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examination of Teachers' Education Concept in the Context of Pandemic

从全社会对疫情的认识来看，部分国民仍然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和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对于此次疫情的认识，笔者注意到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疫情突发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类肆意虐杀和食用野生动物并被感染而导致了疫情的突发。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公布的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来看，此次“新冠肺炎病毒”和2003年“非典病毒”的源头很可能都来自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是许多病毒的自然宿主。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的第19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陈焕春教授指出，当今人类新发传染病70%与野生动物有关。从生物学的解释我们可以获知，病毒本身并不会直接威胁到人类，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一般需要长期“寄居”在野生动物体内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而野生动物作为“宿主”在与病毒的长期共处中具备了相应的抵抗力，因此形成了双方“和谐共处”的局面。可见，病毒与野生动物之间已经形成和谐稳定的生态圈。而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传染给人类往往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之一就是食用野生动物以及野生动物的处理过程。正是由于人类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虐杀和食用野生动物，打破了原有的食物链关系，使得病毒“移驾”人体而被感染。这也恰恰印证了“和谐共生”的生态学观点，如果人类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恶意破坏生态平衡就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二是疫情造成的影响。在重大疫情面前生命显得异常脆弱，“活下去”成了每个人最朴实而又现实的愿望。此次重大疫情无疑已经对国家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最为直接和致命的就是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据媒体报道，截止到2020年2月20日，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已分别达75 465和2 236人^[5]，已远超2003年“非典”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总数。这些病例中不乏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坚守阵地的志愿者们、疾控方面的学者专家以及许许多多为生活而奔波的普通百姓。如：面对不断加剧的疫情，武汉协和江南医院30岁的年轻医生彭银华义无反顾推迟了原定于春节举办的婚礼，主动请缨进驻抗“疫”临床一线，终因过度劳累抵抗力下降而被病毒夺走了生命；某医院的护士在抗“疫”一线连续奋战了20多天，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有个婴儿刚出生不到5天时间，母子就双双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等等。

此次疫情突发的原因以及造成的严重影响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个体生命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正视和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和全面发展。生态文明要求我们遵循人类、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6]。没有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就没有对生命健康的珍惜。缺乏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就会遭受环境恶化的惩罚。近年来我国屡屡发生的各种学生自杀身亡、虐待野生动物等事关生命健康的各类事件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这不仅是生态文明和生命意识的问题，更是教育理念的问题。笔者认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应该承担起生命教育这一关乎生命存亡的责任，教师教育应该一开始就牢牢树立起“生命教育”这一基本理念。生命教育的目标，从宏观上讲应该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从微观上讲应该处理好人类与自己生命的关系。对于人类来说，应放下自己的傲慢与偏见而善待自然，收起自己的无知与无畏而敬畏生命。遵循自然法则与世界和谐相处，保证自己的生命健康是一切活动的起点，也是教育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生命教育的原则，要求教师首先从思想理念上关心关注学生的生态、生命意识和身体、心理健康；其次从教育实践上引导和激励学生积极践行保护自然、热爱生命的价值理念。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不仅是生物学科的教师，而且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所有教师都应该坚持这个原则，承担起这个责任。从学科的发展来看，生态文明和生命健康不仅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教育学、心理学、哲学、医学、法学、农学、文学和艺术等多种学科都需要研究的主题。不同学科之间应该协同促进、形成合力共同肩负起生命教育的使命。生命教育的实施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情境的创设和情感的陶冶，要让学生感受生命本身的脆弱，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引导学生珍惜生命；二是注重知识的拓展和兴趣的激发，要让学生发现生命世界的精彩，培养学生的兴趣态度，引导学生热爱生命；三是注重科学的普及和方法的指导，要让学生探索生命科学的奥妙，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引导学生探究生命。从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到探究生命，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也应该是生命教育的基本逻辑。

从全社会对疫情的防控来看，部分国民仍然缺乏生存规则意识和对公民责任的担当。在防疫过程中大部分公民积极配合、奉献爱心，涌现出了无数感人至深的事迹，然而也出现了超越底线、丧失道德、违背法律的社会现象。公安部刑侦局报告显示，有一些新冠肺炎患者故意隐瞒病情致多名人员感染和隔离。从《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有的人明知自己在疫情发生期间有过湖北武汉旅居经历，但故意隐瞒实情，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参加集体聚餐而导致大面积传染，整个小区被迫隔离；有的人明知相关部门严格规定出入社区等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却仍然抱有侥幸心理，被提醒后恶意撒泼、伤害医务人员和志愿者；有的人明知此次疫情的高危性和传染性，却向小区电梯按键恶意吐痰，损害公共卫生；有的人借着疫情当下口罩等物资短缺，故意生产和出售假冒伪劣口罩，哄抬物价；有的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甚至编造和散播各种与疫情相关的谣言，极大地扰乱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以上媒体报道的种种行为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漠视，更是对他人生命的侵害。这些行为人最终也都受到了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

此次重大疫情突发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门研究和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以钟南山院士为组长的科研团队随即开展疫情应急科研攻关，并成立专家组赶赴武汉等重灾区，指导当地的疫情应对和处置工作。国家卫健委、医保局、人社部、财政部、交通部、商务部、教育部、海关总署、三军部队和全国各地的医疗队等都加入到了这场战“疫”中。国家将此次新冠肺炎列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可以说防控形势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地步。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7]。相关部门也陆续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并要求公民正确佩戴口罩、注意公共卫生、及时报告病情。

