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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关注，但其心理健康及行为问题仍没有得到显著改善[1-2]. 研究显示，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面临亲情缺失，更容易出现敏感、偏执和抑郁等不良情绪以及打架等行为问题[2]，且易引发生活满意度、心理安全和自我效能感较低等心理问题[3]. 也就是说，留守情境对儿童情感和人格的发展均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带来了明显的社会适应不良[4]，学界和社会需要对其身心发展过程给予更多关注.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顺应环境、调控自我或改变环境，最终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平衡的动态关系过程，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社会协调状态的综合反映[6]. 而个体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是由其社会适应能力决定的，评估个体社会适应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就应当评估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 所谓社会适应能力是指个体与社会环境中的人、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顺应或改变环境、调控自我，达到平衡和谐状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不同能力，具体包括觉察力、承受力、应对力、复原力和反思力[5]，是反映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 儿童时期的社会适应可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随后的积极行为表现[4]，减少学业压力，促进亲子关系等[7]. 而较弱的社会适应能力容易引发较低的人际交往能力、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等[6]. 换句话说，个体一生的成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深远影响. 同样，留守情境对其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未来发展均会产生显著影响[3]. 因此，准确把握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基本状况对于促进其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1]，这也是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 以往研究表明，留守儿童通常伴随了较低的家庭亲密度和消极家庭氛围[7-9]，其在人际交往、自尊水平、适应能力和心理安全感等方面均落后于非留守儿童[2-3, 9].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低于非留守儿童.
探究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对于指导预防和制定干预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探究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和核心机制.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环境因素是影响个体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中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是最重要的两个微观系统. 作为两个微观系统的核心，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和学校人际关系被广泛证实在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10-11]. 同时，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青少年获得社会支持的直接来源，来自家庭和学校的社会支持，可以使个体具有更高的应对压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9]. 实证研究显示，良好的家庭亲密度、紧密的同伴友谊以及和谐的师生关系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4-6].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将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同时进行探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家庭人际关系和学校人际关系均能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
然而，不同环境及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区分不同人际关系的作用差异有助于准确把握不同情境的共同作用机制. 以往研究探讨了不同人际关系对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相对作用差异[10, 12]，本研究则关注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以及儿童发展过程中不同人际关系影响作用的变化. 有研究发现，家庭关系相较于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更能够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和生活满意度[13]. 留守儿童与父母的联系频率能正向预测其社会适应水平[14]，在儿童青少年不断发展的社会网络中，家庭环境对其身心发展的作用十分突出. 但发展情境理论[15]强调，随着儿童发展，学校环境逐渐代替家庭环境成为儿童发展的主要生活环境. 有研究发现，师生关系对初中阶段学生学校适应的影响大于亲子关系，而亲子关系的影响又高于同伴关系[16]，一项国外的追踪研究显示，同伴关系比家庭关系更能够预测儿童中期的社会适应[11]；对高中阶段的学生，师生关系对其内外化问题的影响远高于亲子关系[12]. 这些存在争议的实证研究结果提示我们，随着儿童年龄的发展，人际关系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也是发展变化的，需要更多研究加以明确.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3：家庭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显著高于学校人际关系，在儿童发展的不同年龄阶段，二者具有不同的差异程度，学校人际关系的作用会随着儿童年龄增长不断增大.
除明确不同人际关系对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作用的影响大小外，揭示人际关系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心理机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两者的关系. 个体-情境交互理论[17]指出，个体因素会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从而影响个体发展. 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个体因素，个体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的共同塑造，进而作为近端因素影响个体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等结果变量. 因此，基于个体-情境交互理论，本研究提出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是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影响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关键心理机制.
