积余了60余万两白银，便解了李化龙所担心财力不足的燃眉之急。有饷自然不难调兵和募兵，各种后勤物资也容易迅速地添置。

再者，李化龙在对筹兵和筹饷问题的顾虑打消之后，还对如何在具体的用兵战胜号称尚武的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上缺少信心。他说：“蜀偏方，欲集而无兵，已集而无饷。况贼诈而穴险，谋不臧而取败。某不足惜，公固不免耳！”^[3]281-285程正谊为了打消李化龙的顾虑，热心地开陈进言，出所作《土司图说》，“示以用正用奇之法，调度精详，议论刚决”。《土司图说》一书，也名《西蜀土夷考》。该书在李化龙上任之前便已问世，是程正谊为了征讨杨应龙而特意费心著成的。他“逆知土官(即杨应龙等叛乱土司)有乱萌，乃遍访诸路险隘，为之图，图丽以说。举全蜀边徼，睹若指掌，名曰《西蜀土夷考》，盖欲令当事防于未然也”！^[3]281-285《程正谊集》卷9第237-252页中今天尚幸运地保留了《西蜀土夷考》一书中除图之外的全部原文，包括《四川土司总图说》和《播州宣慰司图说》等内容。他曾作按语说：“此《图说》成于万历戊戌年十二月，兴兵剿播在万历己亥年六月。至次年庚子六月，播灭。”其中，《四川土司总图说》提到当时的四川军事形势：“近黎州、播州之兵，并时而起。……而西蜀固多忧多虞之地，非承平无事之邦，较然明矣！所资以保固封疆，震詟番虏，阴夺其跳梁之气，则阳催其狂逞之锋者，非兵威乎？而蜀中之武备单虚，则于诸省为最。所以然者，增兵必增饷。民力既已不胜，众口又复难调。以故因循迄今，遂成积弱之势。盖西蜀土司目中无官兵久矣，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可不为之一更张乎？马湖、播州之事，可不为之一深创乎？”^[3]237-252他在《播州宣慰司图说》中正确地分析了明朝与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力量对比。他认为“应龙之得免于死，幸也”，杨应龙只不过是“釜中鱼”。只要明朝中央下定决心大举征伐，“圣天子赫然震怒，命将兴师，大集三省之兵，猛将谋臣星聚云合”，结果就是“垂千钧于鸟卵”。至于进军播州的路线，程正谊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案，他说：“当其时，蜀兵挑劲卒数千，从松坎取间道入，当其前锋。戒勿轻动，以候诸兵之合。又以一裨将督兵，屯清溪河为应援。楚兵取道偏桥，从东入。黔兵取道黄平，从南入。而又预定其合攻之期，申严失律之戒。彼兵当吾前，则击其后。当吾左，则击其右。使之东西不能相顾，南北不能相守，仓皇狼狈，势必退保海龙囤。夫囤无半年之蓄，吾以重兵困之，鲜不擒矣！”程正谊还分析了川、贵大土司及播州所属小土司与杨应龙的矛盾，有助于明朝促成播州的灭亡。他指出：“又况安、奢二氏与酋恩仇相半，五司、七姓与酋结怨已深，我移檄令彼擒酋，又悬之厚赏，必且奋勇夹击，以快夙怨。我师可无亡矢遗簇，而成扫荡之功者！”^[3]237-252李化龙阅毕程正谊的《西蜀土夷考》，又当面听完程正谊进军播州杨应龙的打算，心中大大地增加了迅速平叛的把握。言谈至此，李化龙对征讨播州的诸多忧虑已经基本打消，他跃然喜曰：“不谓今日得遇卧龙？何相见晚也！”^[3]281-285

李化龙高兴至极，竟然把程正谊比作三国时的诸葛亮。在这次重要的面商定策之后，李化龙专意平叛。在此之后，二人的交往非常密切。史载：“由是无巨细，(李化龙)悉先生(程正谊)是咨！”^[3]281-285

