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ptom Analysis and Possible Solution of Fetishism in the Digital Age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并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把人类带入“数字化生存”^[1]状态，尽情享受数字技术给生产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让人陷入“数字化崇拜”^[2]的思想樊笼。然而，在大部分人陷入数字迷思的同时，也有研究者以其批判性思维，通过揭示隐藏在机器背后的“幽灵劳动者”^[3]和困在算法系统里的外卖员^[4]的生存困境，洞察出数字化崇拜背后强大的资本力量，进而以“平台资本主义”^[5]、“数字资本主义”^[6]、“监控资本主义”^[7]等各种新的术语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的矛盾性质。如认为数字技术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工具而成为一种社会表征^[8]；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市场交换作为强制的同一性蔓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9]；劳动者报酬和所处阶层密切相关^[10]；普通网络用户为数字平台免费提供劳动创造价值^[11]；数字技术成为普遍的流通物之后抽象地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躲在数字技术背后驱使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12]，等等。

总体上看，已有成果看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资本同谋、数据已经资本化^[13]的问题，但在问题的消解方面尚未提出建设性的可行方案，这和已有成果在理论分析工具的选取上对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忽视有关。实际上，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各种形态的拜物教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支配人的不合理性，进而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沿着这一路径对发达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物化特征^[14]与单向度特征^[15]。当今时代数字化崇拜现象背后的实质，就是数字(数据)已经成为生产资料，集商品、(数字)货币、(数字)资本于一身，资本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更隐蔽的剥削，维护固有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因此，运用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分析数字时代的拜物教问题，才能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运思路径，透过现象揭示出数字拜物教的理论实质，进而提出建设性的消解数字拜物教的路径。

目前，为数不多的以“数字拜物教”为标题的研究成果中，李亚琪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数字拜物教的表现、机制与消解问题^[16]；徐艳如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数字拜物教的秘密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就扬弃数字拜物教的路径作了一定的探讨^[17]；付文军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揭示出拜物教中人和物颠倒而出现的歪曲意识，指出资本统治是人被抽象化利用的根源^[18]；王维平在分析数字资本拜物教生成机理时提出，数字平台被资本垄断并且不断通过数据占有来强化自身权力，需要深度剖析资本逻辑的本质才能优化数字技术治理^[19]；杨慧民在对大数据应用的分析中发现，数据的商品化深化了商品世界的抽象性，衍生出诸多颠倒的观念，这都根源于技术、时间和空间的资本化逻辑，以及数据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重塑^[20]。这些成果较为深入地抓住了数字时代新型拜物教的特征，但或因其纯哲学的研究路径导致研究成果过于关注宏大叙事和思辨阐发，或在扬弃路径的探讨上尚有待进一步具体化。鉴于此，本文透过对数字拜物教现象的分析，提出数字技术普遍应用的背后依然是资本逻辑在起主导作用，要实现劳动解放，不仅需要科学认识数字技术普遍应用背后隐藏的剥削实质，还需要政府和企业在行动和政策上的多方支持。同时应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数字治理方面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作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消解全球性的数字拜物教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马克思创造性地使用“拜物教”概念，是借用宗教世界幻境中把人脑的产物主体化并成为压制人的力量，来表达商品世界中人手的产物具有能动性的奥秘所在，相应地，数字拜物教概念所表达的是“数字”成为新技术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统治力量。借鉴尼克·斯尔尼塞克把“数字经济”界定为“企业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数据和互联网的商业模式”^[5]的做法，这里的“数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由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汇聚成的数字技术，二是作为生产资料同时也作为消费品的数据。数字拜物教表现出来的就是随着数字技术资本化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数据商品的资本化而对数字技术和资本的膜拜，以及由此在全社会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为表征的生存境况。

追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历史会发现，这些技术的设计和发明最初都是为了军事用途，并没有发掘其商用价值。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其应用也延伸到商用和民用领域中，资本家为追求更大的利润而不断追加投资。数字技术的资本化指把数字技术和资本结合起来，追求其带来的巨额剩余价值，进而形成了对数字技术的膜拜和追求。这种以数字技术的方式重构拜物教而形成的新形态的拜物教既可称为数字拜物教，也可称为技术拜物教。实际上，技术拜物教问题早在工业社会机器出现时就开始受到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经过了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不同阶段，但只有到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作为固定资本，才充分发挥其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巩固和扩张资本的权力统治、推动资本的积累和连续性生产等多项职能，资本才最终完成了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建立起与自身相符的生产方式^[21]。这是因为，机器的应用不仅使资本的价值规律摆脱了劳动力的主观限制，还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支配由一种外在支配转变为内在支配，并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实现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的拓展^[21]；前者表现为对自然资源和人的欲望的深度挖掘，后者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域性扩张。

