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Vol. 44 Issue (3): 161-167.  DOI: 10.13718/j.cnki.xdsk.2018.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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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松井石根的南京之行及其责任    [PDF全文]
    唐军, 张生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两次到南京。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境中,对于这段史实,却有不同的表述。挥兵占领“敌国首都”南京时,松井洋洋自得,对已经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态度是“在所难免”,故作姿态而实际并未严明军纪。而当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究其作为甲级战犯的战争责任时,松井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反复声明自己已经尽责,企图与南京脱离干系,但在起诉方的质证下全面“失守”,渎职之责暴露无遗。松井的南京之行,需要面对“他者”的印证,兼为上海派遣军参谋长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方证人的饭沼守的观察和陈述,生动地体现了场境转换的影响。对松井石根南京之行三个方面不同的描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丰富的历史之维,也体现了历史记述和书写的复杂性。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松井石根    南京之行    饭沼守    东京审判    

    1947年10月14日,原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宣誓证词作为辩护方2738号证据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法庭采纳,编为3498号书证。

    在这篇洋洋洒洒12大点、经松井本人及其辩护律师伊藤清反复斟酌的宣誓证词中,松井关于其南京之行,只提到一次,且通篇都是推诿之词。关于南京大屠杀,松井不仅声明此为他第一次听说,还声称其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已经尽责,但南京仍然发生“不幸事件”,对此他特别指出三条免责理由:“日军攻占南京时,我正在苏州卧病在床; 而且我只在南京呆了五天,就离开了; 作为华中方面军的司令,我对前线的官兵没有直接的指挥权。”[1]

    率军占领南京、并且两次去南京处理相关事宜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果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话,历史真的得改写。

    松井的南京之行真相如何?为何松井前后叙述差别巨大?当时在场的人如何记述松井的南京之行?不同表述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南京之行与松井本人的命运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本文深入到不同历史场景的叙述之中,从特殊的视角探索松井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责任,敬请指正。

    一、松井日记:粉饰的历史“原境”

    松井留有《阵中日记》,这是他南京之行的原始文本。

    1937年12月17日,天气晴朗。中午12:30,松井从汤山出发,下午1:25,抵达中山门外。1:30,松井策马入城。“从中山门到国民政府的道路两边,站满了两军(按:指华中方面军所辖之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代表的队伍。他们在师团长的指挥下,列队排在道路两旁。我一边对他们进行检阅,一边驱马前进。对于眼前从未经历过的盛大场面,真是感慨万千啊。”[2]150

    松井当然知道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一举一动充满了仪式感。到达国民政府后,见到了先行入城的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互相祝贺后,来到前庭集合。举行升国旗仪式后,全体向东方遥拜。松井带领大家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由于感慨至极,以至于在高呼第二声时,竟然因哽咽而发不出声了”,第三声时,松井“运足劲头高亢洪亮地高呼出来”。之后,师团长以上人员合影留念。与参加列队的各队长欢宴,同饮昭和天皇赐予的清酒。长谷川清再次带领大家三呼万岁[2]150

    12月18日上午,松井会见了各师团的参谋长,专门就严肃军纪风纪进行了“训话”。军纪风纪问题提上日程,说明松井知道南京出现了特别的状况。下午,日军1万余人在机场举行“祭奠忠魂仪式”,松井主祭,豪情满怀,并赋诗二首“供于灵前”。祭奠仪式前,松井对两军参谋长、师团长发出“训示”[2]151

    19日,松井登上北极阁和清凉山,瞭望南京。并忙于回复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贺电。

    胜利的荣光之中,松井听到了特别的信息——“城内的国内外人员还心存恐惧”,他却不以为然地认为强奸和掠夺是在所难免的行为[2]153。松井此举清楚地显示了他对日军暴行的态度,也透露了他强调军纪风纪的认真程度。

    12月21日上午,松井视察了下关。松井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了下关一带尸体遍布,一片狼藉的惨景[2]153。当天下午,南京城内的外国侨民就日军在南京全城的暴行向日方提出抗议(详见后文),松井在场,但他并没有记入日记。22日上午,松井离开南京前往镇江、江阴、上海。

