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eo-Marginal Anxiety and the Central Construc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囿于人们狭小的活动空间、落后的科技手段，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认知非常有限，他们认为这个有人类居住的星球是一个平面结构，只有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之外便是茫茫无际的大海。三大洲上分别生活着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以爱琴海、黑海、尼罗河、红海为一条线，以地中海为一条线，两条线刚好大致在圣城耶路撒冷交会，构成了中世纪盛行的T-O地图。

在这幅T-O地图上，耶路撒冷是整个平面的中心点，罗马是距离耶路撒冷较近的城市，它们共同构成了世界的中心。早期中世纪人认为字母T象征耶稣献身带来的救赎，基督教被认为是文明的代名词，那么，远离基督教文明中心的地理空间就与野蛮为邻，甚至是野蛮的代名词。基督教中心世界的外围是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居住的异教世界，再往外是非人类的怪物世界。就地理空间而言，大海是远离中心点的地方，是一个怪物世界。即使到了16世纪，那些不是T-O形态的地图也通常将大海与危险联系起来，在奥坦留斯的《世界全域图集》中，美人鱼、海豚、飞鱼被画在海面上，鲸鱼张开大嘴准备把约拿吞入腹中，水手奋力划桨，大帆船奋力挣扎^[7]。

西方文化对大海抱持双重矛盾心态：一方面，海洋贸易、海上作业带来了财富和生存的必需品；另一方面，海上活动又使他们面临丧生大海的危险，产生了一种包含不稳定、混沌、威胁等因素在内的海洋恐惧心理。在《圣经·旧约》中，先知约拿曾在一次海难中被鲸鱼吞进腹中三天三夜，幸有神恩相助才得以脱险。《旧约》里最凶恶的海怪是“利维坦”，在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中出现了5次，其中《约伯记》对其恐怖形象作了详述，它有锋利的牙齿，鳞甲坚不可破，鼻孔冒烟，口吐烈火，眼冒火光，甚至喷嚏也带着火花，形体巨大，力大无穷，可以乘风破浪肆意前行，是水族之王，能让任何勇士心生恐惧、不寒而栗(Job，41：12-34)。《约伯记》中还有另一头怪兽贝希摩斯，生活在水中，形体硕壮，“肌肉如石头般结实，骨骼如铜铁般坚硬”(40：15-24)，人类对它束手无策。《旧约》中还说到非利士人的主神大衮，弥尔顿《失乐园》说它实为海怪，人身鱼尾，在巴勒斯坦靠近地中海的地区很有威慑力，是一个恶魔(Ⅰ：462-466)^[8]。联系《圣经》的叙述，足见它给以色列人造成了巨大威胁。在希腊神话中，大力神赫尔克勒斯在偷得金苹果返回特洛伊途中，得知一位国王因受海怪之困扰，正准备把公主赫西俄涅献给海怪以求平安。赫尔克勒斯趁海怪张口之际跳入腹中，用棍棒和利剑战斗三天才将其击败^[9]，足见这头大海怪的凶恶，国王也束手无策，只能将自己心爱的女儿献祭。这个海怪名叫克托斯(Ketos)，古希腊文献对它多有记载。

英国文学中不乏海怪或水怪形象。史诗《贝奥武甫》中的怪物戈兰德尔形态庞大，半人半兽，对人类的幸福和欢乐深怀憎恨，长期侵扰丹麦国王赫洛特戈尔的城堡，有许多勇士被它夺走生命。戈兰德尔住在沼泽洞穴，其母是一位水怪，由此可推断戈兰德尔也是水怪。斯宾塞《仙后》第一卷叙述红十字骑士与恶龙战斗，这个庞然大物被红十字骑士杀死时，“它倒了下去，它身躯下面的大地/在呻吟，像无力承受巨大的负担/……/它倒了下去，像一座堆集的大山坍倒”(Ⅰ.ⅹⅰ.54)；“对恶龙的倒下，连骑士也不免抖颤，/看上去它成了巨大、可怕的一堆”(Ⅰ.ⅹⅰ.55)^[10]。有注家认为这一巨龙原型与《圣经》中的利维坦等怪兽有关，或者源自《变形记》第三卷的那条邪恶巨蛇^{[11][12]138-139, note to ⅸ.2-4}。如果仅从斯宾塞宣称的寓言文类进行阐释，这条巨大的恶龙象征了宗教的罪孽。巴雷特指出，利维坦是一条鲸鱼，斯宾塞时代的人认为龙与鲸鱼相似，搁浅海岸的鲸鱼在视觉作品中被描绘为庞然大物，斯宾塞把当时的自然知识整合到了寓言史诗中，丰富了这条巨龙的阐释空间^[13]。《失乐园》地狱里的撒旦形体巨大，被喻为海怪利维坦，称它是上帝所造的最大生物(Ⅰ.200-202)。斯宾塞和弥尔顿用利维坦这个凶猛的海洋生物分别比喻恶龙和恶魔，斯宾塞还描写了红十字骑士等对恶龙的惧怕，反映了西方人的海怪恐惧心理。

不列颠岛处于中世纪T-O地图的大海之中，这种地理位置使不列颠人产生焦虑心理，并通过悖论叙述体现出来，即本是处于边缘地理位置的不列颠人总是不忘强调与欧洲大陆或罗马、耶路撒冷的整一性关系。这种过分强调纽带关系的叙述方式，不仅暴露了不列颠人的边缘处境，而且彰显了力图向中心移动、靠拢甚至构建自我中心的焦虑心态。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说不列颠位于大海之中，面朝欧洲大陆西北方，与日耳曼、高卢、西班牙三个欧陆国家的海岸还有长远的距离^[14]37，不列颠是“一座偏居一隅的岛屿”^[14]48。比德的叙述表现出对不列颠地处偏远因而传播基督教文明较为困难的焦虑心理，他一直试图消解这种焦虑，这在他记载的一则传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传说有一天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到市场上去买物品，“看到一些皮肤白皙，长相标致，有着满头漂亮头发的男孩和其他物品摆在一起出售”，便问这些男孩是从哪里来的。答曰：这些人来自不列颠岛，那里的居民都是这种外表。教皇又问，他们是否是基督徒。答曰：他们是异教徒。教皇看到“黑暗的制造者居然有着如此聪明漂亮的百姓。外表这样美的人却完全缺乏内心美”，心里感到可悲。“他接着又问，他们是什么民族？回答说，他们是盎格鲁人。对此，他说：‘多好的名字——他们也有着天使般的脸，适合于和天使们一道当天堂里的继承人。从中带来你们这些男孩的那个具体地区叫什么名字？’那些商人回答说，那个地区的人民叫德伊勒人。‘妙极了！’他说，‘德伊勒，这个名字叫得好！避开了天主的怒火，得到基督的宽恕。那个地方的国王叫什么呢？’回答说，国王的名字是艾拉。格雷戈里于是风趣地把这个名字念成‘哈利路亚’，并说，‘必须在那些地区宣扬造物主天主’。”^[15]美国学者拉韦佐说：“将一群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陌生人在罗马展出，这个有关男孩-奴隶的传说毫无悬念地凸显了英格兰与罗马之间那巨大的地理差异。”^[16]28这则传说通过叙述罗马的中心性，充分显示了基督教中心文化与非基督教边缘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时又利用拉丁语在拼写和读音上的相近或相似特征，一语双关地表达了中心对边缘的开放。盎格鲁人的拉丁文Angli与天使的拉丁文Angeli、地名德伊勒Deira与远离圣怒的拉丁词de ira、人名Aelle与对神的拉丁赞美语Alleluia，在拼写或读音上十分接近。地处边缘位置的英格兰极有可能获得基督教上帝的恩典，把他者和外乡人的身份洗掉，演化为基督教文明的中心。显而易见，这则含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虚构故事，旨在稀释英格兰人身处地理边缘的焦虑心理。拉韦佐注意到，这则故事反映了偏远的异教民族向往融入基督教世界的心愿，而且故事中那群孩子的白色皮肤与邪恶王子的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甚至有英国人用这种地理和肤色反差证明英格兰人作为神之选民的特殊性^[16]31。

