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ual Construction: Loc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into the Village"——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ree programs in Chongqing

“社会工作本土化”无疑是当今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议题。对于“本土化”的理解，学界大致有“适应说”“内源发展说”以及“双向建构说”三种观点。

“适应说”认为本土化是外来的专业社会工作适应本土环境，需要得到“本土”的承认，并嵌入到本土的政治、文化、制度中，与原有的社会制度相配合^[1]；社会工作必须视自己为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或者助手，努力赢得其信任和支持，以解决“进场”问题^[2]。这一观点具有“弱专业自主”和“保守迂回”的意味，认为在“强政府-弱社会”结构中，社会工作只有通过“借位”和“借力”，才能获得发展空间。

“内源发展说”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在于本土自内而外地进行社会自主性发育，而不是简单寄望于国家干预社会的减少^[3]。这类观点与“适应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强调“嵌入”，而注重通过借鉴和学习部分西方知识，对本土社会工作元素进行正向转型与升级。“内源发展说”以本土为中心，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其理念、方式更符合本土情境，这种传统的社会工作是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基础和前提^[4]。有学者认为本土化实质上是一个文化殖民过程，是让西方文化合法地深入到本土文化的骨髓中去，并由此提出“土生化”和“本土建构”概念^[5]，这彰显了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实践^[6]。

“双向建构说”源于专业社会工作出现的“悬浮式发展”困境^①。此观点不赞同“适应说”的嵌入理论，认为无论嵌入的深浅如何，都不一定是有效的嵌入^[7]。客观的现实是专业社工被吸纳到政府的权力网络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的风险。因此，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环境必须进行“双向建构”：一方面，在“强政府”的制度环境和本土文化逻辑之下，专业社会工作需要发挥能动性，反作用于本土情境，否则容易失去自身价值；一方面，跳脱专业化的迷失和建制化的牢笼，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进行“双向嵌入”，这可能是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较为可取的理性抉择方案。

① 专业社会工作“悬浮式发展”是侯利文、徐永祥在《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一文中提出来的概念，其基本内涵包括四点：其一，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制度构件，悬浮于既有的社会体制系统，存在排斥与不相容；其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和职业，脱嵌于既有的社会职业分工体系，存在认同和合法性危机；其三，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理创新手段，悬空于既有的社区治理场域，存在主体缺位与边际效益递减，导致社会工作的创新价值被销蚀，深陷“服务有效性危机”；其四，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国家战略，错位于既有的社会需求结构，存在错位匹配和单向度性。参见：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82-93页。

上述三种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观点，“双向建构说”开始更多地获得学界的认同，不过也多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结合实践案例来做的论证性研究还比较少。

“在地化”一般指涉的是移民所属原生文化与当地文化通过“文化合成”形成一种新文化的过程^[8]，它被认为与“本土化”有着相近的意蕴。社会工作的“在地化”多指涉的是社会工作嵌入到当地行政体系，并进行在地的组织或人才的培养等。史铁尔认为“在地化”可视为一种产品、服务、人才的应用，能够为某一特定文化或语言地区所接受并长期发展下去^[9]。陆士桢等通过“植入”概念来讨论社会工作在地化，认为这是外来物进入当地，并在当地谋求发展的过程^[10]。

受上述相关学者的启发，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在地化”是指外来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在进入特定地区之后的一定时间内，能被拥有特定文化或语言的地区所接受并持续发展的过程，其接受主体主要包括当地居民、当地政府、当地基层自治组织或其他农村组织。在地化是本土化的实践表征，本土化通常是在讨论宏大叙事时所指涉的，而在地化则更为具体，且更侧重于“当地”这一地域特点，与“空间性”联系紧密，主要通过具体的社区行动来实现。在地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工作者的在地化，即一线社会工作者拉近与村民的空间距离(包括物理空间距离、社会空间距离、心理空间距离)，能真正融入村民之中；(2)工作场所的在地化，即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场所(办公场所)与服务对象的空间距离比较近；(3)知识的在地化，即在一段时间的服务之后，村民能对社会工作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并实质性地接受其影响；(4)工作方式方法的在地化，即在与当地服务对象的交流过程中，采取服务对象可以接受的方式方法；(5)服务的在地化，即社会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务能够满足村民的需要，并使服务“落地生根”，并实现“助人自助”。因此，社会工作服务的在地化不仅是指专业社会工作者直接提供满足当地需求的服务，而且强调通过知识的在地化(知识理念渗透)，促使村庄主体“自我服务”，最终实现服务的持续在地。

在本土化(在地化)与专业化的相关讨论中，研究者们也逐渐将目光聚焦到实践场域，主张关注“实践智慧”。一些学者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出发，提出反身实践的社会科学模式，认为社会工作是来自于直接实务经验的知识体系，而不是理论的技术理性操作，只有坚持实践本位，才能避免抽象理念化和意识形态化建构的误导^[11]；情境性、反思性实践对社会工作专业化具有正向建构作用^[12]，并能促进社会工作的本土扎根。张和清倡导“行动研究”^[13]，其长期扎根农村社区开展实践所提炼出来的本土模式和理论观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实践领域涉及的元素是多样的，且各个实践主体之间不是割裂和独立的，而是复杂交互的。宏观视角并不能深切地探明事实，微观视角将抽象的“社会”在地化，能够呈现出最立体且真实的形态。本研究的经验素材来源于作者2018年在重庆市X县、K县^①两个“三区”计划项目点的亲身实践。我们重点关注专业社会工作是如何“进村”且又如何一步步实现融入、扎根和在地化的，其过程呈现出怎样的现实形态？这一核心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几个子问题：社会工作者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推进在地化？社会工作者与其他村庄主体(“村支两委”或乡镇政府、村民)是怎样互动的？这一过程遇到哪些阻碍和困难？社会工作者又是如何应对的？本文以这些问题为逻辑起点，探析本土文化与专业逻辑、行政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相遇和互动形态，以进一步回应社会工作在地化问题。

① 本文中的地名、人名经过技术化处理，均以字母表示，以下同。

社工进场时，面对的是与自己有着不同文化习惯和知识背景的群体，可能因为有“我们”与“他们”的区隔差异而遭遇村民的漠视和误解。因此，如何深入其中，找到“我文化”(社会工作专业文化)和“他文化”的殊性与共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重叠共识”，明了二者同时“在场”的辩证统一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们主要从技术路径、困境两个方面来呈现社会工作“进村”与扎根的实践样态。