数字技术成为资本同样要执行其所有者的意志，发挥其作为资本的职能。数字技术范围广泛，包括传输技术，数字本身的编码、解码、解压缩技术等，数字技术带来的智能化变革不仅为数据的提取、挖掘、存储和处理提供技术支持，还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人类对数字技术的依赖与膜拜。一方面，数字技术成为各行各业信息传递的平台，基于平台形成的虚拟社交影响着个体的现实社交关系养成，如在教育行业，老师通过软件组建班级活动、布置作业与家长沟通；网络课堂、高校公开课等众多教育形式充斥着浮躁的市场，各种速成班、集训课也在职场人中具有极高的吸引力。在社会工作中，老板会通过通信软件找人、发布工作，随时随地对员工进行召唤，这改变了传统的“有酬和无酬、游戏和工作、创造和消费之间的关系”^[22]，形成当代社会独有的“996”“007”现象，无论哪种现象背后都是对劳动者剥削程度的加深，大卫·哈维称之为数字帝国主义的剥夺式积累。另一方面，各类资本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强大的数据收集能力和处理能力，源源不断地为使用者提供感兴趣的内容，使之很容易被自己偏好的内容所吸引，沉溺于同质化信息中无法自拔，在潜意识层面形成“信息茧房”^[23]。在使用搜索引擎甚至浏览相关好友的信息中，数字技术都会根据不同的关联程度向用户推送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如在使用购票软件过程中，页面会根据用户来往的地点推送住宿、游玩等各种信息，甚至在频繁使用的地点坐标内会根据使用痕迹，为用户提供极具个性化的优惠力度。这其中不乏使用不同的营销手段制造的消费陷阱，吸引各种群体的标签化消费、精准消费，致力于把全部人群都变成达拉斯所称的“受众商品”^[24]。

客观世界是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位一体”的存在。长期以来，人类的生产生活中物质和能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对信息的把握和利用受到技术能力的限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都可以用数字技术转译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编码系统，构成能够完整代表现实物理世界的各类对象的结构化数字集合，这就是数据。数据是用人工技术语言系统来表达和规定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这一活动的发展动力本身就是源自“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25]，文字、地理方位、人类的交往都能够变成数据，这些数据因其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高速性(Velocity)、价值的低密度性(Low Density of Value)、真实性(Veracity)而被称为“大数据”(Big Data)，并因其价值性而具有了生产要素属性。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视角看，数据开始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突破了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局限，把人类带入到数字经济时代。这时，量化一切并发掘商业价值的冲动就提上日程，就会出现新的行业来提取处于潜在状态的数据，将其应用于生产过程的优化、消费者偏好的把控以及员工行踪全天候的控制，并为新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基础。比如，百度地图是由无数的地图数据形成的，并利用地图数据衍生出多样化的商业模式，如智能导航、加油站寻找、打车软件以及代驾服务等。打开百度地图，会发现洗车、租车、加油甚至卖车业务很多种应用，百度据此吸引了巨大的广告资源。由此，数据商品就在其应用过程中开始资本化，不断衍生出新型数据商品实现自我增殖，从而保证数据资本所有者在占有剩余价值的同时得以扩大再生产，保证数据资本的不断积累。

数据的商品化、资本化引发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形式的新变化，数据越来越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源，“让数据产生价值”^[26]正在变成现代企业的口号，尼克·斯尔尼塞克对此指出，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数据越来越成为企业及其与员工、客户和其他资本家关系的核心”^[5]7。这种核心地位集中表现在笃信数据就是一切，对数据商品过度追逐，对“流量为王”^[27]无限信任和崇拜。海量的数据和浏览痕迹经过平台收集分析作出智能判断，由此会形成更为全面的方案，促成数据在应用中其价值向商品转变，并在商品化的流通中实现价值重塑。数据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同一性，而且人们倾向并依赖于数字技术，由此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减少成本消耗为资本创造更高利润。因此，相比较传统工业社会中由实物商品引起的拜物教形式，一种新型的崇拜数据的“数据主义”^[28]宗教悄然兴起。

