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of the Books for Moral Indoctrination Writte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 theGoryeoDynasty

明初重视编纂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教化性敕撰书，李晋华、朱鸿林等学者对此已有细致统计和研究^[3-7]。概言之，洪武朝敕撰教化书籍数量最多，明太祖编纂了以皇太子、藩王、后宫、文武官员、百姓为对象的各类教化用书，如《资世通训》《昭鉴录》《彰善瘅恶录》《臣戒录》《女诫》《武臣敕谕》《武士训戒录》，以及《皇明祖训》《大诰》等等。明成祖紧随其后，除编纂《永乐大典》《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大型文献类编或经典合集，还敕撰或颁赐《劝善书》《古今列女传》《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道德教化书籍。宣宗时期有《帝训》《外戚事鉴》《历代臣鉴》，以及宣德朝敕修未成、正统间完成的《五伦书》，倡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成化朝则有《文华大训》等。这些明初敕撰书特点鲜明，从形式到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

如何行之有效地推广敕撰书所承载的儒家道德伦理，是明代官方教化活动中的重要命题。这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特点中已有体现，清晰简明的图示、朗朗上口的诗歌、生动富有意味的故事，遂成为表述与宣讲时的首选。

儒家哲学中存在着图像表达的传统。不仅抽象的哲学义理，可以用图示来表达，如周敦颐《太极图说》及朱子后学《研几图》《四书章图》等经典诠释著作；儒家实践哲学中的伦理纲常，亦可通过图解的形式予以生动阐明，最早有孝子图及二十四孝图等。明初教化性敕撰书中蕴含的伦理纲常，在民间传播过程也容易演进为图像的表达形式。这在永乐朝敕撰书《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诸书的衍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在流传过程中均产生了配图改编的新版本。与之相应的是，在圣谕宣讲的过程中，也常与教化性敕撰书结合起来，借用《孝顺事实》等书中故事配以图画流传。

除注重以图像来演绎人物事迹之外，明初教化性敕撰书也颇为注意诗歌、论赞的加入。以《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为例，虽署名明成祖“御制”“御编”，实际是由明初永乐朝所培养的翰林官员编辑。书中采取“事—赞—诗”三层结构来展现，先博采历代孝行或阴骘事迹，分类成卷，再逐个加以论断和诗赞。正是这部分论赞的引入，令其富含教化意味，并借助通俗简明的诗歌予以广传。譬如，《为善阴骘》中“钟离悯恤”一条，诗曰：“钟离作吏处心仁，善政昭昭惠及人。青史无穷彰善誉，前年陈迹尚如新”^[8]卷2。值得注意的是，论赞这种形式的加入，与明初史学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王袆等人《大事记续编》等史书中均注意论赞的运用^[9]。

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编纂和颁行，还体现出明代政治文化的承继性与一贯性。上述帝王训诫及道德教化书在内容和体例上有前后相继的特点，显示明初形成的政治文化中儒家纲常的关键位置。其敕撰完成后，多颁赐文武群臣、国子监及全国府县学校，如《劝善书》《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五伦书》等，在府县方志中常见记载。由此，明代士人得以阅读到这些教化书籍，事实上他们还颇为重视书中承载的道德教化功能。明中期著名学者程敏政(1446-1499)就特别提到《孝顺事实》具有启迪民心的价值，他期望选取《孝顺事实》与《二十四孝》中的典型故事，通过编入诗词及民间曲艺的形式，从而使之传颂推广^{[10]卷54《复李宗仁太守书》，275}。

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流传中与地方教化活动的紧密结合，乃其又一显著特点。王演畴(万历二十年进士)的宗约会规中，即提出每月两会，择选约讲、约读在族内诵讲《大学》《孝经》《小学》及律法、《孝顺事实》《太上感应篇》诸书，以教化宗人^{[11]卷2《训俗遗规》，209}。晚明刘伯爕在为《乡约纂》作序时，亦提到采编《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与《大明律》以整饬风俗的活动，“约行于乡，而法正于国”，两相配合，可以移风易俗，实现善治的情形^{[12]卷18《乡约纂序》，388}。明末吕维祺(1587-1641)也以《孝顺事实》为成祖以“孝治天下”的典范^{[13]卷18，459}。此外，明初教化性敕撰书还成为救荒书的取材来源^[14]。明正统间朱熊《救荒活民补遗书》，即是以“本朝列圣所下诏敕有关于荒政者，及采《为善阴骘》所载前代救荒获吉之人续之，间以已意，为之论断”^{[15]卷8《救荒活民补遗书序》，504}，编辑而成。

