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ogic Rationality of CPC's Idea of Rural Governance Empowered by Farmers' Education

“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1]，而乡村则是“三农”问题的生发根基，乡村治则九州宁。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2]。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挑战及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前提基础之上，乡村治理根基是否夯实，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而探索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的有效之策则应以史为鉴、以史明理，努力开创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这既是正确理解乡村治理历史经验的学理基础，又是科学指导当下乡村治理实践的现实要求。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乡村治理实践史，不难发现，乡村治理问题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和最底层根基^[3]，而且还会受到农民教育实践水平的掣肘。由此，中国共产党如何组织领导农民教育，以及农民教育如何成功赋能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这一赋能过程的逻辑理路又该如何呈现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和科学阐释。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已有一些文献分别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学科视野等对党的乡村治理实践进行了探讨。燕连福等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4]，贺东航探讨了延安时期党的乡村治理经验^[5]，张毓辉分析了乡村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传播^[6]，秦中春等论述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政策演变与未来取向^[7]，等等。相关研究成果得出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迈进”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8]、乡村文化治理应“通过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积极培育乡村文化社会组织等方式，走协同共治之路”^[9]、“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目标、多组织共同参与、克服乡村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制度法律政策的变革与创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体现”^[10]、“村民自治作为以农民为主体的治理形式，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形式”^[11]等研究结论，拓展了乡村治理的研究领域，夯实了农村区域发展学科知识的理论根基，提高了新时代乡村治理工作的实效性。但是，这些研究结论，有的是从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角度进行考量的，有的是从主客对立的“二元论”逻辑进行推理的，较少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的本体性价值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出发，也较少从教育角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农民教育维度来探讨乡村治理。

农民教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本文以下简称“农民教育”)，在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赋能作用。第一，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或领导的对在农村地区从事与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已构成生产力因素的成年人所进行的教育”^[12]，其“政治性、社会性”特征明显。第二，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是一种横跨多领域的“社会性”特征鲜明的教育类型，这一“跨界性”使得农民教育具备“赋能”乡村治理的多样实践资源^[13]。

为了更好地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系列全会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立足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实际，紧扣农民教育促进个体成长、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等功能，以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有关乡村治理的重要政策文本和研究文献为依据，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变迁历程，挖掘其重大成就，阐释其深远影响，揭示其逻辑理路，既是书写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促进“落后就要挨打”之历史性难题解决、“贫穷就要挨饿”之发展性障碍清除和“失语就要挨骂”之时代性挑战应对的应然要求，也是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三治融合”治理目标的必然选择，更是阐释新时代乡村治理未来怎样才能可持续成功发展的科学遵循。

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重启、延续并大大推进了100多年前已经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进程”^[14]，使党在“乡村治理领域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15]。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组织开展的以农民运动为表征、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变革，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人民公社为依托、以“政社合一”为格局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等为渠道、以“乡政村治”为愿景的乡村治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抓手、以乡村全面振兴为蓝图的“三治融合”壮举，虽然其“历史背景、价值导向、目标任务、制度安排、政策要求、治理绩效各不相同”^[10]，但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治理中的农民民生问题，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及有效解决手段的农民教育，始终都是农民依此达到自我境界升华和全面发展目标，促进乡村事业发展、实现“农民自身现代化和文明化之内在要求”^[16]128-129的教育手段。由中国共产党人参与或组织领导的农民教育，对乡村治理发生增熵或减熵等赋能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效率和质量，其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具备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能够基本反映乡村治理的变迁轨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根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为保证这一根本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之时起，就十分重视通过对农民进行教育赋能“耕者有其田”治理目标的实现。这一由中国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农民教育，始终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唤醒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缓解了农民在乡村政治中的弱势地位。

