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Frequent Outbreaks of Plague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ities in Late Antiquity

541年夏季，在东地中海地区尼罗河三角洲附近城市培琉喜阿姆(Pelusium)出现了一种烈性传染病^[11]453，并在该区域迅速传播。结合同时代史家的记载和最新考古证据，基本确定这一疾病是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侵入人体所致，也就是鼠疫^[12][13]115。鼠疫爆发后，东地中海世界疫情极为严重，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色雷斯、巴尔干半岛等区域均深受鼠疫之害^{[11]453-455[14]231[15]313[16]287}。鼠疫首轮传播基本于544年结束。在6世纪后半期，鼠疫分别于558—561年、571—573年、588—592年、597—599年在地中海世界四度大范围复发^{[17]145[18]Ⅳ.5；Ⅳ.31[19]56-57[20]373-374}。

鼠疫流行期间，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东部地中海城市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其中，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君士坦丁堡于542年、558年、573年、586年、599年爆发疫情^{[1]179[11]453-471[17]145[20]373-374[21]340}。在鼠疫首轮爆发过程中，同时代史家笔下留下了君士坦丁堡每天死亡五千乃至上万居民的可怕记录^[11]453-471。在鼠疫于573年大规模复发之时，有记载称君士坦丁堡城内每天3 000人染疫而亡^[20]309-310。与君士坦丁堡的情况相似，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先后于542年、561年、573年、591年、599年爆发疫情^{[14]231[16]229[20]373-374}。鼠疫频发对安条克产生恶劣影响，以致在记载591年鼠疫流行情况之时，丧失多名家庭成员的埃瓦格里乌斯不禁哀叹“鼠疫已经在安条克城四度爆发，无人能在它的冲击之下安然无恙”^[14]231。东地中海地区重要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也受到鼠疫严重波及。541年，在疫情首度出现后，紧邻培琉喜阿姆的亚历山大里亚随即出现感染者^{[11]453[15]313}。在鼠疫的影响下，亚历山大里亚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城内埋葬死者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20]235-238。东地中海重要城市、伊利里库姆(Illyricum)大区长官驻地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i)则是597年鼠疫第五轮大爆发过程中最先受到影响的城市^[20]373-374。此外，阿米达(Amida)、阿纳扎尔布斯(Anazarbus)、比提尼亚(Bithynia)、米拉(Myra)、加沙(Gaza)、耶路撒冷(Jerusalem)、斯科隆(Sykeon)等东部地中海城市均受到鼠疫的多番打击^[8]409-410。

之所以鼠疫在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的每轮爆发与传播几乎都会波及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功能突出的重要城市，究其原因，与鼠疫的高度传染性、城市自身所具有的“易感”条件、有限的医疗与认知水平等客观与主观因素密切相关。

东地中海城市在古代晚期多次大规模爆发疫情，其原因首先在于：古代晚期流行于该区域的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传播路径广泛的烈性传染病。传染源体一旦在某个城市出现，较易大范围传播，且极难从该地完全清除。

鼠疫是由附着在老鼠身上的跳蚤通过叮咬将鼠疫杆菌传播给人类的疾病^[22]9。当受到鼠疫杆菌感染的老鼠开始死亡后，原本附着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为了生存，便会在其活动空间内寻找新的寄主^[23]2。戴维·凯斯指出，跳蚤缺乏对鼠疫杆菌的免疫力。在感染鼠疫杆菌后，跳蚤的部分器官被由鼠疫杆菌和凝结血块所组成的复合体封闭。饥饿难忍的跳蚤忍不住附着于一切活动的生命体之上，通过转换寄主和叮咬，跳蚤实现了鼠疫杆菌在寄主之间的传播^[24]21。对此，学者补充道，由于内脏被阻塞，跳蚤会维持长久的饥饿感并变得十分具有攻击性。它会从前任寄主快速转移到下一任寄主，以便获得更多的食物(血液)^[22]20。人类由此进入鼠疫杆菌的感染链条。

