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gh Decision for Ryukyu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uthern Ming and Q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Dynasties

明洪武五年(1372)，杨载奉明太祖之命，渡海招谕琉球国。同年，琉球国中山王察度派遣其弟泰期到大明，奉表称臣，与明朝建立了宗属关系，此后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1]卷105，朝贡二·琉球国}。朝贡册封体制稳定了琉球与明朝之间的交往。有明一代，中国向琉球遣使二十余次，而琉球向大明朝贡三百余次，《明史》中以“后两京继没，唐王立于福建，犹遣使奉贡。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2]卷223，528}为评价，可见琉球对大明的重视程度。但是这种交往并非一帆风顺，17世纪初琉球遭到日本萨摩藩侵略，17世纪中期，大明朝政局动荡，农民军攻入北京，明崇祯帝自缢，明亡。清军入关后节节胜利，政权渐逐稳固，同时，明朝宗室所建立的南明政权在中国南部渐次成立，整个东亚的局势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关于明清鼎革之际的研究，学界已然有诸多成果，如万明《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国际关系方面有关朝鲜和琉球的研究也成果颇丰^[3-8]，吴元丰的《南明时期中琉关系探实》^[9]，对于南明的外交多有涉猎，同时，关于册封琉球王的研究，台湾学者徐玉虎^[10]开始较早，国外学界亦有众多日本学者结合多方史料不断扩展视野^[11-15]。因为册封意味着藩属国之向背，琉球也陷入迷惘，向哪方请封也就意味着向谁效忠。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琉球为主视角，通过审视中琉日三方的复杂关系，展现琉球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不同立场和不同选择。重点以册封琉球王为线索，希望透过琉球最主要的邦交政策——册封，梳理明清鼎革之际琉球对外邦交在明(含南明)清之间的艰难抉择。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初四，琉球国中山王尚丰薨，其子尚贤称世子即位两年，尚贤照例派遣正议大夫蔡锦等人赶往中国请封。“十五年壬午春，世子遣正议大夫蔡锦、使者翁镇等奉表贡方物。宴赉如例。”^{[16]卷8，尚贤王·纪，崇祯十五年壬午春}但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满洲后金政权在东北势力不断强大，对明虎视眈眈，中原地区又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明朝廷此时焦头烂额，已无力按照常例派遣册封使赴琉球进行册封，崇祯帝因此并未批准尚贤的册封请求。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尚贤再次请封，他在给明朝礼部的咨文中写道：“崇祯拾叁年五月初四日，痛我先王臣尚丰辞世薨逝，念予小子臣尚贤嗣嫡承祧，然王业永存，合行继述，侯服有度，不敢僭称，钦遵旧典请封，伫望纶音锡爵。为此，臣尚贤遵将事宜移咨礼部知会，谨具疏章，遣正议大夫金应元赍驰叩奏”^{[17]卷13，第二十一号档案}。事实上这次遣使仅是“兼请袭封”^{[16]卷9，尚贤王·崇祯十七年甲申春}，主要是为了按期纳贡以及“祈请互市白丝”。这里就触及明末琉球与明朝的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贡期更改问题。原本在洪武年间规定每三年二贡，但是万历四十年(1612)，因为考虑到琉球曾被萨摩侵袭，国王与重臣被掠至日本，逼迫订立城下之盟，对琉球的向背，明朝尚不了解。因此，万历帝颁布了琉球十年后贡的诏令：“彼国新经残破，当厚自缮聚，候十年之后，物力稍充，然后修贡职未晚。”^{[18]卷501，万历四十年十一月乙巳}琉球主要依靠与中国的朝贡贸易才得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一命令使本就遭受强烈打击的琉球经济更加疲弱。因此，琉球方面请求恢复以前的最初的贡期。天启三年(1623)，终于改为五年一贡，崇祯七年才终于恢复旧制，至此贡期更改的问题才得以解决^{[17]卷8，第二十一号档案}。共历时22年之久。

