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ternal La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Response to Major Risks: An Investigation Centering on the Maturity of MAO Zedong Though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课题，也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内外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仅立足新时代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同时回首党的历史，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1]，强调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2]。回顾党的百余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带领中国人民跨过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还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特别是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实践中臻于成熟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关联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学界从各个角度展开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主要探寻其理论渊源、科学体系，并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分析时代价值^[3]。二是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内外风险和特征。主要面临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自然、军事等领域的风险，并“呈现出综合性、动态性、严峻性和艰巨性的特征”^[4]。三是探索应对重大风险的对策举措。主要包括强化忧患意识、提高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等^[5]。四是梳理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的百年历程。主要从百余年党史的四个时期分别展开论述^[6]。五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经验。主要从“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交互融合；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相辅相成；讲求斗争策略，坚持把握规律和善于行动有机统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全面提升”等方面来阐述^[7]。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以下简称“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8]，学界多以此为遵循，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作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9]。学界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观点，强调从思想理论的完整体系中看待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大致认同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达到成熟，初步勾勒了其思想体系的基本轮廓和雏形^[10]。针对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学界主要围绕成熟的原因、标志、理论表现、历史地位等问题展开研究。在原因上，主要从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确立、全党理论素养的提高、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和丰富实践以及延安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11]。在理论表现上，从哲学理论体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统一战线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建设理论等方面阐述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12]。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思想在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3]。1945年4月，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

关于应对重大风险与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关联，学界的探索多从个案出发聚焦历史事件，研究某一具体重大风险在毛泽东思想成熟中的作用，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系统总结。比如，有学者指出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坚定在抗战问题上的独立自主^[14]。为了反击国民党在思想上的反共倾向，中共围绕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展开论战，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15]。从1935年召开俄界会议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张国焘图谋分裂的政治危机、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围追堵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反共和加速肢解中国等一系列叠加共生的重大风险，党“应对风险、化解危机的过程，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更加成熟并走向胜利的过程”^[16]。

学界还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应对重大风险与理论创新的关系。譬如提出重大突发性事件的问题显化效应促使人们对现状进行反思，这为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17]，并进一步指出要通过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以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为契机着力推进理论创新”^[18]。关于化解重大风险触发理论创新的内在机理，学界也进行了初步探索，主要在于重大风险以极端的方式把问题和矛盾暴露出来，以特殊的方式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展现出来，以灾难的方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破坏从而促使人们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总结经验教训，紧抓规律性的东西加以理论概括和提升，实现理论创新^[19]。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可预料与不可预料的风险挑战，必须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的理论体系^[20]，坚持将时代作为理论创新的母体，在观察和把握时代的基础上解析人类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将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源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实践过程中的各类问题，破解实践困境^[21]。

综上，学界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进行了相关研究，且有学者注意到应对重大风险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对重大风险与理论创新的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从应对重大风险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角度考察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则更是少之又少，从而忽视了重大风险的历史契机对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价值。而无论是从历史本身还是其后续影响来看，毛泽东思想都是在应对重大风险中臻于成熟的。抗战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重大风险、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进程中，“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22]300，不断克服盲目性，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揭示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文章，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基于此，本文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毛泽东思想在应对重大风险中臻于成熟的影响因素，探寻毛泽东思想在应对重大风险中臻于成熟的建构路径，剖析毛泽东思想在应对重大风险中臻于成熟的理论成效，以期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规律，为新时代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借鉴参考。