由于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的居住环境拥挤、卫生状况欠佳，存在于人类生活环境之中的跳蚤有较大概率将其携带的鼠疫杆菌通过叮咬传播给人类。鼠疫杆菌侵入人体后，会出现腺鼠疫(跳蚤叮咬所致)、肺部感染型鼠疫(鼠疫杆菌侵入肺部所致)和败血病型鼠疫(鼠疫杆菌进入血液所致)三种主要传播类型^[25]。在此期间，人体出现免疫反应。患者因此高烧发热，在淋巴结聚集的腹股沟、腋下以及脖子等部位出现脓包和肿胀^[26]5-6。曾对古代晚期鼠疫疫情进行观察的史家对此多有记载^{[11]457-459[17]145}。除了淋巴结外，鼠疫杆菌还会通过血液侵入患者肺部、脾胃^[26]6，出现呼吸困难、咳嗽、皮肤发黑、吐血等外在症状^{[11]461，463[14]231}。在无有效药物治疗的情况下，鼠疫杆菌能够快速突破人的免疫系统，其致死率可达60%~70%及以上^[27]163。

人群中出现鼠疫感染者后，除了携带着鼠疫杆菌的跳蚤聚集的区域极易继续出现“老鼠—跳蚤—人”的鼠疫传播模式外，患者与健康的人群之间会因患者的痰液进而形成“人—人”的传播模式。直接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的肺部感染型鼠疫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人—人”的传播模式一旦出现，便会因人员之间的接触快速地扩大鼠疫感染的范围，患者的衣物、呼吸、咳嗽和喷嚏等均是重要的传播途径。长期生活在东部地中海城市的史家曾经描述了“人—人”这种可怕传播途径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影响：鼠疫大爆发后，不少家庭丧失了大部分家庭成员^[14]231；不少人发现与病患交谈、接触，甚至只是触碰病患物品就有较大感染几率^{[11]459-461，469，471[16]287}。

在特定区域，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城内人员大范围感染和死亡后，疫情会因寄主大幅减少而呈现出明显减弱的趋势。史家埃瓦格里乌斯认为，鼠疫间隔15年爆发一次，每轮爆发期最初一到两年的威力最为显著^[14]231。只要携带着鼠疫杆菌的跳蚤仍然存在于人员较为集中的城市，再度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就始终存在。亲历鼠疫在君士坦丁堡第二轮爆发的史家阿伽塞阿斯指出，瘟疫流行的脚步从未停止，不断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17]145。学者就此指出，在鼠疫首轮爆发之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东地中海世界多个区域演变为鼠疫长期流行之地。啮齿类动物种群的习性是鼠疫在该地区周期性爆发的重要原因^[22]195-196。

在古代晚期鼠疫的流行过程中，东地中海世界的多个城市经历了多次疫情肆虐，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等核心城市更是受到了鼠疫首度爆发和几乎所有复发威力的波及，其首要原因在于导致鼠疫快速传播、大面积感染且多次复发的病原体——鼠疫杆菌本身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和广泛的传播路径。

作为皇帝与官员驻地、国际性或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东地中海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多个“易感”特征，一旦与传染性极强且传播路径广泛的鼠疫遭遇，极易爆发疫情并诱发严重后果。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民众对鼠疫缺失正确认知及其影响下的系统且科学的防疫举措的欠缺，加重了鼠疫流行于城市的严重程度。

