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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竞争压力日益加剧，我国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变得愈加复杂，且“低龄化”的趋势已延伸至小学生群体[1]. 一项最新的有关我国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分析研究表明，抑郁和焦虑是影响我国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2]. 小学生在童年期常伴有抑郁和焦虑情绪，会增大其成年期患抑郁和焦虑障碍的风险[3]. 抑郁和焦虑障碍不仅会导致个体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4-7]，还会损害个体的身体健康[8-9]. 研究者建议应尽早干预，尤其是在个体第一次出现抑郁和焦虑障碍时，进行相应的心理干预[10-12]. 因此，探究小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原因至关重要.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人的心理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3]. 在环境因素方面，对小学生而言，家庭是比学校更为重要的微系统，将直接影响小学生的心理发展[13]，而家庭亲密度与其他家庭变量相比，更能衡量家庭的整体氛围，是反映家庭和谐程度的综合指标[14]，将直接影响小学生的情绪状态. 个体因素方面，心理素质作为小学生重要的内在积极心理品质，对其适应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小学生抵御负性情绪的关键因素[15]. 另外，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环境因素对个体因素具有塑造作用，影响着个体心理品质的形成[13]. 因此，本研究将从环境因素(家庭亲密度)出发，经由个体因素(心理素质)探究家庭亲密度对小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家庭亲密度(family cohesion)是指个体觉察到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程度[14]. 家庭亲密度与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存在紧密关系. 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较低，容易导致个体出现抑郁和焦虑情绪[16-17]. 有关小学生家庭氛围与抑郁和焦虑的研究也表明，在良好的亲子关系和父母关系环境下成长的小学生抑郁和焦虑水平较低[18-19]，而在不良的亲子关系和父母关系环境下成长的小学生则会体会更多的孤独感和抑郁情绪[20-21]. 不过，以往研究虽探讨了家庭亲密度与抑郁和焦虑的关系，但较少涉及小学生群体. 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家庭亲密度与小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关系，并提出假设1：家庭亲密度负向预测小学生抑郁和焦虑水平.
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 suzhi)是指个体以生理条件为基础，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为稳定的、基本的、内隐的，具有基础、衍生和发展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发展和创造行为紧密相连的一种心理品质[22]. 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指出，个体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心理健康[23]. 心理素质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一种内在积极因素，不仅可以在疾病的发展中起直接作用，还起着关键的间接作用[15]. 实证研究也表明心理素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水平[24-25]. 此外，心理素质作为一种内在心理品质，其形成和塑造离不开个体先天的生理基础和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交互作用的影响[23]. 家庭作为个体最早接触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体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亲近的家庭成员关系有利于促进和培养个体的心理素质[26]，而不良的家庭氛围则能够负向预测个体的心理素质水平[27].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与小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此外，以往研究表明心理素质的3个维度(认知品质、个性品质、适应品质)在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的关系中其个性品质维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认知品质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28]. 说明心理素质的不同维度在家庭因素与不同的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存在不同. 小学生的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与中学生之间存在差异，且抑郁和焦虑实质上也是两种不同的负性情绪. 因此，本研究推测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亲密度与小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关系中可能发挥不同的中介作用，以此进一步确定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和焦虑的关系中的作用，为小学生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心理干预提供实证支撑.
综上，本研究以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亲密度对其抑郁和焦虑的影响，并以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和焦虑关系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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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对西南地区12所小学的4~6年级学生进行网上在线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3 8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 493份，有效回收率91.92%. 其中男生1 706名(48.80%)，女生1 787名(51.20%)，年龄范围8~13岁，平均年龄(9.87±1.41)岁，独生子女1 613人(46.18%)，非独生子女1 880人(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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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中文版[29]测量小学生的抑郁水平. 量表采用4点计分：0~3分别代表“没有” “有几天” “一半以上的时间” “几乎天天”，共计9个题项. 本研究使用均分反映抑郁水平，得分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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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七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30]测量小学生的焦虑程度. 量表采用4点计分：0~3分别代表“没有” “有几天” “一半以上的时间” “几乎天天”，共计7个题项. 本研究使用均分反映焦虑水平，得分越高，表明焦虑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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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家庭亲密度量表》[31]测量小学生的家庭亲密度. 量表采用5点计分：1~5分别代表“不是” “偶尔” “有时” “经常” “总是”，共计16个题项. 本研究使用均分反映家庭亲密度的高低，得分越高，表明家庭亲密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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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32]测量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及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3个维度. 量表采用5点计分：1~5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有些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共计27个题项，每个维度各9题. 本研究使用均分反映心理素质水平，得分越高，表明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及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4，0.91，0.8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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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差异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Hayes[33]开发的PRO-CESS3.3插件中的Model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依据叶宝娟等[34]推荐的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回归系数显著性.
