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conomic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the Past Century

黑暗的政治局面、悲惨的经济生活、腐朽的社会现象，这都是引发革命的因素。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凝聚起各界人民的革命愿望和要求，肩负着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指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采用无产阶级专政;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联合第三国际^[1]14。中共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2][1]16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此时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勃兴的时期。为了反抗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期间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全世界所不经见的残酷待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工人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逐步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中共四大批评了国民党在南方的政策错误，即“只想利用农民，却不保护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3]，强调中国共产党应真正保护农民利益，应随时随地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中共四大已经明确指出反封建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封建经济关系，反对封建军阀政治”^[4]124-125，但还没有提出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问题。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任职决议案》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的政纲，“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4]144。192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告农民书》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4]145为了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探索，把农民运动不断推向高潮。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等文章中指出，“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潮流正滔滔滚滚向前涌进，耕地农有便成了广大贫农急切要求的口号”^[5]。1926年9月，瞿秋白在题为《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中指出：“武装农民，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6]毛泽东从1925年起主要领导农民运动; 1927年，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考察后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提出了农民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在总结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在1927年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名义，向会议提出《对农民宣言》，精辟地指出：“农民问题实质上是贫农问题; 贫农问题实质上是土地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7]

遭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局面。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操纵下的会议，拒绝讨论毛泽东提出的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正确建议^[4]254。在后来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强调，土地革命可以引导中国到另一个新阶段，并尖锐批评过去党的政策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4]281。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发言中指出：“农民要革命，党也要革命，党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由于党的上层脱离了群众，因而有关决策不能反映农民群众的革命要求。”^[4]281-282八七会议批判和揭露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逐步走向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民不聊生的国内环境下，党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举起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创建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并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走上了逐步复兴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军事反围剿的同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建设，以保障根据地军民生活需要和革命顺利发展。1933年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报告，深刻论述了红军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8]。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敌情发生多重变化。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当时的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革命的前途如何？如何争取革命的胜利？对这些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切而又缺乏明确的认识。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谬论，给全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和推动革命斗争取得胜利，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光辉著作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所有，这种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允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没收地主土地归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所有，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容许富农经济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9]。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提出了“生产自给，渡过难关”的任务，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强调“我们对于困难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10]910-913，891-896}为了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1941年至1942年，中共中央逐步制定和实施了切合时宜的“十大政策”，如对敌斗争、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困难来了，主要依靠人民去克服，去解决^[11]。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共中央规定了关于财政经济的政策原则：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贸易，支持长期战争，改善工农生活，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毛泽东在领导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先后撰写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对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政策做了系统的阐述和总结。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10]1014-1020}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阶级矛盾上升，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又变得突出起来。为了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斗争，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指出：“务使整个解放区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12]1172-1173}根据国内阶级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剥削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战初期制定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13]这一指示，迅速获得了亿万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研究进一步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的问题。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14]328中共中央在《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开宗明义地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占到20%到30%的土地，终年劳动却不得温饱。”^[14]327因此，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改革使党获得了最广大最可靠的农民群众的支持，这种支持成为战胜美蒋反动派军事进攻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力量的源泉。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在即将实现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等问题，全会决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12]1426-1427}全会指出，在这一新的时期，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如果做不好，“那我们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12]1427。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从此，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权，经济建设也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没收官僚资本总的原则是“原封不动”。这种做法，既做到了快，又防止了乱，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破坏设备的现象。在没收官僚资本后，党又领导工人在企业中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废除压迫、奴役工人的管理办法，建立民主管理制度。这样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就转变成为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营企业。以此为主体，加上在革命根据地、老解放区已经建立的公营企业，建立起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财经困难，而旧社会留下来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继续兴风作浪，加剧了物价上涨。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市场和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就要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各解放区财经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物资管理、现金管理。这个决定在全国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很快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3月份财政赤字比1月份减少80.2%，比2月份减少71.8%，4月份即出现了收支接近平衡的新局面。1952年，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15]。建立集中统一程度较高的财经管理体制，对于克服财政赤字、稳定市场和发展经济是成功的。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1]152。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尚有约占人口总数2/3的农民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后，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一种是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种是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16]。1951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认为这两种积极性都是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提倡将农民“组织起来”; 会议肯定了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以土地入股参加分红，又是建立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17]1953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一五”计划。按照“一五”计划的任务要求，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是：为实现工业化奠定基础，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前提。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这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新中国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建设道路？为了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探索。

从1955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为迎接中共八大召开和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进而寻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提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动脑筋。4月25日和5月2日，毛泽东分别向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报告，提出了当前必须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中央与地方等十大关系; 强调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18]。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

