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内外交困。蒙藏等处边陲，危机日甚。光绪后，俄方对各蒙古地区侵渗不仅未结束，相反却盘根错节。俄方乘“崇约”之机加紧染指西北蒙古，导致科布多等处“沃壤之区，任听俄人挑割”^{[1]卷30，p556}。光绪九年(1883) 俄方又利用改订伊犁条约、酌定新界机会，将科布多所属齐桑淖尔东南一带地方及塔尔巴哈台界内之赛里鄂拉以西各卡伦一并侵占，导致俄方占去科布多十分之大半^{[1]卷156，p2528}。光绪十四年(1888) 乌里雅苏台将军又奏俄人在中国蒙古境内偷挖金砂，开辟荒地，耕种建房。俄人得寸进尺，竟至沙宾达巴罕迤东霍尼达巴罕迆西等处河岸附近任意偷挖金沙，总数达四十五处。又在乌梁海属乌克多伦两河岸地方开垦地亩，在乌梁海所属萨拉塔木等十五处建造房屋，“南入俄境至数百里之多”。

甲午战后各蒙古危机进一步增强。俄方积极南侵，将侵略触角伸向东三省，力图将长城以北地区变成其势力范围。庚子之败后俄方又抓紧机会对蒙边进行经济殖民，^{[1]卷78，p1406}至光绪二十年(1903) 俄方在库伦等处商行已增至15家^[2]425。同时，俄方商人又开始掠取蒙古地区的茶叶贸易^{[3]卷281，光绪十六年二月辛未条}至二十世纪初，俄方从中国境内输往西北利亚及欧俄的茶叶约计74 000万俄磅，输到蒙古者约计900万俄磅。1892-1901年十年间，俄方每年由华输俄的茶叶平均约值10 177 000关两^[2]423-424。庚子后，俄方又加速对中国传统藩部蒙古地区实施金融殖民。如早在1897年，俄国金融家就与华俄银行合作，组织银团资本500 000卢布，欲开发蒙古地区矿产。至1900年该银团改组，设立了一个合股开矿的蒙古公司，意欲开采外蒙古图车二盟金矿，资本达180万卢布^[2]424。1903年西伯利亚铁路正式通车后，俄方更藉此控制了北部中国金融，“道胜银行支店依次第分设于伊塔喀城，于是卢布美帖盈溢阛阓，市民交易，非俄票不行，中国钱币寻废不用。”“彼贵如珠玉，而我贱如粪土，易中之权渐转移于外人之手”^{[4]交涉五，p5-7}。

此等殖民扩张行为对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影响甚大，如光绪二十八年，连顺就奏俄方在乌梁海等处肆意推行商业殖民，导致蒙边极度空虚：“乌梁海向风沐化几二百年，直与喀尔喀蒙古无异，我国商民仍守旧规，不敢违禁潜往贸易。至俄商之在乌梁海贸易者，不计其数，建盖房屋，常年居住，每年收买鹿茸、狐、狼、水獭、猞猁狲、貂皮、灰鼠，为款甚巨，致乌梁海来乌城呈交贡皮时，竟至无货可以贸易。”^{[5]14517-14518}光绪二十九年库伦办事大臣又奏称：“库伦地方过去内地商民运茶货等项来此贸易，近因俄商日渐增多，利已外溢，间有思歇业者，否亦萧条，多无起色。”^[6]俄方的殖民侵略直接导致阿尔泰等西北各边，“自乌城以迄新疆，俄货充斥，狡不完税，折算居奇，以故财用暗消，漏卮难实。”“俄人偏袒彼族，习惯竟成，”“凡我边氓，常遭屈抑”，“种种狡赖，实难枚举。”^[7]至此，俄人出入蒙古可谓畅通无阻，“山川厄塞，早已形若户闼，货返往还，已成常态”^{[1]卷65，p1175}。

晚清以降英俄等积极侵渗蒙藏等边陲地区，导致这些地区危机日增。为警醒国人，鞭策清政府提出有效对策，清末公共舆论界藉公共舆论为利器，及时对此做了大量报道。涉及内容主要如下：

甲午战争后，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之开通，俄方对中国蒙古各部经济侵略大大加强。此际各界媒传对此纷纷报道，以便引起国人重视。如1897年《萃报》引《俄国报》文章就称，“缘西伯利亚铁路行将告竣，不惟该处商人大见起色，即过路行商亦必与旧不同。”^[8]日俄战争后，西北蒙古所遭侵渗较前更甚，各报界又纷纷加以报道。如1907年第2卷第21期《外交报》称，1902年间，俄方在库伦一带定居的俄人已达三百五十人，与1897年相比，已增加了三倍半^[9]。同年第7卷第29期《外交报》又称：吐伊东道敷设后，俄商经西伯利亚西部入蒙古道途梗塞状况大为改观，俄货运蒙始获便利。库伦一隅俄商行肆骤增，由1900年的6户，增至18户；俄方又遍设骆驼小队，运载货物与蒙地家畜毛皮各原料交易，导致俄方入蒙古内地者大盛。俄方“此等商队”逐渐“深入蒙古之东部喀尔喀”部，俄商更“挟其雄心，欲征服蒙古西部之市场”，欲将“蒙古原料”“运入西伯利亚之市”，导致“西伯利亚之市场日新月异”^[10]。

