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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境决定论” “环境或然论”为理论来源，并受生态学“相互” “整体”观点启发，文化生态学以探讨自然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为主旨，关注其间的适应性过程并透析所涉社会变迁、进化与变革. 其不仅适用于文化现象分析，亦可阐释历史事件[1]. 人居营建活动始终耦联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国人居环境学科要旨已明晰为通过协调形成适应平衡的两境关系，与基于生态理论的两境各要素的交互作用而探索文化脉络及其发展规律的文化人类学学科内涵相适. 因此，借助文化生态学视角分析人居实践与环境间的映照关系，将有助于解读其所触发的人居观念与智慧. 而对人居演绎历程的剖析，可建构起多层次时空史地相协同的考察框架，从而探索两境问题解决之道[2-3]. 随着新时代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内涵和外延发展，作为学科基础的史论研究不应仅关注中小尺度的人居实践[4]，还需从更宏观的地景区域尺度与更交叉多元的视角去看待人居问题[5-10]，以此解读古代人居实践的脉络、内涵与智慧[11-12].
基于人居生计基本需求而开展的涉水实践是中国古代塑造社会组织、构建阶级政权、形成多元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式”人居观念、营建逻辑、在地形态与技术，奠定后世人居发展的基础. 而作为起源阶段的先秦时期，酝酿发展出安定、维稳、寻求拓展一统的区域人居目标，在涉水实践上则展现出以水治理、水适应及借水发展的人居作为，积攒了丰厚且具原创、定向意义的人居智慧. 然而，既往风景园林历史研究较少对此关注. 因此，本课题综合训诂与历史图形解析等方法，对先秦时期的区域人居涉水实践过程进行讨论，探析其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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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因理论与部分材料间不相符而致使Julian H.Steward[13]和卡尔·A·魏特夫[14]等主张的“水利说”理论体系遭到批评，但不可否认治水实践是影响早期上层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中国水害防御史与华夏文明史、人居史同步演进. 洪水灾害甚至被视为早期国家形成的内源[15]，如尧舜禹时期的洪灾致使不同区域的氏族部落共同迁移至黄河中游一带，从而使得文化与权力趋于集中，文明得以发展[16]. “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者也”(《国语·郑语》)则表明权力分配据治水功劳表现而定. 可见，“治水”事务在奴隶制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催化作用[17]，“治水”过程中的领导机构制约于各氏族部落，为国家机器之演变提供可能.
需要关注的是，早期治水实践过程中如何协同社会与自然环境，又生发出何种人居观念呢？相传当时各大部落沿古黄河流域分布，由于黄帝时期流域内“汤汤洪水方割(淹)，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的大型洪灾，致使“迁徙往来无常处”，因而“择丘陵而处之”为当时主要人居策略. 至唐、虞时，“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聚落形式与规模差异的形成与《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载的耕种于“畔”，渔于“雷泽”，制陶于“河滨”宅土耕稼的定居生产场景等的实现均与流域治水的成功密不可分.
实际上，治水过程并不平顺. 共工族采取的“壅防百川，堕高湮庳”(《国语·周语下》)之法，以失败告终. 四岳举鲧治水，鲧仍主张“障防”，因“绩用不成”而被尧“用殛之于羽山”(《国语·鲁语上》). 此后，大禹承父业，在分析“近人居点设障壅水”的致败原因后提出新法——“疏九河，瀹济漯” “疏川导滞”(《国语·周语下》)，终于破除了“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的局面，“决江疏河”后才能“去高险，处平土”. 有意思的是，“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汉书·食货志》)被孔颖达注疏为“禹分别九州之界，随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复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18]. 结合《禹贡》中提及的据名山大川分界、综合水土条件明确贡赋、治水与生产相关联等人居开发模式，反映是时进行土地区划时已因应自然山水环境形成了两境互耦关联的营建思路，从而衍生出“转地为境”这一闪烁东方哲学思维的人居系统观念(图 1).
可以说，落实于“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尚书·皋陶谟》)的疏导法治水带来的“降丘宅土”使得早期人居开发方式产生了深刻变革，展现了面对天灾时先民积极应对的人居态度，这也与西方以登上“诺亚方舟”靠上帝拯救的天方夜谭式逃避洪灾的主观幻想相迥异. 不仅如此，大禹治水的成功催生夏王朝，在“平治水土”后“定千八百国”(《淮南子·修务训》)，《山海经·海内经》则记有“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其实质反映出先民基于系统思维协同山川地形划分地域的大尺度人居管理思维. 其工程智慧主要表现总结于表 1.