1956年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宣布：“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较高起点上的一个良好开端。

1956年，一方面，由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 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工人“闹事”风波和农民“退社”风潮等问题，一些部门和人员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于1957年2月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重要讲话，并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议论，上海知识界反映：讲话“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2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旨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判断和相关问题，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系统学说，是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性文献。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感到，有必要针对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进行一次全党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21]468。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发动党内外对党提出批评建议。毛泽东指出，希望通过整风运动，“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1]543。然而，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趁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出现了不稳定的苗头。毛泽东开始警觉，态度发生了变化。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但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动摇和修改了中共八大确定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2]

到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部分提前完成; 到1957年底，绝大部分指标都大幅度超额完成。经过“一五”计划建设，我国工业严重偏于沿海地区的畸形布局得到改善，全国工业产值中内地比例由27%提升到32%，出现了重庆、成都、西安、兰州、包头、洛阳、宝鸡、湘潭、株洲、咸阳等重工业城市。农田水利方面，由于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开垦荒地，195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6.8亿亩，其中灌溉面积比1952年增加了37%。美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评价说，“一五”计划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一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为其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而，“一五”计划也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从1957年秋季起，我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建设热潮，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实际上突出的是“多”和“快”，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23]。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急于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促使1958年至1960年经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和脱离实际，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严重“左”倾错误。随后，在总结“大跃进”“左”倾错误的时候，又开展了“反右倾”斗争。1959年至1961年，连续3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又赶上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加剧了经济困难。严重的局势教育了全党，毛泽东自我批评说：我本人也有过错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1961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空前规模的七千人大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随后，中央决定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出任组长，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动员大量城镇人口下乡; 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大幅度压缩基建项目; 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生产; 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 加强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迅速见效，到1962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复苏。调整时期，在一些领域还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如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国营企业试办托拉斯。

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后方工业基地。到1978年，中西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经占全国的56%，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这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优先发展东部外向型经济战略提供了充盈的物资、能源、动力支持。在国民经济取得好转的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追溯我们党孜孜以求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56年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计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他还说，如果搞得不好，就会被开除球籍。历史证明，尽管党和国家遇到种种艰难险阻，但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目标奋斗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1966年到1976年，我国经历了一场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历了种种大事件，人民经受了政治风波和自然灾害方面的严重考验，最终以粉碎“四人帮”为转折点，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粉碎“四人帮”后，领导层和群众中普遍存在着要求加快建设的良好愿望。1978年春夏，谷牧等分别率领代表团访问考察了欧洲五国、日本和港澳地区。回国后，他们分别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并提出，我们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落后很多。邓小平较早地看到了实现现代化不能仅仅依靠引进外国资金、技术，更需要用改革来推动生产力发展。1978年10月，他在全国工会九大的致辞中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24]1977年至1978年的两年里，新旧冲突、徘徊前进成为最大特点。一方面，旧的思想和制度仍在束缚着人们的头脑; 另一方面，拨乱反正对旧的思想和制度的否定，孕育着新的探索，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即将喷薄而出。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揭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序幕。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下，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这个科学命题的提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回答。它一经提出，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和道路。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新的局面。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充分肯定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乡镇企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84年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5]。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按照这一改革方向，1988年我国出台了不少经济体制改革新举措。随着国民经济治理整顿任务的完成，全党都在探索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个重大问题。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谈话，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了衡量改革开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有力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和干劲，为中国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很快就在全党形成共识。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和发挥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从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作了准备。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决定》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整体推进。十四大后，我国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13.9%。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经济过热现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到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从经济过热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原定2000年实现的“翻两番”目标到1997年就提前实现了，人均年收入达到800美元。同时，我国结束了长期存在的供给短缺状况，形成了买方市场。1997年，我国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随后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开放，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和总体小康目标的基本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画了宏伟蓝图^[26]14-15。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由于我国在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需要通过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将其确定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会议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目标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26]465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7]。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又作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决策。为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动以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行探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相应战略目标引领事业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两个一百年”与“中国梦”相辅相成，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习近平坚定表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2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深刻指出：“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并部署“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鲜明体现党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

党的十八大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9]。党的十九大在全面总结经验、深入分析形势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作出了战略部署。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即将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标志着党对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党带领人民向着宏伟目标的伟大进军又迈出重要一步。

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理性对待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指出：我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 要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阐述了如何认识经济新常态的问题，指出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0]。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习近平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我国经济发展有了全新的历史坐标。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讲话，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必须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2016年3月17日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发展主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们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主线的新定位、新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坚定决心和历史担当。

