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int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Rural Public Space Reconstruction

“国家－社会”是西方学界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导视角，也被中国社会学界广泛用于研究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然而，“国家－社会”在中国主要运用于规范层面，难以有效解释乡村社会变迁的复杂机制^[1]。具体来看，虽然国家政权下沉和渗透对政府政策实施起到保障作用，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但是也给既有的乡村社会秩序与乡村治理体系构成潜在挑战。国家与乡村社会难以有效实现直接对接，乡村社会也进入“强发展、弱治理”阶段。为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实现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协同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同时强调“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2]。这些政策举措旨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发展需求深度适配，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与制度保障^[3]。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国家－社会”从理论与经验角度展开批判，并开始构建替代性视角。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经常出现在公共领域^[4]，与日常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同时，中国社会学界也进行了积极探索，认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于寻求有效的治理接点，接点治理能够推进国家正式权力和乡村非正式规则融合与共生。刘锐等认为，接点治理通常发生在国家和乡村社会相交集的公共场域^[5]；颜德如等进一步指出，乡村公共空间不仅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接点^[6]。乡村公共空间是指社区居民可以自由出入，进行各种社会交往活动的空间，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居民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二是指社区内的各种制度化组织和活动形式。乡村公共空间不仅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还能将分散的个体、家庭和组织连接起来，推动社区共同体建设^[7]。然而，随着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异质性和市场化日益明显，乡村公共空间发展中出现供给短缺、功能弱化、公共性流失、过度市场化等问题，不仅加剧了乡村公共文化衰落^[8]，还使乡村集体记忆衰退，并引发乡村社会的价值、伦理和治理危机，对乡村治理与社会整合产生不利影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虽然乡村公共空间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也出现功能与形式相分离、功能碎片化和单一化等问题。究其原因：第一，乡村公共空间不仅呈现出“中心－边缘”状态，从村委会到社区边缘持续递减，且覆盖范围有限，而且政治型和经济型乡村公共空间较多，生活型和娱乐型乡村公共空间相对不足，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第二，乡村公共空间不再追求功能复合，更加趋向功能专业化，致使公共性严重流失，难以发挥公共服务、社会整合、情感寄托、文化教育等社会功能。第三，随着乡村日益原子化、个体化和市场化，很多社区居民不再对社区公共议题感兴趣，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逐渐降低。总体来看，乡村公共空间发展面临公共需求减少、资源匮乏、主体缺失、认同式微等困境。乡村公共空间衰落不仅与其功能弱化、社区居民保护意识薄弱、社会各界重视不够等因素有关，也是国家权力抽离、乡村治理能力弱化、乡村人口外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因此，要想推进乡村公共空间再造，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1)不仅要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乡村公共空间均衡与有序发展，更要体现乡村特色和符合现代性特征，并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2)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实现物质性与公共性有机统一，从而激发乡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功能，并吸引社区居民参与。(3)要充分考虑乡村公共空间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

研究表明，当前乡村公共空间发展面临结构性失衡与社会性缺失的双重困境，具体表现为主体功能弱化、功能碎片化等特征。既有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一是对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探讨相对滞后；二是未能充分关注乡村公共空间内在特征的演进规律；三是忽视了社会转型对乡村公共空间形塑作用的影响机制；四是对公共性与社会性建设的理论探讨有待深化。众所周知，乡村公共空间具有空间性和公共性两种属性。其中，空间性是物理属性，即公共场所及其物质形态；公共性是社会属性，即空间与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乡村公共空间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对象，还间接形塑着乡村治理形态与方式。因此，要想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要发展乡村经济和改善乡村生活环境，更要推进乡村公共空间再造，增强乡村社会关联，促进社会整合。

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国家和社会实现有效直接对接的方式与内容存在差异。中国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更加关注连接两者的接点^[10]，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接点治理^[11]。接点治理理论缘于徐勇提出的接点政治，他认为县政和县城分别是央地和城乡关系中最脆弱的接点部位，并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12]。受接点政治的启发，相关学者开始构建并运用接点治理研究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袁明宝用接点治理解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将接点概念从县域下沉到村组组织，并指出村组组织和村庄体制外精英相结合的接点能够有效实现国家和农民的对接。同时，他还指出重塑治理接点应成为解决乡村治理危机的关键^[13]。无论是将接点视为脆弱部位，还是强有力的连接部位，都说明接点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之后，相关学者先后把第一书记^[14]、“村民评议”制度^[15]、社会组织^[16]等纳入接点治理分析框架，并用于乡村基层扶贫与治理研究领域。这些接点被统称为功能性接点^[17]，在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形成弹性空间，能够疏解两者交互的张力。总之，只有实现接点再造，使国家正式权力和乡村非正式规则在此实现融合，实现有效的接点治理，才能推进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