先民采用障水、疏导等系列策略巧妙应对了黄河流域的周期性洪泛. 其以分水岭为界的山水归川、川水归河和河水归海式的层级网络化水系疏导法是建立在对区域地势地形的测量与整体环境把控的基础之上的. 治水促使华夏文明起源与聚落城市的建设发展，对国家的形成意义重大. 在实践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且形成了“转地为境”这一顺应自然逻辑的人居观念与山水人居整体经营策略，反映出先民澄清神话的意识与科学人居精神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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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人居发展历程中，城邑以物化了的国家形式预示古代文明肇始，可分为仰韶后期至龙山时代(萌发)、夏商西周(确立)和春秋战国(转型)3个阶段. 治水安居后，基于“转地为境”人居观的城邑择址与具体营建均适水而为，呈现区域化适宜性形态表征.
萌发期内城邑择址、分布与营建均已显现与水环境协同相适的意识. 是时，黄河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人居集群开发. 黄河中游段的豫、晋、陕邻境与内蒙古中南部为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的主要分布区. 黄河下游今山东省及其邻境为大汾口文化后期主要分布区. 豫、晋、陕邻境的城邑遗址均位于平原地区近河台地处，地势较高. 如中原龙山文化地域内的王湾、王油坊和后冈等类型城址集中选址在豫东黄河冲积扇地势较高的平原带，陶寺类型分布在晋南盆地沿水台地上. 城址平面形态多近方形. 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地理上处黄河河套与附近地区，属黄土发育的低山丘陵和洪积平原. 受地理限制，此区域人居发展水平滞后于中原地带. 考古所见城址如凉城岱海西北岸城邑群(面向岱海，如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园子沟、大庙坡等)、包头大青山南麓台地城邑群(南临黄河与河套平原，如威俊、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等)、准格尔与清水河间黄河两岸高台城邑群(寨子塔、寨子上、马路塔等)多位于面湖山坡或临河高台上的山前向阳避风处，且均为石砌围墙的石城聚落. 高台布局防水与石城军事防御意图明显，与豫、晋、陕邻境城址形态截然不同，同时、同域而异态的城邑形态是先民人居适水营建逻辑表征的直接证明. 黄河下游地区则据区域内独特地理单元，形成如鲁西、豫东平原区，鲁中山地丘陵区(山前平原带)，鲁北海岱地区，鲁东面海型半岛自然区等城邑分布区间，并以围壕夯土城址与线性排列为特点. 充分反映出城邑择址营建在适水布局的同时，还受如地形、坡向等其他自然条件与军事防御等多重影响，从而呈现区域层面的在地化形态.
较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城邑水适应性形态特点更为明显. 如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内以方山地貌为主，区域内河流均入长江，河川两岸分布平坝，城址多建于台地，且平行于河流分布，形状多变，均未发现城壕. 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平原与低山丘陵为主. 中游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地区城邑遗址均有夯土城垣，选址于近河台地，地势较高，城址形态各异，并多设置城壕与水门，壕沟除防御与界限划分作用外，还可通航、排涝. 城邑内部功能组织能够适水而为，如走马岭城址东北部地势较高安排为居住区，城头山城址则将墓葬区安排在西部地势最高处. 以良渚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下游地区，地势低平，湖沼水系众多，城邑形态灵活. 可见，以封闭聚落为主要形态，环壕代城垣(水城)、高台祭祀、墓地(台城)营建等开发方式是长江中下游城邑形态的共性特征.
早期城邑适水分布特征还反映在其既受限又依赖于自然水环境，并积极寻求展拓下的筑城与迁移活动中. 从广域王权的夏、商、西周时期到列国分立而筑城运动兴起的春秋时期，直至郡县城市体系初步形成的战国时期，城邑区域适水群化营建的发生延展皆遵循于此，使得城水关系不断充盈演化. 还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都城营建迁徙基本顺沿或平行于黄河中游、渭水一线轨迹分布，人居积淀使得秦时择定咸阳为都城，关中地区成为秦汉之畿辅区(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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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治水过程目标在于求“定”，适水而“异”展现区域涉水人居在地实践的因应思维. 而因借于有利的自然水资源条件而发展则是早期区域涉水人居实践的又一突出贡献，其中主要涉及征伐统一、商贸交流与物资供给等具体内容.
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征伐与两次筑城高潮背景下的人居建设就突出反映了借水发展的智慧. 周初确立封国制度，于黄河中游黄金位置设置都城、陪都以“卫君”，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路线与自然水系相协同，反映了借水而展的史实. 在征伐过程中，齐、鲁、燕等国都邑被迫迁移，西周企图通过临水“据点式”兴筑城邑的动态空间经营战略控制黄河中游与中原地区，巩固其政权(图 3).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剑拔弩张，因军事防御与政权标榜等目的迎来城建高潮. 此外，各国亟须建立向外拓展的有利通道，因借自然水环境的运渠营建发轫：如公元前486年，吴城筑邗沟，沟通江淮; 公元前482年，凿菏水，联系济水与泗水而使黄淮相通; 公元前361年，开鸿沟北接黄河，南通汳、睢、涡、颍等诸淮河支流.