大不列颠图书馆保存有一幅11世纪制作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地图^[17]，地图作者那种力图降低民族边缘地理焦虑心理的努力，在一些细节制作上得到了反映。像大多数早期地图一样，该地图上端为东方，左下端是不列颠群岛。显然，这是一幅基于T-O概念制作的地图，不列颠屹立于大海之中，海峡将其与大陆分开，其地理位置是T-O地图中字母O的边缘。拉韦佐指出，该地图虽然强调了罗马的中心位置和不列颠的边缘性，但隐含着其他有趣的信息：图上不列颠岛屿尺寸很大，是最大的岛屿，从比例上讲是不协调的；与其他地区不同，不列颠岛被刻画得错综复杂却很精准。这些图绘语言证明了罗马的重要性，但也表明英格兰是一个值得格外关注的地方，那里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人物值得名留青史，上帝把英格兰选择性地置于世界的边缘，目的是要荣耀英格兰人，使他们成为选民^[16]30-31。不难看出，英格兰人深谙自己所处的边缘位置，他们那种构建不列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便彰显不利处境中存在积极因素的努力，反映了他们力图摆脱边缘地理处境的焦虑心理。

上述例子启示我们，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是一种地理空间的文化生产行为。

早期现代英国作家重写不列颠历史，重新定位后哥伦布时代的民族国家地理位置，构建不列颠的中心性。前者涉及时间，后者涉及空间。英国作家凭借时空体系，从地理叙事角度对国家形态进行诗学构想。早期现代英国作家对重写历史抱有极大热情，斯宾塞《仙后》有历史叙述，弥尔顿有《不列颠史》，莎士比亚创作了系列历史剧。不列颠民族包括凯尔特人、盎格鲁人、朱特人等种族，但早期现代英国作家并不完全认同自己是这些种族的后裔。弥尔顿《失乐园》叙述希腊奥林匹斯的神祇萨图恩被儿子乔夫推翻，率领众神灵向西“逃出亚得里亚海，进入希斯皮里平原，并跨过凯尔特海，流浪到边陲诸岛”(Ⅰ.512-521)^①。弥尔顿通过使用“凯尔特”一词，明确了边陲岛屿就是不列颠岛屿，但这些偏远岛屿的居民却拥有神之后裔的种族身份，不列颠由此获得与希腊相等的地理中心位置。弥尔顿接着用传说中的英勇之师来描述撒旦叛逆天使军队的庞大和勇猛，其中提及亚瑟王：“传说和罗曼史中的尤塞之子身边/围着无数不列颠和布尼塔尼骑士。”(Ⅰ.580-581)尤塞之子即亚瑟王。亚瑟王是英国人虚构出来的理想国王，弥尔顿不仅把他与特洛伊战争的诸路豪杰并置，他的追随者也包括法国西北部的布尼塔尼骑士。英法之间曾因领土争端点燃战火，弥尔顿重提英国人曾拥有对法国领土的主权，在重述历史时消解英国的空间边缘性，强化与欧洲大陆的不可分割性。

① 引用《失乐园》时，按学术惯例用括号注出英文原版卷数和行数，以下不再说明。《失乐园》中文译文参见陈才宇译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个别地方有改动。

斯宾塞《仙后》叙述英格兰历史时，强调不列颠岛屿曾与法国连为一体，后来才被大海分离出去(Ⅱ.ⅹ.5)。从欧洲中世纪地理文化角度解读，斯宾塞对英格兰民族地理漂移的叙述无疑是要构建民族地理的中心属性，为重写英格兰历史作铺垫。斯宾塞说，是一位不知来自何方的勇敢水手将这个岛屿命名为阿尔比恩(Ⅱ.ⅹ.6)。勇敢的水手和白色岛屿都显示了英格兰地理起源的高贵性。然而，这个岛上的原住民却是一群野蛮人，是半人半兽的巨人，不知何为仁爱和慈善，是来自异教他邦的纵情女子与邪恶之徒而生下的后代(Ⅱ.ⅹ.7-8)。居住者的野蛮性与不列颠岛屿的高贵性形成冲突，居住者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宾塞采信了不列颠人是特洛伊人后裔的传说，宣称不列颠人是布鲁图斯的后人，追溯了不列颠人的种族血脉。阿萨拉科斯是特洛伊的缔造者，其后人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陷落后漂泊到意大利建立罗马城，埃涅阿斯的第三代子孙布鲁图斯来到不列颠岛，剥夺了野蛮土著人的权利(Ⅱ.ⅹ.9)。