北伐战争前后，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家权力的日益下沉，致使农民负担越发沉重，乡村经济衰败，乡村失序严重。为彻底扭转这种乡村治理窘况，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乡村革命和建设的艰苦探索，制定了《农民问题决议案》(1923年)、《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等乡村治理政策，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等乡村调研成果，强调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17]，指出要“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18]，要求“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19]，积极教育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为保证这一治理目标的达成，中国共产党人注重采取以抗租、减租为主要形式的农民运动来呈现其组织领导的农民教育赋能效应。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党员积极投身农村，开展农民教育活动。同时“通过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农民夜校等形式，采取创办刊物、出版书籍等方式”^[12]，积极领导农民群众开展通识教育、阶级教育和劳动教育等教育赋能活动。这些活动起到了启蒙农民群众思想、宣传教育农民群众的作用，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地位，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教育武装广大农民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并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先后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了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开展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获得土地的农村青壮年积极参军、唤醒了农民的革命意识^[17]，推进各革命根据地的乡村治理活动。为保证这一治理目标的有效达成，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农民参加武装暴动以建立革命政权”^[20]等治理方式，呈现农民教育的赋能效应。不但把此阶段包含农民教育在内的教育方针调整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1]，而且还通过创办半日制学校、开办农民夜校等形式，运用启发式教学、出版刊物、传唱革命歌曲等教育方式，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开展精神生活、革命意识、阶级意识、科学文化知识、军民情感等教育赋能活动^[12]，唤醒农民群众的革命意识，解放农民群众的革命思想，鼓舞农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主要通过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等自给自足的经济建设活动来调动农民群众从事劳动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三三制”政权等乡村政权重构运动来提升农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通过肃清匪患、移风易俗、禁吸鸦片等精神风气改良活动来巩固乡村社会的安定。为达成这一“巩固边区政权，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并与国民政府展开团结与合作，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7]之治理目标，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不但把包含农民教育在内的教育方针调整为“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22]，而且还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抗战教育政策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纲领，通过开展以扫盲活动和冬学运动为主的社会教育活动、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等形式，运用编写紧扣农民实际生活的教材、开通受农民欢迎的口头广播等方式，对农民进行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民族情感与政治信念等思想政治文化普及教育”^[12]。这些教育活动提高了农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革命意识，激发了他们从事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夯实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人力和物力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实践主要是通过“迅速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使解放区的生产能够在现有的水平上迅速提高一步”^[23]等乡村经济建设活动，把“减租减息”改变为“耕者有其田”政策等，深化土地改革举措，使乡村治理范式不断科学化，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实现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治理目标。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对解放区的农民群众进行科学文化教育，不仅把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作为该时期开展农民教育的中心任务之一，还通过边区访贫问苦活动、开办冬学等形式，运用贴近生活、说服教育等方法^[12]，对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以“谁养活谁”的阶级启蒙为主的教育、土地征购条例及征购中扭转农民对征购性质认知的双重教育^[24]等活动。通过这些教育活动，使农民群众掌握生产、养殖、算术等学以致用的科技文化知识，激发他们学习新知识的热情，提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和政治觉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乡村治理的根本任务调整为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来增强农民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地区建立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以达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介入之治理效果，进而建立国家主导下对农民集中管理和对资源集中利用的“政社合一”乡村治理模式^[25]。为了保证这一治理效果的有效彰显，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将农民教育贯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肃清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紧紧依靠农民协会、乡村农民大会和农民代表会等群众组织，收缴地主和富农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等，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建构起新社会乡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唤醒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和阶级觉悟，增强了农民对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认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力量全面介入乡村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这一以重构乡村社会利益格局为治理对象的土地改革运动，始终未脱离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保障改革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及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制度之治理目标的达成，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制定了《工农文化实习学校实施办法草案》《工农速成中学实施办法草案》两个方案来培养工农干部，于1950年颁布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等政策来提升农民群众文化素养，力图通过治理方式的不断优化和治理主体的不断发展等来提高农民素质，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乡村生产力的发展。其后，在教育工作中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国内政治形势，通过放映电影和幻灯、组织文艺演出等方式对农民进行阶级观念、科技文化、爱国思想和集体主义等思想政治教育。为加强对占全国人口80%~90%的工农大众这一治理主体进行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政务院于1952年在教育部设立了业余教育司，还设立了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26]等农村教育工作专管机构，加强与农民协会、乡村农民大会和农民代表会等乡村治理主体的联络沟通工作，完善农民教育体制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集中乡村资源服务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从1953年起，通过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国家行政权力推动下的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实施的一场重大变革活动，本质上是一场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目的的政治重建过程。通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分散的小农经济集中起来，改变了旧有的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将农业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轨道上，巩固了国家权力的主导地位，避免了乡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奠定了“村社合一”政治组织的基础。

