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Method

我国学者对村镇旅游业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乡村旅游是随着城市高速发展以及工业污染加重而催生出的一种旅游活动，满足了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但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许多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许多农村地区乡村旅游提供的旅游产品单一，缺乏趣味性和多样性，产品的开发程度较低^[2].范子文^[3]提出乡村旅游升级的方向是促进投资的多元化、业态的丰富化以及项目创新化，促进乡村旅游中对乡土文化的挖掘、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专业人才培育.李涛等^[4]对乡村旅游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大多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劳动报酬较低，人员流动性高，从业人员缺乏相应的培训提升机制，提出加强产业融合、政府引导支持、建立教育培训体系，以多主体的经营方式提升乡村旅游的专业性规划能力等改进措施.杜萍^[5]发现乡村旅游的资源开发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度开发、盲目开发、同质化、产品缺乏品牌性、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认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在坚持整体性、保护性以及周期性原则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并出台相关规则制度，加强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以及旅游产品品牌建设，实现对乡村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和传承.杨瑜婷等^[6]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中主体之间合作路径的演化状况进行了研究，在构建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引进了数值仿真法分析合作的影响因素，认为应引入政府担保机制、增大违约罚金，加强农村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邱慧等^[7]为研究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建立了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应对该地区的古城建筑风貌进行修缮和保护，同时也要优化景点组合扩大景点规模，提高乡村旅游中各经营业户的卫生水平和服务质量，拓宽融资渠道，统筹农村地区各行各业的发展状况，由乡村旅游带动其他行业发展.桂拉旦等^[8]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要素进行分析，认为在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初期，应注重形成自身特色，采取差异化战略积累经济基础；在开发中期，应对旅游资源采取分圈层逐步开发，在核心资源较弱的地区设计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采取共享化战略；在开发后期，主要转变为居民主导的社区经营模式，加强旅游要素与相关产业的融合，采用聚集化战略.

四川南江属于山地地形，由于复杂的地势形态、地理区位以及资源环境因素影响，该地区的村庄发展类型和程度参差不齐.为了更好地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进行研究，本研究将四川南江地区的农村发展类型进行分类，对比旅游开发型村庄与产业开发型村庄、外出务工型村庄的不同资源利用状况.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一地区的某一产业在地区GDP中的占比高于该指标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那么一般认为该地区的这一产业占经济主导地位.我们对南江地区乡村各产业发展指标进行统计，如表 1所示，其中农业部分为农业收入，服务业部分为财产性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之和，其他部分为工资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之和.本文根据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对南江地区的村庄发展类型进行划分，如表 2所示.

外出务工型村庄存在大量劳动力外流的情况，村庄内抛荒现象严重，处于该地区村庄发展的第二阶段，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产业开发型村庄的主要产业是农业生产，但作物类型主要是经济作物，有较多公司和工厂促进农业生产，处于该村庄发展的第三阶段，主要收入来源是产业收入；旅游业开发型村庄有着各自的旅游景点以及配套设施，种植作物多为蔬菜水果、经济林木等，个体经营的农户数较多，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收入^[9-10].

不同发展类型的村庄土地资源利用特点不同.旅游业开发型村庄中农业发展以旅游业发展为导向，这类村庄农业种植具有一定的规划性，通常会在旅游景点内种植观赏性作物，并且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会不断扩大景区周边地区的蔬菜种植面积，旅游景区由内向外种植作物分别为观赏性林木、水果蔬菜、粮食及其他经济作物.目前，在种植技术上更为专业化且逐渐向生态化、美观化发展，景区中心的作物为观赏性服务，用地规模大且土地集约化程度低，景区外围的蔬菜水果种植区域则用地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较高.在旅游业发展初期会促进农村土地流转，随着旅游景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旅游景区用地面积会逐步扩大，农村地区的土地流转情况将越来越少^[11].

产业开发型村庄的土地利用特点在于农业的专业化、产业化发展.种植的农作物以经济作物为主，具有非粮化特点.大多数农户将耕地流转给种植大户进行大规模种植，由专业的农业技术人员从事生产，土地集约化程度高，农作物产量高，农业生产技术较高，化肥投入减少^[12].

外出务工型村庄存在着大量的土地资源浪费情况，留在村庄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力无法负担高强度的种植作业，因此一般种植省工型作物，采用粗放型生产方式，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农药化肥用量高.另一种利用方式是直接将自家土地流转给其他人进行耕种，促进了土地的流转.

为研究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本文测算四川南江地区旅游发展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中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与其他发展类型的村庄进行比较.这里的土地利用效率是指，在单位面积的耕地上投入一定要素所获得的产出，产出越大则土地利用效率越高.在总结对比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四川南江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采用基于超越对数函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来测算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这种计算方式能够排除天气、运气等因素带来的误差.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基本计算模型为

其中，y_i代表农户i的产出向量，β₀是待估系数，x_ni代表农户i的第n个投入向量，u_i独立分布于误差项v_i，代表农户生产技术的非效率.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表示为超越对数形式为

在土地利用效率的计算中，涉及到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两部分，投入指标一般是指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方面的投入，产出指标则为农业产出效益指标，本文对指标的选取如表 3所示.

其中，产出指标采用了农户从事种植业所获得的农业收入，这是考虑到部分农户的农业产出直接用于家庭生活所需，不能直接采用农业收入表示农业产出效益；不同农户种植的作物不同，因此也不能直接采用农作物产量指标反映农业产出效益.但本研究中并不是所有农户都存在种植业收入，特别是旅游业发展型中仅有45户，这是由于大部分旅游型农户都将土地流转用于旅游业发展，并不直接从种植的作物上获得收入.

