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Social Capital and Family income gap

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收入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然而，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仍在高位徘徊，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警戒线”^[1]。人均年收入3万元的中国，仍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为1 000元^①，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事实上，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发展的问题，而社会资本被视为发展中“缺失的链条”，是一种对于提高人们福利和促进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的非正式力量。这种非正式力量的关系结构决定了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特征，并且对打破不同收入阶层的“锁定状态”十分重要。此外，结构性社会资本通过职业地位获得、知识溢出和资源获取等渠道影响着家庭收入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蕴于非正式制度和规则的社会资本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对收入分配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会随着治理能力的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以上问题还没有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

① 来源于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提问。

中国是一个以亲缘、血缘和地缘构成的关系网络社会，“差序格局”是这个关系社会的显著特征。被视为“穷人的资本”的社会资本，不仅仅是维持社会运转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一种非正式契约，而且还是信息分享与资源配置的一种替代机制^[2]。因此，必须要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对收入分配、社会行动等问题进行分析^[3]。遵循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学者们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探讨了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但从社会资本角度，既有研究仍未达成共识。更为重要的是，与社会资本具有“共生关系”的政府治理还没有被很好地纳入社会资本与收入差距的研究范畴，对于非正式制度范畴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政府治理水平中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学界同样缺少系统、准确的评价。理论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社会的政治形态，政府有效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可以更平稳和谐地运转，有助于在社会中建立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相反，社会资本危机、广义信任缺位，会减少人民和社会对政府行动和政策的支持，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消极影响。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其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进而实证研究二者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核心特征与表征的基础上将政府治理纳入社会资本与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理解正式制度的完善对非正式制度范畴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其次，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并结合分位数回归证实了“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稳健、可靠。再次，根据家庭的不同收入来源，研究了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对家庭不同收入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助于推进和完善影响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最后，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探讨政府、社会、家庭三者的制度安排，为政府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社会资本作用、改进收入分配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社会资本”对于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早已得到公认，但社会资本的定义仍然存在资源说、功能说、网络说等多种说法。经济学领域普遍认可的社会资本，是指能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的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4]，根据其不同的来源、动力和功能，可以划分为组织成员身份、集体行动和制定政策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以及共享价值观、态度和信仰的认知性社会资本^[5]。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Lin揭示了社会资本引起收入不公的两种渠道：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6]。资本欠缺主要是不同的投资或机会导致的某一群体的资本在数量或者质量上的相对不足，回报欠缺是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资本对于不同社会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回报或结果。学者们普遍通过这两种渠道考察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7]，这些研究的优点在于从社会资本存量和回报率的角度检验了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差异，但未重点研究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并且与社会资本紧密相关的政府治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在已有的研究中，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差异甚大。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能够缓解收入差距，如Knack利用跨国数据研究表明丰富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8]，这些研究大多采用宏观数据，可比性常常受到诟病。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维持阶级固化的微观机制^[9]，甚至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如周晔馨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研究倾向于证伪“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假说^[7]。何金财利用基于回归的夏普利分解法，认为关系是扩大家庭间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10]。以上文献产生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核心特征认识不同，存在概念错配的可能性^[11]，另一方面在于既有研究较少从认知性和结构性的维度进行探究，忽视了社会资本内部的相互作用和区别。

作为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社会性资源，社会资本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资本通过职业地位获得、收入回报率，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社会资本有助于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并影响其职业流动，这样的作用为不同的经验研究所证实^[12]，其作用机制包括了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9]。一方面，社会资本实际上可以提供求职的有效信息。人们通过与来自不同群体的人进行交流，不仅节省职业搜寻成本，而且能够增加获得的信息量，起到一种机会的桥梁作用，促使其找到收入相对更高的工作^[13];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欠缺的家庭在职业内的议价能力也很有限，先赋性社会资本质量欠佳的家庭，获得社会支持的概率也较小^[9]。此外，社会资本本身也是影响信息甄别能力、传递个人能力信息的重要工具^[14]，即使面对相同的信息或机会，社会资本欠缺的家庭也不能够做出最优化的选择。

其次，社会资本通过知识溢出、教育获得等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家庭收入差距。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在组织内部信息共享的过程中使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源，促使组织内部相互学习，提高家庭的知识存量与技术含量，促进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15]，使得家庭的收入水平提升。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网络资源”和“社会封闭”的属性影响了家庭的教育获得，这种教育获得的差异又决定着家庭层次获得、社会流动甚至代际命运^[16]。因此，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积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同家庭背景的教育获得差异为家庭收入差距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框架^[17]。