在这一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治理成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可以看到农民教育的影子，有些在农民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政策、组织和方式等也是乡村治理的组成要素。一是通过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赋能治理主体素质的提升。1953年，政务院文教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文化教育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扫盲问题。1954年，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要求“今后农民业余教育必须紧紧跟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的发展”^[27]41。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训练培养各项建设人才，提高在职干部的理论、政策、业务文化、技术的水平”^[28]。二是通过颁布教育政策赋能治理方式的优化。1954年，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一九五四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指出要逐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195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春组织农民参加学习的通知》，要求“把识字教育当成农业合作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7]41。这些政策文件，就是要求把农民教育与农业合作化紧密结合起来，将农民教育工作纳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规划与体系之中。三是通过设立教育机构赋能治理组织的完善。1955年11月，设立农民扫盲工作司以加强对工农群众扫盲工作的领导。1956年3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用以指导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到1957年底，全国建立省级以上农业干部学校29所”^[29]，农民教育机构不断完善。

人民公社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展的结果，其所建立的公社体制既是国家政权，又是乡村社会组织生产和生活的机构^[30]，突出特点就是“统”，即“由政社合一、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集体组织全面直接管理农村社会，农民的生产生活完全依靠集体，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一思想，一度还统一消费”^[31]，“使得乡村的社会生活军事化、经济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统化”^[32]，最终形成国家行政权力全面介入乡村社会、渗透到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权全能型体制。这种“政社合一”体制“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强力一元治理主体特征”^[33]，“表明国家政权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融为一体，奠定了以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权组织的社会基础，增强农民对这一组织的政治认同感”^[25]，对“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相当显著作用”^[34]。

由于受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及“三年自然灾害”等影响，这一时期以思想教育和政治教化为最大特点的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但总体上仍然对以在农村地区建立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实践起到了一定的赋能作用。一是赋能治理主体精神面貌的充实。通过举办农业中学、开办农民业余学校等形式，对农民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使自由散漫的农民被改造成为热爱集体事业和有组织纪律观念的人，政治观念淡漠的农民被改造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人^[35]，造就了一批“懂得科学种田、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27]。二是赋能治理组织结构的不断优化。通过“采取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个人、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等方式”^[12]，开展“‘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6]80等运动对农民进行教育，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意识形态直接自上而下“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36]，形成了乡村社会的良好风尚。三是赋能治理目标的逐渐达成。通过开办政治夜校、举办农业技术学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行《毛泽东语录》、进行乡土教材建设等形式，对农民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合作精神教育、科技技能教育、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12]，提高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建立了国家行政权力全面介入乡村社会、渗透到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权全能型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迎来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新起点，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急需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即“‘乡政村治’来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5]。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先后进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治理对象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保障这一治理目标的有效达成，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果断将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乡村治理的重点就是大力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责任制和以统分结合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体制和经营体制”^[10]。1980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指出：“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37]1982年，中共中央出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全面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束缚于乡村土地上的资源要素，释放了农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进入了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38]，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的政策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村民基层自治制度正式确立。

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治理对象的乡村治理改革启动和党的农村政策调整，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农民教育发展的政策，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也在调整中步入正轨，赋能效果逐渐彰显。一是赋能治理主体不断进步。为适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需求，这一时期的农民教育采取推行“燎原计划”、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增加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开办农民大学^[39]53等措施，对农民开展科学致富技能技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等教育，逐步把他们培养成适应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二是赋能治理方式的不断优化。为保障农民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教育发展的政策。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极大地“提高农民首先是青年农民的科学水平”^[40]。1982年，农牧渔业部发布《关于加强农民技术教育的通知》，提出要“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水平和管理知识水平”^[39]50。1988年，国家教委、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改革农村广播电视学校管理体制及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要“强调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39]50。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强调要“在县、乡政府领导下提倡各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实现农村地区的普教、成教、职教三者的‘统筹安排，提高教育的整体效益’”^[41]。1998年，国家教委、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必须把办好农业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42]。1999年，教育部公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初中级人才，尤其要加大教育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服务的力度”^[39]52。

进入21世纪，“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政策在理论上彻底将农业负担一降为零……，使此前以农民负担过重为主要表现的农村问题得以解决”^[43]，但由于缺乏一定社会基础变化的协同，在农村社会后续发展中又出现了一些诸如“农村公共服务缺位，农村文化建设真空化”^[25]等伴生性的“三农”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已对党的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提出了全方位挑战。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构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44]，“自此，党中央将解决‘三农’问题统一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上，并把它作为党新世纪的奋斗目标”^[45]。新农村建设时期的乡村治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三农问题，突显乡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党的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自治和法治并行”^[10]，治理成效显著。