无论是希腊城邦还是罗马共和国，都被英国人看成是具有高贵血统的文明之邦，这与T-O地图上的人种分布相吻合。具有高贵血统的特洛伊后人来到不列颠，就与不列颠岛屿的高贵性相匹配了。斯宾塞从高贵性、文明性为侵入者进行辩护，地理位置只是决定中心性的一个次要因素，文明性、高贵性才是决定中心的首要因素，耶路撒冷、罗马、拜占庭无不如此。在西方文化中，中心性是文化构建的产物，斯宾塞两次强调布鲁图斯的血统源自高贵氏族(Ⅱ.ⅹ.9，36)。根据斯宾塞的叙述，高贵的特洛伊人在不列颠建立政权后，虽然在王权更迭中发生过血腥战争，不列颠也遭受过外族的入侵，但更展现了不列颠的辉煌。不列颠不仅拥有过法兰西的版图，而且征服过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例如，埃布朗克国王似乎受到了神的眷顾，有52个子女，其中20个儿子不仅“心灵崇高”，而且“追求正直武勇的侠义精神”，将欧洲许多地方占领，“这些兄弟们曾把日耳曼全境征服，/那个地方以兄弟而得名”(Ⅱ.ⅹ.22)。最后两行原文是“Those germans did subdue all Germany, /Of whom it hight…”，表明国王的儿子们以“兄弟”(german)之名将所征服的地区命名为日耳曼(Germany)。斯宾塞彰显了不列颠民族的英雄品质，诗句中的命名行为表明了对德意志等地的主权合法性。根据斯宾塞诗中“编年史”的叙述，不列颠在鼎盛时期拥有德意志、丹麦、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等地的版图。作为特洛伊人后裔，路德(Lud)国王将伦敦称为Troynovant，即新特洛伊。特洛伊是古希腊迈锡尼文明的中心，地处欧、亚之间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文明先进。作为新特洛伊，伦敦的目标是超越旧特洛伊，成为欧洲的新中心，将边缘演变为强大的中心。

如果不列颠是中心，那么如何叙述她与罗马这个中心的关系呢？在斯宾塞笔下，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入侵是出于贪婪，遇到了不列颠人的顽强抵抗，英王阿尔维雷奇(Arvirage)在位时，罗马皇帝为了将不列颠纳入势力范围，将自己的女儿远嫁英伦，开启了不列颠王室与罗马皇室的通婚先例，后有英国王室女儿远嫁罗马皇室，生下儿子康斯坦丁(Constantine)，成为第一位基督教罗马皇帝。斯宾塞还通过强化圣杯传奇的故事，暗示英国才是基督教世界的真正中心。当叙述到英王卢西乌斯(Lucius)时，有这样的诗句：“他第一个接受了基督的洗礼，/那是耶稣福音书的神圣誓约。/然而真相却是，早在那天之前，/亚利马太的约瑟来到了这里，/(他们说)他带来了那圣杯，/宣讲那真理。在他之后却没有光大。”(Ⅱ.ⅹ.53)597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把罗马圣安德鲁修道院的副院长圣奥古斯丁派到英格兰传教，但斯宾塞说，基督教的圣杯早已到了不列颠。圣杯是耶稣遗留下来的圣物，约瑟把圣杯带到英格兰，意味着英国基督教及英国国教来自耶路撒冷而非罗马，英国才是正宗的基督教中心，罗马天主教是伪基督。这样，斯宾塞通过重写历史，凸显了不列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不列颠人种族血统的高贵性和英勇性、英吉利教会的正宗性，从而确定了不列颠的中心性，由此否定罗马天主教的合法性和中心性。这一切都牵涉到地理活动。

除了重写历史，作家们还通过对后哥伦布时代的世界地理进行重新定位来构建民族国家的中心性。15世纪，托勒密的《地理学》和当时的航海实践已让欧洲人相信地圆学说。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欧洲人突破中世纪的地理认知局限，全球化和早期现代历史拉开序幕，远洋船舶技术的迅速发展需要人类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对英国人而言，他们的视野不再仅仅是向东投向欧洲大陆，而是向西瞭望大海彼岸的遥远空间。斯特朗指出，发现美洲之前，英国人只知道爱尔兰是不列颠之外的岛屿，人们的视线只能紧紧盯着东边的大陆，那里有罗马、耶路撒冷这两大文明中心，但美洲的发现首次将人们的视野引向西方^[18]。跨越大西洋不仅可以踏上新世界，还可以抵达富裕的亚洲。更重要的是，跨越大西洋的西进运动意味着不列颠的地理位置将从欧洲的边缘演变为世界的中心。随着对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的重新认知和定位，英国人放弃了为消解边缘地理焦虑所进行的历史幻想癔症，转而以实际行动致力于从海上力量、海外贸易和拓殖等方面构建民族国家的地理中心位置，描绘了一幅注重实效的可行性蓝图。当伊斯兰势力控制欧洲与东方交往的陆路通道之后，海洋道路成为欧洲国家走向新世界和东方的有效途径。英国依托海岛位置，力图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在海外殖民和海外贸易方面追赶西班牙、葡萄牙等欧陆强国，并将伦敦打造成为欧洲贸易的中转站。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对依托殖民经济活动以重构地理中心的民族国家行为，进行了或显或隐的叙述。

莎士比亚传奇剧《暴风雨》体现了构建地理中心的殖民行为。土著人卡列班对来自欧洲的主人普洛士帕罗说：“这个岛是我的，是我老娘传给我的，却给你抢去了。”(Ⅰ.ⅱ.332-333)^①根据卡列班的叙述，当普洛士帕罗到达这个海岛时，他给卡列班好吃的东西，教他简单的自然知识，但当卡列班带他看过海岛许多地方后，普洛士帕罗把卡列班囚禁在山洞里，将其身份转化为奴仆，从而占领了整个岛屿(Ⅰ.ⅱ.333-344)。卡列班所叙述的故事是地理大探险时代欧洲殖民活动的缩影。殖民者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了解这个地方后，就按欧洲人的规则宣布此地系新来者所属。普洛士帕罗靠魔法战胜了卡列班的母亲，进而拥有这座海岛。普洛士帕罗的魔法没有具体对象，显得很抽象；与此相反，卡列班母亲的魔力具体表现为咒语、癞蛤蟆、甲虫、蝙蝠(Ⅰ.ⅱ.340-341)等。魔法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但从普洛士帕罗教给卡列班自然知识来看，魔法代表欧洲文明，卡列班的母亲作为女巫代表土著文明。普洛士帕罗靠魔法控制全岛，呼风唤雨，暗示欧洲文明对土著文明的胜利、控制和征服。土著人物有卡列班的母亲、卡列班、爱丽尔，前者被普洛士帕罗击败，后两者则为他服务。