在李化龙向程正谊所咨询的诸多讨播事宜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播州的善后问题。程正谊在离任之际，建议李化龙在平杨应龙后当坚决地改土为流，作为播州善后的总方针。在明朝大军听候分布即将总攻杨应龙的前夕，程正谊却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十月升顺天府尹。得报后，于十一月将行。史载：“李公怏怏失所恃，濒行求善后之策，先生备为指授。”^[3]281-285

程正谊入辞李化龙，李化龙赶紧问计：“驾行不得再回，兵事吃紧处，更惠一言。”程正谊对答：“西蜀幕府向来无兵，节年盗起边疆，束手无策，不得已用土兵平之。功成后，则以其地酬土司之用兵者。蜀中已事皆然，习为故套。今播亡在即，安疆臣阳浮孝顺，阴怀吞噬播土之心。疆臣与蜀中武弁向多结纳，播亡之日，必有为之游说于台臺者，其言切不可从。水西蚕食诸夷，黔中已不能制。今若复有播土，譬养之蛊者，一蛊食尽百虫，其蛊乃大，杀人无可疗者。台臺以韩、范之才，运筹帷幄。中原豪杰之士，毕集辕门。真所谓‘师武臣力’，以收剪播之功。于水西狡酋何与？何可以播地饱之，使成大蛊，为朝廷他日患乎？善后之事，必须改土为流。为国家辟地千里，使西南之民得见天日，乃台臺不世之功也！”李化龙听后说：“领教！”两人对话后，程正谊即解任东归赴京^[3]258-262。

由于贵州的水西土司宣慰使安疆臣一直觊觎播州土司的领地，且在明朝对付播州时持骑墙态度，故而程正谊主张在平定播州土司叛乱之后，当坚决地改土为流，以便实现明朝中央利益的最大化。他认为不该沿袭故套，将播州的土地过多地赏赐分割给水西土司，这样会造成安氏势力的尾大不掉。

程正谊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后来在明朝的天启年间，西南地区爆发了“奢安之乱”。安氏土司虽然没有全部吞并播州土司的故土，尚且叛乱声势如此浩大。若是万历后期平播后不行改土为流，则安氏土司更是难以控制，极不利于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秩序稳定。

在李化龙坚定态度以军事办法讨伐播州后，程正谊便积极地协助李化龙投入到紧张的征播准备工作之中，为此忙碌了数月之久。在诸多的后勤工作中，他主要是协助李化龙檄发库银、缮城设备、调兵募兵、买马制器及选将用人等事务，同时不断地向李化龙及其他同僚商讨进军播州的战略战术问题。

正当程正谊协助李化龙为平定播州叛乱忙碌准备时，綦江县城被杨应龙攻破，形势更为紧迫。李化龙一面奏请它项事宜，一面移檄浙江、山东、陕西、宁夏等处速调南北精兵。当时调用到的武将中，则陈璘、吴广、刘綎、万鏊、周国柱以总兵至。监军、督饷的文官中，则谢诏、张栋、史旌贤以参政、副使至。文武官员皆陆续莅事。调发则陈璘以广东兵，吴广以福建兵，周国柱以宁夏兵，刘綎以朝鲜回兵，赵贤辅以山东兵，封建以浙江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前后入境，报司领饷^[3]258-262。

