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ral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学术界沿着整体性阐释和分学科探索两条主线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深入讨论。一方面，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般性问题展开了研究。在建构原因上，学界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高度共识，认为中国已有的知识体系深受西方知识体系影响，后者对前者形成了“覆盖式”的全面冲击^[2]，造成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处于文化混杂状态^[3]。在建构基础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深厚的思想、实践、历史、现实、文化和逻辑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制度、物质和精神条件^[4]。在内涵定义上，广义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所形成的总体的知识”^[5]。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拥有其知识产权，可以分享的源于中国、属于人类的知识谱系；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知识体系”^[6]；是在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科学体系^[7]。在构建路径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自主”规定了其人民性，“知识体系”规定了其科学性，这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8]。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实现“与传统知识体系、外来知识体系的融合汇通”^[2]。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10]，依靠人民的智慧、探索和创造，将其“整体力量”转化为构建知识体系的合力^[11]。三是深入研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总问题、涵盖的元问题和时代发展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12]，通过“发现—筛选—研究—解决”问题四步骤^[13]，确保“三大体系”协调贯通、逻辑严密、相互配合^[14]，推动标识性概念的系统形成与体系化理论范式的全面构建。

另一方面，从不同学科视角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展开了特殊性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在新闻传播学学科，有学者认为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有“续学脉”的历史责任、“究学理”的理论自觉和“立学派”的主体担当^[15]。在法学学科，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科学工程，必须以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来建构^[16]。在经济学学科，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本质要求是，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揭示中国经济运动规律和其中包含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7]。在政治学学科，“自主概念体系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工程，其目标在于提炼并体系化源自中国实践、承自中国传统并且可以解释中国问题的标识性概念”^[18]。学术界不仅关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传统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立足时代发展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新兴交叉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如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为切入点，聚焦关键问题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标识性概念，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当遵循‘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基础，坚守人民立场，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强化知识话语权，讲清讲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逻辑”^[19]。

综上所述，学术界从多视角多学科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回顾、梳理和分析发现：一是学术界大多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等高度分析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性，但就学术研究所依赖的支撑性条件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是知识体系包含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要素，学术界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内涵的理解，仅侧重于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出发，导致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认识存在偏差；三是学科研究范围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研究尚显不足；四是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困境和如何提升国际认同性的研究不足。

立足当下，应以问题为导向，系统阐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境遇、基本内涵、主要样态、政策建议等，以深刻解答为完成这种构建所需面对的新情况，开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境界。一是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一起纳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范围之中，构建更加全面、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二是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基本内涵的认识，拓展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层面，详细阐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含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时，都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前强调了“建构”二字，理论界不能一直停留在对前者的研究而忽视对两者整体性的阐释。三是基于其丰富内涵和主要困境，重新审视应当构建什么样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的体制机制建设解决方案。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文明赓续不断的国家，中国构建了以“六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更“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20]。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浪潮，传统知识体系渐趋边缘化并面临解体危机，知识生产出现依附态势。时至今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教育体系和学术评价机制等仍深陷西方主导的知识架构之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治理模式与文明形态，日益凸显出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范式的解释乏力与适用困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非抽象的理论命题，而是关乎中国文化话语权与发展主动权的实践课题。

知识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进化历史同步。诸如语言的产生、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工业革命的发生等社会的大变革，都会引起知识积累和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西方在引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也将他们的知识谱系扩展到世界各地，这些知识谱系为西方借用“现代性”的全球拓展之名而行殖民扩张之实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的学理辩解。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凭借殖民扩张和现代性传播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一整套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话语体系，奠定了知识话语的霸权。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规则，以至于现代知识体系都是由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似乎不接受这些就无法和世界接轨、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关键的问题是，西方构建的现代知识体系并不总是客观、正确的，相反，对于东方社会而言，它经常是带有偏见和不正确的。一方面，为了塑造和不断巩固西方文明中心论，存在着通过贬低其他文明来凸显西方文明先进性和现代性的现象。从这样的文化观出发，西方在长期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形成了知识生产霸权和技术垄断陷阱，比如SCI体系规训，特别是自然科学科研成果评价指标唯SCI至上严重，并随意排除世界其他地区所沉淀下来的智慧、思想和知识，暴露出所谓“现代知识体系”的利己性、偏颇性。另一方面，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也陷入了由自己捏造的“自我优越”的历史幻象里，自我优越的“盲目自信”传导到知识体系的构建上，就是将“现代文明”的西方实践作为唯一可靠的研究对象，常常忽视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情况。“现代知识体系”基于实践所提炼和总结的各类经济社会理论、技术标准、认知范式，就只能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局部规律，其中很多理论并不反映和适用于人类社会总体。然而，由非均衡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系的新帝国主义霸权，却要求在各领域实现全方位的霸权。西方国家便有意识地运用技术封锁、“长臂管辖”、体系规训等手段推动该体系进入各民族、国家、地区，形成等级性的知识支配体系。