同年七月间，《东方杂志》报道亦称：“自西伯利亚铁道之成，”“西北一面，则东起库伦，西讫伊犁，各城巨镇，无虑数十，而皆恃俄商为转运之枢。洋货充斥市肆，时价之廉，且倍蓰于晋豫秦陇，是悉从俄境输入者也。吾国商民犹忽不加察，任外力之内侵，而毫不谋所以抵御者，岂不谬哉”^[11]120。宣统元年(1909)《国风报》又称，俄商支士哥辅、孔拉焦辅等与有名精通蒙古内情之士罗大佐在蒙古新设交换贸易所^[12]。宣统二年二月，《申报》亦称：“闻俄商某曾向满洲里驿之自治会提议创办蒙俄货品交换贸易所，请喇嘛僧中之高尚者为之管理长，并于喇嘛寺院之四面，创建陈列馆，陈列俄货，其目的在于利用宗教，以招徕蒙人，交换货品，而推广商权也。”^[13]同年11月15日《民报》报道更为详细：“迩来俄人经营蒙古商务不遗余力，交易亦日见兴旺。近有俄旧京莫斯科织造商团代表岑得利广诺瓦洛甫等与著名俄茶商赤斯加国夫会商，议定自行出资在中俄蒙界口之满洲里车站建设蒙商居留厂一所，仿照中国北京之万億厂局式，以便蒙商到此侨寓，厂中附设广大之货厂，并另建大牛店一所，以为蒙商运货贩牛存牧之地。俄京东清铁路总董局特准哈尔滨东清铁路公司在该站附近租界以内，为酌拨平方两千八百丈之地段，内中一千四百方丈为建造蒙商居留厂及货厂之用，五年内不取租价，并饬特建蒙古庙一所，其余半地段为修造牛店，并饮牲场之用，每年只取租价俄洋一百元。”^[14]0289此等报道正在于警醒国人，俄方商务殖民之增强。

当俄方掠夺库伦金矿后，公共舆论对中方丧失矿权、商利严重外流等危机也做了及时报道。如宣统二年(1910)《申报》发表《论蒙古之危状》一文就称：库伦金矿由俄商承办后，俄方获利极巨，中方获利细微。即以宣统元年为例，俄方获金砂“三万有奇”，“我之所得者只五千两有零耳，而办事大臣则已感佩不尽，如获大利。设使我能自行开采，则此三万有奇者，不全为我之所有乎？”该报认为，“循是以往，我国之金砂可令外人岁得数百万以去，我稍稍得其余粒，则已沾沾自喜，而不知大利之日流于外不止数十百倍也。”^[15]

宣统二年间《申报》又及时报道了蒙部与俄人私订矿约事，文章称：“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于初五日致电外务部，‘顷准电复敬悉，所有饬嘱就近派员秘密侦查私订矿约质证一节，当即密派精干人员四出侦查”，“拟请仍由贵部先行照会俄使援约声明，此项矿约，作为无效。”^[16]

清朝末年，俄方不仅在外蒙驻扎重兵，通过电报教育等方式渗透蒙古，还大规模地吸引外蒙古等处蒙人加入俄籍，受俄保护。对此，报界也及时加以披露。如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称，贝加尔州入俄籍者逾千人，乌里雅苏台、库伦两处达千七百余人，科布多、恰克图、葛顺三处共达二千余人，买卖城之人，所衣之服色尽与俄同，削发者几有十分之七八^[17]133。而同年《申报》发表文章又称：俄方在东北各蒙旗引诱蒙民，导致各旗蒙官商民人入彼籍者，“实繁有徒”，直接导致“沿边蒙人私入俄籍者日多”^[18]。

至清政权即将彻底崩溃之际，俄方对各蒙古之军事殖民更为惊人，《东方杂志》《申报》《民立报》等对此均有报道：“闻俄人之在内外蒙古经营者就今年四月间所调查，共约二万人，内乌里雅苏台一千四十七人，葛顺七百余人，科布多千五百八十余人，库伦所属合计二千八百余人，贝加尔州一带二千五百余人，买卖城地方四千人上下，伊犁一处合计七千余人。以上数目，皆俄人在该处有产业者，至于官兵及游历者尚不在内。”^[17]132如再加上屯驻之军人，服贾之队商，游历之旅人等，每年往来人数亦达五六万人^[19]。以上这些俄人似乎并非全属军人，不过稍后的其他报道却又做了大量补充。如宣统二年四月间《申报》就称：据相关人士调查，俄方在库伦驻兵人数较多，有旅团步兵四千五百名，骑兵三千名，工炮兵一千五百名，运粮兵一千名，医药兵一队，兵营八处。在葛顺驻兵五千名，乌里雅苏台驻兵达六千余名^[20]。又如宣统二年十一月间《民立报》报道亦称，自宣统二年六月至十月，俄方由西伯利亚运往库恰的军队就达四五万人^[21]0371；至宣统三年初俄方又借口马贼日多，向伊犁、库伦、绥远及各蒙边要地大量增运军队^[22]0779。

庚子后随着瓜分狂潮的兴起，中国边陲危机更为严峻。不仅体现为外敌入侵、染指加速，更体现为各藩部对清廷统治“脱离”倾向的增强。但清廷仍想依靠传统的治藩政策去应对这些危机，实际上却南辕北辙。针对清廷的“顽固不化”，公共舆论界及时作出批判，意欲唤醒清廷放弃传统治藩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危机。如光绪三十三年《东方杂志》有文章就称：“吾国之开边也，第以逞世主之雄心，而非为斯民之大计，故拓土愈广则帑藏愈虚。”^[11]121治理方略上弊端更大，“因其地不易其宜，明其教而不移其俗，中原腹地，仍沿明制，边圉新附，疆以戎索……蒙古、青海、新疆、卫藏亦皆留其故俗，等诸羁縻”。报界认为清廷本欲采“圣人之道，天下为公”之策治理各藩部，“期于长治而久安”；但最终却是“各王于其藩内之政治，各自行使治理各权”，终导致清末“蒙人只知有本土王，而不知有大清国”^[23]3。