地方政府为社会工作组织提供合法性证明对于其能否成功扎根社区具有重要意义。“三区”计划是落地到中西部省份的中央项目，资金一般由中央财政资金和地方(省一级)配套组成，重庆市通过政府购买形式实施“三区”计划，社会工作者(组织)作为“三区”计划的生力军，由市民政局“发包”派遣，通过县、乡镇、村的层层“引介”，最终以“类政府”身份进村。但村庄是被动接受的，无论村民还是村干部，都不清楚社工的具体工作，所以他们多采取观望态度，并未真正接纳社工，社工往往会遇到来自村民的警惕或冷漠。

我和XSH走访一户村民，想了解一些情况，我们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但他并不信任我们，对我们很警惕，还说要报警，我们就慌了，就立马给T书记打电话，让书记跟他解释，才解除了误会。(社工实践笔记)

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具备“合法性”身份的基础上通过主动靠近，并通过一定的技术路径来达到“进村”的目标。

1.利用“关键人物”：工具性同构和情感性同构

社工要扎根当地，开展在地化的服务，需要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村民信服的“关键人物”的支持和帮助。这些“关键人物”的特质可以概括为：热心、乐于助人，愿意为村庄的发展出力；在村庄有较高声望，群众基础较好；有知识、有文化。

我们要去走访一个最远的村民组，有十公里的样子，村文书YZ说要带我们去，早上8点不到，我们就坐他的面包车沿山路出发了。他给我们介绍特殊家庭的基本情况，陪同我们进户，向村民介绍我们，有时候我们说的话村民不很懂，他就帮我们解释，中午时还张罗我们在一个组长家吃午饭。我们在走访中听到村民抱怨村干部如何不好，但是对他的评价都比较好。在他的引领之下，社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拒绝和怀疑。(社工实践笔记)

我们在村诊所的时候，Z医生耐心回答着我们的问题，还告诉我们村庄的矛盾状况，进户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后来他又来村委，跟我们聊村庄的文化、习俗等，给了我们很多关于村庄的信息，启发了我们之后的工作开展方向。(社工实践笔记)

分析“关键人物”的行为动因能够指导社工如何靠近并“利用”他们。我们发现，“关键人物”愿意帮助社工，是由于双方行动具有同构性，包括工具性同构和情感性同构。工具性同构主要指因为某种目的或利益而形成行动主体相互之间的支持、合作。对于村干部来说，如果他们认为某件事情能获得实在利益，就会对之产生较积极的评价和认同，反之，则会给予消极评价与认同^[14]。如P村妇女主任主要分管“三留守”和文娱方面的工作，而社会工作者也以“三留守”为切入点，所提供的服务和所开展的活动能够与其共享，减轻其工作任务；Q村文书YZ，同时是“武陵生活馆”的代理人，正准备经营一家淘宝店出售村寨农产品，社工表示能够帮助其宣传推广，这样双方就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双方的同构性增加。

除了工具性同构，情感性同构也促使“关键人物”愿意帮助社工。社工所表现出来的“关怀性”“无私性”和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与“关键人物”对村庄的情感期望具有亲和性与同构性。

我们到村的当天下午，就到村委附近了解情况，热情地去和周边的村民攀谈，第二天早上就要求走最远的社，每家每户都去，执意“走到边”。在走访过程中毫不懈怠，虽然很辛苦，但是没有叫苦。那几天晚上，我们都一直在村委加班，将当天走访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并建立档案，一般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左右才回到住处。这些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社工工作记录)

Z医生对村庄的资源分配和村民的依赖思想愤愤不平，与社工多次交流，非常认同社工对村庄的期许和计划，社工对于村庄深层情况的询问，他也毫无保留，积极回应。他的主动帮助虽然可能出于某些目的考虑，但确实也有很多是出于对社会工作价值的认同。社工秉持“尊重”“关怀”“利他”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能够更大程度赢得“关键人物”对社工的情感性认同。

另外，社工与村里“关键人物”建立起符合本土逻辑的私人关系，也是社工迅速融入村庄、推动工作开展的重要途径。其中，吃饭无疑是很便捷的手段，人们通过吃饭互动，增加感情、巩固关系，饭桌上主动敬酒、攀谈聊天都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在Q村，社工的男领队与驻村男书记在“微醺”之后，拥抱、谈心，称兄道弟，这种微妙的关系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情感得到“升温”，如果缺少这种日常化的融入，将自己禁锢在社工身份里，拒绝与其他行动系统产生过多联系，刻意划分界限，工作也就难以开展。

2.在地化的调查：非正式的了解方式

初进村庄，了解村民基本情况和需求必不可少，但直接拿出问卷展开询问并不合适，不仅会引起村民戒备，而且妨碍和村民的深层沟通。而以村民能够接受，并能了解村民和村庄的真实状态的“非正式”方式展开调查则比较符合现实情境，这是一种在地化的调查方式。这种方式将社工自己作为研究工具，以一种在地姿势(穿着、语言和行为等符合当地习惯)，以“此情此景”为切入点，自然、随意地与村民互动和交流，并仔细观察、了解情况。通常是从打招呼开始，“打招呼”这一行为不仅能给予村民社工在场的印象，还能让村民感受到被尊重。通过打招呼，切入询问，与他们“闲聊”，往往会获得意外的发现。

到了村里，午饭还没有做好，我们就在村委附近闲逛、散步，准备熟悉熟悉村子。见到村民，我们笑嘻嘻地跟他们打招呼，婆婆爷爷、孃孃叔叔喊得甜得很。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们即使对我们不信任也不会表现得很明显。我们问这个菜叫什么名字，问坝子上晒的什么，就这样同他们攀谈起来。

我们看到在外面坐了几个婆婆，就上去介绍了我们，说以后就要经常在村子里了，至少一年，所以有事可以来找我们。一个婆婆就说能不能帮她们把散了的坝坝舞重新组织起来。这让我们感到很惊喜，因为我们本来也想从坝坝舞组织开始着手开展工作。

我们留意村庄地理分布，打探小卖部、村诊所这些关键的地方。走到村诊所时，我们看到人不少，就和医生开玩笑说以后我们可能要来“光顾”，慢慢地我们就和医生聊起来了，村民就在旁边围成一堆，偶尔向我们抱怨“政策的不公”，说村里好多穷的户都得不到低保，医生也会给我们讲村里的一些事。(社工实践笔记)

打招呼、闲聊也许不一定会立即得到积极回应，但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行为，却能够通过长期的“积淀”，突然在某一天产生效果。

有时候你跟他们打招呼，也许得不到热情的回应，其实他们在私下里会问别人“这人是谁，怎样啊”之类的。但有一天，突然间你会发现，他(村民)记得你，还说当时我们很懂礼貌，很谦虚，每次见到人都要打招呼。(社工访谈记录)