第二，琉球使节走私白丝事件。自洪武年间开始，琉球国在朝贡时会携带一部分银两和物品，以供其在福州等地进行贸易，其主要的贸易物品就是白丝、布帛等。但是隆庆开关后，福建商人在月港出洋，琉球的海上贸易就已经大受冲击。崇祯七年，日本萨摩藩为了在琉球的进贡贸易中获取中国物产而投入了大量资金，琉球的进贡使节虽然知道明朝对于白丝贸易的严格限制，但是又不敢违抗萨摩藩，便通过福建的牙行购买了大量的白丝，结果被福建当局发现并以走私罪名将其购买的白丝全部没收^[19]89。崇祯九年又发生了福建当地丝商空赊湖丝4 594斤，但延迟不交付货物之事。两国贸易纠纷愈加升级。因此，崇祯十年福建巡抚沈犹龙提请禁止与琉球的白丝贸易，明朝廷遂行颁布了琉球白丝禁售令。此举令琉球的主要贸易物品锐减，国家收益也同时受损^[20]182。

所以，尚贤强调此次是属于按照贡期纳贡，并且在朝贡的奏疏中，请求解禁白丝贸易^{[17]卷20，第二十二号档案}。只不过金应元等人抵达福州时，已是崇祯十七年三月末至四月初，此时的中国政权发生了巨大震动，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已率兵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四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从北京出逃，五月初，多尔衮攻入北京，不久便宣布迁都北京。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一日，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宣布即位，改元弘光。滞留福州的金应元等人得知此消息后，立刻改变计划，不再前往北京，而是直接赶赴南京，面见弘光帝，这是琉球第一次与弘光政权接触。金应元等人按照惯例向弘光政权进献方物，同时也将世子尚贤的奏书向弘光帝进呈。弘光帝在崇祯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降旨：“览王奏，远贡方物，具见忠荩，所请互市准行，白丝纳税助饷，不许夹带硝磺军铁。”^{[17]卷36，第二号档案}由此可以发现，弘光帝对于琉球白丝贸易的请求全部同意。对尚贤的册封，《偏安排日事迹》十一卷辛丑条中记载有“遣礼科左(给事)陈燕翼、行人韩元勋册封琉球”^{[21]卷11，辛丑}。但是琉球史料《历代宝案》及《中山世谱》皆无册封使到达的相关记录。清代琉球册封副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中有“尚贤请封未获，卒。福王时来请封，遣给事陈燕翼，行人韩元勋，未行，国亡”^{[22]卷2，101}的记载。可见弘光政权的确有向琉球派遣册封使之计划，只是因为弘光元年(1645)三月才决定派遣，而五月弘光政权就已覆灭，两个月时间不足以准备册封船队，所以直至弘光政权灭亡，尚贤也没有得到册封。其实弘光政权曾经遣福州左指挥使花煾为招抚使，于弘光元年二月到达琉球，并于首里城宣读了弘光帝的登基诏书，向琉球通知崇祯帝驾崩，封大行皇帝谥号等事宜。弘光元年四月，尚贤派出毛大用作为崇祯帝的进香使，通事阮士元和郑子廉担任弘光帝的庆贺使，同花煾一同回国朝觐弘光帝，并向崇祯帝进香^{[16]卷8，尚贤王·纪，顺治二年乙酉}。

对弘光政权而言，先派遣招抚使到首里城宣告弘光帝登极，而后才决定派遣册封使，其根本原因在于弘光政权要明确此时和琉球的关系并非自动延续原来的明琉关系，而是在与琉球构筑新的宗藩关系，派遣招抚使恰恰就是在彰显自己的正统性，证明此时的自己才是中国之主。从琉球方面来看，承认弘光政权，那么弘光即为琉球的宗主国，请求册封及进行朝贡贸易的对象就是弘光而不是清。不过毛大用等人刚到达福州，南京的弘光政权就已经灭亡，这批人员也因此滞留福州。

琉球在明末刚好需要解决恢复贡期和与中国的白丝贸易问题，同中国的贸易可以说是琉球最为重视的，而面对眼前混乱的局势，琉球的使者金应元似乎没有犹豫，就直接选择了南明，主要因明琉间二百余年和谐的宗藩关系，所以使者不向本国请示而直接行动，这也能说明此时的琉球将南明视为中国的合法政权。

南京的弘光政权覆灭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登极，改元隆武，自立为隆武帝。此时正在福州的琉球使者毛大用等人将方物和为崇祯帝进贡的龙香都献给了隆武帝，为此，隆武帝特降圣旨：“进香船到，著即吊入内，香□祠祭司察收。货照旧例纳饷。一切事宜，俱照往例奏明遵行，不得紊乱，有负柔远之意。钦此。”^{[17]卷37，第五号档案}由此可见，虽然政权建立不久，且战事紧张，但是隆武帝对琉球使臣十分重视，依然亲自安排接待。使命完成后的毛大用一行人在福州等待季风，直至隆武二年(1646)六月方才回国。

