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een Family and Country: Traditional Family Reformation and Mass Mobiliz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考察中共民众动员的来龙去脉，既要立足于20世纪中国大历史的高度，置身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主体维度的三维场域之中，同时更须立足于细微之处，以察秋毫之微。唯其如此，方能在“众声喧哗”之中，还原其历史本相。传统家庭改造为考察近代以来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与革命，提供了一个更为鲜活的视角。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革命意识形态的输入，“革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词语，被赋予了社会变革的新内涵。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家庭，这一社会形态的“旧容器”或“旧瓶子”，已经难以容纳革命的“新酒”，改造传统家庭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传统家庭改造是中国革命动员实践中的一道别样风景，中国革命早期的传统家庭改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改造的争论与阐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改造传统家庭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民族振兴之路的一种新尝试。一些经历了欧风美雨洗礼的新式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新鲜话语，引入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改造之中，试图在传统家庭的改造中，寻求一条指引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改造道路。在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中，陈独秀、李大钊属领此风气之先者。陈独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家庭的宗法制度：“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畜其子弟，子弟养其父兄。”^[10]李大钊也对传统家庭的弊端痛下针砭：“(传统家庭)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 于夫妻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11]百年之后，其时学人争鸣的历史背影已渐行渐远，但他们对封建宗法观念的犀利批判，对民主平等的狂热推崇，已经被定格为中国家庭史中最耀眼的图景。

其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苏区的传统家庭改造实践。在苏区，中共承继了“五四”以来“家庭革命”的精神，并继续高举批判、改造封建家庭的旗帜，围绕妇女解放、家庭改造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法律构建与实践探索。在法律构建方面，鄂豫皖、闽西等根据地颁布了《妇女问题决议案》，苏维埃中央政府颁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这些妇女法案、婚姻法案为苏区的传统家庭改造奠定了法律基石。在苏区，妇女走出家庭、参加革命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但是作为舶来品的现代婚姻法，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脱离中国乡村社会实际的问题，并产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排异现象。如蔡畅曾批评部分妇女干部在宣传婚姻家庭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有不少是只知道到处背诵一些‘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等等口号……致使妇女工作不能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陷于孤立。”^[12]显然，中共也意识到了苏区婚姻家庭改造中的严重问题：“这种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倾向，是使妇女工作停滞不能更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因。”^[13]这些土地革命时期传统家庭改造的未解之问，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反而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必须继续探索、继续作答的现实问题。

抗战时期，中共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创建了数量众多的抗日根据地，并逐渐开始将乡村纳入革命政权建设实践。然而，其政治权力的向下延伸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初期，一位八路军干部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乡村社会的图景：“多数老百姓仍然贫困，而且惰于生产，村里到处游荡着二流子; 而对于军队，则不但缺少认识，而且保持着一种传统的敌意和疏远……”^[14]这位八路军干部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共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担忧。在乡村地区，以血缘为基础、以宗法为内核的封建家庭制度在权力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就乡村权力体系而言，“皇权不下县”并不仅是一句“民间俚语”，它为传统士绅掌控乡村提供了体制和文化上的支撑。因此，中共欲在乡村社会中获得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政治权力的巩固，必须从乡绅统治的政治载体——传统家庭上寻求突破口。艾思奇在阐述传统家庭问题时，曾以警惕与批判的语气指出：“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严重影响，使它内部仍保留着家长专制制度的残遗。有这种残遗之存在，就会妨害家庭关系的真正巩固团结，就会妨害家庭经济的顺利发展，也会妨害抗战建国。”^[15]444-445艾思奇实际上理清了封建家风的两大危害。