在初进村阶段，运用“非正式”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正式访问所带来的困难。

另外，问卷能够收集到普遍性信息，这也是初期调研不可或缺的，但社工不应被问卷题目所束缚，以一种机械的方式一问一答。将问卷内容熟记，以日常聊天的方式与被访者进行交流，根据情境发散式提问，在某个问题上“深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其局限性。

3.“获得目光”：开展大型社区活动

村庄对社工的认知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过程。在进村的初期阶段，通过开展大型社区活动来“造势”就是一种有效手段。在前期走访阶段，社工注重发掘村民才艺和当地文化特色，鼓励村民参演节目，通过就地取材，使村庄文化和村民成为主角，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满足其文化娱乐需求，充分调动村民的主动性，打响了社工进村的“第一枪”。

我们发现，大多数村民对于上台表演表现出害羞和难为情，且会拒绝，但这并非表示他们不情愿。他们大多含蓄内敛，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何况是面对陌生人。他们需要的是社工进一步熟络和鼓励，打消顾虑，而不是任其自决。在中国乡土社会，“案主自决”原则应带有一定的引导性或者影响性，社工需要探询并启发案主(村民)表达需求，站在案主(村民)方面考虑，同其深入交流，帮助他决策或与之共同作出决策，这会被理解为“我有价值，你关注我”，反而“你自己决定吧”很可能被误解为放弃和漠然，或被理解为非真情实意，僵硬地坚持专业或声称“专业”的行为实质上是对专业的理解不够透彻。

当村民作为主角，把村庄的传统文化搬到舞台上，具有仪式感地展现出来时，他们战胜了自卑与羞怯，非常激动，那种成就感不言而喻，其自我效能感得到较大提升，文化自信也由此产生。

当时有个八十岁左右的婆婆就拉着我的手说，没想到她这辈子这把年纪还有机会穿上这么隆重的服装上舞台表演。那些跳舞的妇女的鞋子被雨水浸湿了，还说反正都湿了，还不如嘿起(使劲)跳。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激动。尽管下着雨，但现场的村民还是都把手机举着拍照，觉得“稀奇”。(社工实践笔记)

除此之外，通过“有奖竞猜”“什么是社工”等活动，促进村民的参与和对社工的认识。在活动中，社工展现了良好的专业精神和工作态度，收获了村民的赞扬，“能干”“不怕累”“工作认真”等话语显现出村民对社工正向的看法。

文艺表演当天下雨，但社工决定如期举行。村民对社工说：“下雨了，你们捱(延)一会儿开嘛！你们又是撑篷子，又是要扫水的，好麻烦啰!”社工答：“我们约定了时间的，亚溪河那么远的人都来了，有些都走在路途上来了，还是要开。”我们听到很多村民在说“这么大的雨，他们还搞，真是辛苦！”“好能干、好不容易”之类的话，虽然当时我们全身都打湿了，但是内心高兴。(社工实践笔记)

4.打破界限：“到村民中去”——工作者的在地化

工作者的在地化包括工作者拉近与村民的空间距离，并与他们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这两个方面能加深村民与社工的关系，进而促进服务的在地化。而工作者的在地化又与工作场所的在地化具有一定关联，工作场所的在地化会缩小工作者与村民的物理距离，促进工作者的在地化。当然，这些因果关联是“或然性”而非决定性的。X项目点工作场所是在地化的，社工住在村委会，大门随时敞开，社工的工作和生活交织在一起，工作场所的在地化极大地缩小了村民和社工的物理距离，增加了与村民相处的时间，但仍然需要社工在此基础上缩小彼此间的心理距离。社工应到村民中去，建立“熟人”关系，逐渐实现从“外来人”到“本村人”的身份转化，精准识别村民的内在需求、优势、资源和潜能，同村民一起成长。“发动群众”“到群众中去”这些理念都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优势和特点，可以发挥并加以运用。

我的一位伙伴(社工同事)下班以后就不会去和那些村民交流了，有人来找他，他都会拒绝，说自己已经下班了，上班时间再来找他。但那些村民白天都在坡坡上忙自己的，只有晚一点才有空过来聊天。村民们认为他(社工同事)有些不近人情。我和他就不一样，只要那些孃孃(阿姨)有需要，不管我在上厕所还是在干嘛，我就马上出来，这样久而久之，和村民的关系就好了。(社工访谈记录)

有个阿姨，她和老伴、孙子一起生活，有一次她老伴差点生病去世了，那天天快黑了，我刚好路过，就准备去跟她打个招呼，我进去才发现这个情况，我就安慰她，她趴在我肩头上面使劲哭，我就去帮她通知他的儿子儿媳，稳住她的情绪，她说要不是我，她真的不晓得怎么办，我也哭了。(社工实践笔记)

在Q村，由于工作场所的在地化，社工与村民“低头不见抬头见”，在日常生活中互动的频率较高：一同在河沟里洗衣服，一同劳作(社工向村民要了一小块空地种菜，菜苗是村民匀来的，这种“匀秧苗”在乡村很普遍，是村民在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互相补给的合作习惯)，一同参与集体事务(马路清扫)。在这些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社工拉近了与村民的关系。在共同劳作过程中，社工的确会显得“笨拙”一些，这会遭致一些村民的质疑或嘲讽；同时，一些村民会以“你们城市人”之类的话语来指称社工，这凸显了村民和社工之间的身份区隔。但社工努力打破这种区隔，缩小“我们”和“他们”的距离；社工做事任劳任怨，并主动向村民讨教，尊重村庄的在地智慧，这样逐渐赢得了村民的认可。

蔬菜成熟时，我们会邀请村民前来摘菜，同样，村民也会吼两嗓子：“妹儿，我们土头的藤藤菜(空心菜)长得多好，各人(自己)去摘嘛。”冬天的时候笋子长起来了，他们也会喊我们去竹林里挖笋子，野生的猕猴桃结果的时候，村里的那些小朋友也会拉着我们去摘。(社工工作笔记)

共同的生活和行动使社工和村民熟络得很快，社工被逐渐纳入“熟人圈”，与村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不至于因为文化不同而“失语”，也能在村庄里听到对社工的议论，这其实就意味着村民对社工的接受，社工已经“身在其中”了。

有时候我们能从村民嘴里听到对于我们的议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觉得都是好事，因为这其实就代表你融进去了，他们不把你们当外人了，你能够在村里“打探”消息了，所以想知道一些消息是非常容易的，这对我们的工作开展也有一定的好处。(社工访谈记录)