最后，社会资本本身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其同质性原则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自我复制^[9]。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一种匹配行为，受到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影响。“人以群分”的交往习惯使高收入家庭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本，这种交往模式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与维持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社会资本同质性原则下，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收入水平相当的交往对象，这可能会强化社会阶层的优势与劣势，并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割程度。因此，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可能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产生明显的“马太效应”，进而加剧家庭的收入差距。

传统经济学一直强调市场与政府的“二分模式”，但是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肯定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重要意义。国内的研究对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相对较少，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和社会的功能之间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替代^[18]。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类似，社会资本和正式制度都有协调行动、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功能，两者也可能是相互补充，或相互替代的。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长期发展需要稳定的正式制度，而非正式制度范畴的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提供政府运转所必需的协作^[19]，这些观点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

经济学领域更多地强调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之间的替代关系。在正式制度尚不健全的发展初期，社会关系网络主导着生产要素的运作，提供一种社会支持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在治理能力不健全时期，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制度完善效应”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12]。随着政府治理的不断深化与正式制度的逐步建立，更加成熟的正式制度会逐渐取代以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20]。社会资本会遭受冲击和破坏，被某种“社会共识”所取代，基于“关系”与“人情”的“熟人社会”向基于“制度”与“契约”的法治社会迈进，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对家庭减贫及提高收入的作用将被正式制度部分挤出，表现为正式制度替代和弱化社会资本的作用。经验证据同样也更多地支持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相替代关系，以及非正式制度范畴的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替代效应^[21]。

社会学领域则更多地看到了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的补充，认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并未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被完全替代，而是嵌入到正式制度之中^[22]。政府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借助其他主体的社会资本来实现正式制度无法实现的目标，节约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23]。作为人为的正式制度的基础，社会资本以嵌入性关系为核心，与政府治理契合，协同推进治理结构的优化^[24]，其“制度完善效应”可能嵌入正式制度之中，随着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增强，并且促进制度的完善。但既有文献仅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依存结构进行了探讨，而经验证据和实证分析极为匮乏。

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其中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调节再分配的职能部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者们主要从财政体制、政府行政干预、地方政府竞争等角度研究了政府对收入差距的作用。

(1) 从财政体制的角度，财政体制的自主权有利于提升居民福利，但是随着社会精英地位提升，财政支出会偏向精英人群，并且在纵向分配中偏向于被富裕村庄和高收入者获得^[25]。财政手段反而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26]。因此，李实和朱梦冰进一步指出社会保障制度和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相当有限，收入再分配政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力度是微弱的^[27]。

(2) 从政府干预的角度，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早在1975年，Comanor等就认为政府的行政垄断存在收入分配效应^[28]，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干预微观经济活动都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可能，行政审批与市场准入等制度使得贪腐官员收入剧增，又使得弱势群体失去获得合法收入的机会。

(3) 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政府官员有获得政治晋升激励的动机，围绕地方GDP展开地方政府博弈，形成“政治锦标赛”。在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条件下，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政治考核机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增大，还妨害了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有效配置，依赖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扩大了收入差距^[29]。

此外，诸多学者还从外商直接投资、官员任期与交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行解释，这些研究为本文深入研究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收入差距提供了理论参考，而当前中国正逐步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变，分配制度的改革不能只依靠政府抑富扶贫的零散举措，这就要求政府治理能力比过去更加系统化和协同化。

综上所述，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理论让我们有机会审视政府治理的价值取向和治理理念，从社会机制的角度看待“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反思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因此，将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对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为了从理论上构建收入分配的异质性群体分析框架，本文基于社会福利函数，假设社会由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两类群体组成。根据古典效用主义福利函数，“加总”不同群体的效用从而表示社会福利函数为：

其中，$U_{A}^{\alpha } $为高收入家庭的总体效用，$ U_{B}^{\alpha }$为低收入家庭的总体效用，假设两类群体消费者偏好系数相同且为α(0 < α < 1)，$ \vartheta$与1-$ \vartheta$分别是不同收入群体在社会福利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定义不同收入群体的效用函数为：

c_A和c_B表示不同群体的消费情况，φ_A和φ_B表示不同群体消费边际效用，${{y}}_A^\alpha $和${{y}}_B^\alpha $分别代表两类不同家庭的收入，$\delta _A^\alpha $和$\delta _B^\alpha $代表其收入边际效用，即居民运用收入获取效用最大化的能力。同时，收入边际效用受到人力、物质、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本文考虑两方面异质性：社会资本及对政府治理的反应。前者用社会资本SC_A、SC_B代替，后者用政府治理水平幂函数$ Gover_A^{{\kappa _1}}$、$ Gover_B^{{\kappa _2}}$代替，此外将其他因素以T_A、T_B代替，由此可以得到：