支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国凭借条件优渥的水环境积极展拓. 如云梦泽一带的楚国地区借水构建起商运线，鄂君启节铭文有战国中期鄂地封君以鄂地(今湖北鄂城县)为中心建设辐射四面的水路以通行商运的记载. 地处太湖流域河网地带的吴国，借水大开运渠并向四方拓展，“通渠三江五湖”指东有通于海的胥浦，北有通江的运渠、邗沟与菏水，西有胥溪入江接巢肥运渠. 运渠建成后为吴国西伐楚国，后又成功北上攻齐、晋，遂成其霸主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 是时黄河水系与海河水系混流，借助黄河中游的鸿沟运渠系统，至战国时期，钱塘江、太湖、长江、淮水和黄河通过人工运渠搭织起了东部水网系统[19]，早期经济区因此形成. 此乃我国东部区域经济、文化至今仍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历史渊源.
早期城邑在权力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其经济中心职能，以社会物质与财富的聚敛与消费中心为特征[20]. 一方面城邑亟需向外寻求支撑，依靠运渠作为拢聚资源与空间拓展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利用渠系之便，大量滨水城邑聚点应运而生，逐渐发展为经济都会. 如当时依托于鸿沟运渠系统，已构建起线性城邑体系(图 4). 运渠营建还会根据人居发展需要而延展，表现为随都城迁徙而补筑续延的思路上. 如魏国鸿沟运渠的开凿，战国中期惠王首开大沟，沟通黄淮水系; 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国都迁于大梁(今开封)，鸿沟随之延展至都城以北，并从荥泽引黄河水入圃田泽，构建起“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式蓄放有度的运渠调蓄体系(《水经注·渠水注》); 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继续于城北向东延展运渠，并向南转(图 5). 实际上，这种看似零散的早期运渠工程，类似于规划学中的“自组织”，耦联河川而渐成系统，促使人居实践借水冲破行政藩篱，对国家政权的统一、不同区域间文化传播交融、重要经济区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政权建立后，在经济发展与水利开发的刺激下具有区域体系化的人居形态逐步形成.
借水智慧在苑囿营建上也有所体现. 苑囿依凭湖沼泽薮的物资基地反映了早期园林的生产性功能，是体国经野的重要一环. 《左传》记载各国诸侯田猎场景，而麋鹿类等湿生动物则说明了是时黄淮海平原因洪泛淤浅的湿地环境特点，也反映了苑囿的择址特征. 择址泽薮是由早期有限的生产力水平与泽薮地带蕴含丰富的生产资料所决定的. 通过地图解译分析，黄淮海平原区先秦苑囿分布与三大泽薮带高度关联(图 6). 王其亨先生等[22]还据《史记》载汉武帝因薪柴少“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推测其承自卫国“淇园”物料储备模式，从而提出汉代苑囿在物资储备方面延续于先秦. 当然，苑囿营建对早期泽薮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都城的择址营建与苑囿泽薮也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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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的先秦人居建设积攒了大量经验，但由于去今甚远、史料细碎，既往风景园林史论研究对区域尺度下的早期山水环境利用与人居实践课题未给予足够关注，具有原创定向价值的早期人居营建智慧也有待抉隐. 从文化生态视角，以先秦区域人居涉水实践为对象进行剖析，其目的在于构建起早期水利社会语境下工具和技术的适应、组织结构的弹性调整与人居思想观念形成的考察框架，并为早期人居史的书写提供可参照的研究路径.
可以看到，先秦区域人居涉水实践史反映先民深刻认知客观自然环境并加以适度利用来夯实人居基础、拓展人居资源、提升人居质量的发展历程，生动呈现了早期人居营建与水环境互适、互塑的“动态调节”过程. 如果说在早期治水过程中掺杂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动因，那么“适水” “借水”的实践则更多地体现先民的主观能动，是早期人居求“定”存“异”而“展”的发展思路演变与“转地为境”式的人居观念形成的突出反映. 即使在纷繁复杂的王国时期，人工运渠总能与自然水环境相结合，突破篱藩而形成网络体系，从而促使文化交融与发展，并为国土规划、贡赋择定、政权维稳、经济区划等提供依凭，使得中国式“山水人居”真意得以落实. 区域水利工程建设还形成了如“无坝引水” “疏源浚流” “长藤结瓜” “拒咸蓄淡” “塘浦圩田” “离堆分沙”等工程范式，并以北方“渠系”，中部“渠塘”，南方“塘堰”为地域性特征，表现出在地化的工程智慧. 相关经验提示着当下人居水环境整治、文化景观线路跨区域规划、“水-绿”基础设施的耦合营建中应构建多层级的空间观照，应当关注区域尺度与流域单元下的涉水实践的协同与因“天”“地”制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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