总之，明初洪武至正统间所编的教化性敕撰书，种类多样，特点鲜明，其内容以儒家伦理纲常的道德训诫为主体，体例上引入论赞、诗歌等形式，以助益其推广流传。明初教化性敕撰书旨在化民成俗，其在流衍过程中逐渐深入地方教化，融入图说、曲艺等形式，并与国家律法、乡规民约、圣谕宣讲、救荒赈济相结合，从而实现教化风俗的最终归趋。

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多由颁赐形式进入朝鲜半岛，辅以民间传播渠道^[16]。多数教化性敕撰书，都在编纂完成不久即颁赐朝鲜李朝。其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古今列女传》等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较早。譬如，永乐二年(1404)颁赐《古今列女传》，永乐十七年赐《为善阴骘》，部分明初敕撰书还有多次颁赐朝鲜王朝的记录。

《五伦书》在成化五年(1469)颁赐朝鲜，《朝鲜睿宗实录》载“崔安、郑同、沈浍等，将皇帝别赐《五伦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熟绢、象牙等物，诣阙。上具冕服，迎赐物，率百官入庭，行礼如仪。”^{[17]卷4，睿宗元年闰二月壬戌}《五伦书》亦在朝鲜使者的燕行文献中被提及，李朝后期学者李宜显(1669-1745)燕行中国时提到：“有南京僧持《五伦书》二套六十二册来售，粉纸大字，卷极长大，以青布为衣，逐卷内踏正统皇帝御宝，甚可珍玩。而价极高不得买，可恨。”^{[18]卷29《庚子燕行杂识》上，485}以上记载可见中朝之间以书籍为媒介的文化交流。

事实上，朝鲜半岛在高丽时代已注重儒家伦理纲常，尤其是忠孝观念的推广。高丽忠穆王二年(1346)府院君权准，以及权溥、李齐贤(1287-1367)等编有《孝行录》一书^[19]。随着程朱理学的深入传播、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颁赐流传，朝鲜王朝的伦理教化思想亦更趋深化。朝鲜世宗(1419-1450年在位)敕撰教化用书《三纲行实图》时，曾训示臣子称：

三代之治，皆所以明人伦也。后世教化陵夷，百姓不亲君臣、父子、夫妇之大伦，率皆昧于所性，而常失于薄。间有卓行高节，不为习俗所移，而耸人观听者亦多。予欲使取其特异者，作为图赞，颁诸中外。庶几愚夫愚妇，皆得易以观感而兴起，则亦化民成俗之一道也。^{[20]卷首《三纲行实图序》}

以上朝鲜君主效仿三代之治，明人伦以出治的宣示，与明初帝王训诫可谓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朝鲜半岛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价值理念层面，还包括国家治理的原则和方法。朝鲜国王的教化理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故其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基础上，又自编本国的教化性书籍，从而推行道德伦理与善行义举，化民成俗。

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影响下，朝鲜李朝君主开始仿照其体例及内容，编纂教化性书籍。朝鲜王朝所编纂的教化性敕撰书，自具特点。一是，类型与内容较为集中和单一，突出表现为对三纲五伦的关心和重视。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兄弟、师友之谊，均不出宋儒伦理之范围，然为朝鲜君主格外注意。二是尤其重视以图表意的表达方式，这虽在明代教化性敕撰书的下行过程中也有体现，却在朝鲜李朝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因循的“行实图”类著述。