更有甚者，此时期报界对清廷传统藩部政策所带来的严峻恶果也进行了严厉批判，即清廷对藩部因采取怀柔治藩政策而给某些殖民帝国留下口实，它们妄指蒙藏等藩部为属国，并借机企图吞并。报界及时指出了这一图谋。如光绪三十一年《外交报》引日本《外交时报》明治三十年(1897) 八月十日文章就称：“华廷命令，果能无小无大，悉行于蒙古乎？蒙古之四十八王，割据各所，各自行其政令，其民即以蒙王为已之君主，若不知有朝廷者，其于华人，亦以外国人视之，殆以中俄间自主之中立国自命，即自不命独立，亦若中国之保护国然。要之有自成一国之状。”^[24]13清末时人借助清廷《外交报》这一重要媒传对此评论进行报道披露，其目的不仅在于批驳日本方面的谰言，更在于警醒国人、朝廷，为防范外人觊觎，更应加快藩部改革。

针对英俄等殖民帝国大肆向蒙藏等边陲地区施行经济殖民，清末公共舆论界不仅对此进行了及时报道，而且还提出了诸多对策。这些对策不仅包括发展矿务、盐业、渔业等，还包括设立公司，建设商会、发展银行等。

如1908年《农工商报》就发表了《蒙古商业调查》一文，文称，“外蒙古”“每年所获者尚获银一千五百万两，其大宗为盐碱毛皮四项，盐与碱乃蒙古之天然产物，不需人力，实为内地所无。计全境内共有盐湖四处，碱湖十二处，任人取用，既多且洁，诚一大富源也。”“至毛货一宗均系运往俄美两国销售，每年出口者为数不赀，若能就地设立织毛制皮各厂，其挽回中国利权，当不啻倍蓰，可不念欤？”^[25]38-39又如发展藩部渔业，1908年《南洋商务报》就称“渔业为生利大宗，近来濒海各省切实讲求，获利颇厚。热河地处边鄙，渔泡多隶蒙旗，蒙古风气未开，又迷信喇嘛教，多谓鱼乃牛马魂，捕鱼之牧场必不利，于是无人过问。迄今数十百年弃利于地，殊为可惜。”^[26]3为此，报界建议积极利用此等资源。

又如设立商会，报界不仅对藩部商务不振的原因做了分析，而且对藩部地区设立商会寄以厚望。如1908年《东方杂志》刊文就称，藩部地区商务不发达就与“一些殷商大贾率皆不明团体，不知商战”密切相关，“一旦京张铁路修竣，该处商务必全归淘汰，蒙旗生计亦随之日益艰难”^[27]20。为此建议设立商会，发展商务。再如设立各类公司，报界也予以极大期望，并提出各自建议。《丽泽随笔》1910年第一卷第16期载文就建议清廷和负责藩部事务的主政者在藩部开设公司，“必须破格思想，大大做得一番，方有着落。若照国家文纲，堕入套中，各王公虽有其用心，亦是枉用”^[28]5。

宣统后，随着俄方对各蒙古地区金融控制之趋强，报界不仅及时加以披露，而且还提出设立银行的建议。如1911年《申报》就发表文章称：“闻俄工商部已决议在交接蒙地各边城设立商务研究所，专授蒙古语言，及蒙古情形，以便造就商务人才”；“并在蒙古中央设立银行，其余繁盛之区，均添设分行”。“俄国钞纸畅行各蒙古，实银多被兑空，商户架空，百货昂贵”^[19]。为此报界建议在库伦设立银行，进行抵制。

为抵制内外危机，晚清公共舆论界建议加速“开边智”。至清末，在预备立宪、推行新政大潮之际，公共舆论界开边智呼声更高，不仅想藉此开通风气、改善传统藩部部众生活艰难局面；更想藉此提高边疆地区部众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化除畛域，加强近代主权国家主体之认同。为此，报界等公共舆论亦摇旗呐喊，提出各自建议。如有报界认为，此前各蒙旗虽设有学堂，效果不佳，即使劝导蒙民子弟入学，后者却掉头就走。报界认为这固与蒙古风气未开有关，更与提倡无人相连。为此特建议“宜广贵胄学堂之额，招蒙藩子弟而入之，民见王公子弟以身作则，必且有感，斯应而起，其向学之心即使颛蒙之习已深，向学之情不动，而上既树之风声，劝导自易为力”^[15]。