    松井离开南京,而南京的阴影如影随形。其12月26-28日记记录道:“听说南京、杭州附近又出现了抢劫、强奸情况”,松井说自己派出幕僚去“严厉打击”“还要处分责任人”[2]156。但是情况并不乐观,29日,松井对南京的情况“痛心疾首”了,日军又开始抢夺外国驻南京使领馆的汽车和其他财物。在松井看来,日军的抢夺行为既愚蠢又粗暴,并直言日本军人的声誉尽因此事而毁,乃派出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前去南京处理当事人和责任人。松井特别“敏感”地提到了上海派遣军的问题,他隐晦地说,“特别是上海派遣军,因为该军是殿下(按:指昭和天皇皇叔朝香宫鸠彦)统率的,这事关系到殿下的仁德,所以我打算严厉处理此事”[2]156-157

    1938年1月6日、7日,松井两次提到军纪风纪问题,他很乐观,“可以断定今后不会有大的忧虑了。”别人也给他带来了想听到的话——“军纪风纪已逐渐严肃起来”[2]160-161。然而,这只是幻象,1月24日,参与占领南京的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奉调去北方,经过上海拜见松井,“当他谈到部队中的掠夺现象时,竟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连松井都嫌他“粗鲁”[2]160

    1938年2月6日,此前一直忙于扩大战局、树立伪政权的松井石根从上海再次赶赴南京。这次松井对自己、对自己统率的这支日军都很失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队军纪风纪的松懈尚未彻底恢复,二是军官碍于情面对部分违纪行为置若罔闻,姑息纵容。一到南京,朝香宫主动向松井谈到了日军的军纪风纪问题,并说原因出在第十六师团长及其部下身上[2]175

    2月7日,日军在南京举行50天慰灵祭仪式。松井自承两次“慰灵”心情大为不同,“今天我一直沉浸在悲愤中,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也许是因为自从占领南京城后,部队的种种胡作非为以及其后的地方自治和政权树立工作进展的不顺利,才使我如此悲哀”[2]176。承认日军自占领南京以来胡作非为,松井以前所未有的“坦率”,结束了自己的两次南京之行。其第二次南京之行,实际上是对第一次南京之行所了解事实的再次确认。8日,松井飞离南京,不久被解职回国。

    稍后形成的《支那事变日志拔萃》是松井的总结和回顾,其记载反映了松井的反思。关于南京大屠杀,松井分析了它之所以产生的两个原因:残酷艰难的战斗催生日军强烈的仇视情绪; 日军给养和其他战时物资未能得到有效补充。

    可以看出,当时的松井并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他只是强调“事出有因”。松井对自己的责任也有明白的认识,“因为我在最初阶段没有彻底监督各部队长”[2]194。这一说法说明松井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初的所谓严明军纪只是虚应故事,也呼应了他的所谓“在所难免”。

    通过梳理松井石根的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出,战时的松井,明确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他在两次南京之行中,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且由于其本人的责任,所谓的整饬军纪,没有实际效果。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战时,松井已经在日记中为自己推卸责任。他说:“为此,我在入城后的第二天(12月17日)(按:原文如此,应为18日),特地召集了各部队的将校,严厉地训斥了他们,并要求他们采取善后措施。严格命令将校们要根据法律严格审判犯罪者。然而,这些坏事都是在混乱的战斗中发生的,因此,没能对所有肇事者进行审判也是无可奈何的实情。”[2]193-194

    松井的粉饰之词,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在并没有人追究其战争责任的当时,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以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至少可以明确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当时的欧美主流媒体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全面的报道,英美德等国政府、民间机构和人士对日军在南京造成的损失提出了索赔,南京大屠杀成为国际事件[3-4]。另一方面,正如后来担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畑俊六向陆军大臣提出的:由于日军军纪风纪败坏,发生了部队最为忌讳的抢劫和强奸行为,因此,应该用现役士兵替换预备役士兵。另外,松井也应该由现役军官替换:“(松井以下)军司令官、师团长也有必要分批由现役军官替换。”[2]1这说明了松井最终被撤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

    松井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战后,松井作为甲级战犯被推上审判台。南京之行,是起诉方质证的重点。