西方国家掌握的知识话语霸权和知识支配体系产生了巨大的话语权力，形成了强大的操演性力量，让人们相信其所谓“真理性”“普适性”，甚至参与到贬低本民族、本国文化知识的行为中。近代以来的部分中国知识精英，曾有意无意地加入这一过程。他们虽然也成功地学习、借鉴和应用了西方的知识、理论来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但对西方的“知识依附”状态也随之形成。时代的深刻变迁，使作为外来知识体系的西方理论学说，既不能有效解释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具体实际，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公认。目前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都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已经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实践。西方自然科学也受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21]366。现阶段，人们在很多场景仍然习惯于使用西方的概念范畴和知识体系来解释世界，而越解释越糊涂。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受“知识依附”的影响，严重滞后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明，有当代的改革转型，更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却缺乏能够有效阐释这些历史进程和现实经验的自主知识体系。西方的知识体系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嵌入中国的知识市场，用来判定中国的实践，一定程度上侵蚀并边缘化了中国价值体系，最终陷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陷阱中。这不仅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阻碍了本土问题的有效解决，也削弱了国际话语权和原始创造力。

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更新知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阐释，推动形成一系列规律性认识，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根植西方文化系统和实践环境，根本无法正确认识和系统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即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类型即“西教条”，也不是“全盘苏化”的结果即“东教条”^[22]。这决定了不能“教条”地套用西方理论、也不能“教条”式机械地套用社会主义一般原理来指导中国的特殊实践，而只能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有益部分，以及处理好社会主义原理一般性与具体实践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过程中，寻找解答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开创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也不是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老教条”的再现。这同样决定了不能“一成不变”地套用我国传统知识体系和现有“半截子”的知识体系，即不能以夹杂着西方理论中的庸俗成分的不适宜、不完善、不系统、不彻底的知识体系来指导实践，而必须是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在非西方世界，缺乏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较为突出，“知识殖民”与“知识依附”并存。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突破西方不公平的知识支配体系和思想学术霸权的希望在中国。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最大、最重要的实验场所。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流概念、范畴和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学科结构、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西方的历史经验和对世界的总体认识之上的。但是，与西方的现代化转向相比，当代中国的改革转型与现代化，追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目标，无论是现代化的宏大世界观、价值观，还是现代化转型的规模、深度，都是西方不可比拟的。规模巨大、深刻变化、创新驱动的改革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论界、科学界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用以知识创新。

其次，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研究群体。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各年份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拥有24个全球领先的科技集群，数量首次超过了美国(21个)^[23]；2024年，集群数量增加到26个，连续两年位居榜首^[24]。同时，根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中国科研人员总量从2012年325万人/年到2022年超过600万人/年，规模多年保持世界第一^[25]。随着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各类研究的投入也快速增加，2024年用于科学技术的支出达到11 505亿元^[26]。中央不断深化完善各类人才培养的政策、文件，以及计划和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年)、《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管理办法》(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2019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24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2025年)等，为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提供全面保障。

最后，中国已经形成了足够规模的学术市场。成规模的学术市场可以更好、更快地推动知识创新。中国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庞大的科研队伍、高效的信息交互等条件，使得各领域、各学科之间，各层次、各行业之间，以及各自内部之间，可以开展频繁的、专业的、系统的学术交流，增进了隐性知识的形成和传播。对于自主知识体系而言，隐性知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是个性化的、难以格式化的，因而通常只能面对面进行交流和共享的知识，如非正式的、难以表达的经验、技能、感悟、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必须利用好与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语境中的概念、符号、技术伦理、知识体系密切相关的隐性知识。处于不同文化传统和文明环境中的人们往往分享了不同隐性知识体系，包括隐性的“自然知识体系”。通过较大规模学术市场的频繁交流和传播，可以将大部分自主创新的隐性知识从个体迁移到群体中，再通过群体的运用、演绎、归纳总结，不断与新的时代重新连接、匹配和重构，以规范性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表述，最终转化成显性知识及其技术化形态，并上升为自主的知识体系。

