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领域可谓硕果累累，涌现出了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便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施特劳斯被称为20世纪“史诗般的政治理论中最伟大的作者”，如果说他的著作中有一个连贯的主题，那就是叙述政治哲学传统的衰亡以及经由自由民主制的危机而体现出来的政治哲学的危机^[2]。二战后，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等政治学研究之科学范式大行其道，在有学者哀叹“政治哲学已死”的悲观氛围下，施特劳斯与阿伦特、沃格林等流亡美国的诸多欧陆犹太裔思想家一起^①，强力弘扬古典政治哲学理念，批评现代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现代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病。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了一大批美国学人，形成了思想史研究上蔚为大观的“施特劳斯学派”，曼斯菲尔德便是此派的代表性人物。曼斯菲尔德虽不是施特劳斯的亲炙弟子，但在思想上受其影响极深，他曾如是坦陈道：“我是一名施特劳斯主义者，一名施特劳斯的追随者。因为我去了哈佛大学而不是芝加哥大学，我从来没有能成为他的学生，但我是一位确定无疑的追随者。施特劳斯想要复兴政治哲学。他本意想要复兴哲学，但是他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的决定性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思考政治哲学的古典起源，因此必须关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种观念，那就是现代科学使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变得不相干，或是现代的历史进步使其变得过时。”^[3]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两点使得自己对施特劳斯的著作入迷：首先是施特劳斯重申古典政治哲学问题的那种孤胆气魄；其次是施特劳斯解读文本的奇妙方式^[4]。

① 麦考米克认为，这些流亡学者至少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对他们的美国同行们进行挑战，首先，他们要求政治科学家应当更加具有道德良心感(morally conscientious)，其次是应当关注具有真正重要性的问题，第三是应当培养一种更为精致的历史敏感性(historical sensibility)。参见：MCCORMICK J P.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turn to the classics.no, not those![J].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000, 33(2):194-197.

曼斯菲尔德遵照施特劳斯的立场，在对古人与今人的高下权衡中，毅然地选择尊古抑今，醉心于亚里士多德那种具有政治科学元素的、对此岸世界切近关注的政治思考模式。曼斯菲尔德曾这样说道：“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到一个哲学王。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最好的政体是最杰出者的王权政体，政治科学从本质上说就是研究这种政体的，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取向不同。他不想效法古人，把最好的政体建立在书本上，然后坐等哲学家和君王合为一体(《理想国》，473d)。亚里士多德是个严肃的人，他对既有的材料进行考察。他转而讨论现实中的政体，以及在没有一个哲学家直接统治的情况下，如何改进它们。”^[5]51因此，在许多重大的政治论题上，我们始终可以看到曼斯菲尔德以亚里士多德为先导和典范，将后世的其他思想家诸如马基雅维利、伯克、托克维尔等与其进行参照对比，以凸显西方政治思想谱系的继承、断裂及创新之处。曼斯菲尔德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视为探究诸多现实政治问题的起点，认为其中蕴含着永恒的政治智慧和明确的价值判断，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社会的诸多政治疑团和困惑，他也藉此对历史主义的(historical)的思想解读方式进行了批判，认为需要以一种非历史的(ahistorical)目光来仰视经典。“《政治学》不但是前现代政治科学的一座巍峨大厦，而且是它的基础。如果说它受到漠视是因为早期的现代思想家有意回避它而不去与它论辩，后来的一个与我们有着特殊关系的原因，却使它的复兴变得困难。这个原因便是一种历史趋势，认为文本受到自身时代的局限，不能给我们提供教诲。”^[5]31

曼斯菲尔德认为，我们应该将亚里士多德视为永恒的政治智慧来源，而不是对其进行一种历史主义的特殊化和单向度解读，从而忽略这种政治智慧的恒久性与普遍性，以及对我们当下政治生活的指导性与前瞻性价值。曼斯菲尔德甚至略为夸张地指出，在任何事情上咨询亚里士多德的意见从来都不会是多余的，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能盲从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观念^[6]，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观点会受具体时代情景的制约而不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他还认为，亚里士多德和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洛克对于现代政治思想的塑造都是至关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因为其智慧，洛克因为其相关性。亚里士多德是非常明智的。无论在任何时候出现任何情况，参考他的观点总是有益的。但是他与我们的时代不是很相关，因为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城邦之中——不是因为他的视野受到了城邦的限制，而是因为我们今天并不生活在城邦之中。而我认为洛克是最为持衡、最为温和的现代哲学家。”^[7]因此，有学者对曼斯菲尔德给出如是持中而精准的评价：“这位在世的马基雅维利最有洞察力和热忱的学生，最终也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追随亚里士多德，选择将善好(good)视为人之本性，虽然其有诸多局限。”^[8]