数字技术的泛在性构建出新的元宇宙空间，也产生了网络自由的神话，但数字技术和数据商品的资本化并没有把网络场域剥离成远离人间烟火气的天堂，而是资本逻辑在时空上的延伸，并在新的条件下把人类带入更深层次的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渊薮。

首先，数字技术无处不在地渗入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每个人的虚拟行为和现实行为都成为了数字资本扩张运作的数字劳动，模糊的时空界限看似让人更为自由，但剥夺人的社会性，把人异化为孤独的个体，实际上束缚了人类的自由。同时，现实世界的压力让更多的人躲避到了虚拟世界中，而在数字世界中人又成了被数字操纵的对象。沉迷于虚拟互动的人类一旦在网络空间中丧失了账号，就等于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就无法在网络空间进行有效活动，更不用说经常要面对手机没电时的焦虑和恐慌。人的这种生存状况已经远离了其作为自由自觉活动主体的本质属性，当前数字劳动研究者对“玩劳动”(play work)、无酬劳动(free labour)的研究，就是认为在玩家自己感觉处于自由状态的表象下，实际是他们的活动所产生的数据为平台所有者提供了剩余价值。这样，关于到底是“玩”还是“劳动”、是“自由劳动”还是“无酬劳动”就一目了然了。

其次，数据商品化、资本化使得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依托数字技术在空间上构建起人类生活的场域，在时间上占用了包括睡眠在内所有时间创造的数据价值，在价值观上宣扬消费主义、娱乐主义，对大众从摇篮到坟墓、从工作到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实现精细化的剥削。在这个过程中，平台营销中的卖力宣传不知不觉进入网络使用者的潜意识层面，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反过来平台又根据其做出的选择不断强化自己的推送内容。在利益的驱使下，主播不断制造故事性、冲突性的内容以吸引用户持续地关注自己，以时尚、高端等满足用户虚荣心达到销售商品的目的。例如，在名媛拼单事件中，诸多年轻漂亮的姑娘为了维持自己白富美的人设，在群内拼单各种奢侈品和消费场所，拍照之后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中发布，努力跻身于所谓的高端圈子。这种极端需要网络流量认可的人群的出现，就是在证明消费主义价值观如何借助流量对社会形成强大的控制。不仅人的自我呈现出开始追求网络上的宣传标准，商品和文字内容等信息的价值也开始按照网络流量的价值取向发展。如果商品没有更多的点击流量，文字信息没有更多的阅读量，它们的价值就不会被认可。由此，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把普通用户和数字劳动者都物化到生产过程中，为资本增殖服务，帮助资本进一步攫取更大利润。劳动者依据市场导向跟风生产，用户盲从网络内容参与其中，双方共同被数字技术吸引进行生产和消费。网络成瘾大量占用人的精力，被消费主义所侵蚀的人类在精神生活上走向匮乏。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在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29]102。基于对数字拜物教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从表面上看，大数据与相应的意识形态似乎只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但观其实质，数字拜物教不外是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表现形式罢了。换言之，资本的数字化、技术化是当代资本隐藏其政治性、掩盖其剥削性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普遍应用的背后，隐藏的依旧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和对劳动者的剥削。

数字技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资本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可以不断地研发和提升技术水平，并且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垄断和封锁技术的应用。信息数字化平台看似提供了平等就业和选择机会，但是却变相固化了阶级关系，因为阶级带来的资源差异很难依靠个人努力实现跨越。拥有不同社会资源的阶层依次通过数字技术固化自身的社会地位，具有良好经济基础和丰富教育资源的资本家牢牢控制数字技术的核心部分，处于中间位置的技术精英在已有核心创意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和优化，而普通数字劳动者只能从事实践应用服务，他们通过技术培训可以掌握一定应用能力，但是很难接触到技术的核心层面。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垄断让资本更加强大，它的专业性内容不断发展加深了数字鸿沟。原本公平的信息获取和分析机会，在拥有更多数字资源的资本面前出现差距，资本的主导权使数字技术的应用构成了新的劳资对立，资本为了获取垄断优势不会主动分享数据技术，反而会加深垄断去保证自身的巨额利润，导致缺乏技术的群体进一步弱化。由此，资本控制之下的技术应用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与两极分化。

