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uction of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全体人民呈现精神世界丰盈、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显著增强的精神状态，加快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现阶段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学术界积极回应重大时代课题，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展开了初步探索。万华颖从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设计了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全面能力、自由平等、主观幸福6个一级指标，衍生出社会参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政局稳定、文化生产等21个二级指标，并对细化后的三级指标作了说明^[3]。傅才武等以“居民主动性与资源丰富程度”为横轴，“区域、城乡、人群三大差异”为纵轴，搭建由文化获得、文化参与、文化享受、文化发展4个一级指标，公共文体旅游设施、文化综合参与率、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人均受教育年数等17个二级指标，组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坐标系^[4]。在坐标系的设定上，魏泳安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长线历史视野，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展现出“动态适应性”，并以“时间发展性”为横轴，“区域、城乡、群体差异性”为纵轴，设定了包含物质生活层、公共文化层和精神生活层的评价指标体系^[5]。廖小琴在明确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和科学内涵基础上，从条件性指标、过程性指标、结果性指标三个维度提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但未设计具体指标^[6]。项久雨等主张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三个方面进行体系构建^[7]，为评判个人主观感受提供了研究方向。

在实践探索层面，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湖州市德清县委宣传部与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共同发布了《县域精神富有评价指南》，包含理论学习与宣传、精神与价值观等14个一级指标，理想信念教育质量、融媒体传播影响力等33个二级指标^[8]。嘉兴市以农民、残疾人、工人、大学生、儿童青少年五类人群为调查样本，形成支撑全人群精神富有的“5+15+30”指标评价体系，涉及理想信念实现度、精神生活丰富度、精神生活参与度、精神生活享受度、精神生活共享度5个方面^[9]。

学术界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上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政府部门研制的区域性技术规范，为切实构建以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符合中国实际和特色、彰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本内涵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有益的设计思路与实践经验。上述已有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也存在相应不足：第一，提出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但鲜有具体的指标设计；第二，指标体系的选取和设计聚焦于狭义文化领域，虽然关照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和要求，但更多地将其视为外在因素而非内生变量来考虑，使得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客观性、针对性和现实性，并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本文认为，构建指标体系应做到三点：第一，正确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并作为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第二，既要合理借鉴现有文献构建的评价指标，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持人民至上，紧紧围绕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容以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和主观感受，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应嵌入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大文化观”。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种文明状态和文明方式，这就要求在建构指标体系时，要树立能够引领文明发展和实现文明状态的大文化观。这种大文化观并不是指狭义上由文化管理部门所管理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概念，它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中的“五个文明”相联系，“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总体形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以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把文化作为一种内在要素融入和贯穿于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全过程，阐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之间的逻辑关联，以“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共同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需要确定合理的体系框架，选取科学的评价指标。合理、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科学的理论指导，要在深入剖析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内涵，为搭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提供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专门就“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著书立说，但在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哲学话语体系中，“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相对应的范畴，受到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制约，“精神生活富有”则内含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之中，推动形成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脉络里，围绕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形成了“精神富有—精神生活富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进路。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私有制的批判，首次提出“精神富有”，强调“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10]535。《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证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10]192随着分工的发展，具有统一性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开始分裂成为不同个体、阶层的专门活动，其中，小部分人专门从事精神活动，而绝大多数人从事物质生产劳动。随着私有制的发展，愈来愈分离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束缚和限制，在不同阶层形成了愈发明显的“精神生活”富裕与贫困的两极分化^[11]。

