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Key issues and Path Selection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黑龙江期间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新质生产力，意在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加快形成具有新的性质、新的属性、新的功能的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全面振兴的殷切期望，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以及对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刻洞察。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曾经走在全国前列，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特别是传统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发展活力不强等^[1]。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振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和要求^[2]。新质生产力是激发东北振兴新动能的重要途径。东北地区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丰富的资源禀赋、优良的生态环境、广阔的市场空间、深厚的人文底蕴等优势条件，具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潜力^[3]。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打造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新引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东北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交流，打造区域合作新平台，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当前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4]。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量变到质变的根本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的生产力，它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能够有效提升经济效率和效益，增强经济韧性和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实现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旧转换，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5]。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不断突破，全球创新格局和竞争格局正在深刻重塑。同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抬头，国际科技合作受到干扰和阻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挑战和变革^[6]。这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新质生产力是赢得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因素。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未来产业是未来竞争的制胜法宝^[7]。谁能够抢占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先机，谁就能够占据国际竞争的主动权，谁就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谁就能够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引领度。

总体来说，“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深刻洞察，是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科学指导，是对东北全面振兴工作的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丰富意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力，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便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激烈竞争中实现更大范围的开放合作，在全面振兴中实现更好水平的共同富裕。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新常态出现的生产力新质态，有别于传统生产力，其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代表生产力演化中的一种能级跃迁。新质生产力由“高素质”劳动者、“新质料”生产资料构成，以科技创新为内核，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以新促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应的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产业形态，这正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告别传统技术体系、摆脱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当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内涵性的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具体表现。“先进生产力”这一概念具有社会历史性，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最具前瞻性和决定性的力量，它面向未来，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8]。习近平总书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要求、新概念，代表了生产力的跃迁和质变，赋予了生产力理论更丰富内涵和更深层次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科技、人才和创新为主要因素，开拓发展新领域和新路径，不断形成发展新动力和新优势。

高质量发展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旨在变革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并使发展成果公平、高效、可持续地惠及全体人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质态的变化，发展目标和发展质量也要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而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所涉及的基本因素与以往时代不同，即发展的政策目标及各目标的具体排序将有很大改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注意经济结构转变、新旧动能转换、高新产业赋能、培育新经济增长方式等重要方面^[9]。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体现人民的美好向往和经济发展的真正意义。除了经济发展，它还关注文化建设、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以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新质生产力是高效能、高效率的生产力，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显创新性、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竞争力和持久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将会从生产方式上革新产业进而从生活方式上革新样态。新质生产力，即新质态的生产力，是指在科技创新资源转化、整合下，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催生的具有高效能、高质量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它是超越了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能源消耗的生产方式，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增长路径，突出科技创新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更能体现融合交叉发展特征的新型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概念、表述新，更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思维的开拓和创新。它代表着一种新型生产力的跃迁和迭代升级，是一种立足新时代、新阶段、着眼未来和长远发展趋势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基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突破和应用所形成的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将成为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驱动力^[10]。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标和重要使命。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意味着对经济发展模式、要素配置组合、配套政策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亟待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发展质量变革、生产效率变革、生产动力变革的全方位转变。新质生产力就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对生产力要素提出的更高要求的变革。在质量和效率上，新质生产力表现为高质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素质以及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必须摆脱原有依赖大量资源、能源等初级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向依靠人才、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的集约型生产方式。在动力上，新质生产力表现为以科技创新为内核动力，将新制造技术、新能源应用、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集成电路、区块链技术等构成的新技术体系作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变革要素，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竞争力^[11]。

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方向和发展目标。自2012年起，我国GDP增速告别前十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更需以更高站位的战略思维适应新常态^[12]。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要求^[13]。创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居于核心位置，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通过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提高生产力水平，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动力。协调发展理念不仅协调国内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协调国民经济循环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助力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则强调国民经济循环的可持续，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采用清洁能源、低碳技术和循环经济的模式建设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开放发展理念注重国内外经济大循环的联动效应，通过国际大循环增加国民经济生产循环流量。新发展理念还倡导共享发展，追求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14]。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体系架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相互联系，有机融合，唯有完整准确、全面落实，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用新发展理念助力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5]。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体制优势。首先，集中力量办大事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具有规模化、分工专业化、市场导向等特征，这种生产模式在新发展阶段下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和多样性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存在本质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在于实现了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将国家有限的资源进行整合，使得资金、人力、物质资本等资源得以有效调配和利用，通过统一决策和协调安排，集中用于解决最重要的任务，强化生产力发展的薄弱环节，避免了资源分散和浪费，提高生产力使用效率，实现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16]。其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能够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更好地制定宏观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以就业、产业、投资、消费政策为主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战略规划和政策支持^[17]。最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助于协调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难题，如市场需求与资源配置、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等。市场经济具有有效配置资源、鼓励创新和竞争、提供多样性选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优势，但也存在市场失灵、短期波动、风险不平等、忽视环境和社会问题等弊端。市场主体单凭个人力量无法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统筹发展培养新质生产力所必需的科技创新体系和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将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机融合，调动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强组织协同和资源整合，加强研发力量，向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的高精尖项目倾斜^[18]。