其一，封建家风危害家庭和睦，妨碍家庭团结。在流行于陕北的地方民歌中，有许多对传统婚姻家庭陋俗的鲜活描写，如陕北民歌《媳妇受折磨》，从一位妇女的视角，哭诉了其所遭遇的买卖婚姻及来自其他家庭成员的苛待：“太阳出来照山坡，有一个媳妇受折磨。手提篮儿上南坡，上了南坡摘豆角。一筐豆角未摘得，碰上了娘家亲哥哥。搬一圪塔石头对面坐，妹妹有言对哥说。不怨哥来不怨嫂，只怨二老事作错。三十两银子卖了我，不卖平川卖山坡。早起担水二十担，夜晚纺线三更天。青石板炕来冷被子盖，冻得妹妹睡不着。将睡着来就梦见，梦见公公叫我来。打开窗子望外看，天上星星未曾落。紧梳头来慢缠脚，急急忙忙到灶火。家业大来人口多，洗脸水添下多半锅。麻柴杆来豆柴火，三口两口吹不着。公公过来踢两脚，婆婆过来扭耳朵。这一个媳妇受折磨，宁愿死来不愿活。”^[16]民歌虽是文艺作品，有些地方不免夸张，但所描绘的买卖婚姻以及旧家庭对妇女的苛待这些基本情况还是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且反映了乡村妇女的真实情感。此外，买卖婚姻的情况在当时《解放日报》的报道中也得到验证：“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居民苗永旺将刚满十五岁的女儿卖出，计得1 800元、二斗米、二丈布。”^[17]说明这些现象具有广泛性。苛待妇女、买卖婚姻等落后的封建家风，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恶俗化，造成严重的家庭矛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矛盾则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在抗战的背景下，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是构成持久抗战能力的基础。因此，中共必然将构建和谐团结的家庭作为其重要的社会治理目标。

其二，封建家风束缚家庭生产，导致生活困难。《解放日报》曾对中国传统家庭的生产状况做了如下的生动描写：“我们妯娌三人，过去作生活还有些不太好。比如不论大小生活，都一起来作，互相客气着，有些小生活上，你也动手，我也动手，就浪费了。”^[18]传统家庭中的“互相客气”导致了生产的低效率，同时也与中共所倡导的“大生产运动”在价值理念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掀开“互相客气”的光鲜外衣，传统家庭中更多存在的是与革命要求格格不入的不良家风：“他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各人都怕自己多出力，甚至个别媳妇还好偷一点东西占为己有; 九口人中，除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外，八个人有八条心。”^[19]这些朴实话语背后所揭示的低效率劳动与不和睦家风，并非一家一户的小问题，而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制约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枷锁。因而传统家庭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关系根据地生存成败的关键性的经济问题。“风起于青萍之末”，传统家庭的问题，追本溯源仍然是人的问题。解决传统家庭中的不和睦与生产的低效率，必须着手考察传统家庭的内部成员。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也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加经济生产、共克时艰，成为中共民众动员的现实需要。在根据地的传统家庭中，囿于男耕女织的家庭妇女、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潜在来源。因此，改造传统家庭，必须深入考察家庭妇女、“二流子”的问题，寻求动员的可能性。

其一，由于愚昧落后的观念与低效繁琐的家务，妇女群体难以参加社会性活动，成为革命的旁观者。在中共的叙事话语中，妇女被称之为“半边天”，这一话语的形成源自中共对妇女工作的长期关注与积极实践。1943年2月，中共重申了妇女工作对于革命动员的重要性：“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13]25中共对妇女解放的规定性阐释，决定了妇女不可能处于中共革命视野之外。然而，正如美好的希望总是根植于现实的矛盾之中，中共对妇女的期望与妇女的现状之间仍横跨着一条鸿沟。在许多乡村地区，妇女被束缚在家里，甚至失去了出门的权利：“出门吗？人们说她们天生就是‘屋里人’，贫困的索子拉着腿，封建的巨掌按着头，在这里，女子是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20]此外，在北方乡村，曾经流传着许多令今人难以理解，却又真实存在的风俗：“妇女下地、上场就会少打粮或不打粮，妇女打井不出水，……妇女会冲了风水财气。”^[21]这些民俗看似荒诞不经，但又确实对20世纪30、40年代的乡村妇女发生着不可忽视的束缚作用。这种束缚不仅是对妇女的观念上的歧视，而且也将家庭妇女的劳动范围限制在繁琐的家务之中。这些史料所揭示的封建家风对妇女经济生产权利的束缚，成为中共在乡村场域，对传统家庭中的形形色色的陋俗与问题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的、现代化改造的现实缘由。