同时，曼斯菲尔德的政治哲学与另一位经典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也关系紧密。马基雅维利是曼斯菲尔德整个政治思想框架的中心人物，在曼斯菲尔德的笔下，无论是自由主义之滥觞、宪政之肇端、现代政党观之萌发、现代行政权之兴起，几乎无一例外都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所以有学者恰如其分地指出：马基雅维利那种挥之不去的相关性是曼斯菲尔德许多著作的一个重要主题^[9]。

值得注意的是，曼斯菲尔德的政治哲学也受到其父老曼斯菲尔德^①以及他的另一位恩师比尔教授^②的影响。在其《政治家艺术与政党政府》一书的致谢辞中，曼斯菲尔德这样写道：“我的感激应当首先致以哈佛大学的山姆·比尔教授，自从他开始唤起我对英国以及党派政治的兴趣之后，他对其进行了引导。……芝加哥大学的列奥·施特劳斯教授温和而有力地对这本书中的许多论证进行了建议。我的父亲总是设定了我作为一位政治科学家的标准。而且他对这种努力的馈赠远不只是他的名字。在他自由自在的教育之中接受熏陶是我的好运。”^[10]

① 老哈维·曼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也曾担任《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的执行编辑，他的主要著作有：MANSFIELD H C. The lakecargo coal rate controversy: a study in governmental adjustment of a sectional disput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2; MANSFIELD H C. Arms and the state: civil-military elements in national policy[M].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58; MANSFIELD H C. Congress against the president[M]. New York: Praeger, 1975.

② 山姆·比尔(Sam Beer)，哈佛大学教授、政治科学家，主要从事英国政治、美国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代表作为：BEER S. To make a nation: 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n federalism[M]. Cambridge &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此君经历颇为传奇，他于194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曾作为炮兵队长参加诺曼底登陆并获得铜质勋章。在1946年返回哈佛后，他开设了一门名为《西方思想与制度》的课程，历时30多年之久，受到哈佛历届学生追捧。他于1977年当选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并于2000年成为英国国家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

综上所述，曼斯菲尔德在书香气息中成长，广泛吸收古典政治哲学资源，受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托克维尔等经典思想家影响极深，加上有施特劳斯和比尔这样的名师引领，又经历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大变动的实践检验和发酵，目睹了现代自由主义的种种弊病及其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这样的时代大潮和学术氛围，再加上曼斯菲尔德自身学术志业上的禀赋，奠定了曼斯菲尔德成为一位具有深邃洞察力和现实理解力的政治哲学家的基础。

施特劳斯曾指出，政治哲学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在‘政治哲学’这个表达中，‘哲学’表达的是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是直至根底的，而且是整全的，而‘政治’指的是主题和功能。政治哲学用这样一种有意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方式来处理政治事务，因此其主题必须与目标同一，亦即政治行为的最终目标。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人类的伟大目标，那就是自由、政府或是帝国，这些目标能够使所有人超越其渺小的自我。政治哲学是与政治生活、非哲学生活以及人类生活最靠近的一个哲学分支。”^[11]4确实如此，施特劳斯虽然对美国现实政治基本没有直接涉及，但他所主张的政治哲学所应具有的实践性导向决定了他对现实政治始终保持适度的关注。