在南京的金应元听闻隆武帝登极，又连忙赶往福州继续履行使命，金应元到达福州后庆贺隆武帝登极，隆武帝也降旨赏赐。金应元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请求贸易等事，虽然琉球所提的请求弘光帝全盘接受，但是弘光政权覆灭，金应元便又向隆武政权请求再开白丝贸易：“赴通政司投封未蒙之下，臣心更加战栗向敢别宸聪，但事关互市，请税佐饷，不得不为皇上陈之。臣于崇祯十年冬进贡方物赴京，赉臣世子尚章疏内云⋯⋯崇祯拾(柒)年拾贰月贰拾叁日，奉旨：览王奏远贡方物，具见忠荩，所请互市准行白丝纳税助饷。不许夹带硝矿军铁，钦此⋯⋯又因臣贸易旧制，设立牙人⋯⋯为臣平价互市⋯⋯察臣原投议税咨文、官牙会照公文二角，即发着落布政司遵守施行。庶臣待冬船到，互市纳税，少竭忠悃，以答皇上厚恩，臣之感激更深矣。”^{[17]卷37，第四号档案}从此奏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应元将之前的贸易请求抄录一遍，并且再次向隆武政权请求互市、派牙官平价交易和按贸易纳税助饷，对这些请求，隆武帝同意并且已经批准施行。行在通政使司左通政带管布政司回复：“奉圣旨，是，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隆武政权不仅招待了琉球使者，而且还全面同意了琉球的贸易请求，在这之后，隆武帝派遣指挥使闵邦基出使琉球开读诏书。在给琉球的诏书中写道：“四夷皆我赤子，朕切怀柔，故惓惓于此，使闵邦基果能达国礼，而不扰夷邦，准即遣行宴礼，彩缎加厚从优，深得朕恤远之意。”^{[17]卷37，第九号档案}隆武政权偏安福建一隅，但为了维护自己中国正统的地位依然称：“四夷皆我赤子。”虽也说过“果能达国礼，而不扰夷邦”。但是此时的琉球国力大不如前，也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位“天使”闵邦基，在《中山世谱》附卷当中有记载：“闵指挥偶临本国。时无备接待之资，无奈之何，寄书萨州，押当宫古、八重山，而借得银九千两”^{[16]附卷一·尚质王·纪，顺治七年庚寅}。可见闵邦基的出使计划是突然决定的，并没有按例提前知会琉球，导致琉球准备不足，无奈将宫古岛和八重山岛抵押给日本萨摩藩才借到九千两白银以招待隆武使臣。虽是偶然派出的使者，就算借钱也要尽到属国接待之礼仪，说明琉球对隆武政权依然十分重视。

隆武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闵邦基抵达琉球。二月初五，琉球世子尚贤“奉迎天使按临王城”，闵邦基开读隆武帝的敕谕和诏书，其主要内容大致是朱聿键称帝登极并准备御驾亲征等，最后将隆武帝赏赐的彩缎、沙罗交给还是世子身份的尚贤。不久，闵邦基回国。隆武二年三月，琉球方面照例派遣王舅毛泰允、长史金思义等捧表、方物作为庆贺使前往中国庆贺隆武帝登极，琉球的使者抵达福州顺利完成使命准备返回琉球，但是在归国途中，途经闽安镇外琅岐遭遇海盗劫掠，船只和物资都被抢走，他们只得回到福州琉球馆。又恰逢清军将领贝勒博洛率兵攻克福州，隆武政权宣告灭亡^{[16]卷8，尚贤王·纪，顺治三年丙戌}，毛泰久、金正春等人因此滞留福州。

需要注意的是，弘光元年闰六月二十八日，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绍兴称监国，并将第二年定为监国元年(1646)，恰好此时是隆武帝在福州即位的第二天。此时的中国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南明政权，彼此也各自独立，不相统属。但是在隆武政权灭亡之前，琉球并未与之有过官方接触，自然也从未建交。隆武政权灭亡后，琉球与中国的交往暂时断绝，从琉球在隆武灭亡一年后派遣朝贡使的文书中纪年仍使用隆武年号可以看出此时的琉球对中国的情况也不甚了解。