在武将人选上，值得一提的就是程正谊转变了对素称勇猛的总兵刘綎的态度，向李化龙强烈地建议此人可选用为大将。当万历初年罗雄州用兵之时，程正谊曾与刘綎共事，对刘綎之贪墨劣迹比较不满。他曾提到：“时刘綎亦在军中，自知被论待罪，即得贼不居首功，捣巢时专务搜刮金银。”^[3]262-268故而当征播开始时，明廷调用刘綎为将，程正谊比较反对。他曾对人说：“总兵刘綎兵一万一千有零，回川防守，此事甚难处。彼既奉旨，必不肯散。不散，则岁费饷银十二三万，从何措处？且此兵尽是土兵，以之御倭则可，以之御播则不可。何也？彼同为土司，当无事则有辅车相依之势，及有事则有狐兔相悲之情。故以土兵御土司，以土兵攻土司，皆止虚声，无益胜负。彼其心阳顺阴逆，不倒戈者幸耳！而此一万一千之兵，将焉用之？不知当事者何故为题此本？彼一出山海关，势必移文索饷。不与，则彼有词，而且暗鼓其部兵出不逊之语。与之，则生辈地方官皆坠彼计中。仰祈台臺加之意焉！”^[3]181-182但是当刘綎到重庆布防后，程正谊与他见面，却对刘綎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认为刘綎不当被更易。他在给李化龙的书信《与李霖寰制府书》中写道：“某与总兵刘綎相会见，其卑损谦抑与往日不同，骄悍难使之气已消磨尽矣！细察其精神意气，实肯奋励任难，矢志灭贼，非悠悠图侥幸者。而于卫署中开局制器，某往亲为试验。百子、鸟嘴、筅枪、藤盔之类，一一精利倍常，与某向所督造更为得法。彼家丁数千，器械似无待于官制矣！迤东一路，人心皆已翕然归之。两师分方之事，某亦密商之各道，皆合曰：‘川东不可无此人’。若监军张大参，则确然以为不可易。昨张大参差人于綦江赶水地方，擒得酋腹心细作四人。某往拜各道，偶在会审中，其中一人言：‘内地兵数多寡，进兵迟早，彼中皆不得闻。止闻总兵刘爷来，远近动摇等语’。又府县各官及通城士夫皆言：‘刘总兵大为贼中所惮，其人心已大动摇，川东一路必不可无此将。云云。’职观事势、人情如此，似当因而用之，以不更为得策矣！目下机宜，此为第一着数，台臺宜速裁定，使将兵有定志，以预精其攻取之谋。”^[3]188-189此后，程正谊在给人书信中提到刘綎时，已用“刘将军”“刘省吾”之类的亲切语言^[3]202-203。程正谊对李化龙当重用刘綎征播的极力推荐，对坚定李化龙对刘綎的任用为将，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后来，刘綎不负众望，多次击败杨应龙的主力精兵，牵制了杨应龙对其它路明军的攻击，加速了明朝征播的胜利。

在初次见面上呈包含《播州宣慰司图说》在内的《西蜀土夷考》中涉及攻打杨应龙的战略战术之外，程正谊对李化龙及同僚征播用兵的办法还不断地给予补充建议。《程正谊集》卷6《与李霖寰制府书(一)》记：“某自谒辞后，于二十三日早解缆南行。因滩陡水干，沿途涩滞，至本月初六日方抵渝城。窃见泸合而下、涪渝而上，营垒星列，号令霜严。两路将士之心，皆有先登之志。若本部移镇而东，气质更当百倍。今奏浙诸省之兵已渐集矣，正、二月之间，楚、黔势合，便可定期举事。令三省齐驱而进，三省大将各当孔道，厚集其阵，阳示必战之形，以牵制其重兵，使不能复顾巢穴。而吾以轻锐敢死之士各数千人，由间道疾入，以捣其虚，此必克之势也。但捣巢合攻，旌旗、衣甲、号色三者必相同，或夤夜劫营，妆涂面目，颜色必先约定，以便彼此认识，此亦万全之算耳。大都赏格一悬，势必中溃。兵不血刃，而收功俄顷之间者，事机已至七分。某当于春夏之交，听台臺奏凯庙堂耳！”^[3]187-188此信看来是程正谊离开成都后赴北京途中经过重庆时写给李化龙的，他已经离任却还关心总督征播的进程，强调各种注意事项，积极地协助李化龙。