朝鲜王朝敕撰的“行实图”，既有世宗朝《三纲行实图》，又有中宗朝《续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以及光海君命撰《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正祖朝《五伦行实图》等。其数量丰富，在朝鲜半岛流传广泛，编成后被颁予八道，李朝各时期又被多次翻印，刊印广布。对于这些“明伦之书”，朝鲜君主不仅重视其颁布，亦注重敦促其贯彻施行。究其原因，乃是朝鲜君臣对伦理教化在治国理政中重要性的深切认识。例言之，朝鲜中宗三十八年(1543)，对于教化不明之事，中宗训诫“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并格外强调颁布推行“行实图”意义。他提示不可令《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等教化性敕撰书徒为“虚文”^{[21]卷100，中宗三十八年二月戊戌}，更反复申述“时习以《三纲》《二伦行实》为不急，其弊大矣”的慨叹^{[21]卷101，中宗三十九年正月乙丑}。后世君臣也注意将前朝所编教化性书籍予以重刊重编，如朝鲜宣祖三十九年(1606)，司宪府以“明教化、淑人心”为国之先务，倡议重印《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诸书，宣祖予以肯定^{[22]卷199，宣祖三十九年五月戊子}，等等。由此可见，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衍过程中，逐渐发展出“行实图”的编纂传统。

“行实图”的产生，是在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基础上逐步衍生而来，体现了朝鲜王朝对明初伦理教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朝鲜世宗十四年(1432)，朝鲜王朝前期著名文臣权采为《三纲行实图》所撰序言中，对此交代清楚，权氏称：

自中国以至我东方，古今书传所载，靡不搜阅。得孝子、忠臣、烈女之卓然可述者，各百有十人。图形于前，纪实于后，而并系以诗。孝子则谨录太宗文皇帝所赐《孝顺事实》之诗，兼取臣高祖臣溥所撰《孝行录》中名儒李齐贤之赞，其余则令辅臣分撰。忠臣、烈女之诗，亦令文臣分制。编讫，赐名《三纲行实图》。^{[20]卷首《三纲行实图序》}

由此可见，《三纲行实图》主要根据《孝顺事实》的体例和内容而来。所不同之处是，结构增益为“图—事—诗—赞”的四层结构，内容有所增删，增入了部分新采集的中国及高丽、朝鲜人物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孝顺事实》一书的诗赞部分，乃是由永乐朝精心培养的翰林学士所撰写，代表着明初文教的新特点。以故，《三纲行实图》的诗赞情况也堪留意，它除采编《孝顺事实》中原有诗歌之外，还加入本国《孝行录》中李齐贤赞，以及朝鲜世宗朝文臣自撰诗歌；其自撰诗作也颇为通顺畅达，诗中多有倡议节烈的教化意味。

对比《孝顺事实》与《三纲行实图》的内容结构，颇可见明、鲜教化性敕撰书的侧重点所在。不同于《孝顺事实》在人物事迹之后，加以论断和评价，并顺理成章地引出“诗曰”作为结束，《三纲行实图》则是先以图画表达故事情节，然后简述人物事迹，再专列“诗”，最后列入“赞”的顺序，“诗”“赞”两部分皆以黑底白字加圈标识。具体而言，《孝顺事实》已有的条目内容，《三纲行实图》基本沿袭不变，只是调整顺序、略做删节。譬如“闵损单衣”条，《三纲行实图》在沿袭《孝顺事实》中人物事迹、诗歌之后，将《孝顺事实》中论断缩略重写为“赞”，篇幅大为减少。“子路负米”条，《三纲行实图》则在全袭《孝顺事实》中事迹之后，删去论断，而只保留“诗”的部分。整体来看，就两书共有的内容言之，一方面由于插图的引入和“赞”的删减，《三纲行实图》在《孝顺事实》的基础上更为生动简明；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诗”“赞”顺序调整，以及充满评判色彩的“赞”的删减去除，《三纲行实图》在语言的说理性与感染力上实则略逊于《孝顺事实》。

