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esearch on the Defense System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Ming Dynasty

《明史》载：“日本地与闽相值，而浙之招宝关其贡道在焉，故浙、闽为最冲。南寇则广东，北寇则由江犯留都、淮、扬，故防海外，防江为重。”

《明史》这二句是说明代日本与华交通及倭寇袭扰的情形，点出江海汇通之势，为上承海防，下启江防的转承句。

明代“倭舶由萨摩州开洋，历五岛，越琉球而南犯”^{[10]卷3，华夷沿海经略序}，故言日本地与福建相接。“倭寇过洋，如遇南风多则犯浙、直，遇北风多则犯闽、广”^{[11]卷221，占度载度}，中国东南沿海为季风气候，每年春季多东南季风，秋季多北风，倭寇利用季风驾船往来侵袭，故而每年春、秋季节沿海地方需增调军队，严加防备，是为“春汛”和“秋汛”。明代名将俞大猷也有云：“倭贼自彼岛入寇，遇正东风，径由茶山入江，以犯直隶”^[12]767，防遏倭寇循江内侵便是江防的重要任务，而江防又以南京^①的防御为重，明人郑若曾对此深有洞察：“江防以拱护留都为重。长江下流乃留都之门户也，遏寇于江海之交，勿容入江，是为上策；截杀于江中关隘，使贼不得溯流而西，是为中策；若纵之过金、焦、矾诸山，震惊留都，罪在不原。”^{[13]卷1上，兵务举要}

① 明代南京名为“应天府”，时人又多以南京、金陵、留都等名称之。为方便行文，本文统称作“南京”。

《明史》载：“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万二千，造舟四百艘。又设陆兵于北岸浦子口，相掎角。”

明初建都南京，而“南畿胜势在长江，留都守御，舟师为急”^{[13]卷1下，南畿总论}，由是朱元璋特在南京新江口设水师，称“新江口营”，简称“新江营”。“新江口营坐落江东门外地方，分中、左、右三营”^{[14]卷19，职掌十二}，是江防的核心力量。江东门位于南京城西稍偏南，非《明史》所称正南。关于新江口水师的规模，正德时负责江防事务的怀宁侯孙应爵奏称：“新江口原设操军万一千六百五人，战船、巡船三百四十艘。”^{[15]卷103，正德八年八月戊戌}嘉靖元年(1522)，有大臣所奏与孙应爵一致^{[16]卷13，嘉靖元年四月丁酉}，可见《明史》所载“兵万二千人，舟四百艘”当是约数。除新江营外，朱元璋还在江北浦子口置陆军，为水师犄角：“江南设新江口水军以御水寇，江北设浦子口陆军以御陆寇。水陆二军，南北掎角，互为声势，使水寇不得以登岸，陆寇不得以渡江。”^{[1]卷161，陈愚虑以奠江防疏}如此布防，诚可谓周密。

除守卫南京的水陆军队之外，明廷又在沿江设九江、安庆、建阳、新安、宣州、庐州、六安、滁州、镇江、扬州、仪真、太仓、镇海等卫，在泰州、通州等地设守御千户所。这些卫所承担各地的驻防任务，由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统辖。另外，沿江各地紧要处还设有诸多巡检司，巡检司听命于府州县官，职能侧重于治安防控方面。拱卫首都的新江营水师、浦子口陆军，加上各地的卫所、巡检司，这便是明初沿江的防御力量。

《明史》载：“所辖沿江诸郡，上自九江、广济、黄梅，下抵苏、松、通、泰，中包安庆、池、和、太平，凡盗贼及贩私盐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

此句是说明初江防的范围和主要任务，上自江西九江府，下迨长江入海口，涉及南直隶、江西、湖广一直两省的沿江地方皆属江防范围，其任务是缉捕盗贼、盐枭和防备倭寇。

明初的江防布置是作为首都南京防御的一环而存在，并未形成单独的系统。明初社会治安良好，加之首都位于南京，朝廷对东南地区控制力较强，因而没有设立专职江防官员的必要。随着政治中心北迁，明廷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力衰减，天顺以来长江沿线的治安一度变得非常糟糕：沿江的很多“无籍之徒”结成团伙，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船只兵器亦颇为优良，他们沿江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甚至劫掠客船，与官军作战，肆无忌惮，非地方巡检司所能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7]卷287，天顺二年二月辛卯；[18]卷31，成化元年九月辛未}，遣官禁治势在必行。