《程正谊集》卷6《与张还朴大参书》记：“使来捧翰教，知翁台审势料敌之明，已如烛照而计数矣。贼所赖九股苗，勇悍当锋者多不过三万。吾兵合三省，三倍之，则可称全力。其余应援犄角，以壮声势，再得五六万足矣。大都川中十万，楚、黔兵各六七万，此亦势所必须，将来力亦可办。但察之目下事势，犹似草草。一则大将未定，二则骁勇偏裨不多，三则秦浙之兵营伍未齐而数亦少。观此气势，似犹得一二月方可冀凑合耳。此事譬之采生折割者，魂魄形骸皆取之他人之身，凑合而成人。欲其神形贯串，血脉流通，夺化工而作祸福，原非假之时日不能也。此事但期于成，不拘迟早。总之，有制台与门下在，不肖某无所虑也。”^[3]189此信虽非写给李化龙，但是反映了程正谊与监军张栋共同商议当重视集合重兵、选定大将等事，不要急于出击。要假以时日，自然水到渠成，增加成功平叛的把握。

卷6《与准台赵使君书》记：“杨酋之所深忌，在蜀不在黔。而其积虑矢心，思挫官兵锋锐，以图自存者，亦在蜀不在黔也。但欲并力于蜀，恐黔议其后，故先尽黔之精锐，使无南顾之忧，而后图蜀。今蜀中备御，诚不可不加严矣。”^[3]180-181卷7《与徐韦庵书(三)》记：“使来，承翰教知，酋向南川之意已真。其矢心积虑，欲折刘将军之锋，以图大逞，此必不可使得志也。”^[3]202-203这里又是对人嘱咐明朝备御杨应龙时应当严加防范，尤其是不可使杨应龙打败总兵刘綎而挫明军的锐气。

程正谊之前数年在理财积蓄上的整顿颇见成效，确实为李化龙之征播用兵时的财物支出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明神宗实录》记，万历二十三年(1595) 九月，明廷升山东右布政使程正谊为四川左布政使^{[2]卷289，万历二十三年九月癸未}。至万历二十七年十月，方升他为顺天府尹^{[2]卷340，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己卯}。程正谊曾自言：“万历乙未秋，余以山东右辖徙左使于蜀中，……十二月，……丙子，入会城莅任。此时藩司中纪法荒唐，政务废弛。余至励精振刷，痛惩玩愒之风。十月后，禁止令行，衙门始饬。至丁酉岁，余帑中稍有羡金”^[3]78-82。

当然，程正谊的理财取得显著效果并非易事。他曾说：“不肖某去岁入蜀，原非本心。再来不值半文，实怀内愧。惟是为先人一命之荣，不暇顾轻身之辱，为亲而屈，亦自安之。岂料今日欲退而不能乎？相知去尽，时事大更。司中止某一人，百责攸萃，艰苦拮据之状难以尽言，几欲拂衣而行。库藏无可托者，启口陈乞，辄以规避为词。欲不发狂疾，其可得乎？”^[3]205-206可见若非程正谊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 十二月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 间的“励精振刷”、“痛惩玩愒”，也许就很难有上文所言李化龙在征播前夕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 六月初时问到四川布政司“余蓄几何时”的“尚存六十余万”的良好开局了。程正谊之理财整顿工作，为李化龙征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程正谊在离任之际还有坚却官场陋规之事，体现了他的美德。史载：“蜀帑故丰，又因军事征发，羡余累数万，先生一无所染。群下曰：‘此公橐中金，留以资后来之壑，彼固不以为惠也！’先生曰：‘古人有言，子孙多财，贤与愚皆有损。吾将贻此以备兵荒，其它非吾知也！’”^[3]281-285《浙江通志》对此事的评价是夸他“毅然拒之”^{[5]卷161《永康县志》}，力赞他为“正色却之”^[3]285。由此可见，程正谊为了讨播的顺利，还廉洁自守，将当时官场的“羡余”，“贻此以备兵荒”。而非贪于个人的享乐，时刻为明朝着想，有一颗为公之心，这对李化龙的征播不无裨益。

可惜运筹帷幄的幕后大功臣四川左布政使程正谊的离任，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 十一月，他未能在四川亲自见证播州叛乱的平定。史载：“越二月，军士糗粗毕具，方议进师，而公(程正谊)迁大京兆矣！”^[3]281-285