首先，东地中海城市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稠密的人口、拥挤且脏乱的环境以及体质虚弱、抵抗力差的居民群体等“易感”条件，为鼠疫在该区域的屡次爆发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一方面，以现存的史料记载为基础，结合鼠疫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传播路径^[8]409-410，可以发现，相较而言，以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为代表的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地中海城市比规模较小的城镇及农村具有更适宜鼠疫传播的环境笔者认为，虽然不能排除由于史家或记录者更为关注城市而导致乡村居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失语者”的可能性，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史家也并不是完全与乡村隔绝的。如果断言鼠疫在乡村中造成影响的记录较少全属史家的集体忽视的话，似乎有武断之嫌，因为并无充足证据支持这一假设。实际上，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更可能的原因或许在于，由于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因此史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见到或听闻的鼠疫受害者也必然较乡村更为集中，反映在其著作中，也就出现了城市中的相关记录较多的现象。。东地中海城市拥有鼠疫大爆发的重要条件——高度聚集的人口。古代晚期阶段，西地中海城市的人口出现了显著下滑的趋势^[28]26。其中，罗马城的人口已从鼎盛时期的100万人缩减为8万人^[29]。与西地中海城市人口渐趋下降几乎同时，随着晚期罗马帝国行政中心于4世纪上半期的向东迁移，东部地中海城市得到了统治者和政府所提供的力度更大的财政支持^{[2]161[30]30-32}。这一趋势在5世纪后期帝国丧失了西地中海世界的实际控制权后变得更加突显。拥有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且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东地中海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民众极具吸引力。与此同时，西地中海地区的连年战乱促使该区域部分人口自发向东迁移，进一步增大了东地中海城市的人口基数。约翰·瑞奇指出，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在古代晚期经历了持续性的移民涌入浪潮^[28]31。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东地中海地区绝大部分城市的人口在古代晚期阶段稳定增长。至6世纪前期，君士坦丁堡已经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总量在30万~50万之间^[30]29。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塞萨洛尼卡等城市的人口数量也迅速增长。其中，安条克的人口数量突破了20万，亚历山大里亚拥有20万左右的人口，塞萨洛尼卡的人口数量约为10万~20万，耶路撒冷等城市人口数量维持在5万~10万之间^[31-33]。迈克尔·马斯认为，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积累，东地中海城市货币经济加速发展、人口持续性增长^[34]152。因此，在古代晚期疫情爆发之前，东部地中海地区已形成了多个庞大的人口聚居之地。

人口聚居恰好为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环境。鼠疫杆菌的重要传播模式“老鼠—跳蚤—人”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区域内的老鼠数量及其活动空间有着直接关系。为了获取充足的食物来维持生命，老鼠的活动范围通常以人及其聚居地为中心。迈克尔·麦考米克提到，老鼠时常通过毁坏人类的食物进而在经济领域发挥持续性的作用。来自现代土耳其的资料显示，共生啮齿类动物会消耗或破坏5%~15%储存中的谷物和豆类^[23]3。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是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人口高度聚集的城市，也是老鼠数量较多且活动频繁的区域。一旦出现了鼠疫杆菌的威胁，老鼠数量越多的地区，势必意味着人类经由“老鼠—跳蚤—人”模式感染鼠疫的危险性相应越大。史家提到，鼠疫经常在城市发生^[14]231。拉塞尔认为，老鼠的习性决定了鼠疫更易在人口聚集之地爆发^[35]。东地中海城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令民众极易在与老鼠共同的生活空间中，成为鼠疫杆菌的袭击目标。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内部空间相对有限，东地中海城市绝大多数民众的生存环境异常拥挤，从而让鼠疫杆菌“人—人”的传播模式在城内横行无阻。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居民高度密集的居住环境无疑给鼠疫杆菌在城内快速实现“人—人”的代际传播提供了条件。根据学者估计，疫情爆发前，君士坦丁堡的面积约为10~12平方公里^[27]23，30万~50万居民生活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之内。约20万的安条克居民集中居住于6.5平方公里的区域中^[5]62。由此可见，安条克城内民众生活区域的人员密集度极高^[36]92。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37]46，其人口总数20万左右。不仅如此，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并不存在现代的高层或超高层建筑。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有限的空间内，还拥有宫殿、教堂、修道院、剧院、浴池等公共建筑^{[28]56，182[37]31-32[38]}。在城市内部，大量奴隶、士兵和穷人挤在廉价建筑中^[39]185，还聚集着数量可观的工人、手工艺人、无家可归的乞丐等^[28]31。拥挤的居住环境让城市时刻处于鼠疫这一大灾难爆发的威胁之下^[39]185。在“人—人”的鼠疫传播模式下，同样单位面积中，人口密集度越高，鼠疫杆菌通过患者的呼吸、咳嗽、衣服、物品等媒介进行传播的概率相应越大；鼠疫杆菌的传播速度相应越快、代际间隔时间越短，威力也越大。城市中的密集人群有利于传染病的滋生与传播^[3]394。类似情况曾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东地中海世界。古希腊城邦雅典就曾由于城内人口异常密集、建筑过于拥挤而爆发大瘟疫^[40]。