李朝学者普遍对教化书籍中的“行实”之“图”有格外用心。编修《三纲行实图》的偰循称，此书“谨类聚而成编，令文士著赞诗，俾画工成图像。善摹写其义烈，真仿佛其形容。将欲颁于国都，而遂及于闾巷。凡诸寓目，孰不竦心。庶见感激而熏陶，终臻鼓舞而于变。揭民彝、扶世教，幸亲睹于明时；遵王道、致时雍，期可传于永世”^{[23]卷44《进三纲行实笺》}，期望通过将忠烈人物的故事绘制为形象的图画，从而使得百姓更易受到熏陶鼓舞。由现存《三纲行实图》来看，书中插图清晰简明，足令目不识丁的民众按图索意，受到感染和教化。

后世朝鲜王朝学者也对“行实图”的优势给予肯定。著名文臣李荇(1478-1534)即盛赞世宗朝编纂《三纲行实图》的价值与意义。他具体指明“行实图”的体例优长，在于“图像既肖其纤微，赞咏亦极乎褒美，不但钦想其面目，抑以感发乎性情。”^{[24]卷9《进续三纲行实图笺》，516}换言之，以生动形象的行实图，配合触发读者性情的诗歌赞咏，确可帮助儒家伦理观念在地方社会的推行和贯彻。李荇参与编定的《续三纲行实图》，也都是依此方法和体例进行编纂的。

在《三纲行实图》的影响下，朝鲜王朝集中出现一系列以“行实图”命名的教化性敕撰书。《三纲行实图》的接续之作中，一部分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添入新人物、新事迹的“续三纲”系列；一部分是补备“三纲”所未有的所谓“二伦”“五伦”之作。前者有《续三纲行实图》《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等多种，后者以《二伦行实图》以及较晚的《五伦行实图》为代表。

举例而言，《续三纲行实图》由中宗朝文臣申用溉(1463-1519)等奉旨撰修，其中涵盖孝子图、忠臣图、烈女图等。前述李荇在《进续三纲行实图笺》中，提揭出中宗敕撰《续三纲行实图》对于先王之治的承续意义，并指明此接续之作的两大价值：一是续补《三纲行实图》之阙略。《三纲行实图》所载多是前朝之事，“止于宣德以上，非但未及于近世之事，亦多有漏于大明之初”，时隔百年之际，实需补辑晚近事迹以激励民众。二是仿照《三纲行实图》体例并有所发展。《续三纲行实图》一方面保留了“行实图”的体例，“摹形而纪其实行，悉遵世宗之前规”；另一方面“逐节而译以方言，并用成庙之遗式”，纳入了朝鲜成宗时期所发展的谚解形式，令此书更具普及性，能被更广泛民众所阅读^{[24]卷9《进续三纲行实图笺》，517}。

朝鲜中宗时期敕修的《二伦行实图》，则旨在补益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之外的人伦关系。实际上，早在15世纪中期，明朝敕撰的《五伦书》已颁赐朝鲜，《五伦书》中已颇为完备地涵盖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道。李朝《二伦行实图》的编纂则与朝鲜王朝著名学者金安国(1478-1543)的倡议直接有关。姜浑(1464-1519)于中宗十三年(1518)为《二伦行实图》作序称：

本朝《三纲行实》之书，既广布中外，人人皆知忠臣、孝子、烈妇之行为可仰也，莫不感激奋励，以兴起其善心。独于长幼、朋友二伦，未之见焉。今庆尚道观察使金公安国尝在政院，入侍经幄，请撰《二伦行实》，添续《三纲》，以备观感。上可之，下礼曹，令设局撰进。命未及行，而公出按于南。首嘱前司译院正曹伸，撰集历代诸贤处长幼、交朋友，其行迹可为师法者，得若干人。于兄弟图附宗族，于朋友图附师生，纪事、图赞、谚译，悉仿《三纲行实》，刊于金山郡，请余为序。^{[25]卷1《二伦行实图序》，167}

尊敬亲长、以友辅仁是明孝悌、重人伦的重要内容，也是“三纲”的扩大和延伸。金安国主张编修《二伦行实图》，重在补益《三纲行实图》所未及的长幼、朋友二伦事迹，亦符合中宗朝“以教化为致治之先务”的施政理念。朝鲜君臣均对《二伦行实图》有所期待，希望它编成后“自当与《三纲行实》并行于世，为圣朝教化之基本，岂不美欤？”不过，与《续三纲行实图》一样，《二伦行实图》的体例亦因循《三纲行实图》并有所革新。其采用“图——事——诗——谚解”的体例，也即，以朝鲜语“谚解”取代了原有“赞”的部分。中宗朝《续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的体例变化，是朝鲜王朝教化性敕撰书在衍生过程中的新发展。