《明史》载：“永乐时，特命勋臣为帅视江操，其后兼用都御史。成化四年从锦衣卫佥事冯瑶言，令江兵依地设防，于瓜、仪、太平置将领镇守。后六年，守备定西侯蒋琬奏调建阳、镇江诸卫军补江兵缺伍。十三年命择武大臣一人职江操，毋摄营务。又五年，从南京都御史白昂言，敕沿江守备官互相应援，并给关防著为令。弘治中，命新江口两班军如京营例，首班歇，即以次班操。”

《明史》这几句话介绍了文、武两位江防主官和江防部队调整情况。江防事务略有二端：一曰操练江防部队，即操江；二曰督率军队巡视江道，即巡江。“命勋臣为帅视江操”，即派遣有公侯伯爵位的勋臣操练江防部队，其事始于永乐六年(1408)，成祖令丰城侯李彬为总兵官“操缘江舟师”^{[19]卷84，永乐六年十月庚子}。英宗初即位，朝廷又令襄城伯李隆“督操江船”^{[17]卷159，正统十二年十月癸未}。此时勋臣操江均是训练军队的临时派遣，事毕解任。随着江上治安的恶化，加之新江营“船只朽烂，军夫逃亡，操江之事有名无实”^{[17]卷218，景泰三年七月丙辰}，成化二年(1466)四月宪宗“命遂安伯陈韶往南京操江，兼巡捕沿江盐徒、盗贼”^{[18]卷29，成化二年四月丁卯}，此后更迭不辍，遂成常设。成化十三年鉴于勋臣已兼有练兵之差，练兵的“教场距江口一舍余，而练兵、操江同时，非一人所能兼理”，朝廷便“于两京武职大臣内，专敕一人操江”^{[18]卷168，成化十三年七月癸酉}。专职操江的勋臣被简称“武操江”、“操府”。

千里长江，非新江一营所能顾全，更何况新江营还有守卫南京的重任，朝臣便有了使各地驻军分段据守的动议。成化四年锦衣卫佥事冯瑶上疏请求“操江官军照旧操守附近巡捕，而于镇江、仪真、太平、九江等要害之处”选任军官“提督沿江军卫有司多方缉捕”，他认为“如此则操江官军庶免跋涉而不离重地，沿江官军得以坐镇而兼守地方矣”，得到了批准^{[18]卷54，成化四年五月己卯}。此后，沿江各府、卫、州、县相继改调或添设人员充任巡捕、总巡、巡江军快等职役负责江防。成化十八年二月，明廷又采纳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昂的建议：“沿江要害守备等官互相应援，并请关防，以便行事”，并成为定例^{[20]卷161，兵部二十五}。这样一来，沿江地方武装也被纳入互相应援江防体系之中。

请补江兵缺伍一事是在成化十年，南京协同守备定西侯蒋琬因新江营官兵在“调遣、逃亡之余止遗六千九百”而请“令所司追补旧额”^{[18]卷127，成化十年四月甲子}。弘治十三年(1500)，朝廷“命新江口两班军如京营例”，分为春秋二班，轮番操练^{[21]卷131，兵部十四}。明廷派武操江、“补缺伍”“分班操练”等举措，其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江防核心——新江营的战斗力。

起初，明廷独以勋臣视操江，成化八年命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箎“督操江官军巡视江道，起九江，迄镇江、苏、松等处。凡盐徒之为患者，令会操江成山伯王琮等捕之；所司有误事者，俱听随宜处治。”^{[18]卷101，成化八年二月丙戌}文臣开始参与江防事务，罗箎当时的职权主要是督率官兵巡江，巡察各地江防情况。次年八月，都御史又被要求不摄院事，专督巡江^{[18]卷119，成化九年八月丁卯}，其在事权上从南京都察院剥离出来，开始成为专设。明廷之所以增派都御史参与江防事务当有监督制约武操江的用意。当时有不少武操江贪赃枉法，如成化三年遂安伯陈韶一度捕获盐徒六十人，竟然“俱纳赂而纵之”^{[18]卷44，成化三年七月壬午}。后来，明廷鉴于文、武操江并设，彼此掣肘，便又重新划分了二者的职权：令都御史提督巡江，不涉及操江^{[18]卷142，成化十一年六月庚子}，令勋臣专责操江^{[18]卷168，成化十三年七月癸酉}，二者各有侧重。