作为《资本论》的第二部手稿，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精神生活富有”是成为“富有的人”的重要前提：“效用可能是由身体的需要或精神的需要，在这里即‘欲望’产生的”，“欲望和需要与财富同时增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得到充分满足的人才是富有的人”^[12]。由于“欲望”被当作与“精神需要”等同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只有人们同时达成了“物质生活富有”与“精神生活富有”，才真正实现了“富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才完成了新的统一。“共同富裕若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个体就会对物质诱惑丧失免疫力，沦为追逐物质的工具，使‘现实的人’的其他属性弱化、自然属性被强化”^[13]，由此，共同富裕必然包括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两个方面。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鲍威尔等人将人民群众视为“精神对头”的观点，明确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绝对的批判’只是片面地看出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精神的不断破产，并且怀着由此产生的懊恼心情寻找‘精神’的对头，而且认为‘群众’就是这个对头……。在历史范围内，在人类世界本身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作为积极的精神的少数杰出个人与作为精神空虚的群众、作为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10]290-291一方面只能是少数人享受富裕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陷入精神空虚，这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条件下富裕的精神生活与空虚的精神生活两极分化，同时与物质生活相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反映了精神富裕与精神贫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运动中同时并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活贫困无法根除。精神生活富裕与贫困的对立运动，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以及各阶级内部之间存在着精神生活水平的严重差异。在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未来社会，才能消除这种差异并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对立，在精神生活需要和财富增长同时得到满足时便实现了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制度体制问题、物质生活问题、精神生活的阶级差别与阶级内部差异问题、文化需求问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等的丰富思想，成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指标体系必须基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新格局，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精神生活视角去科学、系统地和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

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正确把握其基本内涵，否则便是无的放矢，不清楚为什么构建、构建什么、怎么构建，最后只能陷入到为构建而构建的行为困境里。正确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内涵，需要从三个层次去理解，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内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内涵。

第一，深入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侧重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丰盈，是蕴含多维层次、具有丰富样态、需要长期持续和不断深化的共同精神富有。首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侧重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丰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会停留于个体层面——虽然这是它的必经环节，它终将推至全体人民。”^[1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少数先富阶层的“专利”，也不是特定文化精英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建共创共荣共享状态。其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蕴含多维层次的共同精神富有。第一层是基于“共同思想基础”的共同精神富有，这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基和前提。“共同思想基础”的牢固程度规定了作为第二层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共同精神富有实现程度，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高度决定了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以达到的限度。第三层是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共同精神富有，它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第四层表现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这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外在体现。再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具有丰富样态的共同精神富有。不同个体精神生活的差异性决定了差异性的精神生活需求，要满足不同主体对精神文化产品的不同需求，必然要求社会供给多元精神文化产品。最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长期持续和不断深化的共同精神富有。不同个体、群体和地区在精神生活方面存在差异，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然存在实现程度、速度和步骤的差别，需要通过长期持续建设、深化改革，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由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可以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党的创新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同思想基础，基于个体、群体和区域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条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协同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通过与时俱进、持续不断的改革创新，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供给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促使精神生活共同富有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稳步迈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世界丰盈，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显著增强的精神状态。

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这一定义，理应成为指标选取及体系构建的重要遵循。

第二，正确认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内涵。建立在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本内涵深刻理解基础上的评价指标体系，应依据上述多维内容和建设要求，通过数据采集和调查研究，反映和比较一定时期、一定区域或不同区域全体人民的精神生活状态及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这一评价指标体系是为了弥补主观评价的不足，进而更加直观、客观和接近实际地展现、比较全国及各地精神生活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与差距，以及全体人民的精神生活状况与差异；发现和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弥补的短板；为缩小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精神生活的差距，为加快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决策参考。

第三，准确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内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在溯源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界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本内涵基础上，收集、整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相关文献，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多维度遴选能够全面反映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的指标，从而建立贴近时代、符合实际、领域完整、层次立体、易于比较的具有科学性、针对性、指导性、动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过程。首先，应以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为指导；其次，采用专家咨询法、问卷调查法、文献分析法等方法进行指标遴选、修订和完善，使指标体系既能覆盖精神生活的生产方面即供给侧方面的内容，也要强化精神生活的需求侧内容；最后，评价指标体系的验证、应用和反馈也属于建构的过程，以此判断、比较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程度，改进和弥补短板。

辩证认识学术界关于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在评价指标的选取和体系构建方面确立应当遵循的原则，为构建更加合理和符合中国实际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依据。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根本遵循。指引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理论依据，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从基本原理角度确立了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进路、多维层次、主要内容和根本问题；其次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拓展、丰富和指明了现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容体系、实现路径和实践要求。