生产力的跃升是一个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的过程，超大规模市场为生产力质变提供了量变基础。首先，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2022年GDP总量突破120万亿大关，稳居世界第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形成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未来产业的内需潜力^[19]。超大规模市场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客观上要求企业通过创新，改变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复杂度，这意味着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化和广化，生产分工的飞跃性变化正是生产力发生质变的过程^[20]。其次，超大规模市场的投资需求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加速器。当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新质生产力在超大规模市场中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时，资本市场更倾向于为其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的应用和推广^[21]。同时，大规模市场应用有助于发现和解决潜在的技术、安全、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根据市场需求改进和优化，有助于加速新兴技术的标准化应用和规范化生产。最后，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专业化分工优势有利于实现市场内部的产业梯度转移。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要素资源禀赋异质性明显，构成了我国国内产业链垂直分工细化和转移的先天条件。超大规模市场支持更细分专业化的产业分工。不同地区、城市或企业可以专注于自身擅长的领域，并形成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生产要素最优组合。这种分工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推动各地区产业链和价值链全面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空间。

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能力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坚实根基，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创新环境和市场机会，加速新质生产力在经济系统中的影响力的广泛拓展。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已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一，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的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健全的国家^[22]。首先，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提供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各类供应链、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的研发、生产和推广提供了良好的支撑环境。其次，完备的工业体系聚集了大量全产业链条的企业、研究机构和科研人才，形成创新的集聚效应。通过产业配套的合作与交流，不同企业间可以共享技术和经验，推动技术创新和升级，加速高新技术在全产业链条生产环节的大规模推广^[23]。再次，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可以共享资源和设施并减少运营风险，这将鼓励更多企业投入到前沿技术的研发中，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最后，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促进不同产业间的协同发展，发挥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效应。新质生产力在技术创新和生产应用上需要与其他相关产业紧密配合，完备的工业体系能够提供前沿技术在投入生产中与上下游产业更多的合作机会和资源共享，推动产业协同效应的实现^[24]。

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程度不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原创成果。与发达国家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被国外“卡脖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突破，因此核心技术依赖于其他国家，不能独立自主解决创新问题，不能从根本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5]。科研投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我国在科研投入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54%，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十三位，介于欧盟(2.2%)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2.7%)平均水平之间，虽然与OECD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但仍需砥砺前行。此外，我国的科研投入还存在结构性问题，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过低(6.57%)，而相比较之下，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投入占比过高(93.43%)；西部地区投入占比过低(12.87%)，东部地区投入占比过高(65.74%)。科技投入的不合理，难以孕育丰富的创新资源，抑制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留存。科研投入不足会导致科技人才缺乏足够的经费、设备、平台等支持，影响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降低了创新动力和成就感，甚至造成科研工作者流失或转行^[26]。其次，科研投入不足限制了科技成果的产生和质量，会导致科技项目缺乏足够的资金、时间、人力等保障，影响科研人员深入细致地探索和实验，降低了创新水平和质量。此外，科研投入不足阻碍了科技创新的领域和方向，会导致科技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合理、不高效，影响其覆盖更多更广更重要的领域和方向，降低了创新广度和深度。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配套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产业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发展前景广阔等特点，关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局。我国的产业虽然完备齐全，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2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13%，与发达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想要发展好这些产业，前提便是让制造业新旧动能顺畅转换，传统产业能转型升级。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环境有待加强，产业基础能力较为薄弱。某些地区或企业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铁路干线不健全、电力供应不足、网络覆盖不全面等，这些基础设施的缺失会给产业转型带来一定的阻碍^[27]。当前，产业生产的原材料、产成品供应不足，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如芯片、软件、高端装备等，产业研发对外依赖度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在一些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如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还存在技术储备不足、创新链条不完整、成果转化不畅等问题。交通运输瓶颈没有突破，割断了国内与国外产业链的完整性。同时，也面临一些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打压，影响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28]。此外，很多地方政府，对于需要发展的产业方向和布局没有清晰的定位，对本地区未来产业的概念认识不足，缺乏前瞻着手的动力。新质生产力往往联通了很多跨行业部门的合作和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由于政府缺乏成熟经验和政策引导，对于相关的政策体系和支持机制还没能形成完善的合作体系，不能有效的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参与热情。