申言之，金安国提议《二伦行实图》，实则反映16世纪朝鲜王朝儒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社会教化的整体思考。其弟金正国(1485-1541)亦认为“三纲五常之道”的“日用之急，甚于水火”，以故其在选拔治国辅政人才的策问中，不仅阐明本国“行实图”的编纂传统，还结合实际以启迪朝鲜士子，指出“近年以来人纪不立，伦理灭绝。边将戮辱于西虏，麾下之士卒图为避免之计，无挺身赴乱之人，子而弑父者继作。至于都城之内，手刃无忌，妇而杀夫者，相踵而不绝。朋友相倾陷而失其信，长幼相陵暴而紊其序，以累我圣上中兴之治”^{[26]卷3《扶植纲常》，55}。可以说，金安国、金正国等学者均是从纲纪不立、伦常失序的社会现状出发，提出五伦和美的愿景，期望培养忠信之臣、孝顺之子、贞烈之妇、信义之友、礼让之族，从而重建伦理秩序，化民成俗，实现王化之治。

《三纲行实图》等教化性敕撰书的编纂和推行，是朝鲜王朝社会教化实践的其中一环。以金安国言之，他除倡议树立纲纪之外，对扶植彝伦、崇尚正学的事业亦多关注。金氏“令庆州、安东等五邑，刊书籍之有关于治道者凡十一。其曰《童蒙须知》，正蒙养也；曰《口诀小学》，培根本也；曰《三纲、二伦行实》，明人伦也；曰《性理大全》，崇正学也；曰《谚解正俗》《谚解吕氏乡约》，正乡俗也；曰《谚解农书》《蚤书》，敦本业也；曰《谚解疮疹方》，辟瘟方，救夭札也。”^{[25]卷1《二伦行实图序》，167}金安国的社会教化活动，面向社会多层次、不同群体展开，他通过刊刻多种经史书籍，推广农书、医书的朝鲜谚解，强调务实求用、实践施用。由此，既可较直观呈现16世纪初朝鲜王朝教化实践的多元举措，亦见教化性敕撰书在地方教化中塑造人伦纲纪的核要地位。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随着与地方教化实践相融合，朝鲜王朝教化性敕撰书也产生出新特点：其逐步叠加累积，不断合并刊行，最终形成集大成式的“五伦行实图”。自朝鲜中宗朝以降，各部“行实图”彼此相互叠加，或与《家礼》《小学》等文本相结合，产生出丰富多样的社会教化书籍。“行实图”在朝鲜半岛流衍的过程中，既有《三纲行实图》或《续三纲行实图》与《二伦行实图》合刻的版本；也有《二伦行实图》与《家礼谚解》合刻的情况。直到18世纪末，朝鲜正祖李祘以教化乡里风俗为旨归，正式将《三纲行实图》与《二伦行实图》合编成《五伦行实图》一书。

正祖朝《五伦行实图》，是在朝鲜王朝历代“行实图”基础上，整理订正而成的集大成之作。其书卷首题“御制养老务农颁行小学五伦行实乡饮酒礼乡约纶音”，内容庞杂，乃是朝鲜正祖李祘治国理政之方的表达。正祖认为治国重在“观俗”，以故《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二书能够作为“辅治励世之具”。其原意是将两书与《小学》合编，其后又体认世宗朝施行养老宴、颁行《三纲行实图》的深意，于是将乡饮仪式、乡约条例与《五伦行实图》共同颁布施行^{[27]卷46，正祖二十一年正月壬寅}，命沈象奎(1766-1838)、李晚秀(1752-1820)等朝臣润色考校、证订谚译而成。正祖重视民风、民俗的习养，以《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为“化民成俗之本”^{[28]卷60《五伦行实图序》，252}、“乡礼之羽翼”^{[29]卷184《群书标记》，579}，进而推动乡礼、乡约在民间的贯彻和实践。编成后的《五伦行实图》，其内容“上摭纯行夸节，旁搜卓烈懿范。传以记之，绘以象之，诗以咏之，赞以褒之”，旨在“使匹夫匹妇，一开卷、一涉目，油然起感，怵然兴惕，皆有以知其为臣忠、为子孝、为妇贞、长其长、友其友之为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然。不待司徒典乐之属，诱掖熏陶之功，贤者俯而就之，愚者跂以及之。”^{[28]卷60《五伦行实图序》，253}