移民实边是此阶段公共舆论大力鼓吹应对边部危机的一大方略，它不仅推动了清廷和时代精英尝试变藩部为行省，更为他们的改良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和宣传导向。如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发表了署名哈笑的《论移民实边之不可缓》文，文章不仅强调了移民实边的重要性，更强调了移民实边有可省筹边之费、可减内地人满食寡、可实边防三大利。文章还认为移民实边可以保农、商、矿三权，可以为将来改各藩部为行省提供先行条件^[11]119。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申报》又发表了《移民实边论》和《变通迁民实边办法之刍言》两文，前者要求在蒙古等地设立拓殖公司、警察，以巩固边陲，强调了移民与实边、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等重要意义，为改设藩部为行省提供了学理性支持^[29]3-4。后者则对各国殖民种类做了介绍，“有政治上之殖民，有军事上之殖民，有农业上之殖民，有经济上之殖民”。文章认为当前“我国移民实边之策，大率出政治上、军事上、农业上而来”，为非经济上。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第一，迁民实边之策，当以营业的主义行之，不当以政治的主义行之……第二，迁民实边之策，不特当引诱劳动者，又当引诱资本家”^[30]。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上又发表了《徙民实边私议》社说，强调在新疆、东三省已建行省后，“一无凭藉而迫于形势之棘不能不亟亟改建”的蒙古卫藏诸壤，更应该克服财政、人口不足诸问题，大力推行徙民实边，尽快改建行省^[31]4。

此际公共舆论界亦大力鼓吹将传统藩部地区改设行省建议，并将其视为应对传统藩部地区内外危机的重大举措。如早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时务汇报》上发表了《西藏置行省论》一文，建议西藏设巡抚，治所布达拉城，总理全藏事务^[32]3-4。尽管提出了此等建议，但该文也认为西藏马上建设行省，存在人口不足、土地贫瘠、经费无着等困难。基于此，文章认为，新疆得以保守，非端赖行省，而是军队，为此建议保守西藏当务之急应派知兵大员驻扎节制，而后徐图建省^[32]3-4。但日俄战后，随着西北边陲危机剧增，新闻舆论界马上改变方向，鼓吹改西藏为行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南方报》发表了《筹藏论》一文，建议将四川以西与西藏相邻处设为川西省，与四川分开，相互联络^[33]。1906年《新闻报》又发表了《拟改设西藏行省策》一文，建议在西藏建立行省，设立总督，卫中国之权^[34]。同时《西藏改省会论》则称“近来台湾、新疆缘琉球、缅甸为他国吞并，屏障迥非守在四夷之旧。”“西藏与滇蜀相邻，逼近五印度，有不得仍恃驻防者，不若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徐策富强，既可杜旁伺之心，复不至前功尽弃。”^{[35]第三帙，p96}而《西藏建行省议》亦称“查吉林、新疆、台湾近来俱改行省，西藏于英，势尤岌岌。”“考西藏辖城六十八营，治兵设碟巴，治民设堪布，治喇嘛虽受制于达赖，而总其成于两驻藏大臣。形格势禁，井井有条，酌建行省似亦甚易。”^[35]97光绪三十二年(1906) 二月十六日《时报》有文章建议改蒙古为行省。文章称：“俄人每经一次之挫败，则必更有一重之希望，不得于此，将逞于彼，”“扼之于东，则彼愈蓄念于西，今东三省之战，其终局之胜利，既不可期……其犹系一线一望于不绝者，仍不外此中国西北一隅耳。”于是“则东事毕而西事愈危，蒙部之与新疆必不能悻逃于俄国梦魂之外。”“今任事者于西藏于东三省之事，亦颇悔其失策，且甚欲得而改制行省矣。蒙古诸盟，事同一律。”“诚使改定行省，百度更新，广招农民，肆力垦辟，尽地力，教耕战，而谓边患必不可除，无是理也。是故蒙疆设省，利于国家，利于蒙藩，且利于汉民。所不利者，睨视眈眈之俄耳。”^[36]光绪三十四年《国粹学报》上又发表了陈去病的《漠南北建置行省议》一文，不仅强调了在漠南北加紧设立行省的紧迫性，而且提出设立漠南、漠北两行省计划，并对各行省官制设立作出了规划。如文称：“晚近以来，燕赵边外，东抵辽沈始渐开垦，规为郡县。然意在苟安，无大兴革，终未见其裨补也。允宜博综成宪，周览形势，举夫大漠南北，悉数囊括而隶司空之籍，更藩属之制，夷穹庐成城廓，增置军备，拓为行省。慎简重臣，威镇其地，移民耕种，以实边塞。夫如是，则国本固而敌亦知我之备。将北顾之忧，其稍纾乎？不然王庭以北，逼邻鲜卑。黄教式微，傍门畅启。安知罗刹之众，不即乘我懈，狡焉思逞，以来荡摇边疆。则专专斯土，且日多事……其说曰今若弃蒙吾可无言，否欲保蒙则必置省。”两行省规划如下：“宜急就内蒙古六盟二十五部四十八旗，自归化城察哈尔诸蒙地先置省一，曰漠南。俟规制略定，更就外蒙古四盟四部八十六旗并唐努乌梁海额鲁特诸蒙地随置省一，曰漠北。漠南卫中国为十八省之附庸，漠北固边防为新疆东三省之犄角。”该文对各行省官制做了具体设计，即“设总督巡抚各一，俾分驻两省，总督有宣威树德尽力屯垦之责，可兼行巡抚事，驻外蒙古漠北省，以饬军备；巡抚有巡方训俗，裁成化相之责，可专任绥辑事，驻内蒙古漠南省，以崇内治。”^[37]29-36

更有甚者，至清末最后几年，在立宪大潮推动下，公共舆论界亦有报刊大胆建议各民族平等、建设民主共和新政体。如1911年《民立报》刊文就称：“故欲挽救今日中国危亡之局，非改革今日之君主制度并将来之君主立宪制度，未获奏功也。……然而吾谓汉满蒙回藏各存种族之见，未能举国一致，尤为其一大原因也。夫使满人而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既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皆不足以救灭亡，即当知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变更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室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设两族平等之政治，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使满人起而为政治革新之运动，其效力当倍于汉人，而况乎其与汉人联合也。”^[38]0967在清政权即将崩溃之际，此等建议对引导各民族及时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某种意义上，引导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终认可五族共和、共建新中国；更引导蒙藏等传统藩部向近代主权国家下民族区域的转型。