制度环境的建设和完善与科技创新的发展和需求不匹配，导致了制度环境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和促进作用不够充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与制度环境相适应和配套，但目前我国的一些制度规则还没有跟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存在多方面问题。首先，政府主导过多。一方面，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和支持过于集中和单一，导致科技创新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果不高；另一方面，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规划和指导过于干涉和控制，导致科技创新的方向和路径不灵活，科技创新的活力和潜力不够释放。其次，政府服务不够优化。一方面，政府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不够全面和覆盖，导致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和领域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和保障^[29]；另一方面，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不够高效和便捷，导致科技创新的各个主体和参与者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和解决。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它能够激励创新主体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进行科技创新，也能够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然而，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完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不够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频繁发生等。这些会导致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力受到影响，不能给新质生产力提供公平合理的创新环境，不能满足其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再者，政府责任不够明确。一方面，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不清晰，导致科技创新相关事务没有得到有效的协调和推进；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和界限不明确，导致科技创新相关政策没有得到合理的制定和执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不充分，造成科技创新相关利益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和维护。

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具备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人才是创新引领的核心，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是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配套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综合知识和能力的人才，能够根据不同领域的发展趋势，及时动态学习。目前，我国的人才培养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质量不高，区域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3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约为4%，低于全球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更远于美国的34%。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9.6%，在普及化阶段，这一比率明显低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从人才流动看，东中西部城市人才吸引力差距拉大，《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3》显示，2018—2022年东部地区人才净流入占比从5.7%上升到14.1%，长三角、珠三角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从4.6%、2.2%上升到7.9%、3.9%。另一方面，人才评价体系不合理。对于人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不符合创新规律，导致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制度约束和激励不够有效。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我国的科研评价主要依赖于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引用次数等指标，而忽视了论文质量、创新性、社会效益等指标。因此，很多科研学者为了某些个人利益发论文而写论文，忽视了学术的真正价值，学术成果浮于表面，不能很好地落地转化。此外，我国的科研评价还存在操作性问题，影响了评价过程的公正性、及时性和透明性，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信性。

第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制度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可以帮助资源和要素打破区域限制而循环流动，实现供需动态协调、良性发展。有效推动公有制企业制度创新、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使微观主体更有活力。在改革创新中加强制度建设，逐步推动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与完善，真正使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构造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构。一方面，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依法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坚持公平公正原则，通过加强立法、严明执法健全产权保护制度，构建与完善国有企业的现代产权制度，有效保护民营经济产权。另一方面，加强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大力发展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商品化、要素价格市场化和要素配置竞争化^[31]。

第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供给，加快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供给，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供给，要破除行政区经济藩篱，破除行政区壁垒，打破地区封锁与垄断，斩断地方保护主义利益链条。创新区域合作的方式，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协作，促进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形成良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同时，要加快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主要着力点，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32]。优化营商环境能够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吸引、聚集发展要素，激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潜能，畅通经济内循环，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科技变革的战略预见，加快推进前沿技术重大突破。一是聚焦研究目标，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引领未来的重大前沿技术作为研究重点，以当前的战略需求和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为重要指导，甄选分类研究领域，调配研究力量。二是发挥国有企业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一般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能够承担民营经济主体不能承担的重大战略任务，在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核心技术攻关中通常发挥主导作用^[33]。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能够承担民营经济主体不能承担的重大战略任务，有能力和责任在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发挥政府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作用，搭建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根据任务要求和参与主体自身优势，在分工中进行精确定位，在研发和产业化的上中下游等所有环节实现全覆盖的协同机制设计，在各个参与主体间实现稳定、长效的合作。

第二，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民营科技领军企业正逐渐成长为战略科技力量，为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挥重要作用，要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在基础研究、重大科技攻关、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的主导型和平台型作用。未来要围绕支持前沿性、基础性、共性技术研究，继续降低民营企业重大创新的研发成本和技术风险。可以通过产业创新基金的引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重大攻关技术的工程化试验和市场化应用。同时，更好地运用政府采购政策、税费优惠等措施，切实降低民营企业重大技术攻关成果应用的市场规模门槛。支持企业投资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提升企业在机构运行管理中的决策投票权，参与共同布局重点研究方向，提升民营企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第三，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一是要完善科研成果产权归属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科技成果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制定和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法治环境建设，为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法律保障。二是建立科研院所和企业参与的“定制化科研”机制。从企业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困难出发，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升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和现实价值。三是加大力度建设科技中介平台，提升科技中介服务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中介平台尚不成熟完善，制约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在推动完善科技成果交易中介平台的过程中，应进一步丰富科技中介的服务形式，提升科研中介平台的纵向整合能力和服务能力^[34]。同时，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市场的数字化建设，创造技术市场主体平等获得信息的条件，改善科技成果转化的供需匹配不畅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