尚贤掌权琉球期间恰逢中国大陆格局动乱，交往长达二百年以上的宗主国大明陷落，自己又背负恢复白丝贸易的重担，在短时间内，尚贤选择了同南明政权建立从属关系，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政治上，琉球与明交往时间相当长，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受到明朝的影响，所以自然而然地会寻求明朝的继承者来接续与明朝的关系，自称“正统”的南明政权自然是当时最佳选择。第二，从琉球自身的利益关系方面考虑，白丝无论是对于琉球国内和其背后的日本萨摩藩都极为重要，中国江南地区不仅是白丝主要产地，也是琉球贡使的贡道必经之路和主要的贸易地点，当时南明恰好控制着这一区域，更加大了琉球的向心力。最后就是地理方面，南明所控制的区域与琉球隔海相望，也是以往朝贡的主要港口所在，交通上也更为便利和安全。加之南明的两个政权都对琉球的各种请求全面同意，所以此时的琉球把南明视为宗主国的不二之选。但是南明政权由于诸多问题，都存续时间不长，对于琉球的许诺也都没有履行，甚至对于尚贤的册封，直至他本人去世都没有成功。面对这样的局面，琉球将似乎更加难以做出抉择。

隆武政权的覆灭使琉球和中国的关系中断，而琉球的国家存续非常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因此，琉球亟须一个和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契机。此时滞留中国的毛泰久等人肩负起了这个任务。福州土通事谢必振建议毛泰久不必等待琉球的命令，应该独自与清朝联系并且表示归顺。毛泰久等人考虑再三，于顺治三年(1646)十月七日在福州城向清军表示归顺，同年十二月，福州的清军将领贝勒博洛命令由谢必振带领毛泰久、金正春、王明佐等人及前往北京拜谒顺治帝。

毛泰久等人于顺治四年四月到达北京，觐见顺治帝代表琉球表达归顺之意，并为世子尚贤请封。顺治帝格外优恤：赐宴，赐袍，赐靴。但是，礼部向顺治帝上奏，应等待琉球上缴明朝诏敕和印信后再行册封。礼部颁发的敕书如下：“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今故遣人敕谕尔国，若能顺天循理，可将故明所给封诰印敕，遣使赍送来京，朕亦照旧例封赐。”^{[23]卷32，顺治四年六月丁丑}同时，由兵部派官员护送谢必振前往琉球招抚。谢必振在顺治四年六月带领毛泰久等人离开北京，并于九月达到福建浦城，因为浦城山贼盗匪猖獗而不得不在此滞留了十个月才再次出发，顺治五年四月到达延平府。但是，因南明监国朱进海率领郑彩进攻福建，谢必振等人在延平府又滞留了两个月，其间毛泰久因病而死。直到六月，谢必振和金正春等人才到达福州。由于朱进海在福建海上行动频繁，导致其在福州又滞留了一年之久。

琉球使臣们虽然并未请封成功，但是总算打通了清廷的渠道，并于顺治六年五月，同谢必振从福建登船开洋回琉。

在此期间，琉球曾向福建布政使司发出咨文，询问毛泰久和金正春去向，年号依然使用隆武五年^{[17]卷39，第十九号档案}。由此可以推测，归顺清朝是毛泰久等人自行判断的结果，琉球并不知道其使者已经向清朝投诚，因此还奉南明年号。顺治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始终没有得到册封的尚贤去世，由其弟尚质继位。

奉顺治帝命招抚琉球的谢必振和在福州的金正春等50余人于顺治六年六月从福州出航，但是途中遭遇暴风漂流到了萨摩的山川港，向长崎回航后受到了日本的调查，直到九月才到达那霸港^{[24]卷22，庆安二年·己丑年八月二日}。