在政治哲学的内涵及现实关怀方面，曼斯菲尔德与施特劳斯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性，他如是阐述政治哲学的内涵：“首先让我从哲学的立场进行回答。我想说哲学是政治的一种自我认识。如果你不能思考思想的条件，以及什么使得思想家的生活变得可能的话，你就不能全面地思考。对那个问题的解答是政治性的，因为政治决定了思想家思考的境况。仅仅从思想家或是哲学家的视角，我认为政治哲学是一种必须的追求，不是偶然为之。对我们而言对政治感兴趣与否并不是一种选择。政治哲学告知哲学家或思想家与非哲学家的联系，自明的思想与非自明的思想的联系，人类中特定的或最高的与人类中最低级的甚至与动物相通的东西的联系，以及与自然的联系，也就是求生之需要。如果你对此进行反思的话，政治哲学看起来就是哲学的关键阶段——不是最高的，而是必须的。它处在交错口，思想与非思想交织在一起。”^[4]仔细品读上文便会发现，这些措辞与施特劳斯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且着力强调了政治哲学对于人类生存境况的特定价值。施特劳斯还认为，“政治哲学主要关注的是对于所有政治社群来说最为根本的东西”^[11]63。基于这种理路，曼斯菲尔德认为，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为现实的政治信念提供支撑。“政治哲学的研究为我们的政治思考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一种气氛，而非一套可以从中轻易获得政策的规则。政策针对形势而具有具体性。但是，我们或许可以从政治哲学中学习，比如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中学习到，那就是每一种政体都有某种特征，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政治思维来予以适应。”^[4]

具体到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上，曼斯菲尔德的主要任务便是将美国的政治思想之基石建立在诸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深厚的古典思想传统之上，为诸如政党制度、行政权这样的美国政治框架中的关键要素寻求一种深厚的根基，这将有助于阻止美国的民主制堕入一种平庸和腐败的状态。曼斯菲尔德强力捍卫美国建国之初那种继承自古典而来的立国思想，尤其是《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之中所蕴含的精要，他认为，美国自由民主的基石是完好的，只是需要对其进行恰当地理解和捍卫，以免其误入歧途。自由主义的权利概念“太抽象”，太容易堕入一种“放任的自由”以及对“结果平等”的追求，它们威胁到政治的真正之善——对人类尊严的肯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德性的渴求。这种固有的尊严感“超越所有的物质利益盘算之外”，是一种“自尊或血气或是男人的男性气概之表现”，旨在维护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的本质。曼斯菲尔德相信，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尊严的理解支撑着作为一种混合政体形式的自由民主制，他所发现的乃为最佳政体。有德的或明智之人的统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这在终极的程度上是不可欲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德性”，而是与宪制“法治之下的政治自由”相结合的“稀释德性”^[12]。可见，曼斯菲尔德与施特劳斯的思路一脉相承，也深受颇具贵族精神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的启发^[13]，认为需要在民主政体中添加一种贵族式元素，以不断保持其活力和高度，藉此历久弥新，永葆生机^[14]。

施特劳斯还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科学最为显著的差异在于，后者根本不关注对于前者而言属于引导性的问题，亦即最好的政治秩序的问题”^[11]60。曼斯菲尔德将这个论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他认为：政治哲学家能超越文化的对立，继而对其他文化实践进行某种类型的道德评判。政治哲学是对最佳政体的研究，它比较不同的政体，评判不同的主张。政体通常为自身代言，声称具有优于其他政体的某种优点；它们把自身与其他政体做对照。自由派过去谴责不自由的政体和政体之中人们不自由的行为时总是毫不疑虑的，但如今，在文化多元主义或相对主义之中，他们迷失了他们自身的自由主义，他们需要被提醒作为自由主义者应该相信什么。曼斯菲尔德认为，对哲学史和政治哲学史感兴趣不是因为怀古，而是因为其中包含着真理，其中能发现相关可能性的最好陈述，那是他从施特劳斯那里学到的主要的东西之一^[4]。