① 以下引用该剧时，用括号随文注出幕、场、行数，英文原版为：SHAKESPEARE W.The tempes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中文版本为：莎士比亚.暴风雨[M]//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一切为宗主国服务，这是殖民活动的宗旨，在《暴风雨》中的气候和物产方面有所表现。来自欧洲大陆的特伶口见到卡列班时，拿不准躺在地上的卡列班是否是一条腌鳕鱼(Ⅱ.ⅱ.25-29)。腌鳕鱼原文是poor-john，格林布拉特注释为“风干的鳕鱼，穷人的主食”^[19]。如果说这个岛屿是欧洲人的殖民地，那么就可以为普通欧洲人提供主食。特伶口在简短的数句台词中除了poor-john这个指代鱼的单词外，5次使用fish，足见他对鱼念念于心。有研究者指出，莎士比亚的poor-john不是产自冰岛、挪威在冬天风干的鳕鱼干，而是产自北美纽芬兰的鳕鱼干，该鳕鱼干对英国国内经济、海外贸易、殖民方式等都有重大影响^[20]201-220。纽芬兰水域是英格兰人最早涉足的北美地区，鳕鱼资源十分丰富。1497年，威尼斯商人、探险家卡伯特(John Cabot)代表英王到北美探险，在纽芬兰发现了对英国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场^[21]287，至迟从1550年代起就成为英格兰人的季节性渔场，1634年欧洲人从纽芬兰渔场获得差不多20万吨鳕鱼，毛收入价值18万英镑。欧洲当时绝大部分家庭没有经济能力消费肉类产品，小冰期的严寒气候又使作物歉收，鳕鱼成为给欧洲人提供蛋白的重要食物，特别是对远洋探险的船员来说，鳕鱼干更是必不可少的食物，离开鳕鱼储备就不可能进行远洋探险。从中世纪到16世纪早期，欧洲乃至全球的贸易中心是地中海地区，被意大利和西班牙所控制，欧陆之外的英国在这个贸易体系中只能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20]203-207。随着跨大西洋贸易的兴起，海港位置的便利条件使英国从全球贸易的边缘向中心移动，鳕鱼干是英国殖民活动的重要收获，利用欧洲人急需的鳕鱼产品确立跨大西洋的贸易中心地位。与莎士比亚同时的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写犹太人巴辣巴富可敌国，但与《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不同，巴辣巴不是靠高利贷积累财富，而是从全球贸易获取财富。巴辣巴自豪地说：“我们的财富通过陆路和海洋源源流进，/因此我们处处变得富足。”^[22]马耳他虽处地中海之中，但通过贸易与贸易地发生紧密联系。当马耳他受到土耳其入侵的威胁时，以巴辣巴的财富作为交换条件则可免除或至少缓解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如果马洛以马耳他指涉英格兰，那么通过海外贸易获取财富在国家处于危急时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显露无疑。

《暴风雨》中来自那不勒斯的贵族阿德连认为，虽然他们所到达的海岛“很荒凉”，但气候却“又美妙、又温和、又可爱”。那不勒斯大臣贡札罗说：“在这儿岛上住下来，对生活样样都好。……这片青草望上去多么茂盛兴旺，绿油油的！”(Ⅱ.ⅰ.35-52)该海岛人迹罕至，没有开发，看起来荒凉，但温和的气候使这里如同春天一般，青草幽幽，香气扑鼻。该海岛在贡札罗心中的地位从那不勒斯贵族的打趣话语中得以透露：“他要把这座岛放进了口袋，带回家中给他的孩子，就像给一个苹果。……再把苹果的核播种在海里，结果海洋里又长出许许多多的小岛来。”(Ⅱ.ⅰ.89-92)这个看似风趣的比喻暗示海岛对欧洲人来说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意义。海岛如同苹果，可以让殖民者的后代享受殖民活动带来的物质好处，而且以一个殖民据点的原始资本积累为起点，还可以开拓出更多的殖民据点。贡札罗幻想着如果他能将此地作为殖民种植园，成为岛上的国王，那么他将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胜过那黄金时代”(Ⅱ.ⅰ.89-92)。天真烂漫的蜜兰达新婚之时感叹：“人类是多美好啊！这个新世界多棒呀，有这么好的人们！”(Ⅴ.ⅰ.183-185)蜜兰达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这些来自旧世界的人类并不美好，但这个新世界却是美好的，她根据眼中所见的美丽海岛推论人的美好，犯了一个认知上的错误。

对于殖民中的英国人来说，这个小岛确实如黄金般珍贵。地理大发现时期，西班牙人从南美洲获得黄金白银，葡萄牙人从东方获得香料。得了红眼病的英国人只能靠海盗行为抢劫西班牙从南美获得的财富，但这会招致西班牙的报复，有很大的风险。英国的殖民活动主要是在不出产黄金和白银的北美地区，寻找欧洲大陆地区急需而自身又无法提供的物产，成为英国人进行海外探险的中心任务。跨大西洋的海外渔场为他们提供了这种物产。据载，当时的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进行远洋航行需要大量的鳕鱼，而且随着海外探险活动的增加，鳕鱼干的需求量以几何数激增，英国人对自己能从纽芬兰岛水域捕获到大量鳕鱼感到窃喜，认为鳕鱼胜过西班牙从南美获得的黄金，因为离开了英国人提供的鳕鱼干，欧洲大陆国家便不敢贸然进入大海^[20]203。联系上引戏剧，比黄金还金贵的鳕鱼自然让来到岛上的殖民者幻想建立一个胜过黄金时代的国度。虽然海岛因人烟稀少和文明落后而显得十分荒凉，但宜人气候条件下出产的鳕鱼和其他物品，对构建英国作为欧洲乃至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正是英国人所向往的。

《暴风雨》叙述欧洲人把袋装酒带到海岛上，土著人卡列班对此赞不绝口，称它是来自天堂的仙水，喝得酩酊大醉(Ⅱ.ⅱ.121-164)。这则有关酒的叙事，反映了英国参与跨大西洋贸易的地理格局。英国把从海外获取的物品直接或经英国港口运输到地中海沿岸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再从这些国家采购英国及其殖民地需要的商品，产自欧陆的酒便是其中的重要商品之一。英国商人从中获取利润，国家则提成和征税。海外殖民地和贸易公司对增强英国的经济实力是不言而喻的。1553年英国人抵达莫斯科，1555年英国商人建立“莫斯科公司”，英国从俄国获得蜡、牛羊油脂、木材、绳索、兽皮等重要商品，英国的毛绒产品则找到了新的市场^[21]289。王政复辟后，英国在北美建立北纬30度到36度处于两大洋之间广阔领土的卡罗莱纳殖民地，英王为此颁发特许状，对殖民地业主效忠宗主国应尽的义务和要求做了具体规定，以便为宗主国的商业贸易服务，为英国提供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要求业主将所发现金银的四分之一交给英王^[21]315。