在清末特殊环境下，公共舆论界不仅对传统边陲的各种危机进行了及时报道，对如何应对这些危机积极献策，而且也对公共舆论策动下清廷所实行的抵御边疆危机的各政策之实施情况作了及时报道与宣传。这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对设立各类公司的报道。日俄战后受公共舆论界鼓吹影响，清廷开始采纳时人建议，开拓藩部地区利源，鼓励管理各边部事务的各将军、大臣、都统兴办实业，发展蒙古经济。围绕蒙藏地区设立公司、振兴商务、兴办屯垦等活动，报界做了及时的宣传和报道。

如光绪三十一年伊犁将军马亮等就向清廷上奏，建议设立伊犁皮毛公司，借此改变此前“蒙古，哈莎(萨)克牧放马牛羊只所收皮毛，转售俄商，盘剥受欺”局面，收回利权。清廷采纳该建议，让其“按照商律办理”^{[3]卷545，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甲戌条}。针对该公司，报界就及时进行宣统报道。如宣统元年《重庆商会公报》就刊发了《伊犁造革公司》一文，称伊犁造革公司成立后，伊犁将军长庚向清廷奏报了相关事项，联合缠商玉山等回民资金合开该公司。议定成本银二十五万两，官股一半，回商一半，不招外股，并让通晓蒙古语言、熟悉情形的额鲁特领队大臣穆特春充当公司总办，制成各项皮张后由熟悉俄国商务的回商玉山等分运中俄各处销售^[39]6-7。稍后，《广益丛报》又刊发《伊犁创设毛革两公司》一文称：该处股本很快招足，营业畅旺，该公司又拟定章程十二条，由将军奏请立案^[40]6-7。除此之外，《商务官报》还报道了新疆设立茶务公司^[41]38-39以抵御俄方经济侵略事。^[42]2-4

第二，对藩部发展渔业、盐业、木业之报道宣传。此际公共舆论界除对藩部地区设立皮毛等公司进行宣传报道外，还对它们发展渔业，盐业乃至木业也进行过报道。如宣统元年《南洋商务报》就报道了热河发展蒙部渔业事，即“经热河都护廷用帅札由各旗，查明该旗界内实有渔泡，因无熟谙捕鱼之人，请由内地招商承办，以兴鱼利。因饬总办三旗垦务钟大令元妥商开办，旋由鱼商陆希贤认领两扎鲁特旗他拉杆渔泡一处，议定岁交鱼课一千二百两，暂行试办一年，以开风气之先”^[43]3。宣统二年三月间《申报》又报导了清廷开发各蒙古蒙盐事，文称：“近泽尚书设立盐政处，意在整顿盐政。近以蒙古一带人民不少，而所食盐斤，任听蒙民私自贩卖，虽稍纳课帑，其税厘不及销数十分之一二，急应清理，……若严加整顿，改归官办，必能岁得大宗进款。”^[44]

第三，对设立商会的报道宣传。设立商会、振兴商业亦成为此期蒙古等传统藩部地区兴利源、振商务的另一重要举措，公共舆论界对此也进行了宣传报道。如光绪三十三年《商务官报》就对热河地方试办商会事进行了报道，称“公举会员以县丞衔官银号商郑宝龄为总理，同知衔锦生润票号商王兆业为协理”，“拟定详细章程”“在郡街设立总会”。又称该商会设立后效果不错，“试办一年以来，市面颇形改观，商业渐臻发达”，其余各属热河都统又令一律设立分会^[45]。同年《河南白话科学报》又对察哈拟设立张库劝业道一事做了报道，称“会议政务处王大臣近来与现在进京的各蒙古王公筹议振兴蒙古实业事宜，闻已议定先设立一个张库劝业道，专门讲求各项实业，而兴利源，其余各官筹办有成效，再逐渐添设”^[46]1。该劝业道此后是否成立，未得其详。但宣统二年《福建农工商官报》却报道称：张家口商会已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正式成立，公举同知衔区茂洪为总理，由察哈尔都统诚勋刊发钤记，进行试办。至宣统元年农工商部又应该商会要求发给正式关防^[47]7-8。

第四，对筹设银行的报道宣传。筹设银行也是此际清廷及时人应对传统藩部危机的重要措施，报界对此也进行了及时报道。如光绪三十三年《振华五日大事记》就报道了尚书载泽在外蒙古库伦等处推广银行事：前闻库伦及恰克图等处地方商务日盛，惟行使之银币，多系俄国卢布，现在推广银行，于挽回利权，最关紧要。故于西藏奏设银行之后，复电商库伦等处大臣体察情形，即速查复。旋据大臣查复，极力赞成创设银行，惟须先派熟习蒙情人员前来调查。为此清廷度支部特奏清廷拟在库伦，恰克图两处各设银行一处，并派主事容如墉驰往调查^[48]31。宣统元年(1909)《河南白话科学报》又报导称，蒙古大清堪布喇嘛色勒朱尔“近来到奉天去同徐钦帅商量，打算在蒙古四十八旗内招集股本银五十万两到该省去设立一蒙古银行，藉以通融蒙古经济”^[49]1。宣统二年(1910)《国风报》又称，驻俄萨使致电清廷让设大清银行于内外蒙古，以挽回俄国在内外蒙古通用钞票逾八千万之数、蒙民异常信用的局面，借此防止利权外溢^[50]102。