回顾新农村建设时期的乡村治理实践，不乏农民教育的赋能身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然而，不管是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农民持续增收的促进，这些治理效果的彰显都离不开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因为农民教育既能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接受新技术的能力，也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46]新型农民培育的需求。再加上“社会主义新农村评价标准主要是从人力资源角度(新型农民)、产业发展程度(发达的农业)和社会结构稳定性角度(和谐的农村)出发来进行设计，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型农民的培育”^[16]120。基于这一治理效果之考虑，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农民教育的发展，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关于加强农村青年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意见》等一系列促进农民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并通过创办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夜校等办学形式，采取“订单型”“贷款培训、就业还贷”“企业出资、联合培训”等教育方式，对农民群众进行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贸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市场经济知识与技能、法律知识和农业等教育，培养“有文化、精技术、会经营、敢创新、懂市场”^[47]的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充裕的人力和智力支持。

经过新农村建设，“部分棘手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工业反哺农业成效初显”^[17]。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中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治理机制固化、参与治理渠道不畅等新问题、新挑战。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党中央适时作出了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着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标志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盘活乡村资源、建设美丽乡村、助力脱贫攻坚和接续乡村振兴等治理任务，即将成为新时代农民教育赋能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面对乡村贫困人口量大面广的治理难题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倒逼，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48]。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设美丽乡村”^[49]。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理念^[50]。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1]。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扶贫开发、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52]。在这些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旨在推进乡村治理的战略性工程——精准脱贫，全面开启了建设美丽乡村、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的伟大征程。

纵观以精准扶贫为治理任务的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农民教育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赋能角色。一是赋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为美丽乡村建设培养更多新型职业农民，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53]。2013年和2017年，农业部先后出台了《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意见》《“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等文件，提出要“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54]，把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希望通过重视发展农民夜校、优化农技推广服务机构等形式，采取借助广播电视等传统教育方式与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相结合的手段，培养“组织观念强、管理水平高、技术实力雄的‘土专家’‘田秀才’”^[12]。二是精准赋能决胜脱贫攻坚战。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培育壮大乡村新产业，2015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面脱贫”^[55]。为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对农民开展职业学历教育，2014年和2015年相继出台了《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材建设的通知》等文件，保障农民职业教育顺利开展，还通过遴选农业职业学校作为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在贫困地区办好一批中(高)等职业学校等措施，全面提升农民的脱贫攻坚能力。

新农村建设时期，党和国家不断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面临农村社会建设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较多、“农民尚不适应现代化专业化生产和市场化竞争”^[10]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连续多年发布围绕“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为乡村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判断。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56]。自此，我国乡村治理朝着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美好家园”建设愿景推进。