首先，自尊是自我系统的核心成分，是个体对自我和自我价值的整体态度、评价和信念[18]. 高自尊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学习工作、人际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10, 19-20]，而低自尊往往伴随个体的较高攻击性、较低亲社会行为以及较少的社会联结等[21-22]. 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sociometer theory)[23]则明确提出自尊是个体的人际关系是否得到满足的内在表现，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满足留守儿童积极的社会认同需求，为其提供情感支持，有助于其高自尊水平的建立[10]. 来自老师和同伴的积极支持，可以提高个体自尊水平[12]，塑造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概念. 而缺乏家庭支持可能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孤独和不安全感，从而影响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和自尊. 自尊与社会适应能力也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有研究指出，培养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如高自尊等，能够有效改善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12, 24-25]. 高自尊[26]是社会适应的保护因素之一[20]，高自尊个体有更多的心理资源，更倾向于积极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知，能够为其建立更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提供有利条件. 此外，自尊被广泛证明在心理素质和社会支持[26-27]等因素对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自尊与人际关系也被证实能够交互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10]. 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经验证据，本研究提出假设4：自尊能够中介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其次，生活满意度被定义为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是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19, 28]，与个体的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状况等密切相关[29]. 支持性的社会网络和积极的家庭环境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13]，父母与青少年的积极联结有助于减轻其社会心理压力[4, 13, 26]，并能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作用. 良好的学校氛围和较高水平的学校联结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关联[31]. 同时，张玉青等[28]研究表明，较低应答率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会导致较差的生活满意度，从而造成中学生学校适应不良. 因此在留守儿童人际关系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作用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本文提出假设5：生活满意度能够中介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此外，自尊作为青少年主要的心理资源，是生活满意度最重要的预测指标之一[26, 29]，高自尊能有效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是促进儿童积极情绪发展的保护性因素[24]. 一方面，横断研究和追踪研究均发现高自尊能显著正向预测儿童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 例如，李白璐等[25]研究发现自尊在初中三年均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自尊还能调节抑郁和自我怀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19]. 此外，张林等[32]发现自尊会中介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影响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在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和维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6：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在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生态系统理论和个体-情境交互理论相整合的理论框架指导下进行. 第一个目的是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 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嵌套模型比较，考察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影响及相对作用大小. 第三个目的是构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考察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在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从人际关系、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三个关键层面揭示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联动过程，帮助留守儿童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培养积极的心理素质，为其全面发展和心理健康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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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方便取样法于2022年5月对重庆市两个区县3至6年级的20 431名小学生，以及7至12年级的18 371名中学生，共38 802名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根据真实性筛查剔除无效被试，最终获得有效问卷共计37 65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03%. 其中，男生19 176人(50.93%)，女生18 475人(49.07%)；独生子女15 345人(40.80%)，非独生子女22 306人(59.20%)；农村人口5 736人(15.23%)，城市人口31 915人(84.77%). 被试的年龄在6~19岁(M=12.43，SD=2.89). 所有被试中，6 930名学生为留守儿童，占总人数的18.41%. 其中，男生3 618人(52.21%)，女生3 312人(47.79%)；独生子女2 720人(39.25%)，非独生子女4 210人(60.75%)；农村人口2 046人(29.52%)，城市人口4 884人(70.48%). 留守儿童被试年龄在6~19岁(M=13.75，SD=2.93)；3至6年级1 734人(25.02%)，7至12年级5 196人(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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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了性别、年龄、年级、独生与否和家庭居住地5项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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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张文新等[33]根据Olson编制的家庭适应和亲子亲合评价量表修订的亲子亲合量表中文版，包括父子亲合与母子亲合两个分问卷，各有10个项目(例如“我与父亲/母亲彼此感觉非常亲近”)，采用Likert-5点计分，1表示“几乎从不”，5表示“几乎总是”. 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值越高代表被试的亲子关系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其中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8和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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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Bear编制的特拉华学校氛围量表中文版[34]中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分量表，师生关系(“老师们喜欢他们的学生”)和同学关系(“学生们彼此相互尊重”)分量表均包括5个项目，采用Likert-4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4表示“非常同意”. 计算各题项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越好.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其中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和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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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刘丽等[5]编制的社会适应能力问卷，该问卷共30个条目(如“我会反思自己对于困难的承受能力”)，包含觉察力、承受力、应对力、复原力和反思力5个维度. 采用Likert-5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适应能力越强.