此阶段公共传媒对清末开边智之报道宣传主要分三个层次。首先，体现为对清廷上层开边智的报道宣传。如光绪三十三年《直隶教育杂志》就报道称：张之洞等奏请清廷，选派蒙古王公贵族出国留学，以增广见闻开通风气^[51]114。该报又称摄政王曾召见理藩部尚书寿耆，称“蒙民性情颇钝，知识未开，尤以推广教育为首先之要务，应即电知内外蒙古将军都统及办事大臣，设法广立学堂，以宏造就，并设宣讲所化导蒙人，俾得开通蒙智而裨治理”^[52]109。宣统元年《大同报》则称清廷因筹办宪政、添设议员、维系蒙疆安全，特让蒙古边陲地区赶办学堂，“拟照驻藏大臣就地筹款赶办学堂，由部派学问淹贯之人充当教习，又以某蒙王深知大体，即拟令设法同各蒙王筹款办理学堂，务于预备立宪之期内，造就一般人才。”^[53]30宣统二年《国风报》又报道了资政院蒙古议员提出的蒙古教育改良议案。^[54]82宣统三年随着蒙古全局渐入俄人势力范围这一危机的增强，清廷权力机关亦极力设法应对。《申报》又报道理藩部大臣寿耆与学务大臣唐景崇会商强化全蒙教育以抵御俄方侵渗事，即随着蒙古全局渐入俄人势力范围，“是虽中国积弱，鞭长莫及”，但“蒙人智识不开，易受煽惑，实为速亡之总因。”“如欲保茲疆土，非从开通蒙人智识入手不可。”^[55]

其次，体现为对管理藩部事务各官员开边智之报道。如宣统元年《教育杂志》就报道了外蒙所属科布多地方兴办学堂事，称该处于光绪三十四年间添设蒙养小学堂，自科布多所属杜尔特、明阿特、额鲁特、扎哈沁四部落内共选学生三十名，该小学堂于光绪三十四年闰二月二十日开学，分成甲乙两班，每年定期考试，择资性敏捷，学有心得于汉文汉语讲解精通者，暂遣回牧，转相传授^[56]40。同年《华商联合报》又报导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创办边蒙学务一事，称该处拟建养正学堂，已拟定章程咨达学部。该报对蒙边兴学抱较高期待，称：“蒙古为我国之藩属，久为外人所觊觎，设不创办学堂，振兴教育，以发其保邦爱国之思想，其不为越韩之续也。几希该参赞有鉴于此，所由筹款兴学也。虽然塔城特蒙古之隅耳，吾甚愿其逐渐推广，俾蒙古地方无一处不设学堂，无一人不受教育，蒙古幸甚，中国幸甚。”^[57]91又如宣统二年(1910) 十一月《民立报》报道亦称：“巴塘北乡七村冀古工地方夷妇阿贞，向来最迷信佛说，近因村内办有学堂，该妇时往听讲，遂变其平日方针，改崇儒教。现特将自建新房一院，捐作校舍，赵大臣特奖给女界尊儒匾额一方，用昭激励，噫！蛮荒竟有此奇女子。”^[58]0462再如宣统二年底该报又报称，整个关外地区的学务日有起色：“关外学务经吴主政提倡，日有进步。最近调查除官话学堂，已有毕业者二十六，校外现有男女初等小学十七校，与官话学堂四十八校，又实业通译学堂共五校。闻明年春间尚拟在巴筹设高等小学一校，以为升学之预备。”^[58]0462

再者，体现为对蒙地王公兴学活动的报道。如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浙江交儆报》就公开报道了喀喇沁王在自己旗内公布张贴创设蒙古学堂公示事。该报刊登了该“公示”全部内容，并解释了江浙地区为何刊登此类公示的原因。即“蒙古僻处边藩，尚能力辟文化，不欲长安简陋以终，此其志有足多者，我浙素称人文渊薮，而州县犹有未设学堂之处，其亦知闻风兴起乎，故附录之。”^[59]36光绪二十八年(1902)《选报》又进一步报道了喀喇沁旗兴学情况，即该旗随后又聘请浙江人陆少眉为总教习，导致该旗“未至期年而风气大开”，“于光绪二十八年又派人赴京采买图书”，“盈筐累箧，动费千金”，“实为从古所未有”^[60]。光绪二十九年(1903)《新民丛报》又报道了喀喇沁王年班晋京，亲到京师大学堂听师范、仕学两馆讲学事^[61]202。尤其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 间，喀喇沁王乘年班晋京之机，带领该旗福晋及学生赴京师保定一带考察事，更引起当时新闻舆论界的关注，做了大量报道。如《敝帚千金》报道称：该王带领该旗学堂教习师生三十余人，一同至京，考察学务；该福晋又带着该旗女学堂学生十四名前来京师考察最早设立的女学堂——豫教女学堂，不仅同这十四名女学生一道考察了豫教女学堂的规模、功课，而且将这十四名女学生留在该堂学习，又在该堂发表演说^[62]。光绪三十二年初(1906)，该王又利用进京朝觐事毕之机，拟准备前往天津保定等处遍阅文武各学堂，考察功课，调查章程，以便回旗后有所取效。报界对他们的行踪也做了充分报道。如《四川学报》报道大致内容如下：该亲王于二月初一日带领王妃(福晋)、教习、翻译以及男女学生二十余名赴津，初二日带领男生考察了天津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又考察了工厂习艺所，初三日又陪同王妃(福晋)带领女学生考察了天津女学堂、北洋医院，初四日带领男学生到医院考察、调查，非常关注卫生之学，事毕后又带领学生等前往保定。初五日，同各学生考察了保定马医学堂、军医学堂、武备速成学堂、武备小学堂。初六日考察了西关大学堂、师范学堂、军械学堂，详细阅读了各学堂章程，并与直督相商，欲借文武各学堂高等足业学生各十名，以资该旗臂助^[63]5-6。