回顾以乡村振兴为治理任务的美好家园建设活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农民教育始终发挥着重要的赋能作用。一是表现在治理理念的先进上。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为保障以乡村振兴为治理任务的美好家园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农民教育政策和实践持续创新发展的方针和思路，“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57]264，乡村振兴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57]396-397，为新时代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丰富了新时代农民教育理论体系。二是表现在治理内容的丰富上。农民教育不仅承担着加强劳动力转移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深度开发人力资源提供专业化人才支撑等任务^[38]，而且其本身就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对象。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党和国家不仅以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适时制定发布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材建设的通知》《乡村振兴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2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而且还通过采取农民群众喜爱的碎片化小视频、专题化短教程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农业物联网云平台等教育^[12]，帮助其成长为“有组织、懂文化、通技术、会经营、善管理、守法纪、重情感、爱农村、勇创新”^[47]的新型职业农民。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乡村治理的内涵，有效赋能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历史阶段的变迁，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变迁历程，阐释其重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厘清其演进的内在逻辑理路。笔者认为，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治理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由赋能乡村治理目标体系化、赋能乡村治理主体专业化、赋能乡村治理范式科学化、赋能乡村治理对象现代化等构成的架构体系。其中治理目标由功能性目标、供给性目标和公共性目标三大部分构成，在治理架构体系中扮演着目标导向的角色。治理主体一般由党、政府和农民等构成，在治理架构体系中起着领导、组织或参与等作用。治理范式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治理制度、法律和政策等，在治理架构体系中扮演着辅助保障的角色。治理对象指的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在治理架构体系中扮演着标靶指向的角色。这一架构体系旨在通过治理目标的体系化、治理主体的专业化、治理范式的科学化、治理对象的现代化等方面的不断解构与重构，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目标主要由功能性目标、供给性目标和公共性目标三大部分组成。功能性治理目标聚焦农民的个体成长，供给性治理目标关注乡村产业的健康发展，而公共性治理目标则重视乡村文明的世代传承、乡村管理的规范有序，通过不断挖掘治理主体潜能，构建动态发展的治理目标体系，促进乡村不断进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教育既重视通过提高农民素质、开启民众思想等思想文化教育活动来彰显农民群众自我解放和自由发展的个体成长诉求，又通过“耕者有其田”建立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等政治觉悟提升活动来变革乡村经济发展秩序，通过“反帝反封建”武装夺取政权等阶级意识培育活动来优化乡村社会管理秩序和乡村文化传承模式，进而在为建设党的同盟军服务、为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为抗战胜利需要服务、为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之忠实同盟军的精心培育中，赋能“政权下乡”治理目标的有效达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民教育活动不乏有文化素质、爱国思想等个体成长诉求赋能农民功能性治理目标的实现，也有不少毛泽东思想教育、社会主义精神培育等阶级意识培育活动赋能农村公共性治理目标的达成，还有艰苦奋斗精神、合作主义生产方法等革新示范活动赋能农业供给性治理目标的彰显，最终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培育中赋能“政社合一”乡村建设格局的茁壮成长。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民教育不但关注通过文化素质培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等活动赋能农民个体成长之功能性治理目标的实现，而且关注通过标准化生产、市场化经营等培训活动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之供给性治理目标的达成，关注通过职业道德风貌改善、民主法制生态意识提升等教育活动赋能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之公共性治理目标的凸显，最终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新型农民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新型职业农民的不断培育中，赋能“乡政村治”和“三治融合”治理目标的科学达成。

乡村治理主体一般由党、政府和农民等构成，党和政府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而农民组织、社会组织则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10]。专业化指的是基于某一既定专业或某种专项技能，“以‘化’字为突破口，以纵向延伸上的‘精且深’和横向拓展上的‘宽且通’等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诉求”^[58]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强化技能、提升素养的教育过程。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乡村治理主体的专业化过程，会发现其始终蕴含着农民教育的赋能效应，始终与农民教育的发展进程休戚与共。

作为乡村治理重要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是乡村治理路线及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善于通过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践履自己“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5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农民教育赋能自己的专业化进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为农民大众争取必要的利益，把文化教育与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60]，“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61]，在农民教育活动赋能作用下使大批农民专业化为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农民进行扫盲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农业学大寨”等教育活动，赋能乡村治理能力及农业管理水平提升之专业化发展进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创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采取农科教和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三教合一”模式、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和“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等培育活动，赋能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的专业化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立“由中高等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专业村广泛参与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62]，灵活开展“学校授课+农业基地实习”“田间培训和农业生产指导”等教育活动赋能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水平。

政府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引领者和指导者，善于通过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来实现专业化，助推乡村治理任务的达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政府机构，注重通过成立农民夜校、开办半日制学校、开展“新文字运动”等教育活动，赋能以土地制度变革和“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治理任务的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注重通过举办农民业余学校、组织农村文化工作队、开办政治夜校等教育活动，赋能以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及“农业学大寨”为组织形式的乡村治理任务的完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注重通过创办各类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实施农村致富带头人教育“科普专列”、创办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教育活动，赋能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建设任务的“乡政村治”治理目标的圆满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注重通过建立区域城乡联动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网络教学与基地培训相结合的技能教育体系”^[63]等教育活动，赋能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核心任务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的科学达成。