《暴风雨》中那些欧洲人对海岛的赞美也有其国家层面的考虑。竞争对手甚至是敌对国家的西班牙不断从南美获取财富，英国部分政客和商人显得不安和焦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海外殖民和贸易中来。一位名为约翰逊(Robert Johnson)的弗吉利亚公司发起人对西班牙人独霸美洲财富感到愤懑和忧虑，他在1609年写道：“真是怪事，所有的欧洲国家沉睡得如此之久，以致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东方和西方的财富只流入了一个金库之中。”^[23]34其言外之意是，如果英国人再不迅速从海外获得财富，与西班牙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西班牙是16世纪欧洲头号强国，是欧洲势力中心，一举一动都会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认为西班牙的强大源于从美洲获得的巨量黄金，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国朝臣、冒险家罗利认为，西班牙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的黄金威胁着所有欧洲国家的安全^[23]35-36。为了获得女王的支持，吸引国人的投资和大众移民，当时的旅行叙事倾向于对新世界进行美好宣传。英国船长巴洛(Arthur Barlowe)1584年去到北美的罗阿诺克，他将此地描绘为人间的伊甸园，其居民虽未开化，但也未曾堕落，他们会伸开双臂欢迎英国移民的到来^[23]64。克伦威尔执政时期，英国对外殖民扩张热情高涨，梦想成为西方新世界的新罗马和新耶路撒冷^[23]35。有学者指出：“为了吸引更多国人参与海外殖民扩张，探险家们在从事殖民实践的同时，纷纷撰文书写，进行鼓动宣传，成为大英殖民帝国的早期设计者。”^[21]290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表达对海外岛屿的赞美，就有大英帝国早期殖民者的影子。

对海外殖民地的赞美，除了吸引投资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国内吸引劳动力进行垦殖。英国16世纪海军将领卡莱尔(Christopher Carleill)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在美洲进行殖民活动不仅有商业成功的可能性，而且能使英国的良民免受穷人和捣乱者之苦^[23]63，意即海外垦殖可以接纳、安置给英国社会带来麻烦的穷人和罪犯，有效化解英国贫困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据统计，以是否达到纳税水平为衡量标准，英国从1520年代到1660年代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的1/3到1/2之间波动，造成贫困的原因包括农业歉收、贸易萧条、疾病死亡、城市化、无业人员增加等因素^[24]104-108。让英国政府棘手的是城市化和无业流浪人员形成的贫穷，圈地运动使得失地农民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向城市或者森林边缘迁徙，但获取的物质资源非常稀少，因而成为贫困人口。对于无业流浪人员，英国政府建立了集改造和惩罚为一体的感化院，那些屡教不改的人会受到惩罚，那些愿意工作的人会获得接受劳动技能的训练。16世纪末英国有1/4的郡建有感化院，到1630年则达到70%，城镇的覆盖率则高达80%以上^[24]107-111。

据历史学家考证，16世纪末英国人口已超过400万，1730年代达到500万^[25]2-3，但人口分布极不均衡，3/4人口集中在靠近威尔士的塞文河与北部接近约克城的亨伯河之间的东南部地区，而在这一半的国土中，人口又主要集中在伦敦周围各郡等极少数地区，特别是生产羊毛布料的地区^[25]1-2。从现有标准看，英格兰地区的人口不算太多，但沿海地区和羊毛工业地区人口过分密集，向海外殖民地输送部分人口成为一个必要选项。

《暴风雨》创作于1611年，距托马斯·史密斯在弗吉尼亚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北美殖民点已有4年，英国人逐渐感受到海外殖民地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莎士比亚对海外殖民地的劳动力需求可能早有耳闻或有所预见。飘流到海岛的欧洲殖民者贵族普洛士帕罗由于没有从本国带来劳动力，只能剥削土著人卡列班和土著精灵爱丽尔。卡列班和爱丽尔应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爱丽尔按主人要求干完活儿时，要求主人遵守诺言提前给他自由，遭到无情拒绝(Ⅰ.ⅱ.242-295)。虽然有学者指出爱丽尔属于契约型劳动力^[20]214，但未区别爱丽尔和卡列班的劳动类型，也未提及爱丽尔与英国劳工的同构性。卡列班被征服者剥夺了所有权利，他的服务期限似乎没有尽头，更类似黑人奴隶。爱丽尔不一样，他与主人签有契约，莎士比亚时代的契约仆役是指来自欧洲或英国本土的劳动力。据史学家统计，以弗吉尼亚殖民地盛产烟草的切萨皮克地区移民为例，17世纪约有70%~85%为仆役，另有数据表明1700年前的仆役比例高达80%~90%，或者1580-1775年间契约仆役比例是66%左右^[26]195。虽然目前无法断定哪组数字更准确，但都显示来自欧洲的白人契约仆役是移民的主体。以此推论，莎士比亚塑造爱丽尔时采用了寓言手法，用他指代来自欧洲或者英国的契约仆役。爱丽尔被主人限制自由，其状况类似英国的“麻烦制造者”，他们学习一定技能后被派遣到新世界的种植园，成为签约劳工，经过一定期限的服务即可重获自由。

《暴风雨》以那不勒斯国王亚朗索遭遇猛烈的海上风暴启幕，水手长成为指挥水手和乘客应对风暴的领导者。当国王、大臣、王子对他稍有指手画脚时，水手长则叫他们闭上嘴，乖乖待到船舱里去，因为水手长认为他们那些不懂行的指手画脚“太碍手碍脚啦”，是“帮着暴风雨一起来捣乱”。大臣贡札罗提醒水手长的下人地位，水手长回答说，风暴可不管你是不是国王，操作好航船的才是老大(Ⅰ.i.1-32)。有学者分析，处于权威地位的不是王公贵族，而是水手长：“英格兰贵族的命运落在水手们的肩上，后者掌握着全球贸易的锚索。……没有水手，就没有全球贸易；没有全球贸易，英格兰就不会有帝国。”^[20]212这段话显示了普通劳动者对构建英帝国不可或缺的作用。水手和爱丽尔没有本质差别，被雇佣进行海外拓殖。这些水手社会地位低下，但有一技之长。契约仆役去新大陆都要进行职业登记。据记载，“伦敦的仆役移民登记的职业有34种，布里斯托尔的名单上则出现了66种职业”；这些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仆役“多为儿童和未婚青年，年龄在15~24岁之间，男性居绝大多数”^[26]194。水手和爱丽尔都可以解读为具有技能的仆役。英格兰通过向海外输送具有职业技能的社会底层人口，一方面有效化解了国内人口过多和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为国家创造了财富，通过跨大西洋的贸易活动为构建民族国家的大国中心地位做出了贡献。