乡村公共空间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接点。乡村公共空间中既有国家正式权力，又有乡村社会行动逻辑。乡村公共空间不仅是国家、社会、市场、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互动的空间，还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寻求多元主体协同共治^[18]，才能使乡村公共空间回归公共性，并成为有效的治理接点。基于此，乡村公共空间才能通过横向和纵向融合推进乡村社会“秩序”和“活力”双向生发，并促进国家和乡村社会实现有效对接。乡村公共空间作为治理接点能够实现两个目的：第一，促进乡村内源式发展。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能够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使乡村内外源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19]。第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乡村公共空间强调参与、协商与合作，在凝聚社区力量、培育公共精神^[20]、维系乡村秩序、强化乡村治理等方面均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深入研究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机制与实践路径，及其作为治理接点对多元主体互动、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推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接点治理突破了“国家－社会”二元分析范畴，在国家和社会、多元主体之间构建起互动空间，成为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一种微观尝试。接点治理不仅要关注接点的两端，更要关注接点治理的机制与过程，进而才能深入理解其运作机理与实践逻辑。而乡村公共空间不仅是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接点。乡村公共空间作为治理接点的内涵是指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在乡村公共空间这个接点上，通过多元主体互动所形塑的内在机制来促进乡村发展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因此，本研究将基于接点治理理论，深入探讨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机制与实践路径，以及乡村公共空间对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影响。

基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内涵、特征与功能，相关学者对其构成要素展开深入研究。王春光认为，社会公共空间由精英群体、民间组织、社会舆论等构成^[21]。曹海林认为乡村公共空间包含公共场所、制度化组织、制度化活动等要素^[22]。董磊明认为，乡村公共空间得以维持离不开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活动与事件、公共资源等四个要件^[23]。由此可见，乡村公共空间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公共场所，还包括社会层面的公共权威、公共活动、公共资源、公共组织等要素。本研究将沿用上述观点来分析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公共资源等构成要素及其对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影响。

乡村公共空间再造还能推进农村社区营造。农村社区营造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为保护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持续性地以集体行动处理共同面对的生活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24]。农村社区营造把“人、文、地、景、产”五类资源的挖掘和保护利用作为核心，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提升社区的产业、文化、景观生态等多元价值^[25]，帮助社区实现自组织、自治理与自发展。总体来看，农村社区营造不仅能够通过政府诱导、民间自发和社会组织帮扶，解决社区发展面临的资源不足问题，还能通过社区居民参与，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和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最终助推社会治理创新在社区落地生根^[26]，促进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27]。通过研究发现，乡村公共空间包含的四个核心要素，即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和公共资源，以及经济发展要素与农村社区营造所蕴含的“人、文、地、景、产”五个核心要素具有内在一致性：(1)公共权威——人。即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经营人际关系和提高生活福利。(2)公共活动——文。即继承与发展社区历史文化，开展文艺活动，对社区居民进行终身教育。(3)公共场所——景。即营造社区公共场所，创造生活环境和独特景观。(4)公共资源和经济发展——地和产。即保护自然环境和社区环境，促进社区产业与经济发展。因此，深入研究乡村公共空间再造与农村社区营造的关系，不仅能够推进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更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支撑。