清末新闻舆论界提出的改藩部为行省建议，最终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清廷和部分官员起来进行应对，尝试改藩部为行省，并使之成为晚清政界和社会精英共同思考的重大问题。对于清廷及主政官员的这些尝试，新闻传媒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如光绪三十三年后，《申报》就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拟向清廷建议，改库伦为行省，以抵俄人侵占与窥伺^[64]3-4。同年《南洋兵事杂志》又报道了理藩部某司员向清廷条陈蒙古改省事，建议将外蒙古划为四省，增设总督和藩、臬、学三司。车臣部划为一省，曰东蒙省；土谢图汗、三音诺颜合为一省，曰中蒙省；札萨克图为西蒙省，科布多、乌梁海为北蒙省^[65]6。宣统二年四月间，《申报》又报道了清廷拟在蒙藏各要地添设官缺事，即政府近议东三省边要各处添设官缺，业已卓有成效，亟宜推行蒙藏各处，以立改建行省之基础。兹闻拟即电催绥远、西宁、伊犁三处将军及四川总督、驻藏大臣等，依照前颁东三省民官章程，在绥伊青海及川藏交接各紧要处所，实行设治。如果有窒碍之处，可按原章酌量变通^[66]。宣统三年三月，该报又进一步报道了理藩部尚书寿耆拟改藩部为行省事，即寿耆在会议政务处上对清廷传统藩部政策进行批判，并建议仍从前议，将这些地方设为行省^[67]。至宣统三年七月，该报又称：清廷正筹议将蒙古改为行省，设立一督两巡，即旧有将军改为总督，旧有都统处改为行省^[68]。

对于各地方主政官员改藩部为行省之活动，公共舆论界也进行了及时报道。如光绪三十三年初，《东方杂志》就报道了东督徐世昌遵议东三省官制，拟各建行省公署事^[69]35。宣统二年十二月间，《申报》又载驻藏大臣与川督来往电函，筹备西藏及藏边为行省事，报称：“川藏连界，唇齿相依，所有川省沿边各地与藏地犬牙相错者尚未改建州县，多为土番僧蛮所占有，不但事务废弛，即于交通上亦多窒碍。若不及早设法改建行省州县，设官自治，恐将来更难制治。设有他变，后患尤不堪设想。惟当此经济困难之秋，拟先从川边一带暂行划区设治，俟办有端绪，再行推及藏地，庶几整齐划一，藏边亦有所遵循。”^[70]宣统三年，该报又称：西藏议设行省近被某枢臣提议，闻已与理藩院尚书商议此事，拟照此前提议，在西藏增设巡抚及交涉、军政、教务、司法各大臣，俾得公任治理一切事务，一旦订有妥章，即当发表^[71]。而同年《民立报》也称西藏拟仿照东三省官制，添设民政、度支、提法、提学、外交、军政、劝业、理藩八司^[72]0793。该报又称驻库伦大臣三多在库伦移民实边、拟设行省事，并刊登了三多允许内地汉民携眷赴库伦等外蒙古地方定居的告示^[73]1596。

除对以上内容进行跟踪报道外，此际公共舆论界还对藩部地区施行宪政、编练新军、试行司法改良等活动做出了跟踪报道，并大力加以宣传，以更好地鼓动当局应对边疆危机。

此际公共舆论界不仅对各地方所取得的各项成绩进行宣传表扬、寄予更高期望；更对其中的缺陷、弊病提出了严厉批判。其最终目的仍在于藉公共舆论之力，促使当局和国人更好地应对边疆危机，维护国家利权。此类批判体现如下：

第一，对政府应对方略无力的批判。如宣统二年间，《申报》撰文就称“今夫中国之所以日弱，外势之所以日张者，何哉？衮衮诸公，闻外人之谋我，则相与欷歔太息而莫抵制，或至相逼已甚，则振然会议而未必有事以实行，实行矣又辄敷衍粉饰，弊窦滋出而无一毫成效之可见，……抚绥马贼使为己用，饵王公以为笼络，谋设邮政，以便交通，著为蒙文书籍，以收民志。凡若此者，即在日本之人，亦振振乎言之，其经营之术盖亦至矣”^[74]。

第二，对清廷兴边利政策之批判。如蒙古等处银行的设立，并没起到抵制俄商、保护中国商民作用，相反却伤害到中方商人利益。对此报界进行批判，如光绪三十三年，《申报》刊文称：户部派王秉钧至库伦开设大清户部分行，却禁止库伦商人再用松江银，推行钞票。但松江银向为蒙古惯用之银，向来银色稍低。有内地商人炉房德胜号在库营业，尚存松江银五百余两，延祉遂指该银为伪银，全部入官，封闭该铺。当众华商联名具保时，又遭该大臣斥责。为此众商认为延祉待华商极虐，待俄商极优^[75]。