其二，部分家庭成员沦为败坏风气、阻碍生产的“二流子”，被视为革命的破坏者。一方面，“二流子”曾长期出没于各个村落，他们“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沿门乞讨，抽大烟，耍赌博，当巫神”^[22]。他们的这些“越轨”行为助长了迷信、偷盗、懒惰、诈骗等不良社会风气。因此，在革命意识形态的衡量标尺下，“二流子”就成为传统家庭中的异类成员与乡村社会的亚文化群体。《解放日报》曾批评神官巫婆等“二流子”投机倒把，破坏乡风民俗：“一个神官看一个病，至少要赚一百元，还有一升米，酬神还要二升米，一尺布，一个猪头，一只鸡，大馒头三个，梳子一个，头绳五尺……”^[23]官方媒体对“二流子”的关注，也说明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二流子”不仅是乡规民约的挑战者，甚至还成为中共政权建设的潜在危害者。边区政府人员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民众动员时，竟然也遭到“二流子”的话语挑衅：“我们吃自己的，咬住我们毬根子哪？”^[24]不仅于此，“二流子”还得意洋洋地嘲笑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民众：“你们生产了，吃的穿的反不如我。”^[25]并对为抗战缴纳粮草的民众进行嘲讽：“咱不种地，就没这些麻烦！”^[26]“二流子”的存在对中共乡村民众动员与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构成了事实上的威胁。因而，改造“二流子”就成为中共乡村政权建设与民众动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乡村社会既存的繁芜丛杂的传统家庭，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充斥着专制与懒惰的家风，而且在现实中也存在着大量困于宗法的妇女以及流窜于乡村的“二流子”，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均与中共所倡导的革命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可见，乡村社会中的传统家庭无法满足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无法满足其在乡村进行战争动员的需要。中共要借助传统家庭，实施有效的战争动员，就必须改造传统家庭，消除其内部隐含的“毒素”，使其与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紧密榫连，与战时的政治动员紧密配合。因此，中共将传统家庭改造置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之中，以革命与生产为引导，尝试通过塑造民主家风、再造模范新人、订立生产计划，将革命元素植入传统家庭之中，希冀在潜移默化之中完成对根据地家庭的革命改造。

20世纪上半叶，陕甘宁边区的革命运动已呈风起云涌之势，但是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并未与中共政治革命的发展完全同步。对此，中共对传统家庭中的家风进行了重塑。

其一，封建家风的剔除。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以“纲常伦理”为基石的专制思想，对传统家庭所造成的影响可谓是沦肌浃髓。中共认为，这些传统专制的封建家风成为根据地革命、生产发展的文化桎梏，并且引发了日渐突出的意识形态冲突。例如毛泽东在论述“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15]440。毛泽东所谓的破坏家庭是指要打破旧家庭的专制，以及旧家庭对家庭成员的束缚，使其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对中共而言，改造传统家庭，剔除“专制”毒素、植入“民主”因子，正成为一项势所必至、理所必然的重要工作。

其二，民主家风的植入。在具有长期专制渊源的传统家庭中，植入民主家风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经由群众运动，剔除封建家风、实现家庭改造是中共传统家庭改造的基本道路。毛泽东指出：“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15]440在具体的家庭改造过程中，群众运动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成为剔除封建家风的重要抓手。例如《解放日报》刊登的一篇短文，主张废除买卖婚姻的封建恶俗，必须借助群众运动：“某个地方买卖妇女或变相买卖妇女，某个地方的妇女就起来反对; 开大会，讲道理，发动群众的力量和这种陋俗斗争，这样那些把子女不当人的父母，就不仅知道政府的法令要遵守，而且知道子女在边区，是有她自己的人权的。”^[27]当然，传统家庭改造，仅仅依靠群众运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一些具体的改造方式。