综上所述，基于接点治理理论，将乡村公共空间作为连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接点，对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和公共资源四个核心要素进行系统分析，深入研究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机制与过程。与此同时，通过对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公共资源和经济发展五个要素与农村社区营造所蕴含的“人、文、地、景、产”五个核心要素的内在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深入研究乡村公共空间再造对农村社区营造的推进作用。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深入探讨乡村公共空间在增强乡村社会关联、促进社会整合、提升治理效能等方面的作用机制，旨在重构“国家—乡村公共空间—乡村社会”的三维互动关系，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乡村公共空间再造机制的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社会大众消费理念的转变，北京市延庆区以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大批游客。因此，该地区的很多农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是指以田园风光、农事参与、民俗体验等为主要形式，融观光、体验和认知于一体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最初往往是社区居民的自发行为，他们在旅游理念的模糊性引导下自发开展实践活动，使其逐渐呈现出制度化与规范化特征。另外，乡村旅游作为一个新的子系统，通常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把可利用的社区资源有机融入旅游经营活动之中，因此也呈现出明显的乡土气息^[28]。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帮助社区居民实现就地就业，增加传统农业附加值，繁荣社区经济，还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城乡文化交流，帮助人们留住乡愁。因此，乡村旅游社区成为农村社区的主要类型之一，乡村旅游发展也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良性实践策略之一。本研究选取北京延庆的C村、S村、Z村、Y村、G村、H村等六个代表性乡村旅游社区作为研究社区，于2023年6—8月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研。为验证研究结论并补充实证资料，于2024年8月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实地回访。实地调研中采用访谈法对村干部、旅游经营户、非旅游经营户、组织和协会负责人等进行深入访谈，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深入了解村民的乡村旅游经营活动及其对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影响。实地调研中共收集到有效案例110个，进行小组访谈36次，其中村干部6次、旅游经营户12次、非旅游经营户12次、组织和协会负责人6次。通过对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分析，深入研究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机制与实践路径及其对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影响。

通过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不仅实现了经济功能，还促进了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公共资源等社会功能的协同发展，从而推动了乡村公共空间再造。同时，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互促互进还推动了乡村全面振兴。其中，经济发展是乡村旅游的显性功能，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和公共资源的发展则是乡村旅游的隐性功能^[29]。因此，本研究将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和公共资源确定为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要素，并结合经济发展要素深入研究乡村公共空间对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影响。

(1) 公共权威的树立。村干部是村里的带头人和能人，他们在社区动员、获取外部资源、社区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推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这些活动不仅帮助他们树立了个人权威，还增强了社区吸纳能力和组织能力。(2)公共权威的认同。公共权威的树立不仅提升了村干部的能力与地位，使他们赢得村民的广泛信任与支持，还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提升了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凝聚力，以及乡村治理效能。

(1) 传统公共场所。传统公共场所分为正式公共场所和非正式公共场所。其中，正式公共场所包括村委会、戏园子、庙会等，是开展社区会议或传统公共文化活动的地方。非正式公共场所包括街道、商店、娱乐室、田间地头等，分布较为广泛，是村民日常活动与交往的地方。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这些曾经陷入发展困境的传统公共场所得以恢复与重建，重新成为传统公共文化活动展演的舞台。(2)新型公共场所。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产生了会议室、活动室、活动广场等新型公共场所，不仅为新型公共文化活动提供了展演舞台，还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

(1) 传统公共文化活动。传统公共文化活动包括歌舞表演、戏曲展演、民俗活动、手工艺制作等，主要是在传统节日开展。乡村旅游发展既促进了传统公共文化活动的复兴，使其社会功能得以重建，又成功发掘了其潜在的经济价值。(2)新型公共文化活动。村干部带领村民成立了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兴趣小组、文艺队等组织。各组织相继开展了经验交流会、发展讨论会、户外培训、茶话会、联欢会、团拜会、特色文艺展演等新型公共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公共生活，使合作、共赢、健康生活等新价值秩序得以确立，提升了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凝聚力，还吸引了大批游客关注，创造了经济价值。

(1) 特色品牌力量。乡村旅游发展提升了土特产、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促进了生产、加工、包装等活动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品牌效应并提升了附加值，推进了社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媒体宣传力量和网络传播力量。网络、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的宣传提升了乡村旅游的知名度与资源吸纳能力；手机和网络使QQ群、微信群、公众号、网站等成为传播乡村旅游信息的重要途径，扩大了其影响力。(3)社会支持力量。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体等通过投入资金，推动了社区公共设施建设；社会文艺组织帮助村民丰富了公共文化活动，增强了其艺术性与吸引力；非政府组织通过开展培训、宣传、教育等活动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观念。

(1) 促进社区产业发展。村民不仅能够为游客提供观光、餐饮、住宿等服务，还能为游客提供丰富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和特色产品。另外，特色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等活动也发展起来，促进了社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帮助村民实现就地就业。乡村旅游发展中产生了很多旅游经营户，部分非旅游经营户也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中来。另外，特色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等活动拓展了村民的就业渠道，提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乡村旅游发展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社区产业发展和帮助社区居民实现就地就业两个方面。鉴于这一观点已在既有研究中形成共识，在此不再赘述。然而，经济功能不仅在乡村旅游各层面的社会功能中都有所体现，还与社会功能实现了互促互进的效果。接下来，将从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和公共资源四个层面来研究乡村公共空间再造的实践路径，以及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