在一本名为《政治哲学：学生指南》的小册子中，曼斯菲尔德将其政治哲学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在此书中，他从各个视角追溯了政治哲学的缘起、意旨和聚焦点。他认为，政治哲学可以在经典中发现，他谦虚地将自己称为“仅仅是一个承担将你们引入真正的向导之责任的次要向导”^[15]1。同时曼斯菲尔德认为，政治哲学也可以在书本之外的实际政治中发现，政治实践之中总是蕴涵着政治哲学。曼斯菲尔德继而比较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苏格拉底开创了一个悠久的政治哲学传统，政治和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不会在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政治科学里发现。那种主宰今天的政治学系的政治科学是政治哲学的对手。你听到这一类政治科学家所谈论的不是善、正义和高贵，而是效用或偏好，这些术语是有意持中性立场的，是从党派争执之中抽象出来的。这样的政治科学家不是作为何谓善、正义或高贵的评判者，而是将他们自己设想为公正的观察家，好像他们在政治的后果之中没有利害关系一样。作为政治科学家，他们相信他们必须压抑自身作为公民的观点以免污染他们科学式的“自我”。曼斯菲尔德继续指出，政治科学来自于政治哲学。今天的政治科学经常被视为“描述性的”或“经验性的”，所关注的是事实；政治哲学被称为“规范性的”，因为它表达了价值观。但是，这些术语仅仅在更加抽象的形式上重复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异，前者寻求一致性，后者寻求最优的政体。政治科学偏爱事实，因为在事实之上达成同意被认为是可能的，而不是在价值观之上；而政治哲学提供价值观或是规范，因为它寻求最好的事物。在全书的结尾，曼斯菲尔德对政治哲学的地位进行了肯定，并呼吁从政治哲学的长远视角来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政治问题^[15]1-53。

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曼斯菲尔德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内涵，他认为政治哲学既需关注“自然正当之源起”“神圣政治”“永恒的共和国”等形而上的超验性命题，也必须考量现实政治之中的“党派差异”“政治动物”以及“政治制度”这样形而下的实践性话题，因为恰如施特劳斯所言：“古代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11]71曼斯菲尔德认为，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应当以政治哲学的至高理念为向导和启发，如若一味地试图以自然科学的规范和逻辑来要求和约束自己，必然如同东施效颦一般，丧失自己的源头活水和独特品格，进而失去自身的生命力和原动力，变得平庸和低俗，无所皈依而花果飘零。因此，现代政治科学必须牢记自己的源头，那就是包含共善、正义、自由、德性、抱负和荣耀等诸多命题的古典政治哲学。

略为浏览曼斯菲尔德各类著作的名称，我们便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曼斯菲尔德所关注的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诸如《自由主义的精神》之中的“精神”，《美国宪法的灵魂》之中的“灵魂”，《马基雅维利的德性》之中的“德性”，更不用提《男性气概》一书，标题便散发出的强烈的政治哲学韵味。曼斯菲尔德认为，政治学并不是拉斯韦尔所言的谁得到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这样的经济学性质的纯技术操作问题，不仅仅是探讨开明的自我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这样的世俗性主题，而是应注意其中的诸多隐性品质。比如，曼斯菲尔德曾提醒大家注意“荣耀”(honor)一词在政治之中的角色，他认为荣耀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即使某些东西最为符合你的利益，你也会拒绝接受；荣耀是人类本性的特征之一，并不随着民主的到来而消失，尽管可能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为自己的祖国而冒生命危险是一种荣耀的事情；在原则之外既存在自我利益也存在荣耀，我们需要反思荣耀以及荣耀和原则之间的关系^[16]。另外一些诸如“抱负”(ambition)“伟大”(greatness)之类似乎被排除在现代量化和实证的政治科学之外的古老词汇也频繁地出现在曼斯菲尔德的著作中。曼斯菲尔德的学术研究也试图将似乎已被现代人遗忘的德性(virtue)^[17]问题重新推至尊贵的地位，在他看来，德性是政治的主要目标以及政治家艺术的引导性资源(guiding resource)^[18]400。这些思想可以在施特劳斯那里找到痕迹，施特劳斯及其学生们强调的不仅仅是自然正当和自由，而且还有德性。德性的复原与施派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新正统观念之普遍怀疑相关。依照相对主义的信条，自由意味着随心所欲地行事，因为没有标准可以告之人们愿意去做什么。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怀疑与对德性和自然正当的严肃对待携手并进^[19]。

2007年5月8日，曼斯菲尔德在第36届杰斐逊讲座上发表了名为《如何理解政治——人文知识能对科学说什么》的精彩演讲。其中，曼斯菲尔德对现代政治科学进行了批判，主张用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元素对此进行纠偏和除谬，他首先抛出了这样的批评：