到达琉球之后，琉球文武百官迎接谢必振等人，谢必振在首里城宣读了顺治帝的诏书，并要求琉球交出明朝的诏敕和印信。尚质表示归顺，并于顺治六年十一月派遣都通事梁廷翰和周国盛携带投诚表文前往中国。然而，琉球并未有立即归还明朝敕印，并且说明需要等到顺治七年琉球派出庆贺使之时，由庆贺使携带敕印前往。尚质在给清朝礼部的咨文中如此解释：“天使驾临已属菊(月)，敝国舟楫未备，礼仪仓促，难于急办，圣天子开国维新，不敢遽草率，欲强留来岁同行，又碍愆期之谴，谨具投诚表文，遣都通事梁廷翰等护送天使归国外，其故明印敕，祈宽来祀同礼仪一并稽颡阙廷庆贺。”^{[17]卷21，第一号档案}这样看来琉球方面似乎面对招抚时表现得并不是十分积极，甚至将清朝礼部重视的归还明朝敕印一事拖到了第二年。事实上，早在谢必振来琉球之前的两个月，琉球和南明曾有过接触。清顺治六年四月，琉球派往福州探查情报的蔡祚隆在闽江河口曾经遇到过南明的鲁监国军，同年六月蔡祚隆带回了监国鲁王的敕书，其敕谕全文如下：“监国鲁王敕谕琉球国王世子尚质，予高皇帝之九世孙也，分守衮封，世承洪绪，痛满虏肆螯，冯陵社稷，遂延创义两浙，移师七闽，劳苦张皇，于今四年，幸周历未改，汉德重光。黔滇二粤，正朔犹昨，楚蜀江右，版章攸服，蓟国公吴三桂克复旧京，建国公，臣郑彩聿正南邦，予今亲提六师传檄文，江淮协齐威势，底定金陵，方舆遐迩，观厥成矣。惟汝国乃心天室，恭谨淳固，蔡祚隆等入贡来朝，涉历山川，其劳为甚，是用玺书勤勤，致慰汝国。(为)我朝藩屏，殚宣忠称嘉旧德，将锡新封。呜呼！中国尊安，四方得所，子勉天廓，清懈大明，日月烨烨，高堇湖开也，敬之哉！特谕！监国鲁四年五月。”^{[25]上册，35-42}

此“敕谕”高度评价了琉球对明朝和南明入贡的忠诚之心，甚至还表示要册封尚质。这样也就容易明白琉球的难处，隆武政权被灭，清朝派人方一劝告，琉球便立刻“弃明投清”似乎于道义不合，更何况琉球使臣已经和明“监国”有了接触，所以琉球对于清朝的第一次招抚表现得有些犹豫也就不难理解了。

招抚使谢必振对于尚质暧昧不清的行为虽有不满，但仍表示期待明年庆贺使的到来。然后他和都通事梁廷翰、周国盛回到福州，并于顺治七年二月和周国盛从福州出发前往北京复命。十月，琉球方面也按照约定派出了庆贺顺治帝即位的庆贺使阿榜琨和蔡锦两人。但是此二人却只是“奉表入贡，并贺世祖登极”，没有按照约定携带明朝敕印，琉球方面记录这次出使则为“其船漂没，未达”^{[16]卷8，尚质王·纪，顺治七年庚寅}。由此可知琉球事实上并不想把明朝的敕印交给清朝。除了琉球之外，日本对于中国的形势也不甚明了，抱观望态度，故此萨摩藩在清顺治八年，日本庆安四年(1651年)九月十八日给琉球方面的书简中曾经指示琉球，翌年春季派往福州的“左右闻船”(情报探查船)要携带两份文书，一份写给清朝，另一份给南明^{[26]旧记杂录追录一·三九六号档案}。由此可见，此时的琉球对南明政权和清政权采用等距离外交的手段，其中既有其自己的考量，似乎也有遵从萨摩藩指示的原因。

清朝因琉球庆贺使迟缓，而对琉球的归顺感到怀疑。此种情况下，和谢必振一起奉表文投诚的周国盛则被留在了北京，清朝的说辞是请周国盛和琉球庆贺使一起回琉，而事实上是将周国盛当成了人质。

顺治八年九月，顺治帝对于琉球的态度十分不满，失去耐心的他不等琉球庆贺使到来，便派遣谢必振再次出使琉球以欺讨还明朝敕印。谢必振领旨后带周国盛从北京出发，十一月到达福州。福建巡抚请谢必振立即出发前往琉球，但是谢必振认为在福州等待琉球方派使者前来更好，便在福州等待了半年之久。顺治九年春，他终于等到了琉球的探问船到达福州港，不过琉球的探问使蔡时春并未携带明朝敕印。这让谢必振大为失望，为了确认琉球是否真的准备向对清朝效忠，谢必振决定再次出使琉球。