随着市场化、商品化和货币化的日益渗透，乡村社会逐渐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乡村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集体记忆不断衰退，乡村基层组织权威不断衰弱。公共权威衰弱是导致乡村无法形成有效公共空间的主要原因之一^[30]。究其原因，村民自治在制度设计和运行环境方面均面临严峻挑战，与地方秩序冲突不断，难以与乡村共同利益形成有效关联，阻碍了乡村公共权威的形成。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和日常运作均受到制约，不仅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方面缺乏组织能力，更使村治主体陷入既无体制支持又与社区居民关系松散的困境，进一步阻碍了乡村公共权威的确立。因此，要想推进乡村公共空间再造，不仅要引导乡村基层组织建设，重新树立乡村公共权威，还要将分散的个体重新连接起来。

公共权威的本质在于意志施加者与服从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公众认同构成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根据权威认同理论，权威主体需持续提升认知水平与判断能力，以此促进权威客体的自愿认同与服从。因此，权威主体必须致力于构建权威认同机制，通过赢得公众支持来夯实权威存在的社会基础。乡村公共权威是社区自我发展的产物，唯有在文化自觉中树立起来的权威和领袖才能获得社区居民的真正信赖，成为引导社区文化自觉与自我发展的航标^[31]。

起初，乡村旅游对于北京延庆很多农村来说是一种新生事物。另外，很多村民受投资和经营能力的限制，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也不高。区政府部门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决定将最有活力的村民——村干部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首批参与者，帮助他们树立公共权威，让其带动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因为村干部是村里的带头人和能人，在村里具有一定的个人权威，并赢得了村民的信服。

G村村支书李某说：“我们村乡村旅游的初期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很多村民不仅对乡村旅游缺乏认知，甚至还认为发展乡村旅游会侵害他们的利益，因此抵制发展乡村旅游。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占用土地是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正是由于村干部的广泛劝说，以及村民小组长的支持与配合，才使乡村旅游得以顺利开展，并使村民逐渐认识到发展乡村旅游的价值和积极参与。” (访谈资料：2023-08-05)

村干部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既追求经济效益，也注重获取社会性收益，包括提升社会声望、构建良好人际关系、拓展社交网络等，以此巩固其在社区中的权威地位。因此，他们都在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在社区动员、获取外部资源、社区建设等方面更是不遗余力。C村和S村村干部积极到上级部门为社区争取发展资金，推动了社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活动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建设，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Z村和Y村村干部利用“混合的公私关系”成立各种组织和协会，推动了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丰富了村民的公共生活，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G村和H村村干部通过召开会议、咨询村民意见等方式使与乡村旅游发展相关的决策具有合法性，提升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由此可见，乡村旅游发展不仅强化了村干部的治理权威，更增强了他们的社区吸纳能力，使其在社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方面的组织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获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认同，进而促成社区发展共识的形成和社区凝聚力的提升。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更促进了社会整合。

乡村公共权威的树立不仅能够提升权威主体的能力与地位，使他们赢得社区居民的广泛信任与支持，还能帮助社区积累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凝聚力，从而能够帮助社区形塑新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C村村干部为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经营培训活动，吸引很多旅游经营户参与进来。实践表明，这些培训不仅显著改善了旅游经营户的家庭环境卫生状况，提升了经营管理能力，更有效激发了其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进一步增进了干群互信关系。部分非旅游经营户则通过参与旅游经营户的经营活动，实现了就地就业，并与之建立了良好关系，从而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Z村村干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新型公共文化活动，丰富了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吸引越来越多村民参与。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村民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了他们的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还帮助社区逐渐确立新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使社区逐渐形成健康生活、生态环保与综合发展的共识。H村村主任张某说：“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村民不仅对乡村旅游发展充满信心，还对村干部越来越信任。与此同时，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也越来越强，他们不仅能够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活动，还能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治理工作、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展演等。” (访谈资料：2023-08-12)S村村支书刘某说：“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村民与外部社会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提升了探知外部世界的能力，还增强了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从而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更多新思路和新想法。” (访谈资料：2023-06-17)