实际上，明初教化性敕撰书的传衍，不仅对朝鲜王朝“行实图”系列书籍有塑造作用，还影响至“臣鉴”等多种体裁的教化用书的编纂和衍化。例言之，朝鲜正祖所编《海东臣鉴》，又名《东国历代及国朝名臣》，正是仿照明宣德朝《历代臣鉴》体例所编。《历代臣鉴》三十七卷，乃是明宣宗亲自采辑春秋以来群臣行事，颁赐群臣。朝鲜正祖御定《海东臣鉴》二卷，则是“起自弘儒侯薛聪，止本朝尹棨，凡一百九十一人。每人名下，注其字里爵谥，撮录其言行事迹之可为后人鉴法者，盖仿皇明宣德中所撰《历代臣鉴》之体例也，与桂坊李商逸对校数昼夜而书成。”^{[29]卷179《群书标记》，487}此可见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流衍而生的多重价值。

整体而言，朝鲜王朝教化性敕撰书呈现出以“行实图”为主流的鲜明特色，用以图配事的形式，宣讲儒家伦理纲常，辅以诗歌赞咏，乃至谚解，并逐渐辅翼于民间的礼俗实践。概言之，相较于明初中国编纂的教化性敕撰书，李朝教化性敕撰书更具普及性和实践性。各类“行实图”编纂完成后，颁行至朝鲜各地，对教化民众、化民成俗确有效果。检视朝鲜时代书目，在各道监营、乡校和书院的藏书目录中，以《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两书最多。^[30]“行实图”诸书的流衍及其成效，常见于李朝士人的记载。如，玄德升(1564-1627)曾记述乡里徐氏二孝子的“纯诚笃行”被采入《续三纲行实图》一书，由是激励“吾乡士子观感兴起，家曾而户闵”的场景^{[31]卷4《徐孝子续三纲行实录序》}。此可见官修“行实图”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乡里伦理道德的改善。再如，柳台佐(1763-1837)记载获赐《五伦行实图》之后，珍爱非常，诸位族人认真诵读此书的情形，称：“书册之赐，诵读不忘而教儿训孙，所以答其赐也。每于明窗之下，先君子正席以坐，先夫人盥手以跽读之。使诸子、诸妇、诸孙及族人男女，环坐以听，至或继晷而不倦。耳提之音，面命之训，尚了然在心目间。”^{[32]卷9《内赐五伦行实图序》}由此及见此类教化性敕撰书，对修治家族伦理的有益影响。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伦理教化实践，不仅有着共同的孝行故事文本，还有着较为一致的教化思想和观念。朝鲜半岛自高丽时期即接受儒家伦理教育，高丽时代编纂了《孝行录》等教化性文献，随着明初敕撰书大量传入朝鲜半岛，《孝顺事实》《五伦书》《历代臣鉴》等倡导儒家忠孝伦理的教化性书籍受其格外关注。朝鲜国王娴熟掌握儒家治理思想，君臣上下无不赞同以“教化”为实现“至治”的先务，将教化臣民、树立彝伦为国治民安、效仿三代之治的必由之路。然朝鲜王朝所衍生的教化性敕撰书，又在承袭明初教化书籍内容和体例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特点。以“行实图”为特色的伦理教化书籍，辅翼谚解等内容，令此类教化性敕撰书更具简明生动的特色，辅翼于乡礼、乡约的地方化过程，助益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下行和实践。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的衍化现象并非偶然，还见于经史子集各类典籍的域外传播过程，体现了东亚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共性和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