重写社会福利函数为：

假设社会总收入为y，在预算约束y的条件下，使社会总体效用最大化，则有：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对y_A、y_B及γ求一阶偏导，令其等于0，可得：

求解以上一阶条件，可得：

将式(4)和(5)代入(12)，则有：

由式(13)可知，收入差距的变动将取决于不同群体的社会资本以及对政府治理不同的反应。结合已有的文献以及社会福利函数分析框架，社会资本影响收入的作用已经被证实^[7]，但是，对于不同的收入群体，社会资本是否发挥不同作用，进而影响收入差距?认知性和结构性两种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是否有同样的作用？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里我们首先提出假说1。

假说1：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有显著负向影响。

此外，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的关系体现了社会结构功能的分殊程度，有序高效地推进治理现代化必须构建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但理论上，经济学与社会学在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之间究竟是替代作用还是互补作用这一点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面临治理能力水平提升这种影响的反应有所不同，尤其是以组织成员身份为核心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对打破不同收入阶层“锁定状态”具有重要作用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因此，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将会增强。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该微观调查覆盖全国25个省市，覆盖了中国95%的人口^①，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和内容最全面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具有全国代表性。最新的调查数据是CFPS2018，但部分指标和变量无法计算，故采用CFPS2016年的数据。

① 来源于中家庭追踪调查用户手册。

为避免极端值、缺失值等对结果可能带来的干扰，本文依据以下步骤对样本进行处理：(1)匹配成人问卷和家庭问卷，对“不知道”“不适用”的样本作缺失值处理; (2)剔除年龄大于55岁的女性样本、年龄大于60岁的男性样本; (3)对涉及的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8 596户家庭样本。

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但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了治理能力的建设，本文度量政府治理以及城镇化率，选取当年25省市宏观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此外，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等人编撰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已有文献主要采用分位数回归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进行研究^[3]，而正如周晔馨指出，分位数回归仅仅是将社会资本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做了比较，而没有直接计算社会资本对于收入差距指标的影响^[7]。因此，不能精确地反映出各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

本文采用Firpo等人提出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方法，相较于传统OLS，该方法可以反映出自变量对因变量多种统计分布(如基尼系数、方差等)的边际影响，同时可以有效地避免内生性问题^[30]，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F_Y为收入分布，v^gini是收入分布F_Y所对应的基尼系数，υ是总体收入的期望。并且满足：

其中，GL是广义洛伦兹曲线，R为广义洛伦兹曲线在[0, 1]上的积分，p为收入分布，F_Y对应不高于收入水平的累积人口比例，且满足p=F_Y(y)。因此定义基尼系数的影响函数如下：

满足：

其中，IF是基尼系数v^gini对应的影响函数，A₂、B₂、C₂是由广义洛伦兹曲线构造出的函数形式，由此，可以得到基尼系数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为：

因此，构建收入差距的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因变量Gini(income)表示家庭纯收入对数的基尼系数，核心自变量是社会资本SC。CV是控制变量，包括了户主、家庭、村庄等特征，ε表示随机误差项，β₁、η是待检验的关键参数。

在式(13)的基础上，遵循Yip等文献的做法^[5]，将社会资本划分为认知性社会资本(CSC)和结构性社会资本(SSC)，同时为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说2，即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将逐渐增强，进一步引入政府治理变量Gover以及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的交互项SC·Gover，从而得到：

如果本文的研究假说1成立，即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预期不含交互项时β₂、β₃将显著为负。同时，可以通过β₄、β₅判断研究假说2是否成立。

(1) 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是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大部分研究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主要有泰尔、阿特金森指数等，但应用较为广泛的是以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因此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反映家庭收入差距状况。

(2)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遵循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寻找替代变量。礼顺人情是中国维护社会网络和人际交往的重要途径，借鉴周广肃等文献的做法^[31]，使用“人情礼金支出”作为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替代变量，并根据家庭中是否有团员、党员、工会成员、个体劳动者协会成员定义了“组织成员”这一虚拟变量，来反映家庭结构性社会资本。

(3) 政府治理：对治理能力的测度，本文沿袭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衡量政府治理的指标体系(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结合赵云辉等学者的研究^[32]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从政府绩效、监管质量、腐败抑制、法制水平四个方面对治理能力予以测度。具体而言，政府绩效采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占年末总人口比重; 监管质量采用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占交通事故发生数比重; 腐败抑制采用贪污、贿赂、渎职立案数与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的比重; 法制水平采用各省律师人数与年末总人口数的比重。