面对暴戾的风暴，《暴风雨》中的船长、水手长、水手沉着应对，表现出高超的航海技能，是英国强大海上力量的展示。评论家通常认为《暴风雨》的写作灵感极有可能来自1609年遭遇海难的英国“海洋冒险”号商船。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殖民据点以来，一直受着饥荒、疾病、食物短缺、人手不足等因素的困扰。伦敦殖民公司决定建造一艘最大、最好且专门用于移民的旗舰船，“海洋冒险”号由此诞生，1609年6月2日从普利茅斯港出发，7月24日遭遇强大风暴，船队被吹散，出发时的五六百人只有150人幸存下来。跨洋殖民贸易所需的强大船队，壮大了英国的海上力量。《暴风雨》通过隐含的鳕鱼叙事指涉纽芬兰殖民渔场，季节性渔场不仅具有商业意义，更对英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学者对纽芬兰渔场在“英国航运人才的培养和航海能力的提高”方面所起的深远影响评述说：“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船员。后来探索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队，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有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21]287-288《暴风雨》通过海岛影射渔场，那艘遭遇风暴的船只暗示“海洋冒险”号，这就对纽芬兰殖民渔场与英国跨海殖民活动进行了有效关联。再进一步，殖民渔场或跨海殖民贸易，培养了训练有素的胜任远洋航行的船员，他们在战时可被征召为海员，成为重要的军事后备力量，所在的商船也可为战事服务。例如，在与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行较量时，就有数量可观的商船参与其中，征兵工作也能及时展开^[27]。

《暴风雨》是英国进行跨大西洋向西推进地理探险活动的文化记录，并非孤立文本，当时描写异国他乡奇闻异事的旅行文学盛行，对虚构文学产生影响，不时出现水手和海员的形象。斯宾塞《仙后》第二卷的冒险骑士该恩是一位水手，该卷序诗提及秘鲁、亚马孙河、弗吉尼亚等美洲地区(Ⅱ.proem.2)，航行、航船等意象不时出现，暗示该恩的冒险旅行就是一次跨洋冒险，第十二诗章叙述他在大海上航行两天(Ⅱ.ⅹⅱ.2)，用36诗节324诗行叙述该恩的经历，充分展示了海上行程的危险处境。该恩骑士在香客的指导下临危不惧，安全抵达目的地。西方学者认为斯宾塞此处的海上旅行叙事受到古典传统英雄冒险故事和西班牙人美洲探险叙事影响^[28-29]，未曾注意到古典传统英雄如奥德修斯需要神的护佑才能顺利完成海上行程，而该恩则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完成了海上冒险之旅。

弥尔顿《失乐园》将撒旦描写成一位具有超级旅行能力的探险者，对地球每个角落的地理位置了如指掌。第九卷叙述撒旦到过黑海、亚速海、南极、巴拿马海峡、恒河、印度河流域等地(Ⅸ.76-82)。在另一处，撒旦的旅程被喻为一艘在辽阔海上航行的商船(Ⅱ.636-643)。撒旦的海上航行投射了弥尔顿时代的水手和海员形象，他们拥有丰富的地理学知识，熟悉航海图，经历过风雨的洗礼，能应付海上的风云变幻。弥尔顿本人就有非常丰富的地理学知识，甚至失明后还托朋友从欧洲大陆购买地图，并告诉年轻人地理学的重要性^[30]。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虽未描写海上经历，但紧张的戏剧场面足可使观众感受到大海风浪的在场。英国另一位16、17世纪戏剧家海伍德对跨洋探险也抱有浓厚兴趣，他不怎么关注海外叙事，但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海员和海上经历。《来自西方的美人》中的海员对同伴说：“我的牙齿坚强，可以细细咀嚼饼干；我的肠胃可以消化风干的涂粉牛排和鳕鱼。”^[31]311这里展现了海上生活的艰辛，也暗示了海员的坚强与隐忍，凭借风吹雨打练就出来的体魄，承受着只有粗糙甚至生虫的饼干、牛排干和鳕鱼干的单调生活。《伦敦高等法官》中拟人化的“荣誉”(Honour)告诫法官们，国家的事业是海员们穿越茫茫大海，历经风暴、暗礁、疾病、海盗的袭击等艰难险阻，冒着危险得到财富，发现了新的地方，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声誉和荣耀^[31]279。海员经历在这里是一种修辞，意即民族和国家的崇高地位是经过像跨洋冒险一般的艰辛努力而获得的，这种修辞手段足见当时海外探险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

斯宾塞在给罗利的信中陈述创作《仙后》的目的是“按照美德和高尚的原则塑造一位绅士或者高贵的人物”，这个高贵的人物是亚瑟，美德和高尚的原则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美德^[12]714-715。诗歌显示这些美德是基督教化了的美德，而非古典传统美德。按斯宾塞的设计，《仙后》共12卷，每卷一种美德，亚瑟王子将具备统领12种德行的高贵美德(magnificence)，成为不列颠的国王。学者们认为，斯宾塞通过美德教育培养高尚的人，体现了英国人文主义传统，特别是《仙后》第二、五、六卷塑造的节制、公正、恭谦有礼是最显著的人文主义思想，但斯宾塞的人文主义思想不同于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理想，它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情怀源于英国新教与西班牙天主教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使得斯宾塞的人文主义打上了宗教不宽容的烙印^[32]。就此而言，虽然斯宾塞继承了古典作家的思想源泉，但他不是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诗人。有学者指出，斯宾塞的伦理目的与英国人文主义者的目标和理想吻合，他构建的英格兰统治不列颠诸岛的政治理想，反映了力图凭借强硬手段实现不列颠帝国梦想的时代野心，力主对爱尔兰实现文化压制以使其臣服英格兰的所谓“先进文化”^[33]。学界从后人类主义视角发现，斯宾塞笔下的人物、动物、植物甚至无机物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明显，诗人的寓言手法可以“将能动性、语言、意志、情感、认知等品质配置给动物、物品、甚至景观，而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甚至每个人物都与动物有关联^[34]。