1.1. 对象
1.2. 工具
1.2.1. 抑郁量表
1.2.2. 焦虑量表
1.2.3. 家庭亲密度量表
1.2.4. 心理素质量表
1.2.5. 数据处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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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用SPSS 26.0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8个，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26.42%，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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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抑郁和焦虑在性别、独生子女情况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结果如表 1所示，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t=-3.95，t=-5.49，t=-4.49，t=-5.86，t=-5.18，p＜0.001)，而抑郁和焦虑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t=-2.93，t=-2.95，p＜0.01)，因此将性别和是否为独生子女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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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抑郁和焦虑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2所示，家庭亲密度与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显著正相关(r=0.43~0.52，p＜0.001)，而与抑郁和焦虑显著负相关(r=-0.40；r=-0.34，p＜0.001)，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与抑郁和焦虑显著负相关(r=-0.41~0.22，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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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到各变量计分方式的不同，所以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随后将家庭亲密度作为自变量，抑郁和焦虑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分别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和焦虑(β=-0.39，SE=0.02，p＜0.001；β=-0.34，SE=0.02，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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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和焦虑的中介作用，将家庭亲密度作为自变量，抑郁和焦虑作为因变量，心理素质作为中介变量分别构建模型1和模型2，其次将心理素质各维度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模型3和模型4.
由图 1和表 3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家庭亲密度→抑郁”的直接路径显著(β=-0.25，SE=0.02，p＜0.001，95%CI：-0.29~-0.22)，“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抑郁”的中介路径显著(β=-0.14，SE=0.01，p＜0.001，95%CI：-0.16~-0.12)，以上路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说明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5.90%；在模型2中，“家庭亲密度→焦虑”的直接路径显著(β=-0.24，SE=0.01，p＜0.001，95%CI：-0.28~-0.21)，“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焦虑”的中介路径显著(β=-0.10，SE=0.01，p＜0.001，95%CI：-0.12~-0.08)，以上各路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说明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和焦虑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41%.
此外，在模型3中，“家庭亲密度→抑郁”的直接路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β=-0.10，SE=0.01，95%CI：-0.12~-0.08)，说明家庭亲密度与抑郁的直接效应显著. “家庭亲密度→认知品质→抑郁”的中介路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包括0(β=0.02，SE=0.01，95%CI：-0.01~0.04)，说明认知品质在家庭亲密度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家庭亲密度→个性品质→抑郁”和“家庭亲密度→适应品质→抑郁”的中介路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β=-0.07，SE=0.01，95%CI：-0.10~-0.05；β=-0.10，SE=0.02，95%CI：-0.10~-0.07)，说明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在家庭亲密度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显著，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3.59%. 在模型4中，“家庭亲密度→焦虑”的直接路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β=-0.23，SE=0.02，95%CI：-0.26~-0.19)，说明家庭亲密度与焦虑的直接效应显著. “家庭亲密度→认知品质→焦虑”、“家庭亲密度→适应品质→焦虑”和“家庭亲密度→个性品质→焦虑”的中介路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β=0.04，SE=0.01，95%CI：0.02~0.07；β=-0.07，SE=0.01，95%CI：-0.10~-0.04；β=-0.09，SE=0.02，95%CI：-0.12~-0.06)，说明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在家庭亲密度与焦虑间的中介作用显著，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5.29%.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2.2. 差异检验
2.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2.4. 家庭亲密度对抑郁和焦虑的预测作用
2.5. 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和焦虑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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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显著负向预测小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家庭亲密度越高，其抑郁和焦虑水平越低. 此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说明家庭亲密度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且与以往研究的结果相一致[25, 35]. 家庭亲密度能够反映家庭氛围的融洽程度，是家庭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36]. 家庭亲密度越高的小学生越能够感受到来自父母提供的安全感[37]，在遭遇挫折和难题时他们也愿意去寻求父母的支持和庇护，因此，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更易得到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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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也可以通过心理素质间接预测小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即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和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2，显示了心理素质对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作用. 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模型认为，心理素质既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又受诸如家庭等环境因素的影响[23]. 在小学生的家庭中，家庭亲密度反映了其家庭功能的效用和家庭氛围的和谐，对小学生的心理素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26]. 此外，心理素质的作用机制模型认为，心理素质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增益保护作用[15]. 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提高小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38]，从而使小学生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产生较少的抑郁和焦虑情绪.