成化时期，江防事务开始有了专职官员，镇江、仪真、太平、九江等处皆有江防布置，明廷构建起了以新江营和各地卫所的军事武官为主体，彼此应援的江防体系。同时，江防也不再仅为南京防御的一环。

嘉靖间，先是江上“盗贼”频发，继而倭乱又起，江防体制遂多有变革，有些为《明史》所收录，有些则阙如。

《明史》载：“嘉靖八年，江阴贼侯仲金等作乱，给事中夏言请设镇守江、淮总兵官，已而寇平，总兵罢不设。十九年沙贼黄艮等复起。帝诘兵部以罢总兵之故，乃复设，给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后复裁罢。”

嘉靖八年七月，时任兵科都给事中夏言以江浙多事，请“专设镇守江淮总兵官一员，驻濒江要会之所，凡沿江守备、备倭等官俱听节制”，并得到了世宗的支持^{[16]卷103，嘉靖八年七月戊午}。“未几贼平，兵部奏革，以其责任仍归操江武臣如故”^{[16]卷238，嘉靖十九年六月庚午}。嘉靖十九年，“大盗常熟黄艮、通州秦璠并自崇明，出入海上肆劫”^[22]3593，世宗“诘兵部以先年所设江淮总兵官，何因革罢？”于是得以复设^{[16]卷238，嘉靖十九年六月庚午}。嘉靖二十九年，江淮总兵官一职又被革去^{[2]卷76，职官五}。该职旋设旋革，不得久存的原因是其职权与文、武操江高度重合，他们“互相牵制，难以行事”^{[16]卷104，嘉靖八年八月癸酉}。

除了《明史》所载江淮总兵官的兴废以外，嘉靖时期的江防体制还有以下两方面变化：

第一，都御史权力的扩展。其事始于弘治时期，弘治八年七月，朝廷令巡江都御史“兼管”操江^{[23]卷102，弘治八年七月己丑}，兼有巡江和操江两责，以巡江为主。至明世宗初期都御史的职任变为“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则以操江为主^{[16]卷102，嘉靖八年六月甲戌}。另外，江上发生治安案件的侦办、审理也归都御史负责^{[24]卷11，苏知县罗衫再合}。在此背景下，都御史之权日重，武操江之权渐轻，兵部对此也十分清楚：“南京故有武职大臣专管操江，兼理巡捕再三斟酌，应无句读错误。正其职守。止缘敕内开载不专，内有掣肘之嫌，外无节制之权，徒拥虚名。”^{[16]卷104，嘉靖八年八月癸酉}至此，操江勋臣事权无几，成为一个象征性的职设，又因其地位超然，所以也不为操江都御史节制。

第二，沿江各营的添置。明中期以后，“卫所军士空虚疲弱，在在皆然”^{[25]卷23，复杨裁庵}，沿江卫所和新江营也不例外。此时新江营“役占、老弱、耗减过半……江船原额三百四十，多不堪用”^{[16]卷13，嘉靖元年四月丁酉}，又因该营“事多关白守备、参赞，掣肘难行”^{[1]卷99，江防六事疏}，在江海不靖的背景下，明廷唯有另建新军才可调用。除安庆营(设于成化十三年)外^{[14]卷10，职掌三}，仪真营、瓜洲营、圌山营、游兵营、南湖营(又名南湖嘴营)均设于此时，各营俱统辖于操江都御史，营兵多为募得^[26]，可根据需要随时增募、裁减。

在历经嘉靖时期的调整之后，武操江之权几乎被侵夺殆尽，操江都御史权力大为扩张，提督操江都御史已演变为江防的实际最高管理者，他们又常被称作“提督操江”“操江宪臣”“文操江”“操院”等。与此同时，新募各营取代沿江各卫所，成为江防的主力。

《明史》载：“三十二年倭患炽，复设副总兵于金山卫，辖沿海至镇江，与狼山副总兵水陆相应。时江北俱被倭，于是量调九江、安庆官军守京口、圌山等地。久之，给事中范宗吴言：‘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应、凤二巡抚防海。后因倭警，遂以镇江而下通、常、狼、福诸处隶之操江，以故二抚臣得诿其责。操江又以向非本属兵，难遥制，亦漠然视之，非委任责成意。宜以圌山、三江会口为操、抚分界。’报可。”