第一，优化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产业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的时空布局应结合各地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区域发展禀赋，并根据技术成熟度和市场需求情况动态调整，分阶段分梯次培育形成一批引领能力强、经济效益好、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未来产业。对于科教资源丰富和产业基础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应聚焦核心技术抢占未来产业发展阵地，积极布局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网络与通信产业集群等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挥推动技术进步和引领产业升级的先导性作用。同时，支持中西部地区立足传统优势产业与特色应用场景^[35]。对于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基础较薄弱的地区，应从自身区位优势和发展禀赋出发，寻求符合区域特色和发展规律的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在实践中推动未来技术与传统制造、特色农业的融合创新，“优中培精”孵化培育区域特色鲜明的赋能创新型未来产业。

第二，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积极引导“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为国内领先的“小巨人”企业，夯实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微观基础。“专精特新”企业是专注于产业链上某个环节，聚焦核心主业，创新能力强。专业化、特色化和新颖化是“专精特新”企业的主要特征。“专精特新”企业是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强化产业链控制能力的中坚力量，有助于激励和引导企业走创新驱动和差异化竞争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技术创新和企业转型。通过链主企业、产业联盟等开展集成创新、应用创新，孵化培育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未来产业整机产品、标杆企业，以“专精特新”企业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补短板”“锻长板”。同时，发挥“专精特新”企业对全产业链的带动作用，为其他中小企业转型提供镜鉴，以“有中育新”全面造迭代创新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36]。

第三，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赋能作用。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对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新时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技术通过重塑生产方式，为制造业带来了智能化和自动化的革命^[37]。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使得设备之间可以实时交换数据，实现生产过程的可视化和效率优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改进业务流程，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数字经济可创新企业管理模式，可以帮助企业收集、分析和利用大数据，从而基于数据进行决策。通过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挖掘出隐藏在海量数据背后的洞察力，帮助新兴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做出更明智的战略和业务决策。云计算和边缘计算技术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企业可以更高效地管理和利用数据，实现灵活的扩展和资源共享，提高业务的敏捷性和创新能力。

第四，完善政府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支持模式。一方面，可以积极扩大和强化政府科技产业引导基金，根据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评估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发展趋势，通过采取直接投资、定向基金和非定向基金等多种投资方式，引导各类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在未来产业方向上提供一定比例的支持。同时，利用贷款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手段，降低融资成本，引导社会资本与政府科技基金支持科技型企业，发挥财政资金在引导特定产业发展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时的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同时，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模式，可以加强各级政府科技创新基金之间的协同支持，鼓励政府科技创新基金与社会资本合作，形成多层级、多领域的产业引导基金网络^[38]。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形成财政资金、国有资本收益和社会资本多渠道投入的滚动机制。让国有投资机构更具激励机制，更加积极地参与支持未来产业的发展。

第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高素质人才。一方面，创新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培育机制提供了重要遵循，围绕“高精尖缺”这一现实要求，持续推动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服务新兴产业、面向未来的新时代人才，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引导，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提高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前瞻性业。尊重科技创新人才的创造价值，既要强化对科技创新人才物质层面的正向激励，又要突出“家国情怀”等爱国奉献的价值导向^[39]。另一方面，建设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需根据学校特色、人才输出渠道和类型、区域发展对人才的技能需求等进行定位。同时，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提高人才培养的实效性。为技术技能人员建立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适应新质生产力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

第二，要完善人才管理和评价体制。人才评价和管理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现代国家人才基础的基本前提。以专业特点和职业要求为基础，对不同领域人才实施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对于技术革新产生的新兴领域和新兴职业，要加快新兴职业领域人才评价标准开发工作，与时俱进动态调整评价标准。同时，要加快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科技创新人才综合评价体系，积极探索和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区分研究领域和细分方向，建立以同行评价为主、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为辅的学术评价机制，发挥多元评价主体作用。同时根据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具体特征和行业发展规律，制定“柔性”和“弹性”的评价考核周期，减少“一刀切”的片面考核标准，设置科学的考核要求和学术激励政策，克服评价考核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

第三，人才引进是夯实人才基础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应根据我国发展的客观要求制定国际人才竞争战略，构建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为我国的人才基础提供重要补充。要创新引才制度，促进人才、资本和电子交易的国际化和便利化，为国际优秀人才充分发挥潜力提供广阔平台。根据国家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政策措施建立聚集高尖端人才的全球化平台，鼓励优先引进国家产业发展存在短板相关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此外，为了保持与引进人才的长期合作，要通过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城市环境和公共服务，优化引进人才的科研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