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rigin of Japanese Right-wing Thoughts and the Action Logic of the Right-wing Naval Group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虽有学者将日本右翼的发端前推至“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开垦社”以及“向阳社”时期^[2]143，但是从具有明确纲领之际算起，将玄洋社的同仁视为日本右翼的发端并无障碍，将其思想视为右翼思想之源也存有合理性，在其思想指导下的行动也具有了一定的内在逻辑。可以说，玄洋社成员的思想及行动已成为此后右翼团体思想及行动逻辑的规范化存在。

从中江兆民和头山满的交友关系以及二者思想产生共鸣的角度观之，日本左翼、右翼的源头都可以从所谓的西方民主身上找到踪影。准确地说，是西方民主思想在日本的异化。这种异化的西方民主在近代日本何以得到嫁接并发展为日本左翼、右翼思想源流的，似乎逆向解读玄洋社的“宪则三章”才能找到真正的源头。“宪则三章”告诉我们玄洋社成立的宗旨有三点，即“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和“固守人民的权利”^[3]225。这也是大多数研究日本右翼思想的专家学者不断援引的三点核心内容^[4]8。然而，其措辞的简约明了反倒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日本右翼思想之源时，留下了持久的难题。解开这一难题的钥匙应该在分别追问“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和“固守人民的权利”等思想根源的过程中。从逻辑角度思考，皇室是精神支柱，国家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场域，而人民的权利则是西方价值观视域下的日本再现。混搭式的宪则三章可以引起人们想象的是它与君主立宪的法律规定具有一定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民主为日本右翼提供的思想之源已初现端倪。

玄洋社多数成员来自原“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和“开垦社”，于1881年由“向阳社”改名而来。截至玄洋社的出现，以1874年“民选建议书”为发端的自由民权运动已近于尾声。该组织的酝酿与早期活动阶段，也正处于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开展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三省堂版的《战后史大事典》直接将日本右翼规定为民权运动的“孪生兄弟”了。因为，二者的共同目标是抵抗明治藩阀政府。那究竟日本右翼思想是如何与民权思想纠葛在一起的，我们似可从玄洋社鼻祖头山满的个人经历略知一二：

头山满1855年出生于福冈藩，1871年入高场塾学习，1875年加盟矫志社。1876年借西南各藩叛乱之机，以“一扫君侧之奸、刷新国政”为目标，密谋暗杀大久保利通，结果事发被捕入狱，直至西南战争结束后才得以释放。1877年发起向浜塾，1878年访问土佐的板垣退助以求崛起而未果。1879年关闭向浜塾，成立向阳社，并组织筑前共爱同众以发起“开设国会”请愿，并于年底访问西乡隆盛旧宅。1880年将其组织的共爱同众会改称“爱国社国会期成同盟会”后，移居东京。1881年将向阳社改名为玄洋社^[5]1-26。

三十岁之前的头山满人生经历是对“乱世出枭雄”的最好诠释。他从16岁时开始，便不断地参加或组建政治结社，在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代表的下野派势力中寻求共鸣。1875年3月，在九州自由主义者成立九州改进党之际，头山满、箱田六辅与武富阳春等人参与了组建活动^[6]52。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保留着侠士的做事风格，在青年时期劫富济贫，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他的惊人说服力，可以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福冈藩内士族精神的一度衰落，促使头山满走上了纠集志同道合者以现任的藩阀政府为目标、配合各地士族叛乱、密谋暗杀大久保利通的道路。结果事发被捕入狱，待西南战争中西乡隆盛自杀后，才得以释放。然而在这次监狱体验后，头山满的能量被成倍地激发出来。尤其在听到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的消息后，他奋然前往土佐滞留数月之久，规劝板垣退助继承西乡隆盛的遗志与政府抗争。也正是在土佐藩逗留的日子里，头山满接触到了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将推翻藩阀政府改善国家的理念植根于内心深处。他有感于当时各藩的“叛乱”，沿着西乡隆盛、前原一诚和江藤新平等人的道路前行，以推翻藩阀政府为政治运动的终极目标。因而，他举起的大旗是“自由民权”，将自己打造成明治初年的民权主义者。

与之相对，1881年由参议院议员安场保和与太政官大书记官井上毅在熊本组建的紫溟会，与东京的官宪势力相呼应，高举国权大旗，在九州岛上与玄洋社形成了犄角之势。紫溟会所打出的“以皇室为根基的立宪政体及扩张国权、以教育与人伦为主的社会开明以及开拓厚生之道保全国家独立图谋国家富强”等口号^[7]49，反而证明了玄洋社成立之初是在接受自由民权思想而采取行动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玄洋社的政纲中，将“固守人民的权利”列为主要内容的原因了。