第二，必须符合和正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新时代以来，在不断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进而形成了“五个文明”整体推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体现和能够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要求树立“大文化观”，以“五个文明”作为指标遴选的框架依据。

第三，以“五个文明”为基本框架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从物质文明层面看，按照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的基本原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地区的居民有更多机会享受到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物质生活的不平衡不充分造成了“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的能力、水平和质量上也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15]。区域、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度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经济建设层面需要重点观测的指标要素。从政治文明层面看，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互相影响，政治稳定、腐败指数低、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有助于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从精神文明层面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具有丰富样态的共同精神富有，它不是由单一类型的同质文化产品供给所呈现出的“同一”状态，而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以丰富、优质、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确保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有效需求得到满足，要求不断提高文化消费能力，保障文化活动条件，充分用好文化设施。从社会文明层面看，社会文明程度是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能够综合反映社会进步状态和整体成员精神风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与公共安全、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密切相关，也构成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指标要素。从生态文明层面看，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核，“生态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保证，精神文明建设为生态文明提供文化支撑和导引”^[16]。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绿色生活空间优化人居环境，也要发展生态文化经济，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遵循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本原则，通过确立指标体系构建的总体框架，选取具有代表性、可操作性的指标，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差异化评价方式，进行指标体系的设计和构建。

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充分彰显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侧重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丰盈，是蕴含多维层次的共同精神富有，是具有丰富样态的共同精神富有，是长期持续和不断深化的共同精神富有，关键是能够提供满足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多维层次、丰富样态的精神文化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优的精神文化产品，推动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图景正铺展开来^[17]，让全体人民享受到多维层次、丰富样态、质量上乘的精神文化产品。同时还要进一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18]。习近平总书记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升到文明发展跃升的高度，要求以社会主义“大文化观”引导人民群众不断增强对自我和社会的理性认识，形成理性自觉、精神自强、积极向上的文明发展样态^[19]。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精神，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应树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人类文明形态、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大文化观”，以“五个文明”作为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对指标体系进行设计。

在设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时，要甄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要素，清晰明了地精准反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状况，提高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的针对性。指标体系的获取、测算和整理应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要有利于数据加工、处理的效度和精度，便于找准薄弱环节精准施策。客观指标数据的设计应确保能够获得一手数据，包括通过官方统计年鉴、研究报告、重要数据库获取。主观指标数据能借助抽样调查准确反映个体精神生活体验，做到主客观数据相互印证，增强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可操作性、可行性强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提升数据质量，便于理解、复制和推广，有助于真实反映各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情况与现实差距，以及特定时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质量水平；也才有助于采用动态比较方法，判断区域差距缩小还是加大，为下一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现精神富有，要重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1]2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提升主观文化素养，在定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时，将巩固“共同思想基础”作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本方法，将“增强文化自觉与坚定文化自信”作为传承中华文明从而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共同构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主观文化素养等方面的体现。文化素养偏向主观认知，不同主体在理想信念教育、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学习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状况与总体评价等方面存在主体差异，难以通过标准化统计数据进行反映，只能采用定性指标衡量，将主观评价纳入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抽样调查反映主体的真实感受。

随着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愈加旺盛，促进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满足人们对各类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属于客观范畴，不宜采用定性指标，可通过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及借阅量、文化服务业法人单位、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等量化指标进行评价。基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多维层次与丰富样态，要遵循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构建起能够关照主观差异性、更具灵活弹性的指标体系。