数字技术资本化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指出，分工和私有制“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0]535，由此导致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并导致了社会活动的固定化，使得“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30]。他尖锐地批判那种把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的失业和劳动强度增大说成是机器本身产物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提出要区分“机器本身”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①才能正确认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今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和数据成为重要的力量，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拥有更强的权力和更为丰富的资源，人们对大数据的信任和崇拜实质上是对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的崇拜。对此美国学者伯奇·伯贝罗格鲁(Berch Berberoglu)尖锐地指出：“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即全球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冲突不是淡化了，而是变得更加明显了。”^[31]

①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指出：“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2.

资本是社会财富也是统治社会的力量，在资本主导和操纵下的数字技术和平台利用不同优势占有各个层面的无酬劳动，拓宽了资本剥削的广度和深度，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

首先，资本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不受时空限制、便于传递通信的特点，把原来的强迫式剥削转化成劳动者的自我剥削。一方面，企业把大量廉价的加工环节采用离岸外包的形式交给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或者把工作任务分解后发布到平台上，在全世界招募临时工来完成。这样，越来越多的人由雇佣劳动者转变成自由劳动者，需要自己到平台寻找工作机会，并不得不接受企业的低竞争报价。另一方面，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正式雇员也因此无奈接受企业延长劳动时间的安排，而个别社会精英现身说法，把“996”模式说成是个人奋斗必不可少的步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哪一种情境，劳动者都处于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之中，需要在工作中积极表现自己，证明自己有价值以争取劳动机会。资本利用数字技术的影响力，不断遮盖数字技术条件下自由劳动的剥削实质，促使劳动者在不知不觉中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

其次，资本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互动性强的特点加紧情感制造，把游戏和购物活动演变成人们自发的情感需求，在调动起人们参与积极性的过程中实现从“情”到“钱”的转变。在数字时代，技术的发展让人在摆脱了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和休闲的界限。人们依托抖音、小红书等各种平台充分表达自己，感受自由自在的快乐，流连忘返、难以自拔，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网络成瘾，由此数字平台以其巨大的盈利潜力成为新的投资风口。在网络游戏中，程序开发者往往会设置若干关口，通过提高关口级别难度吸引游戏者参与，使其沉迷其中不断重复游戏，并在游戏的关口处设计需要帮助的道具，但是需要通过观看广告获得；而游戏者在娱乐过程中并不会介意十几秒的广告，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游戏中成为受众商品，由此让游戏开发者获得巨额收益。在网络直播中，为了吸引更多粉丝下单，主播往往会采取更为有趣的语言、营造具有场景化的空间带给观众更多的快乐和陪伴，增加观众情感上的认同和黏连，“口红一哥”李佳琦在一场口红直播中试色380支口红，一个“双十一”卖出70万个粉盒，受众在看似自由快乐的情感沉浸中完成消费，不知不觉中成为资本收割的“韭菜”。

再次，资本利用数字技术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无偿占有网络使用者的浏览数据，经过有针对性的收集和分析，进而应用到不同的场景中，获取了巨大收益。随着数据成为资本社会的重要资源，资本主导下的各类平台成为无偿收集数据的重要场域。网络平台的使用者在网络上社交、游戏等行为都出于娱乐和休闲的目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的有意识的劳动，但他们大量的使用痕迹在无意识中为平台提供了原始数据，然后他们又不断地受到来自平台和软件的大数据吸引和操纵。简言之，用户在平台上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平台经过一定的运作处理，又根据用户的浏览痕迹推送针对性强的广告，以吸引用户自身产生消费，成为“产消合一者”^[32]。在以娱乐为目的的网络游戏中，资本通过游戏平台创造出把娱乐和生产性劳动融合在一起的隐蔽剥削手段，让用户在使用中进行价值生产实现无酬劳动，促使劳动者在不知不觉中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尤里斯在《互联网中的“玩劳动”》指出，互联网中的社交生活也成为了创造价值的场所。针对大数据公司对个体数据的无偿采集和占有，肖尔茨提出“时间盗窃”的概念，认为“对互联网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盗窃和成瘾问题可能会分散我们对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的注意力。坦率地说，花在脸书上的时间阻止了我们给予他人的爱，也阻止了我们那些削弱资本主义的项目的推进”^[33]。平台为了获得流量采用各种手段增加用户对平台的黏性，占用用户的时间让用户为平台创造数据以获利。