为进一步研究对农户利用土地资源造成影响的因素，笔者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这种模型可以用于部分连续分布和部分离散分布的问题进行测算.一般来说，线性回归模型为

其中，Y_i是效率值，β₀是待估系数，β^T代表未知参数向量，X_i代表不同的解释变量，i的取值范围为(1，2，…，I).

本文将影响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分为家庭情况、政策支持、劳动力状况以及耕作条件4个部分，从这几个主要因素出发选择解释变量指标；将通过前面的随机前沿生产模型计算出的技术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如表 4所示.

采用前文提到的基于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地区实际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可以把农户通过种植业获得的所有收入作为因变量(这是以土地所有产出作为因变量进行的分析，后续的解释也以此为基础)，将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土地投入作为自变量，分析技术效率，如表 5所示.Inve表示资本投入，Lab I表示劳动力投入，Lan I表示土地投入，Inve²表示资本投入平方项，Lab I²表示劳动力投入平方项，Lan I²表示土地投入平方项，Inve×Lab I表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乘积，Inve×Lan I表示资本投入和土地投入的乘积，Lab I×Lan I表示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的乘积.

从表 5中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代表种子、农药、化肥、地膜等资本投入对土地产出的影响是正向的，但这方面的投入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劳动力投入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其二次项在5%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劳动力投入对土地产出有显著影响，但投入量还有待改善.土地投入项则均为不显著，但符号为正，说明土地投入对土地产出有一定正向影响，但单位面积上的生产效率较低.

从表 6中可以看出，四川南江地区的整体土地生产效率为0.483 6，该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其中产业发展型村庄的土地利用率最高，这是由于该类村庄的物质要素投入量较高，土地集约化程度也较高，对农业发展更为重视，进行现代化产业化种植，引进资金和技术发展农业.而旅游业发展型村庄的土地利用率最低，这是由于这类农户的物质要素投入量较低，注重生态保护，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作为特色，土地集约化水平较低，大量种植生产周期较长的观赏性林木，只在种植初期对人力物力的需求量大，后期基本属于粗放型，再加上旅游开发型的农户大多将土地流转出去用于旅游业的发展，其收益获得来源是服务业，并不直接从种植的作物中获得收入，因此土地生产效率较低.

采用Tobit回归分析，对不同发展类型村庄的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7所示.

从表 7中数据可以得知，家庭情况因素对农户土地利用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劳动力状况对外出务工型村庄、产业发展型村庄以及总体的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政策支持因素对所有类型的农户土地利用效率都没有显著影响；耕作条件中的不同因素分别对外出务工型村庄、产业开发型村庄、旅游开发型村庄以及四川南江地区总体有显著影响.对旅游开发型村庄的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比以及每公顷种子投入.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越愿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同样，在旅游开发型村庄，农户获得的收入越高，才越有精力发展位于景点外围的蔬菜瓜果以及粮食作物的种植.旅游景区外围的蔬菜瓜果种植面向有机、生态农产品的受众，限制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比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劳动集约化水平上升.旅游开发型村庄的每公顷种子投入对其土地开发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旅游开发型村庄注重发展绿色健康农业，同时种植经济作物和传统粮食作物，因此种子投入的增加会对土地开发利用效率起正向的提升作用.观察耕作条件指标，可以发现农户耕地地块的平均面积在旅游开发型村庄的土地利用效率中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可能存在负向影响.这是由于旅游业开发型村庄主要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对作物种植的精细化要求较高，种植面积较小，对劳动力的要求更高.观察劳动力状况指标，可以发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指标对旅游开发型村庄的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系数符号为负，也即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可能对旅游型村庄的土地利用率起抑制作用，受教育水平越高，土地利用率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发展旅游业的农户，更愿意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和基础配套设施，将乡村旅游与其他经济效益更好的产业相结合，一方面避免旅游产品的同质化，更能吸引游客，另一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旅游收入.

对于四川南江地区而言，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从乡村旅游开发的角度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结合当地的旅游生态资源及农业资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首先是要构建健全的土地管理监督机制.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四川南江地区土地利用率受到显著影响的是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和每公顷种子投入，因此需要充分了解土地资源的用途和模式，尽可能更为高效地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实现乡村旅游中对土地流转、开发、规划、经营等多个环节的监督管理，保障农村土地使用的有序开展和长期可持续健康利用.与此同时，应当合理组合乡村旅游的土地利用模式，避免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时出现重复利用的情况.

四川南江地区对土地的利用仍然是以农业开发为主，在开发乡村旅游的同时，可以结合当地农村产业特点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保证当地农村农业经济良性发展，使乡村旅游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旅游产业来说，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本身就应当充分体现农村独特的农业风光.当前南江地区在农业开发过程中，更多体现的还是传统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作业方式.然而农村中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剩余劳动力不足，不仅影响到当地农业生产，也无法支撑该地区乡村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另外，旅游业的发展需要特殊的专业人才，实现专业化科学发展，必须根据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需求引进旅游专业人才，进行旅游开发的整体规划、市场推广、日常管理等，并要基于先进的旅游发展思路去开发南江山地的旅游产业.为了能够同时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和旅游业，要综合进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配合省市高速公路来打造地区交通网.

本文将随机前沿方法引入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构建了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四川南江地区不同开发类型村庄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力.对比了农村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村庄与其他发展类型的村庄土地资源利用特点，发现旅游开发型村庄的土地集约化程度最低，但土地利用方式更为多样化.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从家庭情况、政策支持、劳动力状况、耕作条件4个方面选取指标作为乡村旅游中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与外出务工型村庄以及产业开发型村庄的土地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作对比.采用Tobit回归分析后得到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另外两种农村发展形式相比，旅游发展型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最低，对旅游开发型村庄的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是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比以及每公顷种子投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旅游发展建议，包括提高既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利用效率，引进专业的旅游人才，大力开发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为四川南江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