以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为代表的东地中海城市，城内的居住环境普遍脏乱不堪，也是其频繁遭遇鼠疫打击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古代晚期城市的卫生状况极为糟糕，城市存在巨大的健康风险^[41]。居民与家畜往往共居一屋，生活用水直接泼在大街上。考古证据表明，东地中海城市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房屋狭小且简陋^[39]34。叙利亚人迈克尔在记载541年亚历山大里亚的疫情时就提到，城市中的贫民最先感染瘟疫，疫情随后向富人区蔓延^[20]235-238。与富裕者相比，穷人的居住条件较差、人口密度较高，所以往往更早面对鼠疫的冲击。罗伯特·布朗宁指出：鼠疫通过老鼠和跳蚤进行传播，贫穷和居住条件简陋的城市居民更易成为鼠疫的牺牲品^[42]。不仅如此，城市从周边城镇及农村地区吸纳的“新居民”，往往受限于经济条件而聚集在人员密集度极高的贫民区，由此加剧了贫民区居住环境拥挤和脏乱的程度。城市中由农村地区移民而来的新市民极易首先感染鼠疫^[43]。因此，城市既吸纳人口，也成为了吸引病原体的磁石^[44]。君士坦丁堡、安条克、阿纳扎尔博斯、米拉等东部地中海城市在古代晚期频繁遭遇强震的打击^{[16]225，256-258，262[45]127，196[46]}，部分地震的震级很可能达到了8级^[47]355，导致城内居民房屋等建筑物受损严重，恶化了城内卫生状况。城市的重建工作不仅时常因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而拖延，或被新出现的灾害所打断^[48]191，而且灾后重建工作的重点往往聚焦于浴池、街道、教堂等公共建筑^{[16]242，256-257}，而非民众居所，由此加剧了城市环境的脏乱程度，从而为鼠疫杆菌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温床。

此外，东地中海城市居民普遍营养不良、体质虚弱，也是鼠疫杆菌在城内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原因。由于古代晚期的生产力相对低下，一旦遭遇低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或病虫害，粮食的生产和供应会受到显著影响。正因如此，东地中海的城市时常饱受食物短缺甚至饥荒之苦^{[16]225，295[49]42}。城市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十分贫穷^[50]38，贫穷的市民在购买食物方面捉襟见肘。学者指出，古代晚期的人们经常缺少食物，贫穷和饥荒折磨着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人^[39]30。在天灾与人祸的共同作用下，时常经历食物短缺或饥荒的城市民众长久处于温饱边缘，极易营养不良^[50]135。长期的营养不良令东部地中海城市大部分民众体质虚弱，这是导致其人均寿命较短(男性40~45岁，女性30~35岁)^[51]40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居民群体缺乏抵抗力，极大增加了城市受到传染病攻击的概率。营养不良、人口稠密和传染病之间的协同作用是流行病学的一个公认的表现^[51]68。在这种身体状况下，东地中海城市的民众极易感染鼠疫。学者指出，由营养不良等原因所导致的虚弱的个体/群体最易受到传染病的冲击，而且其在传染病流行期间的死亡率也会更高^[52]。

其次，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及拥有在军事方面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依托地中海世界繁忙的交通网络，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塞萨洛尼卡等东部地中海城市保持着彼此间以及与外界频繁的商贸和军事联系，这无疑极大增加了鼠疫从外部进入这些城市并在城市之间快速传播的几率。

一方面，作为国家或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与周边其他城市及地区维系着频繁的人员、物资往来。琼斯指出，罗马帝国是城市的集合体^[53]712。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是政府统治的中心、商业与手工业聚集地以及财政收入的集中地。地中海世界陆路交通体系发达且水路交通便利，拥有极佳的商贸条件^[53]824-827。作为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是从黑海至爱琴海的必经之处，也是欧亚非三洲的贸易通道交汇之地，地理位置极为优越^[30]4-7。作为叙利亚首府，安条克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极为卓越^[54]，且商业活动十分活跃^[36]97。作为帝国埃及总督驻地，亚历山大里亚的政治功能相当突出。同时，亚历山大里亚也是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承担着粮食运输基地和国际性贸易中心的重要角色，人员与物资流动格外频繁^[37]45。此外，作为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最早爆发鼠疫疫情的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的培琉喜阿姆占据着埃及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要道、连接红海和地中海，拥有重要的商贸职能^[24]9-20。米拉、加沙、耶路撒冷等东部地中海城市在经济活力和交通条件方面同样出色。