一个人的存在不仅是作为“自然人”，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人”。如果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漠视国家规则和社会公德，就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立足。通过这场全民抗“疫”行动，我们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和民族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正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每个人都去努力做好自己，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才会展现出文明和谐的景象。守住法律的底线，就是守护公共安全的红线。约束个人的行为，就是对公共利益最大的贡献。加强规则意识，承担公民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是每个公民作为“社会人”得以和谐生存的基本价值所在。这种价值观念仅仅依靠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和媒体舆论是远远不够的。在《大学的理想》中纽曼(John Henry Newman)认为，大学的真正功能就是要“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大学的存在就是要“塑造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8]。笔者认为，加强生存教育以唤起学生的公民意识应当是各级各类学校共同的责任。尤其是教师教育，在师范生培养之初就要引导学生树立公民意识。生存教育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强化生存意识、获得生存知识、提高生存技能，更要求学生通过承担公民责任，创造社会价值，实现生存意义。生存教育的内容，不仅要关注个人生存，更应该强调公共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公共责任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关系民族存亡的民族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公民责任，“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而要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三是关系社会和谐的社会责任，正如网上热传的一句名言，“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因为各行各业的人们为我们负重前行”，每个人坚守岗位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全社会最大的贡献。

社会活动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言，在教育过程中，“当学生逐渐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他们的个人倾向会不知不觉地得到更为深刻和更为密切的教育陶冶”^[9]。生存教育的实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行：一是更新教育理念，践行“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的开放的教育观；二是丰富教育资源，充分挖掘家庭、社会、网络等多种学习资源，开发和利用校本和地方等学习资源，服务多样化课程教学；三是拓宽教育形式，尤其在此次疫情“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形势下，要深刻认识现代信息技术对教学方式所带来的深刻变革，综合运用线上教学、线下教学等形式，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四是优化教育评价，进一步探索和改革教育评价方式，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功能，促进生存教育目标的充分达成。

从全社会对疫情的应对来看，部分国民仍然缺乏健康生活意识和对理性精神的审思。此次疫情突发正值2020年春节假期，按照传统习俗，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很多人原本都做好了走亲访友、外出旅行的计划。然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了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的势头，确保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禁止人员流动成了最为直接有效的措施。武汉市于2020年1月23日对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和长途客运等暂停了运营，紧接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并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受此影响最大的当属人们的日常生活。“封城”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人们只能待在家里，无法自由外出，因此产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二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通信成了联通与获取外界信息的桥梁和最直接手段；三是封城所释放出的强烈信号表明疫情防控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关头。面对这些状况，很多人的生活状态也出现了问题。首先，面对突如其来的闲暇，有的人对自己的作息时间作了比较合理的安排，并且按计划学习、工作和生活；有的人却陷入了长时间的空虚和无聊，其空余时间几乎被睡觉、刷屏、游戏、发呆所消耗，而平日所期待的闲暇非但没能带来快乐，反而徒增了生活的烦恼。其次，随着疫情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口罩等各种防疫物资的极度短缺，互联网上不断充斥着各种鱼龙混杂的信息，很多人受谣言或恐慌的驱使，在一次次的抢购各种药品和物资中变得焦虑和身心疲惫，甚至有人在轻信谣言外出排队参与抢购的过程中因为防护不足被病毒感染而酿成了惨剧。再次，面对全国各地确诊、疑似和死亡病例的与日俱增以及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们与病毒生死搏斗的各种报道，有的人陷入了对生命、健康和死亡的体悟和思考；有的人感到无力和前所未有的迷茫，伴随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本该欢乐祥和的假期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调适和应对。个人态度和思维方式不同，所获得的体验和状态也不一样。因此，生活教育就显现出了它的价值。可以预见，幸福的生活是人人都追求的目标，而如何去实现目标却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笔者认为，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有的人之所以陷入了空虚和无聊，迷失于谣言和恐慌，看不到希望和美好，正是源于其对闲暇的利用、对信息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感知的差异。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过程，就是在努力满足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不断认识世界、丰富自己，从而获得情感、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相应的需要得不到的满足，就会产生烦恼和痛苦。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启示我们：生活教育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通过提供知识和技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更应该指导学生从广阔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内在体验和精神文化，从而享受健康生活，获得幸福感。这也是教师教育应该关注和践行的教育理念。具体而言，首先，生活教育的实施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发展兴趣与特长。一个人只有在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时，才更容易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享受其中的乐趣，发现自己的潜能，找到信心与动力，不断追求进而获得相应的成就感，而不是如前文所述，面对“封城”所造成的闲暇感到空虚而不知所措。其次，要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加剧了知识、信息的多元化和碎片化，使人们的生活被各种信息所包围。面对微信朋友圈等媒体平台传播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信息，要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保持清醒而不被迷惑，需要审慎和批判，需要理性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清是非、辨别善恶，才能活得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豁达。正如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所言，“普通教育应当培养人们的阅读习惯、个人品位和批判精神”，而“理智的培养是通向幸福的手段”^[10]。再次，要引导学生提高感知能力。生活的幸福感很大程度源于一个人对自我、对他人和世界的感知。正是在用心感受和换位思考中，人们更容易增进彼此的了解，消解当下社会快节奏生活所带来的疲惫、冷漠和疏离感，获得情感的共鸣与精神的慰藉，从而真正走进生活、感知生活和享受生活。在重大疫情面前，对生命脆弱的感知和对奋战在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换位思考，更容易激发人的情感和善意，启发人们更好地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学会感恩，理解他人。

回顾全社会对此次重大疫情的认识、防控和应对所反映出的部分国民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每一位教育者应当对其得以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影响进行再审视，对学生作为“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进行深入思考。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和自我实现是教育事业永恒的主题和使命，因此，在重大疫情背景下，教师教育要打好“生命教育”的基础，引导学生遵循自然法则，敬畏生命；抓住“生存教育”的根本，引导学生承担公民责任，和谐生存；追求“生活教育”的目标，引导学生涵养精神文化，健康生活。这应该成为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植入心底和贯穿整个教育生涯的理念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