数字拜物教是数字时代拜物教的新形式，在人把数字技术当作物神受到它的控制和剥削之时，就是人的本质属性受到摧毁、人类社会普遍异化之时。数字技术支持下的网络蔓延到生产生活的全部环节，原本应该为人所用的数字技术成为支配人的力量，这不仅颠倒了技术和人的主客体关系，使人听从技术的安排，甚至在一些层面替代人进行主体性活动，取代人类生活的经验传递。对技术的过度使用突破了以人为本的界限，把人变成了技术的附庸，数字技术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问题也让人们再一次询问人类存在的意义。

一方面，数字技术贯穿人的生命的全过程，让人类从肉体到精神都无可逃避。数字平台获取数字经济价值是通过对数字技术的革新和使用实现的，智能技术致力于拥有人的特性来进行运转，在思维上模仿人的判断，在行为上模仿人的选择，人机关系颠倒是数字技术重新对人的塑造。福柯通过揭示技术在全社会的应用和渗透，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大监狱，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听命于它。在现代社会里，网络监狱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行驶中还是在分散的行驶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34]。现代政治权力支配的对象不仅是抽象的政治主体和利益关系的阶级主体，还包括对人的结构、功能、数量等进行生命规训，以保障资本和权力的有效运行，在微观层面的数字系统完成了对人的生命肉体的档案化和数据化；在宏观层面，生命信息的数字化生产与存储构成了政治权力调节社会、政治安全的基本依据^[17]。

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资本通过对个体收集足够多的数据就可以分析和把握个体的行为和倾向。平台通过对数据痕迹的分析，积极吸引用户嵌入到平台之中，沉浸其中的用户也把算法当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韩炳哲对此形象地指出：“智能手机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从中也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强迫，即交流的强迫(Zwang der Kommunikation)。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在这里，自由也化身为强迫。社交媒体大大强化了这种强迫。”^[35]虚拟空间中的社交活动容易让人获得更多快乐和自由，在过度沉溺中逃避现实，导致人与人的沟通丧失，数字化生存方式已经威胁到人的社会关系健康发展。数字技术凭借自身的强大计算和逻辑分析为人提供解决方案，虽然高效便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在资本的有意引导和利用之下，也变相束缚了人类的意识，伤害了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对人的主体本质的背离。

我们已经看到，数字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念表达，其形成有赖于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有赖于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推波助澜，也有赖于数字技术对劳动者的排挤导致的技术性贫困。由此，仅仅从观念上认识到数字拜物教的实质及危害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实践的方式，从制度、文化、技术诸方面对数字社会进行全方位的重构，从根本上消解数字拜物教，才能把人类社会引向一个全新的数字文明时代。

当今时代，数字拜物教形成的现实依据，就在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数据已经成为新型生产资料，而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决定了数据要素的收益分配形式，加剧了劳资双方的对抗，导致了对数据要素的追逐和崇拜。数据资本家借助对数字平台的所有权，要求用户在进入平台时签订所谓的平台管理协议，并把用户在不清楚平台对其信息和生产的数据作何用途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视为知情同意，不仅能够无偿使用用户生产的数据，而且一旦发生侵权纠纷还以平台协议为由搪塞用户。目前围绕数字劳动展开的争论，基本上是由于数据要素的所有权边界不明导致的收益分配不合理引发的。因此，只有“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9]155，即通过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推动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才能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数字技术和数据产权的公有化问题，从而解决因数据所有权导致的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问题，真正消除“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36]。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消解数字拜物教方面具有天然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集中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充分发挥数字资本的生产要素职能、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规范资本的发展方向，有效遏制其野蛮生长。一方面，数字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潜力。数字技术应用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资源流转的速度，促进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增加了人们的自由时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数字资本有着一般资本执着追求剩余价值的特性。在数字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数字技术的所有者往往以资本逐利为导向，通过对高新技术进行垄断、利用信息差牟取暴利等行为，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等现象。因此，要以“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37]的方针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就既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要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强化数字经济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规范资本对数字技术的利用，把人们从异化的劳动状态中解放出来。