英国文艺复兴文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有关灵魂之链的学说，相信植物只有营养生长功能，动物虽有本能、情感、欲望等品质但没有理性灵魂，因而被赋予非理性、残忍性等特征，人除具有植物和动物的品质外还具有理性灵魂。既然斯宾塞笔下的人与动物、植物的界限不是绝对的，那么人就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实施动物的非理性残忍行为。西方评论家讨论《仙后》反面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动物性，却忽视了斯宾塞所颂扬的骑士在实现冒险目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非理性残忍行为。事实上，代表基督教文明的美德和体现暴力的骑士武器，已成为斯宾塞无法回避的悖论，但斯宾塞通过抹黑土著人为基督教暴力进行辩护。早期现代欧洲大陆人文主义学者为征服美洲的殖民活动进行辩护，涉及三种立场：无主物(res nullius)论者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没有正确开发和使用土地；基于宗教信仰的立场宣扬征服为传播基督教服务；人种学观点认为印第安人的行为和风俗习惯是野蛮的、不自然的，需要欧洲先进文化进行改造。斯宾塞对这三种观点都非常了解，尤其认同人种学观点，他的《爱尔兰现状一瞥》对此体现得十分露骨，他将爱尔兰政府和爱尔兰人等同于欧洲大陆人文主义学者笔下的印第安人，只有通过暴力方式而非和平方式才能对其进行改造^[35]。

通过暴力方式消灭他者野蛮的、非自然的属性，目的是消灭异己力量的存在，构建英国意识形态中心性。《仙后》第五卷的主题是正义，叙述代表正义的骑士阿提戈尔以仙国女王格罗丽安娜的名义到仙国之外的地方执行正义行为。以这种叙述方式构建仙国正义的中心性，该卷序诗通过呈现基督教末世论景象痛陈当下世界的混乱(Ⅴ.proem.1-9)，但诗歌叙事却显示造成这种末世景象的罪魁祸首并非来自仙国，而是来自异教世界和以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世界的非理性行为。阿提戈尔远征的原因是爱伦娜女王受到暴君格兰托尔托的入侵和虐待，请求仙国女王派出骑士解除她的痛苦和危险(Ⅴ.ⅰ.3-4)。在默林的预言历史叙事中，阿提戈尔与亚瑟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在第三、四卷中，阿提戈尔的拼写是Arthegall，意为与亚瑟同等。就地缘政治而言，爱伦娜和格兰托尔托分别指代爱尔兰和西班牙。根据斯宾塞的设计，仙后女王就是伊丽莎白女王，而后者又是亚瑟王重临英国王位，仙后女王派出阿提戈尔推行正义美德，实为英国女王要解放被天主教控制的爱尔兰，恢复亚瑟王朝时代的不列颠帝国。因此，虽然第五卷没有涉及英国国教，但从与西班牙的对立中仍可感受到英国国教抑或意识形态的存在。第五卷所叙述的非自然的、混乱的、残暴的行为大多指向爱尔兰或西班牙，他们最后无疑都被代表英国王权的骑士一一击败，象征了英国意识形态作为中心位置的确立。这里仅举两例便可管中窥豹。

阿提戈尔踏上征程不久，便遇一个巨人手持巨大天秤，傲慢地向听众吹嘘，他可以不偏不倚称出世间一切事物的重量，甚至可以把大地与海洋拿起来掂量。巨人对万物进行重新度量的目的是确定哪些物体超重多少，然后使其回到原初状态，社稷江山也同理。巨人的话语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傻子、妇女、小孩簇拥在他周围，就像愚蠢的苍蝇绕着蜂蜜罐子，倾听那些无聊的谎言，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好处，获得无法无天的自由(Ⅴ.ⅱ.30-33)。巨人的做法遭到阿提戈尔的反驳，认为他破坏了上帝的神圣法则，缘由是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初就用最精准的尺度对宇宙做了完美安排，万物在运动之中彼消此长，毫发无损(Ⅴ.ⅱ.35-36)。

巨人的目的是改变、摧毁现有等级秩序。有注家认为，巨人故事反映了伊丽莎白时期统治阶层对民众反叛或起义的恐惧^{[12]521, note to stanza 33}。的确，巨人不仅想改变大自然的现存秩序，而且宣称他要镇压那些让人民服从其法律的君主，推翻他们的统治，限制贵族权力，提升平民权力，将富人的全部财富分给穷人(Ⅴ.ⅱ.38)。被巨人吸引的大量民众，在诗人笔下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这与土著贵族领导下起义暴动的爱尔兰平民相似。英国征服爱尔兰始于1169年，1541年爱尔兰都柏林议会通过决议，英格兰国王成为名义上的爱尔兰国王^[36]。但实际情况是，爱尔兰不可能在文化、种族、语言特别是宗教方面与英格兰融为一体^[37]79，时常发生爱尔兰人的反抗和暴动。1556-1557年，奥穆尔(O'Moore)和奥康纳(O'Connor)两大氏族起兵反对英国玛丽女王殖民莱斯特(Leinster)；1560年代沙恩·奥尼尔(Shane O'Neill)反抗英国驻爱尔兰总督萨塞克斯(Sussex)勋爵；16世纪60至80年代芒斯特省戴斯蒙德的菲茨杰拉德家族起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导致该省1/3人口死亡，成为当时最严重的暴力事件。斯宾塞1580年担任英国驻爱尔兰总督格雷爵士的秘书，他生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20年供职于爱尔兰，对爱尔兰的武装暴力十分了解，其生命的终止也与爱尔兰暴动相联系^[38]。16世纪后半叶随着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矛盾的加深，西班牙力图把爱尔兰构建为进攻英国的桥头堡，加剧了爱尔兰的动荡与撕裂。戴斯蒙德的菲茨杰拉德家族在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得到西班牙支持，发动者詹姆斯·菲茨杰拉德(J. F. FitzGerald)流亡西班牙，在劝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出兵爱尔兰失败后，又回到爱尔兰从事叛乱活动^[37]91-92。

早期现代英国人相信自然法则体现了上帝的存在及其神圣目的，英国代表了真正的基督。面对巨人对英国信奉的自然法则的挑战和颠覆，阿提戈尔的随从塔鲁斯用暴力方式消灭了巨人和被他蛊惑的乌合之众(Ⅴ.ⅱ.49-54)。他从悬崖上把巨人扔下大海，那些企图反叛和攻击阿提戈尔的群众被他用威力无比的铁连枷打得四处逃窜。当英国力图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中心地位时，人文主义标榜的美德消散得无影无踪，继之而起的是暴力。