顺治九年七月，谢必振和周国盛到达那霸港，他并未直接面见琉球世子和三司官，因为此时谢必振身份为钦差赍敕招抚使，与琉球长史司地位同等，所以直接向琉球长史司发了一份咨文，谢必振在咨文中指出：“钦差赍敕招抚使谢，为钦颁敕谕事，照得本使，前奉皇上差委，收揽原日在官伴摘发回国，以示柔远并招入贺，以广归顺⋯⋯及至留京，贺船，翘盼春而复秋，望眼几穿，焦心成血，荷我皇仁浩荡，赖周差使，忠诚同心，协力斡旋，还是贵国尚失信于天朝，天朝未辜恩于贵国也。⋯⋯矧此番部限紧急，冬汛将至，复命之期，决在十月。所有入贺事宜，并故明印敕，作速呈缴料理⋯⋯本使虽奉王命差遣，实为贵国奔驰，一片苦心，不知贵国鉴谅否⋯⋯获罪足惧不已。先行咨会贵司，烦即转达三法司，启奏贵国主，悉照来咨内事理，遵奉施行。”^{[17]卷9，第四号档案}，谢必振此文言辞恳切，先点明自己处处为琉球着想。但琉球却不守诺言，未缴明朝敕印。文中“还是贵国尚失信于天朝，天朝未辜恩于贵国也”。让琉球三司官顿感到了压力巨大，故此立刻奏明世子尚质。最终尚质于八月初十日将谢必振迎进首里城表示恭顺，并终于决定派庆贺使持明朝敕印随谢必振前往北京复命。

由于准备方物并未来得及在冬汛时出发，顺治十年二月，琉球派出庆贺使马宗毅、蔡祚隆和谢必振一起回到福州，他们抵达北京时已是顺治十一年三月。不过这次交还的明朝敕印只有尚宁所持的敕印，对此琉球的解释为“且备言前朝所赐诏敕，皆随王葬；止所赐宁王之敕，存而未葬。故以其敕赍缴”^{[17]卷21，第五号档案}。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此次派出的庆贺使并未像前代一样兼任请封使，仅是“表贺世祖登极；并缴还明朝敕印，兼请袭爵”。而且尚质给福建布政使司的咨文也未提请封之事，“今仍具礼物，遣王舅、正议大夫马宗毅、蔡祚隆等，附天使同到新朝庆贺外，缴故明之敕印，遵依敕谕，求清朝之符节，永镇邦国，为此移咨，乞为转移礼部，使敝国去旧从新，耳目改达，舍明事清，心志惟一。”^{[17]卷14，第三号档案}尚贤当时的身份仍是世子，尚未得到宗主国册封，根据惯例历代世子都会在前代国王去世后派遣使者向宗主国请封，本次向清朝具表投诚交回前朝敕印，本应是请封的最佳时机，文中只有缴出明朝敕印请清朝发给符命的请求，却未提请封一事。而且在献给顺治帝的奏文中写道“琉球国中山王世子臣尚质谨奏为恳乞赐发敕印⋯⋯伏乞发敕铸印，赐臣王舅马宗毅带回，令异邦臣广知有天朝之尊，而颂戴无穷矣⋯⋯臣不胜悚栗待命之”^{[17]卷14，第三号档案}。从这封奏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尚质不仅没有公开向清朝请封，就连赐予符命都是“赐臣王舅马宗毅带回”不需要清朝派使者前往琉球。可见此时的琉球还没有真正地想拜清朝为宗主国，琉球虽已“具表投诚、缴明朝敕印”但只要不向清朝请封，清朝不派遣册封使来琉，那么主动权似乎还掌握在琉球这里，在清和南明之间的等距离外交就还奏效，同清朝取得联络后与中国的贸易能够保持，又不背“弃明投清”的名声，看来是个两全其美的做法。不过对于已经控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清朝不想、也不会允许前朝的属国保持这种摇摆观望的态度。