除了日常生活的参与和靠近，通过社工服务深入到村民中去的路径则更具影响力。秉持“礼尚往来”“给予—回报”的传统观念和行动逻辑，当村民得到了帮助，他们会给予回馈，这种回馈往往表现为支持社工，配合社工，也可以理解为“给社工面子”。Q村S组由于离村委较远，组员很少有机会接触社工，于是社工便开展了流动的“四点半课堂”活动，将课业辅导带到山上，通过提供服务深入到村民中去。

第一次开展课业辅导时，有个阿姨就带点讽刺的意思说我们这群人就是来玩玩，装模作样的，来一两回就不得来了，大部分村民对社工也是爱搭不理的。甚至有村民当面质疑社工：“你们算什么？你们能教我孩子什么嘛？”反正对我们非常不信任，这让我们感觉蛮委屈。

我们说每周都要来，要做完整个暑假的辅导。后来我们每次都背个大书包，装上教材、资料和纸笔等，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去给他们孩子辅导。突然有段时间，我们就发现，村民开始留我们在上面吃饭，太晚了就喊我们在上面歇一晚上，明天再走。而且每次上去，那些小朋友很远就来迎接我们，甚至有些家长硬是要把孩子拉过来，就觉得特别欣慰。(社工实践笔记)

S组对社工态度的转变如同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巴厘岛研究“斗鸡”(一种当地的赌博游戏，被政府视为非法)时的遭遇。在一次面对警察的“突然袭击”时，根据“入乡随俗”原则，格尔茨随当地人一起狼狈“逃跑”之后，他不再被村里人视而不见，甚至突然间成了村里人注意的中心，“成了热情、兴趣特别是快乐大量倾注的对象”^[15]。S组对社工来说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村民变得更有人情味，温和而亲切；社工也由“身在其外”变成了“身在其中”，被村民接纳为“自己人”。

5.从“关怀”到“发展”：服务的在地化

任何单一的或者固定不变的方法都无法应对村民所面临的千差万别的生活挑战。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村庄，仅凭“病理学”取向，以求达成一种治疗性、补救性的工作目标，抑或仅开展浅层次精神娱乐活动，不可能实现“改善村民生活”的愿景。而且，我们发现，注重村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当地行政系统往往会漠视社工开展的以村民日常生活服务为主的工作。所以社工不仅需要积极回应和关注村民个体或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以发挥社会工作的人文关怀价值，而且也应该积极关注社区层面的村庄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实现服务的在地化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第一，与行政体系的互动关系问题。实现服务的在地化也就意味着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互动，没有行政体系的支持和承认，社工会在资源链接、服务领域、服务方式等方面受到限制和阻碍，这样服务就难以顺利开展和深化。

当社工以娱乐活动或关爱“三留守”群体为主时，社工主要与村妇女主任有密切合作，而随着服务的转向，合作对象也需进一步拓展到“村支两委”其他干部。于是，调适或重塑社工与村两委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P村社工就通过邀约村两委干部吃饭，展开会谈，再加上村妇女主任这一“关键人物”的帮助，促进了双方的协商合作。

之前总觉得和他们(村委)合作不见得是件好事，但是真的要想做深入，跟他们关系不好、合作不了，就深入不了。我们跟他们聊过之后呢就发现确实是有合作的可能性的。我们也在做一些积极的调适，比如说我们就把活动时间从一直以来的周二挪到周三，和村委集体办公的时间错开。在开展社工服务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村委的想法和意见，尽量使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他们目前关注的一些事情。(社工访谈记录)

社工与村委的目标和思路逐渐靠近，二者也逐渐找到了一些彼此工作的结合点。这样，社工与村委在村庄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就有了一定的合作空间。

第二，关于服务本身的深化。深化服务意味着服务由浅层次的娱乐活动或关怀服务转向能力建设、生计发展、社区自助互助能力培养等发展性服务。P村社工通过老年学堂成员参与志愿服务，从营造“互助友爱”的社区氛围入手，逐渐对之前的康乐活动进行转型，着力培养老年学堂成员的公共参与意识与行动力。临近中秋佳节之际，社工与成员们一起谋划了“心时代老年学堂中秋送温暖”活动，决定去探望村中的高龄老人、重病患者。在整个探望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老年学堂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社工希望借此使服务更多地由“助人”转向“自助”，即调动村民自身的优势和力量，培养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以推动整个村庄社区支持网络的建设，并最终实现村庄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目标。

6.培育本土人才和组织：服务的持续在地

目前，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主要是以“项目制”的形式进行，受经费和政策影响，服务具有时限性。“人走”是否“茶凉”？在社工撤离后，服务能否继续在地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培育本土人才或本土组织，在社工撤离后使服务继续留在当地并持续发展，才可称作真正的服务在地化。这恰恰与“三区”计划的政策要求契合：为“三区”培养本土社会工作人才。

本土人才的培育是贯穿整个实践过程的，从进村开始，社工就应该注意发掘，并在共同行动中进行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的渗透，培育村庄自主自助的意识与能力。与社工具有同构性的村干部和具有影响力的村民往往会成为“本土人才”。培育组织与培育人才是相辅相成的：在初期服务或活动阶段，由社工带领，发掘骨干进行协助；中期阶段，社工与骨干商议并开展活动；后期主要由骨干带领组员开展服务或活动，社工辅助并观察，并就其中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同骨干和组员商议，寻找解决方案，且反复假设社工离开之后的情境，启发组员讨论组织的走向和发展等。在此过程中，组员或村民表达了不愿社工离去的感受。

成员LZF：“你们可千万不能走啊，走了的话我们这个(老年)学堂就(摇头)搞不下去了！”

成员LCD：“我就是嘿(很)害怕你们走，走了我们这里面(学堂)的好多人肯定就不来了。”

村妇女主任：“他们很担心你们走了，我也怕你们走了，但是你们始终会走啊。”

社工：“现在我们有意让(村民)LYZ他们带领，我们走了他们依然能够自己搞。”

村妇女主任：“不是这样哦，也许后面慢慢有些人就会退出哦。不过也没办法，你们已经尽力了，如果以后确实没人支持，有些人没得那个思想了，也没得办法了。后头我们还是会尽力，把他们那个老年人的秧歌整起，还有那个山歌对唱，我们哪天先试，再说。”(社工访谈记录)

社工主要通过鼓励和引导，给予其信心，并逐渐放手，让村民或组员自己组织并开展活动。同时，国家可以考虑在农村实行固定的驻村社工制度，这也许是保证社工服务持续在地的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