然而，以幕藩体制为结构特征的德川时代的政治构造，虽然在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政策下坍塌了，但是各藩内部武士阶层固有的主君从属意识，并非一日可消失殆尽。作为历史连续性，各藩士或是对原有观念存有温情，或是在新陈代谢的新政治构造建设中消耗自身的能量。为了迎合时代风潮，也为了与土佐藩的自由主义风气步调一致，福冈藩的藩士成为九州岛上政治结社玄洋社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力量。不言而喻，这个政治结社，在风格上基本保留了幕府时代武士阶层的遗风，并在武士遗风中保有旺盛的战斗力。那么除此之外，何以见得玄洋社的思想源流中存有武士道的因子，似可从明治初年的“外征党”与“内治党”围绕“征韩论”斗法，西乡隆盛一派败北后发起战争，而玄洋社的主力成员则对其感怀至深并产生共鸣的史实中，找到蛛丝马迹。

众所周知，围绕是否派遣西乡隆盛为遣韩大使是将明治初年“征韩论”推向高潮的史实。关于此事的阁议争执，从1873年10月14日持续至10月24日，即正是在岩仓使节团归国一个月以后的事。双方代表：以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为代表的征韩派；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代表的“内治党”。在这一过程中以三条实美为中心，在其左右形成了对峙的两派势力。10月17日，大久保利通曾提出过辞呈，征韩派一度占据优势。然而，10月18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劳累成疾不理人事，遂使得“遣韩大使之议”未得天皇“敕裁”而受挫。“内治党”趁机扭转乾坤逐渐占据上风，尤其在岩仓具视取代三条实美出任太政大臣后，严厉拒绝了西乡隆盛的“遣韩大使”之议，并在23日以政令书的形式对其加以否定。至此，“外征党”彻底失势，西乡隆盛、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和板垣退助等人于10月24日辞职归乡^[3]55-59。

下野的“外征党”在进行意志表达之际，分化为以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为首的民权派和以西乡隆盛、江藤新平为首的士族派^[8]32。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反对现行政府，不同之处在于民权派试图通过内政改革建设“民主国家”，而士族派则在日本与近邻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因不得志而在藩内发起了士族叛乱。可以说，其叛乱与“征韩论”在表达对外意识上具有连带性。其中的江藤新平既是“民选议院建议书”的签署者，又是叛乱的发起人。这说明民权派与士族派并非对立的双方，而是彼此具有融通与感怀之处。这也是玄洋社头山满的思维逻辑。他与两派下野人士都交往过密，并深受他们的影响。他与所归属的政治结社社员们曾响应前原一诚在山口县的萩之乱，事发被捕入狱，但在外的社员们仍沿着头山满的道路前行。当西乡隆盛在鹿儿岛起兵之际，作为玄洋社前身的强忍社在越智彦四郎和武部小四郎的领导下配合起义，结果失败，越智彦四郎和武部小四郎被斩杀。此时，出狱的头山满表达了继承越智、武部的遗志，拉拢有为青年成立强大的团体，欲将武士遗风贯彻到底的决心。同期，头山满对于西乡隆盛所抱有的崇敬之情亦是如此。前文已提及，1878年得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后，头山满曾赴高知县规劝板垣退助继承西乡的遗志。

这里的“西乡遗志”究竟是什么？从胜海舟对西乡的一段酷评与西乡隆盛的狱中诗句，可以找到答案：“西乡的崇高伟大在于其至诚至情的大慈悲。为萨摩海滩的月明，将死交付给佛徒(月照)；为与朝鲜交涉奉献一生；将肉体凡身交付乡党之三千子弟，从容消失为城山之露，此皆大慈悲之显露。”^[9]177-178作为日本“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曾在监狱中留下了“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的勤王诗句。这里的“与朝鲜交涉”“护皇城”的志向，表达了“皇国”与“朝鲜”的对立意识。这一切给头山满以极大鼓舞，成为“爱重本国”的思想根源。