    二、从南京到东京:松井南京之行的“他者”饭沼守

    松井石根的南京之行,始终有“他者”的观察、记录和备注。这些“他者”记录可分两类:一是当时日军将士的近距离观察和记录; 二是东京审判时日方证人的证言和陈述。这些语境各异的备注丰富了松井南京之行的内容,也最终影响了对松井的责任认定。

    战后,原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因政治原因,从公众视野消失; 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已病死; 原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因飞机失事已在战时死亡。曾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的饭沼守,在资历和经历上恰好兼为这两类“他者”的代表。

    大屠杀尚在高潮,松井急急忙忙要举行“入城式”,让南京日军很不“方便”。饭沼守记述到,1937年12月16日,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甚至说过不能承担责任的话”[2]207。松井借入城炫耀“功业”的意图,当时的日军高级军官们心知肚明。从松井手上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对饭沼守说:“程序搞得简单,有夺取松井大将功劳之嫌。”[2]208朝香宫的“自我批评”,却透露了其内心的揣度。

    为了显示方面军司令官之威,松井17日晚通知第二天要在华中方面军举行参谋长会议,讨论“策划宣传以及安抚工作”,因涉及统一指挥,师团参谋长也要参加。另外,在慰灵式之前,松井将对军司令官和各师团长进行“训示”,也通知了大家(因为涉及皇族朝香宫,松井在自己日记中只说对两军参谋长、师团长“训示”,见上文)[2]208

    18日对参谋长的训示,松井提到了“军纪、风纪”(见上文),据饭沼守的观感,“根据内容,有时候军司令官会没面子”[2]209。饭沼守本是松井的直接下属,成为朝香宫下属后,站到了后者的立场上。涉及南京几十万居民和俘虏命运的事,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让朝香宫“没面子”。因为没有采取严格有效的措施,松井的“训示”成为具文,饭沼守19日日记记述了日军的某些罪行,诸如在中山陵放火燃烧建筑物,强行闯入难民区进行强奸,抢劫英美使领馆的卡车等[2]210

    松井还在南京,但直到松井离开,饭沼守再也没有提到他,满纸都以“殿下”为中心。其日记记录了正在持续的大屠杀:当荻洲部队的山田支队(原注: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一〇三旅团)用刺刀分批处置俘虏时,由于俘虏众多,并同时被押送到同一地点进行处置,期间造成了骚乱的发生,最后日军不得不使用机关枪进行扫射,此举导致一些日军官兵同时被打死[2]212-213

    松井走后,南京大屠杀继续深化,饭沼守日记也有很多记载。比如,12月30日日记提到,朝香宫召集附近日军军官,“要求进一步严整军纪风纪,特别是对外国公馆的违法行为”。同一天,中山宁人奉松井之命前来南京整饬军纪,其最终的举措,只是向饭沼守个人传达了发生在外国公馆的违法行为和其他违反军纪的行为,饭沼守表示“愧疚难言”[2]221-222。1938年1月6日,松井召集两军参谋长,其中就有饭沼守,松井“就两军军纪风纪问题,进一步敦促他们严整军风”[2]160

    但也只是表示愧疚而已。2月6日,松井再次来到南京,饭沼守前往迎接。在第二天的慰灵式上,饭沼守记录的松井讲话与松井本人的日记若合符节:

    最后由松井军司令官向全体队长发表以下内容的训示: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洋洋得意的,第二天举行慰灵式亦是此气氛,然今天只有悲哀。50天来,发生了许多不轨之事,以至将阵亡将士建立的战功诋毁了一半,此时以何脸面面对这些英灵。[2]239

    饭沼守再次说自己“满怀愧疚”,但松井貌似沉痛的讲话显然并未影响南京当地日军的心情和认知。在随后举行的恳谈会上,谈及松井训话,“满是凯旋气氛”。8日,松井拍照留念后,离开了南京[2]239-240

    饭沼守是松井南京之行和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其日记不仅记录了日军暴行的细节,也记录了松井的南京之行和这些暴行的关联。但战后东京审判,他作为被告证人出庭,却公然伪证,不仅松井的南京之行被其尽行隐去,而且构建出一个令行禁止的松井形象:

    1937年12月2日,上海派遣军接到占领南京的命令,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将军就占领南京发布了详细指令。我作为参谋长,向松井麾下各部队传达了命令,同时告诫他们“要以宽容仁慈之心对待中国军民(假如他们不抵抗的话),要善待保护他们。”

    ……

    进入南京后,也有人向松井将军报告了抢劫和暴行的案例。他对于这些屡禁不止的行为也非常抱歉。他命令军官尽最大努力严防此类事件的出现,并坚持对违法者严惩不贷。结果,这些违法者都受到了惩罚。之后,有关方面严格地执行军纪。我甚至听说16师团对法务部门的程序提出抗议。[5]461

    饭沼守为了保护松井,说自己做梦也没有听说过“所谓的成千上万被屠杀的尸体”,更没有向松井报告过这些事。

    至于南京难民营的管理问题,我命令16师团守护此地安全。只有持通行证的人和守卫此地的宪兵才可以进出。因此,我相信这个地区不可能被集体地、系统地、持续地侵扰。我也未曾听说或见过起诉方律师所证明的那些事情。我也从未向松井将军汇报过这些事,因此很自然他也从未听说过此类事件。[6]

    饭沼守反复提到16师团,好像该师团是日军军纪严明的榜样。其实,就像松井日记已经透露的那样,16师团是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中岛今朝吾作为师团长在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 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 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7]220饭沼守派这样一支部队看守难民营,结果可想而知,也可见饭沼守对所谓严整军风的实际态度。至于16师团管控下的南京治安实况,又是另外一番“盛景”,日军各支部队划定的管辖区域根本形同虚设,他们任意闯入这些辖区的民宅进行抢劫,抢钱最为普遍。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法币比日元值钱,因此日军中有专门以抢劫法币和各地银行金库的“行家”,他们将抢到的金钱送到上海兑换成日元。新闻记者和汽车司机是这些“行家”的中介人,上海也有一批靠此牟取暴利的掮客[7]226-227

    饭沼守的弥天大谎,最终落实到松井对南京日军暴行并不知情,这和松井本人的自我辩护思路如出一辙。形同串供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有待于将来的历史学家继续努力的。

    三、东京审判:重构的南京之行及其幻灭

    松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诉荒木贞夫及其他”的大案中,其甲级战犯的身份,使松井深知自己可能的命运。作为占领国民政府首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松井知道必须对此事有个交代。

    强行重构一段历史,使之对己有利,不仅要说谎,还要使得它看上去合情合理。其时,松井的《阵中日记》并没有被起诉方掌握,所以,松井颠倒黑白,尽情挥洒其想象力。他说:

    依据我国政府的“尽量使战争不扩大化”的政策,而且长久以来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尽量在日中之间实现合作和共同繁荣,于是我在南京之战中一直警惕,不要把这场战争变成对整个中国人民的战争。如前所述,我在上海的作战经验也使我愈发感觉到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性。有关我在维持军纪和道德方面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其他有助于强化纪律的行动,我就不多说了,证人中山作证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

    其实,战时松井一直反对军部的意见,强调要扩大战事,并要求各军为此做好作战准备[2]160。而派出中山宁人,如前所述,并不是“预防措施”,而是迫于已经发生令其“痛心疾首”的既成事实。

    在《阵中日记》和《支那事变日志拔萃》中,松井就日军的“胡作非为”做了记述和分析,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战犯身份做脱罪陈述,一方面寻找新的替罪羊。松井声称,尽管自己小心谨慎,但不排除某些日军官兵因为冲动而犯下令人不快的暴行的可能。松井特别指出,日军攻占南京之时,自己正在苏州养病,对于日军违背命令的胡作非为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报告,因此并不知情。直到12月17日,松井说他才从宪兵司令那里首次得知此事,他立即下令严查,并要求对罪犯严惩不贷。松井同时辩称,战时中国军队和一些暴徒浑水摸鱼,趁机抢劫和施暴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南京陷落时,他们犯下的罪行不在少数,因此让日本官兵来承担所有的犯罪责任是有悖事实的。”[1]

