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0, Vol. 42 Issue (2): 55-65.  DOI: 10.13718/j.cnki.xdzk.202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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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PDF全文]
    胡涛1,2, 张安明2, 杨庆媛2,3, 李佳欣2    
    1. 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长春 130000;
    2.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3. 西南大学 绿色低碳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基于重庆市38个区(县)2000-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等面板数据计算经济密度,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相对发展率等方法探讨经济密度的时空差异特征,并根据Pearson相关系数对其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整体呈上升态势,且渝东北片区总体上要高于其他区域,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一定的集聚效应和峰值效应;②总体差异和组内差异在不断增大,组间差异不断减小,全市整体发展还不均衡;③各区(县)间相对发展率差异性较大,以基础水平和增长速度划分的增长空间中,基础低且密度提高慢和基础高且密度提高慢2种类型区涉及地区较广;④产业结构、技术资本投入强度、城镇化水平和交通区位对经济密度变化影响较强.可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才是适应经济新常态时期的重要途径,将来需科学配置土地资源,达到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关键词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    时空差异    影响因素    重庆市    

    土地资源是城市发展建设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7年58.52%,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使得我国的土地资源利用始终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国土空间开发普遍存在开发利用的低效浪费和违背空间属性的盲目开发现象[1],经济发展与城市土地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已日益成为影响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2].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区域经济的提升不能仅仅依赖于建设用地规模的无序扩张来带动,而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借助去产能、去库存的产业升级等来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土地资源供给的角度看,提升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成为解决土地资源稀缺性问题的重点.城镇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是土地资源利用中的主要内容,是城市人地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反映,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也日渐成为衡量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等相关研究的重要部分[3-4].已有研究中,关于土地经济密度的文献较多,而对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进行研究还较少,该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土地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影响机理[2-8]及其内在驱动机制[9],并作为指标来研究城市用地的经济效益.研究区域多集中在全国层面[10-11]、东中部地区[7, 12]以及典型省份[9, 13-14],对西部地区的相关研究还不足.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国家正通过政策支持,以提升中西部城镇招商引资的水平,促使人口和市场在空间上从东向西转移,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的.重庆市经济发展需求与建设用地有效供给之间的矛盾性也将更为突出,对这一过程中的土地资源利用问题进行研究更具典型性和时代性.因此,本文基于2000-2016年间重庆市38个区(县)的城镇建设用地等面板数据计算其经济密度,采用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和相对发展率等方法,并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研究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区域发展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拟为政府科学调配土地资源、促使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我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带,下辖38个区(县),面积为8.24×104 km2.重庆市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接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重庆市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从功能区域角度已形成主城片区、渝西片区、渝东北片区和渝东南片区四大片区.截至2017年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以9.3%的增速连续3年位于全国前列,总量达19 500.27亿元,人均GDP达到63 689元,同比上年增加8.3%;全市常住人口3 075.16万人,城镇化率64.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

    1.2 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研究,所采用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为单位面积城镇建设用地上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计量单位为亿元/km2.由于本文研究时段为2000-2016年,考虑到计算结果的完整性和可比性,根据《全国土地分类(过渡期间适用)》标准,城镇建设用地采用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及独立工矿用地3种类型用地的集合,其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历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相关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01-2017年的《重庆市统计年鉴》,根据不变价格指数,将其各年份GDP数据统一换算成以2000年不变价格为基期的可比值,以保证价格的可比性.

    2 研究方法 2.1 泰尔指数与变异系数

    泰尔指数与变异系数是分析区域差异动态特征中应用较多的2种统计方法.变异系数主要表示样本数据的离散情况,其最大特点在于计算方法简单明了,同时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给予了较大的权重,对中间经济收入组则给予了较少的注意[15].但变异系数既不能进行因子分解,也无法进行空间分解.而泰尔指数优点在于该指标能将总体的区域差异分解成不同空间尺度的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并能得出2种差异相对于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泰尔指数与变异系数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 T=\frac{1}{n} \sum\limits_{i=1}^{n} \log \frac{\bar{M}}{M_{i}}=T_{{WR}}+T_{B R}=\sum\limits_{g=1}^{G} P_{g} T_{g}+\sum\limits_{g=1}^{G} P_{g} \log \frac{P_{g}}{V_{g}} $ (1)

    式中:T表示泰尔指数;TWR表示组内差异,TBR表示组间差异;n为区(县)个数;Mi为第i个区(县)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M为重庆市平均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Pg为第g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市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Vg为第g组区(县)的第二、三产值占全市的比重;G为组数(G=4).

