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 Zedo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ongyanSpirit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为适应全国抗战局势的变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5]231。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南方局成为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而派驻到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成为中共中央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南方局的决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而主导这一过程的正是毛泽东的战略考虑^[6]。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7]609。报告强调，“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时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6]609从目前已知的文献中可知，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大后方”的概念，并将“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两个基础条件，这些论述，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对大后方战略地位已有相当的认识，这也是中共中央为什么在大后方中心的重庆设立南方局的重要思想基础。

毛泽东虽身在延安，但却时刻关注重庆南方局的工作，不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讨论南方局在大后方的情况并交换意见，还长期通过电报、书信的方式对南方局的工作进行指导。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直接给周恩来或南方局发的电报数就达到45次^[8]，电报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有毛泽东和中央对目前形势和局势的估计、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统战工作的方针以及对突发问题的处理意见等。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南方局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从6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同时指出“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向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等弱点，明确强调要对国民党进行团结斗争，进一步巩固党，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9]51-52。“这是今后南方局的重要任务，要这样去适应新的环境与党的总任务。”^[10]561194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讨论南方局工作和统战工作时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战区。”^[7]101-102第一次把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放在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国共关系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连发两电，提出“要准备应对最黑暗局面，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11]214。“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12]6131941年1月，针对国民党污蔑新四军、扣押叶挺的行为，毛泽东先后多次致电周恩来，要求周恩来等人要在政治斗争中“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13]262。并发电指示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如何开展工作，配合中央的处理方针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占据社会舆论高地。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还与朱德一同致电慰问“处在政治环境极端严重和尖锐”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全体同志，“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9]453。从1943年起，毛泽东更亲自领导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听取董必武到延安后的专门汇报后讲：“我是在苏区工作，搞打仗的，不懂得白区工作，这次听了董老的汇报，使我茅塞顿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很艰苦，很努力，有很大成绩，现在看来，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14]227。在中共七大上，还设置了专门的“大后方代表团”，这是对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充分肯定。从以上事例能够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南方局和大后方的统战工作，并将其置于全局的、战略的高度予以考虑，而他的指示和要求对南方局的工作起到了导航定向的作用，对于深入开展国统区的革命斗争和红岩精神的形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培育南方局共产党人革命气节，提高党性修养方面，毛泽东更是功不可没。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大染缸”里，南方局的共产党人时刻经受着生死、信念与意志的考验，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更需要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巩固党的组织。毛泽东在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的知识，没有对于革命实践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南方局共产党人的理论学习，他通过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刊《群众》周刊号召广大党员：要在巨浪中站稳自己的脚跟，正确了解四周的环境，不迷惑运动的方向和前途，只有学好革命理论，才能运用好革命理论^[12]7-8。南方局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鉴于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迅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国共日渐逆转的政治形势，要求南方局在继续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着手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建议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在整风运动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部署，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先后发表毛泽东的三篇重要整风文献，以便于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进行学习^[15]57。为加强国统区党员的党性，毛泽东专门致电周恩来，提出“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16]127。周恩来也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处境艰险复杂的特点，领导南方局采取积极慎重稳妥的方式进行了整风学习和审干工作，取得显著效果。此外，为应对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要“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强调“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9]562。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培育南方局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南方局的同志不断地通过理论的学习和自我的提升，才锤炼出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才培育出了伟大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和党的建设，对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和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安危也十分关心。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保障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安全和保存干部，“决定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实行‘自卫式的撤退’‘密码密件立即烧毁’，领导干部撤回延安。党的同情分子也要提供旅费，将他们转移到香港和南洋去”^[17]257。自1941年1月18日至2月1日的十多天时间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续数次发电，要求党内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南方局工作如此看重，对国统区共产党人的安危如此关怀，才使得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在险恶环境中更加英勇无畏，善处逆境的英雄气概也愈发彰显。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伟大的革命精神，南方局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开展是红岩精神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南方局1939年1月在重庆秘密成立，1946年5月东迁南京，是党中央领导南方广大地区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的前线指挥部。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条件极其恶劣、斗争复杂尖锐、党性考验严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极易受影响、干扰的情况和环境下，开创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而毛泽东作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推动南方局的建立及其革命斗争，对推动红岩精神的形成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他的“不怕任何黑暗”的思想、“绝不游移，绝不妥协”的思想、“紧抓党内教育”的思想等等，不仅指导和推动了南方局的革命斗争实践，也成为红岩精神宝库中极其重要的内容。