第三，对清廷的藩部改革效率低下、行政腐败的批判。如关于藩部议员参与议政一事，《申报》就报道称：至该年九月共有十二位藩部议员参加会议，但因各议员对资政院事宜无研究，临院数次，尚属隔膜。清廷无奈，只能令人将资政院性质做了详加解释，但各议员仍只是稍知底藴^[76]。这场聋子与哑巴之间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底。至十一月初三，西藏议员色楞那木济勒错布丹至京，已被搁置两月余的西藏议案才被提出。该议员对资政院及议案为何物，亦不知晓。清廷无法，又令派唐古特学生做翻译，邀集议员至部，详告资政院性质与议员责任，使其明白。然后才去讨论西藏政教分离、边境安危以及应行改革诸事^[77]。但至宣统二年十一月，即资政院第一届会议召开二月之久，藩部十四名议员中仅有六人参加了会议，其他八人均未参加。而参加会议的六名王公中，西藏议员色楞那木济勒错布丹、外蒙古喀尔喀议员绷楚克车林多尔济又于该年十一月十二日请假回归与以病辞职，最终剩下来参加会议的只有那彦图、博迪苏、贡桑诺尔布三人^[78]。又如库伦编练藩部练兵，虽然兵备处早已设立，但练兵效率极低^[79]。对此宣统三年《申报》刊文就进行批判，称“库伦开练新军，自军谘府陆军部奏派唐在礼充该处兵备处总办后，其实所定兵额不过马队一标，附机关枪(炮)队一营而已。现驻库三大臣因经费不足，又与军谘府陆军部往复电商多次，减去马队一队。似此少数新军，岂足以备御边陲而为满蒙之保障耶？”^[80]

第四，对主管藩部事务的理藩部及地方主政官员贪污腐败的批判。清末随着藩部危机的剧增而藩部新政却效果不佳，时人对清廷的补救措施更为不满。与之对应，他们对清廷的批判也日益严厉。其中之一就是批判理藩部和主管藩部地方事务主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如《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刊文就称：库伦大臣延祉曾以办警察为名，统捐不足，复创铺捐，数得十数万^[81]7。但所办警察仅二十余人，每名月给一两，为此报销者每年仅一万余两，解部者亦只一万五千余两，余者“十万之整数，入其私囊”^[81]7。而宣统二年五月间，《申报》更有文章称：“前任库伦办事大臣延祉性情偏僻，以耳代目，遇事多疑”，所用东营子领催庆元任章京后，在图色公旗相验时索赃300两。新任大臣三多也非清净廉洁之人，任用其外家胞兄杨加裕充当库伦统税总局总办，“唯利是图，将正杂款项，拔入盈余项下，并拔出之税票与存根相异，名曰大头小尾，皆入私囊”，导致库恰税务“日形减色，私进赃款”却日增^[82]。不仅分管各蒙部地方官员遭到批判，直接管理各藩部的中央机构理藩部也遭到新闻舆论的批判。如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申报》有文章称：理藩部“向以勒索蒙古王公为一大出息”，事由为“去年蒙旗某王以蒙古实业公司事入京于十一月出京，行至张家口，即被扣留，延至今年二月尚未能动身，因向例蒙古王公出京，必得该部之勘合(作者按：护照之类)始能沿途通行，否则量被留难。后某王特出巨款，向该部司员运动此一纸勘合，始得动身云”^[83]。同期《民报》有文亦称：“今日枢部大臣屡议改建行省，以固藩服，卒以理藩部首先梗议，致未果行。推其原因，系蒙古各王旗更立，台吉、总副管、章京各官，照例纳金于理藩部，该部乃为奏请补放；恐一改行省，事权不属，此项大宗进款，胥归乌有，遂生种种之阻力。”^[84]0491

晚清以降，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地区危机日甚。尤其至清末十余年，危机更甚，内部如厝火积薪、千钧一发；外部沙俄、英国等又大肆染指各部，施行渗透、侵略、教唆之能事。为避免蒙藏等传统边部再遭俄英日等殖民势力之侵吞，清廷和时人起而应对，提出诸多方略。其中尤其是公共舆论界，更藉公共舆论之利器，指陈厉害、针砭时弊，不仅对各类边疆危机日渐加剧之事实做出了及时报道，而且提出了各类具体的应对方略。除此之外，公共舆论界又对公共舆论策动下清廷施行的抵御危机各政策之实施情况作了及时报道与宣传。而当清政权日渐瓦解、藩部危机却更为恶化、藩部新政效果不佳时，公共舆论界又对清廷补救不力、行政腐败等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但无论是单纯性报道，还是具体方略的提出，以及对清廷及藩部地区主政官员之批判，均属公共舆论界应对边疆危机的重要内容，藉此警醒执政当局和国人，固我边圉，护我主权。

总之，清末边疆危机催生下的边陲地区各项新政之施行，与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传媒界等公共舆论之发表相伴而行，这呈现了时代传媒与政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清末边疆地区诸新政之实施，既与清末公共舆论界对边疆危机及时宣传报道相关，又与新闻传媒界提出的诸多应对方略有极大关系。清末边陲地区诸新政施行之优劣，正是在其实施过程中加以检验和认知的。这种从认知而形成的公共舆论，对进一步督促清廷和地方主政者去修正与调整其政策，以便更好地应对边陲危机，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借鉴。清末边疆地区的危机及应对与相关舆论的及时发表，正是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显示政策实施下舆论的开放性是保证某些活动良好进行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