抗战时期，由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转换，中国共产党面临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多种重大风险。重大风险既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又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重大风险，即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深、波及人员多、引发严重后果的风险。结合抗战时期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重大风险主要是指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发生的带有突发性、极具破坏性、造成全局性、根本性、系统性甚至颠覆性危害的风险。可以说，重大风险不仅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还威胁着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发展，使中国共产党的安定团结面临重大挑战，严重阻碍中国革命进程。重大风险的这些特性及严重危害，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中不断进行理论探索，深化理论认知，重大风险因此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泉。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重大风险具有突发性，常会以最不可回避、最直接、最紧迫、最反常的方式将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促使人们既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又要对面临的问题给予理论上的回答。如西安事变这一“暴风雨的突变”^[23]657，促使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如何化解内战危机，缓和国共两党间的紧张关系，走上抗日的光明前途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在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中国革命问题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4]的基本方针，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二是由于重大风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严重危害，不可避免地带有重要靶向作用，即在应对风险的同时，为避免或减少此类风险的发生，必须要提出能够指导长远发展的理论，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方向。如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一系列反共磨擦活动，全国各地惨案迭起，平江惨案作为“最严重的一个”^[25]，“惊动全国的大事件”^[26]591，给中国共产党以重要警醒，毛泽东在主导平江惨案善后的同时，还积极思考如何应对反磨擦事件以及如何看待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以及时做好防范，减小风险的危害性。三是重大风险往往兼具偶然性和必然性，“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27]。重大风险的背后往往掩盖了长期积累的矛盾与问题，是矛盾与问题本质作用的结果，所以在应对重大风险时，需要对风险产生的缘由和本质进行分析，揭示风险背后的规律。如王实味等讽刺延安负面现象的文艺作品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作为反共宣传材料，既加剧了延安文艺界的思想混乱，也暴露了延安文艺政策存在的问题。为维护抗战大局，解决延安文艺界的问题，规范文艺创作相关事项，毛泽东开始思考党的文艺理论与政策。

“任何理论的诞生都是特定场域的产物，有孕育它的时空方位。”^[28]抗战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必不可少的背景条件，相比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抗战时期的历史环境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看，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国共为代表的国内阶级矛盾。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的矛盾更为错综复杂。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认知：“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29]254同时，在国际上，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作为战争策源国，结成法西斯同盟，帝国主义阵营中的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则采取两面政策，更加剧了抗战时期斗争环境的复杂性。其二，抗战时期重大风险在各个方面的大规模突发，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从重大风险的起源来看，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抵抗日军侵略所引发的重大风险，还要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的一系列反共投降活动，更要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发的党内斗争。从重大风险出现的领域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的能力。抗战时期复杂的斗争环境以及全面爆发的重大风险，对党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要求。诸如如何巩固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纠正思想战线上的混乱以正确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等等。正是在解决各种重大风险、回答诸多历史课题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科学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结合斗争实践，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

从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主体来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备了较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为其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一是抗战时期，大批卓越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汇聚延安，能够群策群力共同抵御重大风险，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二是基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以及全民族抗战时期应对重大风险的现实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因而能够对抗战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回答，也更善于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将其上升为理论自觉。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具备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因此在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的过程中，注重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总结和探索，并在此过程中进行了诸多理论创作，推进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把握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契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的有益探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仅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理论，还在对既有理论追问、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并通过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建设，将丰富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推进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其所写的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22]299。毛泽东的这一论述，阐明了从应对重大风险的伟大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进而促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为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

善于抓主要矛盾，认清历史事件的本质。善于抓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前提和遵循。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29]252，因此，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历史要求，“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29]254。毛泽东的这一重要理论认知，为中国共产党分析中国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基调和指引，使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复杂尖锐的重大风险面前能够把握历史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以民族利益为重，以抗战大局为上，科学分析重大风险产生的原因、实质以及危害，制定合理有效的应对策略，并在认识和应对重大风险中总结经验教训，深化历史认知，进行理论创新。

坚持辩证思维，系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看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既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分析法的具体体现，也是有效应对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更是科学总结经验教训的应有之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30]399，系统地去考虑过去走过的路和经验。为更好地把党在历史上走过的路搞清楚，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从应对重大风险中总结正面经验，而且还重视吸取反面教训，《毛泽东选集》中的多篇文章就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31]。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辩证思维，在面对重大风险时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问题，并将中国革命多次胜利与失败的历史进行比较，特别是对失败和错误展开深刻总结与反思，才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坚持唯物史观，全面、历史地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历史观和方法论，毛泽东立足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提出了观察历史问题的“古今中外法”，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时间和空间，从中国和外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教训^[32]。基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重大风险时，无论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是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妥协分裂倾向，还是处理党内出现的重大危机，都特别注意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国革命的具体国情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宽广视野中去分析历史演变规律，总结经验教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包括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内的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各种反共磨擦事件，基于抗战大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与国内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史出发，提出了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反磨擦策略；面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危害，带领全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领导全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统一全党思想。