此段介绍了倭患骤炽背景下，朝廷明确操、抚责任的情况。嘉靖三十二年倭患骤炽，明廷一方面调九江、安庆官军赴京口、圌山等地防守^{[16]卷432，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乙巳}。另一方面，对于长江入海口地区的江防架构进行了调整，设立江南副总兵和狼山副总兵。嘉靖三十二年设江南副总兵“专管江南水陆兵务”^{[21]卷127，兵部十}。嘉靖三十七年，朝廷又添设狼山副总兵，江北“各参将、守备、把总、备倭等官，及地方卫所悉听节制”^{[27]卷26，议设狼山副总兵疏}。嘉靖三十三年、三十六年，明廷分别令应天巡抚、凤阳巡抚提督军务^{[21]卷209，都察院一}，于是江南、狼山副总兵又成为应天、凤阳两巡抚的下属。

操江都御史的管区本是“上至九江，下至镇江，直抵苏、松等处地方”^{[14]卷九，职掌二}，由是操院和应天、凤阳两位巡抚的管区便有了重叠部分。南京兵科给事中范宗吴发现：“巡抚二军门遂以下江海口兵务俱诿之操江所属，已而操江都御史亦以镇江而下原系两巡抚部辖，本非江洋信地，势远分疏，兵难遥制，亦泛泛然不肯视为急务。彼此观望推避，互相耽延，以致倭夷乘机深入，残害地方。”他便上疏请求“定信地：以圌山、三江会口为界，其上属之操江，其下属之南、北二巡抚”^{[14]卷31，奏议五}。世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令“今后不系操江所辖，地方一切事务都御史不得复有所与”^{[16]卷524，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丙辰}。此后，圌山、三江口以下属海防，由应天、凤阳二巡抚督令江南、狼山副总兵防守；以上属江防，由操江都御史负责，至明亡不改。

《明史》载：“其后增上、下两江巡视御史，得举劾有司将领，而以南京佥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设。”

这是补充介绍明代巡江御史和操江都御史的情况，但此句有二误：其一，“其后增上下两江巡视御史，得举劾有司将领”有误，两巡江御史之设及其举劾权的获得均不晚于嘉靖十一年。其二，“而以南京佥都御史兼理操江”一句也有问题：理操江者非专为佥都御史，南京都察院的右副都御史或右佥都御史都曾提督操江。

巡江御史是南京都察院监察御史的外差，有上江和下江两员：“一员自龙江关，上至九江；一员自龙江关，下至苏松等处。”^{[21]卷211，都察院三}早在成化时期，明廷已有遣御史巡江之举^{[18]卷54，成化四年五月己卯}，后渐成常设。《南京都察院志》记载了嘉靖十一年十月初六，世宗分别向两位巡江御史下达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敕书，其中详细规定了其职权：“往来巡历分管沿江地方，严督守备、备倭并军卫有司巡捕等官，务要整搠官军、兵快人等……所属官员如有贪残废事，顽寇殃民，应提问者就便提问，应参奏者参奏处治，其巡捕官员听尔拣选委用。”^{[14]卷13，职掌六；[14]卷14，职掌七}有些学者认为巡江御史直属于操院，是操江都御史的下属机构^[7]，但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依据有三：首先，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于都御史有统无属”^{[28]卷10，纠劾老悖大臣以励世风以开言路疏}，他们独立行事，操江都御史指挥巡江御史于制度无依。其次，如敕书所云，巡江御史的任务主要是巡视沿江防御，他们与江防官员之间是监督的主客体关系，而不是管理的上下级关系。最后，巡江御史与操江都御史各有管区，特别是巡视下江御史的大片管区均在都御史职权之外，不可能出现操院通过巡江御史跨界管理的制度漏洞。

隆万之际，明廷对于江防体制进行了诸多的改革、完善，具体如下：

《明史》载：“先是增募水兵六千。隆庆初，以都御史吴时来请，留四之一，余悉罢遣，并裁中军把总等官。已，复令分汛设守而责以上下南北互相策应。又从都御史宋仪望言，诸军皆分驻江上，不得居城市。”