数月后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 春二月，总督李化龙命明朝大军分路并进，征讨叛乱的播州宣慰使杨应龙。杨应龙设险抗拒，明军皆殊死战斗，形成泰山压卵之势。至当年六月，明军攻破杨应龙的最后据点海龙屯。播平，总督李化龙向明神宗建议实行改土为流的善后之策^[3]258-262。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 四月丙申日，明神宗正式命分播地为二郡。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军民府，属黔者曰平越军民府。遵义领州一，曰真安。县四，曰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平越领州一，曰黄平。县四，曰湄潭、余庆、瓮安、安化^{[2]卷358，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丙申条}。

虽然程正谊未能全程地参与完李化龙所发动的征播战争，但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轻视。因此，史载：“后奏凯，李公推先生首功，以为运筹决算，皆程某力，而己第受成劳！”^[3]281-285

然而为总督李化龙平播出力如此之多的程正谊却因四川所解进的贡扇不合明神宗的心意，遭到了被降官的不公平处罚。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 七月，吏科左给事中许子伟奏言：“蜀扇不足介怀”，申救四川先任布政使程正谊等官员^{[2]卷349，万历二十八年七月丁卯}。神宗却“以进到扇柄粗糙不合原式，经管官员令查明，各降一级”。于是，吏部拟降调布政司理问赵嘉宾为贵州镇远府经历、成都府经历郑汝清为湖广宣抚司经历，未归罪于前任四川左布政使程正谊。但是神宗对此处罚意见不满，下旨说：‘赵嘉宾等令各降二级，极边方用。布政司官验解漫不经心，亦各降一级调用’。这样就把程正谊等更多人一起加以处罚了。吏部官员“因备查先任布政使程正谊，未验解之前已经升任，拟降调”。神宗认为先任布政使程正谊既系经造之官，当降一级用。随后，吏部拟降程正谊为广西左参政。然而疏入后，神宗“怒各官申救正谊，令降三级调用”^{[2]卷350，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辛未条}。

当时在贡扇事件上救解程正谊的，就有平定播州的大功臣总督李化龙。李化龙对程正谊在工作各方面上的大力支持，颇为认可。早在四川采办大木卓有成效时，李化龙在上疏中就曾荐扬程正谊之功，他在《二运大木劝惩疏》中说：“布政司左布政使程正谊博物卓矣，工师庇民，居然大厦。识足以程物土，故选择悉当，而巨细各献其长。明足以辨官材，故任使咸宜，而公私交相为利。已见万牛回首，行看八柱承天”。建议对程正谊“当特加荐扬，以备录用者也”^[4]卷2。