在具体处理各类指标进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的评价时，要么运用层次分析法、权值因子判断表法、德尔菲法等主观赋权法，要么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变异系数法、均方差法、回归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受赋权专家的主观因素影响，分析结果有时会趋于不稳定，因而可使用客观赋权法。依据已有研究，改进的熵值法更适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的评估。第一步，通过级差公式对正向指标、负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的处理方法为Z_j=(X-X_min)/(X_max-X_min)，负向指标的处理方法为Z_j=(X_max-X)/(X_max-X_min)。其中，X为第j项指标的原始值，X_max为评价地区该指标现实值中的最大值，X_min为评价地区该指标现实值中的最小值。第二步，将第j项指标变换后的数值Z进行平移，如Z’=Z+D，D为“平移量”，即表示实际的基础分值。第三步，将第j项指标定量化，计算Z’的比重，即Z_j’。第四步，代入数据Z_j’，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_j。第五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_j，G_j=1-E_j。第六步，代入差异性系数G_j，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数W_j，W_j=G_j÷∑_j=1ⁿ G_j。第七步，可利用多目标线性求和方法，测算评价地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及各子系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的评价值。B_k是评价地区二级指标k的评价值，B_k=∑_jW_jZ_j；A_d是评价地区一级指标d的评价值，A_d=∑_kW_kB_k；URI是评价地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的评价值，URI=∑_dW_dA_d。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原来的物质文化领域延伸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个层面”^[20]，即从经济上的需要延伸到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实现了精神上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转化为精神的满足，实现精神生活富裕。具体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侧重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丰盈，必须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同推进为支撑，以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条件为前提。由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及其协调推进的“五个文明”，成为精神富有社会的突出特征。采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总体框架，从客观评价与主体认识差异度主观评价两大角度，构建包含6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80个三级指标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表 5)。其中，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指标的设置和选取，都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为评价指向，强调以精神思想文化产品的均衡供给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完善为评价重点。表中客观评价用“+”号表示正向指标属性，用“—”表示负向指标属性，无法明确给出正负意义的指标及单位用“/”表示。评价体系中共有63个正向指标、13个负向指标、4个不定向指标。主观评价以精神发展安全感、精神享受获得感、精神交往幸福感为一级指标，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来反映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个体情况，为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及其改进提供参照。以下从“五个文明”不同层面分别建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物质文明指标。物质文明反映经济建设发展的进步状态及其所形成的积极物质成果，其所体现的积极方面是由生产方式文明和生活方式文明决定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人民至上”融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文明性，是对西方片面追求利润的物质生产方式非文明性的超越。物质文明建设确保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可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首次将物质文明相关指标纳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之中，作为其他文明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该一级指标选取区域经济差异度、城乡经济差异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3项二级指标，刻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物质文明程度。其中，区域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差距，区域空间联系强度，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区域内文化服务业法人单位跨省(市)设立分支机构数量4项指标，强化了对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文明性的评价。

第二，政治文明指标。政治文明反映政治建设进步状态及治理现代化成果，由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体制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所决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使人民主体性全面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促进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切实为其他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该一级指标体系选取政治稳定、腐败指数和公民权利3项二级指标，刻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政治文明程度。通过选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度、政府公众满意度、公众政治参与度、腐败渎职涉案人员占公职人员比重等指标，反映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体制的效能和文明状态。通过对劳动权益、受教育年限、参与工会人数、宗教事务财政拨款等指标的量化测度，反映政治行为文明程度。

第三，精神文明指标。精神文明反映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进步状态及其深化人类认识和改造主观精神世界取得的积极成果。这是国家积极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自然结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全体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精神力量，为其他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持。该一级指标选取文化供给水平、文化消费能力、文化活动条件、文化设施效能4项二级指标，测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精神文明程度。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统计和融入博物馆、图书馆、影剧演出、期刊报纸发行等相关指标之中来体现。设置文化遗产保护与修缮数量、开展文明互鉴对外举办大型文化和旅游节数量等量化指标，分别评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效果。

第四，社会文明指标。社会文明反映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进步状态及其在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改造社会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是社会生活文明、社会意识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管理文明的体现。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实现新突破，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有序，为其他文明的发展确保社会秩序基础、提供社会发展保障。该一级指标体系选取公共安全、人文发展、社会保障3项二级指标，测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社会文明程度。其中，虐待、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人均社会保障费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巩固率，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等评价指标，充分反映一个地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状况。犯罪率、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精神文明创建经费支出、人文发展指数等指标数据，体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状况。