初因备倭，明廷每年春便会召募民兵赴三江口等要处防汛。嘉靖四十三年，操江都御史王本固就各地民兵内精选若干，募为水兵，加上之前增募，共计六千余^{[14]卷31，奏议五}，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隆庆二年(1568)，操江都御史吴时来奏云：“增募水兵六千余人，所费兵饷以七万余计。今倭寇已靖，宜汰简以苏民困。拟量留一千七百余名分守要害，余悉罢遣。”兵部覆议：“冗兵既汰，而中军、把总等冗员亦当查革”，获准^{[29]卷25，隆庆二年十月己亥}。

“分汛设守”和“诸军皆分驻江上”是操院何宽与应天巡抚宋仪望二人联合推动的结果。万历二年(1574)，滨江的芜湖县库被劫，暴露出江防体制的诸多问题^{[30]卷28，万历二年八月丙辰}。次年三月，何宋二人联名上疏，提出筑县城、复将领、增兵额、议兵饷、分信地、专责任、定哨期、课功罪八条整顿建议，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第一，建造防御设施，恢复部分职官并添募士兵。第二，推行年终汇报制度，“每年各兵备道将各地方守备、把总官，各府江防官，各卫巡江官功罪重轻备行稽察、开报(操院)”，并据此考核赏罚。第三，明确信地，落实江防官员责任，鉴于守备、把总等官“多住城市，鲜居信地，以故哨捕等役得以买闲偷安，而江上之警或发而不知，或知而不报”，故令其“各驻扎本处，不许仍前住居城市”^{[14]卷31，奏议五}。

《明史》载：“万历二十年，以倭警，言者请复设京口总兵。南京兵部尚书衷贞吉等谓既有吴淞总兵，不宜两设。乃设兵备使者，每春汛，调备倭都督，统卫所水、陆军赴镇江。后七年，操江耿定力奏：‘长江千余里，上江列营五，兵备臣三；下江列营五，兵备臣二。宜委以简阅训练，即以精否为兵备殿最。’部议以为然。”

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江南亦为之震动，有官员建议在东南地区复设总兵以备倭。次年七月，南京兵部尚书衷贞吉认为京口已归江南副总兵管辖，建议“省总兵，添兵道”，“每岁春汛，备倭都督统率陆兵三千前赴镇江京口防汛……汛毕官兵即行撤回”，获准^{[30]卷262，万历二十一年七月辛末}。可见改设兵备道之事在万历二十一年，《明史》所载有误。

值得注意的是，隆万之际文官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江防管理之中。早在嘉靖二十三年，明廷便令沿江府州县佐贰、巡捕官管理江防者“悉听操江衙门委督，不许别差”^{[16]卷291，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巳}。万历二年正月，明廷又令九江、安庆、池州、庐州、太平、扬州、镇江等府设江防同知专管江防，应天府设江防治中^{[14]卷31，奏议五}。江防同知、治中当时被统称为江防官，他们常驻滨江地区，统帅“境内州县巡司之兵”，每月巡行江上，查点官兵、巡船和军事设施，“凡境内官兵，不论游兵、守备、中军、军卫、有司、巡司”俱听其查点，各部队“兵粮之退补支给”，即军饷收支、发放也归其负责^{[14]卷31，奏议五}。江防官是作为基层军事单位的稽查者和后勤保障者而存在，并不能调动、指挥军队。兵备道创设于成化、弘治年间^[31]33-36，嘉靖时期因“东南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为分巡者无不带整饬兵备之衔”^[32]569。各兵备道负责统辖几府的军事力量，拥有稽查江防官的权力，成为仅次于操院的江防官员。沿江地区相继设有九江、徽宁、颍州、苏松常镇、淮扬海防兵备道^{[21]卷128，兵部十一}，至万历二十一年，苏松常镇兵备被拆分为常镇兵备和苏松兵备，其中常镇兵备受操院节制^{[11]卷190，方舆二}。

万历二十七年，操院耿定力条陈江防事宜，称：“上江列营五，备兵使者三；下江列营五，备兵使者二。”现综合各种资料，绘表如下：

① 明代江防各营军队之数和信地屡有变化和调整，本表主要依据《江防考》的记载，另参考万历《明会典》《南京都察院志》等资料。另外，游兵营起初是作为操院备用的奇兵而成立的，后因倭患也开始负责分守信地并由应天府江防治中管理，江防治中实际承担了其他地区兵备道部分的职能。