本研究还发现，家庭亲密度具体可以通过心理素质的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维度间接影响小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此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对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良好的家庭亲密度体现了良好的家庭功能[36]. 一方面，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持和关心塑造了小学生优良的个性品质，另一方面，友爱和睦的家庭氛围则增强了小学生的适应品质[38]；两者的发展使得小学生拥有了更强抵御抑郁和焦虑情绪的能力，在产生两种负性情绪后也能更快调节自己，摆脱它们带来的困扰. 此外，结果表明，认知品质在抑郁和焦虑中的中介作用不同，具体表现为认知品质在家庭亲密度和抑郁的关系中中介效应不显著，而在家庭亲密度和焦虑的关系中中介效应显著. 认知品质不能在家庭亲密度和抑郁的关系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的原因可能是小学生认知品质对抑郁的影响还受到其他潜在变量的影响，如应对方式等[24]，这可能掩盖了认知品质对抑郁的显著预测作用. 而认知品质能在家庭亲密度和焦虑的关系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的原因可能是良好的家庭亲密度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认知品质[38]，但也使小学生对于自我和生活事件等问题思考得更多. 与青少年相比，小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低、方法更少，且情绪调节的策略也不及青少年[39]，所以他们不能像青少年那样较为容易地获得问题的答案，同时也不能运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帮助自己减少或消除焦虑情绪. 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难免给小学生带来了压力，从而使他们产生了焦虑的情绪. 认知品质在抑郁和焦虑中的中介原因不同，说明抑郁和焦虑实际是两种不同的负性情绪，在未来有关负性情绪的研究中，应该将抑郁和焦虑进行分别考虑，而非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究. 另外，本研究发现小学生心理素质中的个性品质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而程刚等[28]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表明个性品质在两者关系中不具有中介作用. 这说明心理素质维度的作用存在发展上的差异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在探讨心理素质各维度的作用时需将个体的学段差异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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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小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偏高[2]，因此，寻求降低和消除小学生抑郁与焦虑情绪的方法具有实际意义.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降低小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情绪. 一是从提高小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入手，家庭成员之间可以通过增加交往的频率和投入，来加强彼此间的情感联系，以达到减少情感差距的效果，从而让孩子觉得有支持、有依靠、有勇气，不怕面对负性情绪. 具体来说，父母可以通过与孩子共同参与活动来提升家庭密度，比如定期进行聚餐、游玩、谈心等. 二是从提高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入手，学校要根据小学生情绪发展特点进行相应的素质教育，在提高小学生情绪认知能力的同时教给他们更多且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以此帮助小学生抵御负性情绪. 此外，根据本研究结果，在小学阶段，家长和学校应该更重视孩子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的培养，不要只单单注重孩子认知品质的培养，因为这样更有助于减少小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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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研究基于横断数据，难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通过纵向追踪研究以进一步确定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抑郁和焦虑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本研究虽选取小学生作为研究群体，但未与其他学段进行比较，无法判断该研究结果对于不同学段的学生是否具有推广性. 因此，未来可以同时抽取各个学段的学生来验证心理素质及其各个维度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最后，本研究变量的测量仅限于自我报告法，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学生、家长、教师同时作为信息提供者，从多主体角度全面考查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和抑郁、焦虑之间的关系.
3.1. 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与小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关系
3.2. 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
3.3. 教育启示
3.4. 不足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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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庭亲密度负向预测小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 ②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与小学生抑郁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心理素质的认知品质维度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但在家庭亲密度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心理素质的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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