当我们将“爱重本国”与“敬戴皇室”关联起来加以考虑的时候，便可发现皇室的重要性在幕末维新期已得到认可。权且可以作为例证的事件是，因“条约敕许”而引发的安政大狱及其后对大老井伊直弼进行暗杀的“樱田门之变”。换句话说，在幕末维新动荡的历史时期，谁更有资格代表国家行使外交主导权，抑或如何才能获得行使外交主导权的合理依据，已经成为各派争斗的核心之一。经过王政复古政变，天皇被顺理成章地抬出，重拾往日的皇威与荣光。这也不难看出，“爱重本国”的深层含义已经与“敬戴皇室”的忠君思想紧密地连接起来了。

早在幕末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口号“尊皇攘夷”，成为草莽志士解决内忧外患的指导思想。其领导人吉田松阴所抱有的虔敬天皇的思想，鼓舞了幕末一代人。他虽然死于安政大狱，但其精神却得到了“七生”。在追溯吉田松阴的思想渊源时，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他是一个阳明学家。在年代上距离吉田松阴最近的阳明学的信奉者是大盐平八郎，他在1837年揭竿而起率领底层民众起义时，打出了“中兴神武天皇之道”的口号，他的《洗心洞札记》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其中，西乡隆盛也是大盐平八郎的崇拜者，他曾经多次熟读《洗心洞札记》，从中汲取到行动的内驱力。头山满崇拜西乡隆盛的同时，在爱屋及乌的情怀驱使下，对大盐平八郎也崇拜有加。而且，头山满在访问西乡隆盛的家乡时，曾将西乡隆盛爱读的《洗心洞札记》(带有红色标记)借走。这样，从少年时代头山满曾饱读汉文典籍(诸如《三国志》《水浒传》《汉楚军谈》)，到对楠木正成父子“忠节”的敬仰、和对丰臣秀吉统一国家伟业的感触至深，从而养成了“杀身成仁”的“精神气概”^[5]11，再到爱读《洗心洞札记》，找到了思想与行动结合的依据。

头山满的人生历程告诉我们，他的思想来源是多元化的。他为玄洋社制定的行动纲领(宪则三条)，是以“天皇”为内核，以“爱国”与追求“民权”为特征的。

多元化的日本右翼思想之“源”，伴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迁，其“流”亦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化。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明确指出，以玄洋社的思想为本源，其他各右翼团体的指导思想虽各有差异，但又都体现出对“宪则三条”的继承。

从原生态角度分析，日本右翼的亚洲主义思想也始于头山满，建国神话中的神格天皇是赋予其亚洲主义思想以合理解释的依据。他曾积极提倡以“尊皇论”与“攘夷论”为两根支柱的“兴亚思想”，终极目标在于“将皇道布达于世界”^[10]2。

在传统华夷秩序逐渐解体，而东亚新国际秩序尚未建立之际，对东亚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扩张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找到了滋生的土壤。起初，在并未可以称为大亚洲主义的亚洲主义思想充当概念工具构筑东亚新秩序时，从原有华夷秩序框架下游离出来的日本，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国际地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契机，单方面追求本国利益的野心，促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同时，日本将亚洲主义思想纳入国际协调体系下进行实践^[11]4。20世纪30年代，在急剧膨胀的扩张欲望的驱使下，日本退出国联逃避国际法的制裁，在东亚及太平洋挑起战事等侵略活动，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本质。这一国内形势的逆转与头山满由民权论者向国权论者的转换、将目光转移至国际事务上有着密切关联。

何以见得头山满是将“亚洲主义”思想引到干预他国事务上来的始作俑者？甲午战争前后，头山满及其玄洋社成员的诸多举动，似可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1892年2月，头山满接受时任内相的品川弥二郎的委托，为打压民党势力曾经率领200多名旧武士造成多起流血事件。这标志着头山满从一个自由民权主义者发生了向国权主义者的转变，并开启了右翼分子与政界的勾结。与此同时，他发表了远离国内政治的声明，把目光转向关注“大陆问题”上来，代表性的事件是庇护朝鲜开化党金玉均。在金遭遇暗杀后，头山满愤而成立右翼组织“天佑侠”，网罗大批“大陆浪人”和原玄洋社成员，于1894年6月在朝鲜的釜山登陆，与朝鲜的农民起义组织东学党接触，并不断在中日之间围绕朝鲜问题制造事端。因天佑侠有军人和间谍的参与，私下又秘密配合军部的扩张行动，因此在甲午战争时期，它实际起到了“帝国主义先锋”的作用^[12]38。