在进村和扎根实践的技术路径中，社会工作者容易模糊专业与本土的界限。一方面融入村民，另一方面靠近“村两委”，力图得到村庄的接纳，这的确符合本土逻辑，也是在地化的有效手段，但同时会由此出现其他问题，比如人情关系的牵制，或是在与行政体系互动中呈现的低地位状况等。只有进一步破解这些困境，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在地化。

1.陷入人情网络——人情关系与专业关系的张力

社会交换理论把经济学的“交换”概念进一步拓展到社会领域，把人们之间的互动过程看成是交换过程。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们的交往互动主要以人情作为交换媒介，是在“给予—回报”这样的过程中建立和强化的^[16]。

中国乡土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程度几乎为零，不可能像西方社会一样，通过维持“契约型”关系便能取得案主(村民)的信任并开展服务。专业社会工作想要在本土建立起良好的助人关系，就必须遵循本土逻辑行事，而本土逻辑是——人越熟，越愿意谈心事，也更愿意给“面子”。反之，若社工拒绝了村民出于感谢或以“礼”相待的表示时，就会被理解为“生疏”“客气”，甚至是“不给面子”“看不起”，互动关系就可能倒退，“主动求助”“说心里话”便不再可能。然而在这种本土逻辑中建立起的关系很难确立清晰的边界^[17]。驻村社工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仅限于专业关系，而且还会发展出一种私人关系。这就导致社工常常不完全清楚什么才是正确的专业操守。

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就有村民经常给我们拿菜来，可我们不能收他们的东西。有个阿姨给我们拿了好多次了，我都没收，我就跟她解释，我们不能收，但是后面她就不来了，我跟她打招呼她也不理。

另外一个个案，一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离婚，都跑了，剩下她与奶奶相依为命，经济很困难，我们就给她联系了助学金，她特别感激我们，把家里最值钱的腊肉、茶叶、冬笋干(很难弄到)送给我们，我们觉得太贵重了，说绝对不收，她说你们帮了我们那么多，我受不起，要是你们不收，我心里就不好受、有疙瘩。(社工访谈记录)

在“进村”过程中，社工与村民在“给予—回报”的人情互动中强化了双方的关系。但这种人情互动是具有特殊性的，是依据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原则进行的，即社工被当成了特殊的人，是“跟我关系好”的人。在逐渐“由疏到亲”的过程中，社工容易陷入人情网络，由此带来“双重关系”的可能风险^①，最终呈现出专业服务与本土文化的张力。

① 美国《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明确规定：社会工作者不应该同当事人或前当事人保持双重或多重关系，以免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剥削或潜在的伤害。一旦避免不了双重关系，社会工作者应采取措施，保护当事人，并有责任设定清楚的、恰当的、具有文化敏感性的界限。对于收受礼品，西方伦理更倾向于要求社会工作者拒绝案主基于情感的回馈，认为收受礼品在双方之间形成了双重关系，这一关系隐含着社会工作者有义务回报，结果陷入这种双重关系或多重关系的困境之中。

这里有一个案例。在P村一个坝坝舞团队中，团队“领袖”A与成员J是亲戚关系，但因家族内部矛盾，关系一直有隔阂。另一“领袖”S因为经济条件稍好，家中有两个儿子，而J育有一女，家庭条件较差，村中长久以来不曾褪去的重男轻女思想使得S瞧不起J，而J也看不惯S的行事作风。因而S与A走得比较近，由此诱发形成两个小团体，双方的暗自较劲和抱怨逐渐演化成言语争吵。

面对此情况，社工无论是在团队会议或活动中，还是在私底下的个别会谈中都强调双方要和谐、团结，但都不起作用。她们有时会向社工抱怨另一方，说对方的“坏话”，这时社工会试图引导她们换位思考，这时往往引起不满：“妹儿，你不要帮她说话哎，我来找你是信任你，觉得我们熟一点，你啷个倒还说起我来了耶？”社工“就事论事”，站在客观立场进行引导，不仅调和无效，而且落下“偏心”的指责。

当社工由于其他因素暂别又重回村庄时发现，坝坝舞团队已经分化为两队。社工再次介入调和，但不论怎么调和，都没能使分化的两队合并。社工无奈，便只能分别组织练舞，每周一三五一队，二四六另一队，但平静持续不久，终由“放置音响设备的房间钥匙由谁管”这一问题再次产生争执。社工认为钥匙本应由村干部管理，于是就交由村妇女主任(她常常到A所在队伍跳舞)管理，这引起了另一队的不满，埋怨社工“偏心”“不会做事”。

我们在村里面熟了嘛，后来就有村民跟我们说听到有人在背后说我们不会做事，村里面的事传得快得很，你跟她熟了，才会知道这些。唉，我们尽心尽力，最后落得“不会做事”。(社工访谈记录)

当今的中国农村社会，依然还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社会或熟人社会。在社工进入村民的“熟人圈”之后，依照专业指引所强调的中立和公平行事，在她们眼里是“不会做事”，因为村民不理解社会工作是用专业的手法对有需要的对象提供服务，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性帮助，他们以“人情”的逻辑出发，认为社工应该偏向自己一方。受制于复杂的人际关系，社工在调和过程中陷入窘境，引发双方不满，社工自身也产生无力感，不知所措。在最初建立关系时警惕这种人情关系，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能避免此类问题，但保持距离又势必会影响助人效益。这实际上又回到“度”的问题，既不影响助人关系的建立，又可以保持安全距离的“度”的把握并不容易，或许要同时实现“真正的融入”与“避免陷入人情网络”是无法平衡的悖论。

社工需要去和村民建立关系，你在那里住久了，与村民的关系就深了，但是关系深了的问题就是，矛盾就会出来。你跟她关系近了，她就理所当然认为你就是应该对我好，你凭什么要对别人好。我们专业都要求要公平公正，但是她会要求你不公正，才能显现出来对她的好。比如那两个跳坝坝舞的孃孃，我们只要稍微和其中一方多说几句话，另一方就会不高兴，她就觉得，不管有理没理，你都要站在她这边，替她说话。所以和村民的私人关系太近了，你的专业关系就没办法维持了。(社工访谈记录)

2.行政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区隔：不平衡的互补

美国学者南杰(Najam)使用目标、策略两个维度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互动进行交互分析，形成四种模式：相似手段和相似目标、相似手段和不同目标、相似目标和不同手段、不同手段和不同目标，四种模式相对应地导致四种结果：合作、冲突、互补和笼络吸纳^[17]。社工组织与当地行政体系倾向于相似目标和不同手段的模式，其可能导致互补关系，但这种互补关系在现实中显得极为不平衡，表现为专业和行政的区隔：社工处于弱势地位，对于资源分配或合作方式鲜有话语权；有时社工想与行政系统合作，但行政体系会根据其利益的考量来决定是否与社工合作。比较被动是对社会工作在本土行政体制之下开展实践最贴切的描述。对于这一点，P村和Q村共计6位一线社工均持赞同意见。