不仅如此，东地中海城市之间人员和物资流动极为频繁。对于人口众多的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等城市而言，谷物和经济作物的进出口贸易显得至关重要。君士坦丁堡所需的粮食，绝大部分依靠亚历山大里亚所提供的谷物供应^[39]184。从4世纪开始，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埃及的谷物供应对君士坦丁堡而言变得更加不可或缺^[55]92。农产品依靠船只经由海路进行运送^[36]74-75。每年从亚历山大里亚运往君士坦丁堡的谷物多达22万吨，需要647艘中等大小的船只进行运输^[37]42。安条克依靠周边的农村地区提供持续性的粮食供给^[56]17-18。东地中海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商品贸易亦十分活跃。有记载称，疫情爆发前，帝国下辖的非洲地区定期为君士坦丁堡运送数量可观的象牙、鸵鸟毛和香料等奢侈品^[57]55。据估计，每年自东非经由红海运送至亚历山大里亚的象牙可达50吨之多^[24]24。埃及的亚麻业、纸草制造业相当发达^[58]238，其制成品经由亚历山大里亚向外运送；东方的各类货物则经由波斯湾—红海—尼罗河航线运抵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也是埃及纸草制造业及玻璃制造业的中心^[59]，安条克的亚麻织品销路甚佳^[58]239。

东部地中海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繁荣的粮食和商品往来活动，是造成该区域城市多次爆发疫情、成为鼠疫重灾区的关键因素之一。谷物、经济作物、纺织品、玻璃制品以及奢侈品等物资，在贸易过程中所依靠的陆路、水路(包括河流运输和海上运输)商贸路线是鼠疫在东地中海地区传播的重要依托。如果鼠疫杆菌不幸出现并在该地区某一城市大爆发，鼠疫也将依托商贸路线进行广泛传播，给区域内其他与之保持紧密商贸联系的城市带来毁灭性打击。一旦出发地出现了鼠疫疫情，或者携物资前来的人员中存在染疫者或潜伏者，抑或运送物资的船只上藏匿着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都极有可能令货物的目的地成为疫情新一轮的爆发之地。学者指出，“人—人”与远距离的模式(通常由船载感染的老鼠或跳蚤)相结合是鼠疫杆菌传播的重要特征^[34]146。安条克与亚历山大里亚之间1 050千米的海上粮食运输路线是传播疫情的重要路径^[13]171。鼠疫沿着商贸路线跟随商品移动，城市所受影响尤其严重^[32]38。正因如此，在古代晚期鼠疫首轮爆发和多次复发过程中，遭受严重影响的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米拉等东部地中海城市无一不是物资和人员往来异常频繁的商贸、港口城市与行政中心。

另一方面，除了经济活动促使城市间人员、物资的频繁交流互动外，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塞萨洛尼卡等东部地中海城市也因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军事人员及物资流动的基地，进一步增加了城内爆发疫情的风险。

在古代晚期东地中海世界战事频仍的大背景下，为了强化作战能力、应对突发战事、确保边境安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塞萨洛尼卡等城市成为了拜占庭帝国军事战略部署的关键地点。斯塔萨科普洛斯指出，晚期罗马和早期拜占廷帝国的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军事指挥中心^[60]78。董晓佳认为，在晚期罗马帝国的防御体系中，城市不仅是某一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精锐部队的主要驻地，也是帝国军队进行防御、反击与进攻的基地^[61]25-26。为了抵挡多瑙河沿线的蛮族入侵，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527—565年在位)强化了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卡的野战军(comitatenses)，重建了城市的城墙和防御工事^[62]49，148。作为色雷斯和伊利里库姆的军事基地和指挥中心，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卡的战略地位显著增强。为了阻挡萨珊波斯的军事威胁，查士丁尼一世加强了安条克区域野战军的力量，在亚美尼亚地区增设了一名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16]248，并修整了安条克的城墙等防御工事^[63]165。安条克成为古代晚期拜占庭与波斯军事对抗前沿的军事驻地和指挥部^[56]246。驻防于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塞萨洛尼卡等城市的野战军是帝国军队的精锐力量，也是应对外部军事威胁的主力部队，皇帝直接向统领野战军的军事长官发布率军抗敌的命令^{[16]246，264，275}。