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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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王萍等[35]修订的Rosenberg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RSES)中文版，共10个项目(如“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1表示“非常不符合”，4表示“非常符合”. 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自尊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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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生活满意度问卷(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中文版[36]，共5个项目(如“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都接近于我的理想”)，采用Likert-7级评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 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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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通过问卷星在线收集. 在学校主管部门和被试家长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所有被试自愿完成在线问卷测试. 采用SPSS 26.0对调研数据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Harman单因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共析出2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首因子的解释率为32.51%，小于临界值40%. 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Mplus 8.0进行直接效应、嵌套模型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1.1. 被试
1.2. 研究工具
1.2.1. 人口学特征
1.2.2. 家庭人际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
1.2.3. 学校人际关系(师生关系、生生关系)
1.2.4. 社会适应能力
1.2.5. 自尊
1.2.6. 生活满意度
1.3. 施测程序与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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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如表 1所示，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总分和各维度分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基于6 930名留守儿童的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Pearson相关分析来检验所关注变量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系数. 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留守儿童的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自尊、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能力显著正相关，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能力显著正相关，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能力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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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6 930名留守儿童的数据，使用Mplus 8.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效应及相对大小.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协变量后(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和独生与否)，直接效应模型的拟合良好(χ2=2126.302，df=56，CFI=0.948，TLI=0.933，RMSEA=0.073，SRMR=0.047)，其中，家庭人际关系(β=0.473，p＜0.001)和学校人际关系(β=0.232，p＜0.001)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采用嵌套模型比较的方法，限定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儿童社会适应能力预测系数相等，得到竞争模型M2，M2与直接效应模型M1相比的变化量为Δχ2(1)=53.853，p＜0.001，说明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预测作用差异显著，家庭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高于学校人际关系.
此外，分别对不同学段留守儿童进行分析后发现，小学阶段的家庭人际关系作用显著(β=0.374，p＜0.001)，而学校人际关系作用不显著(β=0.110，p＞0.05)，两者差异显著(Δχ2(1)=67.275，p＜0.001)；初中阶段的家庭(β=0.447，p＜0.001)和学校(β=0.264，p＜0.001)人际关系作用均显著，两者差异仍显著(Δχ2(1)=6.160，p＜0.05)；高中阶段的家庭(β=0.370，p＜0.001)和学校(β=0.285，p＜0.001)人际关系作用仍均显著，但两者差异不显著(Δχ2(1)=3.390，p＞0.05)，详见图 1. 这一结果似乎表明，留守儿童早期阶段，家庭人际关系是社会适应能力的主要预测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校人际关系的作用逐渐凸显，直至与家庭人际关系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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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Mplus 8.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协变量后，链式中介模型M3拟合良好(χ2=2823.509，df=76，CFI=0.942，TLI=0.924，RMSEA=0.072，SRMR=0.051).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Bootstrap检验，重复取样5 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估计，若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表明间接效应显著.
Bootstrap结果如表 3所示，留守儿童家庭人际关系对社会适应能力的总间接效应为0.324(p＜0.001，95% CI[0.300，0.347])，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7.78%. 留守儿童学校人际关系对社会适应能力的总间接效应为0.075(p＜0.001，95% CI[0.054，0.093])，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2.33%，具体效应分解见表 3.
由图 2可见，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不仅单独在留守儿童的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间起中介作用，而且二者还在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
2.1. 社会适应能力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2.2. 家庭与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效应检验及比较
2.3.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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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深入考察了留守儿童的家庭与学校人际关系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及内在机制. 首先，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与假设1相符，同时也与诸多实证研究相一致[3, 9, 24]. 来自家庭及学校人际关系的关怀和支持，构成了留守儿童的主要社会支持系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显著正向相关[13, 26]. 良好的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使得留守儿童有足够的心理资源，因而能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然而，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父母的缺席会导致其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正面的榜样和指导，没有适当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因此，他们相对缺乏情感支持和心理安全感[2-4]，难以与他人建立牢固的情感联系，在表达自我和理解他人等社会适应方面存在困难.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38]强调，在社会环境满足个体关联性心理需求时，个体将建立并发展起对自我及他人的安全感，积极的人际关系能够满足儿童根本的心理需求，由此促进其个人成长并逐渐提升幸福感，进而有效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 众多研究表明，家庭(父子和母子关系)和学校(师生和同学关系)人际关系都能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6, 8, 12]，这也与本文的假设2相一致. 这或许可以归因于那些在家庭和学校中建立了良好人际关系的留守儿童，当他们面对社会的挑战时，能够有效、及时地获取社会支持和反馈，从而更加顺利地适应社会环境.