经由家庭会议，在传统家庭中植入民主的元素，是中共对传统家庭进行改造的具体方式。中共在改造传统家庭时，要求将塑造民主家风作为新式家庭构建的中心工作，强调：“运用思想领导，启发全家建设自觉。不是过去的家长制，而是民主领导，发生问题，开会检讨，有了事情，大家商量。”^[15]410例如陕甘宁边区在介绍制订农户计划的经验时，也强调发挥家庭会议的民主作用，指出“订计划的方式，家庭会议比较适当，发扬家庭民主为基本精神，用拉家常的办法，争取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保证计划的实现”^[28]。“民主”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属性的社会价值物，当其以官方导向的形态介入家庭私人空间时，必然挟裹着政治的强制性。在这种强制力的冲击下，传统家庭的原生态结构遭到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民主形式的新式家庭。《解放日报》曾报道了根据地农民李来成所进行的家庭民主化改革：“他家实行了选举制度……过去家长李来成是全家当然的领导者，现在要经八个大人的选举，才由李来成夫妇担任。……家内有会议制度：每月开家庭会议一次，半月开小组会一次。”^[29]家庭空间的民主植入，不仅粉碎了传统家庭中的专制，促进了家庭内部的和谐，而且开启了政治权力对私人空间的介入。这使得中共的政治价值观得以融入家庭生活，实现了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的革命家庭建构。中共在民主家风的塑造过程中，将群众运动这一基本路径与家庭会议这一具体方式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式民主家庭建设之路。

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封建家庭的改造与革命家庭的构建是一个多层面同步展开的过程。这一时期既有反对封建专制的家庭民主化运动，也有改造家庭“异类”成员的革命新人再造运动。此处所讲的家庭“异类”成员主要指受压迫的妇女与不事生产的“二流子”。在中共的革命话语语境下，这两类家庭成员都被视为阻碍革命家庭构建的异类因素。就革命家庭的构建而言，以家庭“异类”成员为中心的改造无疑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意义。

其一，解放妇女，推动妇女从家庭劳作走向社会生产。在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将占根据地半数人口的妇女，动员到民族抗战与经济生产的统一战线上来，无疑是中共争取抗战胜利、实现革命成功的必然要求。但如何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革命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对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但大多没有超出“走出家庭”的政治变革局限，归根结底，“依附于政治的婚姻变革并不能真正赋予妇女权利，并推动事实上的解放与平等，经济平等才是女性解放的根本前提”^[30]。经由经济改革实现妇女解放并非是历史学家的想象性建构，而是基于中共政治与社会动员实践的历史再现。在妇女动员的政治实践中，中共明确提出将妇女工作与经济工作联系起来，指出“吸引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更是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使她们具有独立性。这就是帮助她们打碎了封建的束缚，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31]。中共从“改善妇女生活，解除妇女痛苦”着手，结合政治动员的革命需要与家庭和睦的社会期待，将妇女解放、传统家庭改造与经济生产链接起来，积极开展“妇女纺织运动”。在中共的引导下，家庭妇女积极参加纺织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柳林区二乡的妇女从事纺织，不仅实现了她们的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家庭生活都过得好，而且在‘婆姨一条心，沙土变黄金’的体验中，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全村的团结。”^[12]破除传统家庭的束缚，帮助家庭妇女参加纺织等生产活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经济生产，缓解了军民的供给困难，还增加了家庭收入，提升了妇女的家庭及社会地位，加速了革命家庭的建构。