我觉得我们很积极地帮村委很多忙，但是他们在帮助我们时就有点懈怠，也不是说不帮你，就是很慢那种。比如他们常常延迟帮我们交网费，断网好多回了。还有我们那个卧室门、便池、厕所门坏了，也迟迟不报修，最后没得办法，我们只有自己修。所以有问题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自己解决，实在需要他们帮助的才开口，他们平常都挺忙的。(Q村社工访谈记录)

行政体系更倾向于让社工帮忙分担任务，而社工所期望的合作常常被漠视或搁置：Q村社工邀请乡政府参与社工知识培训会议，乡政府当时同意了，但却以“没有时间”“忙”为由拖了将近半年；社工策划培育的旅游服务协会“大巴山森林人家”项目，也因为乡政府对社工提出的方案不感兴趣而搁置。这里姑且能够称得上“合作”的，也只有乡政府“拜托”社工策划，由政府出资并安排一些工作人员前来参与的一些活动。

虽然你们那个关爱留守人群的工作是做得很好，也有必要嘛，但我还是想你们能不能借助你们背后的团队把我们HY(乡)的旅游宣传出去，你看我们现在旅游也还是打造得不错了。你们能不能请一些你们学校的教授专家来，给我们宣传打造一下嘛。(社工向乡长汇报工作时，W乡长未发表观点，看着手机，敲着键盘，听了几分钟之后提出上述建议)

“没得办法，他毕竟是乡里的老大，得罪不起，我们还要向乡里面报账啊，以后工作上也需要他们的帮助，而且我们本来就是来帮助他们村的，他们有这个需求我们都还是尽量满足。”但是她也抱怨：“明明有些事情就是他们政府自己的任务，自己不做甩给我们，我们平时也没喊他们帮忙。”(社工在退出乡政府办公室之后的抱怨)

我们发现，行政体系对社工的“忽视”，似乎主要还是因为村里、乡里的干部们都很“忙”。

以前妇联这边的事都松活(轻松)，(忙的时候)大不了就是跳个坝坝舞。现在嘛，事情确实多，上面分派下来的这样那样的任务多得很，就像我们除了忙自己妇联这块，还被分派了其他好多事情。(P村妇女主任访谈记录)

其实我们还是多忙的，不是说不支持你们哦，我们一样的支持！就是事情太多了，光在开会，有时候我都是发了毛，冒了火。(P村支书访谈记录)

行政体系所传递出来的“忙”，一方面是客观的事实，一方面也是行政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在这里，“忙”仅仅是这些行政体系干部懈怠与社工合作的表层原因。在表层意义之下，“忙”还蕴含了其深层含义：在以经济发展作为行政体系干部政绩考核首要目标的激励机制下，干部们确实“分身乏术”，他们也不愿意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去，其中“协助社工”就被看成无足轻重的事情。进一步分析，这里则涉及社工与行政干部的地位不对等和双方错位的需求期望问题。

当前，农村基层政府、“村支两委”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所以他们更期望社会工作者能够带来资金。

我们在刚进村的时候，支书就问我们：“你们带了多少资金来嘛？”我们就说我们没有直接投入到村里的资金，但是我们带来了人，为村民提供服务。后来他就不大跟我们接触，只是村妇女主任和我们接触较多。(社工访谈记录)

此外，社工也不能满足“村支两委”关于社工是来“帮手”的角色期望。社工所期望的合作和“村支两委”所期望的“帮助”是错位的。而且从现实情况看，社工对当地行政体系的需要期望大于行政体系对社工的需要期望，因此便呈现出社工低姿态通过尽力完成行政体系的要求来拉近双方关系因而处于较低地位的不平衡互补关系状态。

社会工作学界关于“本土”与“专业”建构向度的论述已经逐渐从“单向”转向“双向”，认为两者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18]。这一理论观点在笔者参与的两个项目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受过专业知识熏陶的社工“进村”，通过了解和适应本土文化逻辑，顺着本土“纹理”开展工作，吸纳本土现实中的有益元素，专业社会工作被建构成蕴含本土意味的社会工作：模糊的专业界限，非契约型的专业关系，本土情境的自决，以及主动发现多于被动求助的本土求助关系形态。而专业社会工作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对本土产生形塑：在实践中通过嵌入到行政体系中，将部分社会工作理念、技术和方法渗透村庄，对村民、村干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当前环境下，社会工作自下而上的努力是必要的，这类“实践性智慧”有助于推动“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双向建构。这里，我们重点总结提炼专业社会工作对本土的反向建构路径和坚持社会工作专业性、自主性的相关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助人服务工作一直是由行政系统负责的，专业社会工作则长期“历史缺位”。虽然目前专业社会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还不能完全代替行政系统开展服务，而只能作为其必要的补充。因此，专业社会工作的生存、发展之道便是发挥自身优势，与行政体系建立同构性，互相协助。社会工作在某些方面的无力并不意味着专业的式微。我们在“进村”实践中发现，通过切实的专业方法和态度，发挥专业优势，不仅能够较好满足村民的需求，而且能够提升行政体系对社工的正向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基层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1.“亲民”：情绪敏感与人文关怀特质

社会工作者一般具有人文关怀与情绪敏感的特质，能对村民的心理感受敏锐察觉，并能及时回应。比如面对村民的缄默，村干部并不擅长深入其内心“启发”并介入，而社工却能凭借耐心、接纳、同理等具有“人文关怀”特质的专业素养，与村民真诚地沟通和交流，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喜爱，展现其“亲民”形象，并拉近社工与村民的关系，这对解决问题大有裨益。下面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进行具体分析。

LBN，15岁，沉默寡言，性格孤僻，在外基本不抬头看人。父亲肢体轻微残疾，母亲智力有障碍，其家庭是村里的特困户，家庭卫生、个人卫生差。P村妇女主任通过责备、嘱咐、劝诫和帮助其打扫等方式，欲改善其家庭的卫生条件，并主动关心案主，试图与其密切交谈，改变其孤僻的行为，但收效甚微。后来社工尝试介入，社工通过关系建立、原因分析、优势运用等专业方法，并具体采用家庭治疗法和认知行为治疗法来开展服务，9次服务之后，案主及其家庭与社工的关系变得亲近，其行为也得到明显的转变。