    $ C_{v}=\frac{1}{\bar{M}} \sqrt{\frac{1}{n} \sum\limits_{i=1}^{n}\left(M_{i}-\bar{M}\right)^{2}} $ (2)

    式中:Cv表示变异系数;n为区(县)个数;Mi为第i个区(县)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M为重庆市平均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

    2.2 相对发展率

    为进一步显示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在研究期内相对于重庆市整体的发展速度,引入相对发展率这一指标来测算各区(县)经济密度的发展水平及发展能力,其计算公式[4]为:

    $ Nich = \frac{{{M_{2i}} - {M_{1i}}}}{{\overline {{M_2}} - \overline {{M_1}} }} $ (3)

    式中:M2iM1i分别为第i个区(县)在研究期末和研究期初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overline M _2}$${\overline M _1}$分别为重庆市在研究期末和研究期初的平均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时空差异分析 3.1.1 空间差异特征

    将2000-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数据转入Arcgis 10.2软件进行空间叠加分析,模拟其空间分布状况,呈现特征如下:

    1) 由2000-2016年比较来看,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图 1-a).直辖以来,重庆市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不断提升,从2000年的1.57亿元/km2增加到2016年的5.27亿元/km2,17年间增长超过3倍,年均增速达7.90%.一般来说,规模收益递增性是城市经济的典型特点,即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会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增加.重庆市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期,其城镇规模化和集聚效应更加呈现,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增加得也更快.

    底图来源于重庆测绘信息地理网“重庆市地图”,审图号:渝S(2015)022号. 图 1 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增长模拟和空间分布

    2) 从2016年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图 1-b),其空间格局已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主要呈现以渝北—綦江为轴线的东西部集聚区,且地区间差距显著.重庆市2016年平均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为5.27亿元/km2,最高的是渝中区,最低的是渝北区,分别为35.58亿元/km2和1.82亿元/km2,差距巨大.其中超过全市平均值的区(县)有20个,这些地区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占全市的41.19%,但其第二、三产值占到全市的57.16%,说明这些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益较高;低于全市平均值的区(县)有18个,这些地区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平均为4.05亿元/km2,仅接近全市2011年水平,表明这些地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提升相对滞后,土地利用效益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 空间峰值效应显著.虽然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已经在区域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一定的集聚效应,但峰值效应在单个城市上还很显著(图 1-b). 2016年,渝中区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为38.58亿元/km2,比第二位的涪陵区高出4.2倍之多,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6.7倍,可以看出重庆市区域不平衡现象还很突出.

    4) 由图 2可知,相对于当年的经济密度值而言,重庆市各片区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在2000年时,整体上由主城和渝西片区向渝东北、渝东南片区逐渐降低;到2016年,转变为由渝西和渝东北片区向主城、渝东南片区逐渐降低,其中渝东北片区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6.30亿元/km2,是同期主城片区(4.37亿元/km2)的1.4倍.这说明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水平不仅与城镇经济发展有关,还与城镇土地利用方式密切相关.主城区由于城市规划及发展的要求,多数体量大的重工业企业向周边区(县)搬迁,尤其是向渝东北片区发展.近几年重庆市主城区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土地利用方式趋于集约的方向发展,而经济密度处于较低水平可能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正处于初步发展或者经济成效不高导致的.

    图 2 2000-2016年重庆市分区域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变化特征
    3.1.2 区域动态差异特征

    1) 区域总体差异不断增加.根据公式(1)和(2)计算得到重庆市2000-2016年的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图 3).由图 3可知,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总体差异在研究期内处于波动提升的趋势.即2000-2010年阶段空间差异不断增大,泰尔指数由0.056 6增加到0.073 9;2011年阶段差异出现断崖式下降;而后2012-2016年阶段继续增大,泰尔指数达到0.091 6的高值.说明城市间建设用地经济效益的差距在逐渐增加,重庆市整体发展还不均衡.

    图 3 重庆市2000-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总体差异变化

    2) 组内差异不断增大,组间差异不断减小.重庆市的区域差异主要由主城、渝西,渝东南和渝东北4个片区的组间差异及各片区的组内差异构成.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从表 1可看出,一方面,组内和主城片区差异与重庆市总体差异趋同,呈现出不断增大的发展趋势. 2000-2016年,组内差异贡献率由83.33%上升到92.18%,具体表现为主城片区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而渝西片区、渝东南片区和渝东北片区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重庆市组间差异值与所占比重呈现出不断减小的趋势,17年间组间差异贡献率由16.67%下降到7.82%.综上表现,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域分布呈现二元格局且差距明显,其原因在于主城片区各区(县)之间经济密度内部差异增大,而其他片区内各区(县)间差异较小,分布较为协调.