其二，改造“二流子”，将革命家庭构建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使其由经济的“消费者”、政治的“破坏者”转化为积极的劳动者、革命的支持者。在“二流子”的改造中，中共坚持发挥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深入开展细致的教育工作。边区政府分析了“二流子”的形成原因，并追本溯源，提出了解决“二流子”改造的指导性原则：“当二流子是个思想问题，因此必须从思想教育去着手改造，使他良心发现，心悦诚服，方可避免改造中昙花一现，表现好一时的现象。”^[32]在此基础之上，边区工作人员还在实际的动员工作中，注意归纳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许多改造“二流子”的具体方法：“有些二流子宣布改好，不过是口头上说说。所以要他们生产，办法有两种：第一种办法，组织他们集体生产。……第二种办法，检查督促，帮助他们生产。”^[33]典型示范、教育感化，也是卓有成效的改造法宝：“我们号召全边区的二流子，都要向盐池的刘生海学习，他过去是个二流子，没吃没穿，老婆也要离婚，自从前年春上转变之后，努力生产……被选举为参加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劳动英雄，并且帮助两个二流子转变过来。”^[34]对于典型示范的改造成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无比自豪的语气，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这种劳动教育是在任何大学都学不到的，实在宝贵。连二流子也受了感动。延安市的二流子王万春、张好学来开了几天会，在劳动英雄的帮助和影响下，表示愿意转变，以后好好的劳动。”^[35]在革命、生产、道德等强势话语的影响下，“二流子”群体发生了显著变化：“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壮大了农业生产的阵容。”^[26]边区政府从抗战和革命的高度审视传统家庭中的“二流子”问题，对“二流子”群体进行了改头换面的彻底改造，剔除了其破坏家庭关系、恶化社会风气、影响乡村秩序、危害抗战救国的“毒素”，与此同时，在传统家庭中注入了生产、抗战的革命元素，使其成为构建和睦家庭、支援民族抗战的革命力量。

20世纪40年代，在中共领导的传统家庭改造中，“生产”这一词语，与“抗战”“革命”一样，理所当然地被置于动员话语的中心地位。中共围绕“生产”，将经济生产与政治动员紧密联系起来，发展创造了“农户计划”的家庭经济生产方式，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甚至引发了对“劳动英雄”的偶像崇拜现象。中共以生产为切入点，通过“农户计划”重构传统家庭的经济生产秩序，巧妙地将政治话语嵌入到传统家庭的私人空间之中，在改造家庭生产的同时，也对乡村民主与家庭秩序进行了重构。

其一，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提高家庭生产的组织性。1942年2月，陕甘宁边区发出文件，指示：“由县政府派工作人员会同村长帮助人民按户做生产计划，照计划完成生产任务。”^[36]随后发出的《建设厅1942年关于按户作生产计划重要性的指示信》又再次重申：“……根据不同农户的经济条件和要求，订出每个农户的增产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督促和检查农户生产，以增加农业产量。”^[37]从政府文件到指示信，家户计划运动的开展，是中共领导的、边区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生产运动。中共及边区政府是农户计划运动的倡导者，也是积极的推动者。中共试图通过家户计划，将散漫的、无秩序的、低效率的传统家庭生产组织起来，以提高生产的秩序与效率。

其二，宣传农户计划的意义，介绍订立计划的经验。任何一项政策的落地生根，不仅要依靠政府的文件与指示，还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因此，宣传农户计划的意义是必须的。《解放日报》刊文介绍了陇东华池县订立农户生产计划的经验，指出：“‘农户计划’不仅适合于华池，也适合于其他的县份，这还是一个新的创作。”^[38]这一报道引起了根据地干部、群众的广泛热议。自1943年3月起，《解放日报》等中共主办的新闻媒体，连续刊发了十余篇文章，介绍了靖边县、延川县、安塞县等地区订立农户生产计划的基本做法、主要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除新闻报纸的媒体宣传外，边区政府工作人员还积极深入农民家庭中进行宣传，并提出：“要反对训话、报告、讲演、官僚式的宣传……应采用漫谈问讨的方式宣传，这样群众不觉你与他隔得远，做宣传工作的人应善于发现农民的困难问题，由解决困难问题而引到讨论的中心，达到宣传的目的。”^[39]

其三，督促农户计划的制订，矫正计划制订中的偏差。为推动家户计划的落实生效，中共还特别重视检查督促家户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对计划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矫正。例如在安塞高桥区的春耕检查中，发现了家户计划存在的问题：“个别村干部没有认真切实的去做这个工作，使按户计划流于形式，不起作用，使群众认为这是‘多余的’一件事。”^[40]此外，延川县的家户计划制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某些干部以简单的强迫命令，硬要群众订出‘耕二余一’计划。”^[41]边区政府对于农户计划制订与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并采取积极的措施矫正错误，弥补不足，指出：“要使计划变成现实，除了我们组织群众的积极行动以外，特别需要各地党的支部与乡村政权指定专人(乡村干部、党员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固定分担各家的生产工作，不断的督促各家，努力完成自家的生产任务，这是十分必要的。”^[42]在边区政府的引导下，根据地的家庭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新面貌：“从上到下，从人力到物力，从生产到消费，都‘组织起来’了，……就达到了家庭和睦，经济繁荣，互助精神高涨，而且影响了别人。”^[29]通过农户计划的订立，中共意识形态话语进一步浸入农村家庭的私人空间，引导乡村民众摆脱专制、愚昧、懒惰与散漫的落后家风，逐渐接受革命、民主、计划等鲜活话语，最终选择追随中共所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