另外，还能证明头山满所提倡的“亚洲主义”后来发展为等同于对外侵略代名词的事件是，玄洋社右翼团体在东北亚地域(朝鲜半岛、“满蒙”、库页岛、千岛群岛以及阿穆尔河流域)的谍报活动。这种活动，后来为逐渐蔓延出的许许多多同类右翼集团所继承下来，例如1901年成立的黑龙会等。“亚洲主义”思想与对外侵略完成对接后，截至日本二战战败前，作为它的“流”，在不同时期以不断变身的形式表现出来，诸如北一辉的“亚细亚联盟论”、大川周明的“大东亚秩序建设论”、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以及战争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等^[4]17-36。

前文已述，在日本右翼发展史上，日本右翼思想来自明治初年的“自由民权”。然而，后来发生的由主张民权转换为伸张国权，似乎又告诉人们民权与国权的较量是相对的，或是伸张民权总是在国权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总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日本右翼总是某种团体的对立物，这或许是近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必须”。抑或可以说，日本社会总是在两种不同政见势力的博弈下向前发展的，在外交、内政上以不同的面貌而出现，最终都打着“为了国家”的口号。可以认为，这也是玄洋社及其卵翼出的众多团体的共同口号。

玄洋社与其卵翼出的众多右翼团体之间的细部关联，主要在由重视对外主张向对内对外兼顾的思想发展上。根据这种关联与变化，有学者将玄洋社与黑龙会所代表的右翼团体称为“传统右翼”，而将在大正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形势下成立的以“犹存社”所代表的右翼团体称为“革新右翼”^[13]74。两个系统所不同的是，玄洋社与旧武士集团和下野的参议等密切相关，与现行政府的“内治”政策对立；而犹存社所代表的“革新右翼”则成为统治阶级构筑天皇专制政权时拉拢和利用的工具，并有意识地向军人阶层渗透。在内政上，“维新”成了他们惯用的主张。

在犹存社出现之前，1910年由日本政府出面组织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是将“对外扩张”和“对内进行控制”结合起来的右翼团体的“典范”。从其构成来看，它是一个地方军人团体的联合组织。这一组织继承了玄洋社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外，还承担起在国内镇压反战运动的大旗^[14]180。这一两手政策，此后成为法西斯右翼团体的指导思想。尤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变化，带来右翼团体的多元化诞生，这成为我们对右翼存在的真实命意究竟为何进行判断的难题。我理解，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超越玄洋社系、犹存社系与经纶学盟系的右翼分类、是否能够超越“纯正右翼”“仁侠右翼”“言论右翼”以及“行动右翼”等称谓^[12]50，而找到它们所存的共性。

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大正时期，日本右翼团体受到刺激，成为打压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这是它们存在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作为其理论，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时间成为右翼团体奉为圭臬的行动指南。在不断追问如何改造国家、将国家改向何方等命题时，“改造法案”给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光标”。“其一是以政变的形式破坏旧统治机构；其二是建设新统治机构与实施‘国家改造政策’；其三是制定大规模侵略战争计划、以凶暴手段建设自亚洲至太平洋的一大帝国。”^[12]92在这里，对内的残酷镇压与对外的结合，是对头山满式右翼逻辑的继承与超越；“亚洲”的地理空间与“太平洋”的海域空间，都成为日本右翼“国家改造”的目标指向。尽管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北一辉作为法西斯鼻祖被杀，但此后的日本国家走向已经按照北一辉所设计的路线前行了。

诚然，谁都不会忘记，在“昭和维新”的口号下，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恐怖暗杀活动^①推动日本国家发生右转的事实。这一时期，民间法西斯右翼团体的活动与陆海军的结合程度，已超乎人们的想象，成为左右国家走向的主要力量。这也为破解战前日本曾经拥有一段“美好的”政党政治而为什么最终走向战争泥潭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换言之，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为了国家”，是“维新”，是“国家改造”。试图将这些口号归并统一以唤起民众“觉醒”的努力，表露于由日本青年党、日本生产党、国体拥护联合会、国民协会、爱国劳动农民同志会、新日本国民同盟、纯正维新共同青年队、纯正日本主义青年运动全国协议会等右翼团体，在1937年4月发表的日本右翼团体联合宣言《告全国同胞书》中。该宣言由七条内容构成，其核心是宣扬“绝对的大义(日本主义)”“举国一致”“发起以维新思想为基础之日本主义运动”及“以皇国为中心”等^[15]965-66。本质上，这些右翼团体是在配合林铣十郎内阁^②的施政纲领。我理解，林内阁时期的政纲及右翼团体的配合动作，实为继任的近卫内阁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奠定了基础。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政党凭借自己的“院外团”发起事端，以引导国家的走向。典型的事件是，1938年2月17日，“防共护国团”打着“革新”的口号占据政民两党本部的事件，一时间被称为“民间的二二六事件”^[16]21。从近卫内阁直到东条英机执政，日本国家右转的工作基本完成，并以“大政翼赞会”的统一而完成了战争体制。上述打着“维新”大旗进行活动的右翼团体，已经言说了日本国家右转的某种原因。