在古代晚期阶段，拜占庭帝国与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匈人等蛮族^①以及东部萨珊波斯之间时常发生军事冲突。从6世纪20年代开始，拜占庭与波斯的军事对抗进一步升级，陷入对峙状态^[62]12。同时，6世纪30—50年代，斯拉夫人、保加尔人等多次南下侵犯帝国疆土^{[16]254，264，275[17]146-148}。军事对抗越激烈，军队的活跃度就越高。为了便于在变幻莫测的战略局势中做出及时调整和应对，军队自身拥有高度的机动性。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行军打仗，军队中的士兵需长期群聚。军队人员的机动性和聚集性，让其成为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鼠疫传播的又一重要渠道^②。为了确保北部、东部边境安全，帝国在这一时期多番征召士兵入伍并派往北部、东部以补充军力^[49]48，50。征召、派遣士兵至东部和北部的活动以及战争前的军队集结、后勤保障促进了区域性的人员、物资流动。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前线军队的粮食供应，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运用权威确保谷物的跨地区输送^[55]93。来自于埃及的谷物，有相当部分用于供养帝国军队^[55]91。军事人员以及支援作战的后勤保障人员之间的接触面相应扩大，从而加快鼠疫杆菌“人—人”的代际传播速度。罗伊·波特指出，军队所到之处病原体也随之繁衍扩散^[43]。

① “蛮族”一词出自约定俗成，无关任何个人观点，特此说明，后同。

②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古代晚期阶段，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雅典瘟疫就爆发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雅典军队正与斯巴达军队激战。参见：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Ⅱ，pp.343-351.“安东尼瘟疫”的流行就与罗马帝国在东部前线与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又名波斯帝国阿尔沙克王朝)作战有直接关系。参见：Dio’s，Roman History，translated by Earnest Cary，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Ⅸ，pp.3-5.“西普里安瘟疫”的爆发与传播，正值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期间，除了与外部的军事较量外，为争夺最高统治者宝座的罗马军队陷入了持续性的内战之中。参见：Zosimus，New History，translated by Ronald T.Ridley，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82，pp.8-12.1918年流行于全球的大流感，其流行范围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这一时期东地中海城市发生疫情的时间与各类战事爆发的时间相当吻合。在鼠疫首轮肆虐期间，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等城市大多于542年受到疫情波及，此时的帝国军队正在东地中海地区与波斯军队作战。根据记载，543年，行进中的波斯军队爆发疫情，导致波斯被迫暂停了军事行动^[11]473-477。在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565—578年在位)统治时期，安条克、阿帕米亚(Apamea)等城市先后于572—573年遭到波斯军队的劫掠和围攻^[14]266-269。几乎同时，鼠疫于573年在包括安条克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大范围扩散，这种时间上的高度吻合不能仅用巧合加以解释。590—591年，东地中海世界的多个城市遭受疫情打击之时，恰逢帝国北部边境受到蛮族武力威胁，时任帝国统治者的莫里斯积极应战^[21]391-393。军事活动与鼠疫传播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让学者认为可以通过追踪拜占庭军队的移动以便发现更多瘟疫传播的路线^[60]291-292。由此可见，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人员、物资频繁流动会极大提升在帝国防御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等东部地中海城市的染疫系数。

最后，在鼠疫的流行过程中，东部地中海城市难以有效控制烈性传染源体从而导致疫情规模扩大并受创严重，也与古代晚期的民众对鼠疫缺乏正确认知及其影响下的系统且科学的防疫举措的缺失有较大关系。