理论创新的本质是在新出现的事实和问题中，“在发现和克服现有理论的局限和不足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33]，既包括对现有理论的批判与查漏补缺，也包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突破性认识，进而形成理论的质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推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既得益于一些新观点的提出，也包括发现既有理论的不足之处，对其进行修正完善。

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提出新观点。抗战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了重大风险往往在产生缘由和表现样态上会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其结果也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新出现的重大风险为研究对象，针对重大风险暴露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从抗战时期一些新观点的提出来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特别是七七事变后而实施的重要战略方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为应对全国危急的局势而在文化战线上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提出的应对策略。由于一些重大风险是新形势下以新的样态呈现出来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旧例可循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抵御重大风险中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反思既有理论予以修正完善。对既有理论的追问和反思是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理论创新并不是对既有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既有理论进行理性审视，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关键，寻找既有理论中不符合新事实的部分，进而突破既有理论的桎梏，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抗战时期，对既有理论进行反思、修正和完善，既是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自觉意识的彰显。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而王明右倾错误的发展使得部分党员干部在统一战线问题的认知上存在偏差，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缺乏警惕、疏于防范，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事变的发生。在应对这一系列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经验教训，认清国共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党内存在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进行了批评，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提出一系列反顽斗争策略和方针，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真正彻底的理论都需要经历“渐次提出观点论断—内部之间形成逻辑关系—完善理论系统框架”这样一个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体系化、学理化过程^[34]，都需要具备体系化的框架和学理化的阐释。唯有体系化学理化，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才能形成结构严谨、内容完备、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理论才能够具备更为坚实的学理依据。

加强对理论观点的学理化阐释，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理论需要说明革命运动的各个方面和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35]，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抗战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重大风险时，不仅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还在提出新观点、修正完善既有理论之后，注意对各种零散性的理论观点进行系统总结，并结合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时代课题、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历史地位等对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学理化阐述，形成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核心理论”^[36]，从哲学思想、军事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文艺思想等多方面展开的内容体系，并体现在毛泽东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文献上。同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则如一根“红线”般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体系中。