在这种背景下，我想对现代政治科学观念讲几句不恭之词，因为这种观念认为政治乃是由收益所驱动的。如果现代政治科学观念认为政治的唯一目标就是满足自我利益的话，那么我认为，政治要比它设定的更高贵和更危险。自我利益乃是人们发明出来以使其得以在彼此平庸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加以满足的一种目标。但是政治却同远甚于收益的荣誉有关，亦即同与收益无关的荣誉有关。……我相信，与现代世界理解其自身相比较，这种古典政治科学能比它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政治科学无视重要性这个问题(the question of importance)，因为它立志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成为科学，而自然科学则是真正的科学。^[20]

曼斯菲尔德在此抛出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要复苏政治学之中的非科学成分，他认为，现代政治科学抹杀了人性的伟大与独特性^[21]。曼斯菲尔德强调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应当恢复对人以及个性的关注。“一个具有‘勇气’的人会认为自己比他所是更重要。但是我们以什么方式来支持这样一种指责呢：他有多重要呀，亦即我们有多重要呀？这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政治所关注的就是谁应当更重要的问题，亦即具有何种观念的何种党派的何种领导应当更重要的问题。政治假定，为获取重要性而展开的竞争本身就是重要的。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政治假定，人是重要的。”^[20]曼斯菲尔德在其他地方也重申了作为西方政治制度建构之潜在动因的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identity)，或更简单点说他有自己的姓名(name)，这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并引以自豪。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伟大的——绝大多数人默默无闻——而是说人的伟大源自每个个体身上所体现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22]

曼斯菲尔德因此说，他想从人文知识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的政治理解提出两项改进意见：“第一项改进意见是重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有关thumos的观念；而所谓thumos，指的乃是我们灵魂中促使我们想坚持我们自身重要性的那个部分。……第二项改进意见是运用名称——这很适合于文学而为科学所不知道。文学告诉我们各种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关于发生在特定日期和有名字的地方的有名有姓的人物的故事。科学无视名称或用解释把名称消除掉，而文学则运用名称并尊重它们。”^[20]在其演讲的最后，曼斯菲尔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研究主张：“我的职业也需要打开眼界，让文学和历史进入它的课程之中。它不应当惧怕去冒险，即去考虑科学所忽视的和科学所不赞同的那些东西。”^[20]当我们思索上述曼斯菲尔德对政治科学的诸多批评以及对政治哲学困境的反思时，我们可以发现，曼斯菲尔德主张应摆脱科学主宰一切的观念，摒弃事实价值二分法，认为政治学应当关注基本的人性之中诸如勇气和荣耀等品质，应该关注自由主义的原初精神，也就是对个体的重视，为此他引入了“thumos”一词，而且他还主张政治学应敞开自己的视野，与其他人文学科交错互动，以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

正如曼斯菲尔德所言：“今天的许多政治理论感觉没有义务来审视其历史，有时甚至轻视这个科目的历史，似乎它不足以成为当前兴趣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的推理表明，要理解其研究对象，就需要了解政治哲学的历史。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政治科学这门职业已经屈从于连续不断的新理论，诸如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它们都允诺结束旧有的关于价值观的争论，并与政治哲学脱离干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有这些取代它的努力，政治哲学存在下来了，尽管那些努力失败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周期性地重现以做另一种尝试，那就是达成一致，摆脱争辩。要真正地观察它们，我们必须寻找它们的渊源。”^[15]9-10曼斯菲尔德始终将施特劳斯那句“现代性的危机主要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11]82铭刻在心，但他将这个问题更加细化，那就是美国政治哲学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危机以及奠基在这种主义之上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危机，是一个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紧要问题。曼斯菲尔德提醒我们：政治学要保持“必须创立的处在第一位的人类科学或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11]13的尊位，需要不断返回到自己的原初起点以保持生命力，而不是在不断的“形而下”和“去价值”立场的过程中彻底迷失自身。

可见，曼斯菲尔德试图重建政治生活和个体生命的特有尊严，力图在一个政治冷漠和不断普遍同质的时代呼唤一种政治的回归(the return of political)，将自尊、德性、抱负、伟大、卓越、审慎等古典品格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探求目标和价值导引，以将自由民主向上拉升，并夯实其根基，扎牢其构架。曼斯菲尔德认为，自由社会需要这些古典精神元素来使其焕发活力，像马基雅维利所言的一样回到源头，将古典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以作为提升当代过度物欲化和市场化的政治社会境况之有效手段。