上表可见：当时兵备道上江有三，分别是九江、颍州和徽宁兵备；下江有二，则为淮扬海防和常镇兵备，各兵备统辖除游兵、太平、新江三营之外的沿江各营。沿江十营分别是南湖营、安庆营、荻港营、游兵营、太平营、新江营、仪真营、瓜洲营、三江营、圌山营。其中，荻港、三江、太平三营是在寇乱之后增设的，太平营设于万历二十年，是操院的亲兵，其主要成分是“家兵”和“家丁”^{[14]卷10，职掌三}。太平营和新江营一样均没有信地，也不需会哨。沿江各营相继设立之后，新江营的核心地位也就相应弱化了。

总的来说，隆万之际江防的改革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在军事方面，继续添设新营，调整军队规模；在规章制度方面，划定各营信地，落实责任，严格赏罚；在权力架构方面，武官管理江防的局面宣告终结，江防文职官员体系构建完成，形成了操江都御史→兵备道→江防同知和各营的三层架构，江防官设置使操江都御史的权力得以下沉到基层。这些变革使得江防体系更趋于严密，也标志着明代江防体制最终定型。

万历间，首辅申时行在给操江都御史王用汲的信中，曾自得地说：“长江上下千里……今设防已密，亦极稀简矣。”^{[33]卷6，答王麟泉操江}然而，在野士人吴应箕的看法却与之截然不同：“南京新营之兵不可谓少矣！文、武操江之节制不可谓不严重矣！自九江以及金陵为监司者三，府有丞，卫有使，镇有总把，口有巡司，又别差台臣岁一按视，又有职方、兵垣等官坐南调度，其防御之设不可谓不密矣！加以水营之操练，沿岸之巡逻日益严毖，何谓弛也？然数者皆有名而无实，徒幸无事，官以待迁，兵以偷饱耳。一旦有急，如抟沙画饼，岂能一有所恃哉？”^{[34]卷10，策十防江}在吴应箕看来，江防体制职官繁冗，且漏洞百出，其中官兵的懈怠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对此《明史》也有记载。

《明史》载：“故事，南北总哨官五日一会哨于适中地，将领官亦月两至江上会哨。其后多不行。崇祯中，复以勋臣任操江，偷惰成习，会哨巡徼皆虚名，非有实矣。”

自万历中叶起，神宗倦勤，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国事日非，江防亦全面废弛。《明史》所言会哨不过是其中的一例，江防弊病略有三端：

其一，明末江防体系中文、武操江彼此分立的情况更趋严重。如前所述，嘉靖以来文操江把持江防事权，武操江虽仍挂名统辖，但其权限于新江一营。明中后期，将帅蓄养家丁之风盛起，文操江据有太平营，武操江则在新江营内编制家丁二百人，又别立旗牌官等项士兵^{[14]卷10，职掌三}。文、武操江各拥部属，互分彼此，无法形成合力。

其二，文官管理层因循腐朽。明末江防的实际权力集中于各类风宪官之手，当时监察体制由盛转衰^[35]，风宪官亦趋墨败。先是一些操江都御史的腐败和怠政，例如熊明遇在任文操江时将公事抛于脑后，“费公帑以恣游观”，还贪污一千二百两^{[36]卷70，天启六年四月癸酉}。上行下效，各地兵备道和江防官也懈怠起来，兵备道有“如放兵粮有经月不批者，修巡船有经年不行者”，而不少士人也因江防官一职职任繁重而“百计规避”^{[14]卷9，职掌二}。与此同时，负有监管之责的巡江御史也陷于墨败，如巡江御史汪有功就因违规批给商船执照而被弹劾^{[30]卷538，万历四十三年十月癸丑}。明廷以文制武，文官因循贪墨，军队自然也随之腐朽。

其三，江防部队战力衰减。其表现有三：一，营伍空虚。天启初，巡江御史张继孟发现：当时军中各营“不肖将领希图兵粮、任情占役，以致营伍空虚。……一遇巡阅，缓则借彼应此，急则募民顶兵”^{[37]卷27，九月}。二，船械不足。以新江营为例，“核其官兵，不满两千之数……水兵船只十无一可”^{[38]卷5，疏稿}。三，兵骄将惰，会哨诸制俱为空文。各营的士兵多为招募而来，至万历末士兵“骄纵成习，各府卫官俱不敢点。有司之兵各自统属，备总官亦不敢点。遂至势相抵捂，法亦阻隔”^{[14]卷9，职掌二}。各级军官们和文官上司们一样，也变得因循腐朽。当时备总、哨总等官“多彼此通同高坐私家，江上之警或发而不知，或知而不报。甚有与贼交通，暗地分赃，来不拒而去不追者”^{[14]卷9，职掌二}。如此军队的战斗力便不言而喻。