社工第一次去，与村妇女主任面临的情况相同：案主一语不发，勾着腰，望着地板。通过观察案主的神情和动作，社工发现案主非常不自在，很自卑。第一次见面，缄口不言再正常不过了，此时案主更多的是有一种防备心理。社工首先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自我介绍，然后与之进行自然的闲聊与询问，询问多采用开放式提问，并运用自我表露和鼓励的技术引导案主同社工交流。在会谈快结束时，社工询问案主是否希望社工下次再来“玩”时，案主笑笑说好。

对情绪、情感等的敏锐察觉这一专业特质使社工走进案主心里，达到与之“共情”，从而奠定服务介入的基础。此后，社工凭借优势视角和系统理论相关知识对案主开展服务。首先，将案主放入其生活的情境中分析，挖掘案主行为的深层原因，发现案主问题与其家庭结构与家庭互动密切相关(案主父亲是全家的经济来源，处于中心地位，决定一切事务，时常指责、贬低、批评案主，并且对其妻子有暴力行为)。于是我们决定采取改善家庭互动和改善个人行为“双管齐下”的策略，相比村妇女主任只关注案主行为、表象，这种介入更为精准有效。另外，社工注重挖掘案主的优势，案主在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后，“自我概念”有了极大的正向转变，自卑的状态得到缓解；社工再通过正向强化的激励方式，案主的个人卫生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此外，人文关怀对于社区自组织的培养也具有重要意义。关注和重视组员的情绪和感受，尽量让这里的每一位组员都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被需要，获得“自己很棒”的自我概念。由此，他们便自然而然喜爱社工、信任社工，愿意参与活动，并积极回应社工。在这些活动和工作中，社会工作所拥有的独特专业优势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2.社会工作的“非干部”身份优势

很多村民就是想把村干部拉下马，横竖都觉得你这些干部把公家的钱贪了。他们觉得村里把那些钱拿来修亭子、整旅游，都是在糟蹋钱，没把钱用在正路上。这些需要你们(社工)帮忙向村民宣传和解释，一定起得到作用。我们解释的话，他们就会说，你们是干部嘛，你们肯定是要那么说。有些人还说，你当然要这么说哦，你是党员呢。就是这种说法啊，一句话就把你顶回去了。再比如这里有两个村民，一个说村委不好，另一个就说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为村委说话)，那个人就会说，你看嘛，保证是村里给你好处了哦。(村妇女主任访谈记录)

在村里，有的村民很配合干部的工作，不过很多人是因为希望得到村里的帮扶救助；有的村民则因为与干部有矛盾，常常与村里对着干、不配合工作。而社会工作者不同于基层干部，他们与村民没有利益牵涉或矛盾，也没有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同时“尊重”与“平等”的社工价值所营造的关系氛围使其能够了解到村民的真实情况和想法。社工的这种身份优势使得基层干部向社工寻求帮助，此时社工便可以充当“民”与“官”的“连心桥”。

我觉得村里还做不到他们(社工)那么圆满的，那么到位的。像他们开的那些农民讲习所，传达一些国家的政策啊，一些村规民约这些方面的，要说的话，像我们专门弄一个专题来搞的话，召集这些老年人，这些弱势人群来开会的话，一是还难以召集拢，二是可能他们还听不进去。通过你们社工这种方式，一是带着一些活动，二是带着知识的一些讲解的话，增加了印象，可能比我们这种(方式)要好些。(P村主任访谈记录)

社工服务的助人效果引起了基层干部(乡宣传委员、村妇女主任)的关注，他们对社工有了新的认识，态度也有所转变。比如P村妇女主任就表示对社工很敬佩，需要多向社工学习；而HY乡政府则将社工的成果进行对外报道，以宣传政府新形象。

我觉得从你们这些娃儿(社工)身上还硬是学得到点东西，比如跟村民怎么解释啊，怎么开导人家啊，怎么说话啊这些。我就听他们(村民)说你们态度好好，有的还说你们硬是比自己亲生的(儿女)还好，我觉得你们硬是(真是)太尽力了，所以说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们。(P村妇女主任访谈记录)

社工凭借专业优势获得其在地价值，在当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对基层干部的形塑。当然，这一般仅限于与社工具有同构性或经常共事的基层干部。比如与社工一起共事的P村妇女主任就在社工培育的组织中发挥了较大的“定心丸”和“带动者”的作用：带领、助推小组开展日常活动，充当村委其他干部与社工的“关系热化剂”，管理“慈善超市”的物资等。通过与社工的共事，她不仅在工作态度上有改变，工作手法也有了一定的变化，社工的态度、理念和专业方法无疑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党群部门更关注的是影响社会的能力，如果社会工作能以创新的形式帮助当地党群部门开展活动，引起更多的关注和目光，那么他们就会给予社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除了扎实的专业成效，获得上级关注是争取社工地位的又一实践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将服务效果辅之以恰当的宣传，以引起上级的重视。

重庆市2018年“三区”计划暨深度贫困乡镇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推进会在K县项目点P村召开，重庆市民政局、各区县民政局重要领导，以及参与“三区”计划的社会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学习了P村的实践经验。社工趁此机会，汇报了在P村开展的社工活动，并特别介绍了社区自组织的培育成果——“心”时代老年学堂^①、手工坊^②。这获得了市、县民政部门领导的高度赞扬。

① 社工组织了一场文艺成果汇演，学堂老人以及部分村民在舞台上展现了“美好乡村、其乐融融”的风貌，这也是他们会在节日里进行的活动之一。

② 即将制作精美的丝网花、绳编鞋、草鞋、竹编果篮等展示出来，摆放在已有的“农耕博物馆”里进行展销，同时还请了部分村中手艺人在现场编织，学堂老人参与讲解。

这一成绩让K县民政局L局长、乡党委书记和分管社工的副乡长对社工态度有所转变，L局长多次与YG社工机构负责人约谈商议，并嘱咐当地基层政府支持社工工作。当社工再次向乡政府寻求资源支持，希望能为老年学堂提供一套活动设施设备(音响、话筒、视频设备)时，乡政府及时回应并满足了此项要求。乡政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村两委”对社工的态度，社工地位得到一定提升。但需要警惕的是，社会组织若沉溺于包装和宣传，本末倒置，那么就会丧失社会工作的使命，在博弈中异化。