同时，借鉴张爽等的做法将每个省的政府治理水平作为家庭所面临的政府治理水平^[21]①。为了全面地反映各个地区政府治理水平，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构建政府治理综合指数Gover，其公式为：

① 需要指出的是，从上述四个方面测度政府治理，具有较高的认可度; 另外，本文使用的实证数据CFPS未披露区县顺序码的有效信息，无法将样本进行匹配，难以构造出县区及其以下的政府治理度量指标。

其中，w_i代表变异系数法计算的权重; Gover_i是经过归一化处理后政府治理的各个代理变量; Gover是政府治理综合指数，为负向指标。经计算各个指标权重如表 1。

(4) 控制变量：为排除其他因素造成有偏估计，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户主特征、村庄特征、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对交互项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此外，对家庭纯收入、人情礼支出、土地资产、房产进行对数处理。表 2汇总了变量具体设置描述性统计。家庭纯收入对数的均值为10.760，不同家庭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其最小值为7.601，而最大值达到12.950。各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Gover)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政府治理水平最低的为0.050，而最高的治理水平达到了0.830。

本文利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实证检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逐步引入核心自变量观察政府治理和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差距稳健性的影响。此外，所有回归均进行200次Bootstrap(自举法)重复抽样。表 3为以人均家庭纯收入对数分布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衡量指标的实证检验结果。

具体来说，模型(1)到(5)的结果显示，政府治理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政府治理对缓解家庭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治理中顶层制度设计和选择的合理性、必要性。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势必对行政、决策等制度进行突破性的变革，形成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和程序，同时推动收入分配领域的深刻变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政府、社会的作用。这些都有助于处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一些矛盾，让改革的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同样的，模型(2)到(5)的结果表明，认知性社会资本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在中国，“人情往来”的认知性社会资本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是可以被感知的事实，亲友间帮衬接济行为十分普遍。认知性社会资本虽然作用显著，但其作用系数较小。为了职业地位获得、人力资本积累等需要，低收入家庭更需要进行社会资本投资，更多的支出人情礼金，从而弱化了认知性社会资本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

模型(3)到(5)的结果表明，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同样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一方面，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正式制度不断健全，遏制了社会关系与权力结合而形成裙带关系，进一步地避免了寻租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在建立组织内部信息共享的过程中产生信息、溢出知识，通过组织内部的网络、信任和规范，形成了利于低收入家庭的普遍规则。总的来说，社会资本整体有利于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因此，本文的假说1得到佐证。

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水平均显著为负，说明通过加大教育投资可以有效地缓解家庭收入差距。土地和房产显著为负，表明家庭资产在中国起到非正式保险的作用，从而阻碍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户主特征中，工作显著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而户主年龄、性别和健康水平扩大家庭收入差距。此外，通自来水的村庄都有利于收窄家庭收入差距，位于城镇化、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家庭收入差距较大。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说2，在模型(4)和(5)中引入了政府治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从系数大小来看，在引入了社会资本及其交互项后，政府治理与社会资本更有效地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交互项均显著为负，以认知性社会资本为例，其对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可以写为

而该边际效应F会受到Gover的影响(除非β₄=0)，其效果表示为

由表 5可知β₄ < 0，说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会随着Gover值的增加而降低。而政府治理Gover为负向指标。因此，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会随政府治理水平提高而提高。

随着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秩序受到正式制度良性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的规范，社会资本通过高收入家庭的“回报欠缺”对低收入家庭产生更大的收入提升作用，缓解收入差距的“制度完善效应”进一步增强，非正式制度范畴的认知性社会资本更好地补充了正式制度，起到内部治理机制高效运作的润滑剂作用，从而改善了家庭收入差距。

同样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随政府治理水平提高而提高，进一步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一方面，通过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形成更加完善的“理性化”制度约束，将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与私人权力相分离。另一方面，嵌入在组织中的社会资本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社会”力量，缓解收入分配的矛盾。但其交互项仅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嵌入在组织中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其本身排斥“圈外人”的特点一般与“小圈子”文化、寻租行为相联系，可能使得低收入家庭结构性社会资本的“资本欠缺”，从而对缓解收入差距造成一定的“缓冲”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支持假说2：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将会增强，并且这种作用有利于缓解家庭收入差距。这不同于社会资本的作用会随市场化进程而减弱的研究结论^[21]。