第五，生态文明指标。生态文明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取得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是该地区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实践成果，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程度提升和生态观念增强的体现。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其他文明的发展提供生态环境条件和丰富资源。该一级指标体系选取绿色生活空间、生态文化经济2项二级指标，测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生态文明程度。其中，空气污染指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覆盖率等，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等，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实践成效提供测评依据。

第六，主观体验指标。主观体验反映作为主体的人在自身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认识或感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一级指标及其测度，是从相对客观的角度来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程度，主要是数据处理的结果。但在客观实践和主观认识的辩证运动中，主观必须统一于客观，认识必须统一于实践。这种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所谓具体的统一，是主观认识和感受要与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所谓历史的统一，是指主观认识和感受要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因此，主观体验作为第六项一级指标体系，是对前五个一级指标体系客观评价结果的一种确证，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植根中国实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主观认识差异度6个一级指标构建综合、系统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以翔实数据和客观事实加以佐证，有助于在尊重主观精神差异和统筹区域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准确把握和分步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通过不断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推动以评促改，为明确现阶段扎实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提供科学依据，加快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对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发现，现阶段扎实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个人、群体、区域间精神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均衡、文化资源流通循环不畅通等问题。着眼于未来，要基于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通过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弥合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精神生活水平差距、促进城乡区域间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均衡，最终建立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精神家园的体制机制和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共同思想基础作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基和前提，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成功的力量源泉、精神支柱和根本保证”^[21]，在政治文明和主观体验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共同思想基础”的巩固，不是凭空完成或人为创造的，而是源于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共同思想基础不稳固，国家和民族就没有向心力与凝聚力。

坚持党的领导是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22]坚持党的领导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尤其是当前世界政治格局深刻演变、信息传播技术取得革命性进步，多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决定了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23]，是构成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现阶段要抓牢理想信念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理想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和传播的深度融合，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入脑入心，使人民享有更高质量、更有营养、更加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在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重庆弘扬红岩精神的做法具有典型性。红岩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发展和凝结成的具有代表性的革命精神”^[24]。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红岩英烈们于险恶环境中坚持思想武装、在威逼利诱前守望理想信仰、历酷刑折磨而不改英雄本色、在炼狱魔窟里昂扬革命斗志^[25]，在重庆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重庆作为红岩精神的发源地，通过学习红岩英烈、活用红岩文物、回顾红岩历史、厚植红岩文化、讲好红岩故事、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等措施，以重庆独有的历史印记、文化符号、红色标识和精神象征，进一步坚定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思想境界，有力地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26]。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前者与精神生活水平直接相关，后者为提升精神生活水平塑造了良好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人民精神世界丰富的来源之一^[27]，为加快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伟大文化孕育伟大精神，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滋养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内涵，加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极大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文明形态和文明程度对于评价结果有较大影响，要加快补齐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的短板。

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一方面，以精神谱系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文化基础。精神谱系继承、弘扬和创造性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为邦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仁爱崇智、革故鼎新、舍生取义、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等进步思想文化，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方式进行大众化、生活化、文艺化表达，加快构筑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滋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铸造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精神伟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锻造的中国精神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精神谱系的鲜明底色；其蕴含的文化基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精神财富，是精神谱系的扎实根基^[28]。赓续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理层面的研究阐释，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发展演变、主要内容及重大意义，驳斥歪曲党史和精神谱系的错误观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清楚精神谱系的脉络、内容以及支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大作用，以伟大精神赋能全体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协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弘扬，河南安阳市充分运用本地文化资源和革命精神资源，较好地做到了这种协同。作为殷墟所在地、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安阳市以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将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和传承创新殷商文明结合起来，一方面，将红旗渠精神融入殷商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中，通过文物发掘保护、活化利用、价值阐释等方式，承载和传播红旗渠精神^[29]；另一方面，把甲骨文化带到革命老区，让更多的革命老区人民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用先进文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30]。将传统文化、精神旗帜融合到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进程之中。