    表 1 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动态差异
    3.1.3 区域发展速度差异特征

    由公式(3)计算得到重庆市38个区(县)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相对发展率(图 4),分析发现:①相对发展率差异明显,渝中、铜梁、开州、万州等地区的相对发展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最高的渝中区为10.16,是最低地区渝北区(0.41)的25倍;②相较于2000年,原来经济密度较高地区的相对发展率出现差别,渝中、涪陵、合川、开州4个区仍维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铜梁、万州等地区发展速度则开始降低.而经济密度基础开始较低的彭水县,其相对发展率提高较大,从而呈现新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空间分布格局.究其原因主要是铜梁、万州等地区刚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近几年供地量大,从供地到有产出有一定时间差. ③大渡口、江北、北碚、长寿、黔江、酉阳等区(县)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基数大但相对发展率缓慢,存在土地利用效益不高的现象.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与地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同. 2000年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渡口等区(县)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不断增加,但这些地区建设用地还处于高投入、低产出阶段,呈粗放利用趋势,对土地的投入主要以劳力和资本为主,表现为劳力资本型集约[16],说明这部分区(县)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仍有极大的利用潜力.

    图 4 2000-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相对发展率
    3.2 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增长空间类型分区

    通过对比2000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平均水平(1.63亿元/km2)、2000-2016年各区(县)经济密度的年均增长率和全市水平(9.38%),本文将重庆市38个区(县)单元归成4类(图 5),分别为:①基础高且密度提高快类型区.该类型区只有渝中和长寿,其2000年经济密度达到3.98亿元/km2,17年间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面积65.24 km2,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提高845.68亿元,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年均提高11.87%;②基础低且密度提高快类型区.该类型区有大足、綦江、荣昌等14个区(县),其2000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为1.06亿元/km2,17年间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面积256.58 km2,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却提高2 781.83亿元,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年均提高12.09%;③基础低且密度提高慢类型区.该类型区有九龙坡、南岸、渝北等8个区(县),其2000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为1.20亿元/km2,17年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了475.36 km2,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却提高2 263.03亿元,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年均提高8.69%;④基础高且密度提高慢类型区.该类型区有大渡口、江北、沙坪坝等14个区(县),其2000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为2.10亿元/km2,17年间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面积561.83 km2,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提高4 141.62亿元,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年均提高7.10%.根据上述类型分区,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增长空间包含的基础低且密度提高慢类型区及基础高且密度提高慢类型区区(县)数较多,面积较大,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情况不容乐观,应予以重视.

    底图来源于重庆测绘信息地理网“重庆市地图”,审图号:渝S(2015)022号. 图 5 2000-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增长类型区
    3.3 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变化是城市人口、产业、市场、科技、交通等要素互相影响的结果[5].已有文献[3, 7-10]多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对不同区域土地(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人口数量、经济活动规模、交通区位、科技进步、市场环境、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经济密度高低具有明显作用,但较系统的研究还未形成.为深入探索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变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作用关系的程度及方向,结合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取性,本文选取城镇人口密度、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强度、劳动力投入强度、技术投入强度、城镇化率和交通区位7个方面对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变化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具体表征指标分别为:单位建设用地上的城镇人口数量(人/km2)、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率(%)、单位建设用地上的固定资本投资额度(万元/km2)、单位建设用地上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人/km2)、单位建设用地上地方财政科教投入(万元/km2)、城镇化率(%)、公路里程(km).

    通过SPSS 20.0软件对上述指标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并在α=0.01和α=0.05的显著性下进行了双侧检验.理论上由于重庆市各区(县)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各影响因素在2000-2016年间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为消除不同年份、不同区域面板数据之间的差异性,要进行显著性检验.在面板数据分析中,判断模型相关性效果主要看其显著性值(sig.值),通常情况下,sig.值<α值,表明参数估计的置信度越高,2变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很显著;反之,sig.值>α值则表明解释变量间不显著.

    全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与各因子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表 2):①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强度、技术投入强度、城镇化率和交通区位是影响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变化的主要因素,5项指标均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②资本投入强度与经济密度的相关系数达到0.996,在0.01置信水平下极其显著相关,说明资本投入强度是增加经济密度的关键因素;③劳动力投入强度与经济密度表现负相关性.重庆市经济发展方向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已开始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转化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虽然劳动力是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投入,但目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已不突出,反而劳动力过剩投入在一定情况上会限制区域经济发展速度;④城镇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呈负相关,且影响力较小.这主要是因为重庆市属于中西部快速发展区域,主城及周边区域人口密度较大,但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人口密度较小,整体上对单位面积的经济总量影响不够突出.

    表 2 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主城片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与各因子相关性分析显示(表 3):①在0.01置信水平下,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强度、技术投入强度与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2,0.99和0.954,均达到显著水平;②城镇化率与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相关性较弱,说明重庆市主城片区当前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于产业结构、技术投入强度与资本投入强度的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其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③城镇人口密度与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呈较强负相关,结合技术投入强度、资本投入强度与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显著正相关来看,主城片区的经济发展已从劳动密集型导向转变成为资本密集型导向.