建构什么样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明确什么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要明确什么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在对内涵把握的基础上，分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明特征。

“知识”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代展现出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层面揭示了“知识”的实质。在生产关系层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21]187。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21]199。相应地，从生产力方面看，“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21]198，即知识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列宁推进了这种对“知识”认知的两分法：“或者由科学产生实践活动，或者反过来，由实践活动产生科学……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是唯理论的、理智主义的和实证论的体系——科学的独断论。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是实用主义的、信仰主义的或(类似柏格森的)积极直觉的体系——行动的独断论。按照第一种体系，要行动就必须有知识：认识产生行动。按照第二种体系，知识遵照行动的需要：行动产生认识。”^[27]毛泽东结合马克思、列宁有关“知识”的观点，全面系统地提炼了知识概念，指出：“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28]综合上述，“知识”就是人类通过实践产生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精神产品。这些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过程中凝结的精神产品及其结构性体系，形成了“知识体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演进表明，每个时代都有与之文明形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识有前人传承的知识，也有今人创造的知识。前人传承的知识积累了人们历史上对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验，今人创造的知识形成了人们应对时代问题的智慧和探索。”^[30]这从学理上说明了任何知识体系都具有时代性。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等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从奴隶时代就开始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古代印度文明孕育了“五明”知识体系。古代希腊文明形成了由“七科”构成的知识体系，加上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理论、实践、创制结合而成的知识体系，这构成了西方知识体系的雏形和框架^[2]。随着西方早期大学的建立，以培根、霍布斯、科林伍德等为代表的英国“知识”研究学者，以韦伯、舍勒、曼海姆等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研究学者，以孔德、涂尔干、莫斯等为代表的法国“知识”研究学者等，都尝试对知识体系进行改进和充实。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科学实验的研究方法，完全改变了古代以来西方知识体系的面貌，学科分支和知识研究领域越来越专业化、细分化。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创新，推动了社会科学走上分门别类的研究、建设和发展之路，西方知识体系得到极大完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形态决定知识形态。西方知识体系在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形态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将其学科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嵌入进以“六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之中，侵蚀着传统知识体系自主性所依赖的文化根基，导致传统知识体系承载的文化意蕴与价值取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传统知识体系则全盘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向西方知识体系嫁接，形成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文明形态要求构建新的知识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由于在实践探索上受苏联模式影响，理论认识更多依赖引进和模仿苏联的教材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尽管没有形成具有自主特色的知识体系，但中国已经迈入构建现代知识体系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的中心主题。“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31]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发展提供了新样本；更有符合中国实际的本质特征。自然科学界、哲学社会科学界从理论上提炼实验和实践中的独特规律、基本经验，从而构建能够突破“卡脖子”难题、摆脱国家学徒状态或依附地位、精准阐释中国建设发展与未来走向，以及为世界各国提供发展范本的知识体系，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2]习近平总书记说：“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33]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立足中国发展实际，锚定宏伟奋斗目标，围绕“正在做的事情”，从加强对“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各领域建设的分析研究”“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出发，确立彰显主体性的基本遵循(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提炼标识性的概念范畴、供给原创性的理论范式(包括逻辑框架、理论体系)，形成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反映“大党大国大发展”实际的有关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精神产品集合。基于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把握，从建构层面上说，应着力于六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面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强大渗透力，要稳住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导航仪”不乱，“方向仪”不偏，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第一个结合”，就能确保形成符合中国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坚持“第二个结合”，是为了增强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和特色底色本色，激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主动精神和自觉的主体意识。

第二，加强实践经验的知识化，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治国理政智慧转换成基础性知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然而，经验智慧不能仅停留在感性化状态，否则难以展现其真理性。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转化成“专业”知识^[34]。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党的理论认识和治国理政理念进行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研究，形成可理解、可学习的基础性知识。

第三，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探究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在科学解答中国涌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时，要及时总结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将其抽象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概念范式，把中国的特殊经验上升到普遍层面，揭示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性，使之能用于解决全球问题。

第四，兼容并蓄人类文明成果，增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全球范围的认可度和影响力。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不意味着孤立封闭，也非自娱自乐。要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包容的学术胸襟，整合、吸纳国内外优秀知识产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在国际上可沟通、可传播、可转化、可应用的知识体系，用真理的力量提高世界认同度。