作为一门与人类的现实生存处境密切相关的学科，政治哲学在科学主义至上的现代社会遭遇了极大的挑战，施特劳斯曾痛心疾首地说道：“政治哲学是非科学式的，或曰非历史性的，或者两者都不是。作为现代世界的两股强力，科学和历史最终成功地摧毁了政治哲学存在之可能性。”^[11]13曼斯菲尔德秉承施特劳斯的这种危机意识，他认为自马基雅维利开始，政治学日益庸俗化，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行为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各类交互参杂的现代流派所主宰，失去了基本的探究“德性”以及“良好生活”的能力，“政治科学的发展以及实证主义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所作的区分，已经使与政治哲学相对应的(伦理)规范层面名声扫地了”^[23]。由此而来的不仅是政治哲学的危机，而且是现代性情境下西方政治有机体以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兹事体大。如果我们将曼斯菲尔德所秉承的政治哲学理念与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略相比较，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曼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施特劳斯学派的价值立场与理论关怀。罗蒂本为施特劳斯得意门生，后来转向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倡导“反基础主义”(anti-foudationalism)的哲学观点，这无疑是在消解施特劳斯学派所倚重的“自然正当”这块基石，与施特劳斯终身所贬斥的历史主义为伍。针对罗蒂对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的批评，曼斯菲尔德针锋相对进行反批评，强烈捍卫其好友布鲁姆的思想立场。曼斯菲尔德认为，罗蒂表面上自称捍卫民主，实际上则是对民主阿谀奉承，由此可能给那些利用民主情绪的极端主义者打开大门；布鲁姆的著作虽表面直率敢言不留情面，但实际上则是忠言逆耳，源自对民主的热爱和捍卫，这需要一种知性上的莫大勇气。施特劳斯主义者的公开章程就是为阅读经典著作本身而阅读，并非基于一个政治目的，经典著作的阅读会夯实我们的民主。曼斯菲尔德直言不讳地指出，罗蒂的历史主义对于坏的民主主义者和不负责任的公民有利，罗蒂所言的民主主义者不能识别善好是什么，因此不能识别民主之优劣，这类民主主义者通常无视美国民主许多特征中的非民主色彩，而正是这种色彩使其运行得更加良好，诸如行政之中的一人治理、司法独立以及通过选举而非抽签的方式为立法机构补充空缺。曼斯菲尔德以一种托克维尔式的语调指出，在其最风光的时刻，我们的民主包含并尊重那些超越它的事物。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政治哲学理念并非是一种与现实毫无关涉的自说自话，而是始终关注于实际政治制度的运作，通过求助于古典政治哲学来克服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可能出现的违背建国原初精神的自我颠覆的危险，牛虻精神彰显无疑^[24]。基于此，曼斯菲尔德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立场可以简练地概括为：友善的批判者(friendly critic)、批判性的朋友(critical friend)、有抱负的改革者(aspiring reformer)^[12]17。

需要指出的是，与施特劳斯不同，曼斯菲尔德并非一味强调对现代性及其衍生物的批判，而是注重厘清现代性在实践之中的具体运作，诸如西方社会自现代转向以来行政权及党派制是如何形成的、宪法是如何造就并成为美国之魂的、男性气概对宪政自由主义是何等重要、德性对提升和拓展自由民主的境界与视野是多么有益等实际的政治科学命题。正如他的一位学生所指出的：曼斯菲尔德第一个显著的贡献便是揭示出了现代制度的政治哲学根基。在过去五十年里，政治科学倾向于寻求唯一真正的道路，但结果却是一条通往乌有之乡路。当我们的行为主义式和数理式的方法必然阻止我们通向核心的政治现象之时，我们如何能谈得上对政治的理解？曼斯菲尔德起而反对这种不断增长的正统观念，不仅仅体现在言语上，而且付诸实践^[18]398-401。因此我们可以说，曼斯菲尔德吸收了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灵感，但将这种灵感注入到对实际政治架构的分析之中，这与老曼斯菲尔德以及比尔教授有契合之处，更与历史长河之中的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伯克、托克维尔等先贤心性相通、遥相呼应，借用中国学者任剑涛的话说，曼斯菲尔德的政治哲学理念可谓“出入于古典，归本于当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