上文从整体视角考查了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然而，对家庭结构收入差距还没有准确的评价。按照来源，家庭收入可以划分为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鉴于此，本文基于家庭收入结构的视角，分析社会资本与家庭结构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表 4中，从模型(6)到(10)可以看出政府治理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政府治理显著缩小了家庭经营性、工资性收入差距，印证了基准回归中政府治理对家庭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但政府治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扩大了转移性收入差距，这表明政府治理没能起到降低转移性收入差距的作用^[26]，在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存在“逆向转移”。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在转移性收入差距上出现了“使命漂移”。为了可得的利益，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出现“精英俘获”的现象^[33]，因此，要确保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政府治理对财产性收入、其他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现阶段中国仍未开征财产税，并且其他收入主要是私营性经济支持或赠与，是出于文化传统的自发性行为，两者均难以通过政府进行再分配调节。

总体来看，政府治理主要通过影响经营性、工资性收入差距，从而对家庭收入差距有着积极作用，但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仍需兼顾“公平”和“效率”，完善因城乡二元结构、双轨制等因素形成的歧视性再分配制度。而社会资本正是完善再分配制度的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社会机制”，遵循着“公平”和“效率”的之外的“合作互惠”原则。

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差距大都具有缓解作用，与上文从整体视角分析的结论一致，而扩大家庭其他收入差距的原因也在于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文化，高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人情礼金收入，一定程度上会扩大家庭收入差距。结构性社会资本对转移性、工资性收入差距则具有缓解作用，对经营性、财产性和其他收入差距作用不显著。由于政府补助、工资增长等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社会资本在就业市场、劳动力获取中的重要作用，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收窄工资性、转移性收入差距从而缓解整体家庭收入差距，而经营性、财产性收入不同于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主要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以及分位数回归(QR)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进行估计，其因变量为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对数。如表 5，在10%~50%分位上，政府治理显著为负，表明政府治理能够显著地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而在75%~90%分位上，政府治理显著为正，表明其能够降低高收入家庭的收入。随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治理“抑强扶弱”，有助于缓解家庭收入差距，证实了上文基准回归中的实证结果。

无论是UQR还是QR，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估计系数大幅下降，表明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高效果更为显著，印证了基准回归中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均有利于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

究其根源，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存量往往低于高收入家庭，而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获取工作信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等途径来提高家庭收入，并且嵌入在等级结构中，在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效果更为显著。因此，无论是认知性还是结构性的社会资本，都表现为“穷人的资本”。

在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中，方差同样是被广泛使用的不平等指标之一。因此，我们采用方差重新检验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增强实证结果的稳健程度，其结果见表 6。总体来看，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结论较为稳健。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将政府治理纳入社会资本与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同时区分认知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的社会资本，考查了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和变化，实证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实现合作效果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产生互利期望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均表现为“穷人的资本”，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积极影响; (2)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嵌入正式制度之中，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3)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缓解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差距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结构性社会资本则主要通过收窄工资性、转移性收入差距从而缓解家庭收入差距; (4)政府治理通过缩小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工资性收入差距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但扩大了家庭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出现了“使命漂移”的现象。

基于本文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实际状况，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由于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地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因此，地方政府要积极地培育社会资本，增加社会支持的来源，大力发展丰富多样的社区组织，使之成为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结构因子; 采取多种措施为居民提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提高居民的参与、组织和活动的能力，推动社会从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向融洽和睦的“熟人社会”转变。

第二，由于社会资本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嵌入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进一步增强，因此，要继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提高收入公平程度和机会均等水平，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的治理体系转型要求。地方政府应该着重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资本构建情况，加快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融合，增强地方归属感和本地居民的信任感。

第三，从整体上看，政府治理是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积极动力，尤其在缩小家庭的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差距上。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正式制度的供给，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要素配置功能，进一步规范并完善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机制，同时激发社会组织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治理扩大了家庭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因此，要坚持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和官员奖惩机制，进一步形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政策法规，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处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精英俘获”，在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使命漂移”，确保收入分配的“援助”之手“脱虚向实”“精准落地”。

第五，由于信息获取、工作搜寻、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因此，政府应积极促进信息公开，降低信息不对称，充分发挥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服务功能，提高各项工作的透明度。同时，深化劳动就业市场的改革，消除某些高收入行业存在的垄断壁垒以及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保障劳动者通过努力奋斗而实现个人价值，为劳动者提供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着眼于认知性、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但并未讨论个人、社区等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二是微观数据库难以“完美”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尽管通过虚拟变量、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等方式尽可能避免内生性，但并未找到合适的社会资本工具变量。三是本文使用截面数据，今后可通过面板数据进行动态的拓展，进一步探讨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和路径。这些不足都有待我们做更为详细的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