在陕甘宁边区，广袤的乡村空间是中共革命动员与政治改造的实验场，其产生的应时效应已超出了革命本身，甚至影响着其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共乡村建设。而在革命动员的政治实践中，建构符合革命意识形态的新式家庭则是这一政治实践的核心。在中共革命语境下，新式的家庭意味着认同、传播并践行革命意识形态的乡村民众，意味着服务于革命战争的生产方式及物质供给模式，意味着走出家庭、拥护革命行动的乡村政治场域。因此，中共对传统家庭的改造并不是孤立于政治场域之外的、纯粹的家庭关系、家庭结构与家庭风尚的变革。中共以建构新式家庭为基础，通过改造个人、改造家庭、改造生产，最终实现在整个乡村掀起社会革命高潮的目的。

中共的政治动员能力之强在人类历史上少有出其右者，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中共对家庭妇女的动员与对“二流子”的改造。凭借政治权力塑造劳动英雄个体，借助革命话语传播劳动英雄形象，是中共改造旧家庭，动员新民众的基本互动形式。

其一，争做劳动英雄。劳动英雄的塑造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它将劳动的热情与成果作为衡量根据地民众政治觉悟的指标，并通过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的手段，鼓舞模范的劳动民众。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曾指示各级边区政府，将“培养一个在运动中堪为表率的人物”^[43]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此后，各地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表彰了一批又一批在生产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劳动英雄”，他们被各种媒体报道，成为边区的“明星”。在这些风光耀眼的“明星”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曾经困于家庭的妇女，或者流窜于村庄的“二流子”。在中共的动员下，他们走出家庭、参加劳动，成为家庭改造与生产动员的政治标杆。如边区吴旗县刘生海在年轻时染上赌博、抽大烟的恶习，成为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后经过教育，改邪归正，甚至成为“运盐模范”。刘生海在“二流子”教育改造大会上讲述了自身的经历：“我原来也是个二流子，和大家一样不劳动、不生产，好吃懒做，蹓东转西，但政府把我转变了，大家看到刘生海劳动得好，都欢喜，我自己也高兴，现在被众人抬举成劳动英雄了。”^[44]从“二流子”到“运盐模范”，刘生海的转变是边区异类家庭成员改造的缩影。这些劳动英雄不仅革除了恶习，而且成为民众的榜样，在边区的生产与抗战中发挥了示范作用。

其二，发挥榜样作用。劳动英雄的榜样示范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劳动英雄以充满热情的生产劳动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例如，在延安召开的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大会对米脂劳动英雄郭凤英的事迹不吝赞美之词：“她东山日头背在西山，学会了种庄稼，从地里回来还要抽空纺线织布，靠着自己勤锄、细做、揽工变工，勤俭储蓄，十二年赎回了公公丈夫手里典出去的八垧地，娶了媳妇，成家立业，她把吃饭穿衣不求人当成世上最光荣的事！”^[45]另一方面，劳动英雄不仅对家庭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乡村社会的生产也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不仅自己勤于生产，成为劳动模范，而且以身作则影响身边的群众：“全村的人和全乡的人的眼睛，现在都看向着我，我们一家人鸡叫起身的习惯，已经做全村人的习惯了，庄上的二流子已经没有了。”^[46]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的一份文件中也充分肯定了劳动英雄在农村生产中的组织作用：“在推广种棉、改良农作法、变工、防虫等新的农业改革的事业上，都是首先由劳动英雄及农村干部订出计划，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逐渐影响和推动其他农户来照样进行的。”^[15]489劳动英雄的塑造促进了家庭内部诸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劳动习惯的转向，为推动传统家庭及其成员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奠定了组织基础。