作为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是农民。乡村治理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要使广大农民群众能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活动中来，少不了专业化的助推效应，而其有效彰显则离不开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完成为建设党的同盟军服务、为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为抗战胜利需要服务、为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等治理任务，农民教育主要是通过实施革命意识、阶级意识、民族精神、文化水平等教育内容赋能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助力其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提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完成“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等治理任务，农民教育主要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毛泽东思想、人民公社、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等教育活动赋能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并在“四有”新人的不断培育中增强农民群众投身国家建设、农村建设的信心和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治理任务，农民教育主要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实施农民现代知识和科学技能、经营管理水平和适应市场经济能力等教育内容赋能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并在新型农民的不断培育中助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等治理任务，农民教育主要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实施有关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农村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经营意识和科学技术、有关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等教育内容赋能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并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之新型职业农民的不断养成中，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治理范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能够反映当时社会历史发展主要风貌的乡村治理制度、法律和政策等。而治理范式的科学化则是指这些制度、法律和政策等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即“科学的社会建制”^[64]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乡村治理范式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历史阶段。虽然不同历史阶段乡村治理范式的目标指向、表现特征等有所区别，但却始终通过渐进式、内生性等变革方式不断科学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为推动这一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中国共产党人扎根广阔的农村地区，采取了“重组乡村权力机构、建立以党组织为中心的乡村组织体系、领导推进土地制度改革”^[8]等科学化治理范式来打破封建乡村旧秩序，凸显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为乡村治理提供强大社会动员和充足物质基础保障。为保证这一治理范式的顺利作为和治理效果的有效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重视通过实施革命意识、阶级意识、民族精神、文化水平等教育内容来增强农民教育的赋能效果，而且还重视通过创办农民刊物、魔术表演、成立读报组、建立识字班等教育方式来提升农民教育的赋能效应，重视运用歌曲童谣、标语口号、识字牌、口头广播等教育方法来提升农民教育的赋能效率，“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65]，进而在赋能效果、赋能效应和赋能效率的整体提升中突显治理范式的科学化水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急需革新的乡村治理现状，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制定了“以制促建”型乡村治理策略，采取把乡村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融为一体政策，建立以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治理体系，建立“政社合一”“自上而下”型的乡村治理体制等治理范式来变革传统的乡村治理秩序，彻底改变传统乡村“一家一户”生产模式，使农民成长为乡村生产和生活及乡村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真正主体，实现国家意志在乡村地区的真正贯彻落实。为保障“以制促建”型乡村治理策略的有效实施，中国共产党人既关注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实施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农业科技文化知识等农民教育内容赋能此治理策略的科学化效果，又关注通过控诉会、忆苦思甜活动等农民教育方式赋能此治理策略的科学化效益，还关注通过电影幻灯、文艺演出、传唱歌谣、展览实物等农民教育方法，赋能此治理策略的科学化效率，进而在治理效果、治理效益和治理效率之综合效应的整体彰显中重塑乡村治理生态，使农民获得政治经济层面的解放，为工业和国防建设贡献力量，成为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因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而越发凸显的“大锅饭”和“低效率”等农业农村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制定了“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治理政策，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以“村民自治”重构乡村治理秩序，从行政体制上赋予农村高度的自主权，推进基层民主治理，保证国家对基层政权乡政府的有效管理，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乡村治理制度保障。为保障农民主体作用的有效激发，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重视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实施文化素质、农民现代知识和科学技能、民主意识和民主法治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意识、经营管理水平和适应市场经济能力等教育内容赋能此治理政策的长效发展，另一方面也关注通过运用绿色证书工程、青年农民培训工程、远程函授等教育方式赋能此治理政策的有效实施，还注重微信、QQ、微博、卫星电视等教育方法赋能此治理政策的全效作用，进而在长效发展、有效实施和全效作用的融合效应下不断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乡村治理体制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因城市的“虹吸效应”而伴生的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现象，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意在通过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全面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等科学治理范式，重塑当前乡村治理秩序，激活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活力，促进农村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具体的方向指引和实践指导，为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保障。为保障协调运转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在高度重视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实施有关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农村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经营意识和科学技术、有关农业物联网云平台等教育内容赋能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上，采取农民群众喜爱的碎片化小视频、专题化短教程等教育方式，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终端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着力提升农民群众的道德风貌、民主法制意识和生态意识，提高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形成治理有效的乡村发展格局，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方略。