亚马孙女族的故事也对此有所反映。斯宾塞笔下的亚马孙女族淫荡而好战，《仙后》第五卷第4至7诗章叙述了代表正义的骑士们对亚马孙女族的征服。亚马孙女族首领拉蒂贡德因向一位骑士求爱不成而对所有骑士怀恨在心，对凡是路过亚马孙国度的骑士用武力或诡计击败后，让其卸下武器，穿上女人服装，被迫做女人的活计，受尽羞辱和虐待，拒绝服从的骑士则会被绞死(Ⅴ.ⅳ.31-32)。这种有悖基督教自然法则的做法引起了阿提戈尔的极大愤慨，但他在与拉蒂贡德的战斗中因怜香惜玉而成了阶下囚，幸有女扮男装的骑士布里托玛相救才免于一死。整个叙述过程充满对亚马孙女族颠倒男女地位做法的鞭挞和讽刺。叙述者认为，自然法则规定女人应该服从男人的命令和吩咐，一旦她们打破了自然法则，就会变得没有耻辱感，变得放荡不羁，“具有美德的妇女十分清楚，/她们天生就该谦卑顺从，/除非上天将其提升到合法君王的位置”(Ⅴ.ⅴ.25)。除了最后一行诗暗示伊丽莎白女王的合法性外，整个诗节都是对亚马孙女族的谴责。布里托玛动身去救阿提戈尔，叙述者说：“规范自然常理的美德，/世上再没事物比她更为神圣和美好，/天界和凡人对她都一致推崇。”(Ⅴ.ⅶ.1)布里托玛与拉蒂贡德对决，她对后者毫不留情，取下了女族首领的首级，阿提戈尔的随从塔鲁斯也对亚马孙女族进行了大屠杀(Ⅴ.ⅶ.29-35)。攻陷亚马孙女族城堡后，布里托玛恢复了男性统治权，那些男性气质被阉割的骑士得到解放，所谓自然法则得到伸张和恢复。

如果说巨人故事和亚马孙女族故事显示了暴力对构建意识形态中心的必要性，第一卷中的萨梯(Satyr)族人故事则展现了英国新教不战而胜的中心地位。萨梯本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人头羊身，嗜嬉戏，性好色。斯宾塞笔下的萨梯族人生活在森林中，但生性天真单纯。当代表真理的巫娜被红十字骑士抛弃而落入无乐(Sansloy)之手而险被强暴之际，巫娜发出了恐怖的尖叫，引出了居住在森林里的萨梯族人，无乐见萨梯族人长相“丑陋、怪异、畸形可怖”，便落荒而逃。萨梯族人对巫娜表达了同情之意，被她的美所震撼。当萨梯族人看出巫娜对他们的奇怪外表感到害怕时，便用肢体语言安慰巫娜，让她不要害怕。他们匍匐在地上，吻巫娜的双脚，和颜悦色讨她欢心，给巫娜戴上橄榄树枝的头冠，像女王一样崇拜，唱起欢快的牧羊曲。当巫娜被带到他们的住处时，所有萨梯族人都跪倒在巫娜跟前，把她当成森林女神崇拜。在巫娜与萨梯族人相处的日子里，她教导他们真理，让他们别把她当成偶像崇拜(Ⅰ.ⅵ.1-19)。

斯宾塞用“未开化的”“野蛮的”等词汇描述萨梯族人(Ⅰ.ⅵ.11-12)，熟悉斯宾塞散文作品《爱尔兰现状之一瞥》的读者不难理解，这些词汇指涉爱尔兰人。但斯宾塞赋予这些野蛮民族以正面意义，因为他们崇拜代表英国国教的巫娜。巫娜头戴面纱，象征英国国教对天主教视觉文化的抵制，同时教导萨梯族人不要崇拜偶像而应向往真理，这两点足以证明巫娜是英国国教的象征。有评论家认为萨梯族人将巫娜甚至她的驴子当成偶像崇拜，暗示了爱尔兰天主教徒对基督教义的无知^[39]。也有学者指出，巫娜没有遭遇来自萨梯族人的抵制，相反她教他们辨认真理，指导他们学习教义，成功扮演了英国国教代理人的角色^[40]。第五卷有一处叙述爱伦娜被阿提戈尔从代表西班牙势力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后，也有一群人蜂拥到爱伦娜跟前，跪地崇拜(Ⅴ.ⅹⅱ.24)，与萨梯族人崇拜巫娜的情景极其相似。爱伦娜代表了伊丽莎白女王，这个细节暗示了爱尔兰人对英国的顺从^[41]。此外，斯宾塞受到时人有关叙述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的影响，其笔下的爱尔兰人亦等同美洲土著人^[35]。英国将在爱尔兰进行殖民活动视为到美洲进行殖民征服的试验场，那么萨梯族人对巫娜的崇拜就是英国既有和未来的殖民地对代表英国国教的女王进而对英国国教的崇拜。斯宾塞将这些不经过暴力改造就崇拜英国国教、接受英国统治的土著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显示斯宾塞具有不列颠优越主义(British exceptionalism)的殖民思想，其目的是要构建英国意识形态的中心性。

随着地理探险向西推进，英格兰以前的边缘地理位置不复存在，中世纪的T-O地图不再复现英格兰人的焦虑心理。就地理位置而言，不列颠诸岛处于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的中心，这种中心位置在1911年绘制的一幅地图上得到了大致体现^[42]，该图的红色部分代表英国的殖民地，不列颠岛屿正好处于红色地理空间的中间位置。虽然这幅帝国地图距离早期现代英国有300多年，但无疑可用它来描述16、17世纪英国人的帝国梦想。他们东拓西进的殖民贸易活动，通过劳动输出将国内矛盾转移到殖民地和培育海上力量的做法，以及通过暴力或和平方式构建英国意识形态优越论的努力，共筑了不列颠的帝国中心之梦。但也必须明白，英国构建不列颠帝国中心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侵略和掠夺。福柯的地理学思想从理论层面对地理活动的征服性和侵略性进行过概括。福柯认为，地理学通常使用领土、领域、迁移、势力范围、国土、区域、视域等词汇进行表达，这些词汇包含司法、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含义，涉及知识、权力、征服等范畴，其核心是权力^[43]。上述讨论的作品中，无论是历史改写抑或海外探险，都涉及对特定区域的征服、占领、利用，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占领者的意识形态，则是完成中心构建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步骤，人文主义者倡导的美德往往沦为构建宗主国意识形态中心的谎言和借口。帝国构建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构建过程，其中必然涉及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这实际上就是权力进行空间化运作的过程，存在去边界和解除领土设定的权力操作。这种地理权力意识对辨别当下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碰撞和冲突，仍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有学者指出，设立在美国的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及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和华尔街银行家们，已使美国成为世界的帝国中心，9·11事件后，美国利用地缘政治给世界带来的恐惧气氛，单方面地对阿富汗、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以此企图重构和巩固美国的全球利益和中心地位，美国成为带有明显地缘政治和战略野心的新型帝国^[44]。在美国历史上，即使在它发动战争占领其他民族或国家的领土时，也“总是高声宣称自己是共和原则的捍卫者”^[45]。历史总是惊人相似，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叙述英国为构建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方式和办法，在今天的美国仍可看见其黑白分明的影子或清晰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