① 1931年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等。

② 1937年2月，在石原莞尔等人的策动下，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就任第33届内阁总理大臣。他反感政党，主张成立军部内阁。他的施政纲领为“敬神尊皇与祭政一致、发展独特的立宪政治、举国一致的对外政策、充实国防军备、综合发展事业”等。但因与政党对立激烈，仅仅四个月就辞职。

然而，“维新”究竟是为谁而做，应该在何种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等，所涉及的是战前日本右翼团体的精神根柢问题。就像日本的建国神话为右翼提供了思想之“源”那样，“皇国观念”则成为右翼团体的思想之“流”。

为了与民主主义、民权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相抗衡，秉持“大正维新”与“昭和维新”的右翼团体，在书写与制定行动计划时，不断将“皇国观念”内化为驱动力。其中，有的团体以“愚忠愚孝”式活用天皇；还有的团体标榜“尊崇天皇”而将天皇当作达成目的的工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哪一种，都将“天皇”推到了前台。

根据财团法人社会教育协会^③于1935年10月针对国家主义团体展开调查的结果，截至当年日本的同类右翼团体已经达600至700个。该类团体标榜“国粹主义”“皇道主义”“日本国家主义”和“农本主义”^[17]。从其纲领可以得知，“皇国观念”成为一切主张的核心。能够集中表达这种观念的，无疑就是各团体的纲领了。其中尤以关东国粹会本部、国本社及神武会为最。

③ 财团法人社会教育协会：1925年11月16日得到文部大臣的批准而成立，是日本最早开展社会运动的专门机构、以普及振兴社会教育及生涯学习为目的。后来改名为“公益财团法人社会教育协会”，2015年迎来了成立90周年纪念日。

关东国粹会本部于1920年11月1日在东京成立，其纲领有三点：“第一，本会将专心皇室中心主义并团结起来，积蓄力量慎重行事，为拥戴国体发扬其精华，抓住时机倾注全力；第二，本会超越政党政派，站在严正批判立场，以图铲除一切动摇我国体基础、危害道德渊源的事宜；第三，本会审时度势援护诚实的公论正义，为使其健全发达贡献力量。”^[17]2

国本社1925年5月成立于东京，平沼骐一郎担任会长，斋藤实、大角岑生、荒木贞夫等人担任顾问，以“加固国本，张扬国体之精华”为目的^[17]1。

神武会1932年2月11日于东京成立，以大川周明为会长，成立主旨是“宣扬神武建国精神，向皇室宣誓效忠，护持神圣之国体无穷，将天业恢弘于四海。为坚固觉悟，首先宜以指导与解放有色人种为己任，继而向世界之道义的统一勇往迈进”^[17]3。

纵观日本右翼思想演进史，我认为，日本的“建国神话”在构筑右翼思想之“源”与“流”上，发挥了无以复加的作用。

思想指导与行动逻辑是浑然天成的一体化存在。为了某种思想变成现实，在实践中分析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通过种种手段将可能性变为现实，乃至于最终取得相应的成果，这就构成了行动逻辑的序列。从近代思想发展史角度观之，日本右翼思想及其右翼团体行动逻辑的彻底展开，完成了日本国家向法西斯集权的转型。由于学界对日本陆军右翼团体探讨的著述较为丰富，故本论在阐释上采取了偏重海军右翼团体的撰写方式。希望这样的阐释，不会引起读者的疑虑。

在玄洋社正式成立的5年前，日本海军的外围团体水交社成立了。其地位与海军的地位相仿佛，处在陆军压制下求生存的状态。在昭和日本的“疯狂年代”，新诞生的海军右翼组织(王师会)与陆军右翼组织(一夕会)在引导国家走向上既有抗争又有联合。当民间右翼团体不断影响海陆军士官将校后，两者联手发动的恐怖暗杀活动，至今仍然让人记忆犹新。