清朝招待琉球使者的同时也在制定册封事宜。顺治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礼部将尚质奏书进呈顺治帝，三月十六日礼部奉圣旨：“览世子奏，知道了。远国归诚，宜加体恤。这所请给发敕印，并一应禁约安插事宜，著作速详议具奏。该部知道。钦此。”^{[17]卷5，第三号档案}三月二十八日礼部尚书胡世安题奏，议定了琉球入贡时间和方物数目：进贡方物数目及二年一贡，俱应照会典例，移咨该国中山王，永为定例，钦遵施行。对于琉球较为重视的朝贡贸易方面，清朝方面遍查《明会典》进行研究判断，基本沿袭了明制。有关册封琉球国王之事宜，礼部尚书胡世安于四月十八日题奏：“查得赍捧敕印前往封王事例，明朝封琉球国王，遣科臣为正使，行人司官为副使，赍敕印前往册封。该臣等议得，世子尚质疏内，虽称敕印伏乞赐臣王舅臣马宗毅带回，但琉球系初归远国，相应特遣官员赍捧敕印前往册封，以示皇上柔远之意。”四月二十日，圣旨下：“琉球远国归化，忠诚可嘉，著照例特遣官员赍捧敕印前往册封，昭朕柔远之意。余依议行”^{[17]卷5，第一号档案}。可以发现，清朝方面已经察觉琉球的等距离外交手段，并且准备使用“颁封”方式来应对。

自明朝始，一般的册封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明朝皇帝派遣使者携带册封诏书交给琉球领导人，是为颁封。另一种则不派遣使者，而是将册封诏书交给藩属国派来的使节后由使节带回国内，此为领封。事实上，琉球在明嘉靖年间和万历年间也都请求过“领封”。换言之，尚质希望采用“领封”而为自己争得主动权，只是清朝方面以依照明例的方式对应，夺回了主动权。

顺治十一年七月一日，顺治皇帝敕谕琉球国世子尚质：“惟尔克笃忠顺，向化归心，今遵谕旨，〔令〕尔王舅马宗毅等敬修职贡，赴阙来朝，缴上旧诏敕印。朕甚嘉之，特遣兵科副理官张学礼、行人司行人王垓，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文币等物，尔宜祗承宠命，恪守藩服。钦哉。故谕。”^{[17]卷3，第七号档案}另外还赐布匹绫罗等。接旨的册封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和土通事谢必振及琉球的庆贺使马宗毅等一行十三人前往琉球册封尚质。顺治十二年三月到达福州。但是，此时郑成功的反清势力在海上活动频繁，无法渡航，张学礼等人不得已只好在福州长期滞留。

被困福建的张学礼等人因海上战事尚未平息，加之福建物资匮乏，册封使等一行人在福建也是历经苦难，不断向朝廷上书，清朝礼部得知后向皇上请旨要求中止册封琉球，并调册封使回京。直至顺治十五年七月初六张学礼等人才等来圣旨下：“将此前往册封官员等暂时撤回，侯平定海盗后，再行差遣，钦此。”张学礼等人终于在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回到了北京。卸任册封使后不久，张学礼就被任命为江南道监察御史兼巡盐御史并即刻赴任。^{[27]上，643}

由于清朝内部不断有关于册封使渡航船花费过高，强调海上风险的奏折上奏。换而言之，清朝内部官僚形成了赞成派遣册封使派和反对派遣派。因为实际存在的风险，加之尚质确实没有请封，甚至也没有请求派遣使者，册封使正使亦已卸任，所以反对派遣一派势力增大，最终导致册封尚质一事无限延期。琉球庆贺使马宗毅滞留在了福建，顺治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酉时因旧病复发身故^{[23]卷135，顺治十七年五月己未}。

在这期间，琉球曾经向福建派过两次使者探问庆贺使归国一事并试图将马宗毅等人接回琉球，但是遭遇海盗而没能抵达福州^{[16]卷8，尚质王·纪，顺治十一年}。由此看来，琉球似乎也想借此机会完成领封，不过因海上局势混乱而没有成功。从琉球的官修史书《中山世谱》的记录中可以知道，自顺治十年至顺治十六年之间，再无与中国交往之记录。

十七世纪中叶，整个东亚的政治局势开始变化。郑成功击败荷兰侵略者夺回台湾，也把根据地移往台湾，在收复台湾的第二年，郑成功去世，郑经继位，福建沿海平静。南明永历帝被清军所俘虏，永历政权彻底失败，清朝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大陆，顺治十八年一月，顺治帝驾崩，玄烨即位，改元康熙。