公共场所是公共活动展演的实体空间，人们在其中通过与多样化的他者进行社会交往与思想交流，不仅能够获得情感支持和丰富对生活的理解，还有助于培育公共精神和社会资本^[32]。同样，乡村公共场所不仅是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展演的舞台，而且功能的有效发挥还能推进社会整合。

传统公共场所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居民在其中举行祭祀、红白喜事、集会等活动，在互动过程中接受社会化改造，建构社区秩序，促进社区延续与发展。然而，随着现代性力量的渗透和乡村公共生活的衰退，北京延庆农村的传统公共文化逐渐对村民失去吸引力，传承与发展也陷入困境，从而使村委会、戏园子、庙会等正式公共场所逐渐对村民失去吸引力。街道、商店、娱乐室、田间地头等非正式公共场所则较为分散，只能作为少数人的日常活动场所，难以对村民产生有效的聚合作用。这些变化使社区的日常运作和传统公共文化活动的展演陷入困境。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公共场所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农家书屋、党员活动室等新型公共场所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然而，北京延庆农村的这些新型公共场所普遍缺少人气与活力，利用率普遍偏低，难以有效推进社会整合。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公共场所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以村委会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状态，覆盖范围有限，且分布不均衡，导致可达性不足。二是生活型和娱乐型公共场所不足，无法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娱乐需求，对他们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究其本质，当前乡村公共场所的建设与发展更加注重空间的政治和经济功能，更加追求空间的审美价值和视觉效应，忽视了社区居民的生活需要和公共需求，导致乡村公共场所发展陷入可达性不足、公共参与缺失、社会功能弱化、公共议题失语等困境，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整合功能。

公共性是乡村公共场所的社会属性和核心属性。乡村公共场所再造应从物质空间与公共性建设两方面共同发力。乡村公共场所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可达性高、合作参与的集体行动、多元包容的空间理念、混杂复合的社会功能、公益共享的价值追求等方面。从实践层面来看，首先，政府不仅要通过制度设计、政策支持、财政投入等为乡村公共场所发展提供资源，还要制定发展规划、标准体系与考核要求，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来建设，并为他们提供必需的空间产品和服务。其次，不仅要积极引入市场资本，充分利用其资金、技术与组织优势，推进乡村公共场所发展，还要制定制度规范、参与范围与程序标准，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再次，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乡村精英的作用，使其通过资源整合、社会动员、组织协调与示范引领来促进乡村公共场所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与主体性，使他们积极关注社区公共事务和参与公共活动。总之，只有为政府、社会、市场、社区、居民构建起有效的互动平台，形成“社区反馈－政府回应－市场参与”的良性循环，才能促进乡村公共场所的公共性建设，并提升复合功能，从而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增强他们的参与积极性，推进社会整合。

公共性既是乡村公共场所的核心属性，又是乡村公共文化的核心属性。要想推进乡村公共场所再造，为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提供展演舞台，不仅要坚持共享原则，还要明确乡村公共场所的公益属性与服务导向，从而重塑公共性。具体来看，乡村公共场所再造过程中，不仅要坚持功能与形式相统一，增强实用性，还要坚持功能复合原则，提高利用率，从而才能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促进他们交流与互动，并培育公共精神。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对传统公共文化活动功能的激发，北京延庆农村的传统公共场所逐渐得到恢复与重建，村民参与其中也能够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此外，村干部与村民通过改造社区原有的实体空间，新建了会议室、活动室、文化广场等公共场所。这些场所不仅为社区会议、文艺展演等活动提供了平台，更有效促进了老年群体和妇女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这一过程不仅使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人群日益多元化，还为村民提供了新的交流话题，提高了他们参与交流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Y村村民王某说：“我们原先的主要交流内容是日常生产和生活、邻里关系等。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我们的交流话题开始围绕乡村旅游展开，主要包括经营与发展、培训与学习、广告与宣传等。” (访谈资料：2023-07-17)

由此可见，随着乡村公共场所的拓展和功能的发挥，不仅使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得到增强，形成共同的努力方向与目标，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动力，还逐渐营造出健康生活、生态保护与综合发展的社区共识，推进了社会整合与发展。

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是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所形成的，超越家庭的准制度化或制度化的集体行动，对社区的价值规范与认同具有重要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发挥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互惠、合作等功能，帮助社区积累社会资本^[33]，还能提升社区凝聚力，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