当找寻玄洋社与后来出现的右翼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其一反对现行官制；其二主张对外扩张；其三与皇室之间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不仅反映在玄洋社的头山满曾经与“帝师”杉浦重刚勾结以反对山县有朋等干预裕仁亲王的选妃事件上^①，还反映在东宫太子裕仁亲王出游欧洲抵达后，东久迩宫与其关系亲密的驻欧武官们前去拜见的事件上^[18]21。尤其是，1921年10月在德国的温泉胜地巴登巴登召开秘密会议的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以及东条英机等，都与皇室成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受到德国纳粹势力的影响^[19]198，也感同身受地了解到意大利法西斯势力(1922年10月27日，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逐渐走上政坛的过程。对德意两国法西斯势力的理解，助长了日本右翼团体对原有行动逻辑的伸张。

① 皇太子裕仁选妃问题的背后，是长州藩与萨摩藩之争。内定的太子妃是东久迩宫亲王的女儿良子，良子的母亲是萨摩藩岛津家的后代。这被山县有朋认定为长州藩的潜在威胁对象，因而提出了良子具有色盲等莫须有疾病。时任东宫太子裕仁之师的杉浦重刚则暗地勾结了头山满，头山满将事态扩大化、从而逼迫山县有朋屈服。这一事件以1921年2月10日由政府发布“内定没有任何变更”的声明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原本是属于政争的事件，却依靠带有旧武士风格的右翼团体的头目来加以解决了。这与历史上武士集团介入政治争斗的保元之乱、平治之乱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这一“宫中某重大事件”平息后，1924年头山满还参加了皇太子的成婚宴会。为什么位高权重的山县有朋会惧怕头山满？为什么“无冠无位”之身的头山满能够得到如此礼遇受邀皇太子的成婚庆典？答案之一似可归结为因头山满的右翼团体以恐怖暗杀为行动逻辑；答案之二为皇太子裕仁对武士精神的向往与憧憬^②。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昭和年间的“国家改造”团体的系列政变与恐怖事件了^[20]186，这也是理解昭和年代“下克上”风潮涌现的关键所在。

② 裕仁年幼时因体弱多病曾寄养在萨摩的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家，后在乃木希典担任院长的学习院学习，备受乃木的呵护，裕仁喜欢吟唱《楠木正成之歌》。就在那时，裕仁培养了浓厚的武士精神。

东宫太子游历欧洲之际，围绕在他身边的巡官及驻在各国的武官们，及时将欧洲的战术、武器先进之处等灌输给裕仁，并受到裕仁的赏识。经过巴登巴登会议，一个密谋推翻元老长州藩、由少壮军人取代进行陆军改革的集团形成了。以山县有朋系的田中义一内阁的倒台为标志，“下克上”收到了效果。笔者以为，可以类比为历史上战国时代的派阀混战，各右翼团体争相活跃引导国家走向的时代来临了，日本历史进入了真正的危险期。

从军事角度看，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海军与陆军的抗争史。由于海军的地位，海军的外围团体是以陆军外围团体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其成员的行动逻辑与玄洋社等团体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水交社就是一个典型的存在。

水交社是海军的外围团体，1876年3月21日在东京芝山内真乘院(芝公园第18号)举行成立仪式，其名称取自《庄子·山木》和《礼记·表记》的“君子之交淡若水”的诗句。该组织以旧海军士官、海军高级文官以及海军士官候补为会员，以对海军相关研究与促进会员间和睦为目的，设在东京及各镇守府及要港，其性质是社交与帮扶机构。不同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迁，水交社的行动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第一，在西南战争时期，水交社成为秘密会议的地点。

1877年1月3日改名为“水交会”，将地点迁至京桥区三丁目高岛宅的木造二层建筑。这里交通便利，因取消了只限于海军关系才能入会的身份限制，使得入会成员复杂化。西南战争发生期间，水交会成为各种秘密会议召开地。但因坊间有非海军相关人士得寸进尺及弱化海军俱乐部性质的传闻，遂于1878年将办公室地点迁至芝公园天光院，并于同年11月15日恢复原名水交社，在规则上回到以海军所属及其家族为主的轨道上来。1880年2月10日，水交社“蒙主上隆恩”受赐2 000日元^[21]276，此后因活动日益频繁深感活动场所已赶不上所需，故于1882年7月16日将社址搬迁至袋谷学寮(芝公园13号)。