数字技术以其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把人类裹挟进数字化生存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资本逻辑为了追求数字平台巨大的价值创造能力，也借助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的力量，通过不断构建量身定做的虚拟世界，把越来越多的人引诱进资本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中，伴随大数据杀熟、数据垄断、数据霸权等技术现象兴起的是泛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从技术文化层面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压倒一切的胜利；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导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个人的独立性”的发展史^[29]52。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功能是以保护自己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打击对立面的方式实现的，因此消解数字拜物教要在文化建设上下功夫，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抵制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一是重建数字技术时代的价值理性，在数字技术的设计和使用上坚持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关注人类存在的尊严和价值，让数字技术的发展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此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道德物化”^[38]、“负责任创新”^[39]的技术发展主张，科技伦理成为新兴学科。我国2022年3月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开展科技活动应当遵循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等科技伦理原则，面向的正是以文化制度建设规约数字技术发展的时代命题。二是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网络文化建设，优化网络平台内容，重建数字时代的文化生态，培育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人总是在不断追求存在的意义，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饱饭就是人类奋斗的意义；当物质生活满足以后，精神追求成为不可忽视的内容，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展现自我、满足精神需求提供了契机，网上交流的自由让一些人的本能充分展现，良莠不齐的大量信息让人们真伪难辨、是非不分，成为“乌合之众”^[40]。由此，就应及时把握时代矛盾，在全社会倡导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互联网精神。在数字信息传播中提高公民参与度，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和道德水平，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41]，在全行业、全领域培育深化共享互动的数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抓住数字技术发展的大好时机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通过实施文化数字化发展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丰富网上文化内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能力。

实际上，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克服数字拜物教、推进数字治理提供了可能。一是数字技术替代了大量的单调重复劳动，为劳动者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只是在资本操纵下数字技术成为无偿占有时间的手段，而劳动者则面临失业带来的生存危机。这就需要帮助劳动者提高数字技术水平，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赋能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同时推进大数据采集、储存和处理不断精细化，有效提高国家治理的数字化水平。二是数字技术的泛在性特点决定了其本身就潜在地具有共享性，网络平台可以成为资源共享的平台。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效推动数字共享、平台合作与公共服务互联网的建设，在极大地满足着人们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对传统价值观念形成巨大冲击。这就要求在发展数字技术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技术进步的成果可以普惠到全社会的所有人。三是数字技术的保密性特点决定了其普遍运用可以有效保护使用者的隐私，提高网络使用的信任度。区块链作为数字技术的最新成果是技术发展去中心化的智能形态，它没有中心权威的控制，具有不可逆性和民主性，能够杜绝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制造不正当竞争，或对用户进行隐形剥削，通过建立相互信任机制实现数字平台公平公正运行。这样，社会上各类企业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中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在科技向善中积极融合创新发展需要，降低新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推动多主体合作共同发挥数字技术民主潜能。

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决定了在引领数字技术发展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不可或缺。从全球来看，数字经济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是在人们还沉浸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建构万物互联社会的理想中，在缺乏对数据价值估价和数据安全意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当脸书、苹果、亚马逊等平台频繁曝出滥用用户个人信息牟利时，普通大众才意识到数据信息为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而他们作为平台的依附者却站到了他们所创造数据的对立面。不仅如此，个人信息数据泄露事件的屡屡发生也暴露出数据私人掌握的潜在风险。由此，把握市场中的数据情况，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实现社会公平有序发展成为当下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工作，这就把数字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提上议事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时代挑战，在数字治理方面提出了许多重大科学论断，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一系列前瞻性制度法规和政策意见，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是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同时，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增强政府对市场平台监管与数据确权，实现数据的全社会互通共享。在法律法规上明确规定数据所有权，推动数字的全民股权化，规范平台对数据的使用，抵制平台垄断资本对用户的操纵，加大对平台直播的规范和监管力度，就打赏主播、未成年人上网等进行制度性规范。二是加强职业技能开发体系建设，重点针对数字技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持续实施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避免社会出现“数字穷人”和“技术盲人”。三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加大对老年人数字技术使用的公益培训，对数字技术使用存在障碍的人群提供相应解决问题的通道，不让原本提供便利的数字技术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这些创新性理论和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有效避免数字鸿沟、破除资本的神秘化、消除数字拜物教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