想要扎根本土，提供在地化的服务，就需要遵循本土逻辑，但同时也不能被“牵着鼻子走”，丢失了专业使命和价值，在本土逻辑中适时地坚持专业性是实现知识在地化的重要策略。

在本土逻辑中适时地坚持专业性，需要社工对本土逻辑和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首先应注意保持文化敏感性。在人际沟通中，当一个人处于一套交织稠密的人际网络之中，被两组不同而又矛盾的讯息牵绊住，而其中一组讯息又否定了另一组讯息时，就会出现无法解读人际互动中的深层讯息(meta- message)的认知盲点^[8]。这种人类学上所说的“认知盲点”也是农村社会工作中常出现的。当不同的社会群体相遇时，文化上的问题极易产生，社会工作者与本土群体相遇，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自己的判断和偏好为准，用专业逻辑去思考，而忽视了本土文化的逻辑和智慧，虽然专业逻辑能为服务提供有益的视角，但也容易产生“专业限制”。比如对于P村坝坝舞团队中的矛盾和分歧，社工最初自动化地将其归因于农村妇女的“小心眼”“嘴碎”等个性因素，而没有注意到村庄的深层脉络(家族关系、村庄文化思维等)，一味地“就事论事”，引导她们换位思考，结果可想而知。理清并敏锐察觉村庄本土文化逻辑，是社会工作者进行有效服务的基础。

在知晓矛盾、理清脉络之后，社工应坚持秉承公平的专业价值原则，同时也需要注意采取恰当的策略方式，要让村民理解社工坚持公平或中立的目的和用心，避免卷入人际纷争，使矛盾激化。虽然最初的公平行为落得“偏心”的埋怨，但在长期的对话与坚持下，P村坝坝舞成员们看到了社工“两碗水端平”的实际行动，也不再指责社工，反而觉得社工两边跑，很辛苦。

待两队分开一段时间之后，社工开始尝试让A队成员W充当调和人，因为她是团队里的老辈，在最初组织建立时，她教组员跳金钱杆，团队成员对她比较尊敬。在W的调和下，两队依然坚持要分开跳舞，但答应社工不会吵架。于是社工将两队召集起来，双方同意和平相处，并签订了“契约书”；同时，社工也鼓励两队在村庄大型活动中合作表演。后来，在一次到镇上演出节目时，两队都分别为Q村争得荣誉。虽然她们的矛盾没有彻底解决，但已经将矛盾降至最低。

虽然专业社会工作是“舶来品”，其理念与价值不完全契合本土文化，而且社会大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可度也不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业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在本土社会不适用，只要能够依据“此情此景”，找到双方的契合点，适时地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技巧和方法，便能取得一定成效，实现专业理念的渗透。

面对行政体系的需求，主动地帮助或“事事应允”并未换来社工所期望的帮助。不平等的“互助”关系和专业的低地位，不仅让社工产生无力感和倦怠感，而且可能使服务停留在“修修补补”的层面，这极易导致专业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19]等问题。不过，我们也不要忽视和低估了社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智慧。在实践场域中，他们逐渐学会了面对不同情境时该如何应对的策略技巧。比如面对行政体系对社工单方面的“使唤”，拖延和寻借口拒绝便是社工常常使用的策略。这些策略性应对不仅是为了防止行政主体“变本加厉”或防止社工专业性的丢失，而且也是社工实践者寻求内心平衡的一种方式。

我们来了快一年了，最开始来的时候一直想的就是能和乡、村两级搞好关系，因为毕竟需要他们的承认和支持，所以他们一喊帮忙我们都积极地去帮忙。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管大事小事都让我们去帮忙，但是我们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就拖着。所以后来我们心里也有怨言了，也慢慢学会了拖。(社工访谈记录)

乡里让我们帮助村里整理精准扶贫的资料，我们就说先回自己的办公室找，整理好了到时发给GXX(村官)。实际上，活动我们是做过的，图片、节目单、快板词等材料都是现成的，只需要分项打包发给她就可以。但在乡长面前，我们还是表达了这项工作的困难之处，说有的资料只能去找其他项目点要，内容比较多，而且这周还有其他的任务，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两天过后，GXX再来催促我们，我们就把已经提前整理好的资料发给她。如果当时就发给她，他们还会让你做更多的其他工作。(社工实践笔记)

村里举办大型实景演出，主要是为了当地的旅游发展，乡里就安排我们收票，观众买票入场。我们有的小伙伴就很矛盾，村民(社工的服务对象)大部分本身就是贫困户、五保户，哪有余钱拿出来买票嘛。村民们作为当地人，却不能享有当地的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就有点不情愿做这个事。当然有的社工是不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演出周五晚上举行，下午就要上去，一直到晚上九十点才结束)。所以在第二次周五演出之前，我们就商量好，说这周五要去城里开项目总结会。(社工实践笔记)

对于行政体系的要求，若是能以双赢为合作点，社工就会尽力完成，通过运用专业的方法和技巧来达成行政性目标。而面对单纯的“苦力活”，或使社工陷入服务政府和服务村民的矛盾中时，“委婉澄清”“迂回”和“拖延”“假借”等技巧常常会被用到。实质上，社工面对政府，仍旧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因为无论在资源上，还是社工活动开展等方面，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因此，社工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确认行动的安全范围，以确保与行政体系维持一种恰当的和谐关系。

本文基于实践场域，对社工“进村”的在地化实践展开分析，发现在此过程中本土与专业呈现出双向构建形态。作为参与乡村扶贫的“新力量”，社会工作者凭借其“模糊身份”，通过层层垂直引介“输送”进场，藉由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得以在村庄“安全着陆”。“进村”之后，社会工作者通过几条技术路径，实现了对村庄的熟悉、融入与扎根，在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在地化困境也浮现出来，这些困境包括专业价值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张力，也包括专业与行政体系之间的张力。但实践者并非被动接受，而是能动地应对着“那情那景”，即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判断，通过权宜性、情境性的反应做出能动的博弈和调适，适时地在本土逻辑中保持专业性和自主性，对本土产生了影响和形塑，最终呈现出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实际的互建互构状态。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工作在本土实践中能够保持一定的专业性和自主性，实际上也是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宏观上，顶层设计对社工的重视和推动给予了社工“合法性”与“发展权”；中观上，实质性“控制权”和资金来源均不在当地，社工没有完全被吸纳到当地的行政体系中；微观上则包括实践者的专业能力和性格特质等个人因素。

最后需要进一步强调，研究者应更多地关注实践，以实践为着手点展开研究并进行反思，同时实践者也应具备一定的反思能力、观察能力，能够在实践中明白“为何要做，如何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现实的操作者和被动的反应者。又或，实践者和研究者应该密切合作^[20]，形成专业共同体，通过差异互补，频繁对话，共同总结实践经验与实践智慧，提炼深化理论^[21]。从专业层面而言，这或许也是促进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或在地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