第二，在欧化风潮的盛行期，水交社成为附庸风雅的舞会场所。

这次社址搬迁后，适逢日本进入“鹿鸣馆外交”时代。水交社的领导们积极筹划在芝公园5号馆地新建主楼，并在1885年6月迁移至此。海军大主计贺茂水穗为干事兼馆主，处理水交社的一应事务。与时代的风潮相呼应，水交社也迎来了“舞会”时代^[21]278。1885年12月22日取代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后，因鹿鸣馆的传闻，水交社亦受到影响，多数社员离职导致机构难以维持。

第三，在国权主义的盛行期，水交社在皇族势力的庇护下，创办杂志为皇室效忠。

1890年6月12日，水交社的副社长、议员、干事以及副干事等商议修改水交社规则，决定在赤坂葵町二番地开设事务所，废《水交杂志》发行《水交社记事》。据此，6月18日，本山渐干事与泽鉴之丞副干事从元水交社馆主贺茂水穗接下了水交社的全部文书以及三名事务员，借用了赤坂葵町二番地海军参谋部的1室，开始了事务所的工作。后来经苦心经营，向宫内省提出申请，1890年12月水交社再次搬迁至宫内省下赐的“筑地御料地”^[21]281。

第四，在对外扩张上，水交社则成为战争的鼓吹者。

在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中，水交社将9月17日确定为“大捷纪念日”。1895年举行第一次纪念大会的时候有158名海军要员参加，1897年、1898年、1899年的纪念大会都有亲王参加。在1905年5月27日的日本海海战中，日本战胜俄国取得胜利，水交社遂将5月27日确定为另一个海军纪念日。在1906年5月27日举行的日俄战争日本海军胜利纪念日第一次庆祝会上，以皇太子为首的皇族前来参加^[21]283-286。

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水交社彻底被烧毁，1928年水交社搬迁至芝区町，直到二战结束。该组织在日本战败后一度解体，1954年作为旧海军将校的团体以“水交会”名称复活。

归纳起来，与玄洋社的行动逻辑稍有不同，水交社将活动集中在以下几项事业上：(1)举办各种娱乐事业以供海军和家属欣赏，借此机会以求海军之间的和睦。(2)创立水交神社^①以祈愿战胜、安置战死者亡灵。(3)创办《水交社记事》宣传海军思想，出版佐藤铁太郎的《帝国国防史论》，翻译出版马汉的《海权论》等等，介绍海军理论和海军战略思想。

① 水交神社：1894年在水交社本部内创建的神社，接受从全国寄来的神符、护符以祈愿海军胜利，并用于祭奠海军战殁者的亡灵。1928年随着水交社搬至芝区荣町。

水交社虽然没有用类似于暗杀、政变等过激手段来完成任务，但这一团体与玄洋社的共同之处表现在对皇室的尊崇和对武士精神的继承上。玄洋社成立之初将“尊王”与“攘夷”结合起来，进而鼓吹所谓的“亚洲主义”，使“源”与“流”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水交社在海军省的主持下与皇室紧密结成一体化的存在是引人瞩目的。

与水交会不同，将玄洋社的暗杀、政变等行动方式彻底继承下来的海军右翼团体，应该属于王师会了。这一团体之所以能够继承玄洋社所“设计好”的行动逻辑，可以说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国内情势已经为其准备好了土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国际民主思潮的影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高涨。为了抵抗这种潮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邀请日本主义者到校进行演讲。其中，大川周明与满川龟太郎都在受邀之列。原本在大学时代就不断出入参谋本部的大川周明借机与许多青年将校交友。与此同时，一批随皇太子裕仁亲王游历欧洲的青年将校感同身受地体会了德意法西斯的实际状况后，在已经营造出来的“改造国家”的时代氛围中，决心取代山县系的军部势力。这批有皇族势力撑腰的青年将校们，按照自己的意图在改造国家的路途上越走越远。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际日本政府趁乱将大杉荣夫妇杀害。同年12月对大杉荣报以同情的难波大助狙击皇太子裕仁的虎之门事件爆发，这彻底激怒了裕仁，结果招致政府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残忍的打压。裕仁为了拥有绝对忠于自己的亲信，在旧宫城气象台处建立了一个命名为大学寮的机构^①，拉拢青年将校以及能教化青年将校的人士。大学寮将陆海军的青年将校们连接起来，并在大川周明等人的思想教化下，成为法西斯右翼的培养基地。陆军士官候补生以及青年将校通过西田税、海军将校等通过海军少佐藤井齐进入大学寮学习。