当程正谊因贡扇粗糙不合原式被罚治之时，李化龙积极地会同巡按四川监察御史崔景荣真诚救解。他在《乞宥程布政等疏》中说：“题为平播酬功宜渥，藩臣微罪可原，恳乞天恩宥过录功，以昭圣德以励臣工事，该臣会同巡按四川监察御史崔景荣。窃惟人臣随事以尽职，惟求免罪，何敢言功？然王者法天而不私，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此所以群工竞劝而天下莫不尊亲也。顷者，四川布政司贡扇粗糙不合原式，致干圣怒，罪及经管官员。既降理问赵嘉宾、经历郑汝清，又降右布政王道增、参议刘三才，又降原任左布政程正谊。夫该司职贡不堪，若以不敬责藩臣，则其罪自当降谪。臣等何敢妄为置喙？但臣等身在地方，目击扇事，不敢不陈其始末。而况当叙功之时，其罪又有可赎者，皇土试垂听焉。夫该司贡扇四万九千余柄，非一时所能造也。每年前十二月内，支发钱粮买办物料，责委专官管理。次年，鸠集工匠做造。一年至十一月内，方完。十二月内，解进。方其造作之时，委官二员，昼夜稽查，朝夕催督，自是专管责任。乃至漫不经心，粗糙违式，则赵嘉宾、郑汝清诚不得辞其罪矣。若程正谊虽有总理之责，但去年播事方殷，奉旨征剿。正谊职司钱谷，百责攸萃。诸凡折色如何凑办、本色加何运发、器具如何制造、官兵月粮行粮之多寡如何定拟，无一事不系创设，无一议不费苦心。人之精神能有几何？稽查扇柄，自不能如委官之专。是其所遇之时可悯，而其罪可原也……臣等方欲据实上陈以释圣怒，而会有平播之捷。三臣皆兵事效劳之人，臣等因查其功次。在程正谊殚心拮据，毕力应酬，寝食几忘，头须为白。凡军中兵食之费，皆先事布置之功，臣等不敢再言矣……夫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顷皇上见平播之捷，嘉将士之功，万里传闻，无不感泣。然溯厥成功，岂一手一足之力？方今告庙宣捷，论功行赏，大小文武莫不沾恩。而三臣效有勤劳，独不得与庆典之荣。在三臣，固不敢有所觊觎。第覆载之下，一物不遗。何可使劳臣有不被之泽耶？我皇上德迈帝王，即投珠抵璧，何所不能？而忍于兵马倥偬之时，重守臣无心之罪？我皇上明并日月，即蔀屋覆盆，何所不照？而忍于军功告成之日，弃三臣胼胝之劳？臣督抚一方，又受命剿播。在三臣，罪有可原，功有可录，皆宜亟为暴白而申雪者。若不详陈于皇上之前，则功罪不明，劝惩无据。无论臣职司谓何，抑何以磨砺任事之臣乎？伏望我皇上开天地之心，扩包荒之量，悯程正谊遭时不幸之苦，鉴王道增、刘三才原非造扇之人，并念其焦劳兵事，共成平播之功，将程正谊、刘三才复其原职，或仍将程正谊量加罚治……则皇恩浩荡，赏罚昭明。有罪者虽小必惩，有功者虽微必录。岂惟三臣感恩图报，天下臣民皆戴之如雨露，畏之如雷霆，争相劝戒于大公无我之世矣！缘系平播酬功宜渥，藩臣微罪可原，恳乞天恩，宥过录功，以昭圣德，以励臣工。事理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承差刘佐赍捧，谨题请旨。”^[4]卷4李化龙看来并没有忘记掉程正谊这位征播时的幕后大功臣，在替程正谊救解的奏文中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程正谊并非在贡扇上系因讨播而分散精力导致了疏忽，还别有一番为四川民众减负的隐情。史载：“初蜀中扇贡，岁有常额。己亥，钦降新式加造。先生以蜀方多事，而复以玩好之物重为民累，恐岁为例，因令有司勿为美好，冀幸免于岁额也。”^[3]281-285

遭到神宗的处罚后，程正谊在《陈情引罪恳宥僚官疏》中借讨播之事繁剧难办而苦口辩解。他上奏道：“惟是(万历)二十七年之间，西蜀多事。除大木、矿税外，又加播酋猖獗，地方阽危。一切缮城设备、筹饷募兵、买马制器，虽臣与各司道共理其事，而臣司繁据居多，晨夕焦劳，靡有宁晷，不能如往年亲到扇局时刻稽查，以致扇柄粗糙。”^[3]177-178但他本人的辩解却依然未能得到皇帝的谅解，丝毫不起作用。各官的救解不但没有见效，反而火上浇油，皇帝对程正谊出处罚得到了执行。如此结果，自然不通人情，以致于程正谊被迫致仕归家，“先生飘然归”^[3]281-285。