经过一系列“革命”元素的植入，传统家庭中的妇女歧视被消灭，“二流子”也成功改造为令人竞相追捧的“劳动英雄”，家庭观念与生产组织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进而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根据地的经济生产模式，革命家庭也成为边区经济生产的“战斗堡垒”。此种变化，不仅体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意识得以重塑，同时也表现为革命家庭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

其一，家庭生产意识的重塑。革命家庭要求“(家庭)各个成员必须依自己的能力分担一定的工作，在总的家庭生产计划中担当一定的任务。反对寄生者和懒汉”^[15]448。在此家庭改造思想的指导下，传统乡村中懒惰、散漫的生产风气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在庆阳蔡德旺的新家庭中，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父亲计划每年买多少棉花，发棉花，母亲领导着媳妇们纺织，帮助她们收拾车子和机子。……媳妇们纺线非常积极，她们不约而同地竞赛着，谁都怕落在后面。”^[47]新式家庭的民主家风与生产激情不仅推动了家庭生产积极性的转变，还对乡村其他家庭产生了榜样示范作用。如边区白塬村村民石明德组织搭工组，带领全村积极劳动、发家致富，受到边区政府表彰，并被授予了“劳动英雄”荣誉称号。邻村民众掀起了向石明德学习的热潮：“石明德能当状元，我们为什么不能呢？”“石明德能干好，咱也能干好。”^[48]由此可见，劳动模范在家庭生产激情的调动上发挥了显著作用，制造了劳动光荣与懒惰可耻的鲜明对比，同时还有助于敦促那些背离了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家庭及其成员主动向其靠拢。

其二，家庭生产效率的提升。事实上，革命家庭的建立不仅提高了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还切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与边区经济的改善构筑起坚强的经济堡垒。为推动革命家庭的生产积极性，边区政府积极鼓励、引导制订家庭生产计划，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延川县刘兴盛原本是个“二流子”，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制订了家庭生产计划，获得生产大丰收：“家里五口人，去年好好生产打了八石粮食，除够吃外，还拦了三十多只羊。”^[49]边区子洲县农民张统元积极响应根据地政府制订家庭计划与召开家庭会议的号召，明确了家庭成员的民主分工，家庭经济获得令人瞩目的进步：“家庭中妇女也重新分工，过去两个媳妇做饭、抱娃娃，没有很多工纺线，今年改为母亲做饭、抱娃娃，两个媳妇专门纺线。白天纺的归公家，晚上纺的归私人。母亲也喂了三斗蚕，作为私人生产。这样大大提高了纺织成绩。今年两个媳妇纺了三十多斤线子，自己纺了五六斤，全家真正做到衣食自给，耕三余一。”^[50]对于中共而言，革命家庭成为引领乡村经济生产的战斗堡垒，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生产，解决了边区的供应困难，还将家庭经济生产与政治动员结合起来，将乡村民众生存与根据地发展统一起来，使传统落后的乡村燃烧起了抗日与革命的熊熊之火。

家庭是乡村的灵魂，是乡村革命场域建构的肇始。传统家庭改造不仅立足于家风的重塑，更着眼于乡村空间的革命再造。1940年11月，《抗战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一切工作在于村”的口号^[51]，要求各级干部踏踏实实做好“村的工作”。事实上，中共尤其重视处理“户”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并在实践中以“传统家庭改造”为起点，将家庭置于公共空间之中，尝试由“家”到“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对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政治化整合，以使革命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投射到一般大众的心理基层。传统家庭改造推动了以乡村地理空间的革命场域建构，使革命由狭隘的家庭单位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乡村空间。