① 大学寮：前身是1921年由小尾晴敏、安冈正笃组建的“社会教育研究所”。1922年大川周明等人加入后，该组织为了对抗当时的民主风潮，而大力宣传日本主义。当时的宫内大臣牧野伸显也积极参与该组织，给予前来就学的青年学生以激励和鼓舞。1923年犹存社解散后，大川周明将居所搬入社会教育研究所，成为该机构的实际领导者。他受到牧野伸显的赏识，并在牧野的举荐下得到裕仁的信任并出任“宫内学监”，1923年将机构改名为“大学寮”。此后，他与满川龟太郎、安冈正笃等向裕仁极力扶植的“巴登巴登集团”等青年将校鼓吹日本主义、亚洲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最初在海军中发起“国家改造”运动的藤井齐，1928年3月组建了海军右翼团体王师会，以配合陆军右翼团体的行动和时代的风潮。起初的会员有铃木四郎、花房武藏、滨勇志、上出俊二、后藤直秀、河本元中、福村利治和林正义等。在追溯这一团体的思想根源上，似乎又可看到玄洋社所发挥的思想资源功能。王师会的纲领有以下五点：“遵守道义不畏惧，宜保有刚健、素朴、清净、雄大之旧武士风格；爱抚锻炼部下，在国家危难之秋，宜挺身而出赴汤蹈火；破除日本海军一切弊风，使将士觉醒奋起，宜使其成为世界最强之王师；宜奉天命完成明治维新，建设大乘日本；根据建国之大精神建设大邦日本帝国；根据道义统一世界。”^[22]80行动上在王师会的主导下，主要体现在以海军青年将校发起的暗杀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②中。

②海军参加者主要有：古贺清志、中村义雄、三上卓、伊东龟城、大庭春雄、古贺忠一、村上功、村山格之、山岸宏等。

综上所述，对日本右翼思想的源流及海军右翼团体行动逻辑的探讨，可以厘清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国家走向的相关问题，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日本右翼团体诞生的那一刻起，“天皇”就成了右翼们构筑思想理论的核心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建国神话”源源不断提供的民族根源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玄洋社到关东国粹会本部、国本社、神武会以及水交社和王师会，它们都是在秉承“建国精神”的前提下，进行“国家改造”的。同一时期，世界的右翼活动给日本右翼运动的“合理存在”提供了外部依据。尤其是1932年英国出现的法西斯党的党纲第一条所明确提出的“对国王及国家绝对无条件忠诚”，与日本右翼的同类主张遥相呼应。

第二，在行动方式上，玄洋社成员来岛恒喜用炸弹炸伤大隈重信首相的恐怖行动，成为范式化存在。根据玄洋社社史的记载，来岛恒喜在霞关外务省大门附近对大隈重信投掷炸弹后，误导警察使其向虎之门方向追凶。然后来岛举起右手向同伴示意暗杀成功，目视皇宫并进行三拜后，靠在外务省大门的左侧石墙，掏出匕首割颈自杀^[3]368i。此后，昭和年间的一系列恐怖暗杀活动、军事政变以及血盟团井上日召的“一人一杀”^①都是对来岛恒喜实践活动的继承，进而外化为日本右翼的行动逻辑。

① 该词取义于佛经的“一杀多生”。井上日召与海军右翼分子藤井齐交往过密，曾经密谋由王师会与血盟团两股势力合作从事暗杀活动。但由于1932年日本海军在上海挑起事端，藤井齐等海军前往上海，暗杀活动遂由井上日召的血盟团来进行。

第三，无论是陆军右翼团体还是海军右翼团体，在“改造国家”的问题上并无差异，为他们提供理论的人是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但差别在于北一辉的信奉者在军部的尉级军官及以下军人，而大川周明的信奉者在佐级军官及以上军人。二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北一辉在二二六事件后被杀，而大川周明深得裕仁的信任受到重用。这也是在海军右翼分子参与的多数恐怖暗杀活动暴露后而没有被追究的主要原因。不言而喻，裕仁及其身边的军部右翼分子是近代日本国家右转的关键。

此外，本论涉及的主题可以引发的连带思考有三点：(1)战后多样化的右翼团体、组织的成长，是否仍然沿袭了战前右翼的某些特征？(2)那些右翼团体以“街宣车”形式进行的恐吓与谩骂之举，是否就是战前右翼行动方式的翻版？(3)在东亚国际格局瞬息万变的时下，日本右翼对国策的助推作用在多大意义上具有决定性？在我国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仍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