在重大历史关头，以制定历史决议的形式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确定下来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解决重大问题的宝贵经验。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未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却明确表示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37]999。《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高度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卓越贡献并确立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对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系统总结和反思时，通过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路线，并在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对照中，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形成了党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基本框架的重要概括^[38]，为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9]抗战时期，面对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重大风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重大风险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促进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和前途等问题进行分析，初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并通过吸取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因未能充分利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的战略机遇而导致红军愈发被动最终走向失利的教训，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革命的急性病，指出“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29]160，说明在抗日背景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华北事变后，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不仅在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极力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而且还依据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再次对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进行思考，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对于还留在抗战营垒中的大资产阶级，毛泽东结合抗战时期与大资产阶级作斗争特别是应对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等磨擦事件的经验，指出“必须制裁反动派”^[26]575，“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26]607，即使其参加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一道抗敌，但依然是“很反动的”^[26]607。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尽管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但革命的锋芒仍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26]647，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26]647。1939年10月，毛泽东结合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拿血换来的经验”特别是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和抗战时期“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26]612以及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分裂、倒退危险，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进一步认识，进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26]606。此后，通过系统分析和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区分旧、新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政治纲领；通过总结以往的经济政策并反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富农等本可以团结的力量被推向革命对立面的教训以及应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的经验，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叶青、张君劢、蒋介石等人在政治思想上攻击马克思主义，叫嚣取消边区、取消共产党的反共舆论作斗争，毛泽东深入思考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具备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形态。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9]109、“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9]111-112等论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40]。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又接连出现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41]引发其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使毛泽东认识到清除党内错误思想的根源已迫不及待。1937年，为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通过总结以往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经验教训，以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线索，在对中国革命中的“左”、右倾错误进行哲学批判的同时，系统阐发他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诸如实践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注重矛盾特殊性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等等。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对以往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经验的总结，也为抗日战争时期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以毛泽东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为基本遵循，中国共产党不仅探索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在应对重大风险中加深了对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的认识，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体系。如，“环县事变”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下辖的环县在扩兵征粮中发生的全县性自卫军叛变事件^[42]，这种群体性叛变的事件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对此，李维汉深刻指出由于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就发展到自由打骂老百姓、任意侵犯百姓利益的地步，环县事变“就是严重的教训”^[43]。谢觉哉则针对边区运盐问题向毛泽东保证“至于‘环县事变’则不会有”^[44]。又如毛泽东在应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危机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37]929、“自力更生”“艰苦奋斗”^[45]等方针，领导大生产运动，打破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两面政策并在各地制造了诸如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环县事变、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袭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后方工作人员的重大突发性事件，毛泽东开始审慎思考统一战线政策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多次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26]539，“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26]540。对于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毛泽东在平江惨案后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26]571-572，但是对于那些真心抗日的、“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则声明要表示好意并加强团结。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顽斗争策略。皖南事变发生前，中共中央在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提出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并提醒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26]756的方针。正是在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重大突发性事变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策略予以深度思考，阐明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丰富了统一战线理论。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6]、“支部建在连上”^[23]219等方针和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批驳了党内存在的轻视游击战争、只寄希望于正规战争的观点，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战略防御、战略退却、战略反攻、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并重申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29]204的十六字诀和“根据地”的阵地条件，提出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26]436。同时，毛泽东还吸取张国焘问题的教训，明确提出“党指挥枪”^[26]547的原则，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26]546。为批评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分人士主张的“速胜论”，特别是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之后《大公报》宣扬的“准决战”^[26]442论调，以及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投降派的“抗战必亡”“再战必亡”^[26]450论调，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通过全面分析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需要经过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军队政治工作要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和“兵民是胜利之本”^[26]509的论断。皖南事变后，毛泽东还要求“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26]769，并提出“军事守势政治攻势”^[30]330的国共关系原则。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和应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风险中，毛泽东不断完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理论体系。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鉴于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闹独立性等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中共中央指出要“加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同一切个人野心的派别的无原则的破坏纪律的行动以及同生活上的腐化现象做坚决的斗争”^[47]261。毛泽东还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党的四项纪律，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26]528，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26]529。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毛泽东要求“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47]646。在干部政策上，毛泽东强调吸取张国焘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同时，在与王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共中央认识到党内仍旧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残余。张国焘、王明的错误路线给党以深刻教训，结合遵义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的“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37]799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倾向，中共中央认识到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开展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在总结党内斗争经验特别是在应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危机、张国焘和王明错误路线的基础上，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37]938的党内斗争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在应对党内各种重大风险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深了对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认识，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使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中国共产党围绕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与国民党展开激烈论战。正是在这次论战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辨了“真假三民主义”“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也就为新民主主义文艺规定了基本特征，为确立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48]。然而，由于理论认知局限，这一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存在较大偏差，特别是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在抗战紧张的局势下更为集中、尖锐地暴露在其文艺创作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则从绝对平均主义的角度对延安的一些现象进行冷嘲热讽，如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现实“似乎不太和谐”^[49]126，“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49]132，这种夸大事实、以偏概全的方式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50]。为纠正延安文艺界的偏向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阐释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并就文艺界存在的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的争议问题进行回应，还阐明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强调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从而系统论述了党的文艺思想，回答了抗战背景下“文艺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等文章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系统反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发展必将面临诸多艰巨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51]这不仅严峻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还对党的理论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多次救中国革命于水火之中，还在应对重大风险中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这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把握理论创新的“魂”和“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有效应对各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并在此过程中促进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根本原因在于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把稳航向的作用，并不断结合新的实践，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理念来分析、应对重大风险，还“赋予其以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含义”^[52]，创造出新的理论形态。譬如，借用传统文化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29]288、“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29]313和《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典故及儒家推崇的中庸思想，批判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并结合传统的知行统一观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对立、阴阳调和、相反相成等思想认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并形成“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53]的反磨擦策略；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思想阐述共产主义原理，以应对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对孔子的道德观进行批判，以与国民党的道德观作有原则的区别，批驳蒋介石大力推行的文化复古主义，并强调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时，在应对共产国际解散的重大危机回击国民党取消马克思主义论调时，强调“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54]318-319，并明确表示这种结合是一种“思想上的创造才能”^[54]3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55]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多种多样、艰难且复杂的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提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比如，针对“两个大局”下全球体系失衡、生态边界逼近与技术伦理困境^[56]等日益突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包容、交流互鉴、兼收并蓄的文明发展观，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风险挑战特别是突破美西方通过征收高额关税、技术封锁和技术垄断、抹黑中国等多种方式联手打压中国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基础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变革思维，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更主动地应对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必须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分析和解决层出不穷的重大风险，并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突破现实困境、化解发展难题，同时，还要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其作出新的诠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导向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是化解重大风险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的客观需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认识到中国国情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在此背景下抵御各种重大风险，提出各项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性的新观点新理论。基于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分裂磨擦事件的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在应对重大风险中丰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基于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危机、张国焘分裂逃跑等党内重大风险的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应对这些重大风险的过程中完善了党的建设理论；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分裂磨擦事件的应对，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军事理论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在此过程中丰富了军事理论体系。