第五，加强制度设计，自觉推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创新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动力，制度则为创新提供坚实保障。要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如完善原创性知识保护制度、领军人才培养制度等，以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推动自觉主动的创新创造，持续供给原创性理论，探索具有创新引领力和时代契合性的知识体系。

第六，紧跟时代步伐、因地制宜，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检验和完善自主知识体系。时代的变化推动理论的发展，理论的发展指引未来的走向，自主知识体系能否真正成为可运用的知识体系，仍需在实践中进行检测和完善。在构建过程中应把实践检验、逻辑拷问、受众接受程度的结果作为依据，不断完善思想方法、概念范畴、理论范式，自主知识体系一经形成，才能够真正立得住、说得清、讲得透、传得广。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总结中国发展经验、阐释未来发展走向，深刻解答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现实要求，应与我国社会形态相适应，坚定人民立场，突出辨识度，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共同发力，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应用水平。

第一，构建凸显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33]知识体系因国别制度、历史阶段、地理条件等不同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重塑主体性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35]。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要以中国为认识对象，理论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化总结。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巩固文化主体性，实现知识体系建构上的独立自主。“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36]，才能在赓续中华文明中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第二，构建坚持人民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坚持人民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自主知识体系要立得住，关键在于人民群众是否认同、接受和掌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样态的知识内容，既能弥合精神生活水平差距，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又能激励人民运用知识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使自主知识体系既来源于人民实践，又服务于人民生活。

第三，构建具有标识性的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33]。标识性概念“标识”着一种知识体系的“自主性”^[37]，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能简单沿用从西方知识体系中舶来的或从传统文化中挪用的概念和理论学说，而需要立足“大党大国大发展”实际，从中国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符号，从中国问题中得出答案，创造出能阐释中国实践、彰显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学说。

第四，构建展现整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从中西知识体系发展历程来看，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创新共同推进了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必然包含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个方面^[38]，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促进。自然科学领域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问题在于解决重大科学技术难题，摆脱国家学徒状态。哲学社会科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问题在于精准阐释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道路，提供自主的精神文化产品。自然科学知识能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规律性知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和价值引领。

第五，构建具有鲜明实践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脱离实际的纯理论研究，具有源于实践而生发、在实践中提炼而生成、在指导和推动实践中而证成的哲学品格。自主知识体系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要能提供行之有效的策略，充分反映“两个结合”的现实要求，既要提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符合的本土性解决方案，又要提出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性解决方案。由此构建起与具体条件、时代诉求相结合，与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自主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3]，在一定意义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两个结合”的创新版。作为浸润在伟大社会变革中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能简单从传统中、从理论中、从其他国家实践中找到现成的建构图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全面系统的长期任务，需要高度重视时代化根植的厚度、学理化阐释的深度、学术化表达的准度、系统化建设的进度和世界化交流互鉴的广度等问题。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旋律，立足世界之变的大时代，又扎根于中国之变的新时代，“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39]。我国在不同学科领域都涌现了扎根时代背景、符合时代要求、助力时代发展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40]。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31]这一重大科学命题。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些重要论述彰显了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性，增添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新时代应有的理论特质。深入观察时代、准确把握时代才能不断根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化厚度。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何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处理大国关系，在动荡中稳步推进复兴进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精准总结中国之治的宝贵经验，攻克自然科学领域“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和疏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卡嗓子”的话语堵塞，仍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未来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41]学理化阐释就是要聚焦实践中的经验智慧，通过严谨的学术方法，提升、转化为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思想，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一方面，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阐释仍需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创性论断。“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总结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六个必须坚持”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学术界对这一思想提出的重大政治命题和论断的学理支撑挖掘不够，大部分成果以理论宣传为主，对原创性贡献所蕴含的逻辑关系研究不深，尚未形成足以支撑体系化建构的学理框架。另一方面，具体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理化进程也存在短板。当前某些学科的学术研究存在以西方理论为假设前提，做西方研究跟跑者的现象，例如国内对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侧重将西方教育学的概念范畴作为立论依据，个别研究者视输入西方教育学为建构知识体系的中心工作，成为西方著作和教材的介绍者、翻译者^[42]，但其核心内容根本不符合中国实际，无法正确指导中国的教育实践；再如政治学，国内学界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仍然存在套用模仿西方理论的现象，热点议题的设定也呈现向西方追踪的惯性^[43]，难以回应中国政治实践的真实问题。这种知识依赖制约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学理化层面的深度建构，成为理论创新与学术自主的潜在障碍。