传统公共文化活动表现形式多样，且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不仅是乡村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载着社区居民的乡思，他们参与其中能够获得强烈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然而，在乡村社会原子化和个体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社区居民的合作意识与能力持续弱化，个人利益导向日益凸显，工具理性意识不断增强，致使传统公共文化活动的发展面临困境。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生计模式的转型不仅加剧了农村精英劳动力的流失，更导致公共生活空间显著萎缩，进一步制约了传统公共文化活动的传承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精英流失还会引发社会网络断裂，加速公共生活式微，对社区的社会资本积累和公共秩序建构形成双重阻碍。

在北京延庆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传统的歌舞表演、戏曲展演、民俗活动、手工艺制作等公共文化活动得以复兴。这些活动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收益，更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和核心基础。究其原因，乡村旅游要想取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具有独特性和吸引力。这种独特性只能从社区内部挖掘。而传统公共文化活动是经过世代积累与传承所形成的，不仅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独特性，还能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帮助他们留住乡愁^[34]。很多游客都说：“我们到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感受地方传统公共文化活动。” (访谈资料：2023-08-02)

由于传统公共文化活动能够为社区居民带来经济利益，所以他们的参与意识得到显著提升，并能够通过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维持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积极性。另外，乡村旅游发展还能增加社区居民与外部社会接触的机会，拓宽他们的视野和提升探知外部世界的能力。这一过程不仅能够为传统公共文化活动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想法，还能促进城乡文化融合，使社区文化的各层面发生重构。

乡村公共场所不仅是社区居民交流与互动的空间，还是公共文化活动展演的舞台。根据形成动力的不同，乡村公共场所可以分为行政嵌入型和社区内生型两类。

当下，经济理性已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支配性原则，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深化。由于村委会难以充分代表村民利益并满足其多元化需求，村民与村委会之间逐渐形成主动疏离的关系。与此同时，政府主导建设的农家书屋、党员活动室等公共场所因未能契合村民的实际需求，普遍面临吸引力不足、使用率低下的困境。这些现象表明，行政嵌入型公共场所难以有效支撑新型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客观上制约了乡村文化的发展活力。

在北京延庆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民还自发组织建立了会议室、活动室、活动广场等内生型公共场所，其不仅承载着为新型公共文化活动提供展演舞台的功能，还能促进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有助于公共议题的讨论与解决，从而能够不断丰富社区公共生活和重构乡村社会秩序。为丰富村民公共文化生活并提升其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意识，Z村和Y村村干部积极引导村民成立了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兴趣小组、文艺表演队等社区组织。村委会将村内会议室、活动室、文化广场等作为这些组织的活动场所，有效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为进一步推动组织的规范化建设，村委会为各组织配备了专职负责人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Z村村主任周某说：“各组织相继开展了经验交流会、发展讨论会、户外培训、茶话会、联欢会、团拜会等新型公共文化活动。这些活动通过文化倡导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观念，有效提升了其参与和组织公共活动的积极性，显著丰富了社区公共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各组织举办的特色文艺展演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获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访谈资料：2023-07-03)

综上所述，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传统公共文化活动得以恢复，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则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形成了良好的乡村社会环境，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建立了新的社区价值秩序，提升了社区的社会资本，为乡村公共空间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公共资源是指以实物或非实物形式存在，不能进行分割且由群体共享的资源。然而，这些特征往往会引发“公地悲剧”。乡村公共资源是构建社区公共性和公共领域的载体与基础，解决“公地悲剧”问题也是乡村公共资源治理的关键^[35]。

北京延庆农村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采取积极的策略性行动，不仅获取了特色品牌力量、媒体宣传力量、网络传播力量、社会支持力量等公共资源，还有效解决了“公地悲剧”问题，对乡村公共资源实现了有效治理。

乡村旅游发展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还使土特产、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特色产品成为他们关注的目标。很多游客都说：“我们来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除了观光和体验之外，就是品尝或购买特色产品。” (访谈资料：2023-08-08)特色产品是指某地特有或特别著名，且具有丰富文化内涵或历史渊源的产品。这种独特性是其吸引游客的主要原因。另外，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入发展，这些特色产品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生产、加工、包装等生产性活动也逐渐发展起来，推进了社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拓展了村民的就业渠道。这一过程使特色产品逐渐形成品牌效应，提升了附加值。