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指出，重庆谈判“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18]。胡乔木同志认为，“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19]423。在谈判期间，毛泽东除主持谈判，与国民党政府针锋相对地斗争，随时领导和指导中共中央的斗争实践外，还同社会各界朋友进行广泛的接触，与国际友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交往会谈，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推动和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身上肩负着的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时代使命，表现出的追求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处危若安的胆识气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的内涵，也是毛泽东直接培育和推动红岩精神进一步发展的最好体现。

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凭着“弥天大勇”，亲赴重庆，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与和平的诚意，毛泽东本人也成为国统区共产党人学习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的英雄气概的最好典范。毛泽东亲赴重庆，不仅击破了蒋介石和国民党长期以来的诬蔑谣言，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共产党的声誉和鼓舞了国统区同志的斗志。毛泽东刚到重庆，就有读者胡其瑞等四人致信《新华日报》：“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20]除《新华日报》外，重庆《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华西晚报》等国统区媒体纷纷报道毛泽东来渝的新闻，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形象也逐渐在国统区人们心中清晰起来。重庆谈判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毛泽东也是一个善处逆境、敢于斗争的典范。在赴重庆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就作了最坏的打算，决定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21]16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处境可谓是危机四伏，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是一份详细记录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每天活动情况和谈话内容的报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毛泽东不仅在险恶环境中泰然自若，更在这场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博弈中展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面对时局的险恶，毛泽东无论是与郭沫若等文化界人士交流，还是给柳亚子写信，都一再强调并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7]335，345。面对蒋介石的声称没有内战，而实际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毛泽东告诉在红岩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绝对不要希望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22]641根据毛泽东的副官回忆，“毛泽东和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会立刻安静下来。”^[23]190-191重庆谈判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王炳南也回忆道：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国民党内人士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20]641。在目睹了毛主席的处事之道后，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王炳南深感钦佩，认为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为他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所以重庆谈判期间，尽管过程艰难，甚至出现僵局，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指示下，谈判代表灵活贯彻，长期把握着主动权，多次使得谈判峰回路转。在毛泽东的亲身垂范和直接感召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也对革命更加充满信心。

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许多红岩人不仅被这位领袖平易近人的风范感染，同时也为他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的作风所折服。红岩村地处重庆郊区，会客、工作很不方便，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把桂园公馆让出来给毛泽东使用，但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除刚到和临行前3天外，其余40天都住在红岩村，都是每天上午从红岩村出发，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村。8月30日晚，毛泽东首次到达红岩村，“虽然已忙碌了一天，又一连上了一百多步石阶，衬衣都湿透了，但见到这些坚持在重庆斗争的同志们时，显得十分愉快，向同志们亲切地微笑着，同大家久久握手，还询问一些同志的姓名和工作情况”^[20]608。虽然与国民党谈判事宜已经非常繁重，但在红岩村期间，毛泽东还是坚持对南方局的各项工作作出指导，“南方局采取各种方式，把许多负责的地下党员，从川东特委到重庆市委的同志，从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党员到重庆的学校和企业中有着社会影响的党员，有计划地在夜间召到红岩村，由他亲自接见，毛主席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汇报，弄清他们的工作环境，热情地鼓励他们的战斗意志，并具体地向他们作指示”^[20]625。据毛泽东身边的同志回忆：“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的研究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除了商议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外，毛泽东还与周恩来及其他同志一起，思考着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指挥着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20]608，“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21]201-202在红岩村办事处的楼房里，有几个房间的灯光，经常是彻夜通明，在重庆，毛泽东一直这样以身作则，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革命斗志，艰苦奋斗、永不懈怠、一往直前。通过自己的言行，告诉处于国统区的共产党人，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能忘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使命担当。