对于生活在古代晚期东部地中海世界的民众而言，直到近代才被细菌学家发现的鼠疫杆菌^[22]9所导致的感染完全是新型的疾病。当鼠疫突然出现时，由于缺乏对鼠疫杆菌致病机理的理性认知，对于“正在经历的疾病究竟是什么？如何预防？感染后如何有效治疗？”等疫情爆发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民众无法做出或得到科学解答，因此难以从源头控制疫情扩散和蔓延。作为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经历了鼠疫四轮爆发的埃瓦格里乌斯，在面对多位家庭成员染疫离世的厄运时，只能哀伤于瘟疫的威力之大^[14]229-231，并无有效办法。见证了鼠疫在首都君士坦丁堡首轮爆发的普罗柯比，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患者不同的身体症状，以及同样的救助方式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有些病患在没有得到救助的情况下生还，有些获得救助的病患相反却很快死亡。在普罗柯比看来，这种疾病丝毫没有规律可言^{[11]459，463}。这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普遍对鼠疫杆菌致病机理缺乏理性认知。史家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无奈和恐惧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民众在面对传染病侵袭时手足无措的状态。

当出现高烧、肿块、脓包等身体异常之后，患者们的直接反应是前往医院或收容所寻求治疗和帮助。古代晚期的医院和收容所大多分布在核心的政治、商业中心城市^[64]56。疫情爆发前，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等地中海东部重要城市，拥有一定数量的医院和收容所。《复活节编年史》中记载，4世纪中期，安条克主教莱奥提欧斯(Leontios)曾修建收容所^[45]26。根据帕拉迪乌斯的记载，4世纪末、5世纪初，君士坦丁堡主教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开设收容所用于照顾病患^[65]。普罗柯比和马拉拉斯的作品提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医院和收容所的建设情况^[63]173。始建于4世纪的医院和收容所，至鼠疫爆发之时，虽然其专业化程度正在逐步提升，但难以应对区域内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爆发后患者激增的医疗救助需求。戴维德·本尼特指出，古代晚期的大多数医院是修道院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更类似于疗养院，而非现代意义的医疗机构；为外来人员和贫穷者提供临时住所的收容所(Xenodocheion)，有时也履行救助和照料病患的职责^[66]。

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无论是患者，还是医院及收容所中的医护人员，均缺乏对鼠疫杆菌的理性认知。因此，鼠疫爆发后，对鼠疫杆菌致病机理毫无了解的医护工作者无法有效治疗病患。根据史家记载，医护人员尝试了多种常规治疗办法，但因无法确认病因而无效^[11]461。与其说医护人员是在对病患进行治疗，倒不如说是对患者进行护理照料^[11]459-461。患者更多地是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抗病菌对身体的侵蚀。迈克尔·马斯就此指出，在现代意义的实验和研究技术出现之前，对于鼠疫病患的诊断，更多地是基于病人及其周围环境的判断^[34]143。认知水平的欠缺导致东地中海城市人群大范围感染鼠疫的趋势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更为严重的是，在医院作为收容机构抑或医疗机构的功能还未得到明确区分的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当大量患者涌入医院，医院原有的医疗救助功能显著弱化。病患不仅因医生欠缺鼠疫相关知识而难以获得有效治疗，而且大量患者聚集在尚无隔离意识的医院和救济场所之中，导致鼠疫杆菌通过前述的多种方式快速进行着与医院和救济场所中的旅行者、贫穷者等人群之间的“人—人”的传播，从而扩大了鼠疫传染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在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城市，地方官员、教会人士以及普通民众对鼠疫的致病机理、传播模式等均只有在观察基础上所获得的感性认识。当求助医院和医生无望后，民众唯有在观察的基础上探索自救之法，包括完全与他人隔离、闭门谢客等；还有一些并不科学的防御方法，比如将病患遗体随意丢弃^[11]469，不仅对于鼠疫的防控完全无效，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因为病患的遗体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存在着传播鼠疫杆菌的可能性。此外，当鼠疫在城市的快速传播暂时告一段落，东地中海城市人口规模逐步恢复、经济军事活动渐趋活跃等适宜鼠疫杆菌流行的条件再度出现时，一旦传染源——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或受到感染的患者——通过商贸或军事活动，从其他城市和地区进入，或者城市自身所拥有的庞大老鼠群再度活跃，便极易导致城内出现新一轮的疫情。本尼迪克特便认为，6世纪鼠疫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等城市频发，是由当地充满生机的携带鼠疫杆菌的大型鼠穴造成的^[13]118。