精神生活水平差距是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最直接、最对立的负向性指标。改善这个负向指标，是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最有效的方式。决定精神生活的方式和水平的是物质生活水平。其中，区域发展水平、群体阶层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形成了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精神文化产品消费水平差距。一部分发达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能够体验、享用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能得到较好满足。相对而言，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群体缺少享受更高质量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机会，因此，弥合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精神生活水平差距，就成了融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等关联指标的关键，进而扎实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第一，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精准开展分众式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不断提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与历史必然性。”^[31]建立健全各类文化消费主体的需求反馈机制，通过“预约式”“菜单式”“订单式”推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创新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断满足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缩小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精神文化产品消费差距。第二，促进文化资源获取的机会公平，推进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区域协调发展。以构建公共文化新型空间为重点，优化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建好用好基层公共文化空间，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机构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协调发展。第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1]45。聚焦文化领域高质量发展，强化政策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精神文化产品的均等化供给，增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动能。

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浙江嘉兴市从未停止探索、创新的脚步。市民每步行10分钟，就能遇见一个智慧书房、一个文化礼堂，或公共文化品牌“禾城驿·温暖嘉”等；农民读书会已成“燎原”之势。截至2023年4月，建成心理健康服务品牌“健心客厅”88个、农家书屋823家、智慧书房123家、礼堂书屋317家，公共图书馆覆盖率已低于每馆1.5万人。嘉兴市正持续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已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中实现浙江省“九连冠”，连续四轮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嘉兴扎实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增强了市民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32]。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的精神富有，城乡区域间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均衡，不仅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出现城乡居民之间精神生活“鸿沟”。实现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均衡，关键是对标对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级指标中与文化产品生产、城乡文化资源配置相关的二级指标，在“生产端”多措并举提供足额的文化产品，促进城乡间的供给均衡。

第一，畅通文化资源的城乡流动，力促文化产品供给更加均衡。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打通制约文化资源流通循环的堵点与痛点，促使文化产业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推动文化产品的供给繁荣。第二，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打破文化产品流通的城乡限制。依托虚拟技术打造智能交互式的文化场景，不出家门也能丰富自身精神生活^[33]。这对于促进城乡区域间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均衡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加强信息监管，确保供给内容合法健康。第三，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设立“农家书屋”“乡村文化礼堂”，发放“文化惠民卡”“文化消费券”，鼓励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乡村因地制宜开设“分馆”，使乡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读书看报，看戏学舞；加大对贫弱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健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竭力缩小城乡区域间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差距。

为促进城乡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均衡，各地开展了成效显著的丰富实践。山东威海市以“文化公益创投”探索多元共治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从“送文化”到“种文化”，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源头活水，走出了一条社会化助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道路；山西晋城市“实施乡村文化记忆工程，传承乡村文脉”，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地域文化，推进非物质文化体验馆、乡镇文化记忆展览馆等基地建设，以更直观的方式留住记忆，让广大群众在身临其境中传承先辈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厚植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广东惠州市歌唱新时代，“一村一歌”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以村歌传乡风、记乡愁、颂党恩^[34]。贵州黔东南州主办的“村超”“村BA”“村歌”让乡村热土释放“精神幸福能量”，让乡村的精神生活甚至比城里人还要丰富多彩^[35]。

评价指标体系说明，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营造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1]48，有利于协调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能够为人民提供各项“兜底性”保障和“公共性”服务，进而稳定生活预期，提高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促进主观精神世界的丰盈。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从7.88亿人增加到10.3亿人，形成了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待遇明显提高^[36]。但是，相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制度推进缓慢，作为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存在着居民参与率不高、民众认同度和推广率不足等问题，成为养老保险体系的短板。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年金制度，引导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年金计划，引导商业机构为家庭或个人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要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商业健康、慈善募捐等医疗保障形式衔接配合，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健康需求。顺应人口老龄化趋势，针对老年人群体、重大疾病患者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做好护理补贴政策衔接。