江防官兵上下懈怠，沿江治安遂告恶化。时人吴国伦曾痛斥道：“近者江防公经数年不一按视，以致人心玩愒，保障废弛。仆顷年里居，见群贼分道入市，而有司者未尝问也。”^{[39]卷49，书三十九首}江防官兵巡捕盗贼的职任俨然已成虚文。

崇祯十六年(1643)，诚意伯刘孔昭在召对时“泣陈文臣掣肘，事权不一”，当时思宗似有南渡之意，故视整肃江防为亟需，为了集中事权，他竟裁去了操江都御史一职^[22]5987，把江防职任尽归于武操江刘孔昭。在当时江防体制之下，思宗的这个决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一方面，刘孔昭“实无片长，惟以空言鼓动主上”^{[40]卷16，崇祯十六年八月辛未}，他到任后“以京掣为宝山、视盐船为金穴”，竟干出了“沿江截诈，残害异常”的事情^{[41]卷12，先叔父侍御府君行略}。另一方面，也是最为根本原因，嘉靖以后江防部队由各级文臣统领，勋臣刘孔昭既管理不了原属文操江的辖军，也指挥不动各地兵备道。他为此曾抱怨说：“武操见军通计选锋、常伍仅七千余人，两年不给盐菜，半载不与月粮。而文操见兵不满三千，叫嚣凌玩，不知纪律。至如船敝而缺，器钝而少，饷压欠而人无固志。”^{[42]卷9，沥明臣职事}可见他根本无法调动文官控制的部队，遑论训练、作战，再加上军饷不济，船械缺失，整个江防部队已无战力可言，明王朝经营两百余年的江防体制实已崩解。

思宗既没，刘孔昭又倚仗所谓的“军权”参与到南明朝廷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去，于沿江防务便鲜有关注。不久，清军南侵，废弛不堪且缺乏组织合力的江防部队，自然难以像南渡的赵宋那样组织起有效的防御，甚至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发生，弘光政权自然也未能偏安江左。

江防事关南京安危、财赋征收，洪武时期便已在新江口设有水师，并于沿江地区设立卫所、巡检司等。首都北迁后，江上治安恶化，明廷派遣武职勋臣管理江防，是为武操江。武操江至成化时期成为常设，明廷又以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就近加以监督。嘉靖时期，新募的各营取代新江营和卫所，成为江防的主力，江防事务独为操江都御史所掌控，而武操江已有名无实。隆万之际，都御史统领各地兵备道等管理江防事务，各府设立各地江防官，并订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江防体制定型。万历中叶以后江防体制全面废弛，并最终崩溃。总体观之，明代江防体制演变的过程是渐进式的，与明代文官掌军权和监察机构行政化这两大政治发展趋势相契合。

明代江防制度的改革始终是围绕着军事管理层面进行的，其核心是对武将的管理和防控。至万历初，沿江各卫所与新设各营武将的指挥、训练、后勤等权已经被侵夺殆尽，他们几乎已经成文官们提线之木偶，经年日久，“兵骄将戆”遂成常态^{[13]卷1上，御将}。在财政拮据的背景下，文官们往往并不能改善士兵们的待遇，特别是卫所的军士常年处于饥寒困苦之中，几无作战之力，招募之兵的待遇虽稍好一些，但对于他们武将无权管，而文臣不能制，日益骄悍。明人叶权称“我朝御将之法极高，养兵之道未善，故历世无强将，而各省多变兵”^[43]186，诚可谓肯綮。舍恤卒练兵之本，求管制将领之末，明代的江防体制终归于失败。当然，这一情形不单存在于江防部队之中，更是明中叶以来各地军队的通病。

回头来看，明代的江防体制运行了二百多年，对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防御，江上治安的维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要看其制度虽密，执行欠佳的现实，崇祯皇帝误以武操江统帅江防，最终促使江防体制的崩解。鉴于明代教训，清廷在平定江南地区之后立即复设操江都御史管理江防，不久又令操江都御史兼任安庐巡抚，称操江巡抚，此职再变为安徽巡抚，江防事务则改隶两江总督管理^{[44]卷116，职官三}，因而操江都御史又可以视为苏皖分省的职官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