康熙帝改变了对琉球的外交方针，积极推进册封尚质一事。康熙元年(1662)，他命令张学礼和王垓再次出使琉球册封尚质，为此康熙帝特地颁发敕谕：“皇帝敕谕琉球国世子尚质，尔国慕思向化，遣使入贡。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诚，特颁恩赉，命正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赍捧敕印，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乃海道未通，滞闽多年，致尔使人物故甚多，乃学礼等奉掣回京之日，又不将前情奏明，该地方督抚臣亦不行奏请。迨朕屡旨诘问，方悉此情，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各官逗留迟误，岂朕柔远之意。今已将正副使、督抚等官分别处治，特颁使臣恩赉，比前加倍，仍将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令其自赎前罪，暂还原职，著速送使人归还本国，一应敕封事宜，仍照世祖章皇帝前旨行。朕恐尔国未悉朕意，故再降敕谕，俾尔闻知。尔其益殚厥诚，毋替朕命。钦哉！故谕。”^{[17]卷3，第三号档案}从这道敕谕中可以看出，康熙帝详细说明了册封延期的客观原因及册封使和地方官员的怠慢等问题，也可发现康熙帝对琉球之重视程度。

接旨后的张学礼等人携带诏书、敕谕、印信和赏赐物品于康熙二年四月到达福州，此时册封船已经制备妥当。此前曾出使琉球两次的谢必振这次以通事的身份随行，之前滞留在福建的琉球使者蔡祚隆和人伴等也都一并随行。照旧例，在册封使前往琉球之前，琉球应派遣接封使接应，但这次册封并没有事先联系琉球方面就直接前往，可见清朝是不想给琉球回旋余地而直接颁封，并明确琉球与清的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从而让琉球失去摇摆的空间。

最终，册封使船于六月二十五日到达那霸港，正使张学礼在他所著《使琉球记》中记述：“法司等官来迎，土民欢阗，金鼓不绝。⋯⋯是日，中山王备龙亭，恭迎敕印⋯⋯“择十七日，行册封礼；鼓乐导引，倾国聚观，不啻数万，欢声若雷。王出城三里，至守礼坊下，具朝服行九叩礼，乘轿进城。至中山殿前，将敕印供奉，行九叩礼；付官蒋宿耀上左台宣读，王跪听。宣毕，将敕印并恩赐蟒袍、装花绫紬四十八疋付王收受，行九叩礼⋯⋯次日，大雨三日，通国加额，云：圣天子恩泽沾霈，奠我海邦，世世戴之。”^{[27]上，652}

从张学礼的记述中可见，对琉球的册封十分顺利，想必与担任通事的谢必振从中联络斡旋不无关系。册封完成后，尚质决定除护送天使回国外还按例派遣了谢恩使“本年冬，王遣王舅向国用‘原姓吴’、紫金大夫金正春等赴京奉表献方物，谢袭封恩”^{[16]卷8，尚质王·康熙二年癸卯}。

至此，琉球方面的纠结和选择终于结束，与清朝进入宗属关系的轨道，中琉关系也得到了全面恢复，清朝所定的朝贡极其相关制度，也让琉球有了稳定的朝贡贸易渠道，中琉两国友好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

明末的琉球早已不复“万国津梁”之名，其中原因繁复，但最主要还是与中国的贸易受到中国政治局势影响，故此说琉球国家的存续是依赖于中国的也不为过，加之当时东北亚形势更加复杂，所以琉球在明清鼎革之际，对于中国局势保持着观望态度，但是依然多次派出使者积极联系，也与多个政权通过请封琉球国王的方式试图和该政权确认从属关系。17世纪，清王朝取明而代之，并建立自己的中外宗藩关系体系。故明属国琉球的观望、疏离倾向十分明显令清朝不满。不过清朝统治中国大陆之后，通过半强制的手段对尚质进行了颁封，使琉球方面及时认清了形势，最终接受了清朝的册封。琉球的艰难抉择主因还是其国内主要经济来源依附中国，而且牵扯势力较多，在明清鼎革之际，琉球的独立意志似乎被东亚的局势变动所裹挟，最终也是由于清王朝的半强制的攽封而尘埃落定。作为弱小国家的琉球在东北亚时局剧变的时代，它的对外邦交抉择是极其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