C村村民在特色产品销售过程中形成了合作性竞争，走向了集体理性，成功解决了乡村公共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村民冯某说：“我们在增加销售额的同时，还要共同维护特色品牌的声誉，这是我们能够持续获取经济收益的根本。因此，我们所采取的营销方式非常透明，能够有效减少冲突与矛盾。” (访谈资料：2023-06-12)这一过程不仅能够维护特色品牌的声誉，还有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社区关系，帮助社区积累社会资本。

大众传媒作为空间建构与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量，深刻影响着乡村社会空间的构建。北京延庆农村的乡村旅游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网络、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众多媒体也进行了长期跟踪报道，提升了其知名度与资源吸纳能力。另外，随着手机、网络等新媒介在农村信息传播方式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不仅成为人际交往与维持情感的中介，还能帮助村民高效传播乡村旅游信息，扩大其影响力。S村村民赵某说：“村民利用手机和网络传播乡村旅游信息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通过QQ群、微信群、公众号等发布旅游信息，这种方式较为普遍；建立网站发布旅游信息，这种方式主要是大规模旅游经营户采用；依托公共网站进行宣传，这种方式也较为普遍。” (访谈资料：2023-06-22)

随着农村社区居民与外部社会广泛接触，以及城乡文化相交融，社区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特征，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这种改变不仅加快了社区居民由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迁移，提升了他们对公共议题的兴趣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还使乡村社会场域的观念结构、关系结构与行动结构发生质变，增强了社区居民的集体意识。

乡村公共空间可以由社区内生力量推动形成，也可以在与外部社会的交流与互动中产生。其中，社会力量的作用非常明显。社会力量包括在各类社会事务中具有影响力的群体、组织和个人^[36]。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体制因素的限制，乡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中普遍存在投入总量不足、参与主体较少等问题，亟须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体、社会文艺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介入。

北京延庆农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得到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关注与支持。(1)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为C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设施建设投入大量资金，不仅拓展了社区公共空间，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还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能力。(2)社会文艺组织通过为Z村村民提供指导与帮助，不仅丰富了乡村公共文化活动，还增强了其艺术性与吸引力。这一过程促进了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发展，增强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和对游客的吸引力，经济价值得以开发。(3)非政府组织在H村开展了培训讲座、宣传活动、教育活动、养生讲座等，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观念与方式，还帮助社区积累了社会资本，增强了社区凝聚力。

虽然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出发点不同，但从性质上可以分为内驱力和外推力两类。其中，内驱力是主要动力，但外推力也不容忽视，有时甚至会上升为主导力量。因此，要发挥村委会的组织功能和提升社区自治能力，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搭建支持性平台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综上所述，社区居民不仅通过集体行动获取了丰富的公共资源，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还通过合作性竞争维护、丰富这些公共资源，从而使社区的社会资本、社区凝聚力与自治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乡村公共空间是连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接点，深入研究其再造的机制与实践路径，对重构“国家－乡村公共空间－乡村社会”的三维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接点治理理论，以北京市延庆区六个代表性乡村旅游社区为例展开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不仅实现了经济功能，还促进了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公共资源等社会功能的协同发展，从而实现了乡村公共空间再造，推进了农村社区营造。

基于公共权威、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和公共资源四个维度的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树立社区公共权威，有效提升了社区凝聚力与治理效能，促使社区居民形成共同的发展愿景；在公共空间层面，不仅实现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复兴与重构，更培育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为多样化公共文化展演提供了载体，同时促进了其经济价值的开发；在公共资源方面，不仅为社区争取到更丰富的资源供给，更通过合作性竞争机制破解了集体行动困境，从而强化了社区自治能力。研究表明，乡村旅游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在各个层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协同互促效应。

总体来看，乡村公共空间再造不仅要重视物质空间与公共性建设，还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加强社区居民参与和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具体来看，不仅要增加乡村公共空间供给数量，形成合理的结构，还要提升复合功能，满足社区居民的交往、休闲、参与公共生活等需求，帮助社区形塑新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总之，乡村公共空间再造不仅能够增强乡村社会关联，促进社会整合，还能重塑乡村治理形态与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农村异质性分化日益明显，主要存在新业态型、乡村工业型和农业型三类农村，分别占全国农村总数的5%、10%和80%左右。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解决广大农业型农村的发展问题，为其探寻合适的乡村公共空间再造路径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不同类型农村的乡村公共空间再造路径，为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