    松井在证词中承认,一到南京就从宪兵司令那里听到了日军暴行,这比其日记还要详细。但接着就提出了其日记中也没有想出来的“思路”,把中国军队和违法分子说成南京暴行的主角之一,企图以此来“分担”日军官兵的责任。

    松井说:南京战役中,“大量”中国百姓和士兵因为枪炮袭击而伤亡是可能的,但对起诉方所谓“有计划的屠杀”不敢苟同,说日军下令并放任屠杀“只能是诽谤”。至于他自己,尽心履责,“然而,令我遗憾的是,由于紧张的战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1]

    松井证词没有说到自己的第二次南京之行,他提到自己由宁到沪后,曾经派人对南京城里的谣言进行彻查,并下令严惩罪犯。此后直到离任,都没有再接到任何有关大屠杀的正式报告[1]

    对照松井的日记,其重构的南京之行可以说是满纸谎言,检察官诺兰负责质证,他的主攻点不是松井有无发布命令,而是松井是否对南京大屠杀知情。诺兰追问松井证词中所说令人不快的罪行包括哪些?松井谎称他是从记者那里得知,而且所谓的罪行具体是指强奸、抢劫和谋杀。“记者”这一信息来源是新的,诺兰再次追问松井从何处得知,松井明确系来自“宪兵”。诺兰追问松井,是否还有其他消息来源?松井承认“听到了性质相仿的报告”,消息来源是日本驻南京领事,这和1937年12月21日南京外国侨民向日本驻南京领事田中递交抗议信是吻合的。松井根本没有将这些内容写入宣誓证词,检察官诺兰对此提出疑问,松井又辩称他把这些消息当做传说来接受的。松井在证词中提到派参谋中山前往南京处理局势,而这个中山宁人在宣誓证词中指出,松井除了外交官,还从军和师团指挥官处获知情报。诺兰问其为何不说,松井辩称,消息来源包括军指挥官,而不包括师团指挥官,且根本不包括暴行。诺兰接着质问松井有没有从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处获知日军的南京暴行,松井承认塚田攻确实有向他报告过此事,但塚田攻的消息来自宪兵。诺兰问参谋本部是否与松井交涉过相关情况,松井承认早在1938年1月底,日军参谋本部的一位少将曾当面向他汇报了东京当局对南京暴行的忧虑。

    经过诺兰的质证,明确了松井通过多种渠道得知日军南京暴行这一基本事实。其所供认的宪兵、日本领事、记者、日军高级军官、参谋本部乃至东京当局等消息来源,清楚地证明松井所云不知情根本是说谎。

    多种消息来源确认之后,诺兰深入到松井南京之行的具体行为上,问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是否听到有关“抱怨”,松井又回到不知情的立场上。然而当诺兰诘问,为何一到南京立马召集军官的时候,松井却脱口说出他早在12月17日已经收到有关南京暴行相关报告的事实。在诺兰追问中,松井承认,“自我们进入南京城后,大多数暴行就开始了”。法庭上,在华美侨马吉和贝德士陈述了日军南京暴行持续6周的证词,松井对此仅表示知道而已,但不相信。诺兰提出反证,松井本人1938年1月曾经派遣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前往南京调查外国侨民的抱怨,检察官方面已经掌握这份报告,松井强词夺理,说日高没有向他报告。

    诺兰鞭辟入里的质证,实际上不断解构松井对南京之行的重构,并向法庭建立了松井之行和南京大屠杀的关联,其范围,甚至超出了松井日记的记载。检察方的莫罗曾于1946年3月审讯过松井石根,问其是否在南京之行中看到过死去的市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尸体,松井说尸体都被清理掉了,他只在南京的西门看到一些死掉的中国士兵。诺兰当场提出质证,松井不得不谎称忘记是否这样说过,但又说尸体被拖走是他想当然[5]420-442

    可以说,一个对南京大屠杀充分知情、且目睹南京大屠杀现场的松井,在诺兰的质证中显露无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不否认松井石根向其下属发布过有关军纪风纪的命令。松井明知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暴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依据,其判决指出:

    ……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显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采取措施,那些能抑制这些暴行的措施。……众所周知这些命令(按:指松井发布的命令)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辩护方为其辩护说,那时他正在生病。但是在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他的疾病没有阻止他履行军事指挥权,也没有妨碍他在城内发生这些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天之久。……他既有权力,也有义务控制住他的军队和保护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须为他的渎职行为承担刑事责任。[8]

    松井的南京之行及其责任,经过东京审判,已经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法律事实。

    四、余论

    松井石根12月17日在南京举行入城式的场面之“盛大”,在南京的外国侨民没理由不知道。但是,外国侨民们很失望,他们此前要求希望恢复秩序的愿望没有实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12月18日指出:“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9]158

    暴行在松井石根号称不断发布“严格纪律”、其本人就在现场的情况下愈演愈烈,1937年12月21日下午,南京城内14位欧美侨民有感于日军的暴行给南京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在鼓楼医院门口集中,排队行进至附近的日本大使馆,向领事田中递交了由全部22位外国侨民签名的紧急呼吁书,要求日方“本着人道主义原则”,立即采取如下措施:

    1.制止在城市大部分地区纵火,以免尚未被毁坏的其余城区继续遭到肆无忌惮地有组织的破坏;

    2.一周来,日本军队给城市造成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这种破坏秩序的行为必须立即得到制止;

    3.抢劫和纵火已经使得城市的商业生活陷入停顿,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拥挤在一个大难民收容所里,鉴于这一情况,同时考虑到国际委员会的粮食储备只能供20万难民食用一周这一事实,我们在此紧急呼吁,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恢复安宁和秩序,恢复市民的正常生活环境,补充粮食和燃料储备。

    目前的状况必将在短时间内导致饥荒。

    我们别无请求,只请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安全和食品![10]28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集体抗议中,松井在场,“他和我们大家握手致意。”拉贝1937年12月21日日记,(德)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第189-192页。拉贝说南京全体外国侨民参加了抗议,另一个在场者美国人说14人前往,递交了22人签名的抗议信,见费吴生1937年12月21日日记,章开沅等编:《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页。可以说,这些外国人是松井南京之行另一个维度的证人,他们告知了松井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出的那样,南京大屠杀并未因此而停止。一个明明在南京大屠杀历史中“在场”的人,十年后却说自己第一次听说,只能说这次“在场”让其十分困扰,最终作为甲级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当然,松井的南京之行也提示了历史书写的艰难和乐趣——历史资料制作者不同立场、不同用意、不同角度、不同重点的记述,既诱惑了史家的兴趣和知识追求,也会故布疑阵引人入彀,对史家的“才学识德”[10]220、219形成严峻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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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MTFE EXHIBIT No. 3498, Rg238, Entry14 (PI-180), Box301, Location: 190/10/25/1-9[Z]. National Achieves Ⅱ of USA, Maryland.
    [7] 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 南京战史资料集Ⅰ[G]. 东京: 偕行社, 1993.
    [8] IMTFE EXHIBIT No. 3498, Rg153, Entry169, Box8, Location: 270/2/21/03[Z]. National Achieves Ⅱ of USA, Maryland.
    [9] 张宪文.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13册[G].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10] 约翰·拉贝. 拉贝日记[M]. 本书翻译组,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Iwane Matsui's Trip to Nanjing and His Responsibilities
    TANG Jun, ZHANG Sheng
    Abstract: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Iwane Matsui, the commander of Japanese army in Central China, went to Nanjing twice. However, there were different statements about this historical fact in different time and situations. When Japanese army occupied Nanjing, the capital China, Matsui was very contented and held that the Nanjing Massacre was inevitable. He did not enforce and maintain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However, when the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held him responsible as Class A war criminal after the war, Matsui declared that he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assacre. He insisted that that he had done his duty in an attempt to wash his hand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However, under the evidence of the prosecution, his dereliction of duty was exposed. Matsui's visit to Nanjing required the reflection of "the other". The observ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Iinuma Mamoru, Shanghai military chief of staff and the defendant witness to the Far East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vividly reflected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scene. The different descriptions of Matsui's trip to Nanjing reflected the rich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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