    表 3 主城片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渝西片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与各因子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表 4):①与重庆市相似,产业结构、技术投入强度、资本投入强度、城镇化率和交通区位在0.01置信水平下与经济密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1,0.986,0.977,0.894和0.901,5项指标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其已成为渝西片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力;②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与劳动力投入强度、城镇人口密度二者呈负相关性,说明目前渝西片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倾向于技术资本的投入而非人力的投入;③城市化率与产业结构呈显著正相关性,说明产业结构是推进渝西片区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与资本投入强度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与劳动力投入强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说明渝西片区向第二产业投入了较多的资本,而第三产业则集聚了更多的人力资源.

    表 4 渝西片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渝东北片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与各因子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表 5):①在置信0.01水平下,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强度和技术投入强度与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5,0.994和0.982,三者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表 5),说明三者是助推渝东北片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②劳动力投入强度对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变化影响不大,且呈较小的负相关,说明经济发展逐渐向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型;③城镇人口密度与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之间相关性较弱,说明人口数量对区域3经济发展影响力不大. ④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率之间在0.01置信水平下表现为显著性相关,说明该区域仍然以二产为主导产业.

    表 5 渝东北片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渝东南片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与各因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6)显示出:①所有指标都表现为正相关,说明在渝东南片区各项指标均有助于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增加;②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强度、技术投入强度、城镇化率和交通区位与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相关系数均达到0.9以上,是其变化的主要驱动力;③尽管城镇人口密度和劳动力投入强度也影响着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但其影响力远远小于其它因素,说明渝东南片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资本投入强度的提高,人口因素对提高地区经济增长影响较小.

    表 6 渝东南片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变异系数、相对发展率及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对2000-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1) 2000-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整体上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但区(县)间经济密度差距显著,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密度还位于平均水平之下,且不同片区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也存在一定差别,渝东北片区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总体上要高于其他区域.空间分析显示,区域空间格局集聚和峰值效应显著,主要形成了以渝北—綦江轴线的东西部集聚区和渝中为主的峰值区,说明重庆市经济密度的区域不平衡性还较突出.

    2) 区域差异动态特征表明,2000-2016年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总体差异呈波动增大的趋势,城市间建设用地经济效益的差距在逐渐增加,重庆市整体发展还不均衡;从四大片区来看,其组内差异不断增大,组间差异不断减小,说明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域分布呈现二元格局且差距明显,其原因在于主城片区各区(县)之间经济密度内部差异增大.从各区域相对发展率差异特征看出,2000-2016年重庆市各区(县)间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相对发展率差异较大,原来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较高的区(县)相对发展率出现分异,从而呈现新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空间分布格局.对重庆市各区(县)经济密度增长空间类型分区表明,17年间重庆市各区(县)经济密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基础低且密度提高慢类型区和基础高且密度提高慢类型区包含的区(县)数较多,面积较大,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不容乐观.

    3) 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强度、技术投入强度、城镇化水平和交通区位对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说明随着技术资本投入的增加、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第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交通区位的改善,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也会得到相应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益逐渐改善.

    4.2 讨论

    当前重庆市经济密度的不平衡发展表明,通过城镇建设用地资源的盲目扩张和粗放利用来换取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需求,以渝东北片区为代表的寻求土地利用高效集约化才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有力手段.因而,追求节约集约的土地利用才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将来须科学配置土地资源,以达到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本文仅从较微观尺度对区(县)级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进行探讨,未来可以采用较大的城市群或经济区尺度,做进一步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另外,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等传统计量方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区域差距的变动,但不能有效展现这种差距的动态性与长期演变趋势,要深入揭示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还要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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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of the Tempo-Spatial Featur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conomic Density in Chongqing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m
    HU Tao1,2, ZHANG An-ming2, YANG Qing-yuan2,3, LI Jia-xin2    
    1. Changchu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hangchun 130000,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3. Green Low Carbon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economic density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38 districts/counties of Chongqing from 2000 to 2016,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nsity are explored with the methods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Theil index and relative development rate, so as to mak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ts change according to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economic dens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Chongqing is on the rise, and is generally higher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than in other regions of Chongqing, showing an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a peak effect in its spatial pattern distribution; that the overall and the intra-group differences are steadily increasing and the inter-group difference is decreasing,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s uneven; that the relative development speed between various districts/counties is quite different, and two types of areas-one with low basic-level density and slow density increase and the other with high basic-level density and slow density increase-cover a wide area; and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capital input intensity,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density.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that intensive land us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period of econom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allocate land resources to achieve a level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conomic density    tempo-spatial feature    influencing factor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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