程正谊也曾多次自言为讨播一事他所费尽的心力。在《四川征采始议》中，他谈到处置征播之事与采办大木同时办理之难。他说：“播州叛逆于东南，鞑虏陆梁于西北，征兵转饷，所在驿骚。又闻三殿之木难采倍前，三殿之工部文将至。诸艰并临，百愁俱集。远近民情汹汹，弱者思逃窜以偷生，强者思跳梁以从乱。职等有地方之责，已不胜厝火积薪之忧！”^[3]218-219在《与徐南龙年兄书》中，他说：“况西蜀兵木繁兴，播虏交作。筹兵转饷，总属藩司。弟以孱弱之躯当此繁剧，真度日如年也！五载三巴，如石沉海，见知者虽有量移之意，如数奇何？非久且图挂冠，与翁丈寻盟于华水之上矣。”^[3]207

程正谊在协助总督李化龙征播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看来并非自吹自擂。不但李化龙在救解程正谊时亲口承认，而且在时人的其他记载中，也对他为平播之事立功颇多认可。时四川之同僚李维祯赞程正谊之讨播功曰：“播事之起也，郡县虚无备，民望风骇散。从政者新，未得要领，一一倚办公。公为募兵，为储饷，为市马，为缮器，近者浃旬，远者弥月。而事肃给，蜀恃以无恐，则莫不望公为御史中丞镇抚之。而以京尹迁，于格非殊异。”^[3]291-293沈季文曰：“今藩蜀五载于兹，迹其规恢，有远略。经以文，纬以武。赋维平，绩维理。纲用举，目用张。风裁肃凛，法令章严。当纷纭盘错之冲，每闲暇从容而办。故当今岳政，推公第一焉！是时播夷跳梁，三藩大震，司马李公总裁声讨，甫藉公专城，余力经济，劻勷于其中。旬月间不见骙马翟枝梧状，而军国大事赖以调停，公献靖之功最多。”^[3]293-294赵准曰：“川省苦采办，苦征榷，更苦播酋，此皆二三年以内事。不佞以谫劣肩此，寒暑两易，今幸获释于担负，而及于宽政也。则拜受明赐者，极宏且侈。试想去秋以前，蜀中事体是何景色？自执事者入境，整顿井井，议论侃侃。不佞始有所藉力而舒眉，以此思感，感可知矣！”^[3]295张璇在《题〈锦水仙舟〉》中夸程正谊的才干时曰：“况有甲兵满胸腹，座中丑虏已在目。辕门借箸妙前筹，屈指何难威草木？声绩雄飞宇宙间，北之斗柄东泰山。圣主旁求抠世轴，特重京畿内召还。西人辐辏攀车辙，荞憩留公意凄切。”^[3]297万历二十七年(1599) 十月朔旦，史旌贤在所作《〈扆华堂集〉序》中也提及：“夷播遂有戎心，日仰给于藩帑。若司徒、司马、司空，身兼数器矣。不佞从旁头涔涔，而先生咄嗟应之。大者斧断，细者栉比。急者电骤，缓者烛照。悉片言而办，条理森然。堂皇临群吏，正色凛凛，厘剔弊蠹，城社不锄而灭。……盖其人方严端亮，磊落不群，而才优繁剧，世罕比者!”^[3]1-2《大京兆程公居左先生传》之作者史敬赞程正谊之功德曰：“世之崇厚者寡挥霍，务矜尚者鲜圆通。先生以天纵之资，成于家学之素，故才堪御变，守足廉顽。而又安详和协，化雨春风，以视夫空谈理学猎取功名者，相去不啻霄壤哉！播州辟土之谟，有若功而无其报。贡箑厉民之虑，深乎国而蒙其辜。天下负先生，先生不愧学问矣！”^[3]281-285

明朝中央最终也还了程正谊一个公道，约在二十年后对他大力协助李化龙征讨播州之功给予了认定。《程正谊集》之附录一中有《顺天府府尹赠通议大夫程正谊诰命》，其中提及：“尔原任顺天府府尹程正谊，……藩臬践更，勋劳聿著。……寻以决策运筹，蜀播鲸鲵一洗！”^[3]274-275此乃天启元年(1621) 九月二十九日明廷追赠给程正谊的诰命，也算是一份给这位已经离世的“卧龙”迟来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