在疫情爆发与扩散期间，由于鼠疫的高度传染性、致病机理的“未知性”以及流行的突发性和广泛性，让政府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抵御鼠疫流行的办法。事实上，皇帝在首都君士坦丁堡任命官员专门负责埋葬病患尸体等举措^[11]467，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或隔离传染源。但是，当鼠疫广泛蔓延于帝国的各大城市、地区时，在位者采用了对自己最安全的措施——只优先在他最在意的城市、帝国政治中心君士坦丁堡派遣官员处理疫情乱象。应对疫情的长效机制是一项投入大、短期内回报率并不高的事业，因此难以成为当时统治者重点关注的领域。正如霍尔顿所指出的，在前现代社会，医院的建造并不是一件必须的或者自然而然的事情，修建医院需要依靠相当稳定的城市经济、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以及明确的意图；需要将病患集中于一座大楼进行护理势必实现规模经济的信念；需要对项目和受益人群拥有物质及精神价值的信心^[67]371。

由此可见，高度密集的人口、拥挤脏乱的城内环境以及居民虚弱的身体状态，是东地中海城市数度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重要原因。东地中海城市之间以及与外界频繁的商贸、军事往来活动极大增加了鼠疫在东地中海城市以及城际传播的风险。在鼠疫这一重大危机全面爆发之际，对鼠疫缺乏科学且理性的认知所导致的政府总体统筹的缺失，势必令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等多次爆发疫情的城市在疫情防治方面各自为战，仅仅依靠地方政府、教会以及民众的杂乱无章的自救，让东地中海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变得难上加难。

繁荣的经济、稠密的人口、便捷的水陆交通、频繁的人员和物资往来，这些东部地中海城市快速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烈性传染源体出现时，变成了加速疫情传播与扩散的助推器。对鼠疫缺乏科学且理性的认知，以及疫情防控机制的缺失，加重了东地中海城市受到鼠疫影响的程度。鼠疫的多次爆发对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等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城市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沃伦·特里高德看来，从6世纪40年代初开始爆发的鼠疫是这一时期所有灾难中最为糟糕的^[4]207。在鼠疫的多轮打击之下，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从6世纪前期50万人的高点开始下滑，损失了绝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君士坦丁堡直到两个世纪后仍然需要依靠移民以维系城市发展^[68]。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发展也同样受到鼠疫的严重干扰^{[37]343-344[56]255}。拉奥和莫里森认为，鼠疫、战乱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发生，让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城市显现出显著的衰落与转型并行的发展趋势^[32]38-42。

鼠疫的多次流行，打断了城市稳定的人口增长趋势，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在7世纪初前后逐渐显露出来^[3]53。东部地中海城市定居人口的减少，让原本繁荣的城市外围地带变得渺无人烟，导致大量土地被遗弃^{[53]818，823}。大型谷仓、城市广场、浴池、剧院等公共建筑的修建和维护工作渐趋停止，这些都预示着古代城市特征的逐渐弱化。东地中海城市的经济衰退、防御弱化，加速了这一区域从7世纪前半期开始相继落入阿拉伯人势力范围的进程^[6]169。瑞奇认为，从541年开始的鼠疫连同其他灾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堪比“三世纪危机”，其长期后果在于完全改变了东地中海城市在行政和军事系统中所充当的核心角色。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鼠疫与其他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新的边界地带和政治地缘格局^[28]34。

虽然鼠疫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已经渐趋弱化，然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的，不时发挥威力的流行性传染病仍然不可小觑。如何在有限的财政中，稳定且持续地支出经费，投入到传染病研究、医疗体系建设和完善抗击重大疫情机制等工作，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