“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57]，作为问题表露的重要方式，重大风险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时代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风险的契机，敏锐发现问题、深刻分析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新观点新思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面临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58]，这些重大风险不但危及国家安全，还有可能会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对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重大风险为切入点，精准地发现重大风险背后隐藏的“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57]，并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准问题的根源，“从繁杂问题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物的趋势性、从偶然问题中认识事物的必然性”^[59]，从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

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科学的理论主要指能够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关键进而揭示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而认识与实践的反复互动则是确认理论真伪的关键步骤。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在应对重大风险中主要体现为：在分析重大风险的根源时，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理论加以追问和反思，发现其在满足时代、实践需要等方面的不足和局限，从而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应对风险、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进行理论创新。而创新的理论还需要付诸实践，检验其是否揭示了客观规律、有效地解决了重大风险。抗战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情况下，强调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在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探索、丰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应对，成功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验证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科学性；王实味等人的文艺作品被国民党顽固派作为反共宣传材料利用引发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信任危机，触发毛泽东对文艺理论与政策的思考，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党的文艺创作进行规范，整风运动之后，延安文艺界的崭新面貌证实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性。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的过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拓展了深度和广度，从而完善了理论的具体细节层面，甚至实现了理论的阶段性质变和突破性创新。

新时代以来，国际局势面临大变革大调整，国内发展面临“四大陷阱”的考验，党的执政也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挑战，如此错综复杂交织的国内外党内外局势引发了更为艰巨的重大风险，暴露出了更多复杂的新问题，亟须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严峻性，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清除了许多党内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但是，党的建设仍旧面临着诸多风险。鉴于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我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进一步加大管党治党的工作力度。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虚无主义予以坚决反击，并于2014年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一些文艺作品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进行批判，此后又不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强调要加强“四史”的学习与教育。新形势下，面对愈加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贯穿于应对重大风险的全过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现重大风险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在解决新问题的基础上对既有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再以创新的成果不断指导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60]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更是党和国家事业成功的根本所在。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55]在此背景下，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与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历史经验意义重大。抗战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抓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契机，不仅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而且深化了党对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对于当下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聚焦抗战时期，未能以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程的整体为视角，探究应对重大风险与理论创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互动规律。为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规律，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探索党的重要历史节点和重要文献如何总结和阐述重大风险和党的理论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发展历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程，以期进一步明晰二者之间的转化机制；三是立足当下，探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把握应对重大风险的契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