除主持国共谈判事宜外，毛泽东还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士，参与各种活动，传递和平、民主的主张和前途光明的信心，壮大和争取了和平、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在渝的四十多天，参加了多次茶会、酒会、宴会、招待会等，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刚到重庆，即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9月4日毛泽东在出席蒋介石为庆祝抗战胜利举行的招待中外人士的茶会期间，会见《新蜀报》记者并指出，“中国除走和平、团结、民主之道路外，决无他道可循”。10月8日，毛泽东出席张治中举行的盛大送别晚会，再次强调，“中国的今天只能走和平一条道路”，尽管还有很多困难，但坚信“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24]327，333，346}。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一大批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以其独具的人格魅力，获得各界一致好评，不仅形成了一股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同时也使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有了更多的认识，“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20]589。毛泽东的这次重庆之行，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向身处复杂环境中的南方局共产党人示范了“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处世态度，展示出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与毛泽东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也颇有感受。他曾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25]283而这种决心和精神，无疑为红岩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

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成熟，是政治上坚定成熟的前提。南方局的同志面临残酷的政治、工作和生活环境。而要使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统一思想，坚定地为党的事业奋斗，经得起严峻的斗争考验，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教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卓越的理论创新和丰硕的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远大政治目标指明了方向，也为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阶段，而红岩精神正是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这一阶段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可以说，红岩精神正是在汲取毛泽东思想等重要理论成果之后才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的。

首先，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为红岩精神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为红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抗战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制定了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在不断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同时，积极加强党在大后方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抗战时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走向成熟，同时它对于抗战时期南方局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指出，“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对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26]364，并经常从理论的高度和思想导航的角度对其工作做出相关指示。而南方局坚决贯彻“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方针，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24]540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各方力量，不断开创统一战线新格局。在革命斗争中，南方局始终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使命，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其次，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也为红岩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宣传媒介在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新华日报》共全文刊登12篇毛泽东的理论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论联合政府》等经典文献。《新华日报》还较多地刊发了以毛泽东讲话和谈话为内容的新闻报道及论著摘报，如1939年10月19日刊发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1942年10月31日第四版刊登《论党与群众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认识，传播尾泽东思想的精髓使得南方局和国统区的同志们能更多地接触到中央的先进理论和对待时事的方针政策，为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养料。

第三，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高度重视理论学习，他曾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27]524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全党经验，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重要著作都在重庆印发成册，在国统区的各级党组织中传阅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后，周恩来很重视，在南方局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并领导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进行学习。此外，南方局还成立了高级学习小组，红岩支部也专门规定每周星期四为学习日^[13]57。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随后，《新华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南方局指示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7]322。南方局的共产党人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将其运用于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丰富了这些理论的现实涵义，使得逐步形成的红岩精神更具理论深度和价值，也使得红岩精神真正成为红岩人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精神法宝。

此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在国统区尖锐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积极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带领南方局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实践中培育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是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产生的革命精神，它与同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治路线走向成熟时期的精神风貌。在抗日战争中，红岩精神作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的精神支柱，对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抗战精神”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它是全党同志为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的力量源泉；解放战争时期，它是全党层面形成的精神风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体现，是革命志士争取光明的新中国的信念支撑。红岩精神，不仅是在国统区风雨如磐的斗争环境中，更是南方局根据统一战线的需要，在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锻铸的精神成果。而红岩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产物，与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关系紧密。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28]162。长期以来，毛泽东非常重视对革命精神的培育，注重继承和升华民族精神，使之上升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革命精神，作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武器，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还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无不凝聚着毛泽东的心血。红岩精神虽不是由毛泽东直接提出的，但是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央方针、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对于南方局的工作具有直接影响。具体而言，毛泽东确立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总方针，经常研究南方局的工作，也直接领导了南方局许多重要事件的决策，通过政治指导促进了红岩精神的初步形成。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斗争实践，直接推动了红岩精神的进一步发展。红岩精神无疑应该包含毛泽东领导的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所反映的思想境界、理想信念、人格力量和浩然正气。总之，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密不可分，毛泽东既是红岩精神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指导者，也是红岩精神形成发展中重要的直接培育者。毛泽东对于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