乡村治理对象指客观存在的乡村社会矛盾，这种矛盾不会随着人的主观意志的转移而转移，只会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变，是一个不断破解乡村现代化主要矛盾、产生新的乡村矛盾、进一步解决新矛盾的治理过程，总是在矛盾的更迭中不断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这种客观存在的乡村社会矛盾呈现出现代化指向特征，具有十分明显的年轮更迭痕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人组织领导农民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解构旧的乡村社会结构，构建新型的乡村生产关系，把农民群众从剥削压迫的封建土地制度中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最终释放和发展乡村生产力。为保证广大农民群众能积极参与到土地革命斗争中来，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一是善于通过包含农民教育在内的诸如“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66]等教育方针的适时性调整，赋能农民群众阶级意识、革命意识、政治觉悟等的培育; 二是善于通过组织实施“党的认同教育”“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民族精神、政治文化和民族民主民生纲领教育”等侧重思想政治层面的教育内容，赋能农民群众参与土地革命及捍卫革命果实的信心和决心; 三是善于通过“把文化教育与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67]，“使教育与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赋能农民教育“共产党的同盟军、抗战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进而在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教育途径等综合作用下，赋能土地制度变革和农民运动的开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68]。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则具体表现为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乡村经济较为落后，发展速度迟缓。为有效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共产党人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以重构乡村社会利益格局为治理对象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治理成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以国家对乡村的介入为治理结果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使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得到充分实践，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农民教育的赋能作用，不仅通过包含农民教育在内的“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等教育方针的适时性调整，赋能农民群众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通过“对农民大众进行阶级观念、文化水平、爱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教育”。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毛泽东思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文化科技知识等教育”，“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合作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农业科技等教育”，赋能“社会主义‘四有’新人”^[69]养成; 还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农民教育途径的适切性采用，赋能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培育; 最终在教育方针的适时性调整、教育内容的层次性呈现和教育途径的适切性采用等的整合作用下，赋能国家权力下沉和党组织全面领导的实现，赋能农民集体智慧力量发挥，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满足国家工业化建设需求。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乡村落后的生产力和不适应乡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农村普遍贫困，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为有效缓解这一矛盾，中国共产党人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先后开展了一系列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治理范式和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治理对象的乡村治理运动。为确保农民群众能够积极参与到这场乡村治理运动中来，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农民教育的赋能效应。一是按照新时期农村工作的阶段性发展要求，通过包含农民教育在内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70]等教育方针的适时性调整，赋能农民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二是根据新时期农业发展的市场化走势，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现代知识和科学技能、民主意识与法治观念等教育，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等教育，再到进行市场经济知识与技能、法律意识和政策水平等教育之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变革，赋能农民群众的科学健康发展; 三是结合新时期农民发展的个体化差异，通过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之教育途径的灵活性运用，赋能有理想、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培育，进而在教育方针适时性调整、教育内容针对性变革和教育途径灵活性运用的整体作用下，赋能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及乡村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全力提升，实现乡村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6]。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乡村表现得尤为突出。要有效解决因这一矛盾的存在而引发的种种问题，势必要求革新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来促进乡村治理的转型升级。为充分保证这一革新及促进效果的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通过农民教育的有效展开来增强其赋能效果。不仅把包含农民教育在内的教育方针调整为“培养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突显劳动教育在解决乡村民生问题层面的赋能功效; 也注重通过对农民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等教育内容的变革，赋能农民主体性发展能力的提升; 还通过将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之教育途径的灵活运用，赋能农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激发，助推“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治理融合”^[71]，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72]，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73]。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治理实践走过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跨越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正迈向“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擦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教育体系鲜明底色，镌刻了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助力“落后就要挨打”历史性难题解决和“贫穷就要挨饿”发展性障碍清除之历史丰碑，使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农民教育中得到充分检验，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农村大地上得到充分贯彻，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系列全会精神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治理实践取得了伟大的发展成就，彰显了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农民教育优秀蓝本，使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在当前这一疫情肆虐、经济动荡、环境恶化、战略不稳定加剧，四重危机相互叠加、交织影响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何在这一前所未有之巨大挑战面前“苦练内功，化危为机”^[7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积极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失语就要挨骂”之世纪挑战，进而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的国际话语权，为“农民教育命运共同体国际化、生态型发展渲染好‘中国底色’之基调”^[12]，顺应新的时代条件下“随着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劳动形态和劳动方式由过去的以个体体力劳动为主向以合作性的复合劳动为主的方向转变”的“劳动教育新的时代内涵和性质”^[75]，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赋能乡村治理实践所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有鉴于此，为用好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高质量赋能乡村治理的基因资源、赓续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高质量赋能乡村治理的红色血脉，创立有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高质量赋能乡村治理之风格的建树，形成有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高质量赋能乡村治理之气派的影响，激荡起全党开创农民教育高质量赋能乡村治理美好未来的奋进力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系列全会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加强党对农民教育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相结合之原则来分析这一赋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民需求侧平衡性变革为突破口，“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76]之必然要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相结合，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谋划“百姓富、生态美、文化兴、产业旺”的乡村振兴建设蓝图^[77]，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