2015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31]。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并阐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和相互关系^[32]。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九大把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明确“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拓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质量发展是关乎长远和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经济由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历史方位和基本特征的重大判断。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蕴含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准确把握和生动践行，也彰显着尊重发展规律、关切民生愿望的情怀和担当，必将推动我国发展迈向新的境界和更高层级^[33]。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新时代、新变化、新要求，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原则遵循、目标追求作出的重大调整，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高度聚合，“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34]23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践行“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35]，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认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34]133-146。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认识，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是着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4]9。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34]263-268;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6]。这一系列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五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高水平扩大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7]。党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改、为谁改、怎么改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开放带来进步，包容孕育文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了综合竞争的新优势和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六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37]。这一系列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体制保障。

七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18年的第17位，首次跻身全球前20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迅速增至2018年的58.5%^[38]。

八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统筹内外、着眼全局，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推动形成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新格局，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34]255-262。

九是切实推进民生改善和治理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一大批惠民举措，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34]341-358。

十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全力做好污染防治、建设美丽中国^[34]359-381。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美丽中国建设扎实推进。

十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我国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4]433-473。

十二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和方法论。强调稳中求进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必须正确处理稳和进的关系，提高宏观调控精准度; 要保持战略定力、要坚持底线思维，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要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34]231-236。这些思想，是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科学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根本立场、政治保障、制度基础、主题主线、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内外关系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开辟了广阔道路。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探索历程，既有助于明晰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探索的思想脉络和实践进程，也有助于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探索的历史经验和科学规律。在此，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探索的经验启示予以总结提炼。

第一，党的领导是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地位，是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历史和实践证明，“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1]15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就必须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永恒动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所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39]118。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中，“人民”二字分量最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贯穿各领域各方面。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是党与人民建立、巩固和发展“血肉”“鱼水”党群关系，坚持人民立场，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史。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梦想和努力，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韧劲，就在于党坚强领导下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的韧劲，所谓家国力量——为爱追梦、向好奋斗，追梦不息、奋斗不止。

第三，劳动实践是历史创造的厚重母体。劳动创造世界，一部人类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劳动史。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0]。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41]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是要“消灭劳动”，恰恰相反，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是在共同自主劳动的基础上实现的。劳动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更是增强体质的有效健身操和防治各种懒病的奇妙特效药。道路千万条，实践最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撸起袖子加油干”“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这些朴素而又深刻的话语，充分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坚持和运用，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哲学智慧，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幸福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要让劳动和奋斗成为全社会的“第一精神”和“第一自觉”，进而使“劳动精神”和“奋斗精神”释放出推动发展进步的蓬勃动能; 我们要使热爱劳动、崇尚奋斗成为新时代精神气象的主旋律，进而营造出“人才辈出、劳模辈出、工匠辈出、学家辈出”的良好机制和浓厚氛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第四，矛盾运动是发展进步的内在逻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发展进程。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运动，进而决定了这一时期实践活动的中心任务。在矛盾运动的发展进程中，理性正视矛盾、准确认识矛盾、科学解决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修课程和崇高使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发展中落伍，民族危机加深。黑暗的政治、悲惨的经济、腐朽的社会，引发人民的强烈革命愿望，在此背景下，党肩负起了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落后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此，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实践中开创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高效匹配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国奇迹”，中国从此不断走向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伟大胜利，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时代之音更加响亮！

第五，科学理论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要主动适应发展需要并推动发展不断升级，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在《思想如何变成物质的力量》中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42]9。百年征程中，党的经济发展思想和理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突出表现为救国难、求生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突出表现为稳政权、固国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早期曲折探索，突出表现为守主义、防修正，党领导人民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出表现为求富裕、开新局，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党领导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期，突出表现为重质量、谋复兴，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行探索，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秉承科学精神、营造人文氛围、坚持实事求是，以正确的理念指导有力的执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重要经验。

第六，利益福祉是奋斗进取的必然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9]119。人之利者，力之源也; 事之成者，力之合也; 伟业所成，大利之力。既如此，正视合法合理的积极利益诉求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这是一切先进政党的应有职责。马克思主义把价值理想的实现与现实利益联系起来，让道德价值从属于对经验事实的科学分析，实现了对功利主义目的论的超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2]283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思想基础和发展动力。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在经济社会运行的网络系统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理顺机制和平衡利益是根本，优化结构和畅通循环是关键，凝心聚力和创新进取是灵魂。唯有如此，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迈向更高境界和层级。

彻底地总结过去是为了清醒地面对未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凝聚人民力量、掌握科学理论、发扬奋斗精神、切实解决问题、增进人民福祉，必将能够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巨大成就和伟大胜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