同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家庭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显著高于学校人际关系，而随着学段的增加，学校人际关系的影响由不显著逐渐变得显著，并发展至与家庭人际关系同等重要的程度. 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 这一结果表明，无论是一般青少年还是留守儿童，亲子关系在个体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 个体其他人际关系的形成及对这些关系的反应往往源自最初的亲子关系[8, 39]. 因此，总体来看，家庭关系的作用更大，这也与Bowlby依恋理论的观点相符[30]. 然而，长期的父母缺位，可能会使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沟通和关系质量在其初高中阶段降至较低水平，亲子关系在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和身心成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39]. 此类情况下，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在引导和陪伴儿童成长过程中显现出重要的影响力，涵盖了心理健康、学校和社会适应等多个关键领域[4, 11, 16]，因此，学校人际关系的作用不断增加. 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家庭和校园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见解，加深了发展情境理论对不同微观环境系统作用变化的内涵.
为了进一步探究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内在机制，我们首先探究了自尊的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自尊在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支持. 与自尊社会计量器理论相一致，自尊与行为适应密切相关，高自尊能让留守儿童体会到个人价值感以及群体接受感，使其更容易获得群体认同[24]，进而强化其社会适应能力. 自尊水平高的留守儿童通过对自己的积极评价，能更从容、自信地参与社会活动并面对社会挑战.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生活满意度在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假设5得到验证. 与父母、师生和同学的关系越紧密，留守儿童越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留守儿童在留守情境中由于与父母长期分离所带来的社会压力，缓解其孤独感，弥补其情感缺失并提供情感满足感[27]，从而有效地提高其生活满意度[22]. 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学校环境作为留守儿童的重要环境因素，有助于留守儿童产生更多的正向情感和积极情绪体验[3, 13]，满足其基本心理需求，进而持续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
最后，我们还发现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在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之间起显著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的假设6得到支持. 与个体-情境交互理论相一致，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自身因素，在家庭和学校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而来，进而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发展. 自尊的高低作为重要的个体内在因素直接影响着留守儿童对自己的信心和积极态度[19, 25]，在良好的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下发展出高自尊的留守儿童更可能体验到愉悦和满足，在面对留守环境和生活的挑战时保持乐观和坚韧，从而使其生活满意度得到提升，适应能力[3, 24, 27]得到增强.
本研究拓展了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个体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在探讨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之间的作用机制上做出了独特贡献，有助于从情境因素和心理资源两方面理解留守儿童的发展情况. 留守儿童鲜明的亲子关系缺失状态造成其社会支持网络不足，亲子沟通、家庭支持都可能影响留守儿童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留守儿童与父母交流较少，导致其在向父母寻求关联性的心理需求时无法得到满足，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产生直观的不利影响. 同时，校际人际关系并不足以全面取代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家庭人际关系发挥的多重功能，亲子关系仍占据主要地位. 研究结果启示我们，绝不应忽视家庭人际关系在塑造留守儿童心理与行为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留守儿童父母应保持与留守儿童的情感联系，传达关爱和支持；此外，学校、家庭以及教育者应积极关注孩子的内在情感需求，提高其自尊水平；同时通过增强人际关系、改善教育环境等提升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从而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
但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其他研究一样，一方面，我们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但横向设计仍然存在着推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困难，未来需要通过纵向研究进一步检验；另一方面，自我报告法存在社会赞许效应等偏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主体报告等方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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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低于非留守儿童.
(2) 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其社会适应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家庭人际关系的总体作用大于学校人际关系；但随着年龄的发展，学校人际关系的作用逐渐提升.
(3)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在留守儿童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中起单独中介作用.
(4)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在留守儿童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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