学理化阐释的深度和学术化表达的准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学术化表达准度既是深化理论研究、促进学术进步的需要，也是突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33]困境的需要。结合新时代伟大实践，理论界总结了许多突显中国风格，契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新表达。例如，习近平总书记用“全过程人民民主”高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用“新质生产力”说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44]。知识体系的学术表达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对自主知识体系诠释新现象、新问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概念供给不足是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突出问题^[45]。一是政治概念或宣传话语因学术性、学理性不足，导致人们很难正确把握其本质，相互之间存在理解偏差。这些概念、话语通常是在缺乏学理依据的情况下提出的。有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话语绝大多数主要是由政治话语引领的”^[46]，这就说明学术表达常常落后于时代发展。二是已有的学术概念现实观照力和理论统摄力不足，难以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新变局下的理论阐释需求。例如，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和要求，重新审视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并在正确把握其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符合现实的、更具体的原创性概念，是科学指导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47]。三是本土化的传统概念缺乏足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出现脱节于时代的情况。比如假若没有将传统的“天人合一”概念创造性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必将脱离时代发展现实，主体性压制和自然被动观就会甚嚣尘上，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同时，还要切忌因误解某些概念范畴，致使过度扩大其外延而失去原本的内涵。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框架，它们并非互不相干的个体，而是相互连接、分工明确的整体。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具备系统思维，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作有机统一体，协同推进^[48]。学科体系的构建能够使各个领域的知识得以系统分类，为学术体系搭建提供知识根基；学术体系的不断演进，又为学科体系的完善注入科学的理论支持；而话语体系则直接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有利于促进知识传播和学科发展，从而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化、整体化建设，构筑起科学稳固的理论大厦。除“三大体系”的系统建设外，不同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要齐头并进，最终形成包含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产品集合。目前，我国各学科各领域的知识体系都已基本形成且有了开展知识体系自主性建构的自觉和尝试，但不同学科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进度不同，存在着不平衡发展态势。

变动的国际格局和变革的中国社会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必须立足大历史观，充分吸收借鉴国外理论界提出的新观点、新理论，全方位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33]。我国始终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兼容并蓄世界各国的优秀成果，支持一大批学者走出国门留学、访问、讲学，传播中国的理论主张，同时也热情欢迎国外学者来中国开展学术交流，不断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学术界译介了大量国外优秀成果到国内，国外学者也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撰写、出版了近千本相关研究主题的学术专著^[49]。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根据2024版《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的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科技期刊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呈现上升趋势，2023年科技期刊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达到214.5万次^[50]，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为14.8万次^[51]。但原创性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比较小，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认可度较低。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扮演着“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和进口者”的角色^[52]，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实现角色转化，成为“中国发声者”，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33]。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中形成，在形成中完善，在完善中创新。面对现阶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突出问题，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做好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从实践中提炼概念范畴，做好知识成果转化以解决中国问题和全球难题，确立与国际社会交流互鉴的新的范式方法。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完善领导方式，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形成统一领导、机制健全、科学高效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工作格局。一方面，建立专门领导机构。依托中宣部设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促进局，统筹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在知识生产领域的政策联动与资源调配，确保自主知识贯穿核心课程，加强跨部门协作，破除学科壁垒。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体制机制，包括建立系统的知识生产机制、高效的知识创新激励机制、自主的学术评审机制、多元的学术传播机制。通过建立国家级知识数据中心、学科交叉实验室等学术平台，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制度，增加自主知识供给；在自发的知识生产基础之上，完善基金分配制度以激励知识创新，达到知识生产的自觉状态；对于知识成果的评价应建立以代表作评价为核心的科研评议机制^[53]，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重心应为思政引领力和知识转化力，自然科学成果评价要突出自主技术贡献力和解决“卡脖子”难题的能力。以学术成果知识化、学术表达通俗化等方式实现在国内的畅通流动，以组织参与国际学术论坛和搭建国际交流中心的方式加快中国理论“走出去”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1]，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作为核心内容和重要任务。首先，要根植现实实践，阐明原创性论述背后的理论逻辑。既要阐明原创性的理论内容，又要对理论内容的生成根据、内在关联、时代价值等进行学术解读。其次，要坚持系统观念，将条块梳理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应用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其中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多学科、分领域的条块梳理，并厘清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和体系结构，注重其理论体系支撑要素的完整性。最后，要善于运用各学科的概念、表达、方法，展现党的创新理论所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转换，让理论变通俗、鲜活，真正做到以理服人、入脑入心。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33]，这内含了构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相统一的学科要求。基于核心概念范畴提出独创性内容，能不断完善学科、学术、话语相协调的综合性体系。概念范畴的提炼要以实践为基础，从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获得感性认知，经由理性加工得到具有学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每一个概念范畴都贯通和支撑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从学科体系看，要注重提炼具有辨识度的概念范畴。独特的核心概念群是学科独立性的标志，围绕自主提炼的核心概念，可以重组或新建相关学科方向、研究领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布局。从学术体系看，要注重提炼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原创性概念范畴是构建原创性理论、学术观点、学术命题的细胞，要提炼以往研究中未被提出的，符合学术规范且有研究价值的新概念新范畴，不断夯实学术体系的创新基础。从话语体系看，要注重提炼标识性的概念范畴。概念范畴本身就是话语体系最核心的符号，要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批判吸收国外文明成果，促进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群众话语相贯通，形成更多下潜式的、原创式的表达方式。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54]，问题是理论创新的生长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场域，在其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既包含了中国本土的问题，也包含了影响全人类福祉的世界问题。解答这些问题，不能依靠单个部门或孤立的知识体系来提供答案。必须建立健全政、学、研、产跨部门知识成果转化机制，实现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与实践应用各环节的衔接。一是发挥政府部门统筹引领作用。科技部门、教育部门、经济改革部门联合设立知识成果转化的协调机构，进一步畅通知识成果转化渠道。二是健全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构建科研院所和企业适度融合发展的联席机构，互派进驻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和推进成果转化；打造产研学三位一体的创新联合体。三是完善科创平台和培养专业化人才。一方面，要构建全链条的科创服务平台。在前端布局概念验证平台，降低技术风险；在中端建立“中试验证平台”，孵化成熟技术、引领标准制定；在后端完善专业孵化平台和产业园区，促进知识成果规模化应用。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对于自然科学知识成果转化，要关注核心技术突破与应用，推动战略性产业的制度性、系统性的成果优先转化^[55]；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成果转化，要将思想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方案、治理模式。通过知识成果向实践转化，让自主知识体系真正成为解决中国问题和全球难题的思想武器。