生活幸福、身心健康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身心素质，也能为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作出独特贡献。浙江宁波市大力保障民生，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细化“生、养、育”配套制度，构建生育友好政策体系。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特色多样、职业教育提质培优、高等教育内涵提升。建立更加高效公平的健康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医疗保险覆盖广度、保障深度、服务温度，重点是缩小医疗保障待遇差距，卫生资源配置和投入重点向农村地区和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完善养老服务的硬件设施，初步形成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服务支持和兜底保障力度。为促进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主观精神世界丰盈提供基础^[37]。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新局面的重要保障，是评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表现就是形成共建共享精神文明的体制机制。“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共同富裕由‘总体富裕’为主向‘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并重转变。”^[38]全面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只有切实保障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权益，人人共建、人人共享，才能更广泛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全方位地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质量”^[39]。

一方面，构建人人参与的精神家园共建机制。包括建立人人参与精神文化产品创新创造的激励机制、健全现代文化市场的调节机制、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等。共建是共享的基础，要建立全民族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激励机制，打造文化创新创造的各类平台，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都参与到精神产品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健全现代文化市场的调节机制，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稳妥有序开放文化市场，培育各类文化人才，以便生产出更多高质量文化产品。以高质量文化产品吸引更多人民群众参与共建精神家园。人人参与共建精神家园就要建立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提升人人参与共建精神家园的动力。鼓励产出愈加丰富、喜闻乐见的优质文创产品。另一方面，构建人人参与的精神家园共享机制。包括建立科技赋能文化产品共享的长效机制、区域优质文化塑造的共创机制等。共建的目的是共享，建立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品共享长效机制，以统一的技术规范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创意文化产品服务，尽量满足各类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共享精神文化产品。建立区域优质文化联合创造机制，促进各地文化服务机构依据区域特色，通过优势互补，共同创作优质文化产品，实现人民群众更广泛的精神共鸣与文化产品共享。

只要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精神家园，全面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有了强劲的内生动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广东深圳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设，建好城市为人民”，不断健全文明创建协调联动机制与长效管理制度，完善群众精神家园共建参与机制，探索全民参与公共文明建设新模式，形成精神文明创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40]。四川遂宁市注重建设精神家园共建共享的多元互补格局。推广合作联办、市场共享、反哺文化的模式，让资源配置从文化系统“内循环”逐步转为面向市场和社会的“大循环”，推进“政府+国企+民企”共建文旅综合体、“政府+协会+文旅能人”共建工作室、“村两委+文旅企业+文化带头人”共建文旅服务中心等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精神家园的创新模式，探索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良性互动、共建共赢、提质晋位^[41]。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要以辩证思维正确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既要促进生产力水平的跃升，也应重视人民精神世界的丰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物质财富和物质富足水平有了较大跃升，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物质财富的手段来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动能有所减弱并显示出片面性。因此，着力增强相对落后于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加快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将其转化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引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扎实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推进实效“好不好”、群众满意度“高不高”是必须加以评估的问题，这就提出了需要构建合理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客观要求，以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整体状况。一种科学、合理、有效的构建思路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遵循，树立“大文化观”的理念，立足于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本内涵的理论把握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现实反映，注重选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代表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评价指标，最终搭建起“五个文明”等人类文明新形态样式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要紧扣、紧跟评价指标体系，针对评价要求，探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及其实现程度的评价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深化对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来源的研究。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不能闭门造车，应当具备大局观。要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合理扬弃西方的精神财富指标体系。二是深化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国际经验研究。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不能墨守成规，应当具备国际观，关注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设计的指标体系，结合中国实际，吸收其合理内核。三是深化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应用研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运用该指标体系来评价某个地区、区域或者国家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程度。应当深化运用评价指标体系来评判建设实效，并依据当下的现实状况来验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以上三个方面的改进，将深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学理阐释、案例解剖和实证研究，有助于发现和比较各地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特色优势和实现程度的差异，探索和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模式，更好地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