其一，奏响了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号角。“革命家庭”的建立，改变了家庭的组织形式，为乡村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改造后的家庭及成员的政治觉悟得以极大提升，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强，并逐渐实现了由“家庭人”向“乡村人”的身份认同转向，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乡村民主政权的选举及乡村民主治理的革命实践中。1945年，《解放日报》刊文对乡村民众参与延县李家渠村选的情况作了生动描述：“妇女们像往日在这里看戏一样，穿上她们的新布衫，头梳的光光的，有的还顶着新羊肚子手巾，老太婆拄着拐杖，孩子们帮她们搬着凳子，有些妇女手里还抱着她们的孩子。……每个人手里拿着十三个豆子，一个人挨着一个人的把豆子投进他(她)们所要选的人的碗里去。”^[52]事实上，被充分动员的乡村民众已不再满足于以“主人翁”的姿态选举与监督乡村政权，而且主动开始参与乡村政权领导者的选举。在选举运动中，许多乡村民众的积极分子通过选举，成为乡村领袖。在延安市新市乡的村选中，劳动模范雷印成、井春、李惠生等人当选，村民们对选举结果十分满意：“只有他们才解下咱们女人家的困难，选上他们，纺织、识字、卫生都能闹好呢！……人选对了！”^[53]改造后的家庭及其家庭成员积极参与乡村政权的构建与监督，颠覆了“天子不压村社”的传统乡村观念与宗族专制的乡村权力结构，传统乡村统治权威的根基不复存在，乡村革命民众成为居于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首位的决定性力量，中共领导下的新式民主乡村权力格局在华北及西北根据地被确立下来。

其二，开启了农村生产集体化的道路探索。传统家庭改造与新式家庭的建立，粉碎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在传统家庭改造的革命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动员家庭中的劳动力量参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是其家庭改造的目的所在。经过改造，“革命家庭”积极制订家庭生产计划，主动参与劳动互助合作，参加劳动竞赛，使农村经济生产形式由“家庭劳动”走向“互助劳动”。1943年，由宋英创作的报告文学《模范劳动者郑信》，介绍了根据地劳动模范郑信的事迹。郑信出身贫苦家庭，1943年6月，他动员村民，组织了开荒小组，后来又进一步组织了开荒队。在他的领导下，“开荒队的工作蒸蒸日上，队员自三十三人扩大到四十五人，荒地从三十余亩开垦到七十余亩，并且解决了穷苦队员们在工具和种子方面的困难。他又坚决响应政府备战的号召，成为自动缴纳公粮的模范”^[54]。正如丁冬放在评价抗战时期的互助运动时所讲：“现在，集体劳动已开始与锄奸、拥军、自卫、教育等联合起来……个体生产的散漫的农村，将变成第一个以生产为中心而统一许多别项工作于其内的集体化农村。”^[55]由此，中共领导的传统家庭改造不仅实现了对家庭的革命化改造，在根据地构建起千千万万的革命家庭，而且将乡村民众从封闭半封闭的家庭私人空间，引导至更为广阔的乡村公共场域，并在经济领域使其由个体化的家庭经济转化为革命化的集体经济。

将革命的意识形态植入乡村民众的内心世界，把革命的围观者改造为革命的同路人，是中共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抗战初期，中共面对的是冷漠麻木的民众、封建专制的家庭以及萧索破败的乡村。如何让民众走出家庭，如何使家庭拥抱革命，成为中共乡村动员的一道必答题。

为实现这一目的，对传统家庭进行革命化改造就显得尤为必要。在陕甘宁边区，中共通过引入“家庭会议”，制定“家庭生产计划”，动员妇女生产，改造“二流子”，逐渐剔除了封建专制、歧视妇女、惰于生产的“毒素”，将革命、民主、生产等元素植入传统家庭，建构起高效生产的堡垒，塑造出拥护革命的乡村，实现了乡村的革命动员。

这一改造，根植于传统家庭深厚的本土文化，调适了家庭私人空间与乡村公共场域的矛盾冲突，形成了家庭与社会相互交织、渗透与包容的良好运作载体。这一载体的建构得益于中共娴熟的政治动员技巧与有效的党群互动路径，得益于革命愿景与民众利益无缝链接下形成的革命共识。毋庸置疑，中共领导的传统家庭改造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革命”，它剔除了传统家庭中存在的封建毒素，塑造了良好家风，植入了革命元素，建构起千千万万个“革命家庭”，推动了根据地乡村社会革命与生产的蓬勃发展，成为中共群众动员史上的一道别样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