我国积极推动中国理论走向世界，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但仍存在着中国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与世界接受度不足之间的矛盾。提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影响力，应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范式方法。首先，坚持面向中国。要打破对西方的路径依赖，研究中国实际，形成中国研究范式，建立“创造—输出”的学术研究模式^[56]。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跳出西方理论框架束缚，推进本土化案例研究，主动向世界展示和讲解中国的崛起故事和奋斗篇章；在自然科学领域，要突破西方封锁，聚焦前沿性、基础性、颠覆性技术难题^[57]，开发本土化、自主化技术范式。其次，坚持面向世界。要博采众长，不断推出世界人民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理论、思想；要加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参与度，主动设置相关研讨议题，引导国外学者参与讨论，推进文明交流互鉴，进行双向交流，形成平等多元的国际对话格局。最后，坚持面向未来。要着眼时代发展趋势，科学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充分认识、判断和定位中国在引领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不断供给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知识产品。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形成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文明形态的创造对知识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自主性要求。现阶段，我国在核心技术突破与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范畴提炼上面临着“卡脖子”与“卡嗓子”难题，其根源在于西方文化霸权所导致的知识依附。这种文化霸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中心—边缘”结构在思想领域的投射，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围，首先基于对文化主体性的重新确立。这当然包括知识维度的主体性，即确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厚植中华文明“根脉”、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通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对文明形态的系统阐释，突破西方理论的固有范畴和范式，实现知识体系从“西方中心论”向“文明对话论”转向，完成“三大体系”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跨越。取得历史性跨越的成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和体制机制，聚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主要矛盾，优化学科布局、强化跨部门合作，确立面向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范式方法，循序渐进地推动不同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相互融合。但是，如何精准地评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完整度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等问题亟待解答。

为了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未来研究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持续探索：第一，破解学科壁垒导致的知识体系碎片化，促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整合研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由不同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各组成部分不是相互孤立的，因此，要着重研究如何实现跨学科知识体系的互动互渗问题。第二，探讨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自然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之间如何同步推进，将自然科学重大成果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资源，实现知识生产的深度交叉与双向赋能。第三，构建合理的自主知识体系完整度及其适应性评估体系。建立多维、动态的评估框架，注重衡量知识的完整性，以及知识体系对关键技术突破、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文化价值认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实际支撑效能，才能做到以评促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